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39年，北魏灭掉了北凉，结束了中国北方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自张氏以来割据纷争、孤悬塞外的河西也重新与中原连为一体。北魏统治者极其重视对河西的经营和开发，在彻底消灭北凉残余势力，稳定河西局势的同时，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农牧业经济，走农牧并举之路，使河西的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魏初安定河西的举措
魏初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河西地区不仅“关河悬远”，而且是王化未及的“新附”之区。虽然早在北凉时期，北魏政府已和这里建立了“藩属”关系，但那只是一种松散的、形式上的政治关系。439年，北魏攻灭北凉后，河西的局势并不稳定。一方面，北凉宗族沮渠无讳、沮渠宜得、沮渠安周等依然拥兵与北魏抗衡；另一方面，河西民众对北魏统治尚持观望态度。因此，如何有效地控制和管理河西，进而经营西域，就成为北魏政权占领河陇后面临的首要任务。
1、彻底消灭北凉残余势力
北凉亡国前，沮渠牧犍曾委派其弟沮渠无讳为河州刺史、都督建康以西诸军事、领酒泉太守，委派另一弟沮渠宜得为秦州刺史、都督丹岭（今甘肃山丹县境内）以西诸军事、领张掖太守，而以其弟沮渠安周为乐都太守。439年，北魏攻克姑臧后，魏太武帝即派镇南将军奚眷进攻张掖，镇北将军封沓进攻乐都。沮渠宜得见无法固守张掖，便焚烧仓库西奔酒泉，投靠无讳；而沮渠安周则逃离乐都南奔吐谷浑（今青海境内）。继而奚眷进攻酒泉，无讳与宜得遂携带家口逃到晋昌，再由晋昌逃到敦煌，投奔其从弟敦煌太守沮渠唐儿。于是，北魏分别派将镇守酒泉、张掖，由永昌王拓拔健坐镇姑臧。
无讳和宜得退守敦煌后，纠集其残余势力，重整旗鼓，于440年一月，返攻酒泉，俘虏了北魏太守戈阳公元洁，重新占据了酒泉。接着乘势进攻张掖不克，撤至临松后，聚合部族四万余人退回酒泉，图谋深据之策。此时，拓拔健对无讳势力采取了不加征讨而待其毙的战略。果然，无讳占据酒泉不久，就因粮食短缺不得不向拓拔健投降，答应献酒泉城并送还被俘的魏戈阳公元洁及其部下。
无讳降魏后，北魏封其为镇西大将军、凉州牧、酒泉王，实际仍处于半割据状态。太武帝担心无讳一旦恢复势力，必东山再起，酿成边患。遂于411年春派奚眷进兵酒泉，迫使留居敦煌的沮渠唐儿背叛无讳。无讳留其弟沮渠天周留守酒泉，自己与宜得引兵攻打唐儿。四月，唐儿败死。至年底，酒泉城中粮尽，万余口皆饿死，沮渠天周杀妻以饷兵士。不久，奚眷攻克酒泉，俘获天周，移送平城处死。困守敦煌的无讳因粮草缺乏，魏军逼近，被迫西渡流沙入西域。他派遣从吐谷浑返回的弟弟安周率兵先行，进攻鄯善，自己暂守敦煌。当安周至鄯善时，北魏使者已抵达西域，并晓喻鄯善王比龙坚守城池。安周攻鄯善不克，只得保守鄯善于泥东城。422年初，无讳带领族属万余人弃敦煌向鄯善进发。鄯善王比龙闻无讳大军将临，带领城民四千余家西奔且末。无讳、安周占领了鄯善。随后，无讳又率众向高昌进发。
西凉灭亡时，李暠之孙李宝被北凉俘至姑臧，后随其舅唐契投奔伊吾，臣服柔然。当无讳西奔后，李宝乘机带领部下二千人返回敦煌，“缮修城府，规复先业。”并遣弟李怀达奉表平城，归附了北魏。至此，北魏才真正完成了对河西的占领。
422年秋，无讳攻占了高昌，并派其常侍氾隽到建康向南朝宋文帝称藩纳贡。宋文帝册封无讳为持节散常侍、都督凉河沙三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西夷校尉、凉州刺史、河西王。444年，无讳死，安周继位。直至460年，“柔然攻高昌，杀沮渠安周，灭沮渠氏。”北凉余族势力才告消亡。
自439年至460年，沮渠无讳和沮渠安周盘踞西域及高昌达二十年之久，他们的活动是北凉政治在河西以外的延续。
2、巩固统一、安定“新附”
随着北凉在河西残余势力的消退，北魏政府也着手从河西的实际及历史状况出发，采取对策，安定民心。
