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江河作为人们最初的交通路径是再简单便捷不过的了。出于征战、迁徙、出行和运输等需要，人们多取水道而行。远古的益阳一带接江面湖，自然形态的原始港口得以形成。
据说远古时期黄帝与蚩尤涿鹿之战后，蚩尤联合九黎部落败逃过长江，驾木槎竹筏在资江尾闾生存下来，散居于洞庭湖周边的江南山野。战国时屈原流放“沅湘之间”，涉资水，足迹曾上溯到桃花江。西汉陆贾几度从京城长安到南越，皆在益阳资水上横渡。特别是三国吴蜀争荆州，关羽“单刀赴会”，是在碧津渡赶赴吴营的。益阳码头渡口最早的文字记载，即源于此。
码头起步
益阳地处洞庭湖之滨，资江水道纵贯全境，历来以木帆船和竹木筏载运物资至洞庭湖周边，远抵长江沿岸的汉口等地。明朝“洪武落业”后，因大批人户从江西迁居益阳，益阳港口进入起步阶段，始建码头设施。之后，资水上中游大批船簰进驻，水运业兴起，促使益阳港口码头显著增多。
明代中后期，益阳航运业步入快速发展时期。随着益阳城的修复，人口大量聚集，以及海禁的实施，内河航运获得了绝好的发展契机。资水中上游的竹木、矿石、药茶、油料、土纸和皮货等，水运是大宗货物唯一的外运通道。清乾隆初年，随着社会稳定和生产发展，益阳县城恢复了生机和活力。工商业的复苏，带动了码头航运业的快速扩张，依托广阔的资水腹地，益阳成了整个资水流域的物资集散地和商贸中心。
益阳城区的装卸业始于明代。据《益阳市交通志》记载，乾隆年间（1736—1795），益阳码头的江湖气息已相当浓厚。码头箩行是码头的所有者，由极少数人把持，形成封建帮会道门。益阳民间“拜码头”的习气，在其时开始流行起来。至新中国成立前夕，益阳港码头有把头、箩主及其他帮派10多个。箩位名称有箩主、自箩、押箩、散箩和佃租箩等，箩主以他占据的箩位对码头搬运工进行残酷剥削和压榨。旧时，益阳码头的下河和起坡力资按四六分成，箩主把头得六成，码头搬运工仅得四成。因此，在长达两百多年的时间里，“箩权”与“扁担权”沦为码头搬运工人的沉重枷锁。
码头崛起
随着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加深，作为湖南对外商贸的主要门户，益阳的水陆交通被渐次打开。咸丰八年（1858），汉口开设外埠口岸，资江中下游一带运销武汉的货物激增，并多集中于益阳，然后水运至武汉，益阳码头随之迅速兴起。早在1852年，太平军洪秀全在益阳“征掳民船数千”，肇始组建水师。曾国藩的湘军水师亦仰仗益阳的船只和水手。清朝末年，得益于繁荣鼎盛的工商百业，益阳的港口码头也得以迅速崛起；而其时码头与搬运业的拆分，更使被束缚已久的行业活力得到进一步释放。
1895年，英商太古公司继美孚公司美山号进入益阳后，由“城步”和“长洛”两轮和十几艘铁壳拖驳船组成船队，正式开辟汉口到益阳的内河航线。益阳经理处设在大码头下首，由扬州人盛宗怀任经理，此处被称为太古码头。“由于轮船运输的速度比木帆船要快6倍左右，商人为了加快其资金周转，自然乐于交轮船运输。益阳南货绸布等行业，纷纷函电驻汉庄客，指定将货物交由太古轮船如期运益。”1898年，两湖善后局开辟长沙至益阳水上航线，益阳城区市场渐趋活跃，人口大增，手工作坊兴起，铸锅等冶炼业发展尤快。此后，木帆船的生意一落千丈，益阳码头进入货轮当家的时代。
