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人大主席团主席熊海山，工作尽职尽责。按县人大代表履行职责的方式方法，他精心组织苍桑镇的县人大代表、镇人大代表到本镇视察全镇农民负担情况。镇、县人大代表团视察分为三个组，分别到桃花村、红谷村和上堡村视察。熊海山征求徐俊芝的意见：你参加哪一组？徐俊芝想，参加桃花村视察，最合她的心愿，她可以利用这次机会，合理合法地了解村里收取村民各种费及其开支情况，顺便摸摸明月湖大桥前期工程的详情。熊海山劝她说：大桥重修工作刚刚理顺，你现在心急火燎地去翻那些老账，会惹麻烦。红谷村是我们镇最穷的村，听说农民的负担也不轻，你们公司不是要到该村发展花木生产基地么，不如去看看。另外，那儿是荣光祖老丈人的老家，过去镇办的水泥厂，现在是荣光祖老婆苟红英的水泥厂，也办在那儿，顺便了解这个厂环保治理情况，也是替村民办事。另外，苟红英的水泥厂，不就是仁祥修大桥时水泥的供应厂家么，或许，通过调查水泥厂，能间接了解到当年的一些情况……徐俊芝理解熊海山的好意，同时感觉到熊海山话中有话，便同意了。
红谷村位于长江左岸马鞍山上，它的地质结构与桃花村一模一样，都是喀斯特地貌。除了到处耸立着光溜溜的石灰石外，只有石缝间搀杂着巴掌大的零星土地，村里人均仅八分耕地，并且旱涝不保收。二十多年前，村里学大寨，大搞坡改梯式的荒山改造，本想改成一块块平整的良田沃土，结果事与愿违，砍了本来就很可怜的一些树木，水土保持就更糟糕了，石漠化特别严重。民谣唱道：红谷村里光溜溜，寸土寸金贵如油；一年四季吃红苕，男人无力女人溜。村里过去不通公路，不通电，村民们便生活在这落后、闭塞的穷困环境里。十年前，镇决定发挥村里石灰石丰富的资源优势，在这儿办了水泥厂，部分村民到厂里上班，经济状况有所改善。
徐俊芝与十多名县、镇两级代表，乘坐租来的中巴车，气喘喘地在刚刚修成、坑坑凼凼的村级公路上爬行。公路两边，石林间，散布着农家院落。这些农房，绝大多数陈旧破败不堪。没有结实漂亮的砖墙结构的楼房，更没有像古建华家那样豪华气派的深宅大院，好一点的房屋，是用石灰石片垒起来的，有的连石灰那样的粘合物都没有用，墙体留着自然透风的大洞小缝。差一点的，还是具有古董味的茅草房。当然，任何穷困的乡村，也会出能人，也有人发大财。但他们发财后，都在苍桑镇或者县城购置了房产，不愿意再回到这块屙屎不生蛆的地块上。一派死气沉沉的天空下，偶尔闪现出一些砖房。那是些做了小本生意，或者在苟红英的水泥厂搞管理的人员修的。他们离不开这个穷地方，不得已才修的。但修得都很随意简陋，一旦赚了更多的钱，他们就会迁走。但是，在这些摇摇欲坠，或者四壁透风的农舍旁，还是点缀着栋栋像古建华家那样豪华的楼房。有的是独立大院，有的夹在草房茅舍之间，它们与那些破败农舍相比，简直可以用“新旧社会两重天”的老话来概括。
汽车驶到距村办公室还有三里远近时，突然停下来。大家下车，才发现公路上，一个三十来岁的汉子，痴呆呆地坐在公路中间，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带队的镇党委副书记李松，吆喝大家把汉子挪走。代表刘拴娃有些惊恐地说：“李书记，不要去动他！他叫余昌良，想堂客想到命头去了，疯了。你动他，他要打人。力气大得很，我们收拾他不动。只有村支书苟红兵才能喊动他。”于是，李松用手机叫苟红兵马上赶来。十分钟后，苟红兵驾着一辆崭新的桑塔纳轿车赶来了。苟红兵下了车，走到这汉子面前，突然一声暴喝：“昌娃子，给我滚！”余昌良翻了翻白灰灰的眼珠子，突然嗬嗬地一串怪叫，果然窜进公路边一间草棚里去了。苟红兵有些得意地对李松说：“这疯子，只服我！”
