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FDI的影响
张亚斌等在参考国内外关于FDI对东道国产业技术效率的影响机制的基础上，运用DEA方法测度1996～2005年我国工业统计分类中20个行业的技术进步指标，并以此为基础对FDI与我国产业关联效应进行经验性的研究，证实了外商直接投资能通过技术模仿、竞争效应、生产经验及技术在产业间传导，对本土产业的生产效率产生关联影响。他们认为：第一，外商直接投资与本土产业的关联效应中，后向关联效应明显强于前向关联，即外资企业与处于上游行业的本土企业之间的联系程度比其与处于下游行业的本土企业之间的联系程度要紧密些，表明我国本土企业仍处在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另一方面却不能形成独立的品牌价值，企业产品往往只为外资公司提供配套服务；第二，外资企业参与产生的竞争效应在激励企业加强研发的同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分析原因可能在于技术研发能力的差距造成本土企业只能一味地模仿，缺乏自主创新。他们建议，我国企业应加强与不同行业外资企业间的合作与交往，努力提高自身的技术实力，才能在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中生存。
薄文广认为，FDI的流入会对我国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产生促进作用，FDI对于我国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量的正向影响程度最大，对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影响次之，对于发明专利申请量的影响程度最小，并且要使FDI对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的增加发挥促进作用还要跨越一定的“人力资本门槛”，而我国大部分西部地区和一部分中部地区并没有达到所要求的人力资本门槛。FDI对中国技术创新的影响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在东部和中部地区，FDI的进入有助于这两个地区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并且FDI对于东部地区技术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其对中部地区技术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FDI的进入对西部地区技术创新水平的增加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2.国际贸易的影响
王平等指出，近些年来我国在扩大出口的同时，致力于提升出口产品的结构，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得以改善，出口商品技术含量得以提升，但与此同时却出现了贸易条件持续、快速恶化的趋势。他们认为，在全球竞争中，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并非总是对一国贸易条件变化和国民福利产生积极的影响。当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方向偏向于出口部门时，往往会造成本国贸易条件的恶化和福利水平的下降；而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方向偏向于进口部门时，则会对国民福利产生积极的影响。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在国际技术竞争中维持高收益，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利用各种政策有效地维持了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这种技术的垄断地位有利于获得较高的出口收益。我国出口部门的技术进步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内支持产生的，包括政府资金支持和企业研发投入；另一方面源自于跨国公司的技术转让，这两方面的技术进步都与贸易条件的恶化有关联。他们认为，贸易条件恶化的原因是：第一，我国偏向于出口部门的技术进步不能有效阻止出口商品相对价格的下降；第二，我国偏向于出口的技术进步无法形成对出口产品市场的垄断；第三，来源于引进外资的技术进步难以提高要素收益。今后若干年我国技术进步的产业政策导向应为发展进口偏向型技术进步。
3.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
