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县会馆
清代光绪年间，资江上游宝庆府的邵阳、新化、武冈、城步、新宁等五县经营竹木山货、煤炭以及药茶的商人往返于资江上下游之间，以益阳作为经商落脚点。随着商业活动的持续增加，旅益的五县官商和绅士集议，在益阳三堡涌泉街修建一座规模宏伟的宫殿式建筑，人称五县会馆，亦称五福宫。
五福宫内最著名的建筑当属春秋阁。据史料记载，春秋阁共三层，四面有16根花岗石圆柱支撑。阁楼高17米，雕梁画栋，飞角流檐，四角各系一个铜铃，重达15公斤。清风拂过，风铃发出阵阵清脆悦耳的响声，远飘四域。屋顶盖琉璃碧瓦，屋脊中央安装一个金黄的琉璃大瓷坛。
春秋阁的大门铺首狰狞，铜环分挂，两边镌刻楹联一副：文圣人武圣人两个圣人，作春秋读春秋一部春秋；横批：文昌武盛。阁的大殿按左右分成春阁和秋阁两部分。二楼为忠义殿，立关圣大帝神像。据说内藏线装古籍《春秋》和《左传》各十本（一说是一本），神龛边挂宝剑一柄，龛内置一坛金银珠宝，坛盖用生漆密封。三楼是文昌殿，神龛上置孔子牌位，上书：文昌帝君。
传说春秋阁的基址，原是三国关羽驻军时的读书之所。
1914年在五福宫内兴办了私立湖南五福小学。1943年5月，在原来五福小学基础上创办了私立湖南五福中学。
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创办了益阳市第五中学。1998年益阳市六中高中部迁址于此，后改成益阳市第六中学。现在的益阳市六中是湖南省示范性普通高级中学。
新化会馆
新化会馆位于益阳二堡与三堡交界处一条名叫聚庆街的老街旁边。街边伸进一条不宽的人和巷，亦称师公庙巷。巷内的一栋砖木结构的师公宫为新化人所建，故称新化会馆。
清朝鸦片战争失败后，汉口被迫辟为对外通商门户。汉口的开埠辐射到洞庭湖畔的益阳，带动了益阳港的贸易量激增。资江流域的各地船帮涌入益阳各大港口码头，呈现出帆樯云集、人流如织的繁忙景象。
其中，尤以新化各溪驾船的居多。他们在将军庙码头上下两处分别开辟停船码头，一个是上五溪泊船码头，停泊新化境内的栗溪、小溪、油溪、麻溪、化溪等地的船只；另一个是下四溪泊船码头，停泊新化境内油溪、白溪、澧溪、苏溪等地的船只。此外，新化船帮还在三堡和二堡另辟了大量油船和竹木码头。各溪的新化人远离乡土打拼，需要通过同乡的纽带加强沟通和联系，于是集议在大水坪一带置地修建会馆，作为聚会、议事和交友之所。会馆内供奉了上梅山人崇拜的师公神位，敬以香火祭拜，求得师公的护佑。
缺少维护和修缮的新化会馆早已坍塌，现在，破败的遗址上仅存有部分断壁残垣。
苏州会馆
益阳市资江西路原有一所群众街小学，它的前身是民国时期的四维完小。虽然如今的群众街小学早已撤销，其校址却是当年益阳城里鼎鼎有名的苏州会馆。
清朝中叶，地处长江下游的江苏、浙江一带资本主义手工业发展日臻成熟，商贸活动相当活跃。江苏商人生意的触角不仅遍布长江沿岸地区，而且还伸进了洞庭湖腹地的益阳。过去，人们把旅益的江苏商客称为苏帮。从其所从事的行业来看，苏帮商人可分为两类：一是经营批零生意的商客；二是从事水上航运的船家。他们的经营范围很广，主要包括丝绸、布匹、小五金等各类日用百货，如庄记、陈宝源绸庄等。由于日常消费类商品需求量大，销路广，这为航运业的快速增长带来了契机。于是在资江河面上，人们时常能见到一种叫做“江墩子”的大船在来回穿梭。物流的增加带动了人流的聚集，许多江苏籍客商闻讯而来。出于经商需要，旅益的苏帮商人在益阳兴建了自己的会馆。
苏州会馆建在二堡永清街，与街外的苏州码头相连。因为当时的江苏省会在苏州，故名苏州会馆。
徽州会馆
