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消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秕而无粒。
——[东汉]蔡邕《述行赋》
东汉中后期以后，随着地主豪强势力的壮大，封建大土地所有制不断发展，使大批农民失去了土地，沦为农奴或流离失所。到了桓、灵之时，统治阶级更加腐朽，外戚宦官专权，加上水旱蝗灾连年不断，人民更无法生活。在这种情况下，百姓们只好起来反抗。中平元年（184），终于爆发了黄巾大起义，揭开了推翻汉王朝的大幕。这次起义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利用原始的宗教来号召各地百姓起来反抗封建统治，最后，终于推翻了腐朽的东汉王朝。
天下乱纷纷
在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大起义一触即发之际，原始道教中的两个著名教派正在民间流行，这就是太平道和五斗米教。这些教派是如何出现的、出现于何时至今仍是人们谈论的话题。有人认为，东汉时期的原始道教与汉代社会信奉迷信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西汉初期，上层社会的人们追求长生不死，到处寻找长生不死之药以及长生不死之法。在这种情况之下，一些方士和巫师则受到他们的尊敬。据史料记载，顺帝之时，一个叫宫崇的人来到京城洛阳，向朝廷献上一部神书。他对皇帝说，这部神书是他的老师于吉得到的，共一百七十卷。此书装潢十分精美，名字叫做《太平清领书》。书的内容十分庞杂，主要是讲述天地、阴阳、五行和巫觋杂语，也有一些反映下层百姓生活的篇章，同时也包括治理国家、繁衍子孙的方法等。书被献上之后，统治者认为这是一部“妖妄不经”之书，没有重视它，不过，它却在民间深受欢迎，逐渐传播开来。此后，信奉太平道的人多了起来，太平道的形成也就有了群众基础。
于吉又是如何得到这部神书的呢？这里有一个传说。据说于吉患有癞疮，不知治了多少次，吃了多少药，却怎么也治不好。一次，他遇到了一位名叫帛和的卖药老人，听说这个卖药的老人有些小本领，便和这位老人闲聊，问自己这病是否能治好。帛和告诉他说，你这病可以治好，只是明天清晨鸡叫之时，你一定得到大桥北面的一棵木兰树下，到时我会教你如何治病。于吉一听，十分高兴，第二天清晨鸡刚一叫，他就急忙来到木兰树下，却发现帛和早已站在那里了。他见到于吉，大怒，斥责他说，你为何来得这样晚，你就不想治好自己的病吗？如果想治好自己的病，那么请你明天再来吧。说完老人就走掉了。这一次于吉不敢怠慢，第二天一大早，提前来到木兰树下等候。帛和来到后，并没有给于吉什么药，只是送给他两本书，并且对他说，你回去后，依照这两部书再写，使它增加到一百七十卷，不但病可以治好，而且可以长生不老。于吉再三向老人道谢，回去之后，他就依照帛和所嘱去做了。于吉重著的这部书就是被称为神书的《太平清领书》，又称为《太平经》。
一些学者研究认为，《太平经》一书并不是一人一时之作。早在西汉成帝时齐人甘忠可就著有《天官历包元太平经》一书，主张“易姓受命”，后来甘忠可被判处死刑。不过他生前把这部书传授给夏贺良、丁广世、郭昌等人。当时郭昌任长安令，他串通了黄门待诏李寻，由李寻上书哀帝，说“汉历中衰，当更受命”，“宜急改元易号，乃得延年益寿，皇子生，灾异息矣”。汉哀帝于是下诏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前5）为太初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在这里汉哀帝把以尧为祖先的汉皇室，改为“陈圣刘”，陈即田，指齐国的田氏，传说是舜的后裔。也就是宣告以哀帝为代表继承了的舜德。很显然，这是依附了战国时期阴阳五行家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来了一次自我改朝换代，免得被别人夺取政权。不久，这一办法也为王莽篡汉提供了理论根据。可以说，这些都是以《太平经》作为理论依据而进行的。只是，《太平经》一书在当时还不十分完整，直到甘忠可之时才定型为一部巨著。有人认为于吉是琅琊人，有人说是北海人，还有学者怀疑是否有此人，说不定是宫崇故神其说造出来的。而于吉与甘忠可的姓氏同音，或许是流传多年，讹读成为了两人。
