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稳定统治的措施
玄武门政变成功后，秦王府诸将要求乘势将建成、元吉部下百余人全部处死并抄没家产。尉迟敬德不同意，争论说罪在建成、元吉二人，元凶既除，滥杀支党会使人心不安、社会不稳。李世民认为有理，于是以高祖的名义颁诏，大赦天下，除建成、元吉等元凶之外，其余同党一概不问。这一政策的推出对于很快地稳定局势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建成部下将领冯立、薛万彻等都是在得知大赦令后自动投案，皆释而不问，并授予军职。李建成的谋士魏徵、王珪、韦挺等都得到了妥善的安排。李世民深知自己杀兄夺位有亏于道德伦理，为了消除这方面不良的影响，早在武德九年（626）十月就下令追封建成为息王，又追封元吉为海陵王，并下令以王礼改葬。埋葬之日，他亲送至宜秋门，哭之甚哀。魏徵、王珪请求陪送到墓地，太宗遂命原东宫、齐王府僚属全都前去送葬。贞观十六年（642）六月，太宗又下诏恢复李建成的太子地位与名分，李元吉改封为巢王。
在中外历史上，许多政变成功者上台后对原来的政敌采取了高压政策，致使人心浮动，社会久久不能稳定，其统治地位也往往难以迅速巩固。唐太宗以其杰出的政治家风度与气魄妥善地处理了政变遗留问题，使大批原东宫、齐王府旧部“心术豁然，不有疑阻”（《贞观政要》卷1），缓和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巩固了太宗的统治地位，使他可以很快地把精力转移到整顿内政、发展生产、抵御外侮上去。
唐太宗像河北地区曾是李建成的势力范围，一些东宫、齐王府的党羽在玄武门之变后逃到了这一带，如果处理不当，使这些人利用建成的影响举事，将会形成极为严重的危害。太宗采取了魏徵的建议，派他亲到河北一带进行安抚，释放了一些原东宫集团的人物，争取当地豪杰支持，减免当地赋税，使得这一地区人心平稳、社会安宁。
李唐皇室出自关陇政治集团，武德时期统治阶层中大都为关陇地区人。太宗即位之初囿于地域之见，也未能公平地对待山东（指太行山、崤山以东）人士。贞观元年（627），“太宗尝言及山东、关中人，意有同异”，遭到了殿中侍御史张行成的批评，他指出：“臣闻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若如是，则示人以隘狭。”（《旧唐书·张行成传》）这番话对太宗触动很大，以后逐渐改变了原来的用人政策，擢用了一大批山东人士。
在改组政府方面，太宗首先从调整宰相班子入手，将高祖宠信的
魏徵像裴寂清除出宰相行列，后流放致死。贵族出身的陈叔达、萧瑀、宇文士及等人，由于进取精神不强，比较保守，从宰相职位上被换了下来，又由于他们都是武德时李世民的支持者，所以另行予以妥善安置。这样就为他安置原秦王府旧僚创造了条件，如高士廉、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李靖、魏徵等都先后进入宰相班子，从而完成了中枢决策机构的改组工作。
精简官员，裁减州县。在隋朝统治时期，中央机构官员共2581员，人数较多，效率不高。太宗即位之初就一再表示要量才授职，务省官员。他令房玄龄根据这个原则确定中央各部门的官员定额。经过房玄龄等人的认真核查论证后，确定中央各机构的官员定编数为640员。太宗对此非常满意。对于地方官员的选任，太宗也非常重视，决定刺史由自己亲自选定，县令则由中央五品以上官员各荐举贤才一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刺史、县令选非其才的状况，使吏治情况有所改变。隋文帝统治时期，曾针对南北朝以来的“十羊九牧”的状况把地方行政区划由州、郡、县三级改为州、县二级制，裁减了不少州县。