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87年，万历十五年的冬天，海瑞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在他死的前三天，兵部送来的柴薪因为多了七钱，被海瑞严格执行如数退回。这中国历史上的名臣“海青天”家徒四壁，一生清贫，死后仅留下十几两银子，“葛布一端，旧衣数件”，乃至于殡葬只得靠朋友同僚们出资帮忙。
万历皇帝闻听海瑞病逝，特辍朝一日，派专人前往慰问，追赠海瑞太子太保，谥号忠介。在嘉赏海瑞的同时，万历皇帝或许会回想起五年前——同样是大明王朝的另一位重臣，张居正去世，被朝廷抄家，发现藏有“黄金万两，白金十余万两”。
海瑞是明朝乃至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清官，他一生正直，清廉爱民，被百姓们尊为“青天”，然而海瑞的“清”也实在让人心疼，清到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不由得让后世感叹：做清官，难。
海瑞一生为官多次，每次都是加官晋爵，地位和名气也越来越大。从最初的浙江淳安县令，到江西兴国的知县，再到户部云南司主事，接下来担任的是中央行政官员：大理寺左丞，应天巡抚，吏部右侍郎——海瑞的官阶越来越高，纵使因为他是清官，但作为大明王朝的一个中央干部，在明朝中叶这个商品经济繁荣的时代，我们今人会质疑，海瑞怎么能穷到这个分上？
恰恰正是这样：在明朝，要做清官，生活水平就和叫花子差不多。
明朝史称“俸禄最低”，在中国所有朝代里工资最少的。从《明史·食货志》中我们看到，明初规定的百官禄，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从一品至正三品，递减十三到三十五石，正四品二十四石，从四品二十一石，正五品十六石，从五品十四石，正六品十石，从六品八石，正七品至从九品递减五斗，至五石而止。
早在海瑞当县令的时候，就因为工资太低，养活不了一家子人，只好在自己家后院开垦田地，每天下班换上破补丁衣服，和全家老小一起种地，每天吃的也就是自家种的蔬菜。海瑞上有七十岁的老母，下有几岁的女儿，全家人一年吃不上肉，乃至于有一次海瑞母亲过生日，海瑞上街买了二两肉，街上小贩们惊讶不已，奔走相告：“海县令竟然也买肉了！”
按照当时购买力算，海瑞做县令时每月只有区区五两银子，据《潜规则》的作者吴思计算：明朝的县令只有1130元的工资——那时全家人除男人之外都没有工作，没有计划生育，没有社会福利，没有公费医疗，没有养老保险，要靠这五两银子养活全家人，生活水平是低得不能再低。难怪后世修史者称：自古官俸之薄，未有如此者。
相比之下，中国历史上还有另外一位“青天”：北宋时期的包拯。他铁面无私，秉公执法，比明朝的海瑞还更有名。生活在宋朝的包拯生活相当富足，作为开封知府、龙图阁大学士，包拯一个月的名义工资就高达三百两银子，除此之外，还有每月大米一百石，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吃穿几乎不用花销），至于政府给予的职田、茶汤钱、差旅费、厨料、薪炭等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名目，更是多不计数。
宋朝与明朝，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难怪中国文人和官员异口同声：宋朝是中国官员生活最美好的朝代！
这种差别源于两个朝代开国领袖的思想区别：
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光义，采取的是“崇文抑武”政策，对外虽然保守，对内却非常慷慨。两宋的文人士大夫生活非常优越，不仅工资高、福利多、待遇好，而且言论自由，政治宽松，实在是知识分子们的天堂。宋太祖早年就号召大臣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可谓是开创经济繁荣的先河。
明朝的太祖朱元璋可就不一样了：一方面，蒙古人把中原糟蹋得一穷二白，明朝接过一个烂摊子，国家凋零，自然在政府开支、财政收入上捉襟见肘；另一方面，朱元璋这个人小农意识强烈，自己本就吝啬不已，处处斤斤计较，尤其早年受苦，对“富裕”有一种仇恨潜意识，不希望手底下的官员们被养肥，下意识地把官员俸禄定得很低。
更糟糕的是，从明朝开始，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思想成为主流，四书五经的谆谆教诲被统治者们用来宣扬：儒家理想是治国平天下，为的是集体而不是个人，只有克制各种欲望杂念，一心为公，不计较金钱得失，才是忠臣、清官，所以工资定得低点，也是理所应当。