1900年前后，日籍日清公司和戴生昌公司进入益阳。前者专营货运，后者专营客运。特别是戴生昌公司以彩云号和彩霞号小火轮开辟了汉口到常德、益阳、沅江、津市的定期往返航线。1903年，太古和日清公司成立卡特尔，通过实施垄断经营，击垮益阳籍船商徐芝浦、高庸等人的竞争，主导益阳码头航运长达二十年。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随着打倒军阀、抵制日货声浪空前高涨，益阳百姓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心被唤醒，民族航运资本大受鼓舞。先后购置“资源”、“永丰”轮船及“新江利”汽划，以石码头为基地，在长益、益沅和桃益之间开通客运航线。这三条航线以客运为主，兼顾货物装载。其后不久，日籍戴生昌轮船便逐渐淡出了益阳航运的历史舞台。
1918年9月粤汉铁路通车，汉口进出常德、益阳、沅江和津市等港口的货物，大多改由汉口装火车运至长沙，再行转运。较之水运，运价既低，速度更快。加之湘西土匪盘踞十几个县，货物难以运抵常德以远，湘西土产也只能到达桃源，常德航运几近中断。此时益阳虽然一跃成为汉口南下洞庭湖航线的首位，但航线和航次均有所减少。不久，又有“新江源”、“新华庆”、“联志”等轮船参与客货运市场瓜分，码头虽还算繁荣，但竞争十分激烈。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以“资源”、“永丰”、“新江源”、“新华庆”、“联志”等五艘轮船成立五轮公司，正式开辟航线。不久，根据联志号大股东蔡润卿的提议，五轮公司扩大经营规模，与“永发”号、原开桃江的“顺昌”号、“资兴”号、“德安”号以及新造的“新长沙”号等轮船联营，组建益阳民权轮驳公司，蔡润卿出任经理。1943年，在县长王秉丞的支持下，蔡润卿改建了大码头，包括全部用麻石铺砌码头，增加泊位，加宽石阶，扩大货场，完善码头设施等。经过大规模改造，大码头成为洞庭湖周边乃至资水流域最大规模的客货运码头。依托大码头的扩建，公司开通益长班、西湖班（益阳——南县）、益桃班三条航线，客货混载，每日对开。由于客源稳定、运量充足，故“盈利亦甚丰厚”。据说短短数年，大小股东纷纷发迹。蔡润卿拥有数处房产，一跃成为益阳商界的头面人物，副经理赵桂林也在万寿宫上首建有新宅，家境殷实。
日军侵占益阳期间，包括民权公司的所有航线时停时开，后轮船自沉于资江新桥河段以自保，各方损失均很大。抗战胜利后，民权公司的三条航线复航；但不久就爆发内战，社会动荡，经济衰敝，航运码头业亦深受其害，时间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前夕。
码头鼎盛
民国时期，益阳港口内千舟拥泊，风樯如林，笛声长鸣，轮机轰隆，装卸起运，往返不绝，呈现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
据《益阳市交通志》称：“民国初年，益阳有规模的港口有上么、下么、人和、永清、石码头、白马庙、向家等七个码头，其他码头大多有名无实。稍后，外埠客商先后兴建苏州、徽州和邵阳码头。本地商家亦建设韩家、文家、益兴等码头。”20世纪20年代，英商建太古轮船和亚细亚煤油起卸码头，美商建正太码头。抗战时期，本地粮商、纸商在江南建石壁湖码头和李家洲码头。1943年，王秉丞任益阳县长时扩建了大码头，使其规模一跃成为益阳码头的翘首。《益阳市交通志》记载：“至解放前夕，益阳港已有各类大小码头86个。”
据统计，至益阳和平解放前夕，历年来，进入益阳港的民船每年7000余艘，人口在2万左右（其中半船半农者约600艘）。船只在益阳港区停留最多的时候有2400余艘，人口7000左右；最少也有1500艘，人口4000左右。其中以邵阳、新化、安化、益阳等地的船只为最多。
码头解读
益阳码头数量大、种类多，这在长江沿岸和洞庭湖周边是鲜见的。《益阳市交通志》称，民国后期码头多达86个，实际上还不止这个数字。据1928年亚新舆地社出版的《益阳县城图》[《湖南省分县详图》（第五图）]中标注的热汗码头和天子码头，就没有包括在内。
