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作为现代经济活动的血液，随着其自由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生活的改善。与此同时，金融又作为一种典型的风险投资活动，总是机遇与风险并存。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活动和金融行为已经渗入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并日益成为各类经济主体相互联系的中介。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信息化时代，各国金融运转的相互传染、相互影响也更加凸显，金融市场已逐渐成为各国经济运行的核心，因此，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进行有效的金融风险防范和管理是各国政府与投资机构孜孜以求的目标之一。特别是随着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金融市场越来越紧密地连接在一起。金融全球化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金融市场的结构，给金融市场参与者和决策者带来了新的挑战，并且使局部金融危机在国际间迅速传染，也使得金融危机的易发性、联动性和破坏性越来越明显，各国面临的金融风险显著增加，各国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安全面临严峻的挑战。世界范围内不断爆发金融危机，一方面说明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金融所占据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对于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在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相互融合程度越来越高，金融业面临着更大的、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的今天，金融风险已直接涉及到金融安全、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
1-1-1 国际背景
1.金融全球化使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不断加深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加速发展，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许多方面跟不上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全球化的最明显特征是资本的自由流动。巨额资本的流动既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机会，也潜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国际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的无节制流动，其盲目性、投机性和破坏性十分突出。加之金融工具不断衍生和创新，使股票、债券、期货、期权、外汇等各种传统的或派生的金融资产交易额正以惊人的速度迅速膨胀，并在绝对数上成倍地超过了相应的实际社会财富。这既能给全球投资带来更多便利，又会形成大量游资。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际游资已达7.5万亿美元。如此高额的游资必然对一国金融市场形成巨大的冲击力。在还没有一个国际金融机构可以突破国家主权对其进行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国际资本无节制的流动将成为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诱因，并直接引发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危机。1994年底至1995年初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和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都是由国际资本的无节制流动引发的。连续不断的国际金融危机，一方面暴露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金融问题的严重性、金融风险的紧迫性和金融危机的破坏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西方金融强国以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为借口，不顾国际资本无节制流动给国际金融体系造成的严重冲击以及给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带来沉重灾难的事实，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多次较大影响的金融危机都说明了这一点。然而，尽管经历了多次金融危机的教训，但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在究竟如何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和消除金融危机方面仍然显得束手无策。无论是亚洲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都没有促使国际社会尤其是国际金融组织在促进国际资本合理流动方面拿出有效合理的规则来，对国际游资的监测和控制更显得软弱无力。
2.金融全球化使国际金融市场充满变数，处于动荡不安之中