从朱元璋开国到明中叶嘉靖、万历的两百年间，政府的工资水平一直没有太大变化，维持在一个很低的位置。然而这两百年间民间经济兴旺发展，物价水平节节攀高，那点“皇粮”对官员们来说实在少得可怜，明初时一两银子能买四石大米，到嘉靖年间一两银子只能买到一石大米，物价涨了四倍，工资却一成不变，这可让人怎么活？
在这种情况下，官员分为了两种：一种像海瑞那样，坚持自己的操守，誓死清廉到底，哪怕全家挨饿，自己种地，也不改变原则，乃至死了连棺材也买不起——海瑞这样的人，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不愧是儒家传统的典范，然而世上终究是凡夫俗子多，焉能人人都像海瑞一样做“圣人”？名声固然重要，但为了名声饭都吃不饱，整天看着老母妻女饿得皮包骨，又岂是圣人所为？另外一种官员占据了大多数，他们原先“圣贤书”里的原则动摇了，发现这个社会是如此残酷，完全不是年轻时想象的那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搞小动作、土政策，利用权职便利捞取外快，谋求灰色收入，官场腐败随之蔓延开来。
人们口头上极力赞扬海瑞，但几乎没有人效仿他。
海瑞是座丰碑，更是这个社会的极大讽刺：他带着一身清名走了，在此之前，他八十岁的老母病死，一生穷困，没有享到任何福气，他的一个妻子因病死去，一个妾不知何故上吊自杀，他唯一的小女儿因为过于饥饿，吃了别人的一块饼，被海瑞大骂，乃至绝食七天，活活饿死。
没有人愿意做海瑞这样的“清官”，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贪官”的行列中。古话说“官逼民反”，套用在明朝社会，可以说“政府逼官员贪污”。
从明中叶正德年间到嘉靖、万历时期，明王朝的官场腐败越演越烈，地方上各种土政策、乱收费、乱摊派层出不穷，世风日下，人心变异，官员们纷纷暗地里找渠道、捞钱，像毒瘤一样蔓延开来。贪得多是贪，贪得少也是贪，既然贪了，何不多贪？
管盐的吃官盐与私盐的差价，管税的吃银子的火耗，管水的每年在水利工程上刮一层油。官员群体的价值彻底沦丧，在现实的逼迫下，他们发现书本上的儒家理想纯粹是扯淡谎言，一旦身入官场，就卷入这复杂的关系网中，谁也逃脱不了。大家相互彼此心照不宣，谁都明白这个社会是怎么回事。文臣们巧立名目，篡改账册，压榨百姓，收取各种苛捐杂税，武将们吃“空额”，多报军队人数，或是在招募时低于国家规定的标准，全国上下大小官员贪污成风，所谓的“潜规则”，在明朝被世人普遍认可。
当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帝即位时，面对大明帝国这个庞大而溃烂的摊子，不知如何是好。他忧心忡忡，欲整治腐败，却无能为力，只好发出口号“文官不爱钱”来号召群臣，希望搞一场廉洁整风运动，要求大家洁身自律。
但这个决定很快遭到大臣们反对，对此议论纷纷，他们或许私下里对年仅十九岁的崇祯帝暗笑，暗笑皇帝的天真幼稚。一位叫韩一良的官员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当今世上，干什么事不用钱？哪个官员又不爱钱？做官是花钱买来的，这些官员上任后，为了收回成本当然就得贪污受贿。因此，说到害民，就将这归咎于知府和知县等地方官的不廉洁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些人没法廉洁。他们薪水极低，而上司却想方设法要勒索，过往官绅要打秋风，进京一次至少要花三四千两银子，这些钱又不能从天而降，叫他们如何廉洁呢？
是啊，处处要花钱，工资又太低，叫他们如何廉洁……
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明朝官场这个大染缸里，是“劣币驱逐良币”规律。清官难做，各种复杂的人情关系、上下关节，都需要花销，如果你一味“出淤泥而不染”，恐怕官场就没有你的立足之地，更会遭到同僚的排挤乃至陷害，做贪官还是做清官，已经由不得你了。
早在春秋时期，这种现象就被政治家晏子演绎得淋漓尽致，《晏子春秋》中讲述了一个他当年在齐国做官的故事：
晏子治东阿，三年，景公召而数之曰：“吾以子为可，而使子治东阿，今子治而乱，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将加大诛于子。”
晏子对曰：“臣请改道易行而治东阿，三年不治，臣请死之。”景公许。于是明年上计，景公迎而贺之曰：“甚善矣！子之治东阿也。”
晏子对曰：“前臣之治东阿也，属托不行，货赂不至，陂池之鱼，以利贫民。当此之时，民无饥，君反以罪臣。今臣后之东阿也，属托行，货赂至，并重赋敛，仓库少内，便事左右，陂池之鱼，入于权宗。当此之时，饥者过半矣，君乃反迎而贺。臣愚不能复治东阿，愿乞骸骨，避贤者之路。”再拜，便僻。