苟红兵将代表迎接进村委会办公室。红谷村的村委会办公室很特别。它是一幢全村唯一的红砖预制件四层楼房。楼房底楼四间屋，是村委会办公室，楼上三层，却是支书苟红兵家的住宅。徐俊芝前两次到村里来和村委会主任苟江明谈建花木基地，从苟江明口中得知，苟红兵是荣光祖老婆的堂弟，有荣光祖撑腰，在村里霸道得很。他利用小小村支书的权力，动用了县上拨给村里的救济金、扶贫款，修办公室。苟红兵说，只修一层，上面反正空着，浪费了。我自己拿钱出来，在上面垒三层，作住房。村民和村干部多次反映苟红兵假公济私，不仅没有解决，反映的人先先后后反而都被苟红兵整得差点憋死气。从此，再也没人敢动这土皇帝一根毫毛。
视察农民负担，无疑涉及到村里方方面面的工作问题，视察是否能摸到真根实底，方式方法特别讲究。副书记李松显然与苟红兵属于哥们儿型关系，活动一开始，李松就决定：“今天视察活动，一是听村支部的情况汇报；二是总结村里依托水泥厂，大力开办碎石厂的经验；三是请徐俊芝代表谈谈她的公司与红谷村联姻，建设花木基地的打算。”这三项内容，几乎与调查了解农民负担问题挂不上钩。李松一提出来，徐俊芝就不赞成。她说：“视察应当货真价实，红谷村农民负担多少，村民们最清楚。光听汇报，只能了解面上的东西。我建议两步走：一是看看村的收费账目，收了多少，怎么支出的；二是到农户中走走，听听他们的说法。至于我们公司搞基地的事，就不耽搁大家的时间了。”
徐俊芝的建议一提出，引来同行的部分代表的赞同。
“是呀，是呀。光听不看，有什么意思嘛。”
“农民负担，要出了钱的农民才心痛。问问他们才明白合不合理。”
苟红兵的脸皮子一下垮下来，堆在腮帮上，一抖一抖的，极难看。他不客气地说：“徐老板，你做生意嘛，不说了，手段多得很，让人防不胜防；至于视察调查嘛，你才当了县人大代表，门都没有摸着。按你的做法，不是鬼子进村了，在我们村扎下营盘，吵得家家户户鸡犬不宁了？我还要给你们弄菜打酒侍候？我们村哪来钱请你们吃喝那么久？”
教育界代表、苍桑镇中学副校长朱永兰，听了苟红兵的发言，极不满意！她激动地站起来说：“我是今年才当选县人大代表的，也是第一次参加代表活动。我没有料到，一个村支书水平如此低劣，对县人大代表依法行使监督权，竟说成是鬼子进村！何况，徐代表的建议是正确的。我赞同她的做法。代表吗，选民信任我们，我们就应代表他们行使好权利。”
县民盟副主委、县监察局副局长、代表祝大祯是这个代表团的负责人，他听了苟红兵的话，也很冒火，他说：“说请我们吃喝，实在难听。我们刚刚进村，对你们怎么接待，没提一点要求，更无大吃大喝的想法，何况，县人大还专门拨了视察经费，哪要村里花一分钱？我们只是想了解农民有哪些负担，这些负担是不是合理，收取的费用是不是用在正道上。我希望村支书、村委会如实提供情况。也请你们如实谈谈具体困难，需要我们向政府反映的，我们如实反映，并督促县、镇两级政府解决。”
李松感到十分难堪，站起来连连摆手：“老苟不会说话，老苟不会说话！请各位代表理解，请各位代表包涵。”
因当地方言，苟与狗同音，代表们听了都笑了。这一笑，气氛和谐些了。
村委会主任苟江明说：“我们欢迎大家到农户调查。”
李松从代表们的发言中感觉到，参加本组视察的代表，虽然大多数来自本镇，但也有像祝大祯那样有身份地位的县级部门代表，他不敢怠慢。他觉得事前与苟红兵商议的办法行不通了。苟江明也表了态，希望代表到农户中去，于是，便对视察方式做调整：“既然大家想深入基层看看，那么，我们再细化成两个组，深入两个社，深入到院坝进行视察。”