2006年4月11日，IMF发布了2006年上半年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对当前全球金融总体稳定情况做出了以下基本判断：全球化和金融创新增加了资本市场为经济主体提供信贷的渠道，使银行能更加有效地管理和分散风险。另外，《报告》还对全球主要金融风险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并认为金融稳定形势不如2005年好。金融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使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加。近些年来，接二连三的国际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冲击，更使国际金融市场险象环生：投机资本非法流动、对冲基金肆意干扰、虚拟经济无限膨胀等。这些问题虽充分暴露，但一个也没有完全解决，有的可能还会更加严重。由于世界经济仍处于自然周期和结构周期交错的复杂环境中，且渗入了伊拉克战争、国际反恐等突发因素的影响，各国政府政策调控的空间不断缩小。虽然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必须加以改革已成为共识，但新的国际金融体系如何构建，国际社会却争论不休，至今仍无定论。面对频频发生的金融危机，发达国家金融市场成熟，金融体制较为健全，化解和转嫁危机的能力较强，而发展中国家金融体制严重滞后，金融体系脆弱，防范和消除金融风险的能力有限，正在步入金融危机的高发期。经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调整，国际金融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大国间货币竞争加剧，尤其是美欧之间竞争更加激烈。总之，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充满变数，处于动荡、调整、改革之中，这必然使一国的金融安全面临新的挑战。
3.金融全球化使金融监管更加复杂
蒙代尔和克鲁格曼均认为，汇率制度、资本控制和货币政策是开放型经济必须面临的三大政策，但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简单地说，一个开放型的经济体若采用了固定汇率制度，它就丧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即如果要想使本国的货币政策有效，要么实行固定汇率制度而对资本项目进行管制，要么实行浮动汇率制度而开放资本市场。比如我国，由于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出口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要求较为稳定的汇率，因此采取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5年汇率制度改革以前其实是固定汇率制），并对资本项目采取管制。但如果因为顾及出口萎缩而长期实行固定汇率，又会使价格信号失真，市场机制扭曲，造成宏观经济失衡，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存在着顾此失彼的难题。而国际投机资本对一国货币的攻击往往采取多角投机的方式，即不仅仅对一国外汇市场进行攻击，而且同时在资本借贷市场上进行攻击。这种联合攻击的方式使一国金融监管当局措手不及、难以招架。国际银行业监管也不适应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巴塞尔委员会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制定了一系列对银行监管的条例，如资本充足率等。但如何应对非金融机构及投资者的过度行为，如何对国际资本流动进行有效监管，对危害性的过度交易做出界定，制定有效游戏规则等，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国虽然把银行监管的职能从人民银行分离出来，形成了“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体制。从这几年来的运行效果看，金融监管如何适应金融混业经营、如何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如何更有效地监管外资金融机构、如何在监管实践中平衡金融创新和防范金融风险等问题都还没有很好地解决。
4.金融全球化的无序推进
金融全球化以金融自由化、国际化为基础，是指进行金融交易时，国家的概念退至次要的地位，各国互相开放金融领域，资本的国际流动也没有大的障碍。金融全球化是由西方发达国家发动和控制的，金融全球化的进程和发展方向也完全体现了发达国家的经济金融利益，本质上是便利了西方发达国家对全球经济金融利益的过度追求和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渗透，是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经济金融优势地位进行全球经济金融扩张的一种手段，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盲目加入到金融全球化的潮流中，结果先后出现了金融危机。金融全球化可以促进一国经济金融参与国际竞争，提高金融效率，拓展金融发展的国际空间。但在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中，由于没有强有力的国际准则和监督机制对其进行规范和约束，金融全球化实际上处于无序状态，国际资本的投机性和破坏性完全显现，这对处于经济转型期且金融体系脆弱的中国，在金融的对外开放中，要保持金融的稳定和安全会越来越困难。
5.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着功能的缺陷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08年全球风险》报告认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全球金融系统的种种危险。过去20多年，全球金融市场经历了一系列变革，从为刺激金融业发展而逐步放松金融监管，到金融创新的快速发展，再到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大力推进，全球金融体系在发展的同时也加速了风险的传递。过去几年，美国金融业获得了极大发展。但金融创新在推动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同时，金融机构在企业内部治理、风险管理等方面存在问题，这种局面为危机爆发埋下了伏笔，这场危机充分暴露了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和治理结构的缺陷。
