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生活都市化，文化多元化，是21世纪时代特征。
时代要求人类走出“冷战——对抗”思维。社会学家科恩针对上世纪东西方的冷战与对抗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各对立方认为不妥协地维持其势不两立的立场，比维护他们同在的社会更为重要，这个社会必然要毁灭。”
当今，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决定了当今世界需要一种温和的稳健的人本主义文化。这种文化的价值目标一是安全，二是效率。人类有一个安全而比较和谐的环境，才谈得上发展的效率；而效率只有立足于安全也才有意义。“和平与发展”联系在一起，不仅指没有战争，没有你死我活的冲突，而且指政治经济生活的和平共处，共谋发展。这是伦理生活的和谐。
社会需要和谐，国家需要和谐，城市需要和谐，家庭需要和谐，人心需要和谐，环境需要和谐。当今世界开始具备实践这一价值目标的条件，一方面，世界一体、互利双赢已开始成为东西方的共识，全球风险以灾难的形式证明了人类共存的意义；另一方面，西方文化中的民主、自由、博爱、人权、法治已为东方大多数人接受并信守，而东方文化中的仁爱、和为贵、诚信等中庸之道的价值观念，已开始走向世界并逐渐被人理解。
世界需要和谐，并不意味着世界不存在反和谐与不和谐因素。
在中国国内，不能只看到“风和日丽”、“小康”、“太平”，还应该看到“台独”、“藏独”等分裂势力和恐怖主义势力的破坏还存在，由于法制、管理不完善和道德缺位引发的犯罪和社会不和谐现象还存在，加之世界范围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水旱、地震等自然灾害突然袭击，使我们不断面对风险与挑战。
在国际范围内，人类由于自身的原因所造成的国际环境的动荡、恐怖、战争、民族冲突、金融危机、贪污腐败和黑社会等等仍将困扰人类。关于金融危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说：金融海啸可能是十年一次。“因为缺乏风险意识，或者说某种动力和刺激压过了风险意识，那就有人不顾一切的尝试过度的风险，想换取更大的利益。”不管他十年一次的估计是否准确，但他举的理由却是实在的。更何况人类在这些情况之外，在面对大自然时，还有自身无法控制的灾害。
在东西方关系上，经济的文化的以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引发的矛盾和冲突还存在。西方几个世纪习惯于财大气粗，21世纪却要虚心面对亚洲和中国崛起的事实，其复杂心态用“不高兴”三个字是难于概括的，加之其他因素，东西方冲突短期内难于完全消除，近年来出现的一些事端便可证明。
所以，为了人类社会和平发展，“地球村”现代公民应该具备妥协精神：一是人际关系的妥协，包括国与国、民族与民族、这一部分人与那一部分人、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妥协，这是社会和谐。二是己与心的妥协，这是心理和谐。三是人与大自然的妥协，这是天人和谐，环境和谐。
所以，“和谐社会”、“人道主义”、“政治文明”、“地球伦理”、“可持续性发展”、“科学发展观”等，实在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纲领。多一份“忧患”，多一点“敬畏”、“警惕”，才符合人类安全与发展的原则。
（一）跨文化交流的关键：本质认同
世界的一体化以文化的多样性为背景。世界上有2000多个民族，6000多种文字，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文化的多样性永远存在。文化交流是“心”的交流，要别人理解自己，就必须善于在文化的差异中交流，即善于所谓跨文化交流。
中国经三十多年的发展，已进入世界舞台中心，我们的国际话语权明显地多了。2008北京奥运会和2010上海世博会的召开是其标志，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上的人都认同我们的话语。事实上，西方媒体对中国的不解、曲解，甚至攻击污蔑所在多有。攻击中国的人，除了意识形态的偏见和别有用心者外，大多数由于不理解中国文化。
例如，世界上都知道“中国龙”，却未必知道“中国龙”的本质。“中国龙”是中国“中和”文化的象征，它体现中国多元共存的文化观与和平主义的处世态度。然而中国龙译成英文dragon之后，一度被曲解为凶恶的怪物。西方有本畅销书《中国威胁论》，封面设计就是一条红色的恶龙。这样的书居然畅销，说明文化的隔阂有多深！
又如，中国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外国人就以“平天下”做文章讲“中国威胁”。实际上，儒家“平天下”之“天下”，指春秋的“八百诸侯”和战国“七雄”，它们都在中国境内。而且，“平天下”的“平”字，按《论语》孔子的意思，指“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国泰民安的和谐政治局面，而外国人却望文生义，作出完全相反的理解。