隋末以来，天下大乱，豪杰并起，“拥众据地”，加之武德初期对归附的各地豪杰多割地设置州县以安置，“由是州县之数，倍于开皇、大业之间”（《资治通鉴》卷192）。太宗针对这种情况采取坚决措施，省并州县。经过努力，至贞观十三年（639），全国共有州府358个，县1551个，大大少于武德时期，从而减轻了百姓的负担，提高了行政效率，有利于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轻徭薄赋，勤俭节用。经过隋末大****，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唐初社会萧条，一片残破景象。高祖在位九年，由于战争并未完全停息，社会没有得到很好的恢复。为了尽快恢复经济，太宗推行了轻徭薄赋的政策，以减轻百姓负担，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要想真正做到轻徭薄赋，就必须节约政府的财政开支，所以省费惜用、力戒奢侈便成为太宗在贞观前期一直坚持的一个重要方针。
推行均田，劝课农桑。“均田令”颁布于武德时期，但是比较彻底地贯彻与推行却是在贞观时期。为了解决好授田不足的问题，太宗支持把官僚贵族多占的土地分给农民的举措，甚至把本应分给官员的职田拿来分给农民，由政府另行从官仓中拨粮给收回职田的官吏，以缓解这个矛盾。他所采取的另一个措施便是减少皇家园囿，分配给农民，以增加耕地面积。在大力推行均田制的同时，太宗还派遣使者到各地巡视，督促农民努力生产，检查地方官劝课农桑的政绩。为了不耽误农时，他还运用法律手段惩治那些影响农业生产的行为，不许在农忙时兴建工程和征发徭役。
兴修水利，增殖人口。太宗十分重视水利建设，多次亲自视察水灾灾情和黄河治理情况。在太宗的督促与倡导下，各地官员大都重视兴修水利，先后修复前代和新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要想发展农业生产，就必须有充足的劳动力。经过隋末****，人口锐减，高祖统治的武德年间全国仅有二百余万户，不到隋朝最多时户数的四分之一。所以太宗采取许多措施以增加人口，如奖励婚嫁、鼓励生育、赎回外流人口、释放宫女令其婚配等。经过努力，至贞观二十三年（649），全国人口达到了380万户，比武德时期增加了180万户。
设置义仓，储粮备荒。隋文帝时曾设置社仓，储粮以备荒。隋炀帝大肆挥霍，国用不足，取社仓之粮以充费用，致使储粮耗尽，无法发挥储粮赈灾的作用。高祖时尚未恢复这一制度，太宗即位后，于贞观二年（628）设置义仓，规定每亩田征收粮二升，下下户及少数民族不交，商人无田者按照其资产的多少分别交纳数量不等的粮食。每遇灾年用来赈济灾民，或者贷给农民作为种子，秋季收获后归还。太宗还下令设置常平监官，专掌平抑物价，物价上涨时则减价抛售物品，物价下降时则大力收购，使物价不致浮动过大，其中最主要是平抑粮价，防止谷贱伤农、谷贵伤民。
经过太宗的治理，贞观时期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很快，出现了“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的景象（《资治通鉴》卷193），与隋末唐初的残破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二、从被尊为“天可汗”说起
