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西巡青海和河西，历时近十个月。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一位巡幸河西的中原王朝的帝王，在河西乃至中国古代历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一、炀帝西巡的原因和目的
在隋炀帝的政治生涯中，有一个较为特殊的现象，即他在位的近十四年之中，除约有五年时间是在长安和东都洛阳外，其余大部分时间是在各地巡游。他曾三游江南，数巡北塞，三驾辽左，一驱河右，且声势浩大，耗费之巨，这在中国古代帝王当中可谓绝无仅有。以往人们对此多有非议，认为这是他奢侈腐化，纵情作乐，勒索民脂，好大喜功之举。其实，当我们把它置于整个隋代社会历史中去考察，这表面看似不可理喻的活动，实则含有很深刻的政治内涵。换言之，巡游就是隋炀帝一生政治生活的重要部分。
隋炀帝即位后，隋朝的社会经济虽已达前所未有的繁荣，但长期以来周边草原民族所结成的对抗中原王朝的强大军事联盟并未彻底解除。平陈以后，由于南方长期分裂而形成的割据势力和不安定因素依然存在。“东夷诸国，尽挟私仇，西戎群长，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丹之徒，切齿磨牙，常伺其便。”正是这一严峻形势的真实写照。对此隋炀帝采取了威力威慑和军事征服相结合的策略，打着“观省风俗”、“宣扬风化”、“尤勤兆庶”旗号，以巡游的方式试图实现其“混一戎夏”远大理想。大业元年（605年），炀帝下令建东都，开运河，进而南巡时下诏说：“朕肃膺宝历，纂临万邦，遵而不失，心奉先志。今者汉王谅悖逆，毒被山东，遂使州县或沦非所。此由关河悬远，兵不赴急……况复南服遐远，东夏殷大，因机顺动，今也其时。”“朕故建立东京，躬亲存问。今将巡历淮海，观省风俗。”明确道出了建东都、开运河，进而出巡历江南的政治目的，即通过此举，进一步安定江南，巩固后方。大业三年（607年）第一次北巡时，再次下诏曰：“古者帝王观风问俗，皆所以尤勤兆庶，安集遐远。自蕃夷内附，未遑亲抚，山东经乱，须加存恤。今欲安辑河北，巡省赵、魏。”意在安抚北方突厥。更耐人寻味的是大业五年（609年）六月，隋炀帝西巡途中，曾对给事郎蔡徵言：“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蔡徵对曰：“此其所以不能长世。”显然炀帝的巡游并非简单的观省风俗，每次都有其深刻的政治和军事目的，大业五年声势浩大的西巡同样也不例外。
首先，彻底解除吐谷浑的威胁，安定西北边陲。针对吐谷浑的威胁，文帝时代虽采取的种种外交和军事手段，给予了一定的打击，迫使其遣使入朝。但吐谷浑仍凭借其自身优势，图谋不轨，“常访国家消息”，使文帝“深恶之”。炀帝继位之初，吐谷浑认为这是发起进攻好时机，遂多次出兵侵扰河西。据史书记载，大业三、四年间，吐谷浑联合党项“屡为侵掠”，为时任张掖太守的阴世师所败。不久，又卷土重来，“寇张掖”，炀帝派户部尚书长孙炽率精兵五千出击，追至青海而还。因此，西陲不安及河西频被侵袭，这是隋炀帝对吐谷浑用兵和亲巡西地的背景之一。
其次，耀兵威于西陲，进而征服和经营西域。自西汉武帝以来，内地与西域的交往日趋频繁，历代中原王朝及地处西部的割据政权与西域的关系日益密切。期间，虽在某一时期因各种因素影响而使这种关系时断时续，但总的趋势在不断地发展，民间的经济与文化交往依然持续进行，双方在政治上至少还保持一种表面的朝贡和藩属关系。然而，自北魏分裂之后，随着突厥、吐谷势力在整个北方、西北的迅速膨胀，他们“分领羌、胡之国，为其拥遏，故朝贡不通。”中原与西域往来完全被隔断。
