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黄河之西，位于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边缘结合部的河西走廊，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和周围地理环境的特定关系，历史上一直备受中原王朝和西北诸民族政权的高度青睐。其间，令人尤为注目的就是人们凭借这一地区特殊的自然条件大力发展农牧经济并取得相当的成功，从而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该地区地处欧亚大陆腹地，属于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干旱少雨，完全依赖祁连山冰雪融水，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在人们长期的开发经营进程中，由于不合理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导致这一地区生态环境的结构与状态发生了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变化，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严峻的环境问题，其中最突出就是境内大片绿洲垦区的沙漠化。这种变化不但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危害，而且也严重地阻碍了河西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所幸的是，古代河西走廊的先民们，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尤其是在饱受了“自然的报复”后，也开始积极地关注和尽量保护自身的生存环境，为此采取了不少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积累了一些生态保护的经验，在一个时期内对维护生态平衡、改善生存条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值得我们总结和反思。
一、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
1.因地制宜，农牧并举
河西走廊依赖于素有“固体水库”之称的祁连山冰雪融水的哺育滋润，发育了辽阔的森林、广袤的草地以及由其他绿色生命组成的镶嵌于戈壁之中的片片绿洲。考古材料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的活动，春秋至西汉前期，这里曾是氏、羌、月氏、乌孙、匈奴等民族的乐园。他们充分利用河西“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的良好天然条件，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创造了较为发达的畜牧业和原始农业。河西归汉后，“金城、河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汉政府在此设郡置县、移民实边、驻军屯田、引渠灌溉，揭开了河西历史上大规模农业开发的序幕。经过百年的开发经营，河西在经济结构以及人们生产和生活方式上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显著变化。不仅畜牧业兴盛，有“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的美誉，而且农业兴旺，吏民相亲，“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这表明了一个宜农宜牧、农牧并举、互为补充的经济发展格局和模式基本形成。
这一发展格局，既适合河西地区的自然生态状况，又有利于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遂成为以后统一王朝经营河西的基本模式。
曹魏十六国时期，由于中原板荡，唯河西独安。内地大量人口为避战乱，纷纷迁居河西。不仅增加了大量劳动力，也带来了中原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河西经济社会的发展，农牧业经济成为诸割据政权赖以生存的支柱。北魏统一河西后，本着“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修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纳其方贡以充仓廪，收其货物以实库藏”的经营方针，因地制宜的发展地方经济。根据河西宜农宜牧的特点，将凉州及与之毗邻的秦、泾诸州定为“麻布之乡”，大力推行均田制，同时，又“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设立官营牧场等措施，不失时机地发展畜牧业生产，并取得明显成效。