******是唐朝最大的威胁。唐太宗在未即位时挟突厥以自重，即位以后，突厥并没有放弃对唐朝的侵扰，为了获得更多的金帛子女仍然连年入寇，如何解除边患便成了摆在太宗面前的一个突出问题。为了一举解决******问题，太宗除了训练军队、养精蓄锐外，还采取了分化突厥的政策，结好于西突厥，不使其支援******颉利可汗，又拉拢薛延陀，形成对******的南北夹攻的态势。在条件完全成熟后，于贞观四年（630）一举击败******，活捉了颉利可汗，严重威胁唐朝北方的边患基本解除。
此战的胜利使唐朝声威远播，各国各族纷纷遣使到长安朝贡。他们服饰不同，面貌各异，汇集于长安，太宗命著名画家阎立德绘《职贡图》，“异方人物诡怪之质，自梁魏以来名手，不可过也”（朱景
庭州南城墙遗址玄《唐朝名画录·神品下》），生动地反映了各国各族使者云集长安的热闹隆重场面。贞观四年（630）三月，四夷君长请求尊唐太宗为“天可汗”，太宗说：“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各族酋长皆呼万岁。从此以后以玺书赐西北诸国诸族君长时，“皆称天可汗”（《资治通鉴》卷193）。
接着唐朝又陆续灭亡吐谷浑、薛延陀、高昌，平定焉耆、龟兹，在西域设立安西四镇，有效地控制了天山以南广大地区，保护了商路，有利于中西交通孔道“丝绸之路”的畅通，为以后唐朝在西域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后来在唐高宗时期打败了西突厥，在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设立了北庭都护府，管理天山以北广大地区，从而最终完成了统一西域的事业。
贞观二十一年（647），太宗在回纥、仆骨、拔野古、阿跌、契苾以及同罗、多滥葛、浑部、思奚结、斛薛等部居住地分别设立了羁縻府州，以诸部酋长为都督、刺史，各赐金银缯帛及锦袍，酋长们大喜，捧戴欢呼拜舞。太宗还在长安天成殿设宴，款待各族酋长，并演奏了《十部乐》。于是诸族共同请求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辟一条道路，称之为参天可汗道，沿途设置了六十八处驿馆，备有马匹及酒肉以供给过往的使者。每年以貂皮充作租赋，并请求派给各族能文之士，掌管表疏书启。太宗一一答应。次年，唐朝击败了西突厥，在西域获得空前的胜利，各国纷纷朝贡。面对一片大好形势，太宗十分兴奋，他对群臣说：“人生有几种不同的乐趣：修土城骑竹马，儿童之乐；饰金翠穿罗纨，妇女之乐；兴贩易聚钱财，商贾之乐；百姓安居，四海一统，帝王之乐。朕今日可谓大乐矣！”这是太宗对自己一生成就的总结，真可谓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客观地看，太宗在处理各国各族关系方面的确成就突出，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形成的过程中，这位杰出的皇帝所成就的事业可以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唐太宗制定的民族政策促使唐朝与吐蕃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文成公主的入藏加强了内地与吐蕃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吐蕃社会的发展。与此同时，也有大批少数民族内迁，在这一时期的长安城中就有许多诸族之人居住，在朝中任官者也不在少数。其中以突厥、铁勒、粟特、契苾、吐谷浑、契丹、鲜卑、奚、浑、吐蕃、于阗、龟兹等族人为多。在今甘肃、宁夏、陕北、山西、河北一带都安置了大批入迁的诸族人口，甚至在南方地区也或多或少地安置了一些内附的诸族人口。这些民族大量的内迁促进了各族之间的民族融合，改变了其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这些民族固有的文化也对内地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更加丰富多彩的崭新的大唐文化。