齐景公派晏子去治理山东的东阿，三年之后晏子回朝，朝廷上下官员们都一致批评他，指责他不会治理，齐景公很生气，数落晏子：“我原本认为你有才能，谁知你却越治越乱，真让我失望，我要惩罚你！”
晏子回答：“我知道错了，请陛下再给我一次机会。如果这次我治理三年没有成效的话，甘愿受死。”
齐景公答应了，果然，三年后，晏子再回朝，受到了满朝官员的一致夸奖。这次齐景公很高兴：“太好了！你治理有功，我要奖赏你。”
这时晏子说：“陛下，头三年我治理东阿，认真负责，惩治腐败，发展生产。那些做了错事的人，我惩罚他们，那些想贿赂我的人，我拒绝他们，我按照法律严格办事，合法的就嘉奖，不合法的就处罚，正因为如此，得罪了很多人，他们买通朝廷里的官员，串通起来说我坏话，谣言传到您耳边，于是您认为我辜负了期望，要惩罚我。”
晏子又说：“后三年我再次回到东阿，改变了方法。不惩罚那些坏人，不督促那些懒人，随便他们想怎样就怎样；大小案件我都不处理，地方豪强们非常高兴，对达官贵族我也巴结讨好，所有官员们也都很喜欢我。所以朝廷上下都夸奖我，您也认为我治理有功。”
“我头三年秉公办事，得罪了许多坏人，造福于老百姓，您真正应该奖励我才是；我后三年玩忽职守，和坏人们沆瀣一气，您才应该处罚我。”
齐景公这才明白过来，认为晏子是真正的人才，从此重用他。
晏子不愧是有魄力、有耐心的政治家，他通过两个三年的不同治理，用最现实的反差告诉齐景公、乃至我们后世之人：清官难做，贪官横行。
自古以来，虽说“官场黑暗”，但明朝之前的社会毕竟能够给人以活路，官员们的衣食住行有国家俸禄的保障，贪污腐败尚未发展到严重之极。可自明朝以来，官员们的收入都不能保证基本生活，断绝了人们道德的最后底线，“劣币驱逐良币”，逼迫所有人都走向了腐化堕落。所谓“天下乌鸦一般黑”，明朝中期以后，整个中国社会都浸染在这种风气下，反而成为人们眼中的“常态”，乃至于出了个清廉的海瑞，竟代表着“绝无仅有”，成为明王朝的“模范标兵”——当某种现象被政府宣扬鼓励时，恰恰说明这种现象的稀缺。
海瑞虽然一生坎坷，家境窘困，但毕竟他受到了政府的嘉奖，名留青史，被百姓们称颂，好歹也是一种安慰吧。更多的清廉之士可就没有海瑞这么幸运了，很多时候，他们一生遭受打击，被整个官场排挤，最后也未能被世人所记住。
《明史》中有一位叫秦纮的官员，已经没有多少人还记得他：
明英宗时期，二十六岁的秦纮考中进士，授为南京御史。按理说秦纮年轻得志，好好在官场里摸爬滚打，应该是“前途无量”。可这位“愤青”想必是完全遵照圣贤书上的规则，耿直正派，眼里容不得沙子，遇见不公正的事情就要出手，管他是同僚上司，还是皇亲贵族，一律得罪光了，乃至于政治上屡遭打击：
景泰二年，秦纮上书朝廷，弹劾太监收罗江南特产，扰乱百姓，受到王公贵族忌恨，被贬为湖广驿丞；
天顺元年，秦纮担任雄县知县，太监杜坚在雄县残暴横行，扰乱百姓，秦纮命人把太监捉住打了一顿，惹恼了明英宗，于是将秦纮下狱；
成化十三年，秦纮任山西巡抚，弹劾镇国将军奇涧，奇涧是皇亲贵族，明宪宗为照顾皇亲的面子，于是又把秦纮逮捕入狱，查抄他的家产；
弘治二年，秦纮担任两广总督，抓捕当地残暴的安远侯柳景，下罪论死。柳景也是皇亲，反诬告秦纮，于是明孝宗下诏逮捕秦纮，并解往京城，亲自审理此案，结果柳景所告全无证据，但皇帝为了照顾面子，仍给秦纮罢官处分。其余大臣联名保奏，请留秦纮，但皇帝却不准秦纮在北京做官。
正德五年，太监刘瑾乱政，秦纮又因刚直不阿，得罪了刘瑾。刘瑾大怒，派人抄家。
秦纮是一位清官，正直不屈，当成为后世的榜样。只是，清官似乎并没有好报，历经英宗、宪宗、孝宗、武宗四朝，这位正直的大臣屡次被贬斥、抄家，和海瑞一样，他希望以一人之力，对抗整个朝廷，结果可想而知。
尤其令人感叹的，和海瑞一样，秦纮同样“清”得家徒四壁，明史称“妻孥菜羹麦饭常不饱”，家里穷得连妻子儿女吃饭都吃不饱，俸禄之低，薪水之少，清官们不仅要承担官场上随时可能的风险，还要面对全家老小经济困窘的压力，实非常人所能忍受。明宪宗派太监去抄他家时，只抄到几件破旧衣服，什么都没有，拿着向朝廷奏报，宪宗皇帝感慨地说：“秦纮做了巡抚这样的高官，家里竟贫穷到这个样子呀！”清官清到如此地步，实在让人寒心。
正因为明朝工资低，俸禄薄，脱离现实状况，一味要求人们“存天理，灭人欲”，宣扬各种假大空的所谓“崇高理想”，导致社会朝反方向发展，人们跌出了道德的底线，在发现信仰不过是一纸空文后，心灵彻底沦丧。
是做一个坚守信仰却贫困潦倒的清官，还是做一个欺上瞒下却衣食富足的昏官？大多数的文人士大夫们，丢弃了曾经苦读十年的圣贤理念，在无奈的现实下，选择了后者。而只要接受了官场的“潜规则”，或许就再也退不出来，在这污浊的泥潭中越走越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