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适的家，是快乐的最大源泉，它列位于健康和良心之后。
——席德尼·史密斯
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一天的工作之余，人们往往会感到身心疲惫，回到家，家庭的温暖、家人的关心会让疲惫的人得以休养生息。有位哲人说过，家是一个世界，是一个充满爱却没有竞争的世界。所以说，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家庭营造出的那种奇妙而温馨的幸福是无法从其他地方得到的，爱人的柔情、子女的娇美，使人对家产生无限憧憬，一句话，“家是幸福的后院”。
一、不同的家庭结构与幸福感
美国学者摩尔根有一句名言，“家庭是个能动的要素，它从不停在一个地方，而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从低级向高级形态发展”。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家庭在经历了现代性的冲击后发生着深刻变化。新的家庭形式如核心家庭、AA制家庭等不断涌现，不断改写着家庭的内涵和外延。当前，我国城乡家庭的基本模式是以核心家庭为主，主干家庭次之，其他家庭形式为辅。在不同的家庭结构中，人们的幸福感是怎样的呢？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探究。
1.核心家庭
核心家庭是由父母及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王跃生（2006）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计算得出：至2000年核心家庭已占我国家庭总数的68.15%，是当代中国最普遍的家庭类型。可以说，核心家庭的幸福状况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我国家庭的幸福状况。
与传统大家庭相比，核心家庭具有明显的优势。家庭关系简单，简单的关系使家人的矛盾和纠纷减少，相容性增加。蔡秋红（2007）对我国核心家庭亲子关系的研究发现，父母对亲子关系评价较好，认为关系亲密的占73.4%，关系紧张的只有2.4%。其次，简化的家庭关系使夫妻之间权利、关系平等，良好的家庭民主气氛满足了青年人的独立性要求；小家庭结构适应了现代社会的高流动性——职业、地域流动，有助于提高物质生活水平。这些优势使生活在核心家庭中的人可以更好地适应社会，感受到更多幸福。对来自农村留守妇女的研究也发现，留守妇女的幸福感在家庭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核心家庭中的留守妇女幸福感高于扩展家庭中的留守妇女（陈雪娥，2007）。
在体验幸福的同时，人们也渐渐感受到了“核心家庭”的先天不足。如与长辈的“分居”使核心家庭中的孩子不能得到老人的有效照顾，青少年犯罪率升高。沈超等人（2007）研究了家庭核心化与青少年犯罪的关系发现，核心家庭的功能变迁对青少年犯罪有重要影响。
2.主干家庭
主干家庭是由两代及两代以上的夫妻组成，且每代不超过一对夫妻，是我国第二大家庭类型。与核心家庭女性相比，主干家庭中的女性承担了女儿或儿媳、妻子或母亲的角色，负担较重。一项对西安不同家庭结构妇女体育生活现状的调查显示，主干家庭妇女对体育的喜好度低于核心家庭，从不参加体育活动的比例高于核心家庭和单亲家庭（王景亮，2004）。体育活动作为一种爱好，会影响到人的幸福感。
主干家庭中年轻夫妻可为老人提供生活上的照顾和感情上的支持，老人生活有保障，对家庭的满意度也高。另一方面，老人主动帮年轻夫妻照顾孩子和安排家务，他们通过帮助子女证明了自身的价值，减少了退休带来的失落感，其精神状态和心理感受比未给子女帮助的老人要好。年轻夫妻在老人帮助下，家庭负担减轻，生活也比较满意，这是主干家庭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这并不是说主干家庭就不存在问题。由于两代人之间知识与情感的差距，生活中易发生矛盾，例如主干家庭经济生活不好计划；婆媳关系不好相处等；再加上现在的住房在面积、设计上不适合多代同住，所以也有很多年轻夫妻感觉和父母在一起生活“不舒服”或者“很不舒服”。
3.AA制家庭