还如，西方人以中国人缺乏宗教信仰贬低中国人，这是很能蛊惑人心的。因为全世界65亿人，据说有81%的人信宗教，这是一股多么大的力量！实际上，宗教信仰和哲学信念都是人文文化，在人的终极关怀方面他们殊途同归。面对天灾、人祸、疾病、死亡等自身无法控制的情况，人类可以从宗教信仰中获得心理抚慰，也可以从人生哲学中获得“正确对待”的信念和力量，儒家的“中庸”就是这样的哲学。何况在中国，宗教信仰是完全自由的。据佛教协会领袖赵朴初统计，中国境内佛教信徒有两亿人，且不说还有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对宗教甚至迷信，中国人历来取一种有弹性的理性态度。例如孔子，一方面他“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说：“善为易（《易经》）者不占”；另一方面，他在《易传》中又承认《易经》有四种社会功能，“占卜”是其中之一，积极劝导人又不强加于人。对道教，对魏晋南北朝之后传入中国的印度佛教，儒家的态度是“善其交而不畏其争”。它们和平共处。中国几千年没有你死我活的教派冲突，更没有所谓“宗教战争”，实在有赖于儒家的文化理性。儒家对天地、祖先、圣贤的祭拜是极其严肃认真的，这是“礼”的内容之一。孔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掩如此夫！”（《中庸》）中国人儒家信念之诚笃，不亚于西方人的宗教信仰。如果外国人认同中国人的哲学信念和多元文化共存的社会态度，就不大可能以宗教信仰为由菲薄中国人。
跨文化交流容易注重形式而忽视本质。例如，湖南汨罗前些年举办龙舟节，很是热闹，也吸引了一些外国人。这原是文化底蕴很深的事，也是跨文化交流的好机会。可举办方的宗旨是当时流行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注重的是产品展销、商品广告、商贸洽谈之类，至于龙舟节的文化内涵，不过是搞些“屈原投江”、“爱国主义”之类的泛泛而谈。事后我访问一个老外，他是冶金工程师，加拿大人，祖籍波兰，他对中国很友好。我要他谈谈关于龙舟节的印象，他笑着耸耸肩：“龙舟赛好，粽子不好。”我问他是否知道屈原和《离骚》，他摇摇头说：“屈原是中国古人，他不必去死，因为那场战争是中国人打中国人。”听了他的话，我半天说不出话来。应该说，这个西方知识分子希望了解中国文化，并且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但结果却是错误的。他不知道中华民族斗争融合的历史，他不知道中国文化最重视人在历史活动中的精神与气节。龙舟赛也好，粽子节也好，离开了屈原那“深思高举”、“洁白清忠”的品格和“董道不豫”、“九死未悔”的精神，离开了中国文化最重视的“气节”，也就失去了文化底蕴，也就不能理解中国历史和中国人。相反，理解了中国文化的“气节”的本质：“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左传》）“至死不变，强哉矫！”（《中庸》）不仅能从根上理解“粽子”、“龙舟”、“屈原”这些“中国元素”，而且可以明白许多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例如，为什么毛泽东与蒋介石这些中国人都鄙视叛徒和变节分子，为什么清朝修《明史》，将满清入关时投靠自己的洪承畴等人写入《贰臣传》，而将反对自己的郑成功等人崇为民族英雄。天有“节气”，人有“气节”。“气节”是“天人合一”的文化产物，是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二十四史》）一以贯之的筋节。
这种文化本质只有“说”，别人才能知道，你不说，别人怎么知道？你不说清楚，别人怎么知道？孔子说：“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话语权多了，对于像2010上海世博会那样跨文化交流的好机会，我们应该珍视，让世界认识中国，理解中国。话要说到点子上，不光是让外国人知道一些中国特色的词汇，而且要让他们知道这些词汇的特殊内涵和特殊本质。如果不从本质上获得文化认同，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功效会大打折扣。
（二）中庸文化与大国涵养
世博会是人类文明的展示。
2005年世博会以“自然的睿智”为主题，展示人与自然和谐理念。2010年世博会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这是对“全球一体化、生活都市化”的回应。经验告诉我们，世博会展示的重心已经由新产品、新技术向思想、理念、文化转移，精神遗产越来越重于物质遗产。
2010年世博会之后，世界将会更多地关注中国，评论中国，其中有善意的、建设性的意见；也有恶意的诋毁，甚至制造事端。面对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指指点点”，我们要有“有容乃大”的涵养，不过激、不冲动，不卑不亢，从容应对，既有不动摇的原则与立场，又有对小事和误解的宽容，多一点中庸理性，不能动不动就像小孩子一样“不高兴”，这样才能为中国发展营造越来越好的国际环境。中庸是社会和人生和谐的艺术，中和是中华民族的核心理念，是中国人心灵的最深秘密，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在精神遗产的领域里，中庸是一个古老而新鲜的话题。
（三）跨文化交流的典范
关于跨文化交流，开国领袖毛泽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光辉范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政府推行孤立与封锁中国的政策；美国政府中麦卡锡主义者把开国领袖毛泽东说成希特勒。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堕落为霸权主义者，两党关系破裂，他们别有用心地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说成是“黄祸”。
“黑云压城城欲摧”。政治家毛泽东举重若轻，他利用一切外交场合卓有成效地进行跨文化交流，让世界认识中国文化，认识真正的中国。