安徽徽州一带的客商到益阳由来已久，明末清初就已形成一定的规模。当时益阳安化的黑茶很出名，徽州商客是最早贩运黑茶的客商之一。当然，后来的经营范围远不止茶叶了。据《益阳县志》记载，清朝道光十七年（1837），徽州歙县人汪文卿在贺家桥一带开设协成当铺（1908年改成仁裕），铺底白银30000两，获利丰厚，名噪一时。后来徽州商客汪松溪、汪松岚也相继来贺家桥经商。当年修建贺家桥的时候，他们都筹集了不少资金，还捐修了一段青石板路，为益阳的公益建设作出了贡献。
和苏帮商人类似，徽州旅益的商人主要从事贸易，也有一部分从事水运的。随着商客和其他人口的不断增加，他们在二堡的向家码头与世庆街（今群众街一段）建起了属于自己的码头，并在离码头不远的地方买下一块地皮，修建了一座砖木结构的房子。这所房子被称作徽州会馆。
实际上徽州会馆并不全是为徽州人服务的，只是因为在来益的安徽人中，徽州人占了大多数，而且徽州商客的名望遍及全国，所以这所服务于安徽人的会馆还是以徽州会馆命名。
徽州会馆建于清道光辛丑年（1841），止于新中国成立前夕。现在，其馆舍尚残存数间破败的房子。
山陕会馆
在今天的三益街西侧，濒池巷的东端，有一座残破不堪的砖结构房子。门前铺着几块麻石，其中一块刻有“山陕会馆”的条石格外显眼。但是，在会馆遍地的益阳城里，一个界碑的弃置似乎也是司空见惯的事，因此在人们来来往往的脚步里，它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
实际上，被人遗忘的山陕会馆是山西和陕西商人在外修建的共同的家。据《汉口山陕会馆志》记载：“山陕，古秦晋姻好之国。地近而人亲，客远而国亲。适百里者，见乡之人而喜；适千里者，见国之人而喜；适异域者，见似国之人而亦喜。汉上去秦晋益远。秦晋人于汉上益亲，其会面有馆也亦宜。”
清朝同治年间，一些陕西、山西的商人盯上了益阳安化出产的边销黑茶。这是一种从明代开始就被定为专销西口的官茶。清代中期以后，随着黑茶的解禁以及生产规模的扩大，商机便接踵而至。两省商人其实也都经营红茶、油料、药材之类山货，不过关中商客偏爱茶，三晋商客更爱山货；就茶帮而言，晋商茶帮则要大得多、强得多。在长期的贩茶过程中，他们改进了制茶和包装茶叶的工艺，发明了闻名于世的千两茶。在陕晋商人的生意版图里，从安化收购了茶和山货，先运到益阳城，待重新清理包扎后，再转运到北方去。于是，山陕会馆便应运而生。
两省客商集议的山陕会馆修起来了，而且是修在大码头旁边。就是这栋房子，让陕西、山西的客商一待就是几十、上百年。1947年，因为战事吃紧，在益阳经商的两省商人纷纷逃离，且一去不复返。此后几年，两省的客商逐渐在途经益阳的“茶马官道”上销声匿迹；再后来，安化黑茶亦无人问津。而曾经欢声笑语不断的山陕会馆，只能在风雨飘摇中度过漫长的孤单岁月，一直到今天。
福建会馆
福建会馆留下的资料极少。大约明代中后期，福建的商人就在益阳出现了。因为崇山峻岭的阻隔，他们到益阳往往需要辗转数千里，一部分人是沿着古老的驿道跋山涉水而至，多数则是从海上漂泊，经长江进入洞庭湖而来。为了财富他们无法不冒险，特别是在茫茫大海上，更需要一位叫天后娘娘的神灵来庇护。
天后娘娘俗称妈祖，本是福建莆田林姓人家的女儿，生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传说她从小就吃斋，侍奉神灵。她羽化升天后，经常在海上救难，保护船只平安，于是被皇帝敕封为“天后”、“圣母”。所以，当福建商人来到异乡，仍然把她请出来加以祭拜，乞求福祉的降临。出于公共活动的需要，也由于益阳的商界“画地为牢”、帮派分明且多有攀比，故他们也修建了自己的会馆，馆舍里供奉着这位天后娘娘的圣像。为此，人们把福建会馆也称为天后宫。