AA制家庭是一种夫妻各自掌管自己的经济收入，家庭平常开支由夫妻共同承担的家庭形式。虽然AA制出现在中国家庭的时间比较短，但它的发展速度、影响却是巨大的。有关部门对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家庭做过抽样统计，AA制已占家庭总数的46%（邹令衡，1995）。这种家庭形式的流行既有西方文化的影响，也是当今中国社会经济、文化、观念改革的综合体现。
AA制家庭的显著特征是夫妻经济上的自主，这种自主为婚姻和家庭带来了很多益处。首先，夫妻经济上的自主减少了家庭经济冲突，女性不再依赖丈夫，确保了其在家庭生活中的发言权，有利于营造平等民主的家庭氛围。在这种民主氛围中，夫妻共同承担家庭责任和义务，可体验到更多幸福。其次，AA制促进了夫妻双方，特别是女性自尊、自爱、自立思想的树立。同时，AA制使夫妻有了较大的自由度，一方面可为婚姻减压，另一方面又增添了情趣，让夫妻可保持恋爱时的感觉。
对有条件的家庭来说，AA制让夫妻对生活的评价更高，但另一方面这种AA制的家庭形式会让夫妻感情渐渐淡漠，故应结合我国经济社会的实际和现状，客观看待家庭的AA制，不能盲目跟风。
4.丁克家庭
丁克家庭是夫妻双方有收入，但无子女的家庭，虽然它不是中国家庭的主要形式，但其比例在逐年上升。到1999年年底，广州市结了婚而不生育的人由3万人增加到10万人；2002年上海市妇联所作的调查显示，丁克家庭已占到上海家庭总数的12.4%（肖爱树，2004）。
丁克家庭中，夫妻关系被提到核心地位，夫妻更加注重感情与生活享受，注重两人世界的营造。两人世界中，他们有很多共同的兴趣和爱好，也有各自的自由空间，加上没有孩子，夫妻不用担心下一代的种种问题，少了焦虑和担心。当爱情消失家庭解体时，不会出现单亲家庭或弃儿，对家庭生活满意度较高。
丁克家庭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原因，首先是来自工作的压力。年轻夫妻更专注于事业，而生育和抚养孩子会花费夫妻精力，为了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他们选择了不生育，这种状况在中国高学历阶层尤为明显。调查显示，这一阶层认为生育孩子“牵扯精力”的比例高达25.4%，认为“影响工作”的比例为16.7%。其次是来自经济的压力。现在抚养教育孩子的成本剧增，收益率却降低，为了维持高品质生活，夫妻放弃了生育，当家庭破裂时，又避免了财产纠纷。调查还显示，因为“经济压力”选择不生育的比例为18.6%。丁克家庭的形成表现了夫妻的一致性，因为只有双方都选择自愿不生育，丁克家庭才能产生。
5.空巢家庭
空巢家庭指子女长大成人后离家只剩下父母的家庭。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的调查显示，1987年我国空巢家庭在老年家庭中所占比例是16.7%，2000年已上升到26.0%，且还处于上升趋势。
空巢期的到来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影响，城市老人因有退休金的保障，其生活状况好于农村老人。但调查发现，厦门城区被调查的空巢家庭中，80.66%的老人患有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慢性疾病，而非空巢家庭为63.84%；在回答没有患病的比例上，空巢家庭比非空巢家庭少了近一半。在心理健康方面，子女的离开让老人产生了孤苦、自卑等消极情感，即所谓的“空巢期综合征”。调查发现，空巢老人精神生活感到孤独的占24.6%，而感到精神生活充实愉快的老人仅占23.1%（谈孝勤，解军，2005）。通过比较空巢和非空巢老人生活质量发现，前者要低于后者，且不同类型空巢老人的生活质量也有显著差别，与老伴在一起的空巢老人生活质量最高，其次是寡居老人和住在养老机构中的老人（封婷，陈茗，2008）。可见空巢期的到来不一定降低老人的幸福感，还要看老人是否有较好的精神关怀和经济基础。
二、家庭生命周期中的家庭结构变化
家庭社会学一般把家庭生命周期划分为形成、扩展、稳定、收缩、空巢和解体6个阶段。按家庭生命周期的这一划分，且每一阶段由夫妻结婚时间长短来表示。那么，在一个家庭生命周期中，家庭结构又是如何变化的呢？