红谷村二社是徐俊芝选定的建立花木基地的合作社，于是，徐俊芝和祝大祯等代表，在苟江明的陪同下，到了二社视察。徐俊芝尽管来过两次，但过去完全是商务行为，对二社的其他情况，还是不太了解。
刚进入二社余家院子，他们又碰到刚才拦在路上的村民余昌良。余昌良并不像代表刘拴娃说的那样令人害怕。此时他见到代表们，只是嗬嗬地吼着。徐俊芝问苟江明：“余昌良是怎么疯了的？”
苟江明说：“徐代表关心他呀？到他家坐坐？他的老母亲会告诉你。”
代表们进了余昌良那间草棚屋。黑黢黢的草棚门口，坐着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妇人。她见徐俊芝一行走来，木然的目光在两孔深深的眼眶里转动了两下，又不动了。苟江明三次告诉老人来人的身份，那老人艰难地站起来，从里面端出两根说是凳子，不如说是几根残缺不全的木板，摆在门前长着几茎说不出名来的草苗的石梯坎上。代表们没有坐，站着听老妇人诉说。老人没说两句，咚地一声给他们跪下了，接着，向代表讲出一段令人发指的事情来。
余昌良出身富农，过去像这样出身的家庭，属于农村专政对象。余昌良出生时，阶级斗争那根弦已经没有多少人念了，但在农村，基层干部们为便于管理，仍对地富反坏右分子家庭出身的子女，政治上歧视他们，经济上挤占他们。他们的日子仍然不好过。余昌良家有三兄妹，两个姐姐出嫁了。前年，老幺余昌良，经人介绍，认识了贵州山区的女人杨菊珍。杨菊珍看到余家只有几间草房，不愿意嫁给余昌良。余昌良说，他的两个姐姐支援他，加上积蓄，已经存了三万多块钱，马上就修新房。杨菊珍便同意了婚事，与余昌良住在一起。半年后，杨菊珍怀孕了。这时，支书苟红兵，带着刮宫引产专业队，找上门来，以未婚先孕为由，罚余昌良两万元！余昌良在村办公楼前，实际是苟红兵家门前，跪着求情两天，最后被罚了一万五。去年，余昌良将旧草房拆了两间，在原宅基地修土墙瓦房。苟红兵又带来镇国土执法人员，以没有办理用地手续为由，罚款两万，并强行将已筑好的土墙推倒了。杨菊珍见余昌良靠不住，抱起刚刚生下的儿子，跑回贵州去了。余昌良人财两空，承受不了这一串串打击，便疯了……现在，七十多岁的母亲，还要照顾疯了的儿子……
“这苟红兵也太心黑了！完全是个土皇帝！”祝大祯说。
徐俊芝说：“未婚先孕，是违反了计划生育《条例》，但余昌良属于大龄青年，情况也特殊，哪能罚那么重？在旧宅基地上建房，只需登个记，缴纳每平米几元钱的费用，哪里需要办用地手续？完全是乱整！”
看到余昌良母子俩可怜的生活环境，徐俊芝将苟江明叫到门外，悄悄对他说：“苟主任，我的公司先出点钱，把余昌良送到精神病医院去治疗，你帮我个忙，把这件事做好……他家的问题，应该得到合情合理的处理。该纠正的要坚决纠正。”
祝大祯说：“我回去向县计生委和国土局反映，必须实事求是地解决。”
接着，徐俊芝他们这一组，走访了十余户农民。他们了解到的情况，令他们震惊不已。
一是乱摊派。镇里在红谷村办水泥厂，要修一条公路。据苟江明讲，当时商定，修路费用分两部分，一部分由县镇两级无偿投入，一部分由水泥厂建成后在获取的利润中偿还。但苟红兵和水泥厂长苟红英商量，要村民每年出民工建勤费，每人每年出十八个劳动工，再按每个工十元计算，每个劳动力每年需缴纳一百八十元。如果村民不出这个钱，苟红英的水泥厂就不安排工作。农民们想在水泥厂，或者水泥厂开的矿山上上班，心甘情愿缴纳民工建勤款。那些在外有门路打工的村民，硬是不缴纳，他们也把他们没办法。但仅此一项，他们每年就收了十余万，已经收了七年了。更令人气愤的是，收了钱，公路并没有维护好。