三、太宗与子女
（一）严于教子
唐太宗共有十四个儿子，即太子李承乾、楚王李宽、吴王李恪、魏王李泰、齐王李祐、蜀王李愔、蒋王李恽、越王李贞、晋王李治、纪王李慎、江王李嚣、代王李简、赵王李福、曹王李明。其中太子李承乾、魏王李泰、晋王李治三人为长孙皇后所生。
太宗共有二十一女，即襄城公主、汝南公主、南平公主、遂安公主、长乐公主、豫章公主、巴陵公主、普安公主、东阳公主、临川公主、清河公主、兰陵公主、晋安公主、安康公主、新兴公主、城阳公主、高阳公主、金山公主、晋阳公主、常山公主、新城公主。现能考知为长孙皇后所生的为长乐公主、晋阳公主、新城公主三人。
太宗对子女要求颇严，他曾对魏徵说：“自古侯王能自保全者甚少，皆由生长富贵，好尚骄逸，多不解亲君子远小人故尔。”（《贞观政要》卷4）为了使自己的儿子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他命魏徵等人将自古以来帝王子弟成败之事迹编成一书，称《自古诸侯王善恶录》，分赐诸子。魏徵还为这部书撰写了序言，太宗阅后大加赞扬，要求诸子将此作为座右铭，看成立身之本。
太宗不仅要求诸子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还注重让自己的儿子了解社会，了解民间疾苦。他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认识到帝王子弟只有接触社会才能真正体验到世事的艰难，在磨炼中才能增长才干。太宗曾对于志宁等人说过自己的这种体会，他说：“卿等辅导太子，常须为说百姓间利害事。朕年十八，犹在人间，百姓艰难，无不谙练。及居帝位，每商量处置，或时有乖疏，得人谏诤，方始觉悟……况太子生长深宫，百姓艰难，都不闻见乎？”（《贞观政要》卷4）这时的太子是李承乾。出于这种认识，太宗一面要求东宫官员见到太子的不足之处随时进谏；另一方面也让太子参与一些政事的处理，在实践中增长才干。贞观四年（630），下诏规定：自今以后有诉讼者，如经尚书省判而不服，可到东宫上诉，由太子裁决，倘若还不服，才可奏闻皇帝。太宗外出巡幸，常令太子留守监国，据说他处理政事“颇识大体”（《旧唐书·恒山王承乾传》）。
太宗虽然贵为皇帝，但作为父亲，宠爱自己的子女也是人之常情，因此每年都要给诸子赏赐大量的财物。贞观六年（632），将女儿长乐公主下嫁给长孙冲。太宗特别宠爱这个女儿，加之又是长孙皇后亲生，因此嫁妆比较丰厚，相当于自己的妹妹永嘉长公主嫁妆的一倍。魏徵认为此事不妥，上书劝谏。太宗觉得魏徵的话很对，但又怕长孙皇后不高兴，遂把魏徵的进谏告诉了长孙皇后。长孙皇后听后感叹地说：“我平时常听说陛下很器重魏徵，却不知是什么原因，今日看到此事才知道他真是一位社稷重臣！我与陛下为结发夫妇，也得到陛下的尊重与爱抚，即使这样，每次说话都要观察陛下情绪的好坏，不敢轻易触犯威严，何况君臣之间呢？魏徵能做到这一点的确难能可贵，陛下不可不从。”太宗夫妇不仅很快纠正了此事，为了感谢和鼓励魏徵，还赐给他钱四百贯、绢四百匹。
礼部尚书王珪的儿子王敬直娶了太宗的女儿南平公主为妻。由于是公主下嫁大臣之家，自然无人再敢按照《礼》规定的媳妇见公婆之仪行事，这种状况由来已久，并非唐初如此。王珪认为太宗动辄以礼法行事，自己带头恢复这种礼仪当不会受到责怪，还能收到示范与宣传的效果。于是他与其妻在正堂而坐，令南平公主亲执笲巾行盥馈之礼，礼成而退。太宗得知此事后大加赞赏。从此以后，凡公主下嫁，只要有公婆在世的都要行此礼仪。这件事不能简单地看成是维护旧礼节的问题，实际是媳妇能否尊重公婆的社会问题，对出身高门或优裕家庭的女子尤为重要。太宗能支持此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子女的严格要求和对家庭教育的重视。
