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先后为张氏前凉、吕氏后凉、秃发氏南凉、李氏西凉和沮渠氏北凉政权所割据。这一时期，不仅是河西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而且也是学术繁荣、文化昌盛、人才济济，区域特色鲜明，并在中原文化因战乱而遭摧残的形势下成为北中国学术文化中心的重要时期。其文化成就不仅奠定了河西区域文化的基础，而且对后世中国封建社会也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一、五凉文化发展繁荣的原因
首先，河西地区独特的地域环境既是五凉政权得以偏安的前提条件，也是这一时期文化发展和有其鲜明特色的首要因素。
西汉末年，窦融“图出河西”，就是因为当时“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前凉政权的建立者张轨同样是在“中州板荡，戎狄交侵，僭伪相属，生灵涂炭”和“时方多难”的形势下，“阴有保据河西之志”。可见，正因为河西地处西北，远离中土，地域独特，才使各割据势力和政权在中原战乱不息的形势下得以立足而生存，也避免了诸如“八王之乱”、“永嘉之乱”那样的兵燹之祸，而保持相对的安定。“秦川中，血没腕，惟有凉州倚柱观”的民谣，正是当时关中和河西形势的真实写照。在整个五凉时期，河西保持了相对安定的形势，从而为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创造了条件。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
刘（渊）石（勒）纷乱之时，中原之地悉为战区，独河西一隅自前凉张氏以后尚称治安，故其本土世家之学术既可以保存，外来避乱之儒英亦得就之传授。
河西地区独特的地域环境还表现在自古以来一直是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冲和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孔道。古酒泉鼓楼四门匾额“东迎华岳，西达伊吾，南望祁连，北通沙漠”的题书；张掖“地当孔道，羌夷要冲，诚河西咽喉也，”武威“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旅往来，无有停绝，”敦煌“华戎所交一都会”的历史记载，贴切地反映了河西走廊作为西北地理的十字路口的重要地位。中原文化、西域文明、江左学术、游牧精粹在这里汇集传播、交流渗透，从而使河西地区能够长期广泛地吸收、汲取来自各方面的文明成果，促使本身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并形成其独特的文化风韵。
其次，汉魏以来特别是五凉时期河西经济的发展，为这一时期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河西以其良好的自然和经济地理优势，再加上汉武帝以来，历代中原王朝和割据政权都高度重视，全力经营，逐渐成为一个以农业为主、农牧并举、商贸繁荣的内陆经济区。早在汉魏时期河西已是“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家家丰足，仓库盈溢”的殷富之区。十六国时期，中原战乱不已，惟河西独安，于是大批流民纷纷迁往河西，以致“中州避乱来者，日月相继”。大批移民的到来，不仅为河西增加了劳动力，也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经验和技术，为河西经济的开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五凉政权的统治者为割据图存，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大力发展河西经济，取得了极其显著的成效。史称，从前凉到后凉“中仓积粟数百千万”。西凉建初中（405—417年）敦煌、酒泉地“年谷频登，百姓乐业”。河西魏晋墓中一幅幅反映当时人们生产与生活的砖画及“麴与游，牛羊不数头，南开朱门，北望青楼”的西州民谣，正是当时河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写照。
