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努尔哈赤以优礼两个蒙古额驸争夺整个蒙古
努尔哈赤吞灭叶赫之后，除了集中兵力西进攻明以外，还大力北上，企图以和平攻势招抚蒙古各部。
努尔哈赤优礼两个蒙古额驸，就是为此战略目标服务的。努尔哈赤优礼的第一个蒙古额驸是恩格德尔。关于恩格德尔在天命八年（1623年）七月初三日归附后金时和此前的情况，我们已经陆续介绍过了，下面我们将恩格德尔及其妻子巴岳特格格孙代归附后金之后的情况做较为详细的叙述。
天命八年（1623年）九月十八日，恩格德尔额驸及其弟莽古尔岱从游牧地来嘉木瑚隘口谒见努尔哈赤，杀带来的牛，为汗设宴。（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59.）
天命九年（1624年）正月初一日早晨卯刻（早5—7时），努尔哈赤去堂子叩头，随后回家向神祗叩头。在辰刻（上午7—9时）出坐八角殿后，大贝勒代善先叩头，以后恩格德尔额驸率蒙古众贝勒叩头。恩格德尔率蒙古众贝勒排在第二位，以后才是四大贝勒中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等等。这说明恩格德尔额驸在此之前已经完全归附了后金，也说明了他对满蒙两族的联合所做贡献之大。
正月初三日，后金诸贝勒向恩格德尔额驸誓曰：“皇天眷佑，以恩格德尔与我为子。念其弃生身之父而以我为父，弃其同胞兄弟而以此处妻兄妻弟为兄弟，弃其所生之地来此而居。倘不恩养，必受上天谴责。仰体天作之合，养尔为婿，则蒙上天眷佑，不分内外共享长寿太平之福。”甲子年（1624年）正月初三日盟誓。后金参加盟誓的有四大贝勒等十三人。
恩格德尔额驸誓曰：“我恩格德尔承蒙汗父养育之恩，嗣后若抛弃我之汗父，返回蒙古地方，或心向蒙古国而不以汗父之好恶而待之，或因思念故土兄弟，而怀二心者，我恩格德尔必受上天责罚。若一心于此地安居，则蒙上天眷佑，子孙世代皆袭汗父衣食之恩，永享安乐也。”
为留额驸（恩格德尔）及格格（孙代）后金特赐书曰：“奉汗谕，倘论恩格德尔之罪，唯争位之罪耳。至于其他过失，则不罪异地来归之婿……”
后金赏赐额驸、格格的田庄和役使的人丁有：各有七名男丁之诸申庄二、汉人庄二。额驸、格格身边役使之诸申男丁五人、妇女五人，及砍柴男丁、担水妇女五对，合计男女共四十对。男孩、女孩俱未算入。敕书内给额驸所辖之汉人，与巴拜额驸、古尔布什额驸（努尔哈赤八女聪古图之夫）同，给额驸之子者与达赖、拉布西喜同。
正月初六日，四大贝勒与阿巴泰等六台吉，率每牛录十名甲兵，同恩格德尔额驸，往取额驸（在蒙古）之户口。额驸与其子囊努克同往，门都达汉留之。
正月十一日，恩格德尔额驸之妻巴岳特格格孙代置三十桌，杀牛一头、羊一只，汗与大福晋阿巴亥前往格格家赴宴。汗之躬亲赴宴，乃念格格去异国受难而回，死而复苏，如同被掠于敌而复得回者，故汗亲往欢会之。（《满文老档·太祖》册60.）
正月十二日得到消息，往取恩格德尔额驸户口之大贝勒代善等四大贝勒和阿巴泰等七台吉，在正月初九日于恩格德尔额驸驻地过夜，于正月初十日携带户口启程。额驸之弟莽古尔岱同来。
正月十三日，致复州、盖州之蒙古书曰：“奉汗谕：著游牧于复州之蒙古及居于盖州之蒙古，留藏种子，以备本年耕种。不再发给尔等新粮，无牛之人，以马、骡、驴耕之。恩格德尔额驸之兄弟五百家已来，宰赛之蒙古五百家已来，并仍有陆续前来者。汗库之粮，将分给新来之人。”
正月十四日，努尔哈赤率众福晋出京城，前往迎接恩格德尔额驸，宿于浑河岸之科尔坡托。往取额驸户口的众贝勒派遣满都赖游击来报：“十五日抵辽河岸。前来之蒙古有二百余户，羊万余只，马、牛牲畜皆肥。”遂遣满都赖偕额驸之子门都达汉往迎，并曰：“所带来之牲畜，著以瑚济、达岱塔、十方寺等地秋季所割之草喂养之。命所往之众贝勒与恩格德尔额驸、莽古尔岱及头人等相会后带来谒见。令所往之兵丁精选马匹，遣八名额真率兵四百驻守辽河岸。”
