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今天的观点来看，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标志，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个国家落后挨打的根源，也在于科学技术的落后。明清之后，中国的自然科学发展相对于西方落后，尤其是到清朝中叶，科技几乎停滞不前，还有不小的倒退——人们探讨其中根源，为此争论了一百多年，有认为是制度的问题，有认为是文化的问题，有认为是封建统治者愚民的问题……诸多解释，不一而足。
自然科学的落后，是中国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此我不能铺开来写，毕竟这个话题极为复杂深刻。但其中有一个因素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中国的科举制度。
科举发展到明清两代，独尊理学，只用八股，一切以四书五经为蓝本，思想被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加上中国传统的思想本就是“重德轻技”、“重农抑商”，强调道德、人伦纲常、人际关系的感性文化，忽视技术原理、逻辑推理的理性精神，认为这是“奇技淫巧”。
一定会有人说：明朝的自然科学不是很繁荣的吗？有李时珍这样的医学家，有宋应星这样的科学家，有徐光启这样的中西文化大师，有徐霞客这样的旅行家。怎能说中国人不重视科技呢？
确实，这些都是中国自然科学的结晶：《天工开物》、《本草纲目》、《徐霞客游记》……只是，这些科学著作是完全拒绝于科举制度之外，也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提倡。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科举考试是每个中国男子的梦想，只有四书五经才是“正经学问”，至于发明创造、科学探索，完全是“奇巧淫技”，只有极少数“另类”之人才会去做。
让我们来看看，明代的四大科学著作，这些作者都是什么样的人？——
《本草纲目》的作者李时珍，其家庭是受官绅欺侮、地位很低的民间医生，父亲为了李家能出人头地，希望李时珍去考科举。李时珍年轻时三次考举人，都失败，最后无奈无缘官场，只好放弃科举考试，自发研究医学，而且，当他下定决心走从医这条路时，写诗云“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望父全儿志，至死不怕难”，是一副大义凛然、慷慨赴死的模样。可见在当时，从事这样的科学医术研究，是不被主流文化接受的，需要承受极大精神压力，几乎属于人们眼中的“异类”；
至于《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五次进京应试，皆名落孙山，最后只得在江西分宜县当一个小小教谕。由于对仕途失去信心，宋应星利用业余时间凭兴趣写出了《天工开物》，这完全取决于个人爱好，宋应星在自己书序言中说“欲购奇考证，而乞洛下之资，欲招致同人，商略赝真，而缺陈思之馆”——“我想做一些试验来验证自己的推理，却又没有钱财，我想与同道中人相互探讨原理，却又没有这样交流的场所”，可见在中国社会，自然科学的研究是受压制、冷落、不被重视的，只有宋应星这样在官场郁郁不得志的人，才会借此打发闲暇时间；
《徐霞客游记》的作者徐霞客，明显属于中国文化里的一个“另类”。他早年只考过一次童子试，没有考取，便不再应考，而是遍览名山大川，游历探险，这与当时千千万万年轻人苦读圣贤书是截然不同。也正因如此，说明他的出现只是中国偶然现象。徐霞客其人是一个极度富有冒险精神的人，一生几乎都在探险中度过，但我们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到：他这种行为完全是自发的，相比于哥伦布、麦哲伦探险得到西班牙政府的支持，张骞通西域有西汉政府的政策，以及西方科学家、旅行家得到科学院和皇室的大量资金赞助来说，明代的徐霞客，无疑得不到官方任何资助。他能靠的仅是自己的一双脚，一双手，孤独地在大川河海中漫行，没有人能够理解，甚至在夜晚繁星时也只能一人细细品味孤独。这对于常人来说是难以承受的，所以，徐霞客只能是一个特例，而绝不可能成为中国对自然科学探索的主流现象。以上这三位大科学家，都与科举无缘，更得不到民众、政府的支持，中国传统文化下，科举制度不仅不能选拔出自然科学的人才来的，而且排斥和压抑自然科学，中国整体的落后，也就可想而知了。