黄劲松等认为，企业获取创新收益的途径并不仅限于商业化的利润，还包括技术许可的收益。他们研究了专利保护和补充性资产对创新企业技术许可行为的影响，发现有效的专利保护效应，不但能增加创新企业商业化收益，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技术许可市场的障碍，提高企业申请专利的倾向，进而影响到创新企业的技术许可行为。专利保护对知识属性不同的创新影响也不相同。专利保护效应越强，显性技术创新企业选择申请专利的可能性越大，但对隐性技术创新（隐性创新技术指的是创新技术中隐性知识程度高，不容易学习和模仿，不通过面对面的技术转让很难被竞争对手学习）企业的行为影响较小。此外，他们认为，缺乏补充性资产（补充性资产指的是创新技术商业化过程中所必需的制造能力、销售渠道、售后服务以及将创新技术与这些资产结合的能力）的创新企业更倾向于通过技术许可的方式获取创新收益，专利保护效应的增强能提高这些创新企业的讨价还价能力，进而提高技术许可收益。他们运用库诺特模型进行分析认为，对于拥有专业补充性资产的市场主导企业，当创新产品市场需求小的时候，创新企业不会进行技术许可，竞争对手也会因为模仿成本高而不进入市场，当市场需求大的时候，创新企业可以通过技术许可阻止竞争对手模仿创新。同时他们还发现单位费率许可方式的总收益高于固定费用许可方式总收益，这意味着创新企业有可能通过共谋，与竞争对手达成一致，获取比固定转让费方式更高的净收益。
文礼朋等认为，较宽的专利保护，可以使原始创新者，往往也就是那些大力进行基础研发的企业，获得更多的利益，从而鼓励基础研发投入。较宽的专利保护，也会迫使其他企业向其他更加广阔的方向进行研发创新，使得创新更加多样化。但是较宽的专利保护，也会使得跟进的改进创新活动受到阻碍，从而减缓了跟进创新的速度，减缓了技术改进的速度。相反，较窄的专利保护宽度，减少了原始创新者、往往也就是大力进行基础研发的企业的收益，从而会挫伤企业进行基础研发的积极性，相互进行模仿，导致竞争的同质化，原始重大创新技术或产品很少出现。但是，较窄的专利保护，又会使得跟进创新非常活跃，技术改进的速度很快。很多的原始重大创新，产生于那些实施较宽专利保护的国家，而那些实施较窄专利保护的国家，在引进了这些原始重大创新技术之后，却能够在引进的基础上后来者居上。他们指出，作为那些后发展国家来说，基础研发能力很弱或较弱，往往不大可能进行重大的原始技术或产品的创新，只能是在引进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创新，或者说就是模仿式创新。因此，他们认为，后发展国家的最优专利保护宽度应该是较窄、较弱形式的专利保护，这从根本上来说是技术追赶型国家的专利保护体制，是一种模仿式创新的专利保护体制。随着本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增强，尤其是基础研发能力的增强，就应当逐步地改革这种模仿式创新的专利保护体制，适当地扩大专利保护的宽度，通常也就是增强对上游创新技术的保护力度，以促进基础研发和原始重大技术创新。同时，提高专利保护的新颖性要求，对新颖性要求较低的较弱形式的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地位相应降低，以鼓励企业致力于重大技术创新的研发活动，逐步过渡到技术领先者的专利保护体制。
4.R＆D投入的影响
李平等认为，中国国内研发资本投入已成为提升国内自主创新，尤其是高技术层次的自主创新的主动力，FDI溢出的国外研发对我国自主创新的贡献度总体上是显著为正，对中低层次自主创新的促进作用尤为明显，进口溢出的国外研发则仅对高层次自主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国外专利申请溢出的国外研发却对不同层次自主创新都起到抑制作用。
杜群阳通过针对47家跨国公司在华R＆D机构实施调研及数据分析处理，部分证实了“跨国公司R＆D机构职能定位因R＆D投资动机不同而存在差异”、“跨国公司R＆D技术外溢渠道因R＆D机构职能定位不同而存在差异”等两项研究假设。他指出，持有市场拓展动机的跨国公司，设立“全球技术型”研发机构的概率较小，从而对本土机构产生知识溢出的可能性较弱；同时，“市场导向型”研发机构对研发成本并不敏感；“全球技术型”职能定位的跨国公司R＆D机构，较多进行与本地研发机构或企业的技术合作，而“技术转移型”R＆D机构开展技术交流的意愿较低，缺乏与本土单位的人员交流。
冯德连认为，跨国公司的研发国际化对东道国技术创新是一把“双刃剑”，跨国公司研发国际化对东道国技术创新产生了技术示范效应、市场竞争效应、前后向关联效应、人力资本流动效应等积极影响的同时，也产生了加大东道国对跨国公司技术的依赖性、挤占东道国创新资源、工资溢出效应等消极的影响。在对我国国情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建立以自主创新为主、以模仿创新与合作创新为辅的技术创新的目标模式。他建议，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大力发展中介服务机构，诸如各类信息服务机构、企业孵化器、知识产权机构、资产评估机构、投融资机构、共性技术服务机构等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将企业和大学、研发机构联系起来的桥梁和纽带；加大政府科技投入；制定和落实鼓励外商R＆D投资的政策；高度重视创新人才的培养。
杜群阳等以高技术产业中海外R＆D投资作为主要自变量，内资企业的创新产出作为因变量，研究跨国公司R＆D投资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的影响。他们认为，高技术产业中外资R＆D投资对内资企业的创新能力起到了显著推动作用，同时外资对内资企业形成的竞争压力抑制了内资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内资企业赢利能力以及内资企业科研人员投入会更大程度地促进内资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他们建议，对外商直接投资采取变“优惠”为“激励”的政策，引导海外机构加大研发投入；应规范外资企业竞争行为，防范“挤出效应”；改善本土R＆D人力资本，提高本土企业吸收能力。