1956年9月25日，毛泽东与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参加中共八大的代表谈话，特别提到苏联霸权主义说：“这些人吃完饭，睡完觉，就在那里宣传，说什么中国党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中国建不成社会主义，要建成那才怪呢！看吧，中国也许要变成一个帝国主义，除了美英法帝国主义以外，又出现了第四个帝国主义——中国！中国现在没有工业，没有资本，可是过一百年之后，那才厉害呢！成吉思汗复活，欧洲又要吃亏，也许要打到南斯拉夫去，要防范‘黄祸’呀！”毛泽东停了一下，语气诚恳而又严肃地对客人说：“绝不会如此！中国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我们认为，侵略就是犯罪，我们不侵犯别人一寸土，一根草。我们是爱好和平的，是马克思主义的。”
毛泽东反复强调“我们是爱好和平的”。这是就中国人的传统而言。一个以“中”、“和”为“至德”的民族，一个相信事物能自我完善，信仰“天人合一”和“有容德乃大”的民族，一个把“知足常乐”、“安分守己”奉为生活圭臬的民族，它会寻衅闹事、轻开战端，去侵略别的国家吗？
中国近代是落后了，但盛唐时总算强大吧。唐玄宗年间，吐蕃南诏入侵，朝廷命胡将哥舒翰反击。诗圣杜甫写诗告诫他：“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立国有疆，即使在反击侵略时也不能多杀伤。这就是中国人的传统。15世纪初的明朝可算强大吧，那时中国的航海业在世界是领先的。中国能制造比足球场大的巨船。郑和率两万多人的船队七下西洋，远者到达非洲的好望角，但中国给西洋送去的只有平等友好的文化交流，从未有殖民地和海盗举动。热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毛泽东从文化传统说到中国的政治态度：“在国际上我们反对大国主义。我们工业虽少，但总算是大国，有些人把尾巴翘起来，我们就告诉这些人，‘不要翘尾巴，要夹紧尾巴做人’。这句话很对，我时常对同志们讲。”（《吸收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
这里的“大国主义”就是“霸权主义”。“霸权主义以强凌弱，欺负弱小民族和弱小国家”。毛泽东宣布“中国永远不称霸”，并要“全世界都来监督中国”。毛泽东诚恳地告诉外国朋友，这种平等待人，“夹紧尾巴做人”的伦理原则，是植根于“小时候妈妈的道德教育”。（《吸收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
有资料证明，“夹紧尾巴做人”这类话，毛泽东一般只在告诫自己的儿女（例如毛岸英、李讷、毛远新）时才说，这是他发自心底的声音。他对关系亲密的卫士、护士调离他身边时，他也这样叮嘱过。例如，卫士封耀松调杭州公安局警卫处工作，分别时拉着毛泽东的手哭，毛泽东也动情地说：“我也舍不得你走。可是，我也要为你的前途考虑啊……”并且叮嘱说：“下去以后要夹紧尾巴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在跨文化交流中能够反复向外国朋友说到“夹着尾巴做人”，这是“中庸”文化几千年的积淀，中华民族“中和”意识的显示。他说明，中国人的中庸文化决定了中国人在世界事务中的和平主义和负责任精神。这是中国的文化本质。在跨文化交流中，特别是在与第三世界朋友交往中，毛泽东注意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本质。本质的认同使第三世界国家把中国当成真正的朋友，不仅打破了美苏孤立中国的企图，而且成就了“三个世界”的战略。几年后，“第三世界国家用轿子把中国抬进联合国”。
事实上，真正的政治家，真正有政治头脑的人，会利用各种场合培养认同感而广交朋友。孙中山当年搞革命，为了取得西方人民的理解与支持，于1890年，对美国人民讲道：“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如果中国人能够自主，即会证明是世界上最好和平的民族。”
中庸根性养成了中国人的和平主义；中国人注定热爱和平。热爱和平是一个民族最可宝贵的品质，可称之为民族的“达道”。林语堂说：中国文化对世界的最大贡献，是他的和平主义。
在跨文化交流中，即使有一天中国成了世界强国，我们也要谦虚谨慎，把中国人的中庸根性、和平主义政治和中和文化彰显于世。这不一定需要讲大道理，小中可以见大。据吴建民大使说，北欧有一位驻华大使对中国特别友好，原因是他读高中的儿子到中国旅行，在火车上把臭袜子脱下来就睡着了，一个中国妇女把它洗净、晾干后交给他。他们父子由此感受到了中国人的淳朴厚道，并由衷地热爱中国。
（四）刷新中庸——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特殊性。中庸以“中”为本，以“和”为务，以“庸”为用，以“诚”为神，是一个成熟、严密、常用常新的哲学体系，所谓“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它从远古流来，向未来流去，像黄河长江那样悠远浩渺而又富于个性。
文化的根，民族的心。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应紧紧抓住自己文化的根，敢于向世界展示自己的中庸文化，让西方人体验世界的另一种文化。
生物进化论中有一个原理，叫做杂交产生优势。这个原理同样适应于文化。历史证明，文化的优势在于它的开放、综合、融会。