首先，鉴于河西“民多强悍”，特别是境内羌胡、鲜卑等民族素无“向化之心”的状况，从一开始就对他们示以恩信，招附怀柔。早在进军姑臧时，太武帝就利用原南凉宗室秃发傉檀之子源贺在羌人和鲜卑中的影响，晓谕散处城外的“四部鲜卑”，“招慰诸部下三万余落”，使“魏主得专攻姑臧，无复外虑。”占领姑臧后，又令张掖王秃发保周、安远将军贺源等，“分徇诸郡，杂胡降者又数十万”。后秃发保周帅诸部鲜卑据张掖反叛，太武帝令尉眷与永昌王健等率师讨之，保周穷迫自杀。太武帝遂任命尉眷留镇凉州，加都督凉、沙、河三州诸军事、安西将军，领护羌戎校尉。尉眷在镇守河西期间，内抚鲜卑，怀辑羌虏，外击吐谷浑，宣威于西域。“历镇四蕃，威名并着。”使河西在一个时期内保持了较为安定的局面。
其次，北魏政府也十分重视安定其民生。太武帝曾下诏晓谕陇右各级官吏：
陇右土险，民亦刚悍，若不导之以德，齐之以刑，寇贼莫由可息，百姓无以得静。朕垂心治道，欲使远近清穆，卿可召集豪右，择其事宜，以利民为先，益国为本，随其风俗，以施威惠。其有安土乐业、奉公勤私者，善加劝督，无夺时利。
这一政策，既考虑到了河陇地区特殊的民风，又考虑到历经战乱后百姓流散，经济亟待恢复的现实，可谓因地制宜，切合实际，对河西地区社会安定和经济逐步恢复起了很好的作用。
河西是北魏统一北方过程中占领最晚的“新附”之区，故在租调、徭役的征发上也与其他地区有所区别。为“安慰初附”，太武帝于430年下令对新附秦雍地区“赐复七年”。既然“秦陇新民”如此，后附的河西自然也不会例外。到北魏中期，由于河西、秦雍地区屡有兵乱，这一政策仍时有推行。如472年，六镇敕勒反，波及河西。为防止民心骚动，孝文武下令“曲赦”秦、泾、枹罕、凉州诸镇。
3、徙民京师、以实内地
北魏攻灭北凉后，根据“移远就近，以实内地”的策略，“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其中既包括沮渠牧犍及北凉宗室，也包括凉州官僚、豪强、士人、僧尼及一般的平民。这些被迁之户，除北凉宗室及部分士人受到优待和提拔外，其余人口均按“强者补兵，弱者入户”的惯例，被编为佃户、杂户、隶户。从此，“子孙沉屈，未有润禄。”此外，沮渠牧犍在降魏前，“使人斫开府库，取金银珠玉及珍奇器物，不更封闭，小民因之入盗，巨细荡尽”。447年，经牧犍左右及库吏揭发，太武帝“乃穷究其事，搜其家中，悉得所藏器物”，亦可知北凉府库部分财物也为北魏所有。
北魏迁徙凉州民户、收缴府库财物，固然在于削弱凉州豪右势力、消除割据势力以保持河西的安定。但自汉末以来，豪强大族就是河西各割据政权赖以存在的基础。随着凉州豪族被迁，河西豪强地主势力受到较大的影响，加之北魏与北凉残余势力的军事斗争持续数年，使河西经济受到了一定影响，出现了“凉州土广民希，粮仗素阙，敦煌、酒泉，空虚尤甚”的局面。
二、农牧并举的新兴经济区的形成
北魏在统一河西后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在北方大力推行“农职之教”，“劝课农耕”。并鉴于“五方之民各有其性”的状况，实行“修其数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纳其方贡以充仓廪，收其货物以实库藏”的政策，将管理、经营、征调结合起来，因地制宜发展地区经济。在河西地区，一方面继承历代王朝经营开发的普遍做法，在有条件的地方实行屯田；另一方面，还切实有效地推行均田制。发挥河西优势，发展畜牧业，走农牧并举，多方经营的路子。
关于北魏在河西实行屯田的情况，早在太和十二年（488年），政府就下令河西取州郡户十分之一兴办屯田。由政府别立农官，将无地或少地的民户组织起来，提供种子耕牛，开荒种植，“令其肆力”。并规定“一夫之力，岁责六十斛，甄其正赋，并征戌杂役。”这一举措，既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人口流散，土地荒废的问题，又安定了民生，增加了政府的收入。“自此公私丰赡，虽时有水旱，不为灾也。”又魏孝明帝时，蠕蠕主阿那瑰、后主婆罗门因国乱来降，明帝向凉州刺史袁翻询安置之地。袁翻建议将婆罗门安置于西海（汉代居延）故城，并指出：
西海郡本属凉州，今在酒泉直北、张掖西北千二百里，去高车所住金山一千余里，正是北虏往来之冲要，汉家行军之旧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处婆罗门，于事为便，即可永为重戍，镇防西北。宜遣一良将，加以配衣（疑），仍令监护婆罗门。凡诸州镇应徙之兵，随意割配，且田且戍。虽外为置蠕蠕之举，内实防高车之策。一二年后，足食足兵，斯固安边保塞之长计也。