5.人力资本的影响
杨俊等认为，我国人力资本存量已越过对技术有效吸收的人力资本门槛，即已能有效吸收、模仿国外先进技术，提高我国技术水平，推动经济的增长。技术模仿对我国经济的贡献已凸显出来，但同时也存在区域差异。但是，我国现有人力资本尚未满足全面自主创新的要求，进一步加大人力资本积累是我国实施全面自主创新战略的重要支撑。
庄子银集成并扩展了熊彼特关于企业家精神的思想，把企业家活动的配置作为一个内生变量引入内生技术创新模式，强调企业家不仅从事生产性的创新活动（企业家精神），而且从事非生产性的寻租、逃税、腐败，甚至犯罪活动。他指出，一国经济中企业家活动的配置（或者说是生产性与非生产性企业家的比例）决定了一个经济的R＆D投入水平，也解释了R＆D投入水平、技术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的跨国差距。他扩展了罗默等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推导出：企业家活动配置、相对报酬结构与技术创新水平之间的动态关系导致了多种均衡的可能性，即无寻租均衡（高R＆D投入、高创新水平社会）、低寻租较发达均衡（中等R＆D投入、中等创新水平社会）、低水平寻租社会均衡（低R＆D投入、低创新水平社会）。他构造的模型中放弃了报酬结构的外生假设，认为：一国经济要摆脱低水平的寻租社会均衡陷阱，就必须对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进行持续的创新，产生一个大推进，持续降低非生产性寻租活动的报酬，不断提高生产性创新活动的报酬，减少寻租的数量，诱导企业家活动不断配置到创新活动中，经济才能打破低水平寻租社会均衡陷阱，趋向较发达的均衡。他认为，我国要实现自主创新的国家战略，就必须通过制度调整和制度创新，创造合理的报酬结构，激励中国企业家更多地从事创新活动。因而，他建议：第一，要建立完善的自由市场和产权制度，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扩大市场活动的盈利机会，提高创新活动收益；第二，切断权力与金钱之间的联系桥梁，建立民主廉洁的政治制度，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减少寻租机会；第三，建立健全法制，强化行政监督和社会监督；第四，提高公众道德，建立更有道德的公共管理，改变社会的非货币报酬结构。
6.社会资本的影响
韦影从企业社会资本的特征维度出发，引入吸收能力，提出了基于吸收能力的企业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绩效的概念。研究结果表明，在不考虑吸收能力作用的情况下，企业社会资本的结构、关系和认知等三个维度的水平对于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提升均具有积极显著的作用；企业社会资本三个特征维度的水平通过提高吸收能力进而正向影响技术创新绩效；其中，认知维度在结构维度和关系维度发挥效应中承担中介变量的作用。因此，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就要以知识的获取和利用为导向，注重企业社会资本三个维度水平的均衡提高。
7.市场结构的影响
王飞构建了空间双寡头竞争模型，单纯考察空间竞争对于创新采纳的影响。结果表明，即使同质的厂商同时获得创新的信息，在竞争的作用下，创新的采纳也很少会同时进行，除非该创新采纳成本较低使得厂商会立即予以采纳。如果采纳成本较高，则从利润最大化出发，两个厂商会在不同的时刻分别采纳创新，但先采纳者具备一定的先发优势。而且先采纳者的先发优势会得到强化，后采纳者处于愈发不利的地位。
陈羽等认为，市场竞争与创新投入呈倒U型关系。在只有国有比重项而没有外资比重项的模型中，行业创新投入差异主要归于个体效应，因此尽管方向一致，外资比重比国有比重更能反映创新投入的差异。就增加企业创新动力来说，我国存在过于集中以及过度竞争两个极端，而且问题在于这种市场结构的形成机制并非来自市场层面，而是具有特殊的制度背景。对于长尾行业，应该避免国有企业退出后的过度进入，改变过多过小的企业诉诸恶性价格竞争的局面，着眼于培育企业的创新能力、技术水平等非价格竞争优势；对于垄断性行业，一则可以降低壁垒、引入竞争，从而削弱垄断，再则需要引导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着眼于国际市场做大、做强，而不是坐吃政策和老本带来的“福利”。
张小蒂等认为，企业持续创新需要“市场势力”（Market Power）提供内生的动力机制、盈利机制和再投入保障机制，企业创新与市场势力两者具有耦合互动的共生关系。市场势力即企业通过对产品价格的影响与控制所体现出的某种市场支配力量，包括企业的经营控制、市场渠道控制、产业的组织化程度及企业联盟等。他们在“环”、“链”、“群”三个层次上就如何构建“良性互动”提出了思路与对策。在“环”层次以强化企业家对“一揽子要素”经营控制从而矫正利益分配的扭曲现状，在“链”层次通过渠道控制促进研发（包括设计）从而获得“微笑曲线”的“两翼齐飞”，在“群”层次以提升组织化程度促进企业集群创新动力与能力提升，这三个层次的综合对我国企业以创新参与全球化竞争做出的解释更符合实际。在“环”方面，他们认为企业家要素尚未得到充分“显化”是我国许多企业目前在“环”层次上没有真正掌握实际有效的“经营控制权”的原因。