隋炀帝即位以后，随着国家的统一和国力的增强，彻底解除来自周边民族的军事威胁，进而安辑四夷，开疆拓土，宣威于中外，成为炀帝最为迫切的政治愿望。而此时西域诸国由于不堪突厥、吐谷浑的残酷统治，本着与内地发展经贸关系的愿望，通过商人也向隋王朝“密送诚款，引领翘首”，表达了“愿为臣妾”的态度。于是，隋炀帝命裴矩赴张掖主持互市，进一步了解西域各国的情况。裴矩不辱使命，在张掖期间，多方收集资料，写成《西域图志》三卷。此书不但详细介绍了西域44国的情况，第一次系统勾勒了从丝路咽喉敦煌出发到达西海（地中海）的北、中、南三条道路，而且还提出了经略西域的总体战略。指出“以国家威德，将士骁雄，汎濛汜而扬旌，越昆仑而跃马，易如反掌，何往而不至……今并因商人密送诚款，引领翘首，愿为臣妾。圣情含养，泽及普天，服而抚之，务存安辑。故皇华遣使，弗动兵车，诸蕃既从，浑、厥可灭。混一戎夏，其在兹乎！”即认为只要开放互市，施以厚利，安抚诸胡，便可征服吐谷浑，进而使西域各国臣服。炀帝阅后，“慨然慕秦皇、汉武之功，甘心将通西域”。经过裴矩的多方面的外交努力，“引致西蕃，至者十余国”，大业三年（607年），这些国家的使者还参加了炀帝祭祀恒岳的大典。这表明西域的政治形势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彻底打败吐谷浑、经略西域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大业五年三月，炀帝便开始了声势浩大的西巡。
第三，夺取丝路贸易控制权，畅通丝绸贸易，发展经贸文化交流。自南北以来，突厥、吐谷浑相继崛起于北方和西北方，不仅给中原王朝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而且还阻断丝路交通，垄断丝路贸易，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两大霸主。丰厚的商业利润为突厥与吐谷浑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为其大肆扩张侵扰提供了强大的财力支持。
据史书记载，突厥部落“内多有群胡”，其中就有以善经商而著称的粟特人。在粟特人的帮助下，突厥与东罗马帝国建立了同盟关系，以图打败波斯，扩张丝路霸权。公元588年，突厥处罗侯可汗亲率30万大军攻打波斯，结果反被波斯所败。波斯人从突厥沛肯城（布拉哈附近）缴获战利品以骆驼数千峰送回波斯（据15世纪史学家密尔洪说用25万峰骆驼才运完）。其中256峰骆驼专门运送缴获的黄金与宝石，足见突厥人当时的强大与富有。因此，突厥人在丝绸之路上的霸权和对丝路贸易的危害也是隋朝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公元5世纪末至6世纪初，吐谷浑的势力从青海向西发展，占据了鄯善、且末，其疆域“东至垒川，西邻于阗，北接高昌，东北通秦岭，方千余里”。控制了西域南道，虎视河西古道。由于吐谷浑所处的地理位置正当中西交通的要冲，在当时中原南北对峙的形势下，吐谷浑充分利用其商业地理优势，垄断中西交通贸易。史载：吐谷浑“国无常赋，须则税富室商人以充用焉。”商业经济成为其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加之这一时期河西走廊形势混乱，河西古道交通不畅。于是由吐谷浑所控制的“青海路”便成了丝路南道和阗、且末、鄯善入青海去中原的主要通道。这一时期一些由中原西行和西域东行的僧侣就是主要沿此道通行。北魏神龟元年（518年），宋云、惠生一行由洛阳去鄯善，就是经由西宁而去。北周武成元年（559年）乾陀罗人阇那崛多由印度来长安，也是经柴达木、西宁而至。可见，吐谷浑在南北朝至隋的近二百年间，一直充当着丝路南道贸易垄断者角色，并与突厥夹峙丝路北道，不断进行扩张和寇抄，成为西陲长期不安定的根源。
隋炀帝西巡之前，隋朝已成功分化了东西突厥，使突厥人在丝绸之路上势力瓦解。因此，彻底解决丝路以南吐谷浑的威胁，畅通丝绸之路，就成为炀帝西巡更深层次的原因。当然，安定西陲，经略西域，畅通丝路是炀帝西巡战略三位一体的有机整体，其核心都是以彻底解决吐谷浑势力为前提的。
二、炀帝西巡行程路线和主要事件
关于炀帝西巡的行程路线，《隋书·炀帝纪》和《资治通鉴》都有不同程度的记载。但由于二书所记行程和线路详略不一或不尽相同，由此产生了一些歧义。为澄清事实，现将二书的记述进行比较分析。
从以上《隋纪》和《通鉴》二书记载情况看，虽具体事件史料互有详略，但炀帝自东都起程西巡至张掖的行程路线基本是清楚的。即洛阳——长安——扶风——陇西——狄道——临津关——西平——长宁谷——星岭——浩亹——大斗拔谷——张掖。然从张掖返程的情况二书均未有详尽说明，唯《通鉴》曰“车驾东还，经大大斗拔谷”，示意此行是原道返回。