正月十七日，努尔哈赤等人往彰义站放围，当时彰义站边外之众贝勒来见汗，他们于边外三里下马，架设蒙古包，杀牛八头，置席八桌。筵宴时，左右诸贝勒各坐其位后，恩格德尔额驸令其弟莽古尔岱台吉率诸子，引以备鞍辔之马二匹、驼一只，向汗三跪三叩。莽古尔岱台吉由跪处起，上前与汗抱见，后诸子亦次第与汗抱见。会见后，恩格德尔额驸由大贝勒（代善）陪坐，莽古尔岱台吉由四贝勒（皇太极）陪坐，恩格德尔额驸之子囊努克继莽古尔岱坐之，命莽古尔岱之子满珠西里、恩格德尔额驸之子门都达汉，坐于汗前侍卫等之东侧。继之，由格格率其姻妹（丈夫的其他妻子）及莽古尔岱台吉之妻并众子媳，向汗一叩，向（汗之）福晋一叩。叩毕，格格陪坐于大福晋之左，继格格乃莽古尔岱台吉之妻坐之，门都达汉之妻等，坐于大福晋之右。筵宴后，赏恩格德尔、莽古尔岱各马一匹，并配以雕刻鞍辔。为额驸等食用，赏牛十头、酒十瓶。是晚，进彰义站城住宿。赏恩格德尔额驸服汗之貂皮披领银鼠皮袄。赏囊努克、满珠西里、门都达汉等猞猁皮子各一件。
正月十九日，途中杀三牛筵宴，遂进东京城。令莽古尔岱夫妇入汗家，赐饭。
正月二十日，努尔哈赤出视察房屋，赐给住房。赐给额驸、莽古尔岱及其从者城内房四十间。
正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御八角殿，设大宴，赐给恩格德尔额驸、莽古尔岱：金各十两、银制酒海各一个、碗各五个、碟各四个、匙各二个，以上计银各五百两；大蟒缎各一匹、次蟒缎各一匹、牛犊蟒缎各二匹、缎衣各四件，金钱蟒缎各一匹、倭缎各一匹、龙缎各一匹、金钱龙缎各一匹、补缎各一匹以及纺絲、绫子及各种缎子合计各五十匹；毛青布各五百匹、钉金佛头貂帽各一顶、黑貂镶棉索皮袄各一件、黑貂皮子各一件、雕刻腰带各一条及皂靴和袜各一双；雕刻鞍辔及后鞦等全副各一套、插有弓箭之雕刻撒袋各一副。赐给恩格德尔额驸、莽古尔岱，柜子各十个、竖柜各二个、碗碟各八百个。除此之外，赐给恩格德尔之从者，赐给莽古尔岱之从者，赐给囊努克、门都达汉之母，赐给莽古尔岱之妻，赐给囊努克、满珠西里，赐给门都达汉的各类财物还有很多，不加详述。
同一天，还赏给恩格德尔额驸、莽古尔岱七男丁之诸申庄子各二处，十男丁之汉人庄子各二处，近身听差之诸申各五对，取水砍柴之汉人各五对。赏给囊努克、满珠西里、岱青、巴特玛四男丁之汉人庄子各一处、十男丁之汉人庄子各一处。赏给门都达汉三男丁之诸申庄子各一处、十男丁之汉人庄子各一处。以下还有赏给蒙古其他头领的物品多种，不加详述。
正月二十四日，以乌达海阿哥之妹，嫁给古尔布什额驸之弟达赖。杀牛四头、羊五只。汗出门演百戏而宴之。赐给格格银二百两、金五两、毛青布一百匹、大蟒缎二匹、金线蟒缎二匹、龙缎二匹、缎二十四匹。（《满文老档·太祖》册61.）关于古尔布什额驸之事迹，后面将有专述。
恩格德尔额驸之所以离乡背井，投奔后金，是“因为父亲收养得不好”。（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66.）他来到后金后，成了后金的高官、大量财富的占有者和大土地所有者。
努尔哈赤优礼的第二个蒙古额驸是古尔布什。天命十年（1625年）正月十六日，努尔哈赤把自己最小的女儿、八女聪古图格格嫁给从蒙古巴岳特部叛逃来的古尔布什台吉。
努尔哈赤的八女聪古图格格为和硕公主，其生母为努尔哈赤的侧妃叶赫纳喇氏。这位叶赫纳喇氏是叶赫大格格东哥的妹妹。
古尔布什台吉是蒙古喀尔喀五部中巴岳特部额塞贝勒的儿子，他于天命六年（1621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带领部民八十户、男一百十五人、马二百六十匹、牛一千头、羊二千只叛逃而来。当时汗到衙门。古尔布什台吉叩头谒见，努尔哈赤特设宴款待前来投顺的蒙古台吉。
同日，努尔哈赤以族弟济伯里都济呼的女儿，给和古尔布什一同来归之弟莽果尔台吉为妻，并授为总兵官。（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31；《满洲实录》卷7.）
