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权狂潮如疯似癫，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尖锐对立。一名操纵造反派打倒李先念、抢夺财政部大权的副部长被周恩来下令当场逮捕。江青当着周恩来的面公然说：业务权不懂也要夺。周恩来说：我想到这些就心里难过。我是不会流泪的，任何时候我都能挺下去。毛泽东的预言失灵。
夺权前的较量。阴谋家成了“胜利者”。
1967年1月6日，对周恩来来说，照例又是忙得夜以继日、彻夜难眠的一天。
从凌晨3时至6时，周恩来先后找江苏省有关负责人和南京的学生、工人代表谈话，解决南京问题。南京武斗，打得不可开交，铁路断了，市内交通也断了，市内的生产和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周恩来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西花厅，秘书又报：以部队在京院校为主，加上清华大学“井冈山”等20个单位组成“彻底打倒贺龙反党篡军集团联络委员会”，准备明天在工人体育场召开批判斗争大会，并要把贺龙揪出来示众。周恩来又赶紧找有关人员做工作，劝阻揪斗贺龙。
一事未完，又生一事。清华大学的造反派为了揪头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谎报王光美的女儿被汽车撞伤送进了医院，把王光美骗出了中南海，挟持到清华大学批斗。周恩来接到报告后，立即派秘书孙岳等赶到清华大学要回王光美，并打电话催蒯大富放人。
下午，周恩来为解决南京问题两次与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通电话。
晚7时半，周恩来约陈毅、李先念、谭震林、谢富治几位副总理谈工作。
晚十时，再次接见南京学生、工人代表，解决南京问题。
中途，文教系统的造反派冲中南海，要揪陶铸，周恩来被迫中断谈话，赶往中南海西门劝阻、说服。
之后，又回来继续与南京学生、工人代表谈南京问题，直到第二天凌晨。
这就是周恩来一天的工作状态。还仅仅是根据当时秘书记下的工作台历，不排除还有没能记下的工作。
然而，就是在这一天，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篡夺了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领导权，刮起了“一月革命”的风暴。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也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它的稳定与繁荣直接关系到全国的建设。
五六十年代，在周恩来的倡导下，有过一个著名的口号，就是全国一盘棋，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恩来一直密切关注上海的局势。
1966年9月10日，还是在红卫兵串联刚刚开始时，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全体“出征战士”大会上，对即将去上海串联的红卫兵告诫说：上海是一个大城市，那里的生产关系到我国的建设，关系到我们的大小三线建设和国防工业建设。全国建设的许多东西要靠上海供应，上海还有很多的尖端科学实验，生产任务很重。你们去上海串联，不应该做的事就不要强加于他们。
但是，江青、张春桥一伙出于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蓄意要搞垮上海市委。他们派聂元梓到上海活动。聂元梓等人一到上海就公开叫嚣：“上海市委是黑帮”，“打倒上海市委”。
对此，上海有关领导给周恩来反映了这一情况。周恩来给上海市委打电话，明确表示：上海市委不是黑帮，是革命的。
1966年9月13日，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全体大会上公开表示了他的看法。他说：上海有的人问我，是不是我给上海市委打过电话，说过他们不是黑帮，是革命的？这话我确实讲过。因为今天我们没有材料证明上海市委是黑帮、不革命的。不要滥用“黑帮”这个名字，否则，容易误伤，容易扩大。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一下子提到敌我矛盾。
9月15日，周恩来当着江青的面再次表明了他对上海市委的看法。
这天，周恩来与江青一起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的代表。
有代表提问：总理说过上海市委是正确的，上海市委以你的讲话为盾牌，压制革命。
周恩来回答说：我是给上海市委打过电话，说过他们不是黑帮，是革命的。革命不革命是敌我矛盾，正确不正确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个问题、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一定要区分开来，不能混淆不清。我已讲过多次了。
坐在一旁的江青不吭声。
1966年11月6日，以王洪文、潘国平、黄金海等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头头召集会议，策划“集中目标攻上海市委”、“造上海市委的反”，并决定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9日，“工总司”成立，并宣称：“我们要夺权！”上海市委根据《十六条》的精神和周恩来一再强调的关于不要成立跨行业组织的规定，决定对“工总司”持“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的态度。
“工总司”以此为借口，次日凌晨煽动、裹胁一部分人以到北京“告状”为名，冲进上海火车站，强占列车。这列火车开出后不久，被铁路局下令阻留在上海近郊的安亭站。王洪文等人率众闹事，卧轨拦车，致使沪宁铁路中断31个多小时。