《资治通鉴》所以作如是记载，是因为《隋书·炀帝纪》所记“（六月）癸卯（初八），经大斗拔谷，山路隘险，鱼贯而出。风霰晦冥，与从官相失，士卒冻死者太半”的所谓“大斗拔谷事件”令人困惑难解。困惑之处就在于已进入六月的盛夏季节，此地何以能冻死士卒太半？因此，其在《资治通鉴考异》中曰：“帝纪在六月癸卯（初八日）。按：西边地虽寒，不容六月大雪，冻死人畜，今从略记。”故将此事推后，认定灾难发生在秋七月丁卯（初三）后自张掖返程途中。之所以这样认定，是因为此时已至秋季，祁连山区出现这种风雪交加以致冻死人畜的可能性较六月更大。胡戟先生也赞同《通鉴》的说法，而且进一步认为，“把张掖燕支山地区宴请西域三十余国贵宾的盛会放在大斗拔谷悲剧之前，没有那令人沮丧的情绪，于情理上也通”。然而事实就是事实，不能因为它不合“一般情理”而随意改变历史。近年来有学者进行了考察并结合史料进一步探讨了“大斗拔谷事件”的真相，认为天气原因并非是导致这次灾难事件的主要原因，而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通鉴》所记炀帝从原路返程是舍近求远，于理不通，并用大量实事和材料补正了炀帝返程的线路。因此，炀帝西巡从张掖返回东都洛阳的路线大致是：张掖——番和——武威——金城——狄道——陇西——扶风——长安——洛阳。
另外，关于炀帝登临燕支山之事，《帝纪》在时间和具体细节上均未作说明，而《通鉴》记载是在六月十七日，即高昌王麴伯雅、伊吾吐屯设等来朝的当天，其具体描述完全按照《隋书·食货志》和《隋书·裴矩传》的记载。但《食货志》与《裴矩传》在史料的编排上往往以类相从，或突出各自的重点情节，不讲究时间上先后，对炀帝登燕支山并未点明具体时间。按一般常理，在西域诸国首领来朝后，先要进行必要的外交程序。直驱燕支山，并令“谒于道左”、“佩金玉，被锦罽，焚香秦乐”，举行盛大交易会，恐怕既无时间，也无法准备。因此《通鉴》的记载是不切实际的。因此，炀帝登临燕支山举行贸易盛会应在六月二十一日设观风行殿举行盛宴招待高昌王麴伯雅、伊吾吐屯设等西域诸国首领及使节之后，即在六月二十三日下诏大赦天下，然后车驾东返途经燕支山时进行的。这样，继续东行便至番和、武威，既与其东返的路线基本吻合，也符合“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的描述。
三、炀帝西巡的意义和影响
隋炀帝的此次西巡历时近十个月，行程数千公里，途经今陕西、青海、甘肃等部分地区。期间，既有千军围猎的陈兵讲武，又有金戈铁马的激烈征战；既有歌舞喧噪的欢庆盛典，又有优抚耆老的访风问俗。内容丰富，气势不凡，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首先，炀帝西巡中亲征吐谷浑的巨大胜利，迫使吐谷浑主南遁，内部分裂，势力大减，至大业末不为边患，有效保障了陇右地区的安全，为这一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安定的外部环境。
其次，随着吐谷浑的节节败退，“其故地皆空，自西平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隋朝因之设置了西海（今青海湖东岸）、河源（今青海湖南）、鄯善（今新疆罗布泊西南）、且末（今新疆且末县）等四郡，各辖二县，共四郡八县。与此同时，西巡的巨大军事威慑也使西域诸国产生震动，纷纷遣使入朝，表示臣服，伊吾吐屯设献西域数千里之地。不久，隋又在伊吾设置了伊吾郡。因此，通过西巡和大规模的设郡置县，进一步加强了对这些新附地区的有效管理和统治，标志着今青海大部和新疆南部的鄯善、且末、伊吾等广大地区正式纳入了隋王朝的版图。至此，隋王朝在西北的开拓事业达到了顶点，其地“东南皆至于海，西北至且末，北至五原，隋氏之盛，极于此也”。特别是青海的大部地区是历史上第一次归入中原王朝的郡县管理之下（两汉和新莽时代所设郡县范围仅及青海东部湟水流域），更是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第三，隋炀帝的西巡解决了长期以来使中西交通不畅的现实，进一步促进了丝绸之路贸易文化的繁荣，在丝路贸易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古代，丝绸之路向为中西交通的主要孔道，而河西走廊是其咽喉所在。