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我国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消费者行为理论、企业创新理论、企业理论、资本结构理论、企业改革理论、政府管制与反垄断等方面，并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居民消费行为和消费结构问题的研究
传统消费理论最大的问题在于，其前提假设的简化设定与现实世界中个体消费决策行为的不一致，这就使得应用传统消费理论分析现实消费问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同时，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成熟稳定的经济环境相比，我国体制转型期特殊的经济环境和消费者行为特征使得这种局限性表现得尤为明显，这就造成了传统消费理论无法解释我国居民消费行为。我国经济学界对中国消费者行为的研究，突破了西方消费理论的局限性。
臧旭恒等运用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假说以及动态建模方法，对转轨时期中国城乡居民的消费行为特征进行了比较研究。他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受到了明显的流动性约束和预防性储蓄倾向的影响；实际利率对于长期消费是微弱的负影响，即替代效应起着主要作用。但是具体来看，不同因素对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城镇居民所受到的流动性约束的程度比农村居民强；面对同样的不确定性，农村居民的反应比城镇居民更为敏感；从实际利率对消费的影响来看，农村居民消费对实际利率变动的敏感程度要大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长期收入弹性系数整体上要略高于城镇居民的长期收入弹性系数。为此，需要一是加快建立惠及城乡居民的全方位社会保障体系；二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壁垒，逐步取消户籍限制和其他歧视性规定，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和管制范围，为农民投资和民工进城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三是规范发展民间金融，积极稳妥地开放国内金融市场，推动整个银行业加速结构重组和产权重组进程，全面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和水平；四是多渠道支持农民增收减负。
贺京同等提出了基于心理会计的消费行为假说来解释我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消费却不足的现象。他们认为，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增长乏力的根本原因在于居民的心理会计账户结构在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改革进程中出现的一些制度结构的失衡引发福利和保障程度降低以及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增强是问题的根源。因此，当前提高居民消费支出应当从调整居民心理会计账户的结构入手。
李通屏等采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我国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对消费者需求行为的影响。他们认为，近几年我国农村居民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水平增长迅速，在消费性支出中的比重接近世界最高水平；在制度变迁和人力资本需求刚性背景下，农村居民人力资本的迅猛增长，是社会性人力资本投资主体地位严重削弱和人力资本品价格上涨而居民又无法选择的必然结果，并非是基于理性计算有充分选择的主动而积极的投资行为；人力资本投资的“高”水平是一种隐含着社会危机的虚假繁荣，“看病贵、上学贵”既是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虚假繁荣的表现形式又是造成这种局面的直接原因；基于城乡比较和国际比较，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已经过度；居民高人力资本投资和通货紧缩的重叠，不仅不利于扩大现期消费、走出通货紧缩困境，而且可能破坏人力资本持续积累的机制。由此可以推论，居民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发展、生活水平之间存在一个适度的比例关系。
