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寺庙烟雨中》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本是形容江南佛庙之众多。我一直以为杜牧归纳的这个数目带有夸张的性质。（“四百八十”是唐人强调数量之多的一种说法）。
然而北京的寺庙，比之毫不逊色，甚至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数量之多居全国之冠，并不亚于日本的京都、奈良；尼泊尔的加德满都；泰国曼谷等被号称‘寺庙之都’的城市。
“郁寿江语《北平庙宇通检》一书记载：北京旧城内及近郊区有寺庙八百四十余处。这还算是比较保守的统计。其实在鼎盛时期，已超过了一千座——可谓”十步一寺，五步一庙。
细细地数一遍，都够费劲的。
其香火之旺盛，恐怕会使烟雨南朝汗颜的。
只可惜很少有人替北京的这道风景作诗罢了。看来北京人自古即不太重视广告效应。
当然，皇家的建筑太多，分散了游客的注意力。又有谁来北京，是专门为了看庙呢？
尤其在君主制的时代，神的殿堂再伟大，其豪华程度也不可能超越皇宫吧？天子脚下，寺庙再多、再辉煌，依然是一种陪衬——作为对盛世的装饰与点缀。毕竟，中国的任何朝代，宗教都受制于政治——或者说都是为政治而服务的。难道不是吗？
皇帝即使尊神，也不能说没有一点私心：希望神保佑自己坐稳了宝座。
譬如，元世祖忽必烈将喇嘛教奉为“国教”，并且下令修建了集皇权与神权的象征于一体的大圣寿万安寺（即今“妙应寺”）大白塔，本质上仍是为了贯彻“以佛治心”的政策。“坐镇都邑”的白塔再高，也高不过忽必烈汗的王冠。
又譬如，清顺治帝为接待达赖喇嘛五世来京朝觐修造了东黄寺（作为其驻锡之所），雍正帝又允蒙古部落之请兴建西黄寺——“东黄寺与西黄寺，同垣异构，时称双黄寺”，也是为了加强“民族大团结”（满、汉、蒙、藏诸民族和睦的象征）。雍正甚至将自己登基前的私宅捐出，作为黄教的上院（即雍和宫），够慷慨的。到了乾隆年间，为礼待来京祝寿的斑禅六世额尔德尼，在香山仿后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形式创建大昭庙，供班禅郊游（俗称“班禅行宫”）；
后班禅因病圆寂，乾隆帝敕建清净化城塔于其临终前居住的黄寺之西，同样是为了纪念彼此的情谊。
北京的不少寺庙，都映射着帝王的影子。要么是遵奉圣旨而修筑，要么则留有一代代皇帝的履痕或墨宝。至于与之相关的传说就更多了。像潭柘寺的那棵辽代所植银杏树，就因为寺内老方丈告诉乾隆：“圣祖（康熙）和皇上驾幸潭柘寺这棵老树都生出一侧枝，以示庆祝。”乾隆一高兴，当场“御封”为“帝王树”。可见寺庙里的一草一木，都可能因为皇帝的青睐而身价百倍——更何况寺庙本身呢？
觉生寺是因悬挂有明永乐皇帝敕令铸造的巨型铜钟而改叫大钟寺的。自乾隆初年起，这里成为清朝皇帝鸣钟求雨的场所。民众仰慕这座寺庙，纯粹为了看一眼那口皇气逼人的永乐大钟。
现代人来北京游览，故宫常常是直奔的主题，其次才会去看佛庙。看庙，在拜神之余，若能探听到前朝王者的风流遗韵——更不失为一项额外的收获。这，似乎才是游客们真正的兴奋点：更关注的是人而非神——一种以人为本位的猎奇心理。毕竟，北京在大家心目中，是一座皇帝们住过的城市——这也正是“古都”之意义。皇帝的生活终究比神的生活离我辈更近一些，更容易引发起兴趣。何况，在历史上，皇帝的形象一向也是被神化的。
所以北京寺庙虽多，若论门票的销售业绩，注定比不上故宫或十三陵。皇帝的生与死，是最令人热衷的话题。这多多少少冲淡了寺庙的吸引力。
其实，北京的寺庙，很值得好好看一看的。假如你相信：神是不死的——这种愿望会尤其强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寺庙本应该比故宫呀十三陵呀之类更接近永恒。
看故宫、十三陵，只要有好奇心就可以了。
看庙，更需要的是虔诚。
北京的内外城及郊区寺庙林立，若逐一抄录，足可以排列成长长的一卷花名册。只是不知该以何为顺序——以名气大小呢，抑或以年代远近？俗谚“八刹三山”，就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基本上属于论资排辈吧。
先说三山：位于太行山余脉宝珠峰南麓的潭柘寺，位于门头沟马鞍山麓的戒台寺，以及位于房山区石经山的云居寺（亦称西峪寺）。绝对算元老了。
“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多好的广告词啊！形容其古老：始建于西晋（距今已一千七百多年），初名嘉福寺，至清代曾改叫岫云寺。然而还有另一句民谚：“火烧潭柘寺，水淹北京城。”仿佛潭柘寺与北京城冥冥之中有某种因果关系——或神秘的呼应。甚至给皇帝当教师爷的翁同和也如此迷信，他在咸丰十年五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感叹：“雨复至，殊无晴。直谚云：火烧潭柘寺、水淹北京城。去年九月潭柘寺佛殿毁于火，今年恐有水患矣。”
难道潭柘寺会发布气象预报？那么其寺后龙潭山上的柘树称得上消息树了？
始建于隋开皇年间的戒台寺（距今已一千四百余年），因有规模居全国之首的戒台而得名（素有“天下第一坛”之称）。唐代称慧聚寺，明代英宗赐名万寿禅寺。所谓的戒台是共三层的正方形汉白玉台座，底层边长约十一米，四周长约五十米。各层外围均雕有镶安戒神的石龛，合计113龛。顶层供奉释迦牟尼坐像，殿顶正对处有金龙藻井。
至于云居寺，由隋代幽州智泉寺静琬法师创建，辽金时因石刻经板而声名远播。
再说八刹——可分为内八刹与外八刹。
内八刹位于内城，包括柏林寺——创建于元代至正七年（1347年），嘉兴寺——始建于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广济寺——创建于金代，法源寺——唐贞观十九年（645年）太宗李世民敕建，龙泉寺——创建年代无法考证（明代重建），贤良寺——创建于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广化寺——创建于元代，拈花寺——始建于明万历九年（1581年）。
外八刹位于外城或近郊区，包括觉生寺——始建于清雍正二十一年（1733年），广通寺——始建于元至元年间，万寿寺——创建于明万历五年（1577年），善果寺——创建于梁乾化元年（911年），南观音寺——创建于金代，海会寺——创建于明嘉靖十四年（1533年），天宁寺——
创建于北魏孝文帝时（距今已一千五百余年），圆广寺——始建于明隆庆五年（1517年）。
开列了这么一份时间表，便会发现：还有一些同样古老（甚至更为古老）的寺庙，并未列席内、外八刹之中。
譬如宣武区白广路西侧崇效胡同内的崇效寺——创建于唐贞观元年（627年），香山北麓寿安山脚下的十方普觉寺（即卧佛寺）——创建于唐贞观二年（628年），复兴门内的鹫峰寺——创建于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广安门内的报国寺——始建于金代，香山的碧云寺——创建于元代至顺二年（1331年），西城的护国寺、西直门内的永泰寺——皆创建于元代……
究其原因，恐怕与规模之大小、香火之兴衰也不无关系。像宣武区南横西街路南的白马寺，创建于隋文帝仁寿四年（604年），辽金时极其繁荣，可至元代因都城北移，而沦为郊野，门可罗雀；明代虽重振旗鼓，至清初再度颓废：惟余残碑断壁。康熙年间的文化名人朱彝尊目睹后长叹：“仁寿千年寺，今存半亩宫。落钟横道北，瓦塔限墙东。客至愁嗥犬，僧寒似蛰虫。夕阳留未去，双树鸟呼风。”他咏叹的又岂止是一座白马寺——这难道不是代表了诸多古刹由盛而衰、直至湮灭的命运？评比热门的旅游景点，白马寺一类自然要落选了。白马寺最终被夷为平地，连一砖一瓦皆未留下——除了一个空洞的地名。
邻近东西牌楼的隆福寺，有“东庙”之称；而距西四牌楼不远的护国寺，也相应地被叫作西庙。这东、西二庙的境遇，不比白马寺好到哪里。始建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
的护国寺，被清末的一场大火烧得仅剩下金刚殿和寺西北角的廊房以及垂花门后一层殿三处。而隆福寺，如今已无影无踪。
即使是内、外“八刹”榜上有名的寺庙，也不见得全能避难免灾。我查阅郁寿江先生的考察报告，发现他用哀婉的笔触描述了其中一些古刹的现状。
西直门外高梁桥西北的广通寺：“今为北下关小学使用”。
广安门内的善果寺：“今已荡然无存。其址已被工厂、学校招待所占用”。
永定门外大红门路的海会寺：“现已无存，旧地址为橡胶厂占用”。
广安门外滨河路的天宁寺：“只剩下中路院落，且已荒废不堪，并沦为工厂和民居”。
阜成门外南营房的圆广寺：“今剩大殿五间，为该地居委会使用”。
厂桥的嘉兴寺：“八十年代中期已经全部拆除，于旧址兴建了北海宾馆”。
陶然亭西侧龙爪槐胡同内的龙泉寺：“已改成居民大院”。
金鱼胡同的贤良寺：“自1987年始，寺内建筑多被拆除”。
大石桥胡同西口的拈花寺：“今尚存，由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占用，因缺乏维修，显得破旧不堪”。
最令人怅然的是南观音寺：“今已无存，其址难寻”。简直比白马寺还要悲哀。我们好歹还能按图索骥查找到白马寺旧址（解放后在原地兴建了北京卫生学校和北京工业大学）。对于曾为“京畿讲院之冠”（有高僧说法弘扬经典）的南观音寺，则彻底只能捕风捉影了。
这些砖石或木质结构的古刹，阴晴圆缺的古刹，毁于风，毁于雨，毁于火，毁于雷电，毁于兵戈，也毁于建设（街道的拓展、城市的发展呀什么的）——说到底是毁于时间。时间才是真正的敌人。
这些失去了神的佑护的古刹，最终只能停留在纸上——发出被手指掀动的沙沙声。这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
很多的情况下，它们以传说的形式存在。幻影取代了实体。
那一代代的僧侣，一代代的香客，一代代的建设者与毁灭者。
偶像。碑刻。烛台。经卷。钟鼓。禅房。桥梁。园圃。阶梯。池塘。牌匾……还有像镇纸一样沉重的宝塔。
面对着你，我不得不屏住呼吸，我不得不放轻脚步。
我是怕惊动了远古的梦境吧？
北京的寺庙，除却辟作旅游景点（需买门票进入）的那部分，其余，恐怕已所剩无几了。以什刹海为例——因其周围有十座古刹而得名（据说全盛时增至五十八座），包括瑞应寺、普济寺、龙华寺、净业寺、丰泰庵、汇通祠、火神庙、永泉庵、净海寺等等，如今惟一留存下来的是后海北沿鸦儿胡同内的广化寺（今北京佛教协会所在地）。广化寺占地一万三千八百平方米，有山门（门外为影壁）、钟鼓楼、天王殿（三间）、大雄宝殿（五间）、菩萨殿、方丈室以及后院的二层藏经楼。
北京的寺庙在明清两朝估计是最兴旺的。尤其明代，一些太监参予进这项“公益事业”，纷纷捐资创建或修复。譬如安定门内的慈隆寺是御马监太监高勋、张进等人赞助兴建的，并且请得动万历皇帝题辞；魏公村的大慧寺是正德八年（1513年）司礼监太监张雄创建，供奉着高达十六米的铜制千手千眼观音菩萨立像；左安门外的弘善寺是正德年间一位姓韦的太监投资兴建，作为郊外的别墅，因而俗称“韦公寺”——莫非他将寺庙作为房地产来经营了？还有旧鼓楼大街的广济寺，是成化元年（1465年）神宫监太监刘嘉林拆房卖地兴建的，真够舍得的；
京西的崇化寺是太监吴公亮集资修复，也有皇帝题写的招牌；法海寺是历事五朝的老太监李童于英宗正统四年（1439年）集资创建的——那位导致英宗皇帝在“土木堡之变”中被瓦刺骑兵俘虏的权宦王振，居然也是赞助商之一（在青铜佛钟上铸刻有其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香山碧云寺，本由正德年间御马监太监于经斥资扩建，并在寺后预留了墓地，想作为死后葬身之所；谁知权宦魏忠贤也看上这块风水宝地，抢夺过来，选作坟址——据说制作规模和豪奢程度不亚于皇陵。当然，随着他身败名裂，这一计划也破产了。他只给碧云寺留下一件半成品。
由上述可见：明代的太监很有钱的。其次，这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太监，不曾捐款兴办希望小学“呀什么，而更热衷投资于修造寺庙——估计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希望工程吧？或许与其荣辱观念、生死观念有关吧？当然，这仅仅是我个人的猜测。
寺庙本是神圣的地方，而庙会则使之世俗化了。有庙会的日子，估计神也放假了，而寺庙则充满市井的气息。人们跨进山门，不再是为了烧香许愿、求神拜佛，纯粹是挑货购物甚至看热闹——就跟逛商场、逛公园似的。心情肯定轻松了许多。
我一直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神的脚下，为什么出现了最早的跳蚤市场？或者说，在神的眼皮底下讨价还价、斤斤计较，居然也能做到理直气壮？
可能因为寺庙里的空地较大，便于摆摊设点、堆放商品。要知道，那毕竟是超市尚未出现的时代。况且，总不能在大马路边或天安门广场上练摊吧——那多妨碍交通、影响市容啊！不管怎么说，庙会提供了最平民化的节日。市民们热衷于逛庙会的话，就不会上街游行、搞政治运动去了。所以当时的执政者也是很支持庙会的：庙会不仅是集贸市场，简直还带有“群艺馆”的性质，丰富老百姓的业余生活嘛。庙会除了买卖白货与零食，还有算命测字的、耍江湖把戏的、说拉弹唱的……
张中行写过一篇《北平的庙会》：“每旬的九、十、一、二是隆福寺，三是土地庙，五、六是白塔寺，七、八是护国寺，几乎天天有；如再加上正月初一的东岳庙，初二的财神庙，十七八的白云观，三月初三的蟠桃宫，你会说北平真是庙会的天下。”诸多寺庙轮流值日，排得可真够满的。不知道寺庙的主持们，是否会戴着红袖章值勤，收取一定的管理费或场地租金？这点市场经济的观念，估计他们还是懂的。
白云观的春节庙会连开数天，以正月十九最为热闹——因为这是老掌门邱处机的生日，故称“燕九节”。清代的一首《竹枝词》描绘道：“京师盛日称燕九，少年尽向城西走。白云观前作大会，射箭击球人马蹂。”可以看出其中包括一些体育竞技项目。听老人说，扭秧歌、踩高跷等民间表演更是年年都有。
北京郊区还有专门的“花会”：张灯结彩，跑旱船、耍狮子、擂太平鼓呀什么的。丰台镇看丹村有一座药王庙，每年旧历四月二十八（相传是药王孙思邈生日），开庙三天，好戏连台。