改变这种状况的关键是通过市场化取向的制度改革，“显化”企业家要素。在“链”层次，应着重通过市场创新、组织创新、经营模式创新，增强我国企业对国际市场渠道的控制力（包括品牌战略的实施），以缩短与终端市场的距离，消除国际市场的“隔层”效应，从而获取国际市场势力。因此，建立国际战略联盟，借用海外销售网络；有海外经营能力的企业可自建海外营销渠道，向价值链下游拓展；通过并购海外品牌或贸易商，快速拓展海外渠道等是可行的选择。在“群”层次，他们认为市场势力与创新互动可采用以下具体途径：一是鼓励“群”内企业互相参股持股形成共同的利益纽带；二是在相关企业之间建立战略联盟；三是构建有内生凝聚力的企业“协会”、“商会”，形成能保障企业间通过“重复”博弈实现合作博弈的组织制度框架，从而摆脱“囚徒困境”；四是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有偿转让；五是政府扶持构建企业集群共享的共性技术平台等。
8.产业发展的影响
张杰等以342家江苏省制造业企业问卷调查所提供的样本，实证考察了产业链定位、分工和集聚效应三个因素对企业创新强度的影响效应，得出结论：处于产业链终端环节的企业并没有表现出特定的创新优势，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制造业产业链中的终端环节并未形成相应的市场势力或集成创新能力；分工活动（以供应商数量作为度量指标）与创新强度之间呈现较为复杂的U型非线性关系。在高创新、高研发行业，多数企业采用外部分工程度较少的一体化战略；在低创新、劳动密集型的传统行业，多数企业采用外购、外包等分工程度较大的非一体化战略；在一些技术成熟型、规模投资较大、存在主导企业的行业，多数企业采用更多分工外包的非一体化战略。他们认为，集聚效应未对我国现阶段微观企业的创新活动产生积极影响，产业集群或开发区并未成为激发企业创新活动的有机载体。我国多数产业集群或开发区处于一种“扎堆式”的低层次集聚状态，集群内普遍盛行的模仿与跟随行为与低成本竞争策略，造成了我国部分产业集群或开发区内“集体创新动力缺失”的困境。他们提出，我国多数开发区招商方式是一种典型的政策行为，即通过税收优惠、水电低价格优惠、劳动力价格低廉等各类优惠政策来不加区分地吸引投资，这种政府行为方式对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存在的负面影响已不容忽视，向以产业链的配套效应、协作效应、创新网络效应为目的的开发区招商引资策略的转变，是今后的改革方向。
9.技术标准的影响
毕克新等认为，技术标准对我国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技术标准的制定、审核、认证等过程是由公共机构组织开展的，具有公开性和透明性，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构思能够比较便利地获取相关的有用信息；高科技时代的标准化是“前导型”的标准化，技术标准的制定和技术发展的速度是一致的，甚至有时超越了技术创新本身的发展水平，中小企业可以在较高的平台上进行创新构思；技术标准还是一种市场信号信息，表达出市场中消费者对产品的要求。他们指出，技术标准具有的公开性、统一性、科学性，它所提供的关于产品和工艺的编码化信息，有助于降低厂商之间、厂商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成本，在中小企业与进口贸易国政府和消费者交换技术信息时，能够解决创新产品市场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问题，使创新产品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同。因此，我国应进一步加大采用国际标准的力度，逐步消除技术标准上的差异，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提供方向和目标；行业协会作为中小企业利益的代言人，应积极充当中小企业对外交流与沟通的联络者和组织者，加强其与政府即国内外本行业或跨行业的沟通和交流。
10.不同行业的影响
肖虹通过对37个产业1999～2004年技术创新统计数据实证研究得出结论：从总体上看，目前中国整体产业技术转化能力不强，产业创新资金投入的专利产出量比较低，政府投入资金相对不足。竞争越激烈，产业进入门槛越低，其创新的动机也越低。从企业分类看，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人力投入规模报酬递增效应比三资企业更大；三资企业在科技创新的固定资产购建投入规模报酬递增效应方面更具效率。高新技术产业与非高科技行业虽然在创新资金和人力的投入、产业创新倾向以及新产品市场份额、专利申请数量等创新产出上具有显著性差异，但在引进技术的转化能力上仍然具有同质性。以新产品市场份额衡量，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资金投入的创新产出效率最大，政府资金次之，金融机构贷款最小，以专利申请量衡量，企业资金与金融机构贷款均具有显著性，而政府资金则不具有显著性，其投入产出效率值得关注。因此，应当在落实和实施产业技术创新战略目标过程中，寻求更为有效的政府创新资金投入方式，在攻关重点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的同时，改变中国当前科学研究应用水平低的状况，加大高科技产业在引进国外技术基础上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