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汪晓东
沪苏浙都选择在最近调整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均为750元——如此不约而同，或许是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向深度推进的一个标志。
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亟待提升产业层次的长三角来说，是一个明确信号：靠传统的土地、劳动力低成本维持粗放型增长模式，这条路会越来越窄算上单位支付的社保及公积金，上海月最低工资接近千元，全国最高上海、浙江、江苏相继推出新的最低工资标准，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再添新的“标志物”。
从9月1日起，上海市职工月最低工资标准，由现行的690元提高到750元，小时工最低工资标准由6元提高到6.5元。
有报道说，虽然750元月最低工资标准低于深圳市的810元，但由于上海市为实得收入，个人应缴纳的基本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由单位另行支付，经过计算，上海市职工月最低工资标准接近1000元，为全国最高。
同一天，浙江省政府通知，该省将最低月工资标准最高档提升到750元。这是12年来浙江第8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新的标准分四档：540元、620元、670元和750元，每档比调整前增加50—80元。最低小时工资标准分别调高为4.6元、5.3元、5.7元和6.4元，增加0.4—0.7元不等。最低工资中包括社会保险个人缴纳部分。
3天后，江苏省传出消息：省政府常务会议决定，提高企业最低工资标准。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分三类地区确定，一类地区由原690元调整为750元，二类地区由原550元调整为620元，原三类地区480元、四类地区400元合并调整为520元。
这样的“不约而同”，或许是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向深度推进的一个标志。
当然，这并非沪苏浙三省市的“自选动作”，而是一次全国性统一行动。今年以来，吉林、海南、广东、福建等多个省份先后调整了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安徽、辽宁等地也在积极酝酿。
关键说之一：
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关键在维护农民工权益，缓解农民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江苏省社科院院长宋林飞认为，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乃大势所趋。
中央决策层一直高度重视收入分配问题。
5月，有学者语出惊人：按规定，职工最低工资应达当地月平均工资的40%—60%。但全国无一省市区达到这一国家标准。
很快，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有关人士出面修正，指出“月平均工资只是制定最低工资水平的参考因素之一”，全国没有统一的最低工资标准。
不过，全国总工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如果对照“月平均工资40%—60%”的标准，绝大多数地区的最低工资确实没有达到。同时，部分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不及时，少数地区没有制定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没有将劳动者的“三险一金”纳入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的考虑因素，一些用人单位以实行计件工资为由，拒绝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利用提高劳动定额，变相降低工资水平。
“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从大的方面来说，就是贯彻中央关于收入分配的精神，按照科学发展、和谐社会、以人为本要求而采取的措施。”宋林飞指出，就长三角而言，城镇居民收入不断提高，比如江苏，最近几年年均增长都在10%以上，最低工资标准应当随之提高，这是“势所必然”。
他认为，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主要指向的是农民工。简而言之，工资水平太低，农民工就不愿意来。珠三角曾出现的“民工荒”就是明证。长三角适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防“民工荒”。“我们一直在讲增加农民收入，缓解农民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农民的收入如何增加？提高打工收入很重要。”
“劳动力成本低廉”，一直被视为招商引资的主要优势。最低工资涨了，劳动力成本高了，会影响投资环境吗？宋林飞认为，大可不必担心：最低工资标准提高这一点点，不会对劳动力成本优势构成冲击。在长三角地区，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依然明显。
要说“投资环境”，宋林飞认为，恰恰应该反过来理解。按照一些国际劳工组织要求，职工应该得到合适的待遇。企业的社会责任已有相应的国际标准，比如SA8000.SA8000是全球首个道德规范国际标准，其含义是“社会责任标准”，规定企业必须承担对社会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对工作环境、员工健康与安全、员工培训、薪酬、工会权利等都作了明确要求。中国企业能否履行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也将成为外商考量“投资环境”的重要方面。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单纯把“劳动力价格低廉”视为独特优势。善待员工，给予员工合理待遇，是更值得推崇的“投资环境”。
