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中国研究院今天已升格为微软亚洲研究院，成为微软在海外最重要的研究基地，并由此获得荣誉等身，被多家媒体称为世界最佳实验室。
如果以微软设立在北京的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巨大成功来映衬首任院长李开复在这家研究院最开始所做的事情，我们本应该得出李开复只是在适当时候、适当地点、适当公司做了一件适当事情的结论。
其实不然，微软中国研究院的设立本身就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过程中所经历的问题之多、困难之具体、局面之复杂，完全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事后想象。直到今天，这一切甚至都不具备可复制性。李开复在这个事情上所产生的巨大推动和其中显示出来的对中国国情的契合、基于各方势力平衡而显示出的公关能力、在解决问题的周全性和有序性等诸多方面，证明了他是任何一个谋求跨越地域形成自己全球影响力的跨国公司在中国进行本土化的最佳人选，微软是这样，Google也是这样。
一个事情之所以能称得上开创，是因为前面没有人做过，而一旦有人做了，则会出现别有洞天的局面。
这样的事情，往往是大家的认识水平不够，视野不够宽广和深远，直到外部环境改变了才让大家对这个事情有新的认识、新的洞见，而提前有认知的行为，我们常用的描述是远见卓识。
另一种可能则是这个事情虽然有美好的前景，会有圆满的结局，但其实现的过程，往往会有很多艰难险阻，别说是具体进程中可能遇到诸多问题和困难，即便是开局，也会有这样那样难以想象的局面遇到，让人哭笑不得。由于对这些困难的担心以及恐惧，很多人都不愿意去尝试，去面对挑战。这也是许多高智商、高学历的人未必和很多开创性事情有足够多匹配的原因所在，无他，思考得太全面、考虑的方面太多，以至于无法迈出第一步，更别谈之后的诸多连环组合拳了。
简单地说，要么是无法认识到，要么是没有策略去实施行动，要么是不敢去尝试，而在微软中国研究院这个事情上，李开复的远见、勇气和策略性都得到了完美的体现，不过，这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李开复的远见，因为，勇气和策略都是基于远见而产生的。
在李开复的诸多远见中，回到中国是其中最有价值的一个。
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李开复没有回到中国的这个念头，那么，李开复的人生断然会被改写。那么，是什么让李开复有了回到中国的念头，当时（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那么多人为什么不能像李开复那样有远见呢？
李开复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提到他当时想回到中国更多是因为父亲的期待。在前面的章节中，笔者也讲述了李开复在父命所托的驱动下做出从心出发的选择的故事。但这显然不是答案的全部，或者说，这只是答案的另一面。
当时的中国已经开始凸显它在世界版图里的地位和影响力。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正是“中国崛起”的声音最强的时候，在1997年的金融海啸中，人民币坚持不贬值，为中国树立起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中国，中国在1993年和2001年两次申办奥运的不同结果也反映了当时世界对中国观感的改变。
在互联网方面，中国互联网的第一次高潮应该是从1998年开始的。而在之前，可以看做商业启蒙和酝酿的开始。在这一年，CNNIC开始发布有名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今日引领中国互联网风骚的一批人正是在1998年迈出了他们坚实的脚步：张朝阳通过一系列的造势成就了搜狐的大名；丁磊也在高人的指点下开始转型门户，准备北伐；熊晓鸽和周全等人终于可以用离岸交易等套路解决他们在内地做风险投资的产权问题；马化腾、周鸿祎和马云分别在这一年开始了创业；而那个叫李彦宏的北京大学留学生写了本《硅谷商战》，借着对书的推广为自己做宣传……
也正是在这一年，受剑桥研究院成功的鼓舞，微软决定建立第二个海外研究院，研究院的地点选在了中国。关于这个研究院为什么会设在中国有这样一种说法：据说1997年盖茨访问北京，在清华大学演讲时受到了学生们英雄般的欢迎，天才盖茨为清华学生的聪明与睿智折服，决定将原定设立于印度的研究院设在中国，这种说法听起来令国人欢欣鼓舞，但仔细推敲起来却站不住脚。固然，在微软的美国总部有许多优秀的清华毕业生，这也是李开复后来走马上任后，在清华投入了最多的时间和精力的原因，但平心而论，“清华学生的聪明与睿智”这样的评论中有多少是盖茨的客套话，我们不得而知；仅仅因为一场演讲，就能促使盖茨把研究院这样重要的机构放到中国来，对于一向以严谨著称的微软来说，多少有点草率。
很显然，还是因为中国日益突显的影响力。但是在那个时候，能有像李开复那样的视角向前看的人并不多，如微软这样的大公司虽然看到了中国的影响力，但是由于种种条件的制约，他们还需要一个像李开复这样的能认识到中国未来前景的人为他们奔走。
有了在中国建立研究院、网罗中国优秀人才的意图，有了李开复这样愿意到中国去的人，一切也就顺理成章了。但在现在看来，当时的微软还是低估了中国的潜力和发展的速度，而李开复在中国的成功也使得微软调整了战略，将中国研究院升格为亚洲研究院，这是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