益阳码头有本帮与外帮之分，二者依据地域而划分。本帮主要为益阳县内的船民，既跑益阳城区运输，也跑洞庭湖以及长江等大江大河。主要船型有“七板子”、“长船子”、“洋油桶”。外帮包括新化、安化和邵阳等地以及外省的船帮，他们的船型是“鳅船”、“吊船”、“洞驳子”。船类繁多是益阳码头的一大风景。
益阳码头根据用途的不同，大致可分七类：船舶停靠码头、竹木簰停泊码头、货物装卸码头、毛板船煤炭装卸停泊码头、渡口码头、民用码头以及后来的轮船客货运码头。其中，以公共码头为主的42个码头设施最为完善，人流物流吞吐量最多，影响也最大。
在益阳城区，林林总总的码头从清水潭一直到窑湾，近二十里的资江两岸如梳篦般排列，密密麻麻，令人目不暇接。它们具体分布是：竹木簰停泊码头集中在窑湾、青龙洲、西流湾、东门河街下，在皇庄河（今名黄洲河）也有竹木簰码头。毛板船煤炭装卸停泊码头集中在龙山港和大渡口一带。轮船客货运码头集中在大码头、向家码头及大渡口。其中，比较重要的码头主要分布在城内、二堡和三堡。尤其是大码头、向家码头和石码头，还有南岸的大渡口码头、龙山港码头，无论吐纳的人流还是货物都是最繁忙的，占整个运量的近七成。
益阳码头大多数修建于清代中后期。清代乾隆年间以后，益阳社会稳定，人口增加，生产发展，推动了工商业的繁荣，水运码头亦风生水起。从清代中期开始，湘中的煤炭得到大规模开采，对运输形成新的需求，于是毛板船和适合其停泊的码头应运而生。安化黑茶大规模生产并远销西口，过境益阳的水运几乎是唯一选择。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汉口被辟为通商口岸，大量从资水腹地集散的竹木、矿产品和农产品，都离不开水运码头作支撑，由此极大地提高了兴建码头的积极性。所以在益阳全部码头中，资水中上游客商投资修建的要占到近四成。
其中，以竹木簰筏码头数量最多。这类码头季节性很强，多作临时使用。每年开春，前一年秋冬砍伐的竹木，都成堆成堆地码在大小溪河两岸，有的已经扎成簰筏，用缆绳拴在大树或巨石上，有的即将捆扎好，只等发“桃花水”时，就准备驾簰下益阳或汉口鹦鹉洲。在资水上漂流，等于是与死神作一次贴身肉搏。几天几夜里走上数百里水路，不在益阳停下来休整几乎不可能。于是，对码头的依赖比什么都来得迫切。哪怕一年就用一次，对于人生地不熟的域外人，拥有码头等于拥有一个落脚点，一个可进可退的据点。为此，某县和数个县的从业者就会要修一个码头，有些是几条溪水或某个流域合计修建。不过，这类竹木簰筏码头很多是立草为标、插竿为旗的。合股修建之后草草了事，最多再置买少量公屋之类附产以作运转之用。如此因陋就简，管理粗放，故码头规模可想而知，其设施亦难说完备。
一般码头有驳岸，台阶基本用麻石砌成，但在一些竹木码头，只有一些用河岸鹅卵石堆砌的码头标识；即使有一些麻石，也不甚规整。唯一引人注意的，是河岸粗大的麻石系簰桩赫然醒目。许多市民对大大小小的码头并无特别印象，甚至连名字都记不住。故而人们当初在收集益阳码头名称时，出现一些遗漏大概就是这个原因。
除了资水上中游的船簰客商修建的竹木簰筏码头外，实际上，一些本地团体和个人修建的码头设施利用率同样也不高。从益阳码头的归属来看，一个行业商会基本上都有一个以上的码头，如苏州码头、徽州码头等。有些街道，也兴建专供本街道居民使用的码头，以备担水、洗衣、起卸货物之用。还有附近的居民，为方便农业生产，也修建了运送肥料、粮食、蔬菜和其他耕作用具的码头。至于某个家族或私人修建自己的码头，主要用于出租和摆渡。由于这些码头多与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仅仅方便了市民生活，所以，作为码头设施而言，不啻一种浪费。