郭鹏对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我国当前居民消费结构的主要特点是：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居民消费水平和家庭生活质量有了明显提高；家庭高档耐用品升级换代加快，高档耐用品拥有量不断增加；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增幅加大；住房的支出比重有较大增加，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交通、消费类电子产品的消费持续升温，增幅较大；文化教育、娱乐消费比重趋升，旅游成为新一轮消费热点。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必然随之提高。收入提高的必然结果是消费的增长，这种增长不但表现在消费量的增长，而且表现在消费结构的升级。消费结构的升级会引起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具有这样的趋势：居民消费结构进入升级换代的剧变期；居民消费结构由生存型的温饱消费向享受型、发展型的现代消费转变；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将是城镇先行，城乡互动，城市经济发展对农村消费结构升级将具有较大影响力；不同档次消费品的替代转化将加快。
申秋红采用层次分析法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进行了研究，建立了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合理化的指标体系，并对这些指标体系按照重要程度进行了排序。这主要包括三类一级指标：即生理标准、经济标准和社会标准，在一级指标体系下面，又设置了14个二级指标。作者利用层次分析法将这14个二级指标进行了重要程度的排序，最后排列出3个一级指标的顺序。根据综合评价总排序，得出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合理化的关键因素具有相对优先排序，按权重排序分别是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消费品价格体系以及调整产业结构等。
（二）企业创新理论
针对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企业规模越大越有利于创新”的假设，朱平芳等通过实证检验后认为，这种假说对我国上海大中型工业企业不完全成立。他们运用分位点回归方法估计带惩罚的非参数回归模型，寻找企业科技活动人力投入强度、R＆D活动人力投入强度与企业人员规模之间的各种关系，结果表明，两种人力投入强度与企业人员规模之间存在着倒U型、多峰型、水平直线型和非标准V型等多种关系。
岳芳敏对集群企业创新行为机制进行了研究，认为传统中小企业集群中普遍存在一定程度的模仿行为，但是这种行为并没有抑制企业的创新，反而由此增大中小企业的竞争压力，促使企业不断创新。主要原因是在中小企业集群发展过中创新是企业生存和竞争力、集群发展的动力源泉。而在集群环境下，创新机制因集群中的竞争合作关系而内生存在，合作性创新机制和竞争性创新机制在集群进入形成、发展阶段后发挥效用。其政策含义在于：一是为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府在制定政策以培育或升级本地区的产业集群时，有必要先了解产业集群企业的模仿和创新行为机制，这样可能有利于提高政策的适用性和效率。二是为企业提供教育培训等创新服务，完善公共基础设施。
张杰等通过实证研究了产业链定位、分工和集聚效应三个因素对企业创新强度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处于产业链终端环节企业并没有表现出特定的创新优势，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制造业产业链中的终端集成环节并未形成相应市场势力或集成创新能力；分工活动（以供应商数量作为度量指标）与创新强度之间呈现较为复杂的U型非线性关系；集聚效应并未对我国微观企业创新活动产生积极影响，未成为激发集群创新动力的有机载体。针对以上实证结果，提出了提升我国制造业企业、产业链乃至产业集群自主创新能力与产业竞争优势的政策建议。
张小蒂研究了在全球价值链环境下我国企业创新和市场势力良性互动的机理。他认为，当代国际新分工是以进出口诸方在产品生产的多个环节上混合使用多种要素从而组成全球价值链为特征的，由于我国企业普遍缺乏市场势力致使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通常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主导地位，而我方则面临低端锁定、利益扭曲、引进依赖等不利格局。我国企业若能构建、强化市场势力，则可提升自主创新的动力与能力，扭转不利局面。一方面，创新是获得市场势力的必备前提，由创新带来的差异化使企业获得了对产品价格的控制能力；另一方面，企业拥有较强市场势力所获得的超额利润及组织资源将促使创新能力的提升。
刘新梅等考察了经济性规制与企业创新战略选择之间的关系，通过构建经济性规制的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创新战略选择的概念模型，探讨了经济性规制这种环境的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战略选择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经济性规制的不确定性一方面会通过影响外部环境，即竞争的不确定性与消费的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创新战略选择；另一方面会通过影响内部环境，即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从而影响企业创新战略选择。
（三）企业边界问题的相关研究