有一年，把紫禁城里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都吸引了去看热闹。“老佛爷”想不到民间还有如此的乐趣，当场封药王庙的太平花鼓会为“皇会”，并赐龙旗，以资鼓励。“老佛爷”肯定不是微服私访，而是坐着八人抬的大轿，有大批的保镖追随——有点像下基层体验生活。而药王庙的花鼓会被评为“先进”，其档次该如同当代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了吧？
还是张中行总结得好：“我总以为北平的地道精神不在东交民巷、东安市场、大学、电影院，这些在地道北平精神上讲起来只能算左道；摩登，北平容之而不受其化。任你有跳舞场，她仍保存茶馆；任你有球场，她仍保存鸟市；任你有百货公司，她仍保存庙会。”
解放以后，北京传统的庙会陆续被取消了。半个世纪过去，北京的寺庙是否感到寂寞？是否还能回忆起倾城轰动的庙会——以及那些逛庙会的人？
路过雍和宫，我会联想到西藏——尤其是下雪天，我会联想到藏北的雪，还有热腾腾的奶茶，在屋脊上飘拂的经幡……雍和宫究竟跟西藏有什么关系？我的联想究竟是荒诞的，还是应验了某种冥冥之中的安排？
1723年雍正当了皇帝，把自己做世子时的私宅，一半作为行宫，一半则捐赐给章嘉呼图克图，成了黄教敬的上院——故名雍和宫。这座君权与神权达成统一的寺庙里，住的都是喇嘛。
喇嘛们大都是从西藏来的。雍和宫也就成了藏传佛教在北京的一大根据地，同时又是皇帝的家庙。在清朝时，它应该算最正宗的西藏会馆吧——或者叫西藏驻京办事处。西藏的喇嘛得到皇帝的关照，在北京城里有了落脚点，迎候着善男信女的顶礼膜拜。其中有一座白檀木雕弥勒佛属国内最大的木雕佛像，是西藏七世达赖喇嘛于1750年进献给乾隆皇帝的——以感激乾隆出兵协助他平息了一次叛乱。这棵白檀巨木本是尼泊尔从印度采集的，达赖又以重金换取，转赠大清皇帝。据说由尼泊尔经四川运抵雍和宫，整整花了三年时间。如今又有几百年过去，来自异域的白檀，不会忘却那三年的风雨兼程吧？
雍和宫的红墙，既有佛光四射，又皇气逼人。雍和宫的雪是京城一景。雪是冷的。血是热的。红墙给人以温暖的感觉。这是一座属于佛的壁炉。穿黄袍的喇嘛，日积月累地在给炉火添柴吧？他们想念故乡西藏了吗？那儿有一座布达拉宫，与雍和宫遥遥相望。雍和宫与布达拉宫。北京与拉萨。很远又很近。
还有我，雍和宫的一位多情的看客。身体伫立在雍和宫门前，思想却回到拉萨。回到遥远的年代，如今有一首全国人民都爱听的流行歌曲，就叫《回到拉萨》，郑钧唱的。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回归吧。寺庙是神的会客室。又是人类的精神别墅。
雍和宫又是北京环城地铁的一站。我每天上班，都要在雍和宫换乘地铁。在红墙下停驻片刻，就坐带扶手的电梯到地下去了。地下也有佛吧。我一边频频回首一边想：下次，该去雍和宫烧一柱香了。或者想得更远点：明年暑假，争取去拉萨看一看。
《从皇史晟到图书馆》
北京最早的图书馆是什么模样？
紫禁城西南侧（南池子南口路东），红墙围护着一组叫做“皇史晟”的古建筑群，即明清时期的皇家档案馆。始建于嘉靖十三年（1534年），初名“神御阁”，两年后竣工，皇帝亲自将其命名为“皇史晟”，主要收藏皇家档案文献。总面积达8400多平方米，先不提其中的东西配殿等附属建筑，仅其中黄琉璃筒瓦庑殿顶、拱券式砖石结构的正殿，就面阔九间；室内有座近一人高的汉白玉须弥座，上置雕云龙纹铜皮樟木柜152个，俗称“金匮”，恐怕算最豪华的书架了。除了存放圣旨、玉牒等宫廷资料，还藏书，如《永乐大典》副本（及后来的《大清会典》）等。
皇史晟虽是中国古代最大的档案馆，却非严格意义上的图书馆。直到清朝，乾隆皇帝出面修集共3460种，计75854卷的《四库全书》，曾缮写七份，建阁藏庋，先后置内庭四阁、江浙三阁。“大内曰文渊，圆明园曰文源，热河曰文津，盛京（沈阳）曰文溯，并于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京口（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之文澜阁，亦各庀一份。”若干年后，文源阁毁于英法联军入京之役：火烧圆明园，园内的图书馆也难逃此劫。文渊阁在紫禁城内，所藏《四库全书》后归故宫博物馆，今存台北。文津阁所藏《四库全书》，民国初年由热河避暑山庄运回北京，充实京师图书馆的馆藏。
据史树青先生讲解：“京师图书馆是在宣统元年清政府废止科举制度后所设立，馆址在今地安门外什刹海广化寺。当时全部藏书不到十万册，其中包括国子监南学藏书、内阁大库藏书以及敦煌写经八千余卷。至民国四年六月，全部藏书迁移至安定门内方家胡同南学旧址。”馆内少数罕见善本可以推溯到南宋绢熙殿所藏书，恰在此时获得文津阁《四库全书》，如虎添翼，今非昔比，“民国十五年，租用北海公园内庆霄楼、悦心殿、静憩轩等处建筑。十七年成立北海图书馆，京师图书馆改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民国十八年两馆合并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并选定北海西岸兴建馆舍。其地为元兴圣宫、明玉熙宫、清御马圈旧址。”就因为馆内藏有文津阁《四库全书》，其街也摇身一变，易名为文津街。“文津街馆全部建筑于民国二十年落成，同年七月一日，正式接待读者，公开阅览。”
京师图书馆，是位于北京白石桥的今国家图书馆（旧称“北图”）之前身，那套来自热河避暑山庄的《四库全书》，至今仍在白石桥安营扎寨。由此可见，书和古玩、玉玺、权杖、人心一样，是无价之宝，代代相传。书和帝王将相一起搬家，一起迁都。一座图书馆（譬如圆明园的文源阁）毁于天灾人祸，也和阿房宫焚之一炬同样损失惨重，令人扼腕叹惜。书的命运就是历史。书是历史的一面镜子，同时又可构成其内容。譬如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篝火熊熊。譬如司马迁《史记》中的结绳记事。譬如……乾隆创立的七大图书馆大相径庭的命运，本身就可以写一部书。
圆明园文源阁，系乾隆下令仿照宁波范氏天一阁之格局建造的，是皇帝在御苑的藏书楼。可惜，英法联军点的一把火，成了其最后的读者。北海金鳌玉桥西侧的文津街，今北京图书馆分馆门前，蹲踞着一对石狮，正是圆明园长春园大东门之遗物，该馆还收藏有华表两根，御碑数尊，及石象、铜仙鹤、蟠龙石刻台阶等，皆是从圆明园的灰烬里刨出来的。算是对文源阁的怀念？
汪曾祺曾描述北京这块地面上图书馆的兴衰变迁：“国子监，现在已经作为首都图书馆的馆址了，首都图书馆的老底子是头发胡同的北京市图书馆即原先的通俗图书馆——由于鲁迅先生曾经襄赞其事，并捐赠过书籍的图书馆，前曾移到天坛，因为天坛地点逼仄，又挪到这里了。”
鲁迅时为北洋政府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员，后改任教育部佥事兼第一科科长，专门负责图书馆、博物馆的管理事务。应该说专业还挺“对口”的。他除了对中国历史博物馆等之建立有汗马功劳，及为头发胡同的通俗图书馆捐赠个人藏书，还花了大力气促成京师图书馆的改组、搬迁、建立分馆、健全借阅制度、拓宽使用功能。“这些事务性工作占用了他大量时间，却为他借阅图书，继续完成《唐宋传奇集》的纂集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在苦闷和沉郁之中，南京清凉山下的江南图书馆曾经给过他几许安慰，而今的京师图书馆更是他聊以慰藉苦闷心灵的最后家园……他把这些画谱、杂记、诗话、史典，以及收藏它们的散发着陈旧气息的图书馆譬作一座古代的荒冢，将自己掩埋，以免自己抬起头来便会听见外面令人厌恶的嘈杂的尘嚣。”（钮岱峰语）看来北京的图书馆，曾经是这位未来的斗士蛰伏时期的“避难所”或避风港。
似乎应该提一提北京大学图书馆。“五四”运动前后，馆址在沙滩红楼内（今五四大街29号），主任是李大钊。周作人等北大教授，去红楼讲学，下课后常去图书馆主任室找李大钊谈今说古。1918年，有个叫毛泽东的新青年，从湖南来，穿着灰布长衫，频频进出北大图书馆，在担任助理管理员期间，不仅博览群书，而且孕育了最初的思想——就像卡尔·马克思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构思出《资本论》一样。几十年后，他微笑着回到北京，在中南海住下来，读书、写诗、批阅文件。据传说，北京图书馆还专门为他办过一张特殊的借书证。
新中国成立后，位于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接待了无数读者，对几代人的成长产生过非同小可的影响。可由于面积有限、设备陈旧，加上置身于闹市，很难拓展，因而显得较局促。大约在1975年，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批准了北京图书馆扩建方案，作出“原址保留不动，在城外找一个地方，解决一劳永逸的问题”的决定。“1980年5月26日中央书记处讨论图书馆工作的同时，讨论了北京图书馆新馆建设，决定按原来周总理批准的方案，列入国家计划，由北京市负责筹建，并作为国家重点工程之一。1983年9月23日在北京西直门外白石桥新址举行了隆重的新馆奠基典礼，现已落成。”（引自史树青《北京图书馆新址考略》一文）
在我印象中，北京至少拥有两座颇具王者之气的宫殿。其一众所周知，乃皇帝们住过的紫禁城（又叫故宫）；其二则是位于白石桥的北京图书馆（现称作国家图书馆）。在读书人心目中，遍搜天下籍典的巍巍北图，堪称精神上的朝廷，踏进其门槛真恨不得焚香净手，顶礼膜拜。一朝天子一朝臣，紫禁城最繁华的时候，也不过驻扎着文武百官、嫔妃三千，而今皆被雨打风吹去。而堪称中国一号的北京图书馆藏书之丰、读者之广，足以倚仗半壁江山，雄峙九州方圆。
多少年了，有多少卷牍泛黄的古籍藏在深宫人未识，又有多少才子与名流曾经在图书馆的翘檐下进进出出？这已然和历史一样，浩如烟海了。图书馆是书的别墅，使书享受到贵族的待遇。而读者则是永远的香客，永远的朝拜者。北京图书馆乔迁白石桥，坐北朝南，层楼叠嶂，水磨石墙面，绿琉璃瓦，落地玻璃门窗，就建筑风格而言，是古典与现代的完美结合。至于它的前身、它的渊源，则如老树虬枝，盘根错节。于是，我想到了写这篇文章。
我对北京图书馆很有感情的。有那么个夏天，一位穿文化衫的外省青年，几乎每个星期日都出现在二楼阅览室临窗的座位，和一本书相对，就像日常生活中和世界相对一样放松而自然。休憩的时候，餐厅里供应5块钱1份的盒饭，而馆前的大理石台阶上坐满了表情悠闲的烟鬼，犹如放风的囚徒，彼此借火、套话、交换眼神。我曾经是其中之一。
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什么建筑能像图书馆那样，安抚知识分子的灵魂。它是我们朴素的皇宫、清贫的教堂。先知的声音在这里活着，鱼在水里活着，历史在纸上活着甚至呼吸着，我们的眼镜片上弥漫一片水雾。花园还是花园，假山还是假山石。高耸的廊柱下，我还是昨天的我吗？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坐在阳光灿烂的大理石台阶上，抽烟、辩论、思考，沉默或呐喊——他们这是在向岁月借火呀，用双手笼络住风中摇曳、硕果仅存的一根火柴，做一次炊烟袅袅、神曲悠扬的深呼吸……读书也会上瘾的。谁能说，读书不是一种瘾？所谓的知识分子，即思想的瘾君子也。
由于经常泡北京图书馆，爱屋及乌，我对其南侧的白石桥也颇感兴趣。据说北图所占之地，为元大护国仁王寺遗址。“至元七年十二月，建大护国仁王寺于高良（粱）河。”《元史·世祖纪》香火好像还很旺盛。可有一条高粱河（通惠河之上游）相隔，南岸的朝拜者，需向左或右绕一段路，借广源桥或高粱桥过河，往返极是曲折。至元二十九年，便在大护国仁王寺门外以白色石块砌筑一跨河小桥，俗称白石桥。桥北有路，可达魏公村——时称畏吾村，为元朝色目人中维吾尔族营寨。白石桥与魏公村之间，有明代一位姓万的驸马所造庄园，也以白石为名：“驸马都万公白石庄，在白石桥稍北，台榭数重，古木多合抱，竹色葱茜，盛夏不知有暑，附郭园庭，当为第一。”（《燕都游览志》）看来这位驸马爷，很沾了皇帝（及公主）的光。可惜他靠裙带关系获得的别墅，今已夷为平地。魏公村一带，不仅有维吾尔族集市，湖南人也很喜欢这块风水宝地，建造了乡亲们的公墓（义园）。1957年，大画家齐璜（白石），就安葬在这里。齐璜是1913年由湖南闯北京的。跨车胡同13号，有这一代宗师的故居，今仍住着其第三代嫡孙齐秉颐等8户齐氏后人。院中的三间北屋，即其自题的“白石画屋。”
从白石桥北望，我首先会想起九泉之下的白石老人。看来老人和白石桥，还是挺有缘的。我想，他一定能遥遥地听见桥下的流水声，不会感到寂寞的。
我刚来北京时，白石桥尚存，很结实的样子。我甚至怀疑：它是否确为元世祖时期修建的那一座？若是的话，那它可太经得起时光的消磨了。从忽必烈算起，（元明清）换了多少代皇帝，可白石桥纹丝不动，只是眼睁睁地看着，看着人间上演无数的闹剧——却依旧沉默无语。沉默是金。
可惜，前几年扩建白颐路（白石桥至颐和园），把白石桥拆了。我的诗友高星，感到有点心疼，问海淀文物所为何不就地保留。人家很为难地回答：谁给出钱呀？高星说：“这就是冷酷的现实。”唉，有什么办法呢？像我等这样两袖清风的书生，只能对消失的白石桥报以一叹了。
这已经算是很有良知的了。
《老字号不老》
所谓的老字号，用今天的流行语来说，其实就是名牌。而这名牌是靠数十年甚至百余年的苦心经营才能树立的。几代人的诚信与汗水，全凝聚在上面，自然就赢得了良好的口碑。老字号不仅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更要经得起人心的考核——所以“买卖和气、货真价实”是古今通用的生意经。