而至于说到《几何原本》的译者徐光启，这个人更加是传统文化中的“异类”。徐光启能够在官场如鱼得水，也能在自然科学方面大有成就，他绝对是特例，而不是中国人的常态。徐光启本人生长在上海，一个商人家庭，一直以来，上海文化就明显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农业文明比较下显得有些“不伦不类”，精明、算计、海洋文明——从一定程度上说，徐光启不是中国的常态，更不是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农耕文明的象征。徐光启这样的人在整个中国社会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而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依然在“存天理，灭人欲”、“重农抑商”、“重道轻技”的思想中生活。
中国一直以来缺乏科学精神，这与中国人“重现实”心理如出一辙。传统文化重视的是家族血缘、伦理道德，儒家文化关注的是“如何与人打交道”，而不“如何与自然打交道”。所以感性思维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理性思维一直就先天不足，只有通过印度佛学的引入、西洋科学的传输才能弥补。
诚然，在宋明时期中国的科学技术有相当发展，中国人一向引以为豪的“四大发明”常常出现在书籍文字中。只是，我们很不幸地看到，这些发明对国人本身并未起到发展作用，诚如鲁迅描述的那样：火药被西方人用来做成武器，却被中国人制造成烟花爆竹；罗盘在西方应用于航海技术，却被中国人当做看风水的工具；纸张和印刷术促进了西方文艺复兴，在中国全变成了明清的“四书五经”，陈腐思想。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发明与其叫做“发明”，不如叫做“发现”。
在古代生产力落后的时代，技术的提高取决于人们经验的积累。在这种情况下，人口基数大的中国比人口稀少的欧洲占有优势，发现新技术、发明新东西的概率也比西方更大。所以从秦汉到唐宋时期，中国的“科技”一直遥遥领先，主要靠的是人口数量的优势。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技术发展越来越取决于逻辑的推理、理性的论证、实验室里的模拟等手段——这正是以希腊文化为背景的西方人所擅长的，而是以孔孟现实人生哲学为背景的中国人所缺失的。
“发现”与“发明”实则有很大区别：发现更多的是人们在劳动生活中经验的积累，只知现象不知原理；发明注重的是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逻辑推理、试验来证明创造。
同样是火药，中国人“发现”了黑火药，欧洲人却是“发明”了黄火药：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将硝石、硫黄、木炭等几种天然物混合在一起，可以引爆，这是一种简单的混合物，属于物理范畴，而且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无法提供理论依据；欧洲人则是在理论依据的指导下，使用化学合成手段，合成一种叫做苦味酸的黄色晶体，以及后来的硝化纤维、硝化甘油、三硝基甲苯等诸多化学品，都是通过在实验室里分析、推理出来的。两者的思维模式完全不一样，制造出来的火药本质上也不一样。
同样是罗盘，中国人用的是“水罗盘”，欧洲人用的是“旱罗盘”：水罗盘与其说是发明创造，不如说是简单的器物叠加，仅仅是把磁针放在一个中间凹陷处盛水、边上标有方向的盘子里，就行了，没有任何技术构建和理论支持；旱罗盘则是在理论基础上的演进，早在13世纪，柏尔格利纳斯就著有《磁论》一书，对磁极、磁针、磁力和地磁的科学原理进行了实验研究，后世以此为依据制造出旱罗盘，包括在多个枢轴上水平安装或悬挂的磁针，可在枢轴上自由活动直到与地球磁场在一条线上，在技术上要复杂先进得多。两者的思维模式也不一样，所以才有了“中国罗盘只能看风水，西方罗盘却能用于航海”的现象。
何谓科学？科学必须是从某些假设或理论出发，通过精密计算和严格推理，然后得到可以和观测比较的结果。严格来说，中国人通过日常生活积累的经验，没有任何原理做支撑，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中国人关心的是“怎么做”，西方人关心的是“为什么要这样做”，此乃天壤之别。
中国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形成自给自足的农业体系，农民世世代代耕种在熟悉的土地上，春种、秋收、冬藏，年复一年地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不求富裕，但求安适。“两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这正反映小农经济生活方式的文化心理。农民们不需要太多的变化、创新，也对此毫无兴趣，那些研究自然现象、探索本质的行为统统被斥为“奇巧淫技”、“玩物丧志”，人们关心的是现实生活一点一滴，对精神彼岸没有特别的关注，所谓“未知生，焉知死”正是中国人重现实的至理名言。