在目前研究企业边界的理论中有两种理论：一是从交易成本的角度出发研究企业的边界形成与变迁，另一种是从企业的能力出发来研究企业边界。郑军则将这两种理论结合起来解释企业边界变迁的产业组织演化。他认为，企业边界扩张或者缩小，从产业层面看，意味着企业产品市场占有率改变，影响到市场结构变迁。短期内，产业中生产投入资本不会发生变化。如果企业能力存在差异，交易成本降低将导致专业化；如果企业具备价值链各环节的生产能力，为了减少交易成本，企业有动力将价值链各环节纳入企业内部。相反，如果企业拥有的知识不足以生产各环节的产品，企业将只生产其最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长期中，通过自然选择机制，企业在竞争与模仿中改变产品市场份额，减少交易成本，扩张或者缩小其边界。企业边界变迁必然引起企业拥有的知识也随之而变化，进入知识、产品与能力的循环中。从产业层面上看，能力不同的企业在竞争中优胜劣汰，能力强的企业扩展边界，能力弱的企业被市场淘汰。产业利润激励潜在进入者进入市场，企业的进入退出也不断强化产业中企业能力的异质性。
陈梅等应用期权博弈理论，考察了企业在面对市场环境和竞争者行为双重不确定条件下其价值边界的动态均衡演化过程。结果表明，企业价值边界确定在企业等待的期权价值与抢先的战略价值相均衡之处。企业抢先行动或等待都会引起不确定因素的变化，从而引起上述两类价值曲线的位移或曲率变化，并使得企业价值边界表现出动态均衡变化。而不同的不确定状况又决定了企业不同的策略行动，即是变得强硬而抢先，还是变得温和而等待，从而企业可以通过相机抉择保持可持续竞争优势，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应用期权博弈方法来确定企业价值边界，在理论上，不但对传统企业理论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视角，对企业战略与财务的结合及企业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而且可以将企业的交易成本理论与战略管理理论、企业的组织过程与生产过程、企业的融资过程与投资过程、企业的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等相统一。
陶厚永等研究了企业主体关系对企业的关系边界所产生的影响。他认为，在复杂适应系统理论视角下，企业是由投资者、经营管理者、员工以及供应商、消费者、规制者等利益相关者（主体）组成的关系网络，因此，企业的边界取决于不同利益相关者共同构成的关系网络。然而，关系网络的限度与范围又取决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模式。根据其企业的多主体模型，动态模拟了构成企业的不同主体的关系模式对企业的关系边界的影响。结果表明，主体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对企业的关系边界有着重要影响：合作依赖模式下，企业关系边界有缩小的趋势；竞争对抗模式下，企业关系边界有增长的趋势，但是增速缓慢；竞合互动模式下，企业关系边界有快速扩张的趋势。
邓龙安等研究了技术范式的演进和企业边界动态变化的联系。他们认为，技术范式的演进是在市场需求与产业技术竞争的推动下形成的，但是技术范式的演进是呈阶段性的。根据不同阶段对技术范式演进的最终影响，可将技术范式的演进分为技术范式产生、技术范式形成和技术范式转移三个阶段。从企业边界变动与企业价值活动的联系看，企业边界的变动可分为纵向边界变动和横向边界变动。通过分析，技术范式演进与企业边界变动的联系不仅是静态的，而且是动态变化的。具体表现为：在技术范式产生阶段，企业的横向边界扩展，纵向边界收缩；在技术范式形成阶段，企业的纵向边界扩展，横向边界收缩；在技术范式转移阶段，企业的横向边界扩展，纵向边界将收缩。对置身于技术范式演进中的企业来说，培养自己的核心能力、打造无边界组织和构建技术创新价值网络体系是很重要的。
（四）企业控制权与企业激励
燕志雄、费方域就企业融资中控制权的安排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当企业家受到财富约束时，由于金融合同是不完全的，一份激励合同并不可能解决企业家与投资者在企业融资中的所有潜在利益冲突。剩余控制权给予谁显得很重要。当投资者拥有现金流的优先权时，不同的控制权安排对于不同金融约束的项目都是有效率的。考虑到金融约束的不同，如果所有控制权给予企业家是最优的，那么企业家应该发行无投票权的股份（优先股）；如果所有控制权给予投资者是最优的，那么企业家应该通过发行附带投票权的股票融资，因为投资者可以获得大多数的股份且获得项目的完全控制权，将愿意融资整个项目。如果依赖于自然状态分配控制权是最有效率的，那么企业家应该采用其他的金融工具，例如普通债、可转换债、凭证或可转换优先股。
李小军在Myers-Majluf模型中引入控制权收益，为企业融资建立了一个选择模型。通过该模型预测，研究认为：第一，由于控股股东与小股东的利益冲突，在选择融资方式时，控股股东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可能接受净现值为负的投资项目，从而出现过度投资，损害小股东利益。第二，由于控制权收益的影响，控股股东选择股权融资的区域大大增加，且在选择股权融资的企业中部分企业可能接受净现值更低的投资项目，从而造成更加严重的过度投资。相反，选择负债融资的区域减少了，控股股东只有在投资项目净现金流量更大的情况下才能接受负债融资。而且，随着控制权收益的增加，理性的控股股东出于自身收益的考虑，将更多地选择股权融资，这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上市公司普遍偏好股权融资。
魏正红等就控制权收益与企业并购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由于代理成本的不同，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形成了不同的控制权收益，进而影响了并购效率。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了我国企业并购效率低下的原因：由于控制权收益较大，并购市场效率较低，而不同的股权性质导致了不同的控制权收益，进而影响了并购效率。具体表现为，目标公司管理费用增加程度较大的企业并购，国有企业的控制权收益大于民营企业，前者的并购效率更低；目标公司关联交易增加程度较大的企业并购，民营企业的控制权收益大于国有企业，前者的并购效率更低。要提高民营企业的并购效率，就要从制度上抑制民营大股东转移资产的动机。