安亭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委向中央作了汇报。周恩来要中央文革小组（系“中共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简称——编者注。下同）组长陈伯达电告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坚决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同时，致电在安亭站的上海工人，指出他们这次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要求工人“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
随后，中央文革小组派张春桥赴上海解决此事。张春桥竟背着中央和上海市委，擅自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承认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并把这次事件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华东局和上海市委。
事后，中央文革小组和毛泽东同意了张春桥的处理。
张春桥的这种处理，不仅完全把上海市委置于群众的对立面，而且，把文化大革命的邪火烧进了工矿企业，与周恩来一再强调的中央精神截然相反。
张春桥这样做的目的是首先要搞乱上海，然后妄加罪名，彻底搞垮上海市委，夺取上海的党政大权。
然而，一个安亭事件还远远没有达到张春桥一伙搞乱上海的目的。因此，张春桥又亲自策划、制造了上海的也是全国的第一次大规模武斗——康平路事件。
1966年12月28日，以上海市的老工人、党团员、劳动生产模范为基础组成的，拥护上海市委、对“工总司”强烈不满的“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简称“赤卫队”）一万余人到康平路上海市委机关办公地点要求上海市市长曹荻秋接见，要求上海市委承认拥有几十万人的“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
在此之前，曹荻秋迫于压力，不得不撤销了“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的承诺。张春桥得到“赤卫队”到康平路的消息后，诡计爬上心头。他连夜打电话给他老婆和王洪文，捏造“赤卫队”要抄张春桥的家、“炮打中央文革”的莫须有罪名，由王洪文调来十几万造反队员于12月30日凌晨对康平路的“赤卫队”发起冲击。制造了上海的第一场大武斗。
关于这次武斗的情况，“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编写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有这样的记载：
“30日凌晨2时左右，工人造反派队员开始向康平路的赤卫队员冲击。到6点多钟，康平路书记处院内的赤卫队员全部投降。7点钟，近20000名赤卫队员排成单行，分成6路，到四周马路上集中，袖章缴下来6大堆。这天共有91人受伤送医院治疗。”
12月31日，“工总司”发布特急令，要所属各级造反队把“赤卫队”的负责人统统抓起来，把各工厂企业的“赤卫队”的负责人也抓起来。
康平路事件后，上海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秩序陷入混乱。“赤卫队”是一个有数十万工人的群众组织，其中不乏一些生产劳动模范和大量的老工人。他们不能忍受如此不公正的待遇，纷纷离开工作岗位，进京上访。上海铁路局调度所80多人中就有70几个人是“赤卫队”员。这样就造成生产无人指挥、铁路交通中断的混乱局面。据统计，从30日凌晨到31日的26小时中，上海站停开客车26列，5000多旅客滞留上海，5000多乘客被阻于途中；停开货车38列，有22列货车不能进入上海站而阻于途中，货物积压数万吨。
面对上海这种混乱的局势，周恩来积极采取措施，尽力把局面稳定下来。
1967年的第一天凌晨，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
电话几经周折，追到了上海北站的铁路公安局内，找到了正在那里处理问题的陈丕显。
“丕显同志吗？你好吗？”周恩来日夜找群众组织谈话，声音有点沙哑。
“总理，我还好。你还好吗？”陈丕显一下子就听出了周恩来熟悉的声音，显得有点激动。
“我还好，就是睡觉太少了。丕显同志，中央决定要你出来工作。我早就说过了上海市委不是黑帮，是革命的。”
“总理，我现在已在铁路局，我们正在做工作，力争明天通车。”陈丕显深受鼓舞。
陈丕显连夜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并采取了一些措施，稳定上海局势。
然而，此时的周恩来万万没想到，一伙阴谋家在上海策划更大的动作。
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摆着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架子回到上海，找徐景贤和“工总司”的几个造反派头头谈话，策划夺权。
同日，上海《文汇报》夺权。
次日，上海《解放日报》夺权。
张春桥1月5日在“工总司”造反派头头会议上鼓动说：“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夺过来。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揪出来，打倒。”
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导演下，上海“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揪斗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还把全市几百名干部揪到会场陪斗。
大会发出三项通令。
《第一号通令》说：“从1967年1月6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
《第二号通令》说：“陈丕显必须在7天内，就如何操纵指挥曹荻秋和上海市委进行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彻底坦白交代。”
《第三号通令》说：“大会认为，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
1月6日以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相继建立了“火线指挥部”、“保卫委员会”、“造反派联络站”，全面夺取了上海市党政财文的领导权。