二是乱集资。水泥厂是耗电大户，电网需要改造，才能承担起水泥生产的负荷。前年，村支部以改造农村电网为由，向村民集资改造电网，户户集资一千二百元。有些农户不交，镇电管站的人下来，动不动就掐断电源，或者罚款。农民再穷，电还得用啊。实在出不起集资款的个别农户，现在还在点煤油灯。事实上，这笔钱应由水泥厂负担。村民集资改造了电网后，电费按规定应执行城市居民用电收费标准收取，但村里仍然按农村用电标准收费。
三是收费不服务。村里收了农机灌溉费，但村里没有一口塘蓄有水可供抽水灌溉庄稼；收了报刊订阅费，但订的报刊堆在村办公室，没有发出去一份；收了防疫费，不是按养了多少头猪收，而是按人脑壳收，但从来没有防疫人员来消毒打针什么的……
祝大祯是个细心人，做事一丝不苟，他将被调查的农户按村民提供所缴纳的这费那款的收据收起来，如数核算，二社村民缴纳的各种费用，每年人均高达五百二十三元。红谷村是粮食低产村，土地又少，人均每年产粮粗粮细粮折合计算，不到一千斤，粮食均价每斤不到五角。也就是说，村民们全年辛辛苦苦生产的粮食，一颗不吃，卖了还不够缴纳村里的这费那款……
读着这组数据，祝大祯感慨不已：“农民啊，农民！”
徐俊芝一行，调查告一段落后，到苟江明家吃豆花饭。等他们回到村委会办公室，李松等在苟红兵的陪同下，在苟红兵家宽大明净的客厅里，早已搓起了麻将。桌上堆着不少赌资。
苟红兵见他们回来了，丢下牌，起身说：“还没吃饭吧？我叫炊哥给你们热着呢。”
苟江明说吃过了。苟红兵便将几个代表往麻将桌边拉：“辛苦了，辛苦了，休息休息。”
祝大祯不理苟红兵，拍拍正在理牌的李松的肩膀说：“李书记，我们凑凑情况，和村领导交换一下意见？”
李松白着眼仁看着祝大祯。他想，你算什么东西？不就是民盟的副主委么？你娃没有民主党派那张皮皮，你能当上监察局副局长？我这共产党的副书记帽子，不需要你民盟来戴吧？看了一会，他说：“我在苍桑镇组织了几年的县人大代表视察，从来没有在现场就办总结交待的。不是不愿意了结，是摸到的情况，要有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提炼筛选的过程。这话好像是毛主席说过的？因此，带回去研究后，再交换意见。再说，熊主席还带有一组呢，两组回来后，看荣书记有什么指示，再商量下一步吧。”
祝大祯被李松激怒了：“李书记，即使不办交待，我们也不能在这儿打麻将吧？何况你们还有那么大的输赢？等于变相赌博！别说你是共产党的党委副书记，就是国家公务员，这样做也是违纪的。”
徐俊芝说：“李书记，我们这一组只了解一些农户的情况，我们想看看村里的情况，最好是看看农民负担的财务账。”
苟红兵说：“徐大代表，刚才不是叫你们看，你们不看么？把我当小娃儿耍呀？村会计已经回家了，账本也锁了，看个屁呀！”
祝大祯说：“一个村的人，有多远？叫他回来！”
苟江明指着一个叫着“我和了！清一色，加顺子，大和！”的汉子说：“这不是梁会计？梁才，你歇一会，祝代表他们要看看账。”
“江明呀，你龟儿子早不回来，晚不回来，我刚刚交了好运，你来搅屎呀！”叫梁才的收着赌资，极不情愿地站起来，下了楼，到财会室拿出账本来。
苟红兵不放心，也离开赌桌，陪着祝大祯等人看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