朱心来研究了风险企业中相机控制权同信息不对称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信息不对称性是风险企业的显著特征，创业家在进行风险资本融资时，存在逆向选择问题。创业家向风险资本家转移的控制权是显示其类型的信号，这是一个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问题。向风险资本家转移控制权使企业的未来命运取决于风险资本家是否干预和重组企业。这对好创业家来说，成本是很低的；对坏创业家而言，是很大的威胁，从而使好创业家得到融资的同时，减少了坏创业家进行融资的可能性。如果风险资本家在企业运行时得到的信息质量较高（μsp（1）较大），存在着唯一的CK-分离均衡。在不存在与信号t相关的业绩指标的条件下，双方的控制权分配采取可能控制权的形式，好企业仍然面临着较高的干预可能性。如果存在与信号t相关的业绩指标，与可能控制权相比，相机控制权安排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在保持对坏创业家相同水平威胁的同时，降低了好企业被干预的可能性。
对于企业激励理论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显性激励机制的设计和研究上，而对隐性激励理论关注较少。李军林认为，企业内部与外部的隐性激励和显性激励同等重要，特别是在企业的内部，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显性激励的效率受到一定的约束，企业的效率受到一定的影响，这时，隐性激励就显得格外重要。他根据我国国有企业的特征，分析了隐性激励在国企中存在的有效性及其实施条件。结果表明，完善的市场竞争环境是各项政策措施能得以顺利实施的基础；企业内部组织制度的安排很重要；企业中年轻人的培养与任用十分重要。
徐细雄等从可转债角度出发设计国企高层管理人员的激励机制。他们认为，只要对授予管理者的可转债条款进行有针对性设计，使管理者在行使转股决策后对企业价值增长的分享强度处于一个特定的封闭区间内，就能够有效规避管理者投资决策过程中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等机会主义行为。正是由于可转债激励契约兼具的保障性收益以及企业价值增长分享激励，特别是可转债契约所包含的特定赎回和回售条款，使所有者能够将管理者对企业价值增长分享强度控制在特定的封闭区间内，实现企业价值增长分享激励与保障性收益之间的合理均衡，有效避免纯权益激励实践中频繁发生的管理者利润操纵、风险分担不合理等问题。
由于国有企业同时具有经济性和社会性的双重属性，从而决定了经营目标的多元性。在多元目标的约束下，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受到一定的制约。丁孝智等通过假定经营者多工作任务努力的激励成本相互独立，运用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研究了经营者最优激励契约安排的决定因素。他们认为，在激励相容的条件下，其契约安排与经营者绝对风险规避度、边际激励成本及可观测变量努力方差具有相关性，因此，经营者的激励契约安排应综合考虑绝对风险规避度，边际激励成本变化率以及可观测努力变量方差三项因素。这就从理论上证明了在经营者承担多项工作任务时激励契约安排的特殊性。
丁德明认为，在新型公司的治理实践中，激励机制分为正式激励机制和非正式激励机制两种形式，组织惯性就是非正式激励机制中的一种，是企业的各利益群体之间形成并维系的一组关系合约集合，反映了嵌入在组织内部的群体认知。它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关键的互补作用。组织惯性提供了正式激励机制所嵌入的组织社会情境，受正式激励机制影响的同时又对组织的正式激励机制产生影响。因此，新型企业的治理实践必须保持两者的匹配与协同演化。
（五）资本结构理论
蒋琰等借助于实证方法，通过结构化方程（SEM）构建了各种资本要素之间的影响关系以及对企业绩效的贡献路径和权重，并对我国目前企业中存在多元资本结构的可能性进行了论证。他们认为，企业的价值创造来源于智力资本与财务资本的耦合作用。而这种多元化的资本结构中所包含的各种资本要素对于企业价值创造并不是独立发挥作用，企业绩效既来自于财务资本的投入，又源于知识资本（智力资本）的价值转化，二者相互耦合，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动态系统来创造企业价值。
洪道麟等在分析我国企业资本结构决定因素的基础上对多元化与资本结构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所有权性质对我国企业多元化与资本结构的关系有着显著的影响：对于国有控股企业，多元化会造成其财务杠杆的显著提高；对于非国有控股企业，这种影响并不显著。多元化动机的差异可能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共同保险理论可以解释国有控股企业资本结构的显著改变；对于非国有控股企业，没有发现内部资本市场失效的证据。