因为没有对特定单个家庭进行专门跟踪调查，研究者们缺乏有关单个家庭在家庭生命周期中的结构变化资料。但是刘宝驹认为利用已有调查资料，从调查点开始，按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时间间隔来划分结婚年代，以不同年代结婚的这些家庭现在的家庭结构，来代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上的家庭结构。即认为不同年代结婚的这些家庭，现在正处在不同的家庭生命周期阶段上，现在的家庭结构就代表了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上那些家庭的结构情况。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1993年对上海等七大城市进行的大规模调查，分析得出：婚龄超过38年（即1955年前结婚）的家庭，它现在的家庭结构依次是主干家庭（占37.77%）、空巢家庭（占26.99%）、核心家庭（占16.14%）；婚龄在27～37年之间（即在1956—1965年间结婚）的家庭，其现时家庭结构依次是核心家庭（44.40%）、主干家庭（30.55%）、空巢家庭（5.16%）；婚龄在17～26年之间的家庭，其现时家庭结构依次是核心家庭（82.49%）、主干家庭（12.44%）、空巢家庭（2.76%）。从这些数据中我们看出，在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家庭类型在不断地变化（刘宝驹，2000）。
三、家庭支持与幸福感
家庭是个资源库，其丰富的资源可以为家庭成员提供各种支持，这些支持是家人幸福的重要因素，也是家庭被视为温馨“港湾”的原因。沃尔和佩恩（1982）曾问一群有代表性的英国成年人，“前一天是什么给自己带来幸福时光”，更多人的回答是“家人”。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的中国，家庭关系对幸福的影响更大。
1.家庭的情感与经济支持
夫妻之间有情爱关系，亲子之间有血缘关系，这些关系拉近了家人的距离。良好的关系使家人可以更真实地流露自我感情，进行有效的情感交流，这一方面可以让家人及时释放不良情绪，排除生活中遇到的麻烦和痛苦；另一方面又可与家人一同分享喜悦。家人精神愉快，自然就会感觉到幸福。一句话，家人的情感支持是其他群体无法比拟的，强烈的归属感和心理满足使人体验到无限的幸福。郑雪（2003）以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发现，家庭支持同主观幸福感、积极情感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进一步探讨家庭支持各条目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发现：家庭的情感支持会提高个体的积极情感，而遇到困难时与家人进行讨论则会降低消极情感。王钱芊等人（2008）通过分析运动员的家庭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也发现：家庭以及生活中其他人的情感支持可以提高个体的积极情感，解释了积极情感变异的11%。
当经济拮据、衣食无着时，家人又可以无偿援助。家庭成员间的经济支持、物质满足，使生活变得更容易，更易感到幸福。相对于年轻人，经济支持对老人的幸福影响更大，因为老年人身体状况下降，失去了工作能力，收入下降或无收入，他们需要家人的经济支持，以满足日常需要。虽然老年人对情感支持更向往，但是经济上的支持对老年人还是很重要的，生活条件好的老年人会感到更满意。
2.家庭支持与特殊群体的幸福感
家庭支持虽然很重要，但并不意味着对家庭成员有同等的重要性。一般来说，家庭支持对儿童、老人和病人更重要，因为他们都是家庭中的弱势群体，需要更多的关怀。
儿童由于年龄小，生活独立性差，需要家人各方面的照顾，家庭支持的任何一点缺失都会对他们造成难以弥补的影响，留守儿童就是一个典型。长期与父母分离，使得这些儿童在生理和心理上缺乏应有的支持，需求得不到满足，容易产生消极情绪，对生活的满意度低。据基层妇联的调查反映，留守儿童在遇到挫折时有4.7%的孩子觉得生活没有意思，0.5%的人产生过自杀念头。除了儿童，家庭支持对大学生的幸福感同样很重要。严标宾等人（2003）对广州市大学生的调查发现，家庭关系可增加个体的归属感、自尊、自信等，对幸福感的提升产生显著影响。吴丹伟等人（2005）的研究还发现，母亲的支持对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具有很好的预测作用。
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状况变差，生活圈子缩小，人际交往相应地减少，所以配偶或子女的支持、照顾变得越来越重要，幸福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支持状况。在老年人居住方式与自评健康研究中发现，与配偶同住的老人自评健康最高，其次是与后代同住的老人，独居老人的自评健康状况最差。我们解释为，与配偶或子女住在一起可以获得更有效的家庭支持。