西方文化来源于希腊逻辑思维和犹太人精神信仰的结合。希腊半岛土地贫瘠，只生产葡萄和橄榄，人们必须通过制造工艺、酿造酒食来换取外界粮食，促进了商业经济、创新思维的发展；纯正的宗教信仰使西方人相信，上帝创造世间一切，群体意识在《圣经》的引导下充满了探索激情，许多科学家本质上是神学家，他们相信自己是在探寻上帝冥冥之中的真理。正因为如此，西方人发展起了科学精神，构建了一整套理论、假说、论证、实验的体系，从而为科技进步提供了原动力。
作为科学发展的理论知识，数学无疑是最基础的学科思想。古代中国和西方在基础数学方面都有过杰出的著述，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中国的《九章算术》和欧洲的《几何原本》，来观察中西两种不同思维：
《九章算术》采用问题集的形式，收录的全是与生活休戚相关的问题，每道题有问（题目）、答（答案）、术（解题的步骤），如第一章“方田”讲的是田亩面积计算，第二章“粟米”讲的是谷物粮食的按比例折换，如“今有牛、马、羊食人苗，苗主责之粟五斗，羊主曰，我羊食半马（所食），马主曰，我马食半牛（所食），今欲衰偿之，问各几何？”，又如“今有邑方不知大小，各中开门，出北门二十步有木，出南门十四步，折而西行一千七百七十五步见木，问邑方几何？”“答曰：二百五十步。”
这些算术直白真实，是农业生活中的反应，只是机械地教人如何算数，没有上升到现象背后的本质。
希腊的《几何原本》则不同，有严整的逻辑体系，追求的是抽象的概念研究。全书分十三卷，讲述三角形全等的条件、三角形边和角的大小关系、平行线理论、圆的构造及内接和外切多边形，也包括比例和算术的理论，涉及立体几何的内容。
《几何原本》提出了系统的分析法、综合法和归谬法，在理性逻辑上将原理一条条演绎出来。该书提出五条公理：1.等于同量的量彼此相等；2.等量加等量，其和相等；3.等量减等量，其差相等；4.彼此能重合的物体是全等的；5.整体大于部分。还提出五条公设：1.过两点能作且只能作一直线；2.线段（有限直线）可以无限地延长；3.以任一点为圆心，任意长为半径，可作一圆；4.凡是直角都相等；5.在一平面内，过直线外一点，可作且只可作一直线跟已知直线平行。
此上比较我们可以显而易见地看到：
古希腊数学属于公理化演绎体系，着眼于“理”——首先给出公理、公设、定义，而后在此基础上有条不紊地、由简到繁地进行一系列定理的证明；中国数学属于机械化算法体系，着眼于“算”——把问题分门别类，然后用一个固定的方程式解决一类问题的计算。所以中国只能称之为“术”，西方则称为“学”。
在《九章算术》和《几何原本》中，都同时提出一个定理：勾股定理。用中国式语言表述：如果直角三角形的一条直角边“勾”等于3，另一条直角边“股”等于4，那么它的斜边“弦”就必定是5.即，32＋42＝52.
在希腊数学那里，用数学家毕达哥拉斯的语言表述：直角三角形的三边应该符合a2＋b2＝c2的数学原理，此即毕达哥拉斯定理。
从勾股定理到毕达哥拉斯定理，从中国的32＋42＝52到西方的a2＋b2＝c2，诈看上去，似乎一样，其实不然，这是一个从特殊到一般、从经验到理论的过程，是质的变化。
这一对比典型地反映了一个事实：中国人拥有丰富的感性认识和经验直觉，但不善于将经验上升到科学理论。
所以中国尽管能靠人口优势积累大量经验，但这些经验通常难以形成定理、规则；尽管中国有四大发明那样的历史，可从来没有过系统的理论作为依据。乃至许多技术不能举一反三地衍生推进，常常失传，或是经过几代人时间就不知其所以然，后世子孙们只知“是这样”，却不知“为什么是这样”——最典型的就是中医科学，上千种草药针对人体气血、脉络的调养，各种玄而又玄的“虚”、“火”、“穴位”、“经脉”名词，江湖土方、民间古语，尽管颇有疗效，为国人信任，但人们显然很难再说清这些医术的原理本质了。
相反，西方科技通过其特有的思维塑造成一系列定理，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准则，当造纸术、印刷术发展起来时，这种优势扩大到整体国民，普及教育，西方世界的优势很快就显现出来了。
在中国明代，尚有诸多民间自发的科学家们为事业献身，到了清代，理学的束缚、思想的僵化更加严密，昔日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所传入的西学思想，都成为古籍中尘封的文本，不为人所知。
清朝时期，康熙大帝是历史上对自然科学最感兴趣的一位帝王（或许还有杨广），然而这位被儒家理学同化了的异族皇帝，根本不可能想到要把这些“奇巧淫技”推广到整个社会，到了雍正、乾隆时，异族开拓进取的精神几乎被理学保守的思想取代，故步自封，闭关锁国。
当西学思想传入中国皇宫时，诸多西方传教士只能在圆明园里构建华丽的宫殿，华夏大地的国民们对此一无所知。而当清末的学者们打开锁国百年的视窗时，才发现，昔日的科技之光隐约在中华的门口显现过，却最终隐埋于科举制度的呆板枯燥、理学儒家文化的浩大厚重之中了，一切腐朽陈老的故纸堆都在坚船利炮中灰飞烟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