河西成为中原战马、牛羊及畜产品的供应地，对北魏经济的发展和军事力量的强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隋唐时期，是河西历史上第二个大发展时期。隋初为解决军需供应，下令在河西“勒百姓立堡，营田积谷”，开展以民屯为主的屯垦。然而，由于当时河西农业劳动力极其有限，营田活动开展以后，虽出现了“广为田种”的景象，但其实际效果并不明显，反而“获少费多，虚役人力，卒逢践暴”。为此时镇守凉州的贺娄子干就建议在河西屯田，“不可广佃”，“屯田疏远者请皆废省”，应根据河西“勤于稼穑，多畜牧”的特点，实行农牧并举，互为补充的方式，发展经济，保障边疆安全。隋文帝接毅然接受了贺娄子干的建议，调整了在河西的经营决策，改变片面发展屯田，强调农牧并重，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唐前期继续奉行这一经营模式，使河西走廊再次呈现出农桑兴旺，仓廪丰盈，“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遗”的繁荣景象，一跃而成为全国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
安史之乱后直至明代，河西先后为吐蕃、回鹘、党项、蒙古等游牧民族所控制。这一时期，河西民族关系复杂，时局动荡、战乱频仍。走廊原有人口或殒于兵燹，或逃亡流逸，或倾城而徙，急剧锐减。加之这些民族以其游牧为主的土地利用方式取代原来较先进的以农业为主的土地利用方式，致使河西大片良田沃土弃耕抛荒，沦为荒壤。正如史书所言：河西“自唐中叶以后一沦异域，顿化为龙荒沙漠之区，无复昔之殷富繁华矣。”这虽有夸张之嫌，但此后河西农牧业经济总的来说仍一直处于衰势，未有大的起色。明清以降，河西走廊随着农业人口的激增，人地矛盾日益突出。于是，大片林地牧场被辟为农田，湖泽湿地被填造为田，一个时期内河西农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金张掖，银武威”的美誉也由此而生。但是，这种片面扩充农业而挤占畜牧业空间的做法，却最终导致因水资源短缺而使大量新垦土地得不到有效灌溉进而荒废沙化的生态恶果。
由此可见，适应河西自然环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农牧并举、相得益彰的经营模式是历代开发河西取得成功的关键，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相反，不顾河西实际，片面强调一方而忽视另一方，不但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也会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
2.精耕细作，保护耕地
精耕细作是我国传统农业的精髓，是最大限度挖掘土地潜力保护地力提高产量的最有效的耕作技术。我们农耕历史悠久，积累了丰富的耕种经验。历史上，河西作为一个移民开发区，这些宝贵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随着一批批中原移民的到来传到河西并很快应用在农业生产中，在土地的开发和利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汉武帝末，赵过发明的代田法和便巧田器不仅推广于“三辅公田”，而且“又教边郡及居延城”等边地军民。居延汉简中就常有“代田卒”、“代田仓”的记载。代田法“一亩三圳”，变广亩散播为垄沟列行种植，且来年相代，既注意到了地力的恢复，又利于农作物生长期内的通风防病，极大地提高了土地产量，非常适合于河西地区旱作农业生产，收到了“用力少而得谷多”的良好效果。
由于河西“地处西方，常寒凉”，且干旱少雨。历史时期，河西先民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还逐渐探索出一整套适应河西旱作农业的耕作程序和相关技术，这在嘉峪关魏晋墓室壁画中有形象的反映。曹魏时的一号墓和魏晋之际的三、四、五号墓中绘有犁地、播种、耙地、耱地、园艺、打场、扬场等一系列农业生产活动的场面。从中可以看出，畜拉铁齿耢和耙在壁画中大量出现，这两种碎土保墒的先进新农具的运用，反映了人们对“河右少雨”的地理特点已有深刻认识。更值得重视的是，在墓画中还可见耕——播——耙（碎土）——耢（掩盖籽种，耱平土地）一整套适应于干旱地区的耕作程序和制度已经形成，这对于土地利用集约程度的提高和农作物的增产具有良好作用。即使今天河西农村，虽然耕播工具早已今非昔比，但就其基本程序而言仍大体遵循着这一古老的传统。