在对待上海市委和处理上海局势的态度上，周恩来与张春桥一伙是截然相反的。然而，在这次较量中，张春桥一伙成了“胜利者”。
1月8日，人民大会堂118室。毛泽东在此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肯定了上海的夺权活动。
散会后，周恩来步履沉重地走出118室。他在思考着新的对策。
1月16日，毛泽东召集小范围的常委扩大会，说：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
同日，《红旗》杂志发表王力、关锋起草的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人民日报》同日转载。文章提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文章还高度赞扬上海的夺权，号召“坚决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我们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最根本的，就是夺他们的权。只有夺了他们的权，对他们实行专政，才能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
文章说的“夺权”包括夺党权、政权、财权、文权。
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明白无误地号召全国全面夺权。
此后，全国范围的夺权狂潮如疯似癫，席卷而来。
周恩来据理力争：夺权，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业务领导权不能夺。江青当着周恩来的面公然说：业务权不懂也要夺，业务可以慢慢学嘛！
对于这场全国自下而上的夺权运动，周恩来本来是不赞同的。这从前面他在对待上海问题上同张春桥一伙的分歧与较量就可以看出。
无奈，毛泽东支持夺权。
对于这场夺权运动，周恩来也是缺乏思想准备的。《红旗》杂志号召全国夺权的评论员文章事先也没给周恩来阅看。周恩来压根就不知道这件事。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多次说过：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搞全国自下而上的夺权，恐怕也要算是周恩来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
然而，既然夺权运动已成为难以改变的事实，而且汹涌而来，挡是挡不住的，也不可能挡住。
周恩来说：大势所趋，万马奔腾来了，你根本挡不住，要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
因此，周恩来挺身而出，迎接这股汹涌而来的浪潮，并设法驾驭它。
周恩来很清楚：毛泽东支持夺权并不是像中央文革一伙所要求的那样。但中央文革一伙又利用毛泽东支持夺权来实现他们打倒一大批领导干部、夺取党和国家更多领导权的阴谋。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一方面表示支持夺权，但同时又强调：夺权，只是夺各单位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生产业务权、党委领导权不能夺。而且明确规定了有些部门不能夺权。
而中央文革一伙则主张全面夺权，夺一切领导权。
对待在夺权中的“当权派”，周恩来认为要一分为二的分析，而且绝大多数领导干部是好的，不能一概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加以打倒。即使有些干部有“错误”，要打倒一下，也应当是“烧而不焦”。
中央文革一伙却希望把老干部打倒得越多越好，而且要“烧而焦”，要置于死地。
这就是在夺权狂潮中周恩来和中央文革一伙所持态度的本质区别，也是斗争的焦点。
还在夺权狂潮初始，周恩来在毛泽东召集的常委扩大会议上就提出：我是支持左派夺权的，但夺权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各部的夺权不要搞得青黄不接，工作不能停顿。
周恩来这是从维系国计民生的工作角度对夺权提出了某些限制。
毛泽东表示赞同周恩来的意见。
周恩来还说，对当权派，对领导干部要有分析。绝大多数是犯个别性、一般性的错误。犯严重错误要撤职查办的极少。即使是要撤职查办的，也要让他们工作，不要让只睡觉、扫大街。这样左派队伍才能扩大，工作才能搞得好。这并不妨碍他们抓大事，抓革命。
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说：对待干部不能只用一种办法，要有5种办法。一是全部改组，二是监督留用，三是停职留用，四是撤职留用，五是撤职查办。第五种要极少。
之后，周恩来又根据毛泽东同意夺权不能影响工作的意思，提出：对中央各部可以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业务权还是监督为好。
毛泽东也同意了。
因此，在与各群众组织代表的日夜谈话中，周恩来反复向他们阐明这些思想。
1月16日，周恩来在接见石油系统职工造反联络总站和北京石油学院的代表时说：夺权问题很复杂，现在多数单位的夺权是准备不足。夺权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生产领导权还是监督为好。
周恩来不赞成夺生产业务的领导权，固然是怕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但也包含了他保护干部的良苦用意。因为生产业务权不能夺，就意味着一大批干部还必须在领导岗位上。
因此，周恩来特意对在场的康世恩等人说：生产还是你们管。生产任务出了问题，我还是找你们。
1月18日，周恩来与江青等参加“左派”学生、机关干部“文化大革命”形势座谈会。
周恩来说：夺权，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业务领导权，还是监督为好。
然而，江青却当着周恩来的面公然说：业务权不懂也要夺，业务可以慢慢学嘛！
1月21日，周恩来接见二机部造反派代表和该部的副部长。他对副部长们说：夺部的文化大革命领导权是符合中央精神的，对生产、财政只能行使监督权。
你们要好好工作，不能松懈。
周恩来又告诫造反派代表，说：对领导干部不能揪来揪去。