家庭支持对病人的幸福体验显而易见。当家庭成员生病时，病人若得到其他成员的照顾，一起分担痛苦，感受家人的关心，则有利于身体的康复。张华等人（2003）对乙肝病人的家庭支持和生活质量进行了相关研究，发现家庭支持与病人的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高虹等人（2008）对肺癌患者术后生存质量的研究表明，家庭支持高的患者其生活满意度高于家庭支持低的患者，且两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四、家庭生活质量及其评估指标
1.家庭生活质量概念
人一生中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家里度过的，因此家庭的生活质量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对于家庭生活质量，有人从主观的家庭生活感受来理解，也有人从客观家庭生活条件来理解。我们认为，家庭生活质量是建立在一定的家庭物质条件基础上，人们对家庭生活的全面评价，它包含客观的家庭生活条件与主观的家庭生活感受（风笑天，2000）。长期以来，我国对生活质量的研究都是以社会中的“个人”为研究的分析单位和讨论的基点，而将“家庭”作为总的生活满意度的一项具体指标进行的研究较少。
近来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一些研究者如风笑天、易松国等，改变了基本视角，把研究分析的单位从“个人”转换到“家庭”来考察生活质量的指标及其结构。这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传统中浓厚的“家本位”现实来说，具有更大的价值。
2.家庭生活质量的指标与评估
自1987年以来，我国家庭生活质量的研究成果不断丰富，其领域指标也在不断地更新和发展。对于测量家庭生活质量的指标，有学者主张用人们对家庭生活及各个方面的评价等主观指标，也有学者主张运用衣、食、住、行等反映人们生活的客观指标。无论单独采用哪一种指标都存在缺陷，若单纯使用主观指标，被试在回答家庭中个人隐私时往往会掩饰自身的负面感受，致使得到的调查结果高于实际的家庭生活质量。而单独采用客观指标，随着生活条件的提高，它的作用会渐渐变小。
目前，在家庭生活质量测量上，主客观指标单一使用或混合使用同时并存，但占主流地位的是混合使用，即将个体所在家庭的生活环境和个体对家庭生活的主观评价结合起来研究。主客观指标的相互补充，可使研究者更全面地了解家庭生活质量的真实状况。
风笑天等人1995年在武汉市进行了一次有关城市居民家庭生活质量的问卷调查，在问卷设计中对作为自变量、影响家庭生活质量的因素，分别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进行了测量。既有家庭收入、住房面积、伙食消费等方面的客观指标，又有对住房状况、邻里关系、家庭成员关系满意度的主观评价。在因变量上，他使用了“家庭生活满意度”作为家庭生活质量的度量。根据此次调查数据，风笑天等人（2000）将主客观指标结合起来，分析它们与家庭生活质量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所有涉及城市居民家庭生活的客观指标都与家庭生活质量似乎没有关系。客观物质条件对家庭生活质量真的没有影响吗？我们理论上认为是有影响，因为我国大部分居民的吃、穿、住、用等消费仍然是城市家庭的主导追求，家庭生活需求的满足程度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家庭生活条件的制约。对此结论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因为研究者将家庭生活满意度作为因变量“家庭生活质量”的测量指标，这造成了客观指标在解释人们主观“满意度”方面的无能为力。
由中山大学主持的《广东社会变迁基本调查》项目显示，广东人对家庭生活满意度增加，满意者近九成，离婚率和再婚率低于全国水平。这主要是因为广东居民家庭回归意识越来越强，在“家庭和工作哪个更重要”的问卷中，认为家庭重要的比例明显提高。
五、家庭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