北京的老字号，大都是一些古老的“个体户”，其发家史是很值得研究的。私人投资，既要注重目前利益，又不能忽略长远利益——这涉及到家族的延续与兴衰。况且对于商家店铺而言，起名容易出名难，创业容易守业难，真是一点也大意不得啊。在天子脚下做生意，原本就如履薄冰，再加上众口难调——可以想见老字号的创立者们是如何勤勉与辛苦。据说这些老铺子当年使用的包装纸上，都印有“货真价实、言不二价”之类字样，相当于拍着胸脯承诺了，一言九鼎，掷地有声。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如愿以偿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既留下了蒸蒸日上的产业，更留下了远近相传的名声（即今人常说的无形资产）。在那个广告与策划业尚未形成的时代，在那个没有消费者协会监督的时代（自然也没有什么“3·15”纪念日、打假热线之类），老字号却深入人心，广泛获得了信誉，真挺了不起的。甚至如今，它们仍然是工商行业的老前辈或大哥大。
在琉璃厂、大栅栏抑或王府井走一走，会发现许多老字号的门面与牌匾。虽然已改为国营了，但匾额依然沿袭着原先的模式（名人题字）。李鸿章、曾国藩、梁诗正、陆润痒、康有为、张伯英等政治家、军阀、书法家的手迹随处可见，不禁令人刮目相看。我知道清代的乾隆皇帝曾为“都一处”（烧麦馆）题写过店名，四处查找，发现店址早已由鲜鱼口外南侧迁往前门大街，而匾额也换成郭沫若重新题写的了（听说解放后就改了）。为什么要改呢？难道牌匾必须追随朝代的更替而演变？郭沫若的字也挺清秀的，但不够虬劲，他能模仿出乾隆的那份王者之气吗？当然，老字号的身价并不仅仅靠名人的题辞来抬高的，比那些雕花烫金的牌匾更坚固更恒久的，还是平民百姓的口碑。老百姓念叨着老字号，念叨着过去的好时光。
我有一位诗友叫邹静之，他在写《琉璃厂传奇》、《康熙微服私访记》、《铁齿铜牙纪晓岚》等电视之余，还写过一篇叫《美人与匾》的小文章。他说在北京的大街上最爱看两样东西：美人和牌匾——而看到老字号的匾额时似乎比看到漂亮的女人还激动。为什么？因为老字号的牌匾大多请名人书写，怎么着都是韵味独特的书法。看字又等于看名人。谁的字，看多了一眼就能认出来。他有时走在街上，离远了一看，自己就跟自己打赌——那是某某的字，近了一看，正着。于是平白地在街上笑笑，很得意的样子。他除了读书法，还读文字：“老字号的文字据说有典，我不知道，只觉得把好字眼连起来的意思。‘盛锡福’、‘瑞蚨祥’、‘瑞厚珍’，一看就老，就像有故事……”
北京的老字号是有福的。恐怕只有在北京，才能一下子涌现这么多闻名全国的老字号。恐怕只有在北京，生意才能做得这么大、这么张扬，才能请得到并且请得动这么多的名人来撑腰。连万人之上的皇帝都曾经为老字号留下墨宝，还有什么说的？
受邹静之的影响，我上街时就不仅仅看女人了，而且多了个看牌匾的嗜好。这至少比较高雅吧？假如说看女人算是落俗的话。看美女时我脸红心跳，看牌匾时却尽可摇头晃脑，甚至叫声好呀什么的。可惜，街上的美女越来越多了，写得好的牌匾却越来越少了，老字号，也越来越少了。
很多老字号已看不到了——即使看到的话，恐怕也变味了。铺了大理石地面，装上电梯，放着港台音乐呀什么的，可掌柜的笑脸却少见了。我最怕碰见冷美人类型的女售货员。凡是看不到的，只能靠回忆了。回忆老字号。
热播一时的电视剧《大宅门》，说白了就是对同仁堂的回忆。这家中药铺至今仍在，但它的发家史不见得谁都清楚。于是全国的观众都准时趴在电视机前，看老字号的故事。据说编剧兼导演是同仁堂创业者的后裔，他为自己生于这样一个光荣的家族感到骄傲。他以此怀念祖辈播种的血汗。同仁堂是从风里雨里走过来的。由同仁堂的盛衰与变迁，折射出北京城乃至整个中国的那一段历史。据此可以演绎：三千年建城史的北京是城市里的老字号，五千年文明的中国是世界范围内的老字号。难道我说得不对吗？
同仁堂、怀仁堂等等，都是久负盛名的中药铺。但其中最古老的，要数建于明嘉靖四年（1526年）的鹤年堂，它比饮誉中外的同仁堂整整年长二百岁。即使跟其他领域的老店铺相比，它仍然算得上是至尊长者——堪称老字号中的老字号。鹤年堂曾长期保存着嘉靖年间使用的帐簿（这部流水帐整整流了四百多年），可惜“文革”期间被销毁了。帐房先生已换过无数拨了（多少代人啊），这哪是记帐啊，分明在接力赛跑。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那部失传的帐簿，相当于鹤年堂的家谱——纸张泛黄、墨迹模糊。
“丸散膏丹同仁堂，汤剂饮片鹤年堂。”这句老话是用来形容同仁堂与鹤年堂的双峰并峙。鹤年堂以选料严格、制作精良的汤剂为“拳头产品”，打开了局面，并且一直拥有稳固的地位。
据传说鹤年堂原址位于明代大奸相严嵩的后花园，鹤年堂原本园中堂名。解放后因道路改建，鹤年堂由今菜市口商场北部的地段略往西移，但是它对面的菜市口胡同，旧称为“丞相胡同”——可见这家中药铺与那位奸相不无关系。还有一点是肯定的：鹤年堂昔日的牌匾，确定由严嵩题写——而且是药店发家致富的最原始的资本。民间谣传“鹤年堂”匾刚挂出时，路人皆夸这三个大字写得气宇轩昂，独有一位外地来的老头细加揣摩后发表了不同意见：“字是好字，出手不凡，可惜笔锋转折处过于圆滑，时时透露出一丝奸气。”他的眼光挺“毒”，仿佛看出了这是一位将遭到历史唾骂的奸臣。
严嵩的名声太不好听了，所以后来鹤年堂将其手书的匾额移入店内幽暗处——至今仍悬挂在那里。好在明代的东南沿海抗倭、后又调到北京重修长城的民族英雄戚继光，也曾替鹤年堂题写过“调元气”、“养太和”两幅横额，毕竟能镇压住严嵩的邪气。只好，戚将军手书的匾额，在“文革”期间不知被哪位红卫兵小将摘走了，下落不明。
头顶“马聚源”（帽），脚踩“内联升”（千层底缎鞋），身穿“八大祥”（衣料），腰里别着“西天成”（烟袋）……这是老北京流传的一段民谣，也是那个时代出门时一身最好的“行头”。可见北京人有重名牌、爱精品的传统，知道怎么“包装”自己。穿衣戴帽，一点也不马虎。可说到底还是要靠钱来撑腰，于是又加上了一句：怀里揣着“四大行”（即“中央”、“交通”、“中国”、“农工”四大银行的洋钞票）。
这一身装束，在那个时代，至少也相当于“白领”了吗？穷人恐怕只有羡慕的份。但据我所知，老舍笔下拉洋车的骆驼祥子，也很爱穿内联升的鞋——一种双脸带“筋”、外观显得虎头虎脑但柔软吸汗的“轿夫洒鞋”，物美价廉。这是内联升为贩夫走卒特制的。因为它有两句口号。第一句是：“要想赚大钱，就得在坐轿的人身上打主意”。第二句则是：“要伺候好会轿子的，就得想到抬轿子的。”它既要照顾贵族的趣味，但也未因之而忽略平民的愿望。所以连祥子这类车夫、脚夫都穿上了内联升——都穿得起“名牌”了。考察得如此周到、如此有人情味——这样的名牌，肯定名不虚传。
你肯定想像不到，这被祥子赞不绝口的内联升，是以生产官靴而出名的。甚至连浦仪在太和殿登基时穿的那双“龙靴”，都是向内联升订制的——内联升替年仅六岁的宣统皇帝打造了小小的“龙靴”。不仅天子的脚下穿着内联升，文武百官、皇亲国戚拜谒时穿的朝靴，也大多来自内联升……一个王朝都依赖着一个老字号而行走。我这么讲是否太夸张了？
其实仔细分析内联升的店名你就不奇怪了。“内”指“大内”，即皇宫；“联升”，即“连升三级”的意思。内联升确实是靠那些热衷于走仕途的人发大财的。谁不图个吉利呀？谁不想升官发达呀？他们更容易领会一种商品的名称里所隐含的吉祥与祝福，于是大把地掏钱——内联升生产的朝靴行情看涨，卖到了几十两白银一双。
鞋店的创始人叫赵廷，原来就是个皮匠（相当于三分之一个诸葛亮吧），他很早即意识到“官商”一词的厉害，于是找到京城达官丁大将军为靠山，筹集白银一万两于咸丰三年（1853年）正式开店，并且匠心独运地取“内联升”为字号。店名自然取得好，但更主要的是大掌柜的经营有方。据蒋寒中先生透露：“赵廷密藏一本‘履中备载’，专记王公贵族和知名的京官、外省大吏的靴鞋尺寸、样式和特殊脚形。那时各地进京的举子为巴结在京为官的‘恩师’，或穷京官为谋得外放的肥缺，常常到内联升打听上司、恩师的‘足下之需’，花重金为上司、恩师定制几双朝靴送去，表示‘善体上情’——连上司穿多大尺寸的鞋都知道，自然是心腹之人，从而博得青睐和赏识，飞黄腾达。为此，内联升生产的朝靴身价倍增……”像股票一样飞速涨上去了。可即使是天价，也有人买呀——这毕竟关系到仕途的升迁。
穿着龙靴的末代皇帝于1911年退下历史舞台，内联升的主打产品不再是官靴了，改为民用的礼服呢面千层底鞋和缎子面千层底鞋。在运用高档材料方面一点也不含糊：从美国进口的礼服呢做鞋面，用日本的亚细亚牌漂白布做千层底包边，连纳底时都选用温州出产的上等麻绳。“锥铤要细，勒得要紧，针码要匀，拉力要大，每平方寸要纳146针。纳好的鞋底要放到80℃-100℃的热水中煮，然后用棉被包严热闷，闷软后再用木锤锤平、整型、晒干，这样就使几十层布和十几层袼褙组成的鞋底变成一个整体，穿着柔软舒适、吸汗、不走样、不起毛。”（蒋寒中语）这哪是做鞋呀，仿佛在做艺术品。简直像造飞机那样专心、认真、严谨。我算是佩服你了，内联升！由此可见，老字号之所以成为老字号，名牌之所以成为名牌，肯定是有原因的。更值得现代企业学习的是那种一丝不苟的精神。要想赢得大众的口碑，光靠花钱做广告可不行。比黄金地段更重要、比打折或有奖促销更灵验的，还是产品的质量本身！
我不知道内联升独特的制作工艺和精品战略在今天是否还能保持，或保持了多少？它的“祖传秘方”被公开之后，每每逛大栅栏时遇见这家老字号，我总要肃然起敬。这才是合格的厂家，这才是我们民族优秀的商人……
至于民谣里提及的“八大祥”，则指北京绸布皮货行业的八个“祥”字号：瑞蚨祥、瑞林祥、瑞增祥，等等。八大祥都是山东省济南府章邱县旧军镇一户孟姓人家的产业，相当于现在家族式管理的集团公司。这是那个时代的大财主，经营丝绸布料，堪称是华丽的家族。孟氏兄弟分家后，名建本支堂号，不断发扬光大——彼此仍呈遥相呼应之势。
其中的瑞蚨祥最牛毛，在全国各地开设了数十个分号，“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说得一点也不假。据说解放前的大栅栏，一直是由东、西瑞蚨祥和同仁堂平分的天下。瑞蚨祥，占据了前门外大栅栏的半壁江山。它要撤的话，寸土寸金的天平便会失重的。
而顼林祥才是八大祥的“开山祖”，创立于清代道光、咸丰年间，传至光绪初年，已在前门外东、西月墙（瓮城内）和鲜鱼口外路东分别开有三号绸布店，掌柜的叫孟燮元。潘治武先生曾讲述：“瑞林祥以经营苏杭上等丝绸锦缎、南绣乃北京‘广盛茂’细毛皮局加工的海龙、水獭、貂皮、玄狐等高档商品为主。由于孟燮元精明善谋、交游广泛，并在业务、理财上高出同业一筹，使瑞林祥在京城以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而赢得顾客称赞，更由于地处繁华之地的优势，瑞林祥一路成为北京绸布皮货行之魁首。光绪中叶，日本巨商井彦一郎曾派数名日本留学生到瑞林祥学商，后于1900年回国。可见，当时瑞林祥的经营管理在国内外都享有极高声誉。”连外国人都要来北京的老字号学习经商，孟燮元恐怕相当于那个时代的荣毅仁或李嘉诚了——知名的民族企业家。
但那个时代，商家更不容易，需要在政界找靠山，需要有达官贵人撑腰。瑞林祥投靠了大权在握的清宫总管太监李莲英——就像李莲英投靠慈禧太后一样。各有各的生存之道吧。乱世求生存、求发展，也只能如此了。恰好李大总管想在宫墙之外开辟一块“自留地”（或者说有“下海”意识），一拍即和。1890年，李莲英颇大方地将白银十几万两注入瑞林祥帐房，成为一大股东，只等着坐收渔利。他也经常以大老板（或“董事长）的身份自居，到店里来视察一番。”商号上下同仁日久不称李为总管，而直呼‘掌柜’，李也欣然得意。李莲英在宫中以总管太监权势受贿放官自不待言，通过瑞林祥也偶尔发放官职。例如候补京官齐瑞卿与瑞林祥有交，一日造访，进店后长趋直入后柜，入室后突然发现李总管在坐，齐某诚惶诚恐地行叩首礼参拜。事后与孟掌柜发怨说：“总管在，何不预示？致使余手足无措耶！‘孟笑答：’汝梦寐以求做官，余代转禀可获！于是李莲英应瑞林祥之托放齐瑞卿为湖北省汉阳府知府。”（潘治武语）可见瑞林祥快成李莲英在宫外的办事处了。有了这么一把遮天蔽日的保护伞，瑞林祥在业内自然腰板挺得特直。好在它总体上还是规规矩矩做生意，一直是消费者信得过的老牌丝绸店，从不卖假冒伪劣产品。
近来北京有句流行语：翠花，上酸菜！老北京的名菜馆里还真有个叫翠花楼的，不知道那里面的酸菜是否由翠花姑娘端上来？
餐饮业的老字号可太多了，比翠花楼更有名的是全聚德、便宜坊、东来顺、六必居、鸿宾楼、同和居……包括在虎坊桥一带纪晓岚阅微草堂遗址的晋阳饭庄。
梁实秋在《雅舍谈吃》一书里如数家珍，例举了正阳楼如烤羊肉，致美斋的锅烧鸡、煎馄饨、爆双脆、爆肚，东兴楼的芙蓉鸡片、乌鱼线、韭菜篓，中兴楼的咖喱鸡，忠信堂的油爆虾，盐局虾，厚德福的铁锅蛋，润明楼的沙锅鱼翅，青华楼的火腿煨冬笋，曰盛斋的酱牛羊肉，玉华台的水晶虾饼……都是这些老字号的拿手菜，在别处吃不到的正宗味儿。西城天福号的清酱肉，如今似乎已失传了，可在梁实秋眼中是能够跟南方的火腿抗衡的。梁实秋记得正阳楼的烤肉炙子比烤肉宛、烤肉季的要小得多：“直径不过二尺，放在四张八仙桌上，都是摆在小院里，四周是四把条凳。三五个一伙围着一个桌子，抬起一条腿踩在条凳上，边烤边饮边吃边笑……”这是需要像梁山好汉一样站着吃的烧烤。
有“超级老店”之称的是柳泉居，原址在护国寺西口路东，后迁至迤南路西。原先院内有一棵垂杨柳（让人联想到花和尚鲁智深）和一口甜水井，因而得名。可惜经营到民国时期一搬家，全没有了，名称也就变得抽象。“柳泉居者，酒馆而兼存放。盖起于清初，数百年矣。资本厚而信誉坚……”（引自夏仁虎《旧京琐记》）可以证明它的年龄。老舍童年时就住在柳泉居对面的小羊圈胡同（在《正红旗下》一书里提到），估计为之流过口水。
西珠市口的丰泽园饭庄的字号，是其老板1930年游中南海丰泽园后所得，为了沾一点残存的皇气。他起名时绝对想像不到，几十年后，国家领袖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遇见丰泽园的特级厨师，亲切握手：“贵宝号和我的住地都叫丰泽园，很有缘分。代我向全体职工问好！”来往的食客一进丰泽园饭庄，听到这典故，肯定会有特殊的感觉。丰泽园饭店真有福气，受到了伟人的点评。
旧时的许多餐馆都是四合院结构，座落于胡同深处，有“酒香不怕巷子深”之气概。譬如菜市口的广和居，以擅长烹饪山东菜而出名，引来过张之洞、翁同和、谭嗣同等无数名流光顾，也只是一套大四合院：“临街房三间，南山半间为门洞，其门面磨砖刻花，如今尚有磨面刻花的小门楼旧迹可寻。门洞正对着院内南房的西山墙，墙上的招牌是砖刻制的，好似影壁院内设前后相通的两进北房，靠东侧设一月亮门，门内南北房是为雅座目成一体。院内各房，皆分大小，或独饮，或小聚、或大宴，皆尽其妙。”根据穆雪松先生的描绘，我们大致能猜测出旧京老餐馆的格局与情调。然而可别小瞧了：“广和居在北半截胡同路东，历史最悠久盖自道光中即有此馆，专为宣南士大夫设也。”（《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相当于官场的外延。清末书法家何绍基与广和居为邻，落魄时像孔乙己一样在这里赊账，店主把他打的欠条当宝贝一般装裱起来，以展览其铁划银勾。后来，那位塑了孔乙己的鲁迅，也寄宿于附近的绍兴会馆，常“夜饮于广和居”（在其日记里有记载），借酒浇愁，并且最终爆发出一声《呐喊》。