同时，他还进一步说：
入春，西海之间即令播种，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不复劳转输之功也。且西海北垂，即是大碛，野兽所聚，千百为群，正是蠕蠕射猎之处。殖田以自供，籍兽以自给，彼此相资，足以自固。
明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在西海置兵戎守，大兴屯田，使之成为当时西北边陲重镇。
太和九年（485年），北魏颁行三长制、均田令。其目的主要是将脱离国家和私家地主控制的逃户或“浮浪人”检括出来，编入国家户籍，同时按照“计口授田”的原则，授予他们荒闲田地，使之变为政府的税户。这是北魏政府的一项基本国策，在郡县范围内，除非战乱等特殊原因，必须贯彻执行。因而，北魏在河西推行均田制，是肯定无疑的。居住在河西境内的汉族、羌族、鲜卑、高车等农耕区的各族百姓均依例授田。由于河西“土旷民稀”，当地百姓可“随力所及，官借人种莳，”而不受令文中授田标准的限制。均田令在河西的推行，提高了劳动者生产的积极性，使大量因战乱荒芜或豪强被迁后废弃的耕地重新得到了开垦，从而使河西的小农经济得到恢复并得到长足的发展。
北魏大力发展河西农业经济的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河西在短期内积累了巨大的资源潜力。其地所生产的粮食、桑麻、蔬菜不仅实现自给，而且充足有余，用于支持其他地方。太平真君七年（446年），薄骨律将刁雍就请求朝廷准其于牵屯山（今宁夏固原）“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利用黄河水道开漕运，用河西粮食支援六镇，并说每船可运谷二千斛。按一年运一次计，可从河西运出粮食四十万斛。太武帝准其所奏，并下诏：“非但一运，自可永以为式令。”
在积极发展农业经济的同时，北魏政府还利用河西水草丰美的良好自然条件，大力发展畜牧业。早在北魏出征北凉前，魏太武帝就曾多次派李顺出使北凉，“凡十二返”。李顺受沮渠牧犍贿赂，试图延缓出兵时日，并买通北魏贵戚弘农王奚斤、尚忆古弼等人，向太武帝虚言河西的情况。奚斤说：
牧犍，西垂下国，虽心不纯臣，然继父位以来，职贡不乏。朝廷待以籓臣，妻以公主；今其罪恶未彰，宜加恕宥。国家新征蠕蠕，士马疲弊，未可大举。且闻其土地卤瘠，难得水草，大军既至，彼必婴城固守。攻之不拔，野无所掠，此危道也。
古弼也说：
自温圉水以西至姑臧，地皆枯石，绝无水草。彼人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积雪，深至丈余，春夏消释，下流成川，居民引以溉灌。彼闻军至，决此渠，水必乏绝。环城百里之内，地不生草，人马饥渴，难以久留。
其他臣僚一无所知，皆附和其说。崔浩却一针见血地指出：
《汉书·地理志》称：“凉州之畜为天下饶”，若无水草，畜何以蕃？又，汉人终不于无水草之地筑城郭、建郡县也，且雪之消释，仅能敛尘，何得通渠溉灌乎！此言大为欺诬矣。
振威将军代人伊馛说：
凉州若果无水草，彼何以为国？众议皆不可用，宜从浩言。
太武帝深以崔浩之言为是，决定出兵河西。439年八月，永昌王拓拔健率兵直趋河西，即“获河西畜产二十余万”。当北魏大军到河西后，但见姑臧城外，“水草丰饶”，牛羊遍野，泉水奔涌，沟渠纵横。于是下令在河西设立官营牧场，大力发展畜牧业，并取得明显成效。河西成为中原战马、牛羊及畜产品的供应地，对北魏经济的发展和军事力量的强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北魏农牧并举的经营开发措施，使河西经济优势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农牧业生产技能有了一定程度的普及和提高，耕地面积、单位产量也有了新的突破。一个区域特色鲜明、经济优势显著的新兴经济区已基本形成。
（原载《河西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