列夫·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要提升家庭生活质量，需要先了解哪些因素会影响它。家庭生活涉及范围很广，所以影响家庭生活质量的因素很多，且各因素的影响力是不同的。有的较强，而有的较弱，各因素又处于动态变化中。
1.居住满意度
家庭成员融于一体，共居一处的生活，决定了住房是家庭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因此居住满意度成为影响家庭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居住条件好，家人心情自然舒畅，自我评价高，特别是在居住越来越标示身份、社会地位的今天。风笑天等人（2000）对武汉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影响家庭生活满意度的各变量中，居住满意度的贡献最大，超过婚姻和家庭收入。如今人们对居住条件要求越来越高，而住房建设却远落后于要求，所以城市住房问题普遍较突出。在对武汉的调查中，1/3的市民觉得住房拥挤，还有近40%的家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住房困难。
影响居住满意度的因素有哪些呢？首先是住房面积和住房质量。高档的住房，良好的卫生设施可以提升居住者的满意度。对广州城市居民住房的调查显示，近年来人均居住面积递增，家庭自有房拥有率为90%，住房质量更是不断改善，相当部分的家庭住上了有物业管理的小区，住房的装修水平和绿化设施也不断改善，这些变化提升了市民的幸福体验（余家荣，2006）。其次是邻里关系、社区环境等，它们也会影响到居住满意度。但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邻里互动减少，邻里对家庭生活质量的影响正日益减小。根据1995年厦门市的千户问卷调查资料分析，厦门市邻里间的互动次数很少，只是偶尔有往来，甚至有15%的邻里根本没有互动（胡荣，1996）。风笑天等人通过相关分析法，进一步对影响居住满意度的各因素进行研究发现，住房的拥挤度和横向参照标准是最重要的因素，可以解释居住满意度的60%。
良好的居住条件人人向往，但房价上涨迅猛，很多人为此而高额贷款买房，沦为“房奴”。背有房贷的人，住房条件虽好，心理上却产生了焦虑，严重影响到了他的幸福感。他们不敢轻易换工作，不敢娱乐，担心生病、失业，更没时间好好享受生活。
2.家庭收入
有研究显示，主观幸福与收入相关不显著，但对现阶段我国家庭来说，收入确实影响人们的家庭生活质量，家庭的一切开支都受收入的制约。下岗失业、收入低是造成家庭生活满意度低的重要原因。在一个家庭中，若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都无法满足，人们很难对生活满意，所以说，收入依然是影响我国家庭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一项对北京老年人生活满意状况的调查显示，在影响生活满意度的因素中，收入的够用程度仅次于健康自评和家庭和睦，位列第三（项曼君等，1995）。
家庭收入增加后，人们心情舒畅，幸福感自然会提高。但家庭收入对生活质量、幸福感的影响只在一定范围内起作用，在收入处于平均水平以上的人群中，收入高者与收入一般者的家庭生活满意度不存在显著差异。在收入处于平均水平以下的人群中，生活满意度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2006年基于北京市民的一项调查证实了这一点，家庭月收入不足4000元时，家庭生活质量随收入的增加而升高，达到4000元后，幸福感呈波状上升，5000到7000元中等收入组幸福感最强。
家庭成员特别是夫妻间的收入差距，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家庭生活满意度，因为收入差距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夫妻关系的不平等，高收入者有意无意地看高自己，产生所谓的“优越感”，这让收入低者承受着潜在的压力。一旦家庭成员间发生矛盾，这种收入上的差距会加深矛盾。
3.家庭气氛