鲁迅曾经与郑振铎合编《北平笺谱》，在书信中评价：“至三十世纪，必与唐版媲美矣。”这部用宣纸、木版、水墨套印的笺谱，是在琉璃厂请人镌刻、印刷的。鲁迅对琉璃厂的水墨刻印信笺情有独钟，多次去选购。他1933年还函告同仁：“去年冬季回到北平，在琉璃厂得了一点笺纸，觉得画家与刻印之法，已比《文美斋笺谱》时代更佳。譬如陈师曾、齐白石所作诸笺，其刻法已在日本木刻专家之上……”琉璃厂是很让鲁迅先生牵挂的地方。
我觉得琉璃厂堪称老北京的一条“文化街”，密集着众多的书店、纸店、文具店、古董店。经营文房四宝、名流字画的老字号，首推荣宝斋——店名隐含着“以文会友，荣名为宝”的意思。荣宝斋的匾额是请清代的大状元陆润痒书写的，温文尔雅。
琉璃厂是看牌匾、看名人手迹的最佳场所。宝古斋古玩铺是翁同和题写，韵古斋是宝熙题写，萃珍斋是寺石公题写，静文斋南纸店是徐世昌题写，松古斋是胡浚题写……类似的老字号还有松华斋、清秘阁、淳菁阁、懿文斋呀什么的。不过有些因世事沧桑早已停办。不仅找不见牌匾，连门脸儿也没了。
和鲁迅合编《北京笺谱》的郑振铎，当年就游走于琉璃厂，搜访笺样、交涉印刷事务。他最赞赏荣宝斋，称之为“一家不失先正典型的最大的笺肆”，在这里他找到了林琴南的山水笺、齐白石的花果笺，吴待秋的梅花笺等诸多珍品。郑振铎踏破铁鞋也不嫌其累，因为这一系列鳞次栉比的老字号像约好了在等他这个有心人似的。
老字号永远给人以一种温情。当然，也同样令人怀旧。当年周作人在西四牌楼以南走过，望着异馥斋的丈许高的独木招牌，不禁神往：“因为这不但表示他是义和团以前的老店，那模糊阴暗的字迹又引起我一种焚香静坐的安闲而丰腴的生活的生活的幻想。”看见老字号的牌匾，他仿佛就走不动路了，忍不住想入非非。我难道不也是如此吗？我是老字号的一个梦游者。
《王府井变迁》
我尚是外省的学童时，从地方小报上读过一篇叫《亨得利斧影》的侦探小说，内容已记不清了，它惟一的教育意义在于：让我很早就知道北京有个王府井，王府井有个“亨得利”。
后来移居北京，王府井是必逛的项目，走着走着，就到了亨得利钟表店门前。那一瞬间没想到别的什么，而是想起了一篇遥远的侦探小说——亨得利果然还在啊，仿佛一直等待着我。
我有一种重逢般的感觉：这是我曾经神游过的地方。直至此刻，那篇虚构的小说才真正完成了现实中的使命——把我引导到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地点。
虽然钟表店里的老板、营业员乃至进进出出的顾客，恐怕都不曾读过那篇没什么名气的小说。这只是我一个人的秘密。梦想中的亨得利，和生活中的亨得利，终于重叠了。而生活中的王府井，同样也证实了梦想中的王府井：并不仅仅作为背景而存在，它是一条现实主义的街道，两侧商铺林立，人流如织。我和我的那点心思，很快就被新时代的喧嚣与躁动给淹没了。
亨得利的钟表，仍然在很刻板地走着——时针、分针、秒针，交替迈步。虽然也曾几度停摆，但并未阻挠时光的流逝。亨得利，以自己的方式为王府井的历史计时。
逛王府井，我耳畔总回响着钟表的滴答声。真奇怪，它似乎比汽车的喇叭声、商贩的吆喝声、游客的说笑声更漂亮，也更真实。我把它当做王府井的心跳，一颗古老的心在跳动。
王府井的老字号，可远远不止亨得利一家。
这些年来，我不只在亨得利买过电子表，还在盛锡福买过遮阳帽，在同升和买过千层底懒汉鞋，甚至还在大明眼镜公司配过变色镜。至于稻香村的南味糕点，更是要尝一尝的。
对于我来说，在王府井走一圈，购物并不是目的，更主要的是为了感受那古朴而热闹的氛围（仿佛在茫茫人海中用腮呼吸），为了朝拜一系列的老字号——我的心情可比怀揣的钱包丰厚得多。
“文革”期间，亨得利曾改名首都钟表店，正如盛锡福改叫红旗帽店、同升和改叫长征鞋店。可结果怎么样呢？被摘去的老牌匾最终还是重新挂了起来。老百姓都已叫惯了，要改口是很难的。再说，又有什么必要改呢？
包括王府井也是这样。民国四年（1915年），袁世凯下令将这条街道更名为“莫里逊大街”——因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乔治·莫里逊在路西100号（今271号）居住，而他替袁世凯当皇帝捧过场，后担任北洋政府的政治顾问（1919年以北洋政府代表团顾问身份出席巴黎和会）。可王府井是绝对不属于某一个人的。虽然西方人士习惯称之为莫里逊大街，但“北京的老百姓没有人承认它，依然叫这条街为王府井大街。1948年，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原在王府井大街南口所立的用英文书写的莫里逊大街路牌也被老百姓推倒，将其投进垃圾堆中。”（王永斌语）
王府井是属于老百姓的。
老百姓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吧。
至于王府井为何叫王府井，还是很值得研究的。
此地曾有王府是无疑的，曾有井也是无疑的。只是王府早已湮灭，井也“地址不详”：有人说原工艺美术服务部门前便道上有一口井，有人说经济日报社院内有一口井……为了开发旅游资源，有关部门确实在天主教堂隔马路的斜对角挖掘了一口井，新配置井盖与护栏，并加以文字说明。但它是否确为原始的王府之井遗址，估计谁也不敢担保。
那口大名鼎鼎的井在与人类捉迷藏。或者说，是时间在与人类捉迷藏。
大街南段西侧，尚存大、小甜水井胡同——可也只是空洞的地名，因为井已失踪。只是在史料中有相应的记载。譬如清代朱一新著《京师坊巷志稿》，言之凿凿地声明“王府街”有“二井”。
也可以讲，这一带的水井太多，反而让人弄不清王府之井究竟属哪一座。
多多益善。或许王府之井本来就不仅指一座。惟独井水之甜是无疑的。
探查大、小甜水井胡同，我步履谨慎，生怕踩破了一个梦。胡同本身，在蒙古语中即是水井的意思。北京城里，胡同之密集，亦可想见水井之众多。当然，随着社会的进步，有些被填平了，有些遭到废弃，总之大多数已名存实亡。在普遍安装了自来水设施的时代，井已成文物，抑或作为古典的象征。井已非为饮水之用，它真正的功效在于审美。
“有井水处皆有柳词”，本是夸奖宋代词人柳永的。若泛指的话，有井水处皆有人情，有井水处皆有世故——似乎也说得过去。
北京的胡同，是难以统计的。北京的水井，也是无法计算的（据说带“井”字的胡同曾有上百条）。它们都属于被遗忘的角落里被废黜的事物，不断地遭受损坏，随时都可能面临灭顶之灾。因为水井的没落，我不禁担心起胡同的命运——同样也会倾覆，只留下象征性的地名。没准儿某一天，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虽张挂着某某胡同的门牌，却已无胡同之格局与气象。
王府井不就是这样吗？岂止不见王府，更找不到那口古老的井了。于是只好以赝品来代替。
北京的水井，剩下的已不多了。硕果仅存的一些，水都已经枯了吧？甜水井，甜水井简直像神话。再甜也甜不过满大街热销的雪碧与可乐呀。有了工业化的软饮料，人们也就忽略或忘却了田园情调的水井。
参观为旅游观光而发掘的那口“王府井”——铜铸的井盖上镌刻着对典故的解释。我怎么读，怎么觉得像是为北京水井这一光荣的集体所拟定的墓志铭。北京的水井已经死了！
而在元代，在明清，整座北京城都是靠井水哺乳、滋润的。整座北京城，都不过是一扇庞大的井盖。
北京的水井中，最脍炙人口的当数王府井，其次才是珍妃井呀什么的。王府井已蜕变成一个抽象的地名。不仅已枯竭，连井址都失传了。可它仍然是生命之源。它以另一种形式的井水（商业）浇灌着老北京的后裔，人们称之为“北京的窗口”，以及“中华第一街”。
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的王府井大街，确实出名了，为之提供原始依据的王府与井，却先后消失，彻底变成传说：“这里原来是王府的住宅。王爷府中有一口有名的水井……当年井上有一座精巧玲珑的六角亭子，井口是一块大石头凿的圆孔，井沿很高。井的南面就是王府大院，很阔气……”（转引自赵志忠著《北京的王府与文化》）
王府井的现实，是与“王府井”的传说分不开的。
我一度没弄清王府井所称的王府，属于明代的，还是清代的。偶然翻阅《明太宗实录》，才解开了谜团：“于皇城东南建皇太孙宫，东安门外建十王邸。通为屋八千三百五十楹。自永乐十五年六日兴工，至是成。”看来此地曾为明代十位亲王的“集体宿舍”——一座座王府唇齿相依。据说这十王府位于今烤鸭店的帅府胡同至长安街一带。王府井大街就因之而得名：明时称十王府或十王府街，清时称王府大街。
十王府选址于东安门外，肯定是因为永乐皇帝的恩赐。东安门是皇城的东门，这十王府属于“皇城根儿”。皇城根儿下多贵族。东安门在1912年“壬子事变”中被烧毁，南段的皇城城墙于1917年拆除。城已消失，门也不存，惟有东安市场能唤起人们的回忆。东安市场的原址，在清初曾为某王府——你猜是谁的？是吴三桂的。吴三桂被顺治封为平西王，其宅邸一定很豪华。他后来因叛乱而身败名裂，风光一时的“平西王府”自然也难逃厄运——被连根拔除，平毁后移交八旗兵神机营作操场。可惜呀，“平西王”自己最终也被人“平”掉了。王府的遗址，驻扎着一群“打靶归来”的大兵。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原在王府大街两侧摆地摊的小商小贩，全被收容进废弃的神机营操场，统一管理——命名为“东安市场”。东安市场沾了东安门的光，沾了皇城根儿的光，生意火爆。宣统元年（1909年）的《京华百二竹枝词》述及其盛况：“新开各处市场宽，买物随心不费难。若论繁华首一指，请君城内赴东安。”原诗附注：“各处创立市场，以供就近居民购买。东安市场货物纷错，市面繁华，尤为一时之盛。”看来大清帝国的“市场经济”，最初是从这里搞起来的。
如今你要去王府井，再也找不到那露天搭棚（俗称“鱼来散”）的东安市场了——一座现代化的“新东安市场”大楼凌空屹立，取而代之。
清末的王府井一条街，是靠东安市场带火的。加上它南接东交民巷使馆区，可以很方便地挣洋人的钱。同样，它也比其他地段的商铺销售更多的进口货。譬如亨得利，主要推销瑞士的名牌钟表——劳力士、浪琴、欧米茄之类。
王府井的明代十王府，早已成了海市蜃楼。废弃的十王府遗址，清雍正年间营造了贤良寺。
王府虽未留下一砖一瓦、只鳞片爪，但王府井大街就是这么叫响的。
其实在未有王府之前，此街就存在了，据元末明初熊梦祥著《析津志》记载：元朝时名称为“丁字街”。主要指今灯市口至金鱼胡同一段。这一段，在民国后又叫“八面槽”——据说路中间有一架八角形的水槽（清朝遗物），原是供南来北往的客商饮马用的。我想，那时候载人运货的骡马（可能还有走过丝绸之路的骆驼），俯饮的一定是甜美的井水吧！
对奔波于城乡之间的骡马而言，这架巨大的水槽就是北京的标志，就是最好的街心花园。
估计那口井，离饮牲口的水槽不会太远吧？否则一桶桶地拎过去，多麻烦呀。
而今井已失传，水槽也荡然无存。
在原先安装水槽的位置，站立着一位指挥交通的警察。他可以疏导车辆，却唤不回遥远的马群。所有的往事，只服从岁月的指挥。
《京剧之光》
除了游览故宫、长城、颐和园等名胜古迹，也应该关注北京平民化的一面。我私下以为：没住过四合院，不能算真正地了解北京；没逛过胡同，等于没来过北京；同样，生活在北京，不能不看京剧。
旧时代的北京，有两个公共场所是极有名的。其一是茶馆（老舍写过），第二就是戏园子。可能因为京剧界雅称梨园，戏园子的命名，比后来的“剧院”、“剧场”等，多几分田园情调。老北京市民对城南的戏园子一往情深，不亚于巴黎的绅士贵妇对大歌剧院包厢的热衷。至今仍能听见老年人怀念梅兰芳老板在天桥演的《贵妃醉酒》，找不到形容词，眼泪汪汪地唠叨：“那真叫绝了！”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称得上旷世风流了。那时候的“追星族”无论老少，皆叫票友，或玩票的——一个“玩”字，透露出老北京人性格中的顽主气质，不只对花鸟虫鱼如此，即使再严肃的艺术也会产生游戏心理。这份心灵的轻松是异地少有的。看戏又叫听戏，一字之差，把握住眯缝起眼睛，用耳朵捕捉唱腔，脑袋拨浪鼓浪般悠扬起伏的陶醉状——这才是真正的戏迷呢，不痴无以成迷。
记得刚移居北京时，正赶上纪念徽班进京二百周年，甚至百货商店也在推销京剧面谱，我因忙于立足谋生，未有闲情逸致参加任何活动。后来虽以现代文人形象屡屡进出音乐厅、美术馆、豪华电影院甚至迪斯科舞厅，却总是与渐趋萧条的古老京剧失之交臂。直到前些天有人送来几套京剧票，问我可感兴趣，才恍然想起：我在北京十年，居然未曾现场看过一次京剧，不能说不是一种缺憾。再打电话邀约其它朋友，大多数情况都跟我相似，甚至有听说是京剧票而婉言谢绝的。我惆怅地感到：京剧已快成了北京的记忆——尤其拉开了和我们这一代人的距离。问题在于，是它远离了我们，还是我们远离了京剧？
所以我骑车去虎坊桥的工人俱乐部看京剧，带着补课的心情。京剧确实很古老了。据说全市的京剧表演，有时几个月也轮不上一台戏，这么发展下去有怎样的危机呢？但在剧场门口，遇见几个穿工服的中年男人手持人民币，问进门的观众是否有富余的票——有一个典型是票友模样，在老槐树荫下悠然自得地哼着像模像样的段子，很明显已按捺不住“技痒”。我从他稍显粗拙的唱腔里却听出了希望。那天是几位名角演的《盗御马》、《打渔杀家》等片断，当锣鼓声震耳欲聋，着戏装的生旦净丑鱼贯登场，我仿佛重温了北京的记忆，或古典的北京。不知为什么，我耳畔仍萦回着剧场门外那位业务票友偷闲练功的声音——或许，这是今夜另一种画外音吧。
在电影业发达以前，老北京居民的娱乐生活中，看戏是最重要的项目。由于北京城历朝历代都不乏外来人口会集，市民们兴趣广泛，各路地方戏都能找到自己的市场与忠实观众，确实是“你方唱罢我登台”。黄梅戏、昆曲等等，都不如京剧幸运；自乾隆五十五年四大徽班进京以后，北京城似乎对这项戏剧艺术情有独钟，慷慨地贴上自己的标签，将之命名为京剧（俗称京戏）。北京是一国之都，所谓京戏自然也就是“国戏”——正如若干年代后北京话被定为普通话一样。徽班进京，走的是“上层路线”，从此京剧艺术便发扬光大、风靡全国，获得了惟我独尊的历史地位。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本土戏剧艺术的重大代表（或曰“国粹”），堪以和外来文化（譬如西方的歌剧、话剧乃至交响乐之类）抗衡。