次日，即十二月二十五日，努尔哈赤向二都堂取貂皮的皮袄一件，向二总兵官取猞猁狲的皮端罩一件，向众牛录额真、备御取毛青布褂，分给随从古尔布什台吉来的僚友们。又给了鞍辔、雕刻的撒袋、弓、箭十支、水牛弓、甲胄十副、铠袖二对。（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31.）以上是对古尔布什台吉的僚友们的赏赐，我们估计，这些赏赐很可能是努尔哈赤看到随同古尔布什来归者衣帽不整、装备不齐而采取的临时措施。
次年即天命七年（1622年）正月初八日，努尔哈赤赐古尔布什台吉貂皮衤屯子三件、猞猁狲皮衤屯子二件、貉皮衤屯子二件、狐皮衤屯子一件、貂镶皮袄五件、獭镶皮袄二件、鼠镶皮袄三件、男女蟒缎衣九件、全蟒缎六匹、缎三十五匹、银五百两、镶嵌鞍辔一套、鲨鱼皮鞍七件、镶嵌撒袋一件、装有弓矢之撒袋八件，并彩柜、竖柜、碗、碟等器皿俱备。（《满文老档·太祖》册32.）
另外，又赐给古尔布什台吉以青卓礼克图的称号，给以满洲牛录三百人，并蒙古一牛录共二牛录，还授与一等总兵世职。（《满洲实录》卷7；《清史稿·古尔布什传》卷229.）
至天命十年（1625年）正月十六日，努尔哈赤把自己的第八女聪古图嫁给古尔布什为妻，古尔布什台吉成为努尔哈赤的额驸。
第二节 招纳朝鲜降叛和对东海女真的用兵
后金在西战场即对明战场陷于胶着状态时，加紧了对东方的经略，除对朝鲜有些小小的动作外，特别地掀起了征服东海女真的小高潮。
天命十年（1625年）正月初二日，毛巴里、萨木什喀、吴善前往朝鲜方向搜寻踪迹，获得名叫韩润、韩义之二朝鲜人。经审问，供称：“韩润之父叫韩明琏，在朝鲜先王（光海君李珲）时曾任总兵官，因得罪新王（仁祖李倧），降为参将。有一位名叫李适者，乃新王继位之功臣。然新王并未留其于身边，而是遣往外省任总兵官。所以李适怨恨新王，与我父韩明琏共谋，举兵攻打新王，途中连克三处之兵。王闻之，离位南逃。我军得京城，正欲寻王杀之。不料，因李适总兵官之中军哗变，李适与我父皆被杀害。我二人力战得出，无处投身，欲投汗而来，故逃于义州所属之箭匠家中，俟渡口结冰后前来。唯毛文龙之哨口密布，至今始得前来。”汗闻之，悯其来归，着韩润为游击，其堂弟韩义为备御，给足所用之诸物。（《满文老档·太祖》册64.）
努尔哈赤多年来不断对东海女真用兵的目的是想从东海女真获得兵员补充。关于女真族的战斗素质，魏源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故得朝鲜人十，不若得蒙古人一；得蒙古人十，不若得满洲部落人一。”魏源：《圣武记》卷1.通过这三个民族战斗素质的对比可以看出，女真族的战斗力是无与伦比的。魏源是19世纪的思想家和史学家，他的结论比较客观。即使是努尔哈赤同时代的人，不论是明朝人还是朝鲜人，对女真族战斗力的评价也都是一致赞扬，《明实录》说辽人尝言“女直兵若满万，则不可敌。”（《明神宗实录》卷444.）《李朝实录》说：“所谓女真兵满万，天下不能敌者也。”（《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27.）努尔哈赤频繁地用兵东海女真，其原因，我们不难从上面几段史料中找到答案，他是要从东海女真获得精锐兵员的不断补充。
天启五年（天命十年、1625年）正月初七日，努尔哈赤派遣博尔晋侍卫带兵二千，讨伐住在东海边的瓦尔喀部。（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64.）从而掀起了天命十年后金对东海女真用兵、征服东海女真的小高潮，这是近六年来所没有的。博尔晋出兵东海，是天启五年一年中后金连续对东海女真用兵的首次。