1月22日，周恩来在全国各地来京群众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有些单位不能采取夺权的形式，如军队、战备工作部门等。
1月25日，周恩来接见财贸系统的造反派代表。周恩来重申：你们夺权只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于业务主要是监督权。不能把“长”字号的领导干部都排斥，要留一些“长”字号的，保证业务畅通。
有代表提出：要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印章和牌子。
周恩来火了，批评说：你们怎么对印这么关心？你们以为有印我就能批准你们吗？你们夺了牌子有什么用？牌子可以当柴烧。你们怎么把夺权看得这么简单呢？要抓政治嘛。夺权是件严肃的事情。你们可能说，我在这个问题上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口径不一致，你们不能要求一切都一致。你们给我贴大字报没有关系，我不会计较这一点。
外贸学院的一名学生提出《前进报》（注：当时的红卫兵小报）出报没有纸张，要求进口一点纸。
周恩来说：我不同意，自力更生嘛！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一点东西、一百元钱都没批过。
周恩来还告诫说：不能自由捉人。不打招呼，随便把那些部长揪走，这不是我们提倡的办法。现在抓人成风，游街，好像这样就能把革命搞成功了。
商业部的一名代表说：部长们现在都靠边站了。
周恩来说：你们不能都让他们靠边站嘛！
一同学说：政治上靠边站。
周恩来说：政治上也要给他们改造的机会嘛！政治上也得让他们学习嘛。我问你们，我把一切的文件交给你去搞，你行吗？我讲过多次：你们只是把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拿过来，不能抓业务权。叶季壮的问题，你们说他是和黑帮有关系，我现在还没有发现。
1月26日，周恩来接见工交口各单位造反派代表，说：夺权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前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总要有最高领导，总要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嘛！
周恩来又批评造反派把部长们揪来揪去，说：余秋里进行了6次检讨，心脏病发了，至今还没恢复，你们总要有一点阶级感情嘛！余秋里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大庆油田建设他有功；这两年计划，他把三线建设抓出来了，这些成绩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我们需要他，党中央需要他。这不是为余秋里辩护，他是经过长期的考验，是从“红小鬼”上来的，他身上的伤疤就是证明，他不是全靠吃老本的那种人。我说过，余秋里是部长级里的标兵。主席讲过几次，余秋里要保。
一个造反派代表从下面递上一张条子问周恩来：中央保余秋里，还能不能夺权？
周恩来说：这是两回事。哪一个机关都不会是百分之百的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现在是连锁反应。不能把所有当权派都看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执行资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你们想一想，如果全国的党政领导机关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哪还有一小撮？还有什么区别对待？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讲不过去嘛！
一名操纵造反派打倒李先念、抢夺财政部大权的副部长被周恩来当场下令逮捕。周恩来说：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我不能不说话。我是不会流泪的，任何时候我都能挺下去。
自一月中旬至二月底，周恩来几乎每天都在和群众组织谈夺权问题。尽管周恩来一再强调夺权只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不能夺生产业务权，不能夺党委的领导权，不能把所有领导干部都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打倒，但是，有些单位的造反派仍然我行我素，一意孤行。当时，财政部的一名副部长和造反派搞在一起，要夺财政部大权，要解散财政部党组。
2月17日凌晨2时，国务院新礼堂，周恩来接见财贸口造反派代表。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李先念也到场。
在这次被接见的代表名单中，本来没有那位与造反派一起夺财政部大权的×××副部长和×××副司长。但是，这两个人却混水摸鱼，和造反派一起混入了接见会场。
周恩来叫联络员和先念同志的秘书要他们两个退出会场。
这两个人拒绝离开会场。一些造反派还起哄，围攻联络员和李先念副总理的秘书，并声称：如果要×××、×××离开会场，他们就全部退席。
一向善于克制的周恩来实在忍无可忍。他声色俱厉地说：今天，我请财贸各部造反派代表来谈话，没有请各部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参加会议。我严守这次规定。因此，×××不能参加这次会议，你不能代表造反派。×××，出去！我奉主席之命来开这个会，你不执行最高指示吗？
群众高喊：×××出去！
但这两个人置若罔闻，像没听见一样。
周恩来离开座位，来到这两个人面前，愤怒的目光直逼那位副部长：×××，我再次命令你，马上退出会场。
×××低着头，不敢正视周恩来。
周恩来大声说：解放军同志，把他逮捕起来！
在场的警卫战士当场把这位副部长逮捕了。少数原来跟着起哄的造反派被这种气势镇住了。
周恩来回到座位。说：×××他是来夺取无产阶级财政大权的，受蒙蔽的同志要觉悟过来。我二月七日就说过，财政大权不能夺。我叫先念同志去传达的。但×××竟说，总理的指示我怀疑，按实际情况财政部夺权应该夺，夺得对，为什么不能夺？我一个总理代表中央作出的决定，他作为副部长竟这样对抗，拒不执行，这样做行吗？我忍耐了很久。我们信任先念同志，才把财政大权交给先念，让他兼财政部长。而×××却玩弄手法，欺骗党中央，欺骗国务院，欺骗群众，摇身一变成了造反派，宣布先念、吴波（按：吴波当时任财政部副部长）如何如何，夺财政部的财政大权。财政部的夺权中央没有批准，不能承认！