徽班进京，最初赢得了游手好闲、附庸风雅的八旗子弟欢迎，于是有了“票房”、“票友”等特定的概念。这是京戏在清朝时得以“流行”的基础。正如《“批判”北京人》一书指出：“票友唱戏犹今之唱卡拉OK，自娱自乐也……最初是三五同好者凑在一起，拉起胡琴唱小段，既不带锣鼓场面，也不对外演出，纯粹自娱自乐。后来票友活动逐渐变到大场面上，开始唱整出的大戏，甚至粉墨登场，对外演出。”至于清末北京二黄（即京戏）流行，“因走票而破家者比比皆是”（见夏仁虎《旧京琐记》），那都是玩物丧志的结果，不能说是京戏误人子弟。
为了便于票友们的享乐，京戏有一部分出现在街头巷尾的茶馆，但大多是清唱，这样的场所也叫清唱茶楼或茶社。和饮食文化接轨，既满足口腹之欲又兼顾声色之欢。若欣赏完整的正宗京剧，还得在设备完善的戏园子里，不仅音响效果、舞台效果好，而且氛围逼真，容易“入戏”。可见京戏虽有娱乐消遣的一面，但毕竟还是个严肃的剧种，需要感情投入的（或曰参与意识）。京剧行业之所以又叫梨园，是很讲究诗情画意的——它终究追求在市声尘嚣中构筑一席超脱的净土、一方特立独行的世外桃源。人生是舞台，舞台上亦有人生——或人生的补偿。这就是它对现实所具备的诱惑力——难怪好此道者人称戏迷呢。
平民化的戏园子大多在城南。譬如天桥一带有几座著名的戏园子，是那个时代的四大名旦常去表演的地方，当年也曾观众云集、掌声雷动。听戏时发出的赞赏，那叫喝彩。只是后来有一段时期，上演得更多的是所谓革命现代京剧（别称样板戏），《沙家》、《红灯记》、《杜鹃山》以及《智取威虎山》之类。观众们的神态一律很严肃，不像是看戏，而是带着学习的心情。剧场也变成革命教育的课堂了。今年我又骑车去城南走马观花，惊异地发现：许多曾经赫赫有名的旧式戏园子，居然进行了现代工艺的装修，改成电影院、录像厅甚至迪斯科舞厅了。和现代盛行的影视艺术相比，古老的京剧或许捉襟见肘，它并不是给人以视觉的刺激，但重在调动观众的想象。汪曾祺说：“虽然戏台上尚司徒只是摇着一根马鞭，看不出他骑的什么”，但了解《封神榜》的观众看京剧《南阳关》，必然背得出那回肠荡气的唱词：“尚司徒跨下呼雷豹”……所以我肯定，京剧是一门想象力丰富的艺术。它之所以曲高和寡、趋于萧条，是因为在灯红酒绿的消磨中，现代人的想象力大大地退化了。诗意也成为让人费解的东西。
京剧的命运几起几落，至今已成为少数人的艺术（或老人的艺术）。如此推论下去是很可怕的。京剧最令我怀念的还是梅兰芳的时代，那也是它鼎盛的时代。听老人回忆，《贵妃醉酒》上演的时候，可真是万人空巷——几乎所有票友都云集到城南去了，即使票早脱销了，哪怕站在戏园子外面听几句也好。我去陶然亭玩，总要顺便拜访松柏庵，那儿有座大半个世纪前的梨园公墓。据京剧演员孙毓敏说：“民国初年庙已残破，庙外有一大块空地。当时京剧艺人地位低下，晚景凄惨，有的流落街间，死后无处埋葬。由荀慧生发起，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杨小楼等人呼应，每人交300元大洋，买下庙前十二亩荒地，辟为墓地，专供艺人们死后葬身，被称为梨园公墓。修建了梨园先贤祠，祠内还设‘先人注’，凡对戏曲事业有贡献的梨园界先人，都在祠内立有牌位。一代名优杨小楼、金少山等都先后安葬在这里……”离此不远，就是解放后创办的北京市戏曲学校。我有时看见青年学生在围墙那边练武功和吊嗓子。或许，这里正是京剧艺术记忆与现实的结合部吧。
京剧的英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却怀念着那些以唱腔、身段、脸谱、台步征服人心的英雄。他们是过去年代的人们的偶像。霸王别姬、秦琼卖马、赵云求驾、宋江杀惜、林冲夜奔、杨家将及穆（木）桂英挂帅……他们使死去的英雄复活了。他们在表演英雄的过程中成了英雄，艺术的英雄。如果说京剧如今已是一门黄昏的艺术，他们身上却永远洋溢着朝霞的魅力——曾经映红过无数张中国人的面孔。观看有关的电影资料，倾听那些尘封的唱片，便能感受到那个黄金时代的光辉：金嗓子、银嗓子争相碰撞的嘹亮，使我们的日常生活显得黯然失色。只可惜，我生不逢时，无法亲眼目睹那一群弄湖儿“手把红旗旗不湿”的雄姿英发。
程长庚算得上是第一号英雄，有廉颇老将之风。他走红时，恰恰是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饱受西方列强凌辱的中国民众普遍有呼唤英雄的心理，至少可以从其舞台上的壮士形象获得些许安慰。有人以杜甫的诗风比拟程氏的唱腔，谓为“天风海涛，黄钟大吕”。哦，“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更能够表现程氏雄浑沉厚的艺术风格。当时，“伶界大王”谭鑫培也获得相当一部分票友青睐，程长庚却不敢苟同：“惟子声太甘，近于柔靡，亡国音也；我死后，子必独步，然吾恐中国从此无雄风也。”我不以为这是同行冤家的互相嫉恨。他抑郁的遗嘱分明充满了对家国命运的担扰以及对世风日下的怅惘……
幸好后来出了个杨小楼——程长庚可以无憾了。杨小楼是个生龙活虎的武生，并且成为“武戏文唱”的典型。蒋锡武在《京剧精神》中说：“许多武生演员或长于短打，或拙于长靠；或多为俊扮者，而无勾脸戏等等。他们中间有人能拿‘单项第一’，然‘全能冠军’却非杨氏莫属。这就是说，长靠的，短打的，箭衣的，勾脸的，俊扮的，以及猴戏、关羽戏（红生）等等，他都能‘拿’得起来，且无不精到。”可见，杨小楼属于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全才。不仅武艺高强，而且大有精神——能勾去观众的魂魄，非真英雄难以有此魔力。“犹记小楼在世，戏帘一扬，侧身而出，轻微地颤那么两三下，然后猛地把头向台口一转，眼睛一张，仿佛照亮了全场；双脚站定，又似安稳了大地，全身挺住连背旗也像塑就的，这时全园雅雀无声，过了两三秒钟才似大梦初醒般齐声来一个‘碰头好’。”章靳以回忆杨小楼的一次亮相，简直就像描绘英雄出世似的。杨小楼演武戏时擅长运用自己修炼的气功，但有时候又完全是情不自禁地用力——进入剧情了，认为自己就是英雄人物的化身。他与梅兰芳同台演《长板坡》，有个“赵云”从背后“抓帔”的动作——被他抓了一下的梅兰芳，事后赞叹“杨小楼的左手五指像小铁棒似的贴在我的脊梁上”。他演《野猪林》里的林冲，又抓了一回高衙内，虽然抓的只是衣领，扮演高衙内的孙盛世却感觉到那只手像铁箝子一样越抓越紧，堪称“铁爪”。作为北派武生大腕的杨小楼，还曾与南派武生魁首盖叫天合演《薛家窝》，有点打擂台的意思了。为表示谦让，小楼请盖叫天演黄天霸，自己配演恭金龙。盖叫天不识抬举，以为正好可以趋势把杨小楼赶下台。双刀相会时满不是那么回事，杨小楼“始终是蜻蜓款款、蛱蝶翩翩”，稳扎稳打，盖叫天却开始“目不暇给，手不暇接，往日玲珑，似迷六孔”，被打得落花流水，只得且战且退。台下的看客纷纷赞叹：“满台只有杨小楼，找不到盖叫天。”连盖叫天也折服了：“杨老板的把子，不是慢而是快！快得那么赶落人！可又快得那么真着清楚。真是功夫！真是功夫！”从此不再敢轻视杨小楼的慢条斯理了。这也算京派与海派的一次交锋吧。杨小楼生于1878年12月3日，8岁学戏，11岁粉墨登场，整整演了半个世纪，花甲之年还在北京吉祥戏院演了整部《康郎山》，算是告别演出了。因为仅仅半个月后——1938年1月31日，他就病逝在家中床上。或许，他是梦想死在舞台上的。老天爷未遂其愿。
据传说顾随教授谈京剧必谈杨小楼，赞美其人有王者风范：“杨小楼唱霸王别姬，那真是帝王气度；一到金少山，那就完全是山大王了，哪里有半点儿帝王气呢……”金少山在他眼中，似乎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他是以贬金的形式来褒杨。但确实，金少山与杨小楼不可同日而语，仅仅学了点皮毛罢了。他的走红，只证明大英雄已绝迹了。
同样有傲骨的是“谭派”传人余叔岩（又有“新谭”之称）。有“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之太白遗风。1931年6月，上海滩上作威作福的黑社会头子杜月笙修建家祠，举行落成典礼，遍邀京沪名角演戏。京派的梅、杨及其他大腕都应召而去，惟独屡约余叔岩却遭到拒绝——这是一尊请不动的菩萨。杜月笙可能还没遇到过这样的硬骨头，火了，又派人传话：“如不去，此生休想再到上海滩。”等于是威胁了。余叔岩针锋相对：“宁此生不到上海，也不去杜家演戏。”从此果然再未去申城。真正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他的好朋友张伯驹赋诗称赞：“笑他势力岂能移？直节干霄竹是师。纵使沪滨难再到，不来出演杜家祠。”
现在，说起京剧，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梅兰芳。其实，那是个英雄辈出的年代，技艺超群、担识超群的演员大有人在。只不过，梅兰芳后来居上的光彩过于耀眼了，使其周围的星辰被忽略了。梅兰芳是幸运的，他的演艺生涯一直延续到解放后；而这时候谭鑫培、杨小楼、余叔岩等高手都已亡故，梅兰芳大有独步剧坛之势。只好“举杯望明月，对影成二人”了。
梅兰芳堪称“四大名旦”之首，另三位是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据行家介绍，四人中最难学的是梅兰芳，因为“抓不住”他——他的技艺太圆熟了，滴水不漏，天衣无缝。“现在梅大爷在台上的玩艺儿，是没法学的。他随便抖一抖袖，整一整鬓，走几步，指一下，满都好看。很普通的一个老身段，使在他的身上，那就不一样了。让人瞧了，觉得舒服。这没有说的，完全是功夫到了的关系。”这是跟他配过戏的赵桐珊的看法。梅兰芳演《天女散花》时，真称得上是吴带当风，飘飘欲仙也。他的扮相也恰似仙女下凡——比女人还要女人，或者说，塑出女人中的女人，使女性美达到了极致。张中行回忆梅氏的造型：“那是20年代晚期，夜场，我陪一位乡先辈到中和戏院去看梅演《红线盗盒》。前面几邮演过，台上灯光微弱，该大轴了，一挑帘，梅走出来，台上灯光忽然大亮，满堂碰头好。我定晴看，全身珠光明灭，露出的面部和手，白而像是透明如玉。身材窈窕，真如文言滥调所说，长身玉立。当时的印象是，难怪旧小说形容美女，常用仙女下凡，我确信世间必没有这样美的。”虽然吾生也晚，无缘现场观看梅兰芳的华姿风韵，读到张中行的文字描述——知见其人，如闻其声。一个男人，能把美女给演活了，太了不起了。前苏联作家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里也提到梅兰芳，他于1951年9月来中国把斯大林和平奖金授予宋庆龄，顺便观看梅兰芳的表演：“我第一次看见梅兰芳时他已60岁。这位著名的演员扮演一个怀春的少女，他的儿子扮演女仆：所有的演员都是男人。”这使爱伦堡百思不得其解。在外国是找不到这样的演员的。
梅兰芳年轻是初露锋芒，便使老前辈谭鑫培刮目相看。当他风头正健时，谭大王开始有英雄末路的喟叹了。据说“民国”二年五月间一次“义务夜戏”群雄合作，把观众的热情点燃了，胃口也吊起来了，连谭鑫培都“压”不住台，只好请正在另一家戏院表演的梅兰芳火速赶来，临时加演了一段，戏迷们才满意而归——仿佛不看梅兰芳一眼，怎么与不够尽兴似的。梅兰芳曾经跟谭鑫培“唱对台戏”，以时装新戏《孽海波澜》把观众都吸引过去了，场场满座，挤得谭鑫培那儿连连掉座。后生可畏，使老汉不敢提当年勇了。
还有比谭老板更体会到迟暮之感的英雄，余派的杨宝森。蒋锡武在《京剧精神》中转引吴小如的回忆：40年代初杨唱双出《骂曹》、《洪羊洞》，谁知《洪羊洞》“快三眼”一段唱完，观众纷纷离席，越唱台下人越少，前排只剩下吴小如和一位友人，他们便听一句喝一声“彩”，杨见此情景，认为是真正“知音”，虽只剩几句“散板”，却愈唱愈好，味道愈浓，友人边喝彩边说：“一字一珠，好！”确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杨宝森当时超水平的发挥，估计也是内心酸楚的结果。50年代后他每况愈下，曾经在北京开明剧院（民主剧场）演双出《当锏卖马》和《洪羊洞》，张中行也在场，并记下了那伤心的一幕：“看客稀稀落落，楼上全空，楼下充其量不超过一半。最杀风景的是前几排里有两排外国人，正在锏已当、马将卖的时候，一齐起立，列着队退场了。对于这种情况，捧余派的人都会难过，何况表演者，正在为英雄末路的秦琼声泪俱下呢。”杨氏的泪，是在为秦琼流的？是在为自己流的？还是在为京剧的没落流的？英雄啊英雄，都是在锣鼓喧天中登台，在四面楚歌中退场。这是谁也摆脱不了的轮回。谁能做到永不言败呢？
京剧虽然逐渐衰微了，但它确实曾经深深影响过北京人的生活。看戏，是老北京人酷爱领略的一种精神辉煌。举个小例子：杨小楼演《艳阳楼》里的高登，念了一句台词叫“闪开了”，这可不得了，第二天就惹得北京城里满大街拉车的，边跑边不停地喊“闪开了”，呼请行人让道；甚至饭馆跑堂的在坐满食堂的餐桌间穿梭，也模仿小楼的腔调叫嚷着“闪开了”。可见京剧的深入民心。不管怎么说，京剧捧出了早期的明星——他们在我眼中，要比当代的影星呀歌手呀更有人格魅力。或者说，要更有英雄主义的色彩。他们力图在观众心目中树立的，也是至刚至柔、尽善尽美的艺术形象。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艺术家。跟他们相比，许多当今的明星太苍白了。
《北大与清华》
辛亥革命以后，清政府于1898年维新运动时期设立又于1905年停废的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续办。1917年，一代教育家蔡元培任校长，标志着新教育体制在这古老的封建国度里的推行。这对中国现代史上大名鼎鼎的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以北京作为策略地，起着至关重要的铺垫。
