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性，浙江临海人，万历五年进士，是明代著名的地理学家。他在许多地方做过官，平生好游，足迹几遍于全国。其所著《广志绎》一书，虽说是笔记体裁，但地理资料十分丰富，其中有许多论述明代山川名胜、关塞险要的内容，不仅为我们了解明代军事地理的情况提供了许多原始资料，也为我们研究王士性的军事地理思想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王士性在《广志绎》中对我国古代山川形胜、险要缓急与明都燕地的军事形势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同时，他对我国北方边防与沿海御倭也提出了新的见解；他还在书中对我国南北各地尚武风气的异同和原因详加评述。他的这些论述，体现了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地理学家，而且在军事地理思想方面也颇多建树。
（一）王士性论我国山川形胜与明都燕地
山川形胜历来为舆地学者所重视，王士性生当明之乱世，十分留意我国山川形势的研究，在《广志绎》一书中有许多精辟的论述。
山川形胜的险要缓急并不是亘古不变的，它常因政治环境和军事条件的变化而有所更易。就以疆域方面而论，明朝与汉、唐时期已不能相提并论。自“宋北失燕、云、山前、山后十城于辽；西北失银、夏、灵、盐四城，甘、凉、都、廓七城于元昊；西失松、叠十一城于羌；西南失滇云全省于段氏”，疆土就比汉、唐大大缩小。明虽收复了许多宋朝失去的土地，但仍然“北弃千里之东胜，南弃二千里之交趾，东北弃五百里之尕颜三卫，西北弃嘉峪以西二千里之哈密”，因此，各地山川形势的险要所在也与汉、唐有所不同，战略防守的重点也应有所变化。王士性对此看得十分清楚，他认为关中业已失去了建都的条件，而明朝立都燕京才是正确的选择。关中自古号称四塞之国，“盖东有函关，西有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而长安居其中，其他如大震关之在陇右，瓦亭关之在固原，骆谷关之在周至，子午关之在南山，蒲津关之在同州，豹头关之在汉中，设险守固，皆在名义之内。”明初建都南京，由于偏于东南，不便控制全国，朱元璋就曾想迁都西安，但未克实现。朱元璋欲迁都不选择燕京而选择西安，主要是想避开蒙古人的“王气”。但核实而论，自唐中后期以来，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斗争重点已从西北转移到东北，选择燕京比西安更占有军事形胜。另一个原因，正如王士性所分析的，由于明朝疆域的缩小，关中的四塞形势已有所减弱，“关中三面居险，以东临六国诸侯言耳，非今之所称备边也。雍州山原皆从西北来，西北最高，羌虏据之，故关中视中原其势俯，视羌虏其势仰，甘、凉一路，云‘断匈奴右臂’，盖不得已而以人为险守也。近日虏据之，番常夺路横截而过，时或住牧其中，则西北之险，我已与虏共之矣”。洛阳形势自古也称险要，但范围狭窄，且“大抵入秦之道皆仰行”，其形势自又在关中之下。燕京则不然，在明代，其形势比关中更优。王士性论道：“燕有兴王之理，邵子明以堪舆言也，但不尽吐露耳。燕地，太行峙西北，大海聚东南，气势大于晋中、晋左、山右。河倚空向实，而燕坐实朝虚，黄花、古北诸关隘，峻险相连，庞原百里。晋已发唐、虞、夏矣，已家安得不之燕也？旧燕在蓟。今京师，乃石晋所赐辽人建为南都者，金、元因之，在今城西南。今京师正在唐渔阳、上谷之阳，犹上谷辖，比蓟规模更博大。天寿山自西山东折而来，龙翔凤舞，长陵一脉，真万年宝藏之地也，包络蟠亘，倍蓰钟山。”燕京的形胜，主要是依托于太行山脉，“太行，首始河南，尾绕山海，而出数千里。其至京师则名西山，旧称第八陉。在燕原数十百里，势则连山巨阪，地轴天关，胜则春花夏果，秋云冬雪，良伟观也。居庸、紫荆、倒马为内三关，咸隶太行。