接下来，周恩来与造反派的谈话突出地强调了3点：
第一，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的业务大权不能夺。
周恩来批评财政部的造反派：我在几次座谈会上都说过财政大权不能夺。你们却信任他（指那位副部长），认为他能够帮你们夺权！财政部是代表中央执行财政权的，你们夺财政大权就是夺党中央、毛主席的权。你们这样下去，就要走上斜路了。我再次宣布：中央的党权、政权、军权都是大权，政权里有财政权等，这些权不能夺。对中央各部门，只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业务只能是监督，不能超过这个界限。业务大权都是中央直接掌管的，中央的大权怎么能夺呢？政府大权如外交、财政、公安、国防、经济大权怎么能夺？难道夺权能夺到中央？中央各部的夺权，凡是未经中央同意的，都不能算数，我们要一个一个地审查。
第二，夺权不能叫党委靠边站，各部取消党组的要恢复，党组还要行使职权。
周恩来说：各部党组要恢复。党组可以由群众宣布解散吗？财政部党组要恢复，掌握财政部党组大权的，还是先念，部长还是先念兼。商业部党组也要恢复，党组书记还是姚依林，你们的通缉令（按：指造反派发的对姚依林的通缉令）要撤销。其实无所谓恢复党组，我们本来就没有取消党组。总之，党组还要行使职权，负责的还是部长、司长。党组取消的必须恢复。
第三，不能打倒所有的老干部，对老干部不能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周恩来指出：夺权的目标就是夺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主席在《红旗》第3期社论中加上，不是所有的当权派都靠边站，犯了错误，改了就行了。主席不同意另一句话，就是把夺权目标扩大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
因为这样一扩大，黑手就来了，所以现在不提“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了。能不能说中央各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不能。对犯了错误的干部，不能一概打倒。即使是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但只要不是坚持不改，还要允许他们改过，将功折罪。我说过：“撤职留用，限期观察，将功折罪，以观后效”。这是我党的传统的干部政策，是毛主席的思想，怎么能把老干部统统撤掉呢？把老干部一概打倒行吗？老干部都打倒，我们都靠边站，把国家大事都交给你们，你们能承担得起吗？如果让你们这样做，我就要犯罪。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我不能不说话。不能这样无休止的搞下去了。对外经委的方毅同志入过狱，中央审查过没有问题，他的工作做得很好。但他被停止工作斗了一个多月，对干部一斗就是几十天，张霖之死了，他被捕过，煤炭部造反派、矿业学院造反派就是抓住他不放，斗了四十多天，他是怎么死的我都不知道。我心里很难过。你们把段君毅（时任一机部部长）、王磊（时任商业部副部长）抓走，这样搞怎么行？必须把抓走的人交出来。我们感到，你们是以敌对的态度来对待领导干部，几十年的战友，你们不感到我感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主席一向反对。现在这样的斗争也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戴高帽、挂黑牌、搞喷气式，并把照片登报纸、传单，给外国记者。
我想到这些就心里难过。我是不会流泪的，任何时候我都能挺下去。
1月18日凌晨3时到7时，周恩来又接见财贸口各部司局长以上的干部，重申了上述三条。
他说：现在进入夺权，来势之猛，不像我们主观想像的那样。不要说你们对运动有时不理解，就是我们在主席身边紧学、紧改、紧跟、紧赶，还赶不上。我们号召造反派夺权，我们也做过一些规定，如对业务权不能夺，只能监督。尽管这样，夺权还是发生了偏差。我们要帮助造反派把偏向加以纠正，这是有利于夺权，不是泼冷水。因为他们夺权超过了业务监督的界限。造反派只能监督业务，不能超过这一界限，中央的大权，如党的领导权，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怎么能夺？政府的大权，财经、公安、外交、国防这些大权怎么能夺呢？
周恩来还说：国防工办不能夺权，也不能监督。财政大权不仅不能夺，全部监督也不行。商业部我声明了姚依林不是黑帮，他身体不好，应当让他休息。那样斗不符合中央精神。我要姚依林回中南海休息，他们（指造反派）跟着就下了通缉令，说谁要隐藏姚依林，以破坏文化大革命论处。这还了得，这等于是通缉我了！中南海还是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样夺权，走到斜路上去了。各部部长、司局长，还要转告所有的处长、科长，都要振作精神，要敢于创立工作条件，勇于负责任。
夺权出了偏差，周恩来分批找各口的造反派代表和干部开会，纠正夺权中的偏差。
2月18日晚，周恩来接见国防工业口造反派代表。李富春、聂荣臻等在座。
周恩来问二机部的代表：你们现在对部的业务还是监督吗？
二机部代表说：业务监督，党委靠边站。
周恩来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声音也高了：“你们没有报告中央啊！中央没有叫你们监督党委的领导权。同志们，你们简直没边了！你们造反精神很好，但也不能这么个造法啊！部党委上面还有中央，不能叫党委靠边站。革命不能革到无产阶级司令部，革到毛主席头上。”
二机部代表有点心虚：“党委刁难我们，弄得我们很被动。”
周恩来说：你们不要头脑发热。我们允许你们夺权，但是有限定的范围。中央各部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业务权不能夺，只能监督。这是中央再三申明的。业务权属于国务院，中央各部委直属党中央。说到这里，周恩来举了操纵造反派夺财政部大权而被逮捕的那位副部长为例子，警告造反派：财政、外交、国防、国防工业、宣传等大权属于中央，你们不能夺。今天我给你们谈，明天或后天我要召集国防工业各部部长、司局长开会，除党中央宣布停职反省的外，一个也不能扣留。先给你们打个招呼，否则，你们就要犯错误。总还要中央领导吧。