我查阅有关史料，发现了一个被忽略的细节：1912年2月25日，蔡元培等五人曾作为孙中山派遣的专使，代表南方革命势力规劝当选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去首都南京就任。袁世凯表面上以隆重的礼节欢迎，内心却根本不愿被调离北京这个封建老巢，秘密策划了一次大规模的兵变——乱兵们四处放火洗劫，甚至把蔡元培等专使在煤渣胡同的住所也抢掠一空，专使们被迫到使馆区避难。这导致了参议院只得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并决议迁都北京……我不知道蔡元培那次来北京的心情，与他几年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心情，差距究竟有多大？
同样是在1917年，陈独秀、李大钊等被聘请到北京大学。在此之前，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率先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是否可以这么认为：新青年们开始移师北京？那时候的北京大学集结着一批最精锐的新青年。蔡元培功不可没。正因为他提出“兼容并包”的方针，北大才仿效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大批吸收了各种思想观念的师资力量，既有梁漱溟、辜鸿铭、林纾为主的宣扬国故旧派，又有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等主张变革的新派——同在一座校园之中，针锋相对，通过授课、演讲及辩论等方式进行着白热化的思想斗争，进而影响着青年学生、广大知识分子甚至整个中国思想界。据史料记载：1918年统计北京大学教员总数达217人（内含教授90人），学生总数1980人（内含研究生148人），在当时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大学。所以它容纳着那个时代如此之多的文化精英。难怪有人说：在“五四”运动以前，北京大学已经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可见北京新青年们思想的先锋，已比1919年5月4日的游行队伍提前出发了——两者是一脉相承的。
当时的北京大学校园座落在景山东街马神庙，处于北京城区的中心地带，多少年以后才改迁到西北角的海淀区。七十年以后，我作为一位外省文人投奔北京，居然奇妙地在这片旧校址寻找到栖身之处——今已改作文化部办公院及宿舍区。分给我的单身宿舍居然就是原北京大学的所谓西斋（据张中行老人说此乃牌号最老的男生宿舍，1904年所建），斗室只容一床一桌一书橱，转身都困难。一出门就踏上了横贯东西的五四大街（不知这条街道的原名）。站在五四大街，能看见老北京大学的红楼（今文物出版社院内）。红楼本身就是一个沉甸甸的文物，证明着一段辉煌的历史，同时也是诸多文化名流的见证。想当年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等等，都曾经穿着灰布长衫、围着白围巾在红楼里出入呢？红楼这个名称，永远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我甚至相信，最著名的红楼至少有两个，一个是曹雪芹梦见的，另一个则从属于现实——即老北京大学的红楼，简直称得上世纪初的一座文化堡垒，它对历史的影响不比曹雪芹的那座空中楼阁逊色。
这里还曾经有一位伟大的过客。1918年9月，湖南书生毛润之送本省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第一次来到北京。就住在北大附近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一间民房里（由于留法预备班设在北大）。他还在北大图书馆担任助理员，经常和李大钊、邓中夏探讨中国的出路问题。半年后他就告别了北京，把这段青春的经历留存于记忆：“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是十分穷苦的，可是另一方面这座古代都城的美，对于我可算是一种补偿。”（见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这是他对北京最初的赞美。他恐怕也不曾预测到：再见北京已是1949年，不过这一次他站到了天安门的城楼上——也是这座美丽的古代都城最尊贵的位置。他主持了开国大典。北京从此成为新中国的首都。
我印象中周树人改名鲁迅，从绍兴变卖了了古宅举家北上的。他在北京大学执教，讲授过哪些课程，我无法查考了。我只知道，1918年4月至五四运动前夕，他在北京用那字体刚健的小楷写下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一系列作品。这一系列代表这位大学大师人生中第一座高峰的作品同样震撼了那个时代。
那段时间，北京大学的学生中恰巧有个叫徐志摩的人。据梁实秋介绍：徐志摩在二十岁的时候与张幼仪女士结婚于浙江硖石，翌年入北京大学。在北大读了两年书，又于1918年到美国入克拉克大学社会学系。有趣的是，十年以后他居然重回北大做了教授——因为胡适任北大文学院长，劝寓居上海的志摩去北平换换空气。我举这个例子仅为了说明：那个时代北大的师生，人才济济，甚至无名学生中也会涌现未来的英才。我与其关注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前后的那段历史，莫如说在关注那个时代的思想与文化——或者说在关注那个时代。那是一个文化精英辈出的时代。而北大的新式教育，把全国各地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吸引到北京这座城市。从20世纪初到世纪末，北京一直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构成对外省文人最大的诱惑。
我作为一位南方文人移居北京，我却要努力研究20世纪外省文人在北京的文化现象与社会现象。我知道，我是他们中的一员（否则我不至于对这个课题情有独钟），我又是世纪末的迟到者。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按时间顺序来划分外省文人在北京的群落。掀开中国现代史的第一页——我首先想到了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的那个时代，他们当之无愧为20世纪进入北京的第一代外省文人的代表。他们置身的是刚刚推翻了帝制、刚刚结束了数千年封建时期的新时代，他们进入的是一座没有皇帝的宗城，一座以“民主”和“科学”为文化旗帜、但又在背影里隐约拖着传统的辫子的古都。所以他们不得不以远道而来的斗士形象出现，在血气方刚的壮烈搏击又不乏浪漫的游侠作风。他们先声夺人地占领这个国家文明断层的上风和世纪更替的关卡，20世纪一代代外省文人涌进北京的滩头阵地——是他们最先构筑的。或者说，他们是第一代新青年，新型知识分子。
在他们之后，进入北京的外省文人——才有了周作人、郁达夫、沈从文、叶圣陶、何其芳、郭沫若、茅盾、艾青……当然，我大多以作家为例据——因为文学有时比其它艺术门类或文化形式更具代表性。另外我还偏颇地认为：20世纪上半叶最能体现地域特色的北京本土作家（或称京味作家），只有老舍一人。他是20世纪为北京城特意树立的一座文学纪念碑。他无法模拟的文风恰似梁实秋对北京传统小吃豆汁的形容：“北平城里人没有不嗜豆汁者……外省人居住北平三二十年往往不能养成喝豆汁的习惯。能渴豆汁的人才算是真正的北平人。”外省文人写北京，即使适应能力再强，也会让人听出一丝弦外之音——怎么写都隐隐约约有一种乡愁的味道，这是命中注定的东西，无法彻底摆脱。最典型的是周作人的《故乡的野菜》：“目前我的妻往西单市场买菜回来，我便想起浙东的事来。荠菜是浙东人春天常吃的野菜……”郁达夫《故都的秋》也是一例。北京在他们感觉中多多少少带有一丝秋意——莫非他们青春的根本尚遗留在外省？秋意与乡愁的滋味是最契合的。
今天晚上，我形单影只地坐守于景山东街老北京大学的一所旧宿舍，由北京大学展开联想，写下了这篇文章。我从外省来北京不是求学的，我说过自己无缘成为北京大学的门生——这并不排除我对它怀有初恋般的感情。说得更博大一点，北京本身就是一所大学，我的大学——一所高尔基式的社会大学。整座城市都是露天的校园，露天的课堂。我在这所大学里已经快二十年了，这篇文章权当我的毕业论文。一篇诗化的论文。我用它来强调自己的身份，以及我可能置身其中的那支横穿整个世纪的漫长的队伍。外省学生在北京，外省文人在北京——北京本身就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培养一代又一代的外省青年。一代新青年们老了，又一代新青年来报到了。我应该算是最新的一个青年。北京的文人应该永远怀念“五四”精神。那精神是这座古城在20世纪的青春。
当代的北京大学座落于海淀的中关村附近，占地面积开阔，层楼叠幛，金漆彩绘，画栋雕梁，林木狭疏，更加上人潮如织，书声琅琅，与景山东街破落萧瑟的旧校址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我觉得，北大的灵魂全在于有未名湖——这是画龙点睛之笔，箐箐校园，莘莘学子，在水一方，便获得了生命本质的倚仗与烘托。水是生命之源，水边的物性人情一向显得滋润潇洒。逐草而聚，傍水而居，青灯黄卷的苦读生涯亦能洋溢游牧的情调。我每去北大，必要围绕未名湖步行一遍，以眼神斟酌波光塔影，也算代表某种对时空的缅怀与瞻仰。这与本世纪的中国共同经历了风雨洗礼的高等学府（或可戏称皇家学院），忠实记录着无数代新青年的梦想与光荣。
带有中国封建社会鲜明特征的科学制度是1905年废除的——知识与教育的一个旧时代从此结束了。据《北京史》记载：“清末民初时期，北京还设立了若干高等学校和中等专门学校（其中有的是从北京大学分立出来的），像师范大学、工业专门学堂、医学专门学堂，以及京师法政大学堂（由任学馆和进士馆改组）、法律学堂、测绘学堂、艺徒学堂、俄文铁路学堂、巡警学堂、贵胄学堂（朝廷为王公贵族子弟进行军事教育而设）等等。”该书是这样总结的，“北京过去是国内封建文化教育的中心，经过学校与科举之争，亦即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在文化教育上的斗争，到二十世纪初年，北京又迅速成为全国资产阶级高等教育的中心，同时也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这正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首先在北京发动的客观条件之一……”
清华与北大齐名，但它创办的原因及过程又较为特殊。它是美国国会以“中美亲善”的名义，提议在北京兴办一所不是由传教士出面主持、但目的在于培养与吸引中国学生赴美的清华学校，经费来源是被退还的庚子赔款——被美国认为是“控制中国的发展，使用从知识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最圆满与最巧妙的方式”。创办时间大约是1907至1908年之间。
当时的清华学制是八年，够漫长的。譬如梁实秋是1915年入校，1923年毕业赴美，他在《清华八年》一文中回忆：“清华学校在那时候尚不大引人注意。学校的创立乃是由1908年美国老罗斯福总统决定退还庚子赔款半数指定用于教育用途，意识是好的但是带有深刻的国耻的意味。所以这学校的学制特殊，事实上是留美预备学校，不由教育部管理，校长由外交部派。每年招考学生的名额，按照各省分担的庚子赔款的比例分配。”所以清华也成为外省学生占最大比例的一所大学，它向各省市学生慷慨地敞开北京的大门——这扇校门又相当于国门，走进清华就等于八年后即可出国留学。
“学生们是来自各省的，而且是很平均地代表着各省。因此各省的方言都可以听到，我不相信除了清华之外有任何一个学校其学生籍贯是如此的复杂。由于方言不同，同乡的观念容易加强，虽无同乡会的组织，事实上一省的同乡自成一个集团。如果我可以算得是北京土著，像我这样的土著，清华一共没有几个。”梁实秋读清华的时候，闻一多比他高两级，而朱湘比他低一班，另外还有孙大雨等人，共同组织了“小说研究社”（后经闻一多建议改为清华文学社），经常在一起说文品诗——他们当时肯定想象不到，自己的名字后来都被写进中国现代文学史了。
清华也培养、团结了一批青年文人，一批未来的名家。梁思成是梁实秋的同班同学。梁启超的另外两个公子也都在清华，因而大名鼎鼎的梁启超还亲自来清华讲读演并授课，后来还被聘为研究所教授。
“五四”运动发生时，梁实秋尚是清华中等科四年级学生。“清华远在郊外，是五四过后第二三天才和城里的学生联络上。清华学生的领导者是陈长桐。他的领导才能是天生的，他严肃而又和蔼，冷静而又热情，如果他以后不走进银行而走进政治，他一定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他的卓越的领导能力使得清华学生在这次运动里尽了应尽的责任……”他在北京学生争相街头演讲时，梁实秋本人也曾随同大队进城，在前门外珠市口他们这一小队从店铺里搬来几条木凳横排在街道上，在群众围观中慷慨陈词。当然后来，“北京学生千余人在天安门被捕，清华的队伍最整齐，所以集体被捕，所占人数也最多。”这就是梁实秋——当年清华的一位普通学生对“五四”时期记忆与评价。
清华园离颐和园、圆明园均不远，原是清室某达官贵人的私家花园，即使后来移作校舍，也不乏曲径通幽、荷塘月色等中国式园林的氛园。据说荷花池畔工宁厅的匾额题写着著名的“水木清华”四字。在清华园登高西望，代表中国近代一段耻辱历史的圆明园废墟便尽陈眼底，断垣残壁、夕阳衰草历历在目。
郁达夫从上海来北京，在清华园找到梁实秋的第一件事就是请他陪同去圆明园凭吊遗迹。梁实秋欣然承诺，但后来在文章中写道：“除了那一堆石头什么也看不见了，所谓‘万园之园’的四十美景只好参考后人画图于想象中得之。”
清华后来以理工科名世，但早期在文科教育方面也曾有过辉煌的时期，师生中人才济济。譬如大学问家吴宓，就是17岁时（1911年）在陕西考取了清华学校公费留美预科，“乃于限期内乘骡车从西安赶赴北京。”1921年留学归国就任教。他后来回忆：“清华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偿所办，而间接受美国人管理的学校。我作学生时，校中师生讲的全是英语，唱的是美国歌，美国史和美国公民学列为正课。举此可知清华师生所受崇美思想熏陶之深了。”
