碑文、墓志铭，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文体，“自后汉以来，碑谒云起。”可见在东汉，这种文体已非常盛行。古人仙逝，其家人及门生故吏往往不惜重金为其撰写碑文、墓志铭，目的是叙其功德，褒扬忠烈，以便“信今（取信于当世）传后（流传于后世）。”随着这种风气的转盛，一批写碑志文的文人也应运而生，比如蔡文姬的老爹蔡邕就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墓志铭专家。此风至唐更盛，家里死了人，千方百计要请名人写碑志；而一听说谁家死了人，许多人争抢着要为人家撰写碑志，市场异常火爆。当然，写不能白写，报酬一定是少不了的。当时没有稿费一说，聪明人就给这种报酬起了一个很雅的名号，叫做“润笔”。润笔之丰厚，使不少文人趋之若鹜，如初唐的王勃，盛唐的李邕、王缙等都堪称专家。
韩愈文章写得好，名气大，自然是求撰者不绝于门。求的人多，写的自然也多，相应地，润笔也得了不少。不言而喻，也会引起一些人的羡慕或嫉妒。现存于韩愈文集中的碑志文，如果加上祭文的话，总数在百篇左右，占其全部文章的四分之一还多。因此，后世遂有韩愈谀墓得金之说。所谓“谀墓”即是阿谀墓中的死人。阿谀死人，隐恶扬善，活着的人自然高兴，也就乐意多付“润笔”。后世说韩愈“谀墓”，无非是说韩愈人品不好，贪财好货，违心地说死人好话。
那么，说韩愈“谀墓”起于何时、何人呢？这事还得追究到李商隐。李商隐有一篇文章叫《齐鲁二生》，其中之一便是韩孟诗派中的怪诗人刘叉。文中讲刘叉“亦一节士”，“任气重义”，后因饮酒杀人，“变姓名遁去。会赦得出，后流入齐、鲁，更折节读书，能为诗歌。”后刘叉到长安，生活拮据，“穿屐破衣，以寻常人乞丐酒食为活。闻韩愈接天下士，步行归之。”当他离开韩愈家时，见韩的案上有钱，“因持案上金数斤而去，曰：此谀墓中人所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不如给我老刘拿去花吧）！”此文一出，韩愈“谀墓”之讥也就不绝于耳了。
韩愈的钱即使全是润笔，在当时也得算是文人第二职业的正当收入；刘叉不经主人允许，私自将钱拿走，即使算不上偷、窃，这种顺手牵羊之举也不大光彩。所以当此之时，顺口说句自我解嘲的话，给自己找个台阶下，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大概也想不到这句话竟成为后人说韩愈谀墓的依据。
韩愈到底谀墓不谀墓，后世有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这场争论历千年而至今仍未完全达成共识。从韩愈现存的碑志、祭文来看，虽也有少量为大人物曲讳之处，如给唐宪宗的舅爷王用所撰《赠工部侍郎太原郡公神道碑》，给韩弘所写《司徒兼侍中中书令赠太尉许国公神道碑铭》等，即有虚谀不实之处。但就其总体来说，他为达官显贵所撰实在不多，而为中小官吏、至亲好友所撰的确不少，甚至在给他的挚友柳宗元所写的墓志铭中也敢直言自认为柳宗元的不足之处。韩愈自己在《题欧阳生哀辞》中说：“古之道不苟毁誉于人，则吾之为斯文，皆有实也。”韩愈的话基本上是可信的。清代大学问家章学诚谈及此事时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大书深刻，群推韩碑。然谀墓之讥，当时不免。今观墓志诸篇，实未尝有所苟誉（随便称誉）。唯应酬牵率（随便对付）无实之文，十居其五。”（《文史通义》外编三《答某友请碑志书》）章氏所言，颇为中肯。
当然，我们在议论韩愈是否谀墓的问题时，千万要考虑到这种文体的特点：人已离去，多说说他的好处，多说几句称颂的话，以寄哀思，乃人之常情。万不可将一些习惯用语统统归之于“谀墓”。古人如此，今人也如此。如今某人去世，单位给开个追悼会，念篇悼词。即使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悼词中也会用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几十年如一日”之类的话，都是人们对死者的一种感情寄托，不得以谀墓论。
韩愈是无可争议的碑志文专家，对传统的这类文字进行了大胆的改造和创新，成为他古文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后世公认是他各类文体中成就最高的一部分。章学诚甚至有“韩碑杜律”之说，把韩愈的碑志文和杜甫的律诗相提并论。曾国藩认为后世碑志文的很多写法“皆韩公创法，后来文家踵之，遂援为金石定例。”韩愈的碑志文成为后世此类文字的范式，欧阳修、王安石等一流的墓志铭专家都遵循的是韩愈的路子。所以我们万不可以“谀墓”二字抹杀韩愈对这种文体的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