家庭气氛是笼罩在家庭内的特殊氛围，影响着人们的家庭生活满意度。它由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心态组成，反过来，家庭气氛又对每个家庭成员施加影响，任何一个人的消极情绪都会影响到其他人的心情。在和谐、快乐的家庭气氛中生活的人，几乎都是快乐的，而在烦闷、消沉的家庭中生活的人则很难摆脱不快的阴影。家庭气氛是否和谐，家庭成员之间是否融洽，直接影响着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山东省菏泽地区1993年的调查显示，全区82名百岁老人，人人都有一个和睦的家。项曼君等人（1995）对北京市55～97岁的3257位老人的调查还表明，家庭和睦、气氛好是影响他们生活满意度的第二位因素，仅次于健康自评因素。
假如家庭中某个成员的情绪很坏，其他成员就会不同程度地受到感染，产生相应的情绪反应，辐射出去就形成了沉闷压抑的家庭氛围，即人们经常说的情绪污染。长期生活在这种沉闷家庭中的人，身心健康受到伤害，对家庭生活也不会满意。家庭冲突更是威胁家庭幸福，一次争吵可以毁掉一天的好心情。要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防止家庭情绪污染，家庭成员要加强交流，更要把一份阳光的心态带回家里，温暖家人。
六、家庭暴力与幸福感
除了关注家庭生活质量与主观幸福，心理学家们还积极关注家庭暴力对幸福的影响。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中一方对另一方实施的暴力行为，无论是施暴者还是受害者，当暴力发生后双方都不会感到幸福。根据全国妇联的一项调查表明，在我国2.7亿个家庭中，约30%的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其中95%以上是丈夫对妻子实施的暴力。根据施暴人与受害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将家庭暴力分为婚姻暴力、亲子暴力以及家庭其他成员间的暴力。
1.家庭暴力与消极情绪
婚姻暴力中，无论是身体攻击还是精神虐待，都伤害了夫妻双方的感情基础。婚姻失去了感情，就成为“死亡婚姻”，直接导致离婚。《中国妇女白皮书》指出，我国每年有40万个家庭破裂，其中起因于家庭暴力的占25%。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处于暴力中的妇女对暴力持两种态度：一是麻木地忍受，不作任何形式的反抗；另一种是在不能忍受时进行反抗。积极的反抗方式如找男方单位、妇联等，消极的反抗方式如出走、寻找婚外情，更有甚者被逼上了犯罪的道路，从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等。受害者长期生活在恐怖、紧张的气氛中，消极情绪很严重。
无论对家庭暴力持有何种态度，受害者对家庭的满意度都会下降，生活在这样家庭中的人很难体验到幸福。
2.家庭暴力与身心健康
世界卫生组织把健康定义为“身体的、精神的、社会的完好状态，而不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由此可见，日益严重的家庭暴力不仅仅危害了受害者的身体健康，更损害了他们的心理健康和社会完好状态。特别是对妇女和儿童的危害，因为她们往往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家庭暴力对身体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但更为严重的是精神上的损伤，因为精神的创伤往往比身体的创伤更难以愈合。对家庭暴力与青少年犯罪的研究发现，在病态家庭中成长的孩子，他们目睹了暴力和冲突，很容易形成一种“攻击性人格”，其犯罪的动力比其他青少年要大得多。刘功姝等人（2003）对天津城区3025例家庭暴力进行调查显示，家庭暴力组母亲的睡眠问题、不良情绪、躯体症状均明显高于非家庭暴力组；而人际关系、生活自信却显著低于非暴力组。曹玉萍（2006）对湖南省三地区的家庭暴力的调查发现，在家庭暴力对施暴者和受害者分别产生的后果中，施暴者自认为居首位的是自责（29.6%），受害者认为居首位的是精神损伤（39.9%）。
总之，轻微的家庭暴力可以破坏一个家庭的和睦气氛，造成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紧张，而严重的可能引发刑事犯罪。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暴力，它都造成家庭关系的恶化，破坏了家庭的稳定和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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