不管怎样，后来这部书落到了张角手中，张角就根据这部书进行传道，故称其道为太平道。张角宣称太平道是黄帝、老子所创，所以太平道又被称之为“黄老道”。张角之所以利用这部书来当做传教的工具，是因为这部书中还反映了下层百姓的要求和观点。如其中的“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还有“天生人，幸使其人人自有其筋力，可以衣食者”等等。意思很明显，就是表达了均贫富、人人都要自食其力的观点，其中还有一些企图变革乱世、建设太平盛世的美好愿望。因此，在后来的农民起义中起到了一定的号召作用。
五斗米道主要流传于巴蜀（今四川一带）地区。其创始人张陵是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东汉晚期他在蜀郡（今属四川）鹄鸣山修道，假托太上老君（指道家创始人老子）授予他道法，作道书二十四篇。后来，又自称自己遇到了老子等五人，被授予“国师”称号。从此，他就把老子的《道德经》奉为经典，并加以注释，写成《老子想尔注》一书，来向信道的人们宣传道法。
张陵在注释这部书时，把自己的思想融入其中。他认为作为人间的君主，如果能够按照道去治理国家，那么国家就会太平；如果作为统治者遵循道去爱护民众，那么民众就会长寿。在当时社会状况下，百姓衣食无着，尤其是那些身有重病而又无钱医治的人，十分容易相信此说，于是便纷纷跟随他学习道法。张陵规定凡是入道的人都要交纳五斗米，所以人们便称其道为“五斗米道”。后来，由于入道者众多，张陵就按地域来进行管理。
张陵在最初传道之时，主要是借助鬼神符箓。所谓的“符箓”，是一种笔画屈曲、似字非字的图形，又称为“符字”、“墨箓”、“丹书”等。古代的方术士就曾使用过。他们都声称符箓是天神的文字，可用来祭祀、祈祷、治病和驱逐鬼神。
张陵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张衡继续在蜀地传道。他在传道的时候，设立了“静室”，让病人在其中反省过错。还叫人学习《老子》，并设有祭酒和鬼吏等职位。祭酒主要的职责是向信道的人传授老子的《道德经》；而鬼吏的职责主要是为病人祈祷。祈祷的办法是写好三份文书，上面写有病人姓名、过错及悔过服罪的意思。一份放到山上，表示上交于天，一份沉入水中，一份埋在土中，称之为“三官手书”。因为在古代有一种传说：天官赐福，地官赐罪，水官解厄。五斗米道就是运用这一办法来为病人治病的，病人家要出五斗米作为酬劳。
张衡的儿子张鲁在传道的时候，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为了使组织更加严密，他自称“师君”，把初来学道的新人称作“鬼卒”，把入道时间较早并已受箓者称作“祭酒”，又称之为“鬼主”。鬼主手下拥有一批小徒弟，具有一定的权力。而其中一些徒弟较多的鬼主，则称之为“治头大祭酒”。张鲁后来得到益州（今四川境内）官府的信任，担任了武官。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张鲁便与道徒首领之一的张修在初平二年（191）攻取了汉中（今陕西汉中）。
张鲁在占据汉中之后，实行了一种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统治方式，就是政教合一的统治方法，把政权与教权合二为一，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不设官吏，由祭酒来管理社会。张鲁令人在大道旁设置公共宿舍，供给过路人食宿，不收取任何费用。教徒中谁隐瞒了自己的小过小失，就会被罚修路一百步。对于那些犯法者，以说服教育为主，先不给予处罚，如果胆敢再犯，才给予处罚。张鲁还下令，春、夏两季不准杀害生物，同时还禁止酿酒。因为春、夏两季正是生物生长旺盛的季节，此时杀生会得不偿失。至于不许酿酒，原因可能酿酒会消耗大量粮食，且饮酒会误大事，也有可能是五斗米道本身就有禁酒戒律。
东汉末年，由于统治者的腐朽统治，使得社会更加黑暗，大批农民破产，流离失所。而张鲁在汉中所施行的一些措施，深受百姓的欢迎和支持，因而汉中社会局面相对安定，百姓皆能安居乐业，而东汉朝廷对这一世外桃源也无能为力，眼睁睁地看着张氏政权存在于汉中。就这样，张鲁统治巴蜀几近三十年，直到曹操于黄初六年（225）亲率十万大军进攻汉中，张鲁才不敌而降。曹操对张鲁十分宽容，仍然给予他很高的地位和待遇。
苍天已死去
东汉末年朝政腐败不堪，下层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阶级矛盾日益尖锐。黄巾大起义的领导者张角是巨鹿（今河北平乡）人，他看到这一切，同时也看到信奉《太平经》的人较多，于是，便决定利用《太平经》创立一个教派，并把这个教派定名为太平道。