天后宫的建馆时间不详，但馆舍一直到1969年才被拆除。当时要在此建设益阳市服装一厂。只是工厂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转型时没能跟上社会的步伐，2002年，古道街被修建成闽南风格的仿古商业街时也一并被拆除。看来，天后宫只能沉睡在历史中了。
江西会馆
明初益阳“洪武落业”时期，大量江西人户前来益阳，其中包括许多商人和手工业者。当时流行一句谚语“江西老表一把伞，走到湖南当老板”就是真实的写照。
由于与益阳兼有血缘和地缘的联系，江西客商陆续来此经商谋生。开设的店面和商号包括南货副食店、药店、油店，乃至当铺和钱庄，数量之多，范围之广，益阳坊间故有“无江西人不成埠”的说法。
江西商客在益阳被称为江西帮，简称西帮。他们人多势众，组织也严密。由于帮口紧，特别重视对商业秘密的保护，据说他们在谈生意时，基本是清一色帮话，局外人根本无法听懂。他们同乡观念很强，互帮互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由于抱团经营，江西帮规模与新化帮势均力敌，不仅站稳脚跟，而且影响很大，能够做到一呼百应。
清朝末年，江西旅益客商在益阳头堡兴建了规模宏伟的宫殿式建筑万寿宫，用来祭祀仙人许逊，同时作为西帮的会馆，供开展各种公共事务活动之用。
万寿宫一共建有四进，规模甚大，能够以宫祠作为客馆下榻之用。其右侧的观音阁，为整个建筑的主体。宫前置有石柱石阶，高达数丈，形势伟岸，蔚为壮观。院中植有百年银杏一对，高约15米，枝繁叶茂，生机盎然。宫门对面临街，建有彩楼。每逢祀典之时，各种表演娱乐助兴，观者塞途。1927年，万寿宫改庙为学，在此开办私立豫章小学。1946年，兴办私立豫章中学。1956年，学校改为公立益阳市第四中学。
万寿宫被拆掉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20世纪80年代，人们在其遗址上矗立起一座至今仍算是城北地标性建筑的益阳大厦。如今弃置多年的益阳大厦被改扩建，成为一家星级宾馆。它大门前侧那对历经沧桑的银杏树，也已移栽至鹅羊池广场。
江西药商会馆
在明清时期特别是民国初年，前来益阳的江西客商之中，经营药房者不在少数。“江西人开药铺，卖不完的自己吃”，这虽是一句笑谈，如今却成了益阳市井百姓的语汇，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当年药商们竞争的惨烈。
从东门口到三堡，江西人在益阳开设的药店就有40余家，雇员连同家属达数百人。像樟树国药店、熊同济药店等都很有名。这些药商虽然从属于江西商帮，在信仰上却有别于敬奉财神爷关羽的一般商人。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行规，敬奉的祖师爷是唐朝药王孙思邈。
过去，尊奉药王在益阳民间各地都非常盛行。据分析，一是民间传说当中，药王医术高明，医德高尚，医脉久远，因此药商以此自重，好获得良好的社会声誉；二是药王神通灵验，药到病除，妙手回春，药商希望祈福于己，以期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因此，清代咸丰年间，这帮药商就在益阳头堡的太临街（今福星街一段）建起了一所庙宇。庙宇共两进，首进殿前为住宅，正殿供奉药王先师神像，后进为僧侣住房。
此庙被坊间称为药王庙。因为江西药商经常利用祭拜菩萨的机会前来聚会议事和联络感情，于是有人也称之为江西药商会馆。其馆舍在20世纪90年代初才被拆毁。