第二次对东海女真用兵。这次用兵开始于上年（天启四年、天命九年）十二月，被派去征讨瓦尔喀的将领噶尔达派人送来的文书说：在十二月初九日进入颗伊，逮捕了和勒必、齐什纳、彻木德和共三人，以后在颗伊获得男子一百、旧新人口数三百七十。到天命十年三月初五日，塔玉、噶尔达、福喀纳带来的虎尔哈的男子一百十二人、瓦尔喀的男子二百二十人，向汗叩头谒见。努尔哈赤在问过为首的人名后，说：“虎尔哈的人是像鸭、鹅一样生活的人，是投我来的。来了在我这里可以。瓦尔喀的人可以找自己愿意找的兄弟一起生活。”（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64.）由于这次对东海女真用兵主要在天启五年三月，我们姑且把它算作这年用兵的第二次。
第三次征讨瓦尔喀部。天启五年（1625年）四月初二日，努尔哈赤去迎接出征瓦尔喀的、以族弟旺善额齐克、达珠瑚、彻尔格三将为首的后金军，两军在穆瑚的荒地相会。出征的一千五百将士凯旋归来，出征的三位将领率兵向汗叩头谒见。努尔哈赤用打猎所得的百头兽肉、二百瓶烧酒，为兵丁和带回的编户的人设宴。四月十三日，到沈阳北平顶矮山，为从瓦尔喀带来的编户设宴时，杀牛羊四十头，摆四百张桌，备烧酒、黄酒四百瓶，兵丁和编户的人宴会，尽量吃喝，也没用完。四月十八日，赏给随同旺善额齐克、彻尔格、达珠瑚去瓦尔喀的兵士，每一披甲人银各五两，跟马人银各二两。（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65.）
第四次征伐东海女真虎尔哈部。八月，努尔哈赤命游击署副将侍卫博尔晋、备御官卫奇、扎努、塞纽克、钟诺、通果毅、尼堪等七人率兵二千征伐东海南路虎尔哈部，招降其五百户而归。努尔哈赤在浑河岸迎接远征归来的将士，杀牛羊设宴，款待将士和归降头目。（《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9；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65.）
第五次征讨东海女真卦尔察部。八月初九日，接受努尔哈赤命令率兵征伐东海北路卦尔察部的雅瑚、喀木达尼率后金军将士，俘获二千人胜利归来，努尔哈赤出城迎接，在离城十里的地方，对天叩头，随后杀牛祭纛。摆桌二百张，杀牛羊，演汉人的各种玩意儿，设大宴。带来的人口准确数为一千九百，其中男子五百四十人。（《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9；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65.）
第六次征讨东海女真虎尔哈部。努尔哈赤命皇三子阿拜、皇六子塔拜、皇九子巴布泰率兵千人，往征东海北路虎尔哈部，三位皇子分两路进兵。塔拜阿哥获男丁四百人、户人九百口；阿拜阿哥、巴布泰阿哥获男丁二百人、户人六百口。两路共俘获一千五百口人，于十月四日归来。努尔哈赤出城迎接，设大宴之后回还城内。（《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9；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66.）
大约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费英东受努尔哈赤之命，往征瓦尔喀部，取噶嘉路，杀部长阿球，降其众以归。（《清史列传·费英东传》卷4.）这件事揭开了建州努尔哈赤统一乌苏里江及其以东滨海地区的东海女真的序幕，至天启五年（天命十年、1625年），努尔哈赤对东海女真用兵征讨前后刚好三十年，基本上统一了东海女真，于是努尔哈赤就在“东起日本海，西迄松花江，南达摩阔崴湾、濒临图们江口，北抵鄂伦河这一广大疆域内”（阎崇年：《努尔哈赤传》第83页。）确立了后金的统治地位，取代明朝而实行其统辖。努尔哈赤从这片广大的地域内获得了大量的兵员补充。
第三节 宴请二族兄和四老媪美化自己孝悌的形象
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正月初七日，在东京城的皇宫中，努尔哈赤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宴会，专门宴请宗族和亲属中的老年人，被邀请赴宴的是两个老头和四个老太太，共计六人。