由于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着功能缺陷，这就使得在现行无序国际金融体系下存在的某些国际金融惯例，并不完全是由国际经济社会成员国进行合作和协调的产物，而是国际社会对少数经济金融强国自行其是的一种国际承认，是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发达国家以它们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和模式为基础来刻意安排和形成的，许多国际金融惯例渗透和维护这些发达国家的全球经济金融意志和利益。而作用和约束的对象却往往是市场不成熟且不完全开放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体现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发展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在其施用中又存在双重或多重标准，甚至某些国际金融惯例实际上是有损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例如，在短期资本流动控制上、在国际收支调节责任上、在IMF的救助条件上、在金融开放进程上等等，少数发达国家均可以用某些所谓国际金融惯例，来遏制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利益追求和利益保护，诱迫发展中国家盲目地向某些国际金融惯例靠拢，结果是发展中国家陷入到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诸如金融自由化全球化、金融开放和资本自由流动的陷阱，20世纪90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这些金融危机实质上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借所谓的国际金融惯例向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输出其经济金融发展模式的结果。这些不透明不公正体现了西方国家经济利益的所谓的国际金融惯例，是一国金融开放进程中面临的现实的国际金融环境，这在一国还无力改变现行不公平的国际金融惯例的状况下，一国对外的经济金融交易还不得不遵循现有的损害其经济利益的某些国际金融惯例，在不公平的国际金融环境中去平衡自身的经济利益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并要求一国在不引起西方发达国家极力抗拒的状态下实现其经济金融利益的最大化，这对经济处在转型期且市场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不健全的中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这将对我国脆弱的金融体系的稳定构成了巨大的威胁，直接影响到我国金融的安全，这在宏观经济不稳定时重蹈1997年东南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金融危机覆辙的担忧也并非杞人忧天。
1-1-2 国内背景
1.经济运行中难以提供金融安全所需的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经济运行中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具体表现为资源使用的低效率和浪费、过高的财政赤字、紧缩和膨胀交替出现的经济活动、经济结构不合理、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等等。作为市场经济主体以及作为金融发展和安全所依赖的微观主体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不尽如人意，还没有建立起权、责、利相统一的现代企业制度，企业的高负债依然是银行不良资产的主要根源。特别是近几年来全国各地借国有企业改制，在国有企业的拍卖转让中利用各种不正当的手段侵吞国有资产，逃废银行的债务，而这种通过不正当手段侵吞的国有资产和逃废的银行债务形成的个人资产，在生产中极具短期行为，甚至是利用各种渠道向国外转移侵吞的资产，这既影响到我国经济的整体效率和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又会累积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这种不稳定的宏观经济难以提供金融安全所需的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波及作为市场经济核心的金融业上，其表现就是金融资源的配置不当、银行不良资产增加、金融运行的高成本低效率、资本市场不稳定因素增加、金融体系不稳定，这极易形成系统性风险，直接危及我国的金融安全。
2.现行金融体制中深层次的问题仍然存在
金融安全所需的金融基础不牢固，主要表现在：一是金融体制改革依然滞后，金融运行中不确定因素较多，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仍然存在且日益外在化。二是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经验不足、监管手段和技术落后，监管的效率低成本高，完整科学的金融监管体制的形成还需时日。三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改革进程缓慢，业务活动没有形成自我约束机制，业务风险加大。政府要通过不断注资和核销不良资产来承担国有商业银行的业务风险，这种对银行业不正当的保护实际上是对社会其他行业的一种歧视，也是通过国家的权力给予银行业利益集团的一种特殊的不当的利益倾斜，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市场原则的。这既不利于国有商业银行内生出风险抗衡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也会把国家拖入到“银行风险—银行利益”的怪圈，即银行在缺乏风险抗衡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下，银行为了自身商业利益而违背业务原则所遭遇的风险，需要国家来承担，国家为了金融的稳定不得不一次次来利用对其他行业歧视的手段维护银行的利益，而有了国家的保护，银行又成为风险偏好者，为了自身的商业利益又会去冒风险。四是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无序运行，市场监管严重滞后，资本市场累积的问题越来越多，且呈难以控制之势，严重影响到投资人对我国经济和金融的信心。五是商业银行与政府的关系、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以及企业与银行的关系扭曲，等等。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在对传统的金融体制进行改革中，不仅使传统金融体制下隐含的金融不稳定因素外在化，还会生成许多新的金融不稳定因素，在整个宏观经济环境并不宽松的条件下，新旧不稳定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实际上就形成了金融业的存量风险和增量风险，两种风险所形成的破坏力，不断积累并叠加在一起，直接威胁到我国金融安全。