同日，周恩来还阅改了《红旗》杂志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
社论强调：对干部队伍，要有正确的基本的估计。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钻进党和国家领导岗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只是一小撮。在夺权斗争中，必须从这样一个正确的估计出发去对待干部。必须清醒地看到，大多数干部是好的，犯有错误的干部，甚至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在党和群众的教育下，大都是可以改正的。我们绝不能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钻进干部队伍里来的阶级异已分子估计得过多。如果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广大的干部，也是敌我不分，那是很危险的。半年多来，一些人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是不好的，不能依赖的，应当一律打倒。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是不符合事实的。对当权派，不作阶级分析，一切怀疑，一概否定，一概排斥，一概打倒，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要把干部一概打倒的观点，就是抹煞17年来的基本事实，就是否认17年的伟大成就。
社论还强调：革命干部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而且他们能够成为当前夺权斗争中的领导力量。现在，必须有大批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核心领导，才能完成摆在我们面前的新的战斗任务。经验证明，这些革命领导干部参加核心领导，他们同广大群众结合起来，就能比较顺利地进行夺权斗争，就能比较快地把权真正掌起来。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反之如果排斥革命领导干部，就不能建立强有力的核心领导，就会形成群龙无首，各自为政。
周恩来阅改后，送毛泽东批发。并注明：主席：这篇社论很重要很及时，我看写得不错。提议在党、政、军、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一次再发表。妥否，请予批示。
毛泽东用粗粗的铅笔在“主席”这两个字上重重地划了一个圈，而后批道：退总理。同意你的意见，讨论后再发表，并把三结合的思想写进去。再则，以后重要的社论都应这样做。
写完后，毛泽东又在“重要”二字下面重重地加了两个圆点。
接毛泽东批示后，周恩来致信陈伯达、王力：现将红旗社论和主席批语送上，阅后请退还，拟即付印，发参加怀仁堂碰头会各同志。定下星期一（二十）晚间讨论。如何，请告。
3月1日，该社论由《红旗》杂志正式发表。
这篇社论的发表，对广大干部是一个保护。
由于周恩来的坚持和斗争，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的业务领导权在夺权狂潮中没有被夺，基本上还是掌握在党的手中；一大批领导干部也得到了保护。这样，就避免了夺权狂潮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更大的损失。如果当时没有周恩来的斗争，死死把住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的业务大权，后果和局面将更加不堪设想。
毛泽东的预言失灵。周恩来实施军管。林彪阴阳怪气地说：军管如果搞得不好，军队也会执行一条拿枪的刘、邓路线。
号召夺权后，毛泽东曾说过：今年2、3、4月看出眉目，明年这个时候看出结果，或者更长一点时间。
毛泽东说的“看出眉目”，就是设想在1967年2、3、4月间建立各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
当时，毛泽东预计在1967年底可以结束“文化大革命”。
然而，夺权后的局面并没有按照毛泽东的预计和设想发展。由于造反派之间在夺权过程中争权夺利，派性急剧发展，“大联合”、“三结合”迟迟实现不了。实际上，到1967年底，全国才成立了9个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
夺权后，非但没有迅速实现“大联合”、“三结合”，而且社会秩序更加趋于混乱。对周恩来来说，他忧心的首先是国家的经济工作怎么办？
一年之计在于春。对于中国这个农业国来说尤为如此。
夺权后首先面临的经济工作就是广大农村的春耕春播。而当时全国绝大多数的省、地、县被夺权后，处于领导干部被打倒，“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不起来，工作无人抓的状态。那些掌权后的造反派不熟悉经济工作，也不顾经济工作。
工业、交通等经济领域也是如此。
怎么办？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下令对一些局势混乱的部委和省、市、自治区及重要的企事业单位由军队来实行军事管制。人民解放军是当时全国唯一保持组织系统并具有强大战斗力的重要的力量。
1月25日，针对民航系统的混乱，周恩来嘱秘书告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应以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名义起草命令，宣布由军队接管民航系统（包括整个民航系统所有机场、港站）。接管后，业务工作仍由原领导班子来掌管。1月2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
2月18日，周恩来在接见财贸口司局长以上干部时说：如果造反派在夺权中把监督业务变成管理业务，争论不休，中央就要考虑采取别的办法。
这是周恩来对造反派的警告。“别的办法”就是军管。