吴宓1921年留学归国就任教授，主持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礼聘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大师任教。张紫葛著《必香泪酒祭吴宓》一书称吴宓是中国本世纪不可多得的学术大师，书中还引述了吴宓本人对主持清华园学研究院的记忆：“所聘四大导师王国维、梁任公（启超）、赵元任、陈寅恪，比皆当代国学大师，其天资之高……王国维博览强记，以经学言，十三经之经义、传、注、书、笺，莫不滚瓜烂熟；梁启超过目不忘，真可谓不世之才；赵元任本习理科，转治语言文，敏悟大异于常人，成为世界闻名的语言学大师；陈寅恪记忆力之奇特，令人惊讶，不仅经史子集并世界史实、宗教著述烂熟于胸，乃至满室图书上某书存于某架，某典载于某书某页，无不指称无误，此四子者，有如此奇特之天才，而其勤奋实非常人所及。以宓所见，四子莫不夙兴夜寐，孜孜不倦……”
当然，王国维后来投昆明湖自杀，传说他一直蓄辫子、穿马蹄袖，俱为哀悼传统文化之衰败及清王朝的覆灭。吴宓曾为王国维治丧，他认为“世传是似而非”，据他所知“于国维并不留恋清王朝，但看到很多士人在民国肇始之前，怒骂革命党，秽詈万端。等到民国建立，他们急转弯”剪辫子、穿西装，高喊民主、共和。王国维深以为耻。为了表示对这种无耻投机的愤慨，他就以蓄辫子、穿马蹄袖来表示品德之分……不管原因如何，王国维投水自沉了。有诗人发挥：一个旧时代拖着王国维那最后的辫子，终于消失在地平线上——一个新时代从此真正地展开。
北大、清华、国际关系学院及人民大学等等，都集结于海淀，海淀因而成为北京的学院区——又有学生之城的称法。查阅地图，也常能从这一带发现“学院路”之类的地名。海淀区本属于京城西北郊，也因而大大地出名了。我爱海淀，因为海淀有那么多古老或年轻的大学，有那么多永远的青年。历史与现实相互映照着——海淀海淀，凝聚着北京的大学梦，也凝聚着中国的大学梦。山外青山楼外楼，海淀是北京城外的另一座文化都城，是城门之外的大学城。它也是篝火熊熊的青春熔炉；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公园》
我不知道做这样的判断是否准确：北京是公园最多的一座城市——至少在中国是这样的。我手头没有任何资料与数据，仅仅凭借在这座城市里多年的生活经验和对它的主观印象就匆忙地得出以上结论。但我相信，即使治学严谨的园艺专家恐怕也反驳不了我的观点。在这方面，或许只有以园林艺术饮誉天下的苏州能与北京相提并论。苏州园林，在古代大多是达官贵人的宅邸，曲桥回廊，假山鱼池，亭台楼阁，精致有余，审美空间却过于紧凑且狭窄，给人的印象如盆景，是大自然精神的缩影，需放大若干倍来想象才能体会到天地万物的自由呼吸；若是跟北京西山脚下雍容华丽的皇家园林相比，顿时显得小气。这可能也体现了南方与北方性格上的差异或阴阳互补。拙政园与狮子林已算苏州最大的园林了，走在雕梁画栋、粉墙黑瓦的布景中，觉得天空是低矮的，纵然赏心悦目，但视野仍不无压抑——可见它是封闭性的，充分映证了封建时期地主阶层的心态。北京的公园则洋溢着傲视群雄的王者之气——每当我走进颐和园或圆明园，湖光山色如同折扇豁然敞开，总有一咱令人荡气回肠的感觉。天圆地方，风起云涌，它呈现的开放性使你觉得风景君临于万物之上，而历史君临于风景之上。香山、景山、北海、昆明湖、玉渊潭……北京公园里的山水充满真实性，不像苏州园林——只能靠假山石与金鱼池来模拟与代替。所以我认为，北京的公园是写实的，苏州园林则是象征意味的。
从地理位置上看，景山就像紫禁城的后花园，北海则是皇族和嫔妃休闲时溜出宫墙划船戏水、享受自由的地方。如果时间更宽裕或心情更好点，皇帝、太后会在文武大臣以及仪仗队的拥护下去路程稍远的颐和园、圆明园，那带有去效外踏青的意味了。至于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在明清两季完全作为御驾光临祭祀神仙及祖先之圣地，皇气逼人，戒备森严，市井闲人莫敢轻易踏入一步（那可是杀头之罪）……改朝换代之后，它们虽然全成为平民化的公园，买几块钱的门票即可喜笑颜开地进去瞻仰、游览一番。作为布衣百姓，看来我们生在今天这个推翻了王权的民主时代确实是幸福的——风景面前人人平等。当代作家史铁生对地坛公园是有感情的，他那部脍炙人口的名作《我与地坛》，就是描述自己每天黄昏坐着轮椅在地坛的花圃里游逛，在天与地的庇护下进行都市隐士式的哲思。做地坛的邻居是有福气——那里的每一块泥土都积累着大地的神气，期待着人类扎下生存与思想的根。树根是大地隐蔽在黑暗中的胡须，思想者的触须则构成深入地层的闪电。前些年，北京的许多公园都流行月票（譬如我毗邻的景山），供本地居民早晨锻炼（打太极拳、舞剑、跑步、练气功），空地上经常能碰见老太太们扭秧歌或京剧迷在带露水的树阴下练嗓子。我刚来北京时感到诧异——我一直以为月票是公共汽车以及地铁的专利呢。持有北京某家公园的月票是值得骄傲的——你精神上已与它联姻了，你对于它不再是陌生人，它赋予你特殊的通行证。这种便民措施不知今天是否还在延续？我已很长时间没有闲情逸致逛公园了——除非为外地来的朋友导游。但那时候我仅仅是陪客而已。独自路过公园我总是脚步匆匆，过其门而不入，一边为日常琐事忙碌一边感叹：生活的节拍要是能慢下来该有多好，我真想进去重温一番闲庭漫步的感觉——或许那才是我们期盼的真正的生活。北京的许多公园，似乎专门是为游客预备的——或者，是为情人预备的。谁没曾经把一段一段零碎的热恋时光抛掷在公园的花前月下呢？
公园属于旅游、休闲、恋爱、回忆、约会、写诗的时光。但不是谈生意的最佳场所，不是追名逐利的地方。那样会煞风景的。北京的公园也不例。世俗生活中的“加班族”（如我），不得不遗憾地成为公园的门外汉。纵然一墙之隔，但面对市声尘嚣的压迫，风景如画的公园仿佛伊甸园一样在麻木的心灵中变得遥远了。不带任何目的地逛公园，对于我辈是奢侈的（时间上的奢侈），正如公园的门票普遍都涨价了。在封建时代尊贵如天堂的紫禁城，自本世纪以来也对外开放了（改叫故宫），堪称中国最重要的公园、另一种意义上的公园。它不仅仅体现在空间上，更令人感慨的审美效果在于对时间、对历史的漫游——所以说它是属于回忆的公园。这里沉积了中国的一段回忆。故宫接待的中外游客人次，累计起来肯定是天文数字了。故宫的门票，如今也涨到五十元人民币一张了。
北京的公园啊。不知为什么，我尤其偏爱天安门西边的中山公园，置身闹市中心，园内的环境却分外清静，游客不是很多，路畔的灌木修剪得极整齐，像被遗忘的一方净土，大隐隐于市——对于公园难道也如此？中山公园有五色士社稷坛——江山社稷，皇帝时也要顶礼膜拜的。但与现实联系得最密切的是它的音乐堂，我多次在那清高的殿堂里听过音乐会——而且是西洋交响乐团的演奏。听交响乐就需要类似的与尘世既亲密又疏离的外部环境。城南的陶然亭公园也很有名士风采，有山有湖有亭子，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据说陶然亭美景不可或缺的一项条件是还要有雪。在下雪天去逛陶然亭才能体会到它本质的神韵，所以陶然亭的雪景出名了。又有一种说法：陶然亭其实没有亭子，它所谓的亭子只是高基上一个南北略长的方形院子——至少不能算做亭子。张中行老人告诉我们：陶然亭是清朝康熙年间江藻所建，所以又名江亭……每到秋风送爽的时候，银灰色的苇梢随风摆动，伴随着断断续续的蟋蟀的哀吟，使人不能不感到春光易尽，绮梦难偿。这正是文人墨客愿意经历的，所以二三百年来成为京城士女的吊古伤怀之地。这么说陶然亭是忧郁气质的——以此区别于其他公园。忧郁也是一种贵族的品味。陶然亭，陶然亭，从清朝起就这么叫了，越叫越顺口。难道一代代才子佳人都被它的名称欺骗了？所以我宁愿相信陶然亭是有亭子的。它那感伤的梦就是一座无法取缔的空中楼阁。亭子永远是它的制高点。
紫竹院公园、团结湖公园、水碓子公园、红领巾公园……北京的大公园大得吓人，譬如香山公园，那因红叶而出名的山区就是整个公园的面积；但最小的公园仿佛也只有巴掌般大，或者套用福克纳形容自己故乡小镇的比喻：小得像一张邮票。北京的公园大都是古老的，但也有极年轻的。南郊的大观园建于80年代末，是仿照《红楼梦》小说中的建筑格局设计的，凭空而起（据说原址是一片农民的菜地），却很有勇气地给自己取了个经典的名字：大观园。它有潇湘馆、怡红院、稻香村等等，于是林妹妹宝哥哥便从读者的想象中迁居此地了。甚至有不明内情的外地游客信以为真：一部世界名著的故事就是在这里诞生的。作为公园的大观园实际上相当于重复表演才子佳人悲剧赚观众眼泪的戏园子。北京最年轻的公园要算是丰台以南的世界公园了——它的名称也最大气。里面按比例缩小地仿造了从埃及金字塔到巴黎圣母院等全球名胜古迹。它既是对远方的模仿与企及，又是对世界的缩写：世界在这里变小了。也许世界本身就是一座大公园。在这座最博大最广义的公园里，我们不是短暂的游客，而是永恒的居民。世界的意义有一半是它自身具备的，而它的另一半——世界的文明，则是人类创造的。
是北京的公园使我联想到这么多。
逛公园，逛着逛着，我就走神了，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我的游记写着写着就跑题了。我要尽快返回原先的思路——北京的公园啊……
《八大胡同》
谈论妓女，是比较敏感的话题。但在旧时代，把妓女也包括在三教九流的范围之内，与贩夫走卒无异。因而我辈在梳理城市的往事时，似乎大可不必刻意回避。
虽然唐宋的诗人（譬如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杜牧，以及擅长写“花间词”的柳永）与妓女的关系很密切，但妓女的影子仍然很难登上大雅之堂的，顶多属于“民间团体”罢了。到了元朝，取代柳永之地位的是关汉卿，他作为当红的词曲作家出没于勾栏瓦舍之间，与媚眼频抛的歌伎舞女们打情骂俏。关汉卿生长于元大都，堪称正宗的“老北京”了。他在脂粉堆里一样能找到大腕的感觉。
对妓女的记载一般只能见诸于野史之中。恐怕要算《马可·波罗游记》，较早介绍了北京地区（时称元大都）妓女的规模与状况。马可·波罗说新都城内和旧都（金中都）近郊操皮肉生意的娼妓约有2.5万人，每百名和每千名妓女各有一个特设的官吏监督，而这些官吏又服从总管的指挥。给人的感觉，元大都对妓女也实行半军事化管理，而督察大员相当于百夫长或千夫长，行之有效地统率着天子脚下的红粉军团。妓女甚至进入了这个欧亚大帝国的外事（外交）领域：“每当有外国专使来到大都，如果他们负有与大汗利益相关的任务，则他们照例是由皇家招待的。为了用最优等的礼貌款待他们，大汗特令总管给每位使者每夜送去一个高等妓女，并且每夜一换。派人管理她们的目的就在于此。”妓女的“觉悟”好像也挺高，“都认为这样的差事是自己对大汗应尽的一种义务，因此不收任何报酬。”不知马可·波罗统计的妓女数目是否有夸张的成分？其中是否包括未正式注册登记的暗娼？“卖淫妇除了暗娼以外是不敢在城内营业的，她们只能在近郊附近拉客营生……这些地方共有娼妓二万五千人。无数商人和其他旅客为京都所吸引，不断地往来，所以这样多的娼妓并没有供过于求。”看来那是一个“性解放”的时代。不过在当时，除了元大都之外，全世界恐怕没有第二座城市，能养得起如此庞大的妓女队伍。元大都的“客流量”真是太可观了。
明朝的北京，红灯区又是什么样的呢？我不太清楚。手头没有现成的资料。我只听说，导致吴三桂冲冠一怒的红颜——陈圆圆，就是“三陪女”出身：“姓陈名沅，为太原故家女，善诗画，工琴曲，遭乱被掳，沦为玉峰歌伎，自树帜乐籍而后，艳名大著。凡买笑征歌之客，都唤她做沅姬。身价既高，凡侍一宴须五金，为度一曲者亦如之。走马王孙，坠鞭公子，趋之若鹜，大有车马盈门之势。即词人墨客，凡以诗词题赠沅姬的，亦更仆难数。”后来，崇祯皇帝驾下西宫国丈田畹，以千金购之，将其包养起来。再后来，吴大将军去田府串门，一见圆圆，惊为天人，爱得要死要活的……
明清两朝，皇帝都住在紫禁城里，妻妾成群。紫禁城俨然已成最大的“红灯区”。大红灯笼高高挂。只不过三千粉黛，都是为一个人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宫女无辜（虽然也会争风吃醋“抢生意”），皇帝才是天底下最贪婪最无耻的“嫖客”。明帝大多短命，想是太沉溺于女色的缘故。而清帝中，甚至出过觉得家花不如野花香、微服私访去逛窑子的人物。闹得最出格的是同治。他脱下龙袍换上布衣，让小太监扮作仆人，频频光顾八大胡同，跟上了瘾似的。结果染上梅毒，18岁暴卒。既误国，又害了自己。
好像这也是有传统的。更早的时候，宋徽宗就尝过去民间做嫖客的滋味。他迷恋东京名妓李师师，偷偷挖了一条地道通往妓院。不仅跟“追星”的词人周邦彦“撞车”了，还中过梁山好汉宋江的“埋伏”。
明末出了个陈圆圆，晚清出了个赛金花。赛金花绝对属于“另类”。她生长于烟花巷陌，遇见大状元洪钧，就从良了。虽然只是妾，却以夫人身份随洪钧出使德、俄、荷、奥四国，算是出过远门，见识了外面的花花世界（甚至拜晤过维多利亚女王与威廉皇帝）。很出风头的。自海外归来，因洪钧早逝，家里断炊了，就重操旧业。陈宗蕃《燕都丛考》记载：“自石头胡同而西曰陕西巷，光绪庚子时，名妓赛金花张艳帜于是。”以昔状元夫人及外交官夫人之身份倚门卖笑，本来就适宜作为花边新闻炒作，赛金花的“生意”一定很不错，弄不好还能成为巴黎茶花女式的传奇。偏偏赛金花天生是盏不省油的灯，又卷入了更大的是非：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期间，她与德帅瓦德西闹了场满城风雨的“跨国之恋”……真不知她怎么想的。
1936年，刘半农领着研究生商鸿逵访问人老珠黄的赛金花，由赛口述、商执笔，写了本《赛金花本事》。此为比当代的畅销书《绝对隐私》要早得多的“口述实录”。“大学教授要为妓女写书，轰动了整个社会，书出版后销售一空。”（叶祖孚语）
说起老北京的妓院，人们首先会想到八大胡同。所谓八大胡同，并非某一条胡同的名称，而是由八条胡同组成的，位于前门外大栅栏附近，因妓馆密集而成一大销金窟。《京都胜迹》一书引用过当时的一首打油诗：“八大胡同自古名，陕西百顺石头城（陕西巷口的百顺胡同、石头胡同）。韩家潭畔弦歌杂（韩家潭），王广斜街灯火明（王广福斜街）。万佛寺前车辐辏（万佛寺系一小横巷，西通陕西巷，东通石头胡同），二条营外路纵横（大外廊营、小外廊营）。貂裘豪客知多少，簇簇胭脂坡上行（胭脂胡同）。”