张角作为太平道的首领，被教徒称为“大贤良师”，他以画符祈祷的方法为人治病。其办法是叫病人跪拜并检查自己的过失，然后饮下经过画符念咒的水。实际上，张角事先让自己的徒弟把一些常用的药煎制好，配成现成的药水，在病人跪拜检查自己的过失后，张角对药水装腔作势地画符念咒，再让病人把水喝下。有的病人喝下后病就好了，教徒们便说这人信道；有的病人由于病情较重，或者药不对症，没有治好，便说这人不信道，所以医治无效。尽管如此，由于当时下层百姓无论是生活上还是精神上皆无着落，而张角的宣传与他所采取的一些手法，毕竟给了百姓一丝希望，所以许多贫困无告的百姓还是虔诚相信太平道的。
张角在为人治病的同时，还不断地宣传太平道的教义。他自称“太平道人”，向人们宣传“人人无贵贱，皆天之所生”的平等思想，提出要建立一个财产公有的太平世界。为了扩大太平道的影响和势力，张角派遣他的八名大弟子四出传道，辗转发展信徒。在十多年间，太平道徒众达到了数十万人，遍布于青、徐、冀、幽、荆、扬、兖、豫等八州，面积覆盖了今长江中下游以北直到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声势浩大，官府也有所闻。
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司徒杨赐上书指出：张角等势力越来越大，如果下令州郡长官将他们逮捕，恐怕不会起到好的效果，只会增加骚乱，加速祸患的发生。最好的办法是令各地长官有区别地分散流民，然后遣送回原地。这样就会大大分散削弱他们的党羽，然后再派官兵捕杀其首领，这样平息骚乱就轻而易举了。但对于当时的东汉政府而言，杨赐的上书只是一纸空文，不可能实现。两年以后，又有人指出：张角的党羽已经不计其数，听说他们曾经派手下到京城打探消息，图谋不轨。而地方官害怕上司怪罪下来，都不敢上报实情。朝廷应下达诏令，以封侯重赏等劝募或捉拿张角等人，地方官瞒而不报则与张角同罪论处。但是，昏庸无能的灵帝仍是没有放在心上，这一建议也同样搁置未议，而太平道的势力也趁此机会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为了把教徒更好地组织起来，张角又按军事编制把几十万徒众分成三十六方。方有大有小，大方有一万多人，小方有六七千人，每方都是独立的部队，由张角任命的首领来管理和领导，最后的统治大权掌握在张角一人之手。经过长期的部署酝酿之后，张角又亲自到洛阳观察形势，最后决定于灵帝中平元年（184），即甲子年的三月五日，在全国同时起义。
在起义之前，张角让部下在道徒中间宣扬“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意思是汉王朝的天命已经走到了尽头，太平盛世就要到来，到甲子那年，天下就会太平了。这实际上是宣布汉家天下已经灭亡，农民自己的天下该建立了，要变地主阶级的天为农民的天。张角还派人在洛阳及各州郡的官府大门上，用白粉写上“甲子”两个大字，作为进攻的目标。由此可见，他们起义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推翻腐朽的东汉统治政权。
但是，在距离起义只有一个月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张角的一个弟子向官府报告了起义的消息。事泄后，负责洛阳地区起义的大方首领马元义被捕牺牲，洛阳的一千多名道徒被杀。朝廷同时下令到冀州搜捕张角。张角得到消息后，马上派人传令各地提前起义。
各地农民起义队伍接到张角的命令之后，三十六方同时宣布起义。数十万农民同时拿起了武器，人人头裹黄巾，所以被称为黄巾军。张角自称“天公将军”，他的两个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起义之后，黄巾军于各地烧官府，杀长吏，摧毁豪强地主的田庄，没收他们的土地和财产，打开官府的仓库赈济当地的贫苦百姓。由于起义军人数众多，铺天盖地，就像蚂蚁一样密密麻麻，不可胜计。因此，黄巾军被统治阶级称之为“蚁贼”，引起社会各阶层的极大震动。
但是，起义军毕竟是由种地的纯朴农民组成，缺乏战斗经验，尽管具有了方的组织概念，但实际上，他们仍处于一种散漫状态。而且从他们的内心深处，并不想背井离乡，走上所谓的“贼寇”的道路。可以看出，农民起而反抗，只是在无法生存的状况下进行的，只是为了解决自己最基本的生活问题，其实从内心深处他们并不想起来造反。
