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1998年的这个完美的选择（加入微软为微软创办中国研究院）只是针对李开复而言，其他人未必能像李开复那样富有远见。
在加入微软后的第一个星期里，李开复一直在寻找足够聪明又愿意和自己一同去中国的人跟随他去一起开创微软中国研究院。在李开复想来，在雷德蒙的微软研究院，40岁以下的研究员中，华人差不多有十分之一，而在硅谷，这个比例甚至会达到20%到30%，有这么一个基数作保证，想来，应该不愁找不到志同道合的人。
然而，理想和事实之间总是有距离的。当李开复约见了十几位华裔学者，发出几十封电子邮件后，结果却发现愿意与李开复一同去中国的人很少。谈起在北京建立研究院，几乎所有人都会觉得“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是件划时代的壮举。然而，等到李开复提出是否愿意与自己同行，他们都会提出种种理由来拒绝：小孩子要读书；大陆太脏、太乱；太太不愿搬家；我现在工作很满意；我已经有足够的钱了，就算搬过去，早晚还不得回来……
朋友们也给李开复泼了冷水。他们的冷水主要集中在两点上：一是诸多优秀的中国人都出来了，在中国很少有适合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研究性人才；二是回去后要面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惰性，要不可避免地入乡随俗，诸如不免要整天都和官员打交道、赔笑脸、说好话。言者无心，但这些都是一些很现实的问题。
李开复出师不利。
一般人在遇到这种冷嘲热讽，大多会打退堂鼓，但李开复向来富有洞见，能看到别人所不能看到的未来，更善于在混乱的局面中抽丝剥茧，层层推进，最终开创出大场面。
李开复没有退缩，他只是对微软当初“找不到合适的人”的困境开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有了这个清醒的认识让他换个角度去思考问题：既然在海外的那些最优秀的中国人对于回国总有着各种顾虑，把这群人从国外带回中国不太现实，那么，能不能到中国找人去呢？
这个决定今天看来相当的不可思议，李开复并不是在中国大陆长大，他与这块土地的联系限于两个通路：一个是其老父亲曾经在四川工作生活很多年，对中国大陆有着一定的理解和认知；另一个是他1990年后曾经数次到中国大陆去访问，由此接触到一些青年学生和教师，但这个也更多是蜻蜓点水而已。
但站在李开复角度上去思考，其实很释然，如果能够轻易找到足够多的研究员回中国去的话，那么，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位置就很难落到李开复的头上。从这个角度上说，找不到足够多的研究员跟着自己回中国去，是意料之外，但也在情理之中。
不论是意料之外还是情理之中，事实是李开复迅速作出调整，决定到中国去，找到那些符合微软标准的优秀人才。这正是李开复思维方式和常人不同的地方，他开始向前看，寻求增量市场。既然中国的人才辈出，既然出来的人不愿意回去，那么，不可能所有优秀的人才都出来了，即便过去的优秀人才都出来了，但未来的年轻一代有可能还是留在国内，或者正准备出来，只要能找到这些人，李开复和微软中国研究院还是大有可为的，至少迈出了第一步。
李开复于是去找里克·雷斯特谈，雷斯特似乎早有准备，他对李开复说：“无论在哪里找人，都是一样标准，不能妥协。”雷斯特的表态对李开复在中国大陆寻找合适的研究性人才的想法予以了认可，相当是给李开复吃了一颗定心丸。
在没有得到足够人愿意一起跟随的前提下，李开复决定先回国，这个举动在当时无疑是充满风险的。
也许是李开复的执拗天性发生了作用，也许是李开复的一股热情和几分天真左右了他的选择，在其他人的反对面前，李开复没有退缩。李开复想，去中国哪怕辛苦一点，总能够找得到。“管他呢，我自己先去。”李开复对自己的妻子谢先玲说，“我绝不相信中国所有优秀的人都出国了，在中国，总能找到喜欢科学研究的人。我就是要做一个敢为天下先的人”。李开复当时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态度被记者称为“天不怕地不怕”，显然，李开复不是莽夫，也不仅仅是媒体所说的徒具勇气而已。李开复知道，回中国创建研究院存在短期内的风险，但从长远来说，中国必将成为世界未来的中心，作为能够横跨中西文化的华人，李开复应该把握这个回到中国的最好机会。从另一个角度看，就算有些冒险，但李开复觉得这样的冒险值得——在李开复加盟微软之时，李开复周围的同事就有好几位千万富翁，他们是在微软初创之时就加盟了微软，获得了大量的股权，这也是对他们早期冒险的一种肯定。别人不肯去中国，对李开复来说，这却是自己的机会。
后来，微软在中国创建的研究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李开复实现了自己当年的理想，受李开复的影响加入研究院的一批优秀人才，如张亚勤、沈向洋、张宏江等也都在他们各自的领域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李开复的远见成为他成功的一部分。
若干年后，李开复在谈起他当年来北京帮助微软建立中国研究院的举动时用了台湾当年的人才回流的例子，以此来印证他在没有多少人跟随的情况下就来到北京开创微软中国研究院其实只是一种常识而已。
不过，这更多是事后的验证，当时，真正认为李开复的决定是正确的并不多，至少在用脚投票这个事情上，李开复的跟随者不多。
那么，李开复在坚持自己的选择的时候又借助了哪些知识工具呢？李开复当时是怎么作出理性判断的呢？李开复给出的答案是概率论。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没必要认为，某种选择的成功概率一定是100%或0.反之，我们应当学会分析一件事情“可改变的概率”或“可能发生的概率”。对于发生概率小的事情，在做之前一定要有失败的心理准备。另一方面，也不要等到事情成功的概率达到100%时才去做，因为即便做成了这种事情，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做概率分析时，可以列出“最好的可能”和“最坏的打算”，以帮助自己综合考量。例如，上面提到的“回中国建立研究院”的工作，李开复有100%的把握，可以把研究院办得与其他任何公司在中国建立的研究院一样好——这是最坏的打算，特别是得到了自己上司的可以在中国本土直接招募人才的前提；李开复有40%的把握，可以做出世界一流的研究机构来——这是最好的可能，这很大程度取决于他能不能在后续的工作当中招募到更加有影响力、更加有国际化声誉的科学家回到中国研究院来。
用这样的方法考虑到两个极端后，李开复马上就会明白，即便出现最坏的情况，自己和微软也可以坦然接受，因此，选择回中国工作就成了一件顺理成章的事。
当然，许多选择并没有这么好的“后路”，在这种时候，我们既要谨慎地评估风险因素，也要在适当的时候有勇气挑战自己。正如李开复引用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曾在阐述“领导力”的一段话所说的那样：“当你自估的成功概率达到40%～70%，你就该去做这件事了。也许你会失败，但拖延或等待的代价往往是更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