被邀请的两个老头，一个名叫拜珠虎，一个名叫郭兴阿，二人均是努尔哈赤的族兄。这两个老人是不是因为卓著的功勋而获此殊荣呢？答案是否定的。他们在努尔哈赤初起兵时，不仅没有什么“裨益”，相反，倒给努尔哈赤造成了终生难忘的忧患。
被邀请的四个老太太，则都是异邦之人，其中两个为乌拉人，二个为叶赫人。第一个乌拉人被称为“乌拉外姑”，这是被宴请的六人中唯一的一个努尔哈赤的纯粹长辈，她是乌拉贝勒满泰之妻，后金大妃乌拉纳拉氏阿巴亥的生母，是努尔哈赤的岳母。第二个乌拉人为察木布之母，该人即是叶赫东城贝勒杨吉砮的长女。万历十年（1582年），努尔哈赤脱李成梁难逃到叶赫东城。杨吉砮见努尔哈赤气度不凡，想将自己的女儿许配于他。努尔哈赤希望聘杨吉砮的长女作未婚妻，就是要聘这个人。但是杨吉砮认为长女配不上努尔哈赤，打算将幼女即孟古格格许配于他。后来努尔哈赤聘了杨吉砮的幼女孟古格格为未婚妻，而杨吉砮则把长女嫁给了乌拉贝勒常住（为布占泰之堂弟），他们生下儿子察木布。这样，察木布之母即常住贝勒之妻，就是后金中宫皇后叶赫纳喇氏孟古格格（皇太极生母）的胞姐，是努尔哈赤的大姨子。二个叶赫人分别是布尔杭古之母和德尔格勒之母。布尔杭古之母，为叶赫西城贝勒卜寨（死于古勒山大战）之妻，叶赫大格格之母，是孟古格格的堂嫂，后来努尔哈赤和代善分别娶了她的女儿，因此，布尔杭古之母就是努尔哈赤的岳母了，同时她又是努尔哈赤的大舅嫂。德尔格勒之母是叶赫东城贝勒金台石的妻子，是孟古格格的亲嫂子。总之，后两者均为努尔哈赤的大舅嫂。以上四位老妇人所在的乌拉部和叶赫部都与努尔哈赤作过殊死的抗争，她们很可能都曾帮助过自己的丈夫或儿子，或者为其加油助威，或者出谋划策，都曾经给努尔哈赤造成众多的“难烦苦”，最后都是作为战俘被纳入后金统治之下。
一句话，努尔哈赤所邀请的六个老人，没有一个是后金的功臣，并且恰恰相反，都是曾经对努尔哈赤抱过敌视态度的人，只是后来彻底站在了努尔哈赤一边。对于这样的六位老人，努尔哈赤还是以汉族伦理道德孝悌之道优礼有加的，他对诸贝勒说：“拜珠虎伯父、郭兴阿伯父（这是努尔哈赤站在子侄的立场称呼自己的二位族兄）昔日遗恨于我，无所裨益。乌拉外姑及叶赫国诸媪，与我为敌，烦苦于我，何益有之？然我以孝悌之礼迎来宴请之。”（《满文老档·太祖》册64.）
是日，努尔哈赤毕恭毕敬地向二位族兄拜年，叩头一次，接着向四位老妇人叩头一次，随后退至东山墙边的炕下，在铺着毛毡的地上落座。这之后是努尔哈赤的福晋三人向二位族兄、四个老媪，以儿媳妇的礼节叩头。努尔哈赤与福晋们向六位老人叩拜完毕，酒宴便开始了。下人给二族兄和四个老妇人抬来了桌子，努尔哈赤命大臣给六位老人把盏，而他自己即于坐处，陪同跪饮。福晋们以儿媳的礼跪在远处，派女子们捧杯敬酒。酒宴甚为祥和快乐。
宴会结束后六位老人离去时，努尔哈赤说：“今年打猎获得的兽肉多，就不杀牛羊献给你们了。”便以兽肉奉献给六位老人，二族兄、四老妇人各得一分，并给二族兄补缎披领各一件。努尔哈赤又对诸贝勒说：“仅是我们设宴吃喝不好，要带贝和齐额齐克、多弼额齐克一起吃喝。”贝和齐和多弼均是努尔哈赤的族弟。努尔哈赤给二人有补子的无扇肩朝衣各一件。（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64.）
努尔哈赤为什么如此孝敬老人呢？我们从同年四月二十三日他对诸贝勒发表的一段训谕之中找到了答案。这天他召集诸贝勒共赴酒宴时，说：“书云：‘其为人也孝悌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同样，我等后世子孙，亦当孝父母悌兄长。于礼仪之地，勿悖孝悌之道；闲居之时，长者仍按其礼，勿使少者懼怕，和蔼相处。少者恭敬长者，则以忠心敬之；长者悯爱少者，则以诚心爱之。勿容虚伪也。昔者，我国之人各居其地。今诸申（女真）、蒙古、汉人同居一城，犹如一家。倘因系晚辈而甚羞辱之，则晚辈之人将无安逸之时耳。