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确定带来满意生活的外部条件，到1980年，就已经有550多项研究探讨了与主观幸福感有关的各种人口统计方面的因素。但是，经过几十年的研究之后，人们逐渐认识到外部因素对主观幸福感只有中等程度的影响（Diener et al。1999a）。于是，许多研究者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了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内部因素，如人格、智力、认知、态度等。
谈到人格与幸福的关系，首先会使人联想起拉·罗切弗考尔德的格言：“幸福和不幸犹如命运一样，取决于性格。”正如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对主观幸福感相关因素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一样，人格是影响幸福感最重要的因素。Diener等人（1984）认为，如果说人格因素不是主观幸福感最好的预测指标，至少也是最可靠、最有力的预测指标之一。在很多研究中都发现，幸福感是具有生理遗传基础的。如明尼苏达大学Tellegen等人（1988）的双生子研究发现，在不同的家庭环境中抚养长大的同卵双生子的主观幸福感水平的接近程度比在同一个家庭中抚养长大的异卵双生子要高得多。许多研究结果也表明，主观幸福感具有跨时间的一致性与跨情境的稳定性，如美国国家老龄化研究所在1973年对5000名成人做了一项关于幸福感的调查，10年后再次调查的结果发现，尽管工作、居住以及家庭经济状况等都有了种种改变，但当年感到最幸福的人10年后还是感到幸福。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快乐的青少年也将是快乐的成年人。也就是说，人所具有的稳定的特质即人格，对幸福感有着重大的影响。
一、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人格因素
1.大三人格与大五人格概述
关于特质人格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以大三人格和大五人格的相关研究最多。
大三人格理论是英国伦敦大学心理系和精神病研究所的艾森克所创立的，他通过因素分析归纳出三个互相成正交的维度，从而提出决定人格的三个基本因素：内外倾（E）、神经质（又称情绪性，N）和精神质（又称倔强、讲求实际，P），人们在这三方面的不同倾向和不同表现程度，构成了不同的人格特征。
（1）内外倾（E）。
典型的外倾特征是爱热闹、好交际，有很多朋友，总需要与人交谈；渴望冒险，喜欢新鲜刺激的东西，会抓住一切机会去体验变化带来的快感；情感易于冲动、外露，很容易发脾气，喜怒哀乐全都写在脸上，一张脸就是他内心情绪变化的“晴雨表”；乐观、开朗、活泼，随遇而安。与此相反，内倾的人则是安静的、沉默寡言的、喜欢独处的，他们是保守的，除了亲密朋友之外，对其他人都很冷淡；不喜欢刺激、冒险和冲动，喜欢井井有条的生活；情绪比较稳定，不会轻易发脾气，是值得信赖的朋友，但他们往往有些悲观。
（2）神经质（N）。
艾森克又称其为情绪性或稳定性，因为神经质的人常常会对微小的挫折和问题情境产生强烈的情绪反应，而且需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平静下来。这些人比一般人更容易激动、动怒和沮丧，常常郁郁寡欢、忧心忡忡，有强烈的情绪反应，他们在经历情感波动之后较难面对正常的情景，以至于出现不够理智的行为。而神经质得分低的人则倾向于情绪反应缓慢且较轻微，即使激起了情绪也很容易恢复平静，通常表现得比较稳重，性情温和，善于自我控制。
（3）精神质（P）。
它并非通常所理解的“精神病”，而是代表一种粗暴强横、倔强固执和铁石心肠的特点。这种特点在所有人身上都存在，只是程度不同，如果某人表现出明显程度，就容易发展成行为异常。分数高表现为孤独、冷酷、缺乏同情心、不关心他人，难以适应外部环境，不近人情，感觉迟钝；与别人不友好甚至敌视，喜欢寻衅骚扰，喜欢干奇特的事情，并且不顾危险。得分低的人则表现为能与人相处，能较好地适应环境，态度温和，不粗暴，善解人意等特点。
大五人格是塔佩斯等（Tupes＆Christal，1961）运用词汇学的方法对卡特尔的特质变量进行再分析而发现的五个相对稳定的因素。以后许多学者（Borgatta，1964；Smith，1967；Digman，1981；Goldberg，1980、1989）进一步验证了“五种特质”的模型，从而形成了著名的大五因素模型（big five factors model）。这五个因素是：
（1）外倾性（extraversion）：表现出热情、社交、果断、活跃、冒险、乐观等特质。
（2）宜人性（agreeableness）：具有信任、直率、利他、依从、谦虚、移情等特质。
（3）责任心（conscientiousness）：显示了胜任、公正、条理、尽职、成就、自律、谨慎、克制等特质。
（4）神经质或情绪稳定性（neuroticism）：具有焦虑、敌对、压抑、自我意识、冲动、脆弱等特质。
（5）开放性（openness）：具有想象、审美、情感丰富、求异、创造、智能等特质。
这五个特质的头一个字母构成了“OCEAN”，代表了“人格的海洋”（John，1990）。但是关于五因素仍然存在一些争议，经过长期的发展后，目前研究者们达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认为五种人格因素分别为外倾性、神经质、宜人性、严谨性（良好秩序、细心、自我约束）和开放性。
从上面的介绍我们可以知道，大三人格和大五人格有相同的因素，即神经质和外倾性，下面将分别对大三人格和大五人格的各因素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逐一讨论。
2.几种特质人格因素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1）外倾性。