李青原等研究了产品市场竞争、资产专用性与公司资本结构间的关系。他们认为，随着公司产品市场竞争性的增加，财务杠杆起初会增加，但在资产专用性随着产品市场竞争性增加至某一临界值后，财务杠杆会转为下降趋势。此外，资产专用性与公司资本结构负相关。这些结论对公司经营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具有重要的启示：公司资本结构的决策不仅应分别考虑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资产专用性和盈利能力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而且还应全面考虑它们间的组合与资本结构间的互动与协调。
对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和资本市场的摩擦程度之间的关系，王正位等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目标资本结构，当实际资本结构偏离目标资本结构时，会向目标资本结构调整，但调整的方向不同时，调整速度也有所不同。资本结构向下调整的速度要小于向上调整的速度。这说明我国股票市场的摩擦程度高于银行贷款市场的摩擦程度。这一结论也可以解释我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某些特征。
吕长江等认为，资本结构、管理者利益侵占与公司业绩三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关系。具体表现在：资本结构对管理者利益侵占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个结论表明，利用负债进行融资不能抑制管理者的利益侵占行为；资本结构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是非线性的，资本结构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存在“倒U型”的相关关系。同时，管理者利益侵占会对公司业绩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六）国有企业改革研究
在研究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中，竞争、产权和公司治理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原因，并提出了各自的改革方案。许荣宗等从退出成本这一视角出发，探讨了如何有效激励和约束国有企业经理的行为。他们认为，国有企业经理的行为直接决定了企业的绩效。因此，对国有企业经理进行有效的激励和约束，便成了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退出成本的存在会使经理采取积极行动以避免退出，经理的努力水平会随着退出成本的增加而提高；通过提高经理的退出成本，所有者以较少的剩余索取权激励使经理提供相同的努力水平。当前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经理退出成本过低，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在于采取多种措施提高国有企业经理的退出成本，以此配合其他的改革方案。
唐凯江认为，以产权为中心的国有企业改革仅仅是一种理想的改革模式，而管理权取向的国有企业改革则是一种比较现实的模式，这种模式有比较理想的基础：一是过去的产权取向改革，已经将众多的国有企业民营化了，保留下来的国有企业都在所处产业中居于重要位置，这使得这些国有企业面临良好的产业环境，能够集中精力提高效益。二是改革开放以来，各种类型的企业得到蓬勃发展，人力资源市场上已经积累了众多的管理专家和企业家资源，因而通过市场为国家各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配置优秀的管理专家和为国有企业配置优秀的企业家已经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三是我国国有企业的数量已经大大减少，所处的行业相对集中，这为开展各个层次的国有企业管理制度建设降低了难度，提高了管理制度的针对性。因此，在现阶段国有企业产权关系不能明晰，或者暂时不能明晰，甚至所有者“缺位”的特殊情况下，借助于某种权威（比如，国家和法律）的力量，建立合理的管理组织和管理制度，是破解国有企业改革难题的新方向。
钱津认为，现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不变，又要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因此，改革的理论创新要切实地研究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市场经济中的制度实现形式。也即国有企业进入市场后，在制度组织层次上要保持国有企业的实现形式，在企业经营层次上可以运用股份制的经营方式。虽然股份制已经在国企改革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股份制只能是国有企业在新的体制条件下进行市场化经营的可采用形式。在理论上，我们必须分清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制度实现形式与经营实现形式，不能只是笼统地讲实现形式。总之，国有企业的实现形式在制度层次上和经营层次上要明确分开。制度的研究要创造国有企业的新形式。经营的层次要利用股份制与市场经济对接，而对接的股份制企业组织不能片面地维护股东利益，必须是特别强调维护企业利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有国有企业改革理论的突破和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