那么，为什么益阳的码头会如此超量的修建呢？其中原因尽管复杂，但人们总能找到一些合理的解释。
自明清以来，由于工商业日益发达，益阳成为湘中北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对于资水中上游和益阳本地商户而言，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交通保障是经商的一道屏障。码头作为实现这一保障的基础设施，既是船户的生活立足点，也是货物转运站，还是开展业务的事务所。所以，在充分意识到码头不可或缺的前提下，大量兴建也就有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益阳是一个多元化的工商业城市，聚集了来自长江中下游，特别是资水流域的大量人口。由于来源多样的人口具有地域文化、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和个体性格等各种差异，故形成了若干个具有一定封闭性的居住群落。如官商绅士多集中在城内，二堡是富商聚集之地，三堡是中下层船民的生活区。由于一时难以融于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大多数人选择了以地域、行业或家族等为参照系，在航运业寻找栖身的人事交集和情感依归，因此，大量投资码头修建满足了当时的各种现实需要。
益阳码头纠纷多是出了名的。各个码头之间画地为牢，利益至上，各自为政，经常摩擦不断，口角甚至殴斗也是家常便饭。一是资水上中游的船户大多民风强悍，生性刁蛮，观念闭塞，加之语言不通，难以交流，所以，被称为“宝古佬”的船民往往是非难不断，纠缠不清。二是其时社会诉讼成风，恶霸讼棍横行，特别是船帮林立，为一些讼棍的寄生提供了载体。码头圈帮结派，恃强凌弱，使码头和码头之间、船民与船民之间矛盾激化，有人甚至有恃无恐。因此，许多船户实际是为了摆脱帮会的控制，寻求自存自立而抱团呼应，被迫进行码头建设的。
当然，各类码头的出现，也是行业分工的结果，满足城市发展不同层次的需要。如公共码头，满足城市工商业活动的需要，进行市内货物流通，方便人员在市区的资江两岸往来。街道码头，为市民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便利。竹木码头，使大批像候鸟一样的资水中上游船民有了稳固的根据地，增添了这座城市的生机与活力。它们有的置有公屋和铺面，极个别还在附近置买了田产。毛板船码头虽然简陋，充其量不过是能供煤炭卸货起堆的停靠点而已，但如果没有每年约1500只毛板船的吞吐量，就没有一代人资本的原始积累的完成，就没有二堡一带石库门砖木结构楼房的不断崛起，以及三堡的木结构民居成片相连，益阳城市的版图也就得不到快速地扩展了。
益阳码头的大量涌现，是益阳航运业兴盛的一个重要标志，由此形成了独特的水运文化。数百年历史与文化的沉淀，留下大量故事传说，也抒写了许多动人的人生传奇，既留下大量的禁忌，也修起了魏公庙之类宫庙供人祭拜；尤其是42个主要码头，将益阳举托成一个资水流域的港都，并赋予湖湘商都的定义，应该说，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附：益阳古码头
一、城堡公共码头（43处）
城厢诸码头（东关——西门）：
东门、西门、东关、厘金、南门、学宫。
头堡诸码头（贺家桥——临兴街）：
益兴、广法寺、正方、紫霞、轩辕、临兴、汽车、碓臼、七公庙、药王、志乐、三圣殿、文家、三皇。