2月27日，周恩来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广东问题。
广东省在一月份由“省革联”夺权。广东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不负责任，自动向造反派“让权”。广东地处边防，局势堪忧。
鉴此，周恩来建议对广东省实行军管。
会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认为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向造反派“让权”是错误的。目前又正当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的关键时刻，广东局势不宜久拖，建议立即对广东实行军管，准备筹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此外，周恩来还建议对同广东情况类似的云南拟亦先实行军管。
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做。
次日，周恩来接见广州军区及广东省党、政、军负责人，宣布由广州军区和广东省军区组织对广东省实行军管，下设两个班子，一个抓文化大革命，一个抓生产。
3月10日，周恩来阅批中共中央就江苏问题复南京军区、江苏省军区及张春桥、姚文元的电报。电报指出：鉴于江苏省的群众组织之争一时统一不起来，三结合条件还未成熟，中央决定由南京军区和江苏省军区负责建立军管会，对江苏省实行军管。军管会下设两个班子，一个抓革命，一个管生产，把工农业生产和财贸工作管起来。对重要工厂、轮渡、火车站、邮电等部门可派军代表。
修改时，周恩来将原稿中“江苏的问题由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和许世友同志商量决定”改为：“江苏的一般问题，由许世友同志和江苏省军管会同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商量解决。”
同日，李富春转来昆明钢铁公司要求军管的来电。来电说：昆明钢铁公司在夺权斗争中，矛盾尖锐。昆钢的生产、建设正面临瘫痪和半瘫痪状态。
周恩来当即批示同意对昆明钢铁公司实行军管，并要叶剑英电话告昆明军区。对于军管，林彪曾阴阳怪气地说：军管如果搞得不好，军队也会执行一条拿枪的刘、邓路线。
一些军队干部对军管也有顾虑。担心弄得不好，军管又会重蹈文化大革命初期工作组的厄运。
3月13日，周恩来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说：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要道、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军管。文教卫生工作也得抓起来，防疫工作非常紧急。北京的卫生部还在吵，我看要派军代表去军管。有的同志怕军队成了工作组，这要看是什么工作组。如果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三结合的实现，为什么不可以？不要怕。各地军管会要注意帮助当地领导干部出来亮相。
周恩来这一句斩铁截铁的“不要怕”，给了军队干部很大的鼓舞。
周恩来还通报了全国军管情况，说，到3月中旬，全国军管的单位有6900多个，大都是公安、邮电、电台、报社、银行、仓库等。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中，已实行军管或批准将要实行军管的有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江苏、浙江等10个。已实行“三结合”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有黑龙江、山西、贵州、上海、山东等5个省市。实行“三结合”夺权，都需要有一个筹备阶段。我考虑，要成立夺权筹备小组，以解放军为主。光靠群众组织不行。无论如何要在3月份解决领导机构问题，以便抓革命、促生产。如果没有省、市、自治区领导机构，工作怎么能搞好？
与此同时，中央、国务院各部委也因两派争斗，严重影响业务工作。周恩来开始考虑对这些部委进行军管。
3月初，主管国防工业的聂荣臻元帅向周恩来反映：国防科研部门由于派性斗争，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一些造反派视国家尖端机密如儿戏，胡闯乱冲。
国防科研部门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国防尖端工业。继1964年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后，国防科研部门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加速研制氢弹。时下，正进入氢弹研制的最后冲刺阶段。因此，在夺权狂潮开始时，周恩来就明确指出：国防工业部门不能夺权，连监督业务也不行。
然而，事不遂人愿。国防工业许多部门也乱成了一锅粥，打得不可开交。许多单位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的局面。
周恩来对聂荣臻说：我现在正在考虑对一些部委逐步实行军管。你尽快向中央写出一个报告，我来把报告转送主席。
聂荣臻迅速向中央写出了《关于军事接管和调整改组国防科研机构的请示报告》。
周恩来同意这个报告，并提议对国防口所属6个工业部：二机部、三机部、四机部、五机部、六机部、七机部全部实行军管。
3月18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林彪等写了一封信，连同聂荣臻的报告一同送毛泽东。
信是这样写的：
主席、林彪、伯达、康生、向前、肖华、成武各同志：
遵照主席指示精神，经与富春、荣臻、剑英三同志商量（肖华在作报告，未参加），已向国防工办和国防工业部门（二机、三机、四机、五机、六机、七机）宣布，准备实行军管。其办法拟每一部门只派出三人的军管代表小组，运用原有的机构领导业务，同时推动各革命群众组织进行开门整风，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帮助需要批判的各级领导干部检讨亮相，分别处理，以便最后实现各部门的革命三结合。