关键说之二：
调整最低工资标准能否促进长三角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关键看地方政府能否积极主动应对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建文谈到，今年7月，在讨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广东的影响时，有学者提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有利于广东产业结构升级——广东经济要继续保持竞争优势，产业结构必须升级，不能再靠大量低工资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要靠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技术创新。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有利于引导企业朝这一方向发展，增强竞争力。
有学者分析，对投资者而言，工资水平只是投资环境的一方面，产业集群和产业链条的发育程度等已越来越重要，广东这方面的优势相当明显，受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影响也不大。
有人认为，这样的说法有些“夸大其词”。一位学者说，调整最低工资标准，解决的主要是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同工不同酬的问题，落实中央关于收入分配的精神，“对于提升产业层次作用恐怕有限”。
但是，更多的专家不这样认为。
“这样想是消极的。”杨建文认为，最低工资调整，恰恰是长三角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节点”，能否掌握好这个关节点，至关重要。
他分析说，表面上看，这意味着商务成本增加；但从另一方面看，如果地方政府顺势而为，淘汰一些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培育一批新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附加值产业，能使长三角产业走向一个新的高度，进入良性循环。
“当然，也会出现另一种情况：传统产业维持不下去，但替代产业没有及时形成。关键看政府如何作为。这个关节点能否把握好，是对执政能力的考验。处理好了，长三角产业结构会跃上新台阶。”
杨建文把这个问题看得很重：一定要把眼光放得远一些，长三角未来的发展，不能再建立在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和税收成本之上了。
他认为，在长三角一些地区，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采取消极和被动态度。土地不够用了、能源紧张了，才想起调整经济结构。平时则依然故我。这次调整最低工资标准，虽是贯彻中央精神，但在具体操作上，地方政府同样有主动和被动、积极和消极之分。“如果不以为然，会贻误战机，错过提升产业结构良机。”
专家指出，国际产业转移的大趋势也要求长三角地区必须抓住时机，尽快“转身”。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产业转移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着变化：第一阶段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移，这些产业的层次往往不高：接着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转移；现在，随着高层次的制造业转移，服务业外资、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外资大举进入。这对于长三角而言，是重要的发展机遇。
“无论从内在要求还是外部条件看，长三角转变增长方式势在必行，迫在眉睫。”杨建文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是一句空话，而是非常现实的重大课题。“必须未雨绸缪。说涨了一点工资有什么关系？这种态度不可取。就好比开车，必须有预见性，等到感觉有问题了，再调整方向可能已经来不及。”
关键说之三：
调整产业结构，关键是让企业有压力。与土地和能源的制约一样，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来说，也是一种倒逼机制在杨建文看来，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对长三角来说是一道坎，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能否把握好这个关节点，关键在地方政府。
浙江省委党校教育长盛世豪同样认为，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意义不可小觑。不过，他更看重企业如何动作。“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地方政府可以正面引导，但企业发展更多的是利益导向，也就是企业利益能否得到保障。在市场竞争中，企业发展什么产业，主要看有无足够的利润空间支撑其发展。有利润空间，不管产业层次高低，很多企业都会去做。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不能空喊调整产业结构，而是要从利益机制上引导企业，使之感到创新压力。”