张角在发动起义之后，并没能很好地控制全局。各地发起的自卫战，貌似强大，实际上是分散活动于各地的若干支队伍，缺乏必要的军事联合与协调作战。广阳郡（今北京）黄巾军杀死幽州刺史郭勋和广阳太守刘卫占据幽州；颍川郡（今河南禹县）有波才领导的黄巾军；在陈国（今河南淮阳）和汝南郡有彭脱领导的黄巾军；东郡（今河南濮阳南）有卜己领导的黄巾军；南阳郡（今河南南阳）有张曼成和赵弘领导的黄巾军；扬州、安凤（今安徽霍丘南）等各地也均有黄巾军队伍在活动。此外，五斗米道首领张修在汉中也乘机发动起义。由此，掀起了全国性的武装斗争的高潮。
面对来势凶猛的农民起义大军，统治阶级十分恐慌。东汉统治者急忙选派何进为大将军，调集各路军队防守洛阳周围的八大要塞。同时，任命皇甫嵩、朱□为左右中郎将，率主力镇压对洛阳威胁最大的颍川黄巾军。为了加大对农民军的压迫，统治阶级还解除了党锢，动员一切力量前往镇压起义军。经过激战，双方互有胜负。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东汉统治者开始采取分割起义军力量的办法，以便各个击破。在这种形势下，波才领导的颍川黄巾军被皇甫嵩、朱□和曹操等击败。由此，解除了起义军对洛阳的直接威胁。从此开始，东汉政府军队开始转入全面进攻，而各地黄巾军则处于不利的形势。正在这时，张角又不幸病逝，其后，张梁、张宝先后牺牲，给起义军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冀州黄巾军主力失败。这年十一月，南阳黄巾军也被镇压下去。
黄巾军的主力经过九个月的激烈战斗先后失败，东汉政府对起义军进行了血腥的报复。但是，分散在各地的起义群众并没有被这种血腥的镇压所吓倒，仍在不断地举行起义，继续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张角领导的黄巾大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统治阶级宣布太平道为非法，禁止传播。此后，太平道衰落，只在民间秘密流传，而五斗米道则逐渐演变成为天师道。
可以看出，早期的道教在其形成过程中，一直与政治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受到下层百姓的欢迎。早期道教尽管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但它对我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有着相当的影响。张角以太平道作为组织形式，并利用《太平经》中的“太平”、“平均”等作为口号发动起义，使得道教在下层群众中的社会影响变得非常广泛和深刻。道教活动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下层群众中施治予药、救济贫困，并为其提供精神支柱，对广大群众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在社会黑暗混乱时期，极易形成庞大的道教民间组织。道教信仰也因而渗透到广大群众的生活（如许多民俗的形成）及心目中，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
另外，早期道教所继承的古代巫术、神仙方术中，包含有不少数学与天文历法方面的内容。道教所尊奉的神仙中，有许多已经家喻户晓，许多神话、传说和神仙形象，后来逐渐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创作的源泉。道教音乐也成为民乐和民歌的一部分。所有这一切都是早期道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
总而言之，道教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既涵摄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同时也渗透、辐射到众多的思想文化领域之中。对社会生活、历史发展、思想文化、民族心理都有着广泛深入的影响，在传统文化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
张角领导的这次黄巾大起义，借助于道教的力量，联合大量下层民众，前后至少延续了二十多年，给东汉王朝以致命的打击。它基本上摧垮了腐朽的东汉政权，使其名存实亡。
三国鼎立现
大规模的黄巾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东汉王朝的统治并没有向好的方向发展，而是进一步走向衰落。地方豪强和州郡牧守势力的膨胀，使国家面临割据混战的严重危险。外戚和宦官矛盾的再次激化，又加速了这一混乱局面的到来。