大水如桑干、清浊漳，咸穿太行东出”。这样有利防守的天然形势，明朝的皇帝犹嫌不足，又以人为的力量，修建长城（即所谓“边墙”），东起鸭绿江畔，西迄祁连山麓，总长12700余里，分设九个边镇，驻兵防守，其中，居庸关一带的城墙竟有三重之多。正是在天然形势与人为的努力下，自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正式迁都北京，至崇祯十七年（1614）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得以在燕地立都224年之久。
（二）王士性论北方边防与沿海御倭
朱元璋虽然将元人的势力逐出了中原内地，但漠北蒙古部落仍然相当强盛，不时牧马而南，侵凌中原。明廷亦因秦汉旧制，在北边修筑长城（“边墙”），分设九个边镇，驻兵防守。“边墙”是明朝在北方的主要防御设施，王士性关心北方边防，对九边的防御作用十分重视，在其《广志绎》一书中，不惟备载九边的走向、沿途驿站、各镇名称、营寨塞堡的数目，对各边镇的防御重点也有评述。
明之“边墙”东起鸭绿江畔，西迄祁连山麓，其中，山海关以东的部分工程简陋，历时既久，遗迹很少，山海关以西部分则“边墙”多有遗存。山海关以东属辽阳边路，辽阳地区的得失直接关系到山海关的防守，因而关系利害。王士性指出，“开原至辽阳四百五十里，城固无忧，辽阳至山海，常有零虏，然山海至开原皆平野无山”，无险可恃，自需派重兵防守。蓟州大边，内外四重（其中内边三重，外边一重），“其关口营寨，皆倚山补筑”。防守坚固，自可无虞。宣、大二边，在二重边墙之内，但其雁门、宁武、偏头这外三关，“脉自雁门，乱山横，为北京、山西之界，亦倚山凑筑，大道为关，小道为口，有人马并通者，有止通人者，缓急险要不同”，应区别对待。延绥大边，“成化间修筑榆林等城，二十余堡，俱在二边之外，盖重边设险以守内地也”，也称得上防守坚固；固原大边有旧边、新边之分，“今新边近广武，包梁家泉诸水，土坚易守，直抵河岸，俱可耕种，止河冻乃守旧边。宁夏路在边墙东北之外，路外又有花马池，墙隔套虏”，可见也是牢固的。甘肃庄凉大边七百里之外唐阳关，“左番右达，汉所称断匈奴右臂者是也，止线路通中国尔。平羌将军镇之”。西宁边，起庄浪，西抵番南至积石，也是可以凭以防守的。
王士性分析北边的军事防守还具有动态的观念，他认为：“前代都关中，则边备在萧关、玉门急，而渔阳、辽左为缓。本朝都燕，则边备在蓟门、宣府急，而甘、固、庄、凉为缓。本朝土木后，包先驻牧，吉囊、俺答驻牧，皆在松、庆、丰胜左右，则宣、大急。今互市定，则宣、大为缓。边备无定，第在随时为张驰，视虏为盛衰。”这尤能体现其军事地理思想。
自明初以来，日本逐渐强盛，不时骚扰我国东南沿海，故如何防御倭寇，也是王士性十分关注的。王士性认为，防倭不仅是为了保证东南沿海的安全，对于京师来说也同等重要。王士性指出：“惟山东腹内向称安静之地，近乃有朝鲜之变，若倭得志朝鲜，则国家又于登、莱增一大边也。谭东事者，止言辽阳剥肤，无一语及登、莱，不知辽阳虽逼，然旧边地，辽宿重兵，一时不能得志，且陆行千里，寇至声息时日得闻，更有山海关之限；登、莱与朝鲜止隔二百里之水，风帆倏忽，烽隧四时，非秋防，非春泛，其难守比诸边为甚。”应该说，王士性的这一看法还是颇有先见之明的。明清都于北京，北边防守虽固，但因我国自来不谙海战，京师东南面的防守就显得比较单薄。明虽未亡于倭，但清廷却饱尝了西洋诸列强船坚炮利的侵辱，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设防登、莱固然有利于京师的拱卫，但山东沿海本身如何防守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王士性指出：“山东备倭府立于登州。癸巳、甲午间，倭方得志朝鲜，东人设备往往于是。余谓客曰：‘此非山东之所谓备倭也。’曰：‘祖宗不建府于登乎？’曰：登州备倭之设，祖宗盖为京师，非为山东也。