纵然不富，亦当筵宴以待之。所行之道，我已指矣。着勿违此训。”（《满文老档·太祖》册65.）努尔哈赤在此训谕一开头，就引用孔子的弟子有若的话，以说明孝悌之道对杜绝犯上作乱、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所起的特殊有效作用，接着指出人们应该如何体现和具体实施这一信条。努尔哈赤号召作为后金统治阶级核心的爱新觉罗家族世世代代都能够恪守孝悌之道，以巩固统治阶级内部的团结与合作，增强统治威力。这就是为什么作为一国之君的努尔哈赤，能够捐弃前嫌，专设酒席，宴请二位族兄和四位老媪的缘故。
那么，孝悌（先前写做弟）究竟是一种什么概念，包含何种内容呢？
孝悌跟三纲五常一样，也是汉族思想家的精神产物。荀子在解释孝悌的含义时说：“能以事亲谓之孝，能以事兄谓之悌。”南宋哲学家朱熹对孝悌的概念注解说：“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悌。”经过我国古代这两位思想家的注释，我们对孝悌的概念有了明确的认识。
春秋战国以至秦汉之际，我国的一些儒家知识分子纷纷强调孝悌的重要意义。儒家学派的开山鼻祖孔子要求他的弟子们“入则孝，出则悌”。孔子的再传弟子们所著的《孝经》说：“人之行，莫大于孝。”西汉儒生董仲舒认为：“夫孝，天之经，地之义。”这些知识分子一再强调孝悌的重要性，是因为孝悌对统治者治国、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具有重要作用。孔子的出类拔萃的弟子、春秋末年鲁国人有若体会其老师孔子的观点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在有若看来，如果国家能使全体臣民都遵从孝悌的原则，就可以基本上杜绝犯上作乱的行为，所以他主张，国家应该教育全体臣民，使孝悌成为人的本分。《吕氏春秋》也一再从人君统治的角度出发，阐述孝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巨大作用：“人主孝，则名章荣，下服听，天下誉。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临难死。士民孝，则耕耘疾，守战固，不罢北……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者，其唯孝也？”从上述言论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儒家知识分子对孝的重视已经达到了怎样的一个高度。
我国古代的儒家知识分子在鼓吹悌的重要意义时，极力把孝悌与忠于皇权结合起来，即把孝悌与巩固封建统治结合起来。《孝经》说：“君子之事亲（父母）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悌），故顺可移于长（长官，上级）。”还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于是，孝悌的观念，经过延伸和社会化之后，就变成了忠君事长的观念，它使宗法一体，家国同构，给封建政治的等级制度披上了血缘宗族的外衣。这样，封建的孝悌之道也就成为调整封建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防止宵小以下犯上作乱造反、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有效思想工具。努尔哈赤把汉族思想家的孝悌的思想移植到后金来，在皇宫中专设酒席宴请六位老人，身体力行孝悌之道，就是想为国人作出孝悌的榜样，在后金造成和树立浓厚的孝悌的风气，以为后金长治久安、帝业永存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