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传统、战略文化和社会制度等不同，决定了今天的中国决不会走西方大国崛起的老路，中国的文明复兴必将走出一条全新的道路，即中国特色的和平发展之路。
一、中国和平发展必须依靠综合国力的支撑
中国要想和平发展，必须确立以实力求和平、谋发展的思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历来反对恃强凌弱，反对以力服人。然而，西方列强教给我们的道理是，力量才是强国能听懂的语言，才是民族平等的筹码。近代以来，许多中国人幻想“文明的”西方国家会平等待我。但是，这种善良的愿望一次又一次破灭。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不可能赢得真正的国际尊严。崇尚实力，仍然是国际社会的生存规则。例如，利德尔一哈特曾这样描述苏联人，“他们信奉武力，这就使他们容易慑服于对方的强大力量”。同样的道理，欧盟只有与美国实力相当并在政治上团结起来，才能建立欧美真正的平等关系，有效维护欧洲的利益。中国只有奋发图强，才能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
为了实现和平发展，中国必须增强综合国力，尤其是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等硬实力。首先，要建立强大的经济基础。恩格斯曾经指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经济的条件和资源帮助“暴力”取得胜利。中华民族要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和平发展的根本之，策。其次，要大力发展教育和科技，提高国家的整体创新能力。应当看到，没有科学技术的自主创造，就没有国家真正的独立和安全。目前，中国还不是科技强国，许多重要技术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特别是关系国家战略能力的核心技术，靠买是买不来的，只能靠我们的自主创新。第三，积极推进国防现代化。这是促进世界和平、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物质基础。增强国防实力，是我国在战略机遇期内抵御各种战略风险的有效手段，是确保周边安全环境稳定的重要保障。历史表明，没有军事保护的经济发展是脆弱的，有了强大的现代化国防，我们才有资格、才有本钱去和别人平等交往。
中国的发展与安全要靠自己的努力，而不是靠别人的恩赐。我们不能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抱有任何幻想。有些人以为，我们真的搞所谓的民主政治、完全的市场经济，西方世界就接纳我们作为民主国家了，从此中国人就可以尽享美国式的“荣华富贵”，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什么“中国威胁论”。这些想法简单、愚蠢而可笑！中国如果放弃自己用鲜血换来的政治制度选择，也就等于放弃了国家的安全战略选择。把民族前途托付于外人，实际上是“自废武功”，必然招致亡党、亡军、亡国的结果。俄罗斯曾经投抱西方，结果反遭西方打压。这个教训值得记取。
二、中国和平发展仍须遵循有所不为、有所作为的指导方针孟子日：“必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此言道出了大国崛起过程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战略指导方针。在强邻环伺的复杂战略环境中，中国应慎重确定战略目标，充分考量国情军情的实际，做出目光远大而又切实可行的国家安全战略选择。
从中国的政治制度、外交政策和军事战略等方面综合分析，我们在国家安全战略选择上，应当坚持地区守成的战略取向。为此，主要应把握以下几点：第一，力避同美国发生正面冲突。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战略围堵态势，中国在坚持自己的立场和原则的同时，应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这不是示弱的作为，而是理智的态度。对其他大国，也应同样处理。第二，不当头，不结盟，不称霸。广交朋友，远交近不攻，尽量避免介入国际纷争，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和国家利益做出独立判断。第三，埋头发展自己，集中精力搞好国内建设。修明政治，厚植国力，巩固国防，实为固国安邦之本。第四，面对西方反华势力的挑衅和遏制，既要坚决斗争，更要善于斗争。
中国要坚决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我们不想惹事，但也决不怕事。特别是在涉及我国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问题上，要保持积极进取的心态，不畏强暴，敢于亮剑。历史表明，任何大国要想在绝对和平的条件下崛起是不可能的。比如，英国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美国在独立战争中战胜英国，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战胜沙皇俄国，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德国法西斯，新中国在朝鲜战争中打败美国，美国在冷战中拖垮苏联等，都对这些国家提升国际地位有重大作用。
发挥中国传统的战略智慧，借助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国际条件，造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犬牙交错的利益格局。特别是以经济促政治，积极倡导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对强权政治形成“软制衡”。抓住战略机遇期，谋求大发展。把握住机遇，是国家崛起的关键。有人认为，美国是幸运的，它与英国同文同种，在其发展壮大过程中没有受到任何遏制，迅速成长为世界大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20世纪之前，美国与当时全球唯一大国的英国关系非常紧张。“从1812年战争结束到1895年的委内瑞拉边界危机，美国每一届政府或每十年内都曾经历过紧张动荡的关系，或者面临危机和战争恐慌。”历史上，英国没有对美国崛起实施有效的遏制，主要是因为英国忙于应对欧洲的各种战争与纷争。英国不是不想遏制美国的崛起，而是来不及遏制，美国就发展壮大起来了。事实上，是美国人抓住了崛起的历史机遇。历史证明，只有当一个霸权国忙于应付其他棘手的问题时，其他实力较强大的国家才可能崛起为新的强国。当今世界有很多危机和热点问题，其中很多都是美国的傲慢战略使然，美国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发展，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有利机遇。
更重要的是，坚持国家战略目标的有限性，这是我们必须牢记的战略原则。即使中国今后更加强大，也决不能改变。邓小平曾经说：“我们的力量有限，作用也有限……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誉也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不扛旗、不当头”，既是对传统大国兴衰历史教训的总结，也是中国政府明智的战略选择。中国领导人反复强调，中国的对外政策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永远不称霸，现在不称霸，将来强大了也不称霸。这些政策宣示反映出中国领导人对自身力量和国家战略目标有限性的清醒认识。