盛世豪说，目前，土地制约和能源制约对企业形成一种倒逼机制，原来的发展老路走不通了，惟有转变增长方式，提升产业水平。但倒逼机制主要作用于“存量部分”，即已有的企业。对“增量部分”，也就是新的投资如何调控？他认为，劳动力成本提升同样可以形成一种倒逼机制。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保证了农民工利益，更重要的是，迫使那些传统行业调整产业结构。劳动力成本增加了，要继续生存和发展，别无它途，就是创新，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这样才可能有更大的利润空间。如果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不能承受这样的劳动力成本，只能说明它们不适合在长三角地区发展，必须转移。这与国际制造业转移是同样道理。”盛世豪说。
他认为，最低工资标准提高，还有利于长三角企业吸引更高层次的劳动力。“劳动力总是往收入高的地方跑。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会有更多劳动力向这里流动，长三角企业可以选择更多高素质劳动力，促进企业综合竞争力的提升。”沪苏浙三省市都提出要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这首先就要求劳动力素质一流。“一流的劳动力从哪里来呢？必须要有‘一流’的工资。否则，人家凭什么到这里来？”
这会否影响商务成本？学者普遍表示“不用担心”。盛世豪说，不同层次的产业，劳动力成本本来不一样，高新技术产业的劳动力成本肯定高，劳动密集型产业相对较低。“商务成本，更重要的不是‘硬成本’，而是创业成本、政府效率、融资成本、交易成本这些‘软成本’，对产业层次较高的企业尤为重要。”
这一点，从前不久发布的《上海外商投资环境白皮书》中可以得到印证。在一项“上海商务成本中哪项支出过高”的调查中，54.0%的答问者认为，上海楼市租金过高，44.1%的答问者认为，土地价格过高，38.0%的答问者认为，人力报酬较高——人力报酬不是影响上海商务成本的首要因素。
由此看来，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亟待提升产业层次的长三角来说，是一个明确信号：靠传统的土地、劳动力低成本维持原来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这条路越来越窄郑重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股天下网站无关。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出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本文不作为投资的依据，仅供参考，据此入市，风险自担。发布本文之目的在于传播更多信息，并不意味着股天下网站赞同或者否定本文部分以及全部观点或内容。如对本文内容有疑义，请及时与我们联系。
30怀孕优劣一道坎
30岁真的是一个神奇的界限吗？超过这个年龄，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会发生变化？上海万豪医院不孕不育诊疗中心刘主任说：30岁怀孕的确实有危险。
“过了30岁，人的身体并不见得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是这一阶段确实有一些坎儿要过。因这个年龄怀上带畸形染色体的孩子的危险性要高于其检测的危险性——尤其是羊水诊断。过了30岁，健康问题也逐渐增多，在此年龄段怀孕的女性尤其需要密切关注，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在怀孕的时候容易出现并发症，例如妊娠性糖尿病和流产，高龄初产妇的妊娠高血压综合征发病率约为年轻初产妇的5倍。”
三十岁可能会面临的问题
1）受孕。年龄的增加会给受孕带来一些困难。根据统计，30岁的女性平均要在7个周期后怀孕，比25岁的女性多两个周期，因此在受孕这个问题上，不要操之过急。
2）情绪。30岁的女性已适应自己身体的常态，所以她们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接受怀孕所带来的身体变化。与无忧无虑的年轻妈妈相比，她们更清楚呵护身体和优生的密切关系，情绪上会有一些波动，先是大喜过望，然后是对未来的恐惧。
3）高龄女性的并发症（如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等）可能增多，会对母婴产生一定影响。而且，高龄孕妇在整个孕期更易发生妊娠并发症（如妊娠高血压综合征、妊娠期糖尿病等），容易造成复杂的高危状况。
4）高龄产妇的产程可能比年轻产妇长，剖宫产率也比年轻产妇高，这些可能会使高龄孕妇紧张和焦虑。
35岁，我要退休！
我今年25岁，离35岁整整还有10年，也就是说离我自己设计的退休时间还有10年。
产生35岁就要退休的想法，是在去年4月份，当时我刚到深圳一个多月，对这个令我羡慕已久的城市还不是很熟悉。可是当我看到周围有很多很多人来到深圳好几年了，钱也没赚到，技术也没学到，有的甚至20好几30出头了，连女朋友也没找到，我就暗暗发誓：“三年内，一定要闯出来，否则深圳就白来了。”
现在，凡是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三年后我要闯出来，要在深圳最好的酒店请大家吃饭，当我宣布了我的想法之后，我发现，我的时间太不够用了，我的知识太少了。但我已经没有退路，没有选择，只有努力，努力，再努力。
我，选择35岁退休，这不是浪费，更不是贪享受，而是浓缩人生。人生能有几个宝贵的青春，何不趁着年轻、精力旺盛，开创自己的事业，为何要等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时候呢？
我，选择35岁退休，不是真正的退休，而是我事业有成的体现。
我，选择35岁退休，所以我努力，所以我对老板说：“虽然我是在给你打工，但同时也在给我自己打工，如果我工作不努力，对公司没有多大损失或损失不大，但对我自己来说，却是一种青春的浪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