第三，河西自汉魏以来逐渐形成的文化传统是五凉时期文化发展和繁荣的根本。自汉武帝设立四郡以来，河西就一直与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其文化有了全面快速的发展。以儒家经典为主的大量的文书随着一批批中原开拓者的到来而在这里广泛传播流布，公私学校的设立及教育事业的勃兴使汉文化在这里得以生根发芽，内地人口的大量迁入和历代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使这里的社会风俗为之转变，某些方面甚至“贤于内郡”而成为“民质朴素”的殷富首善之区。不仅涌现出了很多治民领军的文官武将，而且造就了一大批颇有建树的优秀人才。其中，既有身居高位而政绩不菲的清流雅士，又有驰骋疆场、功勋卓著的勇士名将；既有胸怀韬略通达权变的谋略之士，又有博通经史能书善文的学者名流；既有临池学书被誉为“草圣”的书法大家，又有救死扶伤妙手回春的术士名医。以致后来西凉政权建立者李暠也称赞说：“此郡世笃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时，海内犹称之，况复今日，实是名郡。”河西出土的数以万计的汉晋简牍、造型别致的墓葬和以铜奔马为代表的精美文物，都反映出当时河西地区社会文化的发展水平。而这一切也正是未来文化得以发展、创新、传承的根基所在。
第四，五凉统治者崇尚文教、倡明学术的立国之策是河西文化发展和繁荣的内在主因。
五凉政权的统治者，不论是累世高门以家学见长的汉族豪右，还是逐水草而居以雄武著称的胡夷酋帅，在建立政权后，都无一例外地把崇尚文教、倡明学术作为其立国固本之道。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五凉诸政权的统治者本身具有较高文化素养，他们都深刻认识到儒学在维系和巩固封建统治方面的重要性。
前凉张轨出身于陇右豪族，“家世孝廉，以儒学显”，曾事名儒皇甫谧等，“明敏好学，有器望，姿仪典则”，深受当时大文学家张华的赏识和器重，誉之为“二品之精”。西凉李暠出身于陇西世族，“通涉经史，尤善文义”，“颇习武艺，诵孙吴兵法”。其本人还撰有《靖恭堂颂》、《述志赋》、《槐树赋》、《大酒容赋》、《辛夫人诔》等数十篇诗赋，堪称是魏晋六朝抒情赋文中的上乘之作。后凉、南凉和北凉的建立者吕光、秃发乌孤和沮渠蒙逊，虽出身胡夷酋豪，但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钦慕华风，身染儒雅。吕光能诗善文，崇礼好乐。曾在西征西域攻克龟兹城后，“大飨将士，赋诗言志。”东归河西时“以驼二万余头致外国珍宝及奇伎异戏，殊禽怪兽千有余品，骏马万余匹”而还。南凉秃发乌孤“雄勇，有大志”，始终把“务农讲武，礼俊贤，修政刑”作为立国之大纲。其子秃发明德归“隽爽聪悟，檀甚宠之，年始十三，命为《高昌殿赋》，援笔即成，影不移漏，檀览而嘉之，拟之曹子建”。北凉沮渠蒙逊，“世居卢水胡为为酋豪”，“博涉群史，颇晓天文。雄杰有英略，滑稽善权变”，他非常重视搜求谠言和招礼英贤，曾言：
养老乞言，晋文纳舆人之诵，所以能招礼英奇，致时邕之美。况孤寡德，智不经远，而可不思闻谠言以自镜哉！内外群僚，其各搜扬贤隽，广进刍尧，以匡孤不逮。
北凉之所以最终廓清走廊，统一河西，实与蒙逊本人深厚的儒学修养及昌明学术的政策密不可分。对此，陈寅恪先生早有论述：
张轨、李暠皆汉族世族，其本身即以经学文艺著称，故能设学校奖儒学……其他创业割据之雄，段业则事功不成而文采特著，吕氏、秃发、沮渠之徒俱非汉族，不好读书，然仍能欣赏汉化，擢用士人，故河西区域受制于胡戎，而文化学术亦不因以沦替。
五凉时期各割据政权崇尚文教、倡明学术的措施，可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其一，弘扬儒学，兴办教育。
五凉统治者把传统儒学作为兴邦立国的方略，大力倡导，不遗余力地推行教化。其中振兴教育，兴办学校就是实施这一方略的重要举措。
前凉张轨时曾“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以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同时下令各郡县举荐“高才硕学，著述经史”者，“具状以闻”，以备选用。将学校教育与察举征辟相结合，大大推动河西教育和学术活动的发展。张骏时，又设立国子学，进一步完善儒家礼仪教育，“立辟雍、明堂而行礼焉”。此后，南凉、西凉、北凉等政权也都兴学重教，倡导儒学。如南凉秃发利鹿孤曾因当时“政刑未能中允，风俗尚多凋敝”而要求臣下讨论对策，他还接受祠部郎中史暠提出的“宜建学校，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训胄子”的建议，“以田玄冲、赵诞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史家评论说：“鹿孤从史暠之言，建学而延胄子，遂能开疆河右，抗衡强国，道有人弘，抑此之谓。”西凉李暠“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起嘉纳堂于后园，以图赞所志。”北凉崇学之风尤甚，沮渠蒙逊专门修建游林堂，亲率群臣经常在这里“谈论经传”，并“图列古贤之像”以效法之。
五凉政权在积极兴办官学教育，不遗余力地弘扬传统儒学的同时，还大力倡导私学。因此，河西地区私人讲学之风十分兴盛。一些宿儒名士纷纷开馆延学，培养门徒，如酒泉学者祈嘉“博通经传，精宪大义，西游海渚，教授门生百余人”。敦煌学者宋纤“明究经纬，弟了受业三千余人”，郭瑀“弟子著录千余人”，刘昞“弟子受业者五百余人”。至于那些启蒙授业的私学就更为普遍了。