隋唐时期，中国对印度佛教文化开放、综合、融会，于是有了领先世界的农业文明。“五四”时期，以李大钊、毛泽东为首的先进知识分子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有效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功能和政治功能，缔造了新中国。三十多年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领导我们学习西方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有用的东西，使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大提高，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
一些研究西方的学者认为，美国当年能够超过英国，登上世界头号超级大国的宝座，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美国这个新的移民社会所特有的多种族、多种文化、多种智慧的杂交优势。美国本身是一个移民国家。在本世纪以前几个世纪里，有四千多万移民从世界五大洲涌向美利坚。其中有白种人、黄种人、黑人；有平民、奴隶、贵族、富商、罪犯、冒险家和淘金者……不管他们带着什么样企图和有什么样的遭遇，他们最终都以《独立宣言》中的民主自由为共同信念汇入了美利坚民族的大熔炉。说美利坚是个“杂交”的民族一点也不过分。即使是今天，每年也还有几十上百万人从世界各地涌入美国。“有容乃大”，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吸收如此多的移民。移民具有冒险精神、挑战精神、吃苦精神，他们最少保守思想，给移民社会源源不断地注入生机与活力。为什么世上几个移民国度——以色列、奥地利、新西兰发展得都很快？恐怕也与这种移民社会的特质有关。对美国文化，我们批评它的霸权主义、极端自由主义、种族歧视以及枪支泛滥、枪杀案件频繁和各种社会病态等等这些确实有害的东西。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使美国社会集中精力智慧发展科技、经济的务实精神，重视平等竞争和人格尊严的平等精神，具有法律意识，信用意识，重视教育科技，注重对妇女、儿童、残疾人的法律保护等等，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吗？
“五四”以来，中国就存在学习方面的“古今中西”之争，有的主张先中后西，有的主张先西后中，有的主张中西比照而行。一般说来，中国学生如果能够先具有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再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思维方式和创新精神，应该更具有综合的竞争优势。不管取哪种形式，我们必须建立这样的信念：一是中国文化有许多西方没有的宝贵的东西；二是能融东西方文化于一炉者易成大器。
可见，以开放和宽容接纳新思想新观点，才能刷新和振兴民族文化。新思想新观点的涌入，固然会造成一种不平衡，“非平衡是有序之源”，只要我们有活力，平衡与有序会迁移到更高的层次。在这一过程中，民族文化也在不断刷新自己，就不会再是保守的了。何况，中庸哲学自身有此机制。
和而不同，故“先王求后与异性”（《国语》）。中庸闪光之处还在于人本包容、多元共存的文化理想。这种文化理想和包容精神，几千年塑造了一个多元文化共存、56个民族一体的东方大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始终如一彰扬这种精神。
今天，我们开始以强国的姿态跻身世界舞台，需要一种有感召力有亲和力的社会主义中国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不论你原来是不是中国人，只要你愿意，都能以这种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共同信念融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能够有这种功能，才能称之为中国文化核心价值体系。
社会主义中国文化核心价值体系应该是融中西文化优势于一体的中国民族精神。中国中庸文化的精华，如果能与西方和美国文化中的开拓、创新、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思想以“中国化”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似乎可以形成一个更完美的综合文化体系，或者将有助于铸造社会主义中国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中国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不管内容如何，中庸文化的包容力和凝聚力肯定是其内容之一。只此，才能“于异观同”、“和而不同”，在建设和谐美好的世界中发挥优势。
民族性格形成和改造的机理隐藏在民族文化积淀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根据这个道理，社会主义中国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不是学者们的几篇文章，领导人的几篇讲话就能奏效的，需要在不断发扬优秀文化传统，不断摒弃落后的东西，不断吸收有益于中国现代化的西方先进文化，从思想文化层面上不断反思的同时，从制度建设上不断改进。这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