此外，史书常言河西地旷人稀，这一般多是相对内地而言这里人烟稀疏。事实上，在整个走廊大部为无人居住的戈壁和荒漠。就一片绿洲而言，能够用于开垦的土地却是十分有限的，特别是一些人口密集的绿洲，人地矛盾更为突出。如十六国时期，随着大量人口避居河西，导致绿洲土地资源的紧张。前凉主张轨便大力推行“治石田”，即在戈壁边缘“徙石为田，运土植谷”来解决土地问题。另外我们从敦煌文书中也可看到，唐代的敦煌在均田制下其实是属于典型的“狭乡”，大多均田农户所授土地数量远未达到田制的规定。因此，有限的土地资源是河西民众的立命之本，他们非常珍惜属于自己的小块土地，想尽一切办法发挥土地潜力，精心保护耕地。特别是面对风沙的侵袭，逐渐认识到林草植被对防止沙患保护农田的重要性。如敦煌文书中P.3702《太平颂》就曰：“大家互相努力，营农休取柴柽。家园仓库盈满，誓愿饭饱无损”。告诫人们不要砍伐天然柴柽，从而保护农田不受风沙侵害。柴柽是一种天然旱生植物，又称红柳，在走廊戈壁沙漠生长，一座高9米的柽柳灌丛可固沙2500立方米，防风固沙效果十分明显。同时，当时的人们还在一些沙患严重的地区，通过打筑或用柴草构筑挡风墙的办法保护农田，减少风沙侵袭。这些做法虽不能从根本上解除沙患，但也反映了河西民众为改善生存环境，与风沙抗争的努力。
二、水资源的节约和保护
水是生命之源。水对于地处西北内陆干旱少雨的河西走廊更是极其珍贵。敦煌文书P.5894《渠规残卷》云：“本地，水是人血脉。”深刻说明了水对河西居民生活的极端重要性。因此，自古以来河西走廊的人们就非常重视水资源的合理利用。
1、兴修水利，开源节流
河西水利事业的勃兴始于西汉对河西大规模开发之时，“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灌田”。当时张掖郡治所觻得县有“千金渠，西至乐涫入泽中”，它横贯觻得与乐涫二县，是一条流程长、规模大、灌溉面积广的大型水利工程。敦煌郡冥安县有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泽，溉民田”。敦煌郡龙勒县有氐置水，“出南中，东北入其泽，溉民田”。此外居延汉简中也屡见与水利有关的甲渠、临渠、广渠等名称，有专门从事引水治渠的“田卒”、“河渠卒”，以及管理农田水利的“田官”和“农都尉”等。曹魏时期，凉州刺史徐邈在河西大兴水利，“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很快出现了“家家丰足，仓库盈溢”的局面。当时的敦煌民众，农耕只知道引渠水漫灌，而不知用耧犁，既浪费水资源，又费人功，收益很低。嘉平中皇甫隆出任敦煌太守时，“教作耧犁，又教衍灌，岁终率计，其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取得了明显效果。及至十六国五凉割据时期，河西的水利建设依然受到各政权的高度重视，开挖了很多渠道。如前凉沙州刺史杨宣就主持修建了州南长十五里的阳开渠，州东长四十五里的北府渠，敦煌太守阴澹主持开挖了阴安渠等。隋唐时期，河西的水利事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如走廊中部黑水流域的张掖，这一时期就兴修了盈科渠、大满渠、小满渠、大官渠、永利渠等，灌田四十六万五千四百多亩。敦煌在这一时期计有大小支渠九十余条，形成了完整的灌溉网系，使有限的水资源发挥了巨大的效益。
明清时期，河西的水利建设和引灌技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明代的河西“大渠凡数百，而支流不下千计。”清代计有渠道二百一十七条（不计支渠和分渠），灌溉面积达三万五千七百五十余顷、九十七坊。干、支、子渠引灌有次，斗门堰湖管理有序，一个较为系统配套的内陆河流域灌溉体系基本形成。水资源的利用更为充分，从而为河西农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史称：“凉州附郭之武威，今之要县，古之要郡也。田肥美，民殷富。”“武邑六渠，有利无患”。永昌县“现在水源清澈，渠坝疏通，无兼并众噬之患，亦云美矣”。
与此同时，一些适合河西地理特点的水利工程技术如水车提灌、凿洞通水、飞槽渡水、衬砌渠道等被广泛应用，并取得良好效果。值得一提是用土垡衬砌渠道，不仅可以减少渗漏、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而且还能起到固渠护坝的作用。雍正年间主持三清湾屯田的慕国琠看到附近鸳鸯湖内草丝盘根错节，乡民挖块取晒做过冬燃料，名曰土垡。他认为土垡可衬渠防漏，于是调动民工挖取土垡，衬砌渠道，又在渠沿栽椿柳。待土垡生芽，椿柳生根后即可牢固地与渠堤连成一体，起到防渗防漏，加固渠堤的效果。同时，他还在渠岸两侧沙地亦用土垡铺砌、栽椿柳固沙，保护渠道和农田。数年之后，此地“绿树成荫，风回沙落，树长根行”，环境大为改观，昔日流沙之地变成了数万亩良田。
2、强化管理，合理利用
河西走廊水资源有限，全赖祁连山冰雪融水的补给。为合理分配和利用水资源，使其发挥更大效益，河西各地自古以来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水利管理和用水制度。