3.改革后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缺乏足够的弹性
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2002年以来，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国家内部的经济问题突显以后，人民币汇率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的热点问题，似乎日益严峻的国际经济失衡问题、中国与欧美和日本等国的贸易问题，都根源于人民币的汇率制度，这又从外部给人民币升值施加了巨大的压力。面对来自人民币汇率制度内外部的压力，我国于2005年7月21日宣布对人民币汇率制度又进行重大改革，由原来的单一盯住美元改为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这一篮子货币的构成主要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和在主要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对手的货币，主要有美元、日元、欧元、韩元等货币，客观地说这是目前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一个较好的选择，有助于增加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但是，这次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首先，这次实施的与新加坡相似的外汇管理体制，与20世纪80年代初新加坡实施这种外汇管理体制时的背景状况是不同的，新加坡当初并没有来自西方国家的任何压力，而是依据自己的经济发展状况自愿实施这种外汇管理体制。而我国这次实施的盯住一篮子货币的外汇管理体制，更多的是迫于欧美和日本等国的外部压力，实际上是西方国家转嫁其国内经济矛盾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结果，这种被西方国家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做法，有了第一次可能就会有第二次，因为欧美和日本等西方国家国内的经济矛盾不可能通过这一次人民币的升值来解决（当然西方国家国内的经济矛盾如失业等问题也根本不可能通过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来解决），劝说或迫使其他国家调整汇率政策是他们一贯的做法，人民币的汇率问题可能会越来越政治化。其次，人民币升值后会损害国内某些利益集团既得的经济利益，会要求政府实行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以缓解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压力，这会增加国内宏观经济调控的难度。再其次，中国需要一个反映经济发展的真实水平和人民币汇率真实水平而又灵活有效的外汇市场，而这次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还难以形成这样的外汇市场。最后，人民币汇率管理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在宏观经济平稳下，实施更灵活的汇率制度，改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开放资本项目，实现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目前实施的盯住一篮子货币的外汇管理体现仍然是弹性不足的体制，这种外汇管理体制下人民币汇率水平的高估或低估也是容易出现的，这就会引起国际投机资本向中国的无序流动，这种无序的资本流动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破坏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危及我国的金融安全。
4.外资银行进入的替代效应日趋显现
进入2007年，银行业市场的全面开放进入关键时期。外资银行将以多元化的手段争相进入我国金融市场，参与我国的财富分配和转移，分享我国经济增长的成果。外资银行的进入将促进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有利于吸引更多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提高国内银行业效率，加快金融创新和增进社会福利等，这是不容置疑的，我国理论界已对此进行了长时间和全方位的研究。但是，面临银行业的全面开放，多年问题的积累和银行改革的举步维艰，加之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的竞争领域将进一步扩大，竞争程度必将进一步加剧，导致我国的金融安全现状不容乐观。外资银行在中资银行的传统领域向中资银行展开竞争和挑战的焦点将是人民币业务，并且“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的发展速度将超出预期”（史纪良，2006）。应该看到与国外有着上百年历史的国际性大银行相比，中国商业银行的历史仅仅十几年、二十几年，无论是在规模、质量还是人员素质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差距。外资银行进入带给中国银行业严峻的挑战和巨大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在中资银行存在大量不良资产和资本金不足的情况下，外资银行的大量涌入有可能使中资银行的经营风险加剧，甚至影响到我国银行业的稳健运行。
5.资本市场的风险将是我国目前金融安全的最大隐患