学校教育的发展和普及，不仅使中原传统儒学得以重振，崇儒读经的风气得以延续，而且培养了大批政治和学术人才，有助于各政权文治的开展，也极大地推动了民间授学和学术风气的转盛，使偏居一隅的河西成为当时北中国一个文化的特盛之地。史称：“凉州虽地居戎域，然自张氏以来，号有华风。”
其二，重视人才，量才擢用。
五凉政权为了倡导儒学，对儒家知识分子尤为重视。无论是世居河西的高才硕学，还是来自中原的世家名流，一律礼而待之，量才擢用。尤其对那些深有造诣的知名学者，还给予较高的政治荣誉。大批知识分子在各级官府任职，成为各政权强有力的统治支柱。
如略阳（今甘肃秦安东北）人郭荷“明究群籍，特善史书”，张祚“遣使者以安车束帛征为博士祭酒”；敦煌大儒宋纤“明究经纬……注《论语》及为诗颂数万言”，张祚“遣使者张兴备礼征为太子友”。敦煌学者郭瑀“精通经义，雅辩谈论，多才艺，善属文”，张天锡“遣使者孟公明持节，以蒲轮玄纁备礼”，请其出山；酒泉名流祈嘉“博通经传，精宪大义”，张重华“征为儒林祭酒”，张天锡更是“谓为先生而不名之”。对于因中原丧乱避地河西的学者，张氏政权更是倍加重视和信任。故胡三省总结说：“永嘉之乱，中州人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
南凉秃发乌孤时，“金石生、时连珍，四夷之豪俊；阴训、敦倖，西州之德望；杨统、杨贞、卫殷、麴丞明、郭黄、敦奋、史暠、鹿嵩，文武之秀杰；梁昶、韩疋、张昶、郭韶，中州之才令；金树、薛翘、赵振、王忠、赵晁、苏霸，秦雍之世门，皆内居显位，外宰郡县。官方授才，咸得其所”。其中，既有河西著姓，秦陇世家，又有中州名流和少数民族酋豪，可谓人物荟萃，英才济济。
西凉李暠思贤若渴，“采殊才于岩陆，拔翘彦于无际”。广泛吸纳各方面人才。在其政权之中，他不仅罗致了宋、索、氾、阴、令狐、张氏等大姓人物作为其著姓政治的基础，而且对于其他有学之士，也是倍加恩宠。如“博通经史”的敦煌学者宋繇，在西凉“历位通显”；敦煌硕儒刘昞官至儒林祭酒、从事中郎，李暠曾对他说：“吾与卿相值，何异孔明之会玄德。”足见其对儒家知识分子的重视。
在这方面做得尤为出色的是北凉政权。敦煌人张穆“博通经史，才藻精赡”，沮渠蒙逊擢“拜中书侍郎，委以机密之任”；敦煌人张湛“弱冠知名凉土，好学能属文”，蒙逊以其为“黄门任郎，兵部尚书”；敦煌人阚骃“博通经传，聪明过人……蒙逊甚重之，常侍左右，访以政治损益”；金城人宗钦“少而好学，有儒者之风，博综群言，声著河右，仕沮渠蒙逊，为中书郎，世子洗马”；金城赵柔，“少以德行才学知名河右，沮渠牧犍时，为金城郎”。对曾在西凉政权任职的儒家知识分子，也全部予以重用，毫无歧视之意。如敦煌人宋繇，在西凉“历位通显”，及“沮渠蒙逊平酒泉，于繇室得书数千卷，盐米数十斛而已。蒙逊叹曰：‘吾不喜克李歆，欣得宋繇耳。’拜尚书吏部侍郎，委以铨衡之任。蒙逊之将死也，以子牧犍委托之”。又如深得李暠信任的敦煌学者刘昞，在西凉灭亡后被沮渠蒙逊“拜秘书郎，专管注记”。又“筑陆沈观于西苑，躬往礼焉，号‘玄处先生’，学徒数百，月致羊酒，牧犍尊为国师，亲自致拜，命官属以下皆北面受业焉”。北凉对儒家知识分子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五凉诸政权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不但加强了割据政权的基础，而且创造了较为宽松的学术文化环境，有力地促进了河西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其三，校勘整理典籍，加强学术交流。
五凉政权为进一步弘扬儒学，十分重视文化典籍的搜求和整理。如在北凉时就曾以敦煌学者阚骃为首，配备“文吏三十人，典校经籍，刊定诸子三千余卷”。阚骃本人还曾给王朗《易传》一书作注，甚为当世学者所推崇，使学者“借以通经”。另外，前凉时学者宋纤曾经校注过《论语》，著述甚丰的敦煌学者刘昞也曾“注《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并行于世”。河西学者对古籍的整理校注工作，大大推动了学术活动的开展。与此同时，在政治环境和交通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还经常与长安和江左诸政权进行图书文化的交流。如前凉政权曾送“经史图籍于京师”。元嘉三年（426年），北凉遣使南下江左，向刘宋政权“请《周易》及子集诸书”；元嘉十四年（北凉永和五年，437年），再次通使刘宋，“求晋、赵《起居注》诸杂书数十件”，同时还献贡大批图书典籍，计有：《周生子》十三卷，《时务论》十二卷，《三国总略》二十卷，《俗问》十一卷，《十三州志》十卷，《文检》六卷，《四科传》四卷，《敦煌实录》十卷，《凉书》十卷，《汉皇德传》二十五卷，《亡典》七卷，《魏驳》九卷，《谢艾集》八卷，《古今字》二卷，《乘丘先生》三卷，《周髀》一卷，《皇帝王历三合纪》一卷，《赵匪攵传》并《甲寅元历》一卷，《孔子赞》一卷，共计二十种一百五十四卷。内容涵盖经学、史学、文学、别集、天文、历法、数学等各个方面，集中反映了五凉时期的学术水平，其中刘昞的《敦煌实录》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实录体史书，为南朝史学家编纂实录体著作提供了样本；赵匪攵所著《甲寅元历》，最早提出改革闰法，代表了当时历法的先进水平，为南朝祖冲之编定《大明历》提供了参考。