海上艨艟大舰乘风而来，仅可抵登郡东面而止，过此而入则海套之元，大舰无顺风直达，欲泊而待风，则岸浅多礁石，难系缆。故论京师，则登州乃大门而天津二门也，安得不于登备之。”至于山东本身如何防倭，王士性则有另一套设想，他分析道：“以山东筹之，则登乃山东东北一隅，犹人家之有后水门也，尚有前堂在，倭从釜山、对马岛乘东风而来，正对淮口，然淮有督储部府，尚宿重兵，在倭遽登岸也，其登必从安东、日照，此数百里无兵。然中国之殷瘠夷险，倭必有乡导预知之，而泰山香税，外国所艳闻也，则必驰泰安州。既则济宁商店咸在城外，倭必觊之而走济宁。又进则临清大贾所必觊也，而驰临清。掠劫既饱，然后入省城，此山东大厅堂而倭所必由之道也，不备前门而备后门乎？”“总府立登州既祖法不可改，当从倭汛议，以关中防秋例处之。登州至安东惟胶州为中，南北救援咸相去五六百里，今遇汛时，当调登州总戎驻胶州，以南援安东、日照、安邱、诸城一带，而北仍不失救援，随遉随发，而调临清参戎于登州镇之，如总督出花马池、巡抚出固原例，汛毕，仍归本镇，是于备京师、山东经权两不失也”。后来明廷采纳了王士性的主张，设防安东，可见王士性确实是谙于军事地理的。
王士性认为，防御倭寇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一样，设防的重点应随敌情的变化而变化，不应一成不变。例如，在登州是否设防这一问题上，王士性认为，为山东计议，当时防御的重点不在登州而在安东等地，但如日本侵占了朝鲜，则登州又变成防御的重点，这是因为“登海浅，水行二十里皆淖途，前所云多礁，船不得泊即起岸，而登州地旷人稀，鲜富室，若清野待之，一望萧索，四五日必回舟，而大舟必漂去，又无渔船、客船可拏用之，故倭不走登州也”。但如果日本得朝鲜，“则登与旅顺口相对一岸，不用乘风，不须巨舰，只舳舻舴艋一夜而渡抵岸，方知此时难防又特甚焉，则非公日之比。故备寇者须知我险，须知彼情，难刻舟以求剑也”。
（三）王士性论各地尚武风气的异同
由于各地自然环境及人文环境的不同，人民或崇文墨，或尚武力，情况颇有不同。自古盛言“关东出相，关西出将”，班固在分析“关西出将”的缘由时就说过，天水、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村力为官，名将多出焉”。可见尚武风气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军事人才的成长。王士性《广志绎》一书对于各地风俗的采集十分注重，文、武风气的差异自属其间的重要内容。透过对《广志绎》中各地尚武风气异同的分析，当有助于了解明时军事地理的情况。
明都于燕地，不惟在军事形胜上占了便利，而燕、赵地区崇尚武力的风气对于京师地区的武备也应有一定的帮助。“燕赵古称多悲歌慷慨之士。即如太子丹一事，何一时侠烈者之多也！千古侠骨如荆轲，不惜己头为然诺如樊於期，以死明不言如田光先生，荆卿所待舆俱如狗屠，臛目而筑扑秦王的高渐离，报仇而护穷交如燕丹。当时圣泽未远，皆一行偏才，以末世视之，种种亦何可及。”南京地区所属江北诸府州，自古以来尚武风气也十分浓厚，“淮阳年少，武健莺傻，椎埋作奸，往往有厄人胯下之风。凤、颖习武好乱，意气倡人，雄心易逞”。这里虽然是叙述古时风气，但王士性认为“大抵古今风俗不甚相远”。可见明代也基本上是这样的。朱元璋起兵淮上，明初功臣名将即多出于淮阳、凤、诸地。明代上述诸府州直隶南京，就显出了其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
王士性在记叙各地尚武风气的时候，常能注意到其表现形式的差异。如“中州俗淳厚质直，有古风，虽一时好刚，而可以义感。语言少有诡诈，一斥破之，则愧汗而不敢强辩”。山东地区亦有古遗风，尚武风气与河南略同，“青州人易习乱，御侨长枪手皆出其地。盖是太公尊贤尚功，恒公、管仲首霸之地。其走狗斗鸡，六博之俗犹有存者”。如河南地广，诸郡尚武风气之强弱与表现方式又有不同，“八郡惟睢、陈难治，以多盗故。光、罗山难治，以健讼故。卢氏、南召难治，以好遭故。洛中难治，以豪举故。荥阳、荥泽难治，以冲疲故”。