二堡诸码头（临兴街——将军庙）：
白马庙、大码头、新码头、韩家、大石、小石、水府庙。
三堡诸码头（将军庙——接城堤）：
聚庆、土地庙、利生和、长堤、古道巷、祝码头、上武庙。
资水南岸诸码头：
龙洲、白鹿湾、立人、大渡口、绍丰、李家洲、粟公港、龙山港、红砖埠。
二、各竹木、船帮码头（31处）
益安竹木码头：在青龙洲。清中叶由益阳上乡竹木商与安化竹木商合建，并有公所。
西流湾竹木码头：清嘉庆年间，安化木商郭含章等于西流湾建竹木码头，并设公屋。民国十七年，举周羽仪为董事，实行整顿，重新修建。
四溪公竹木码头：在头堡临兴街皇庄河。清乾隆、嘉庆年间，板、锡、罗、沾四溪竹木商人，运本地竹木至益阳销售，由张民奇等建立，河岸竖有石桩。
五埠公竹木码头：在头堡临兴街皇庄河。清道光、咸丰年间，马迹塘、大栗港、三堂街、舒塘、桃花江五埠竹木商人，运本地竹木至益阳销售，建此码头。右与四溪公码头由河直上沟心竖桩为界。
上五溪木帮码头：在三堡清胜街，为新化县栗、小、油、麻、化五溪木簰停泊之处，有铺房10间。
中三溪木帮码头：在三堡栅栏巷口，为新化县洋、辇、邓三溪木簰停泊处。
油、白二溪木商码头：在三堡涌泉街。有公屋、石椿及古柳一株为记。
上五溪泊船码头：在二堡水府庙上首。为新化县栗、小、油、麻、化五溪船商泊船之埠。
下四溪泊船码头：在二堡水府庙上首。为新化县油、白、澧、苏四溪泊船之埠，并购有铺屋。
中三溪泊船码头：在二堡大码头下首。为新化县洋、辇、邓三溪船商泊船之埠。
油、白二溪船木两帮码头：在头堡皇庄河，由油、白两溪船、木商共建，并有公屋。
四溪木帮码头：民国四年，新化澧、大、渠、苏四溪木商在窑湾建立码头，停泊木簰，并设公屋。
车湾码头：在头堡。为湖北省车湾竹木商人所建。
江神码头：在头堡临兴街。为益阳纸业商所建。
公码头：在二堡廉让街。为煤炭船停泊之埠。
水星殿码头：在头堡。系苏帮建立，隶属苏州会馆。
魏公庙码头：在二堡魏公庙。为马迹塘、武潭、鲊埠、三堂街、修山、舒塘、筲鸟咀各船帮共建。
人和码头：在二堡畅清街。宝庆船帮建。
徽州码头：在二堡永清街。为徽州客商之埠。
罗明灿码头：在三堡。为聚庆、新兴两街所有，不准停靠木簰。
银子码头：在三堡新兴街。为本街所有，不准停靠木簰。
土地庙码头：在三堡新兴街。为本街所有，不准停靠木簰。
炉罐码头：在三堡聚庆街。为新化炉罐商泊船之埠。
栅栏巷码头：在三堡清胜街，因洪水冲决巷口，亘有长堤，码头无用。
邵阳码头：在二堡。
武冈码头：在三堡大水坪。为武冈县船帮所建，砌有石堤，竖有石柱，置有铺屋四所。
新宁码头：在青龙洲。另有木帮事务所在三堡木行内，置有香铺仑田四石。
新宁窑湾码头：与四溪码头连界，合立石桩以系木簰，又名洞口码头。
徽州码头：在二堡永清街。为徽州商客之埠。
苏州码头：在二堡永清街。为苏州帮所建，有铺屋9栋。
五省码头：为鄂、赣、浙、苏、皖五省公用码头。
三、族姓捐建码头（8个）
永乐码头：在三堡聚庆街。为灵官庙16姓所建。
贺家桥义渡码头：南岸码头基地李之龙捐，北岸码头为张姓捐。
头供团大河边码头：杨姓私地，为四乡起运灰粪、谷米之要埠。
御史团曹家巷码头：团内众姓公地，为四乡起运灰粪、谷米之要埠。
黄溪桥码头：四乡公修。
自天巷码头：黄溪桥贺家桥义渡公修，为四乡起运灰粪、谷米之要埠。
娘娘庙码头：谌姓私有。
青龙洲码头：为本洲吊木簰、竹筏之用，外埠不得混争。
四、外轮码头（4个）
英商太古码头：大码头下首。
美商美孚煤油码头：今益阳电厂码头。
亚细亚油库码头：今益阳港务局煤坪。
德士古油库码头：今西流湾。
——摘自《益阳市交通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