经过黄巾大起义的打击，东汉的中央集权力量大大削弱。而另一方面，在镇压黄巾军起义的过程中，一些州郡官吏和豪强大地主的力量却在不断地壮大。他们不仅握有重兵，而且还掌握着地方大权，逐渐发展成为半割据的军阀。尤其是在中平五年（188），东汉政府接受了太常刘焉的建议，把一些地方上的州刺史改为州牧，总揽一方的军政大权，由此使得地方力量更加强大，形成了一种内轻外重的局面。在这种形势下，地方势力势必走向中央政权的对立面，公开与中央进行对决。
中平六年，大将军何进杀上军校尉宦官蹇硕，为了进一步消灭宦官势力，他召当时的并州牧董卓带兵入京。此事为宦官知晓后，宦官张让等谋杀何进。但最终宦官集团却被袁绍等诛杀殆尽。只是随后董卓率兵进入洛阳，立即废掉少帝刘辩，立刘协为皇帝，也就是汉献帝。而董卓自称相国，控制了东汉中央大权，这引起了一些地方州郡刺史太守们的强烈不满。
董卓是一个十分暴戾骄横之人，他所率的军队也是军纪不整，自由散漫，在进入洛阳之后，公开抢夺百姓财物，掳掠良家女子。董卓还令手下挖掘汉灵帝的坟墓，盗窃其中珍宝。更有甚者，董卓下令坏五铢钱，改铸小钱，使得一石粮食价值数万钱，物价昂贵，民不聊生。搞得整个洛阳乌烟瘴气，一片狼籍。很快董卓便成了众矢之的，而当时的一些实权人物，如袁绍、袁术、曹操等人纷纷逃回东方，图谋反抗董卓。
献帝初平元年（190），东方各地的一些州郡刺史太守为了争夺土地和权利，以讨伐董卓为名，组成了以袁绍为盟主的关东（指潼关以东地区）联军起兵。除了勃海太守袁绍、河内太守王匡等五支队伍外，其余六支全部都来自兖州（今山东中部和西南部）。可以看出，在讨伐董卓的斗争中，山东地方武装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董卓迫于关东军的压力，慌忙挟汉献帝西去长安，不久被杀，关中大乱。董卓死后，关东军并没有收兵，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军阀混战。当时的齐鲁大地成了各派军阀割据势力激烈争夺的主要地区之一。同时，也是为数不下百万人的黄巾起义军余部继续坚持斗争的一个重要地区，二者交织在一起，使当时的山东地区形成了极为错综复杂的形势。
军阀混战给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董卓离开洛阳时，纵火焚烧，使得洛阳及其周围二百里之内皆变成了一片废墟。关中粮价也是飞涨，谷一斛值五十万钱，豆麦一斛值二十万钱。据史料记载，当地的数十万户百姓除被屠杀和逃亡外，“二年间，相啖食略尽”。整个关中地区荒无人烟，一片凄凉。
曹操在攻陷彭城（今江苏徐州）后，坑杀男女数万口于泗水，结果“水为不流”，以至于尸体堵塞了河道，使得河水断流。同时，在今山东一带出现了大旱和蝗灾。严重的自然灾害也迫使曹操和吕布各自退兵，到别处求食以维持生计。为了度过饥荒，曹操不得不采取裁减兵员的措施，“罢吏兵新募者”。曹操率兵过东阿（今山东东阿）时，由于新失兖州，军粮又尽，竟曾一度考虑接受袁绍的劝说，投靠袁绍，后来在其谋士东阿人程昱的极力劝阻下才打消此念。曹军在当地大肆搜刮，勉强凑足了三天的粮食，据说其中还夹杂着不少人肉干。
东汉时涿郡有十万余户，鄢陵县有五六万户百姓，但是在兵祸之后，前者剩三千户，后者仅剩数百户。当时人仲长统曾说：“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也就是说，由于战争以及自然灾害，辽阔富饶的黄河流域变成了一片荆棘丛生的荒原。
经过一段时间的混战和兼并，到建安四年（199），全国的割据势力便剩下袁绍、曹操等几股较大势力。曹操在占据兖州后，又进一步占据了幽、冀、并、青四州，基本上统一了北方，一跃成为北方最大的割据势力。
曹操统一北方后，想乘胜统一全国，结果于建安十三年（208）与孙权、刘备联军在赤壁（今湖北蒲圻西北）激战。大败后曹操率领残兵败将逃回江陵。此后，曹操命曹仁守江陵，乐进守襄阳，自己退回北方。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死，他的儿子曹丕废掉汉献帝，自立为帝，国号魏，都洛阳。次年，刘备在蜀称帝，都成都，国号汉，史称蜀或蜀汉。接着，孙权于东南称吴王，七年之后，正式称帝，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国号吴。由此，三国鼎立局面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