Eysenck曾说过：“幸福可称之为稳定的外向性……幸福感中的积极情绪与易于社交的性格有关，这样的性格容易与他人自然而快乐地相处。同样，抑郁性和焦虑性产生消极的情绪不是幸福感，因而情绪不稳定和神经质与不幸福相联系。”Lucas和Fujita（2000）研究发现，外向性和幸福感中的正性情绪的相关为0.38.Vitterso等人（2002）研究得出外倾性对正面情感有一个较大的影响（能解释26%的变异）。外向性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出现最为关键。Diener（1999b）等的研究发现，外倾性能预测主观幸福感，即使是生活环境发生了改变，两者间的相关仍然存在，外倾者无论是独居还是与他人共处，是单独工作还是与他人共事，是生活在小镇还是大城市，以及对不同民族、性别和年龄的人来说，外倾的人通常都更容易体验到幸福。Lucas和Diener（2000）对39个国家的跨文化研究也证实了外向是快乐的核心成分。郑雪等人（2003）对广州大学生的研究也发现外倾性与正性情感、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正相关，与负性情感具有显著负相关；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外向性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正面影响，可增加主观幸福感。程俊卫（2006）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人格特征的关系研究也发现，大学生的总体幸福感与外向性得分呈显著正相关，外向性的大学生能够更多体验到正性情感，唐洁和孟宪璋（2002）的研究也说明了这一点。
（2）神经质。
神经质与外向性一样，是得到最多验证的影响幸福感的人格因素。郑雪等人（2003）的研究发现，神经质与负性情感存在显著正相关，与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国内王极盛（2003）、吴利国（2004）和程俊卫（2006）的研究也表明幸福感与神经质呈负相关；国外的相关研究（DeNeve＆Cooper，1998；Costa＆McCrae，1980）均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另外，许多研究也表明，神经质是消极情感的有力预测指标。Fujita（1991）在用结构方程建模评估神经质和消极情感之间的强度时，发现这种相关高达0.80.邱林（2003）对广州某师范大学本科生的研究发现，神经质维度还是消极情感的有力预测指标，神经质可以解释消极情感方差的33%。张兴贵（2007）对广东和甘肃部分大学生、中学生的研究也认为神经质和外倾性对主观幸福感有较强的直接预测力。Waston和Clark（1984）甚至认为，神经质与消极情感的关系如此紧密以至于可以认为这两者具有相等的意义。
（3）精神质。
程俊卫（2006）对大学生的研究得出结论，精神质和总体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精神质得分高的人，他们对生活质量的评价和正性情感体验都较低，因而具有较低的主观幸福感。其他的研究同样也得出了精神质与主观幸福感呈负相关的结论（MiChael＆Argyle，2001；黄晓艳，2007；尹海兰，2004；王极盛等，2002）。精神质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可能是因为精神质维度得分较高的被试集体取向性低，表现出孤独、不关心他人等特点，容易对周围的人冷漠、敌意、猜忌等，产生种种不协调的关系，从而产生压迫感、焦虑感、不安全感等（霍金芝和丙秀文，1999），加之本身缺乏与人的情感交流与投入，所以导致体验的积极情感较少，幸福感较低。而郑雪、王玲等人（2003）的研究显示，精神质分数与幸福感及主要成分的分数之间均未见显著相关。总体上看，精神质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结论尚不统一。
（4）宜人性。
关于宜人性与幸福感的关系研究较少，而且结论也不一致。DeNeve和Cooper（1998）提出，幸福感与人际关系的质量（宜人性）有关系（总体相关为0.17），因此积极情感同样可以由宜人性来预测。Costa和McCrae（1980，1991）的研究表明，宜人性、严谨性与生活满意度和正性情感存在显著正相关，与负性情感存在显著负相关，宜人性通过创造使人快乐的环境及生活事件对幸福感具有工具性的作用，这些工具性的人格特质引起人们去面对特殊的生活事件，从而影响幸福感。吴利国（2004）的研究也发现宜人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主观幸福感。但是，也有些研究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如郑雪等人（2004）认为宜人者在宜人的同时可能会过度克制和压抑自己，虽然避免了过多的人际冲突，但难免会体验到更多的消极情绪。张兴贵等人（2007）的研究则认为宜人性与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关系。
（5）严谨性。
Costa和McCrae（1980，1991）认为严谨性和宜人性与幸福感的关系模式一致，即与生活满意度和正性情感存在显著正相关，与负性情感存在显著负相关，因此能够提高幸福感。张兴贵等人（2005）以广东和甘肃的青少年为对象的研究得出了与Costa和McCrae一致的结论，并且通过进一步地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严谨性是生活满意度的有利预测因素。DeNeve和Cooper（1998）所做的一项研究则认为严谨性与生活满意度具有最强的正相关。
（6）开放性。