五凉政权的这一系列活动，为促进河西与江左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对保存和传播文化成果，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五凉文化的历史影响
五凉时期的河西文化，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和独特的地域空间里，在保存汉魏以来中原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大量吸收了众多民族尤其是西域各族优秀文化养分，经过融合创新而形成的一种地域文化。在魏晋南北朝中华各民族竞相融合的历史时代，其所产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陈寅恪先生曾指出，五凉时期的河西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此论深刻阐述了十六国时期，地处西北一隅的河西文化源流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
第一，直接影响：五凉文化为河西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孕育和滋养了高度发达的敦煌文化。
在南北朝之后的隋唐五代，河西迎来了文化高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即以敦煌莫高窟艺术为代表的敦煌文化艺术的诞生。敦煌文化艺术不仅以大量精美的壁画、雕塑令世人惊叹，同时也以其珍藏的数万卷古代遗书而闻名中外，更以她地处荒漠绿洲而能创造如此辉煌的文化成就而自豪。以此为研究对象产生的敦煌学早已成为国际性的显学。然而，敦煌文化艺术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长期历史积累的结果。追本溯源，正是这一独特的地域文化氛围孕育和滋养的结果。
五凉时期儒学的昌明，教育的复兴，使河西社会文化发生了深刻变化。此后，崇尚学术，重文尚武成为河西社会家学之传统，涌现出一代又一代学者名流，一批又一批能工巧匠，推动着这一地域文化的不断升华。公元366年乐僔大师首开莫高窟第一座石窟，成为以后隋唐五代敦煌佛教石窟艺术的滥觞。佛教的发展和传播，使河西成为西域佛教走向中原的中转站；佛教的最初本土化，在一定意义首先适应了河西文化，对佛陀的虔诚和信仰成为河西各族民众共同的文化心理，使河西成为中古中国佛教的昌盛之地。那深藏于地下反映五凉绘画艺术的古冢丹青——河西魏晋墓葬画，无论从绘画的时代承接，还是表现技法和艺术风格，无疑都是敦煌壁画勃兴的最直接的艺术渊源。更值得注意的是，五凉时期勇于吸纳不同文化营养进行创新的开明开放的文化发展理念，不仅促进了五凉文化的繁荣，而且不断传承，成为敦煌文化发展和繁荣的重要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没有五凉文化，没有河西的石窟寺，也就没有敦煌宝库，更没有今天的敦煌学”。
第二，间接影响：五凉文化的进一步传播和辐射对南北朝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强化了北朝文化的多元化格局，为隋唐文化的高度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因子。
就江南社会而言，十六国时期尽管群雄割据，交通不畅，但处于政治和外交的考虑，诸凉政权与江左政权间的联系并未中断。前凉、西凉、北凉等皆与东晋、南朝有贡使往来，期间还将保存于河西的大批图书典籍奉献江南，扩大了南北之间的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了江南文化的发展。与此同时，河西境内的高僧也克服重重困难，南下巴蜀，沿江向东，达于建康，将河西译经带到江南，传播佛理、弘扬佛法，有力地推动了佛教在南方的传播和发展。