对国防工业各部研究院、所和科学院所属承担国防任务的各研究所，拟同意聂荣臻同志意见（见附件），交国防科委实行军事接管，并基本同意他所提出的调整改组原则。待方案商定后再报批。
国务院工交、财贸、农林、卫生各部门正遵照毛主席指示，分别进行排队，拟在工作瘫痪部，亦实行军管，其办法如对国防工业各部。定后将分别报批。
这些需要派出的军管代表，拟经由军委、总政从军事科学院、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德才兼备的老干部中选派。
以上各项妥否，请主席批示。
毛泽东批示：退总理照办。
周恩来又写信给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并叶剑英：主席指示，继国防工业军管之后可对工交财贸各部，凡瘫痪陷入无政府状况者，也可实行军管。请你们明日上午集体一议。
在对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实行军管的同时，周恩来还考虑对全国一些重要的、事关国计民生的大型厂矿企业实行军管。
3月初，周恩来指示北京卫戍区起草了一个关于对厂矿企业实行军事管制的布告。
布告指出：北京卫戍司令部奉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对厂矿实行军事管制，以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组成“三结合”的领导机构，搞好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工作。厂矿全体人员必须坚守岗位，遵守纪律，努力工作，服从指挥。一切长期在外串联的人员限一周内回厂。否则将予必要的纪律处分，直至开除。
这一布告本来是只限于北京地区的厂矿企业，因为是北京卫戍司令部执行的。但周恩来把这一布告推向全国。
3月14日，周恩来在审阅此布告时，将“奉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命令”改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次日，周恩来将此布告送毛泽东批阅。并注明：这一文件经北京卫戍区起草，并在今晚钓鱼台碰头会上修改通过。现送上请予审阅，并请主席批准。在批准后，并拟发全国参考。
3月16日，毛泽东批示：照办。
同日，周恩来亲自草拟了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国转发这一布告的批语：
各级党委，各军区、军分区党委，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现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司令部起草并经中央批准的对需要实行军事管制的厂矿的布告，转发你们参照执行。
对于那些搞打、砸、抢，搞无政府主义的造反派来说，军管无疑是对他们的一道“紧箍咒”。因此，军管常常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冲击，特别是当解放军受到冲击时更是如此。
为了维护军管的威信，周恩来与冲击、破坏军管的行为作了不懈的斗争。4月15日，周恩来在与广州各群众组织代表座谈时，一造反派代表公然指责军管是“阴谋”。
周恩来当即站起来严厉地批评说：军管是毛主席根据各方面的情况亲自决定的，是我经手办的这件事。你这样说，就是把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我不能不激动，不能不站出来维护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决定。你要承认这句话是讲错了。军管是完全正确的。
6月24日，周恩来接见参加全国生产供销会议的各省市军管会代表团负责人时说：我们无论如何要坚持军管有效，不管哪一派，都要遵守军管规定，不能允许派别组织的权力比军管会的权力还大。
11月28日，驻合肥市的12军军长李德生报告：一群人大闹军管会半个多月，冲砸军部，打伤军首长。部队反复劝说都无效。怎么办？
周恩来当即指示：以电话告李军长，先进行政治工作；不听，宣布“九五”命令，进行分化，要他们交出祸首凶手；再不听，待其直接行凶，当场将凶手逮捕。对胁从者晓以大义，宣布一律不究，但如再犯，仍将当场逮捕凶手祸首。
12月10日，李德生又报告：安徽芜湖“三筹处”所属4个群众组织拒绝交出武器，搞打、砸、抢、抄，12月以来三次冲击部队，抢走大批枪支弹药，抢占军管会大楼，使军管会无法办公。
周恩来电复李德生：以安徽省军管会的名义向这4个组织打、砸、抢、抄的小集团提出书面警告，要他们按照中央“九五”命令，立即停止这种非法行为，将武器封存上交。如仍不听劝告，继续犯法，军管会将执行中央命令，依法处理。
12月14日，周恩来接见江苏造反派代表时，严厉批评对军管会的冲击，说：
不能把军管制度冲掉。两派都要服从军管会。军管的威信无论如何一定要树立起来。一定要把军管搞好。如果军管没有权威，那怎么过渡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你们想一想，能靠你们一派领导？
说到这里，周恩来指着一造反派头头责问：你来当革命委员会主任，行吗？
到1967年下半年，全国绝大多数的省、市、自治区，中央、国务院各部委，一些重要的铁路枢纽站段、大型厂矿企业、港口码头、医院、银行、新闻宣传部门等，都实行了军管。
正如周恩来所说，军管是在夺权中许多地区、单位的革命大联合、三结合条件不成熟，领导机关又瘫痪的情况下派出的，是革命委员会还没有建立起来之前一种暂时的过渡办法。
周恩来说军管是一种暂时的过渡办法，这是一种客气的说法。实际上，军管是对错误的夺权行动所造成恶果的一种补救。军管制度的实行，客观上宣告了毛泽东支持的夺权行动的失败。
尽管各地各单位的军管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避免地执行过一些“左”的政策，但是，从总体上说，当时的军管对保证社会秩序，保证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的基本运行，特别是经济工作的维系，如铁路交通，还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当然，军管也并没有彻底解决混乱的问题，但如果当时不采取军管的措施，全国局面乱到什么程度，我们今天还很难想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