湖北会馆
自古两湖不分家，不仅因为地缘相近，而是面对洞庭湖和长江的洪水肆虐而拥有共同的命运。宋代两湖成形，清代两省分立，但没有阻隔两地互通有无、频繁交往的脚步。伴随着益阳城的复修，明代就有成批的湖北人来此经商。江汉平原缺乏的竹木、山货、土特产在洞庭以南的江南丘陵找得到卖家。作为整个资水流域入江出海的中转站，益阳的商贸地位从来没有动摇过。湖北商人在此驻足，通过水运，大批货物很便捷地运输到像鹦鹉洲这样长江沿岸的大大小小的商埠码头。
为了在商帮林立的益阳立足，湖北商人在益阳城里也组织了自己的帮会。清朝嘉庆年间，他们在头堡兴建了一座乾元宫，把南方楚人崇拜的火神祝融氏供奉于坛上，作为聚会议事的场所。后来，乾元宫一度被改建为学校。光绪三十一年（1905），创办了育才小学；1912年改为高小；1929年升为县立第二区高小；新中国成立后，改成汽车路小学。
黄州会馆
据史料记载，早在唐代，湖北黄州一带的纸商就已经开始在益阳经营土纸买卖了。从黄州到益阳，要渡长江过洞庭，穿越于汹涌的波涛之中。作为纸商，他们有着更多的担忧，一直祈求商旅平安。商客中有一位叫张七的，自称是猛张飞转世，一直经营着土纸生意，最后客死于益阳。
他去世后，据说落道成神，对前世的纸商挂念有加，而且非常灵验。黄州纸商对此心怀感激，集议在张七离世之所修建一座寺庙，一来祭奠张七，二来可以开展公共活动。庙宇分为六进，一为围墙门房；二为大殿，塑有神像三座：中为张七神像，左为杨泗将军，右为财神菩萨；三、四、五、六进都是住宅，为黄州来益的纸业商行住宿所用。庙的大殿横匾记载：上帝封张飞为帝主，黄州张七为张飞转世，故称“帝主宫”。
唐代修建的帝主宫经不起岁月的侵蚀早就消失了，清代嘉庆年间进行了重建。抗日战争时期，帝主宫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被毁，遗址在今天大水坪的小巷里。
苏赣会馆
苏赣会馆就是七公庙。相传长江下游一带的江苏、江西等地的客商，取道长江来益阳经商营生，有一段时间江上行旅环境极差，是一位名叫耿七公的人严加整肃才得以恢复平静。据说这位七公是北宋神宗朝的一员武将，生前受命巡查长江江防，死后时常显灵护佑江上行者的安危，日久天长渐成下江客商的保护神。这些外出谋生的商人来益阳后，需要神灵庇护，于是决定集资在二堡修建七公庙，并把七公的神像供奉其内加以祭拜。因江西简称赣，两地商客各出一字，故取名为苏赣会馆。
兼有会馆和祭祀功能的七公庙建于清朝康熙年间，民国时期改办成学校，抗日战争时毁于日军飞机的燃烧弹下，其残存部分在资阳区幼教中心校园内。
江神会馆
旧时，益阳城里从事纸业经营的客商不少，土纸交易相当火暴。资江流域造纸业比较发达，像资水上中游的安化，土纸是除了黑茶以外最重要的输出商品。土纸的外运离不开资水航道。在资江里行船，滩多水急，风险极大，因此客商们只能借助于江神的庇护以规避损失。
明代末年，益阳从事纸业经营的行会在头堡建起一座江神庙。庙宇建筑宏伟，耗资巨大。门额题写“江神福地”，故又称江神会馆。庙宇共三进，系木石砖混结构，雕梁画栋，金碧辉煌。石柱粗大，上刻飞禽走兽。前进为戏台，地面铺满麻石。中为正殿，供祀洞庭龙王神像。殿后两厢分列左右，是为住宅。后进为厨房和杂屋等。像益阳街上大部分的宫庙一样，这座建筑一直发挥着会所和庙堂的双重功能。民国年间，江神庙改做当局的警署，大凡有艺术价值之物，悉遭洗劫。20世纪70年代，由招待所发展演变成了丽晶宾馆，会馆建筑亦不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