自汉末以来，由于中原政权的频繁更迭及周边民族形势的剧烈变化，中西交通一直处于时断时续之中。特别自北魏末以来，突厥、吐谷浑“分领羌、胡之国，为其拥遏，故朝贡不通”。尤其是吐谷浑，地近河西，控制青海道，窥视河西古道，屡寇河西诸郡，致使这一时期丝路交通完全中断。西巡对吐谷浑的胜利彻底解除了丝绸之路上的威胁，隋朝的势力一直推进到且末、鄯善、伊吾等广大地区。中原与西域、西亚交往的所有道路全部畅通，南北门户洞开，为后来丝绸之路贸易的进一步繁荣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炀帝的西巡以武功开西海之边，影响远及西域。在张掖期间，又举办大规模的经贸文化盛会，不但向域外各国显示了中国的强大与富有，更重要的是向各国表达了与之进行经贸文化交流，友好交往的强烈愿望。
在此之前，随着国内局势的日趋稳定，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隋朝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积极的尝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大业二年（606年），突厥启民可汗入朝时，隋炀帝“欲以富乐夸之”，乃“括天下周、秦、梁、陈乐家子弟皆为乐户；其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音乐者，皆直太常。”集中全国的音乐人才，在洛阳精心准备了一场大规模的歌舞表演，精彩的歌舞百伎，展示了中原文化的无穷魅力，营造出富庶欢乐、普天同庆的气氛，使来自朔北草原的启民可汗惊叹不已、艳羡之极。此后，正月十五的艺术活动成为一项制度：“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之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大业五年，炀帝西巡两次盛会西域诸国首领后，次年，“突厥启民以下，皆国主亲来朝贺”，“大献方物”。因之向诸国展示中原深厚文化的歌舞活动在这一年也达到了顶峰，洛阳、长安两地万人空巷。在洛阳“天津街盛陈百戏，自海内凡有奇伎，无不总萃。崇侈器玩，盛饰衣服，皆用珠翠金银，锦罽絺绣，其营费巨亿万……金石匏革之声，闻数十里外。弹弦擫管以上，一万八千人。大列炬火，光烛天地，百戏之盛，振古无比”。通过规模宏大、精美绝伦、喧腾欢跃的艺术活动，隋朝自豪地向周边各民族及域外展示了中原文化的多姿多彩，将自己的艺术成就完全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呈现出来，使之感受到中原王朝无可抗拒的强大实力和威望。大业十年（615年），又有“突厥、新罗、靺鞨、毕大辞、诃咄、传越、乌那曷、波腊、吐火罗、俱虑建、忽论、诃多、沛干、龟兹、疏勒、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穆国、毕、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国并遣使来朝。”这充分说明在炀帝西巡彻底清除丝路障碍，以文化活动和优惠待遇大力招商之后，中国与西域各国，尤其是丝路沿途各国的政治、经贸、文化关系在受阻数百年后全面恢复。这一系具有列开拓性的努力，为丝路贸易在唐代的繁荣奠定的了基础。
诚然，我们在肯定隋炀帝西巡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不可否认这一行动是以巨大的经济耗费为代价的。这种负面效应客观上增加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影响了正常生产和生活。对此，应该客观的予以分析，但也不能简单地把它作为炀帝奢侈挥霍、炫耀自夸的论据。因为，巡游本身就是炀帝重要的政治，这种带有军事威慑色彩的和平方式，不但增进了与周边各族的联系，达到了“混一戎夏”的目的，也从更深层次为中华民族的凝聚和发展提供了历史的基础。
（原名《隋炀帝西巡河西述论》，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