三、中国和平发展需要以新的国际关系理念与实践来扩大国际影响力美国在崛起过程中虽曾实行孤立主义政策，力避介入欧洲列强争斗，但并不是游离于国际社会。美国继承了英国深谋远虑的战略传统，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发挥积极作用，力主改进国际交往规则，提出新的国际关系理念，创立新的游戏规则。这些新的国际关系理念和规则，对于扩展美国影响、维持美国霸权具有重要作用。比如，威尔逊“十四点”计划、《白里安一凯洛格公约》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主导制定的《联合国宪章》等，都是美国国际战略运作的产物，对当今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仍具有深远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美国霸权主义的政治掩护。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大和对外交流程度的加深，中国提出或倡导了许多富有创见的国际关系理念，如三个世界理论、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多样性、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新安全观、“和谐世界”理论等，得到了多数国家的赞同和支持。在国际舞台上，中国身体力行，积极实践和推广这些先进理念，对于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尤其是在地区安全领域，中国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为指导，倡导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成为新型地区安全合作的典范。中国主张以协商、谈判的外交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积极促进朝核六方会谈，使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的步伐不断迈进。在经济领域，中国以“睦邻”、“安邻”、“富邻”为周边政策，积极参与东盟地区“10 1”、“10 3”对话，得到该地区各国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支持。有些国际人士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在国际上已形成所谓的“北京共识”，正在取代“华盛顿共识”，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积极效仿的发展模式。中国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积极开展与第三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举办了“中非合作论坛”、“博鳌”亚洲论坛等，受到了广大亚洲和非洲国家的热烈响应。
四、中国和平发展需要以均衡外交手段来化解西方的战略围堵中国古代就具有联盟战略的丰富实践。战国时期，七国合纵连横的战略大博弈，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总结历史经验，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的安全战略理论。特别是注重大国关系，处理好实力与均势问题，掌握当代大国强盛和治理世界经验的精髓。建立与深化复合性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网，是中国有效平衡外部国际力量的重要途径。
当今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国际力量的多元化。中国的快速发展，引起了国际反华势力的恐惧。少数西方政客抱着敌视的态度，策划对中国的战略遏制与围堵。有的人甚至要搞什么“价值观同盟”，用冷战思维主导国家关系。这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任何力量都不可能阻止的。中国将以真诚的态度，与世界各大国建立战略合作、战略伙伴关系，增强与各大力量的战略互信，开展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复杂严峻的战略环境，我们从“一边倒”、“一条线”到现在的“全方位”，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映了中国外交的成熟和自信。我们不搞结盟，就是要最广泛地团结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发展；我们不搞对抗，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减轻和平发展的成本。当然，中国能否实行和平发展，不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愿望。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领导人和决策层，应当正确解读中国的战略意图，减少战略猜忌与疑虑，加强战略沟通和协作，创作共赢的局面。各国之间的战略分歧和利益冲突，应当通过谈判和协商，反对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反对干涉他国内政的粗暴行为。中国还应高度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决不要忘掉穷朋友，对弱国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各国共同繁荣和发展。
德尔一哈特认为，“战略和道德原则是有矛盾的。至于大战略，则是具有同道德相吻合的趋势，因为它在任何的力量变化当中始终不会脱离其最终目标”。任何国家的安全战略选择，既是利害关系的权衡，更是国家道义的标志。我们选择和平发展的道路，就是对西方列强武力掠夺这种发展路径的否定。在国际交往中，中国应当理直气壮地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抢占道德制高点，掌握国际话语权，增强国家软实力，以获得战略上的主动地位。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大力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并在这一框架下与其他国家开展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维护世界持久和平，促进全球共同发展。
五、中国和平发展需要有危机意识，顶住压力、发展自己、影响世界在美国战略文化中，绝对安全观与强烈危机感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到处寻找敌人的做法，但美国人所具有的强烈的危机意识，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在中国战略文化中，也有忧患意识的传统观念。《周易》日：“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然而，在中国历史上，每逢“太平盛世”，人们贪图安逸不思进取，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弱化的情况非常普遍。当前，中国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应该时刻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唯有如此，才可能保证和平发展的顺利实现。孟子日：“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这句话应时刻警醒我们。
历史上，任何大国在崛起之初都曾面临霸权国家的强力打压。因此，中国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不要惧怕外界压力，不要对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反应过度。有时，我们随国外媒体恶意炒作起舞，反被看成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如果我们太在意外界评价和关注，就会成为别人思想的奴隶。当然，面对西方的言论攻击和歪曲，我们应当进行必要的解释和有力的回应，但并不是说，只要别人一跳出来，我们就跟着站出来。实际上，美国在崛起初期，不仅面临同文同种的英国人的巨大打压，而且还遭遇法国等欧洲列强的诋毁与侮辱。可见，历史上的美国也是在各种“威胁论”中成长起来的。美国是通过“发展了自己，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世界对美国的看法。中国应当通过“发展自己，影响世界”，影响世界对中国形成新的认识。
综上所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不仅要考虑传统的军事威胁，还要考虑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能源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等新的威胁，提高国家抵御各种危机和风险的能力。在国家军事能力的建设上，要以核心军事能力为重点，兼顾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需求。2008年，我国发生的南方大面积冰雪灾害和四川汶川大地震，检验了中国应对重大危机事件的整体能力，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运筹，必须站到更高的境界上，发挥中国传统的战略智慧，借鉴世界各国发展进步的有益经验，综合运用各种力量保障国家安全，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走出一条具有世界意义的和平发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