Costa和McCrae（1980，1991）的研究表明，经验的开放性同时与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存在正相关，经验的开放性能同时增强个体对积极和消极情绪的体验，对幸福感具有经验性的作用。Furnham和Cheng（1999）在考察了人格与幸福感的关系后，发现开放性与幸福感的相关为0.26.但也有研究者发现，开放性与幸福感并不相关（DeNeve＆Cooper，1998；吴利国，2004）。而郑雪、张兴贵（2003，2007）对我国青少年的研究表明，开放性与生活满意度和正性情感存在显著正相关，与负性情感存在负相关，这与Costa（1991）的结论不同。
除了大三人格和大五人格，也有研究者研究了大七人格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国内成彦（2006）和钱宇凤（2007）以大七人格结构为基础，探讨人格结构中的七个维度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这七个维度包括才干、行事风格、人际关系、善良、外向性、情绪性和处世态度。成彦研究发现行事风格与主观幸福感相关，并且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预测性，可解释11.13%的变异；善良是衡量个体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指标之一，它与行事风格和外向性可共同解释主观幸福感21.17%的变异；人际关系对幸福感不具有预测作用，但是与幸福感有密切的关系，它可以提高个体的喜悦感和自尊，进而增加正性情感，提高个体的幸福感；才干对幸福感也没有直接的预测作用，但是才干可以通过创造来提高人们的积极情感和认知情境，进而提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处世态度通过与其他人格维度的相互作用而对幸福感有着间接的影响。
二、人格导致的主观幸福感的差异
Heller、Watson和llies（2004）认为尽管人格特质与幸福感的相关一再得到验证，但人格特质并不能解释幸福感的全部变异，因此除了人格对幸福感的直接影响，人格之外的一些因素或者说人格与其他因素相互作用也可能导致幸福感的差异。
Diener（1996）提出的交互作用加法模型显示，幸福感的变异来源于人格、情景以及两者的交互作用的变异。一些人对积极情绪刺激的反应更敏感，积极事件的发生会带来更加强烈的积极情感；另外一些人则对消极情绪刺激更敏感，消极事件的发生会导致更加强烈的消极情感的产生。因此，幸福感的产生可能需要人格与环境的结合。只要在环境中存在着足够的积极刺激，那么外倾者的情感幸福感水平将高于内倾者；但在中性条件下，外倾者与内倾者的情感体验相似。而人格—情景的拟合性模型假设，只有当人们的人格与其所处的环境相符时才会体验到更高的幸福感。例如，外倾者在社交情景中比内倾者更幸福，但如果处于与世隔绝的修道院，外倾者可能比内倾者更加不幸福。同样，外倾的囚犯可能比内倾的囚犯更加不幸福，因为监狱这个情境和外倾倾向是不一致的。另外，Moskowitz和Cote（1995）认为人们在从事与其人格特质相一致的活动时会体验到积极情感。比如，冒失的人在宜人性的活动中会体验到消极情感，而在与人争吵时则会体验到积极情感。
另外，许多研究者发现，人格与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也对幸福感有预测作用。Schimmack等人（2002）提出了一个整合人格、文化与幸福感关系的模型——“调节—缓和”模型，模型显示外倾和神经质与幸福感的认知成分的相关度在个体主义文化中比在集体主义文化中更高，也就是说，文化缓和了人格对幸福感认知成分的影响。
总的来说，这些研究表明，我们有必要考虑分析整体，而不是简单地研究特质与情境，从而发现人格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互影响。
三、人格对幸福感的预测
人格是幸福感最强有力的预测指标之一。首先，主观幸福感的概念和测量指的是人们在生活中大部分时间或持续较长时间内的生活状况，而人格具有跨时间和情境的稳定性，因此更可能对主观幸福感具有强烈的影响。而情景变量对幸福感仅有短期的微弱影响，如生活事件可能在短期内影响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但是人们通常对生活事件仅作出短期的直接反映，随后就恢复到由人格决定的稳定的基线水平（Headey＆Wearing，1989）。另外，人格通过影响与主观幸福感相关的其他因素，从而影响了主观幸福感。例如，社会支持与个体主观幸福感相关，或许是因为外倾者能够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因此体验了更多的正性情感。同样，主观幸福感与应付方式的关系反映了神经质的影响，那些情绪稳定或低神经质的个体具有良好的应付方式，因此体验了较少的负性情感。
虽然人格特质对主观幸福感具有强大的预测力，但它并不能够对主观幸福感作出完整的预测与解释；尽管人格特质与主观幸福感存在强相关，但人格特质也并非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唯一因素。人格特质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不能解释主观幸福感的基本过程，同样，特质也不能解释个体内部主观幸福感的变异。正如Emmons（1995）指出的，特质可以为人们提供概括化的解释，但它未能提供机制和结构的信息，所以特质并不能完全解释主观幸福感。Diener（1996）认为只有集中在长期水平上的影响，人格才对主观幸福感具有强大的预测作用。而如果要解释群体、民族、文化间的差异时，由于生活环境的巨大差异，环境的影响可能很大。此外，目标奋斗、日常生活事件、良好的人际关系都对主观幸福感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