有关河西水利管理机制，在居延汉简中已有反映。如“监渠佐史十人，十月行一人”（478.70）；“今中实见为甲渠令史”（35.6），“河渠卒河东皮氏毋忧里公乘杜建年廿五”（140.15）；“发治渠卒郡国收欲取□”（E.P.T65：450）。另武威磨咀子汉简亦有“□□水社毋□河留”的记载。由此可知汉代河西有“佐史”、“令史”、“水社”等管理水利的官吏和机构以及从事维护和整治渠道的“河渠卒”。曹魏以降一般均由当地地方官员统管水利，并把水利的兴废作为考核地方官政绩的重要方面。至唐代，河西水利管理机构更加系统和完善。据敦煌出土P.2507号《开元水部式》残卷云：“沙州用水浇田，令县官检校，仍置前官四人。三月以后九月以前行水时，前官各借官马一匹。”灌溉乃一县头等大事，县官自必躬亲，甚至连一般分水斗门也“皆须县官司、检行安置，不得私造”。在敦煌文书中还可见唐及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设有水司（P.4640），长官为都渠泊使（P.4986）、都水合（P.3265）等，专门负责灌溉、祭祀水神、渠道维修、水田测量等事宜。每乡均设渠长或斗门长，“诸渠长及斗门长，至浇田时，专知节水多少”。各渠又皆有渠人，以其渠社为组织，从事渠口和渠道的维修、整治及疏通河底等，管理该渠灌区的灌溉。元代“内立都水监，外设各处河渠司，以兴举水利、修理河堤为务”，延续了河西地方水利管理的传统机制。至清明，各县灌溉皆由知县统辖，知县下设各级各类管水吏员。这些吏员各地称谓不一，有水老、农官、乡老、总甲、渠正、渠长、渠头、乡约、牌头、水利把总等，分别负责各自所管地域和灌区内的分水配水、调解水利纠纷、疏浚维修渠道等事宜。如敦煌县，“于各户内选择熟知水利者，委充渠长、水利之任。每渠一道，渠长二名、水利四名，令其专管渠道，使水时刻由下而上，挨次轮流灌溉，俾无搀越、偏枯等弊，则良田千顷，均沾水利矣”。
在不断完善水利管理机制的基础上，河西各地方政府还在长期的实践中结合本地水资源状况总结制定出许多管水用水的法规细则，用于规范和指导当地的水利灌溉。敦煌文书P.2507《开元水部式》是目前所见我国古代正式颁布的第一部水利法典。该法典备载了各地灌区渠道的溉田次第，造堰、斗门节水的分量，斗门的开闭时间，渠道斗门的修缮以及相应的各级水利管理人员的职责等内容。其中对于河西走廊的水利灌溉特作了如是规定：“河西诸州用水溉田，其州、县、府、镇官人公廨田及职田，计营顷亩，共百姓均出人功，同修渠堰。若田多水少，亦准百姓量减少营。”为具体贯彻这一法规，河西各县也制定了相应的灌溉细则，如敦煌文书P.3560《沙洲敦煌县行用水细则》（又名《敦煌水渠》）即是敦煌地方的水利法规。该细则以“均普”、“适时”为核心，详细规定了各干、支、子渠的行水次序和时限以及土地浇灌的轮次，并称其为“故老相传、用为法规”，具有与其他政令同等的效力。如云：“利子口沙渠、利子、氾渠、三支下瓜渠、掘渠，右件渠若两支已下水多不受，已次放利子等渠。已放两支，如其两支渠水减少，其利子等渠水还塞向上，先进下用，不得向下，滕少过则千渠口。”利子口为唐甘泉水向东分出的大河母（今党河东干渠）下游的主要分水口门之一，其位置约在今五墩乡西部一带。该口诸渠分水过后，遂移向其上游千渠口分水。“千渠，右件渠、利子口下过则满，即放前件渠，减塞向下，先进下用”。随后再依次向上游平河口等处分水。不独敦煌如此，这些配水分水的规则也在河西绿洲各地普遍制订和实施。
明清时期，随着人口的激增和耕地面积的扩大，河西有限的水资源更显紧缺，河西各地用水矛盾更为突出，有关水利灌溉争讼的案件即所谓“水案”频频发生，以致成为关系地方生存的重大社会问题。为此，各地均依据历史传统和现实协调协商，建立不同层次的分水制度。其有河流上下游各县之间的分水（称一次分水），有一县各渠坝之间的分水（称二次分水），有一渠坝各使水利户之间的分水（称三次分水）。各县之间的分水，按照先下游后上游的原则分配。这些分水方案和办法，大都被刊诸碑石，立于府署或龙王庙，世代相延。各地具体的分水有的按修渠人夫分水，有的计粮均水，有的计亩均水。而且常常以时间确立使水的日期或定额。传统计时方法是干支计时，一昼夜为12个时辰，每个时辰分8刻。民间计时方法之一是点香为度，以一柱或几炷香燃烧的时间长度来计时。由于水源珍贵，分水不仅计算到时，而且计算到刻、分。如武威县“渠口有丈尺，闸压有分寸，轮浇有次第，期限有时刻，总以旧案红牌为断。”古浪县“诸水田，其坝口有丈尺，立红牌刻限，次第浇灌……使水之家，但立水簿，开载额粮暨用水时刻。”镇番县“各坝照粮分水，遵县红牌额定昼夜时刻，自下而上轮流灌溉。”其浇法或点香为度，或照粮分时，或计亩均水，各坝章程不一。
河西流域内分水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保证了均平水利，使有限的水资源发挥了最大效益。在具体实施中对于增强河西民众的护水节水意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林业资源的保护
古代河西走廊蕴涵着丰富的林业资源。研究表明，走廊之南的祁连山区适宜森林生长的面积至少在2000万亩以上；走廊北山之龙首山、合黎山西汉时亦是“生奇材木”的绿色屏障。然而在两千多年的农牧业开发过程中，由于人们过度利用和无节制的砍伐，致使河西林业资源遭到很大破坏，造成了诸多生态危机，给人们生产和生活带来严重的威胁。不过，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也逐渐认识到了过度砍伐的危害，曾经采取过一些保护措施，进行过这方面的尝试和努力。