民国后，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为八大胡同火上浇油。他出手很“大方”，花高价收买参、众两院800名议员（号称八百罗汉），每人月薪800块现大洋。而国会的会址位于宣武门外象来街（今新华社），“钱来得容易也就花得痛快，南城一带产生了畸形的繁荣，许多商界、娼界的人士直至40年代还津津有味地谈起‘八百罗汉’闹京城时的盛况……古有饱暖思淫欲之说。‘八百罗汉’酒足饭饱之后，当然不乏有些寻花问柳的青楼之游。位于前门、宣武门之间的八大胡同是北京的红灯区，许多妓院竟然挂出了‘客满’的牌子。”这段文字，见之于方彪著《北京简史》。唉，八大胡同，竟然“载入史册”了。
八大胡同曾是赛金花“重张艳帜”之处，但毕竟出了小凤仙那样真正的义妓。袁世凯复辟称帝期间，滇军首领蔡锷身陷虎穴，为摆脱监控，假装醉生梦死，放荡不羁于八大胡同，因而结识了出淤泥而不染的小凤仙。小凤仙胆识过人，掩护卧薪尝胆的蔡将军躲避了盗国大贼的迫害。“一九一六年，一个叫蔡松坡（蔡锷）的人，在云南举行了倒袁起义，打碎了袁世凯的迷梦。这位蔡锷的名字永存于北海西北角的松坡图书馆。面对蔡锷的起义，袁世凯筹划已久的君主制度像一枕黄粱般破灭了……”（林语堂语）蔡锷为中国的民主制度立下汗马功劳，其中似应有小凤仙的一份，多亏她助了一臂之力。古人常说英雄救美，可这回却是沦落风尘的美人救落难的英雄。
有一部老电影叫《蔡锷与小凤仙》，就是表现这位红尘女子跟北伐名将的知音之情。蔡锷是王心刚演的，小凤仙是张瑜演的。
根据《燕都旧事》一书引用的资料：“民国六年（1917年），北平有妓院391家，妓女3500人；民国七年（1918年），妓院增至406家，妓女3880人。民国六、七年间，妓院之外私娼不下7000人。公私相加，妓女就在万人之上了。民国十六年1927年，首都南迁，北平不如过去繁荣，妓院、妓女的数字也随之下降。民国十八年（1929年），北京头等妓院有45家，妓女328人；二等妓院（茶室）有60家，妓女528人；三等妓院下处190家，妓女。1895人；四等妓院（小下处）34家，妓女301人。以上共计妓院329家，妓女3052人。但实际上暗娼的数字很大，真正妓女的数字比这大得多。”据说妓院的房间很矮小拥挤，跟鸽子笼似的，只能放下一张床及一桌一椅，那里面收容着烟花女子们扭曲的人生。幸好新中国成立后，妓女们也得到了解放。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决议，一夜之间封闭了全市所有妓院。“八大胡同”可以休矣！
叶祖孚先生曾重新参观了从前妓院旧址。他去了朱芳胡同9号，原来是家二等妓院，叫聚宝茶室，门框上面“聚宝荣室”四字犹存。“听说在一次房管局修缮房屋过程中，居住在里面的居民愤怒地要求铲掉门口这四个字，他们不愿意这些象征耻辱的痕迹仍旧保存着。”朱家胡同45号，原先的妓院叫“临春楼”（一听这名字就很媚俗），门框上刻有“二等茶室”的字样；里面的住户，抬头低头都能看见，估计同样很不是滋味。“这里楼下5间房，楼上也是5间房，每间房约9平方米，原先楼上楼下都是7间房，每间房只有6平方米，后来改成5间，略大了些，但仍是鸽子笼似的……”6平方米的空间，虽小，里面却浸染着一部血泪史。当然，故事早已失传了，面目模糊的主人公也下落不明。妓院分三六九等，其中的头等者，硬件设施要高档一些，甚至很豪华，可以想见其门前车马喧嚣的情景，进进出出的都是旧时代的大款吧？百顺胡同，就是精装修的头等妓院之集中点，专为上流社会提供服务的。譬如49号，是个四面环楼的院落（属于另类的四合院），“每面4间房，楼上共16间，楼下也是16间，每间房均10平方米大。有个楼梯通到楼上，楼梯还结实，楼上还有雕花的栏杆。看了这个头等妓院，可以想像从前这里妓女倚门卖笑，过着纸醉金迷生活的样子，从这里散发出来的污浊空气腐蚀着整个北京城。”我尝试用现成的古诗句串联一番：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可惜只批驳了站在台面上的商女，没来得及讽刺幕后的嫖客。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嫖客比商女更鲜廉寡耻——那是在花钱买“亡国”啊。头等妓院除了经营“老本行”，额外还提供餐饮游乐，堪称全方位的服务。韩家潭27号，即叫做“清吟小班”的地方，“门口上面有个名叫李钟豫的人题了‘庆元春’三字，是这家妓院的名字。这里院子比较宽畅，只有南北两面有两层楼房，每面都是楼上4间，楼下4间，两面共16间房，房子比二等妓院要好一些，每间约有10平方米。这是富人们的销金窟，除了可以嫖妓外，吃得也不错，经过修理的楼梯上还钉着一块‘本庄寄售南腿’的木牌，证明从前这里的饮食水平。”连金华火腿都成为一大招牌了。只是，闻风而至的公子王孙，并非真的垂涎于此地之伙食，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在乎美人之玉腿……楼宇间的妓女们，为投其所好，即使不会跳埃及的肚皮舞，也得将南美的大腿舞学上几手。嘣嚓嚓，嘣嚓嚓。推金山，倒玉柱。
值得一提的是，这花枝招展的韩家潭（今名韩家胡同），曾是闲散文人李渔的隐居之地（大隐隐于市嘛）。“他生于明清之际，进北京似在入清以后，请张南垣为他在韩家潭垒石蓄水，仍以他在金陵的别墅‘芥子园’为名，题楹联曰：十载藤花树，三春芥子园。”此语我是听诗人邵燕祥说的。我想，芥子园，恐怕是八大胡同地带惟一的文化遗迹吧？想这放荡不羁的李笠翁，即使挟妓醉饮，也不会怎么脸红的。他老人家并不在乎与八大胡同的秦楼楚馆为芳邻，不在乎后人说闲话。
而邵燕祥，50年代中期，曾和袁鹰结伴去韩家潭小学跟少先队员们见面。是否辅导作文？“那时候还不知道李渔在这条街上住过。只知道韩家潭是所谓‘八大胡同’之一，不免有些感慨；当时看校舍破旧阴暗，猜想或许正是旧日青楼，又不便问，心中如堵。近年有时去铁树斜街（原名李铁拐斜街，颇富民俗色彩，不知为什么一定要改名，是怕误解为嘲弄残废人吗），房管所在那儿；左近属于‘八大胡同’的石头胡同、陕西巷，四十多年前已尽扫勾栏秽气，不过民居没太变样；韩家潭胡同较大，宽敞些，但也绝无芥子园的痕迹了。”
前一段时间，有好事者，倡议修缮八大胡同妓院遗址，作为旅游景点，吸引中外观光客，哪怕是进行一番“忆苦思甜”的教育，也有积极意义。此言一出，在报端立即招致众人反对：有人说，老北京的风俗，不能靠八大胡同来表现，有趣味的地方多呢，天桥、大栅栏、琉璃厂等等，够玩的了；有人说，让八大胡同重新曝光，不过是为了满足某些现代人对妓女生活的好奇心与窥视欲，会产生毒害作用的。凡此种种，都恨不得将八大胡同夷为平地，最好是索性将其从中国人的记忆里抹去。
抹，是抹不去的。八大胡同毕竟是北京特定的历史阶段的产物。至于是否有必要列为景点隆重推出？确实够让人为难的。怀古乎？怀旧乎？八大胡同，似乎跟巴黎的红磨坊、纽约的红灯区还是有区别的。东、西方的道德观念，也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本地虽然一直向外来游客推荐“胡同游”（坐在老式的人力车上，体验一番“胡同窜子”的感觉），但八大胡同并未列入其中，即使不能算禁地，也属于被（刻意）遗忘的角落。
像我前文中提及的叶祖孚、邵燕祥诸君，要么是“微服私访”，要么是不期而遇，都没有大张旗鼓的意思。我本人，也不大敢打着“文化考察”的幌子，去八大胡同探古溯源。甚至写这篇文章，都不得不斟词酌句，生怕错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
至今没踏访过八大胡同旧地，加上不想招惹是非，只得借助前人的文字，想像并评述一番这昔日青楼地带的风风雨雨。
谈论妓女，一如在谈论洪水猛兽。八大胡同，乃至天底下所有的红灯区，仿佛是人类囚禁、奴役自身的“动物园”。或者说，都展览着人性向兽性演变的复杂过程。令后世之观众惆怅不已、五味俱全。是的，我们无意间目击了人类心灵中曾有过的阴暗面。华美的肉体与丑陋的灵魂，形成鲜明的对比。
《燕都往事谈》一书，在原则乃至语气上把握得很准、很正，虽涉及了一些烟云往事（或烟花往事），但特意在代序中强调：“旧北京也有它的阴暗面：公开和不公开的妓院，形形色色的赌博，以及算卦相面、坑蒙拐骗……充斥着这座古城的底层，散发着臭气，毒害着人民。纸醉金迷的‘八大胡同’是罪恶的渊薮，使古城失色。北京解放以后，这些垃圾堆被铁扫帚扫到九霄云外去了。本书记下这些资料，目的在于让后人知道旧社会曾有这样的渣滓，以便提高警惕，千万不能让沉渣泛起。”正气凛然，可作示范。该序言虽署名“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听说执笔者正是叶祖孚先生，文风老辣！
我工作过的单位，曾租借泡子河一带某宅院办公。这幢老房子格局较奇怪，四面皆两层小楼，中有天井。房间数量多，但各自的面积小，颇封闭。作为互不干扰的单人办公室倒正合适。于是同事们纷纷抢占有利地形。虽然年久失修，但室内及走廊所铺实木地板绝对是好材料，依旧棱角分明，只不过踩起来咯吱响而已。后来听街坊说，此处日伪期间曾为妓院，各间暗室里皆搁有贴地的榻榻米。有女同胞顿时花容失色，上班时全敞开着门。我想她们的紧张是可以理解的：谁知道这老宅里有没有孽债，有没有冤魂？说不定曾有铁蹄下的歌女（或慰安妇）在此被逼迫而死呢。天井里本有一口枯井的。我在井边跟领导下过棋。从此尽量绕道而行。
后来，单位搬迁了，离开那幢宅院，那条胡同。大家全由衷地舒了一口长气。
读老照片，能对清末的妓女有更为直观的印象。我发现，当时有两类女性颇爱照相的，其一是宫廷女性（以慈禧太后为代表），其二是烟花女子。前者是因为与洋人接触的机会多，难免忍不住好奇心，摄影留念。后者也同样如此，只不过场合不同罢了。外国使节或传教士，在紫禁城与颐和园里，跟慈禧太后之流打交道，是很累的，生怕破坏了礼仪。于是，业余时间，就去泡八大胡同，放心大胆地见识神秘的东方女性。饮酒作乐之余，难免技痒，顺便掏出照相机来，摁一摁快门。在中国，民间的女子中，很难有谁能像妓女这么大方，经得起陌生的蓝眼睛的挑逗与注视。于是，这些来自大洋彼岸的“摄影爱好者”们，终于在胡同深处寻找到最称心如意的模特儿。
赛金花各个时期的玉照，我见过许多幅。她堪称是当时最“上镜”的中国女性了，拍照时比慈禧太后要放松，况且也更年轻。挺会摆姿势、做表情的。如果不加以说明，你会以为画中人是某大家闺秀。
更多的则是一些无名女郎，穿着形形色色的旗袍，或中式棉袄，在画栋雕梁间搔首弄姿。客观地说，北京妓女的打扮比较朴素（有些尚未摆脱村姑的稚气），比同时期上海滩的摩登女郎要显得土气一些。她们虽然碰巧进入“洋镜头”了，但估计还没使用过巴黎香水、伦敦口红。
有一幅照片，我看了特别不舒服。那是两位俄国大兵（肯定是八国联军的），各自正搂着一个强作笑颜的妓女（至少我希望其笑容是强作出来的），围坐在八仙桌边，高举酒杯合影。只需看一眼，你就会明白，所谓的“铁蹄”，指的是什么。当时，连紫禁城都在洋人的刺刀下颤栗，更何况八大胡同呢？这一回，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照相机了，还有口径更大的枪炮。想一想那一时期的中国，命运的悲惨，似乎并不比苟且偷生的妓女强到哪里。需要同时面对一大群如狼似虎的虐待狂。简直连招架之力都没有。
旧中国，对于垂涎三尺的西方列强来说，就是可以自由进出、肆意妄为的八大胡同。他们到这块古老而丰腴的土地上来，是为了寻芳的，为了探宝的，更是为了最大程度地蹂躏其自尊。他们并不是腰缠十万贯来消费的，而是借助坚船利炮来掠夺的。
从上面这张妓院的照片里，我看到了一个时代的影子，一个无比屈辱因而无比漫长的瞬间。对其中的那两位表情尴尬的女性，我很怜悯，有什么办法呢，身若飘篷的弱女子，只能随波逐流地忍受命运的摆布；她们承担着的其实是双重的耻辱（从肉体到灵魂），因为她们不仅是饱受欺凌的妓女，同时又是毫无尊严的亡国奴。
我关心的是：在画面之内以及之外，中国的男人们，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抛弃了自己柔弱的姐妹？据了解，当时中国的天字第一号“男子汉”——皇帝本人，已一溜烟地逃出紫禁城，到偏僻的大西北避难去了。唉，光绪真够窝囊的，临出逃前不仅无法搭救心爱的珍妃（被慈禧太后下令投进井里），更顾不上照料皇城的妇女们（包括社会底层的妓女），眼睁睁地看着她们即将身陷水深火热之中……
难怪有骚客借用古代国夫人的诗句（当时她所在的王国的军队，全部向入侵者缴械投降了），来形容公元1900年的北京城：“尽无一人是男儿！”
这张八国联军逛窑子的照片，是侵略者亲手拍摄的。他们以此纪念自己的双重征服（或全方位的征服）？
日本电影《望乡》，通过在南洋的山打根妓院所经历的沧桑，表现了一群“南洋姐”被祖国抛弃（甚至归国后还受到歧视）的苦难生活。作为一个战败国，能以电影的方式对那一卑微的群体加以关注与追悼，恐怕需要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才能做出决定的。
而中国人，不大可能为八大胡同（尤其是作为联军侵华期间的）拍一部电影的。正如他们在心理上，把八大胡同排除在古迹保护的范围之外。八大胡同，哪能算“文物”？哪能辟作旅游景点？这不等于自己打自己嘴巴吗？传统的观念是：家丑不可外扬，旧事（主要指负面的）不必重提。
中国人，不大好意思（或没有勇气）直面惨痛的历史与惨淡的人生。
更谈不上反思以及检讨了。
他们通常选择回避或遗忘，来化解曾遭遇的尴尬与羞耻，包括自己曾犯下的错误。
莫非正因为如此，中国人虽经历了几千年兴盛衰亡的大循环，却一向被公认为是“乐观”的民族？
自19世纪初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屡屡受伤，很容易受伤。却很少真正地“伤心”。因为他们掌握了遗忘的技巧。因为他们的想法很简单：要活下去，就得朝前看。你说这是鲁迅先生所批判的“国民劣根性”也罢，你说这是民族性格中坚韧的一面也罢。
毕竟，而今的中国人，已彻底改变了“亡国奴”的身份，并且“洗脑”般地摆脱了耻辱的记忆。
可我想，痛定思痛，倒也不失为一种美德，或一种勇敢。
逛北京城，无意间碰见八大胡同遗址，其实大可不必绕道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