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次国际金融危机几乎都起因于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这与此前的历次国际金融危机几乎根源于银行倒闭而大有不同。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对于处于金融开放过程中的金融体系极具脆弱性且金融市场不成熟的中国，资本市场的问题很可能是我国金融稳定和安全的最大威胁。这种担忧还基于对我国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的现实考虑。我国股票市场10多年的发展，在便利企业融资的同时，累积的问题已到了不容忽视的程度。我国在股票市场上实施股权融资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在间接融资下，国有企业的资金需求均由国有银行提供，国有银行几乎全部承担了国有企业经营亏损的风险，并累积成国有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成为金融风险的重要根源。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方法就是通过股票市场上的股权融资，让市场即投资人来承担本应由国有银行来承担的国有企业经营亏损的风险。这既可以满足国有企业（改制为上市公司）的资金需求，又可降低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的风险。但这正是我国股票市场的一个先天缺陷，成为股票市场投机气氛极浓的重要根源。由于股权融资无成本且不需偿还，资金的使用没有任何压力，导致我国企业都偏好股权融资。又由于作为拥有上市公司2/3以上股份的国家是虚拟的，投资人的缺位使得国家只能委派某一并不是投资人的自然人去上市公司经营国有资产，这在目前没有有效的委托代理机制和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缺乏应有的约束和惩罚机制去约束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状况下，上市公司绩效好坏就有赖于公司高管人员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其实际的结果是上市公司高管人员随心所欲支配融入的资金，甚至是恶意经营上市公司资产的不在少数，这导致股权融资的资金使用效率是非常低的，甚至低于间接融资下的债权融资。这种理论上的分析为我国股票市场出现大量亏损企业的现实所证实，也为作为股权融资中出资人的投资人斥责上市公司为“圈钱”公司所证实。
资本市场存在的投资人缺位、法规不健全且不统一、监管与调控乏力、缺乏约束与激励机制、融资效益的低下以及大量的内幕交易人为操纵等问题，使得中国资本市场背离了资本市场的一般特征，也背离了中国的宏观经济走向，成为全球关联交易最多的地方，也是投机性并购与重组最多的地方。资本市场的市场化功能在削弱，政策市场的特征越发明显，整个资本市场处于调控不力运行无序的状态，投机的盛行使得投资人对整个股票市场失去信心，近年来的股市惨跌就是最好的说明。这不仅是资本市场单一系统蕴涵风险，还会将整个金融系统拖入更加困难的境地，最终使金融风险难以避免，直接危及我国金融安全。而更可怕的是资本市场潜伏的巨大风险，并没有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高度重视和警惕，当金融开放后一遇到国际金融动荡或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资本市场的风险就会外在化，根据国际经验，由资本市场引发的金融危机并不是一国政府所能控制的，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和经济的破坏是难以估量的。
6.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降低了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
首先，从银行业看，其较高的不良资产比例和较低的资本充足率是中国金融业最大的风险所在。如果不是我国高储蓄率的支撑，银行业的运行和平衡就难以为继。对此，我们应当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尽管近两年银行业改革力度较大，但效果尚有待时间检验。目前我国银行业存在的问题依然突出，防范新的不良贷款难度加大；部分银行损失类贷款增加、潜亏问题仍很严重；不良贷款的行业和地区集中度依然较高，风险准备金缺口虽有缩小但总额依然较大；资本充足率达标率虽有大幅度提高但整体仍然偏低；金融基础设施依然薄弱；金融领域腐败现象较为严重等。银行系统脆弱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潜在的威胁是客观的。其次，从非银行金融机构看，证券业竞争力不强及上市公司质量较差。证券业展开竞争和抗御风险要以必要的规模和实力作为保证。目前，证券业经营机构和国内其他金融机构相比，规模普遍偏小，如果与外国投资银行相比，中国证券的实力就更差了。
7.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不尽如人意减弱了预防金融风险的前瞻性
近年来，中国一直在加强金融监管工作。但是，金融业监管仍存在众多问题，从被监管主体———我国金融业的内部自律看，金融机构面临着与国有企业一样的困境，即如何真正解决内部激励与约束机制问题。国有银行（除中国农业银行外）虽已上市，但如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做到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科学有效，在追逐利润的同时把风险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达到自身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和谐统一，真正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还有待时日。如果这些问题不能最终解决，在与具有综合实力优势的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竞争中就难以获胜。从外部监管因素看，金融监管的实质是法制管理，但我国金融监管长期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法律手段仍然不尽完善，依法监管意识比较淡薄；监管体制仍未理顺，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不畅通，影响各金融监管机构职能的充分发挥。此外，对外资监管准备不足。近几年随着外资金融机构在我国数量的增多，其运营安全性已日益与我国金融安全相关联。另外，一旦资本账户开放，国际游资定会大量进入，金融监管就会变得更加复杂。而目前，我国金融的对外监管尚处于初始阶段，从监管手段到法律法规都很不完善。
在上述主要实践背景下，无论是国内经济金融的运行环境，还是整个国际金融的现实环境，都存在诸多不利于我国金融稳定的因素，特别是金融对外开放后，国际上破坏金融稳定的因素渗入到我国，与我国固有的影响金融安全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势必损害我国脆弱的金融体系，加大我国的金融风险，危及我国的金融安全，甚至引发金融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