黑河下游的居延地区是河西最早开发的区域之一，自西汉开发始，这里有限的林木资源就成了军民构筑边塞、制作器具、烧柴取暖的原料，破坏相当严重。为此，时任河西五郡大将军的窦融就曾颁布过一项禁伐令。居延新简74.E.P.F22：49、48简云：“甲渠言，部吏毋犯四时之禁。掾谭。建武四年五月辛巳朔戊子，甲渠塞尉获行候事，敢言之。诏书曰：吏民毋得伐树木。无有。四时言。谨案：部吏毋伐树木者，敢言之。”这是窦融颁发禁止斫伐树木的诏书令和执行此令的报告，从中亦可看出当地在一个时期内执行了这一诏令。
随着河西经济的发展以及与其他地区经济交流的日益密切，一些河西曾经没有的树种也逐渐引种于河西。史载：“河右不生楸、槐、柏、漆，张骏之世，取于秦陇而植之。”可能由于气候水土因素，唯槐树得以生存。至西凉时已是树高叶茂、颇具规模，西凉主李暠还因此作《槐树赋》以寄托情思。至今，槐树依然是河西的主要树种之一。唐代人们对林木资源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认识，在大兴土木耗用大量林材的同时，人们已开始较为重视对林木的栽植，这对于植被的恢复无疑有益。P.2032后晋时《净土寺诸色人破历算会稿》：“面伍斗伍升，窟上大众栽树子食用。”P.3875文书中有两条在砍伐树木前要祭神的记载，祈愿树神使树木茂盛生长。前引P.3702《太平颂》中“大家互相努力，营农休取柴柽”的诗句，更表明人们这种朴素的生态保护意识的加深。
及至明清，随着河西走廊又一次大规模农业开发的兴起和人口的大量增加，对林草植被的破坏益趋加剧，其所造成的生态恶果已完全突显。如武威山区“往者林木茂密，厚藏冬雪，滋山泉，故常逢夏水盛行。今则林损雪微，泉减水弱，而浇灌渐难，岁唯一获，且多间歇种者。”林木的破坏对于涵养水源乃至绿洲农业造成严重的影响，严酷的现实使人们对森林与绿洲水源的关系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乾隆十四年《永昌县志》载：“倘冬雪不盛，夏水不潮，常若涸竭……惟赖留心民瘼者，严法令以保南山之林木，使荫藏深厚，盛夏犹能积雪，则山水盈留。近泉之湖波，奸民不得开种，则泉流通矣。”早在明代中期，位于祁连山脉东麓的庄浪卫（今永登县）府就发布文告：“东西山木，系一方屏蔽”，禁止奸商“擅采”，本地士民亦不得借口“炊爨、修理之需，自行砍伐，编筏窃卖”。告诫百姓“马牙积雪，松林禁勿剪伐，以蕴其源。”清嘉庆初年甘肃提督苏宁阿驻守甘州，曾入甘州南部的八宝山（祁连山支脉）考察森林状况，撰写了《八宝山来脉说》、《八宝山森林积雪说》和《引黑河水灌溉甘州五十二渠说》等文，明确指出祁连森林“乃甘民衣食之源”，并以自身感性体验论述了八宝山森林对黑河水流量的调节作用：冬季大雪为山上林木所阻，蕴成冰仓雪库；春天积雪消融，长流不息，浇灌田亩。若乱采滥伐，冬天储雪量小，春天融流急下，河渠冲毁，必有水灾；夏天积雪融完，河渠干涸，必有旱灾。“若被砍伐，不能积雪，大为民患。自当永远保护”。苏宁阿还于祁连山各入山口悬挂铁牌明示：“偷伐松林，有障水源，摧毁民生，既绝民命。特立此牌，以告乡民：有伐木者，与命案同。”采取严厉手段制止毁林。这一作法曾一度颇见成效，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祁连山水源涵养林，保障了河西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综上所述，历史时期河西走廊脆弱的自然环境虽然在长期开发经营的过程中不断遭到破坏，以致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危害。然而在这些危害面前，人们对自然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关爱自身生存环境的意识不断提高，并自觉或不自觉的采取措施进行生态环境保护的尝试和实践。虽然这种意识和措施是基于把自然作为人的对立面这种古老的传统观念之上的，而且受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以及河西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特点的影响，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低层次性、应急性以及不可持续性等，因此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遏制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趋势。但是，不可否认，这种有益的尝试和实践，在一定时期内维护了走廊生态环境，保障了河西农牧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对于增强人们节约资源的意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我们今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原名《历史时期河西走廊环境资源保护述略》，载《古今农业》200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