尚武风气的强弱不惟与古风有关，更与当地的自然环境紧密相连。王士性认为，关陇地区民风尚武，还与高原地区土厚水深的地理条件有关，“关中多高原横亘，大者跨数邑，小者亦数十里，是亦东南冈阜之类。但冈阜有起伏而原无起伏，惟是自高而下，牵连而来，倾跌而去，建瓴而落，拾级而登。葬以四五丈不及黄泉，井以数十丈方得水脉，故其人察者博大劲直而无委曲之态。盖关中土厚水深，川中则土厚而水不深，乃水出高原之义。人性之察多与水推移也”。王士性在分析两浙地区文武风气的异同时，也持与此相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浙西、浙东民气迥乎不同，“浙西俗繁华，人性纤巧，雅文物，喜饰鞶帨，多巨室大豪，若家僮千百者，鲜衣怒马，非市井小民之利。浙东俗敦朴，人性俭音啬椎鲁，尚古淳风，重节概，鲜富商大贾”。浙东地区总体而言比浙西地区尚武，但各州郡民风仍有不同，可划为三大风俗区，“宁、绍盛科名逢掖，其戚里善借为外营，又佣书舞文，竟贾贩锥刀之利，人大半食于外；金、衢武健负气善讼，六郡村宫所自出；台、温、处山海之民，猎山渔海，耕农自食，贾不出门，以视浙西迥乎上国矣”。王士性又根据自然环境和风气差异，将两浙的居民划分为泽民、山谷、海滨三类，“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街、严、处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三民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楫为居，百货所聚，闾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小；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烈鸷愎，轻犯刑法，喜习俭素，然豪民颇负气，聚党羽而傲缙绅；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闾阎与缙绅相安，官民得贵贱之中，俗尚居奢俭之半”。从这些论述可知，在王士性看来，山谷之民尚武风气最浓，泽国之民尚武风气最弱，而海滨之民则居其间。
王士性不只重视中原内地的尚武风气，对西南少数民族的风俗也很留意，如其在《广志绎》一书中就详细地记载了广西瑶僮地区的民风，“祖宗有仇，子孙至九世犹兴杀伐，但以强弱为起灭，谓之打冤。欲怒甲而不正害甲也，乃移祸于乙，而令乙来害甲，谓之著事。白昼掠人于道，执而囚之，必索重赂而赎乃归，谓之堕禁。两村相杀，命毙不偿，弊者以头计，每头赔百两或几十两，以积数之多寡为贵，实无两也，而以件代之，如豕一为一两，而一鸡一布亦为一两也。抚安僮老为其租毕，则截刀为誓，始不报冤，谓之赔头。谚云：‘瑶杀瑶，不动朝；僮杀僮，不告状’”。王士性不惜笔墨的这些记叙，虽说是为当时的统治者说事，但也为我们今天研究当地的风俗地理和军事地理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实际上，瑶僮等少数民族强悍不驯，正说明他们在军事上也有一定的能力。
当然，王士性在《广志绎》对有些地理问题的论述并非全面，甚或有错误之处。如其在论述明代政区犬牙相错的划分方式在军事上的意义时，就一味地认为是“祖宗建立，自有深意”，其实是很不全面的。犬牙相制的政区划分方法，固然有利于明廷的从中控制，但也给各省的行政管理带来不便，在军事统治方面也不甚理想，清人魏源在《圣武记》中就剖论过明清省制的种种弊端。当然，我们不应苛求于古人，王士性及其《广志绎》在中国地理学史尤其是历史军事地理学思想史上仍占有一定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