北魏作为拓跋鲜卑建立的政权，在入主中原后，为适应内地社会发展状况，推进其封建化进程，曾不遗余力地网罗汉族上层和知识分子为其服务。公元439年，北魏扫灭北凉，统一了北方，对河西境内的大批硕学名士“皆礼而用之”，同时又迁徙凉州豪右三万余户到平城。这样，包括张湛、刘昞、索敞、江式、宗钦、赵柔、程骏、阴仲达、段承根等在内的河西士人以及北凉王族、官吏、著姓、沙门等各类人物被纳入平洛，为其所用。这些有着深厚河西文化背景的代表人物在北魏政权中的作为，很大程度上对当时的社会文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其一，河西士人的融入，提高了魏廷官僚队伍的文化素质，改变了统治阶层的结构成分，开启了北魏重学敬文的一代儒风。如在教育方面，河西学者做了大量工作，史称：“时魏朝方尚武功，贵游子弟不以讲学为意，（索）敞为博士十余年，勤于诱导，肃而有礼，贵游皆严惮之，多所成立，前后显达至尚书、牧守者数十人。”常爽则“置馆于温水之右，教授门徒七百余人，京师学业，翕然复兴。爽立训甚有功罚之科，弟子视之如严君焉。尚书左仆射之赞、平原太守司马真安、著作郎程灵虬，皆是爽教所就。”在整理典籍方面，索敞“以丧服散在众篇，遂撰比为《丧服要记》，”为北魏继承和吸取儒家丧礼规范提供了样本；常爽撰写《六经略注》，“讨论其本”、“以训门徒”，作为重要的经学教科书；张湛协助崔浩注解《周易》等。这些工作，使大批儒家经书在北魏前期得到了整理和传播。河西学者还积极参与修史，使延绵数千年的修史传统在北魏得以继续和发展。经过河西学者的加盟和努力，“由是魏之儒风始振”。胡三省更认为：“魏之儒风及平凉州之后始振。”
其二，在河西士人参与下，北魏的各种制度典章得以建立。最典型的例子是西凉主李暠曾孙李冲。他在北魏备受朝廷重用，官至中书令、侍中，既是北魏三长制和均田令的创立者，又是各种礼仪、官制、律令的制定者。史载，凡“礼仪律令，润饰辞旨，刊定轻重，高祖虽自下笔，无不访决”于李冲；“及改置百司，开建五等，以冲参定典式”。甚至北魏许多大型建筑包括洛阳都城的建制，也都出自李冲之手。“冲机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园丘、太庙，及洛都初基，安处郊北，新起堂寝，皆资于冲”。对此，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源渊略论稿》之“礼仪”和“职官”节中已有专论，兹不赘述。
其三，北魏统一河西后，河西地区的佛教、音乐、书法等艺术也带入平洛，极大地丰富了北魏社会人们的生活。
总之，以李冲为代表的具有河西文化背景的学者，所带去的文化成果、参与制定各种典章制度，源自河西，辗转北魏，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北魏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此后孝文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全面推行的改革又使之制度化，为以后各朝代所沿袭，终于成为隋唐大统一王朝制度的一个渊源。
第三，历史影响：五凉文化开启了一条文化创新的范式，对后世中国文化的发展创新树立了典范。
五凉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有着独特而深厚的内涵。在这一地域包容下，无论是河西自古以来所传承的人文精神，还是植根于河西的中原传统文化，无论是来自西域的各种文明，还是来自广大北方游牧民族的风尚，都能在这里得到传播与发展，进而相互融合，创新繁荣。究其原因，历史时期，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整合是一种常态社会现象，尤其是在民族交错分布的地区，更是如此。位于西北地区的河西走廊，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多文化分布地区，也是我国古代与西方世界交往的重要通道，独特的历史人文区位使河西走廊成为不同质的文化发生代际演替的典型地区。与不同民族文化在地域上的临近性使河西文化对不同质的文化都具有一定的亲和力，历史上不同地域的民族或部落正是基于此而相继进入河西走廊的。而多民族文化的不断入居及其生存空间的交互占用，使河西走廊文化结构趋于多元和开放，在河西儒家文化中异质文化因素加重的同时，也使得河西地域文化更易于接受异质文化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整合到自己的文化格局中，变为区域文化传统。更为重要的是，五凉时期的统治者，不论是累世高门以家学见长的汉族豪右，还是逐水草而居以雄武著称的胡夷酋帅，在这种民族交错的人文环境中，能以开明开放的精神、包容博大的胸怀，积极主动地吸收外来文化和文明，为我所用，并不断向外辐射传播。这一特殊环境中的文化创新模式，不但是五凉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因素，无疑也是隋唐多元文化得以发展的新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