太宗为了巩固李唐的统治，大封诸皇子为王，并赐予封户，建立王府，设置王府辅导之官。他对诸王政治上要求很严，培养他们的各种才干，但在生活上却给予种种优待，赏赐大量物品。马周对太宗的这种做法颇不以为然，上书指出：“汉晋以来，在诸侯王的问题上有许多教训，历代君主对这些教训都是熟知的，但是溺于私爱，故有前车之鉴而后车不改辙。今日诸王宠遇之恩有的过厚，很容易导致恃恩骄纵的事发生。往昔魏武帝曹操宠爱陈思王曹植，等到魏文帝即位，对曹植防范甚严，如同狱囚，就是先帝施恩太多而引起的。何况皇帝的儿子不愁不富贵，有封地食邑、锦衣美食，何必每年再厚加赏赐。俗语说：‘贫不学俭，富不学奢。’陛下创建大业，难道只是为了安置好自己的儿子？应该从长远考虑，制定一个办法，使万代遵行。”太宗非常赞赏马周的这种看法。
马周的上述言论实际上有所专指。吴王李恪，他的母亲杨妃是隋炀帝的女儿，门第很高，加之李恪有文武之才，太宗常说这个儿子很像自己，甚至一度有立为太子的打算。魏王李泰是长孙皇后亲生，有文学之才，太宗非常宠爱，专门为他设置了文学馆，允许其自选学士。由于李泰身体胖大，特许他乘小舆入宫上殿。马周的上书中所说的恩宠太厚就是指这两个人。太宗虽然有所偏爱，但他能听从臣下的意见，有意识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以免对儿子造成不利影响，或者助长他们的骄纵奢侈习气。贞观十年（636），太宗把李恪、李泰和自己的几位兄弟召来，以历史上帝王子弟骄逸不法导致败亡的事例教训他们注重德行修养，不要与人争富贵，并告诫说：“勿纵欲肆情，自陷刑戮。”（《贞观政要》卷4）这一年，太宗命吴王李恪为安州都督，晋王李治为并州（今山西太原西南）都督，纪王李慎为秦州（今甘肃秦安西北）都督。在他们即将赴任时，每人赐书信一封，以相告诫，并说：我本来想给你们赏赐珍玩等物，恐这样将会使你们骄奢不法，还不如赠以此言（指书信）更好些。
吴王李恪在安州都督任上多次外出田猎，损害了百姓的庄稼，侍御史柳范提出弹劾，太宗毫不留情地罢去了他的官职，并削减封户三百户，以为惩罚。太宗认为吴王犯法，辅佐之官不能及时匡正，也有责任，欲将安州长史权万纪治罪，经人劝谏而释放。太宗这样做，目的是督促辅导诸王之臣尽职尽责，使皇子们少犯或不犯错误。吴王李恪被罢官后，太宗召他回京师，教育他说：“父亲爱儿子，这是人之常情。儿子能尽忠孝则很好，若不遵教诲，触犯礼法，必然招致刑戮，父亲虽然爱子心切，也不能枉法徇私，那时就不好办了。作为大臣和皇子都要谨慎行事，约束自己的行为。”后来李恪吸取了这次教训，再也没有犯过类似错误。纪王李慎在地方任职期间多行善政，得到人们的赞扬，后来又调任襄州（今湖北襄樊），由于政绩突出，当地“百姓为之立碑”（《旧唐书·纪王慎传》）。太宗得知后非常高兴，特意下诏进行勉励褒奖。
（二）善于择师
太宗为了使自己的儿子更顺利地成长，得到更好的教育，非常重
孔颖达像视给皇子选择辅导之官。太宗曾经明确地谈论过为皇子们选择师傅的意义，他说：“有智慧之人，自然不会轻易受到外界不良风气的影响；但是一般的人就不是这样，环境与教育对他们的成长影响很大。周成王由于有周公、召公为太傅，日闻礼法仁德，所以就成为圣君；秦二世胡亥以赵高为师傅，教以刑罚，后来即位就诛功臣、杀亲族，残暴不仁，很快覆亡。可见人的善恶都是由于教育的不同而形成的。所以朕要为太子、诸王选择贤人为师傅，使他们懂得仁德礼法，以利于他们顺利成长。”太宗还命近臣都要多多留意，访察正直忠信之臣，各举荐二三人以供自己选择。先后为太子、诸王充任过师傅的有：李纲、王珪、马周、岑文本、于志宁、杜正伦、李百药、张玄素、孔颖达、权万纪等人，都是正直忠信之人，尽职尽责，受到太宗的器重。如太子少师李纲，“每吐论发言，皆辞色慷慨，有不可夺之志，太子未尝不耸然礼敬”（《贞观政要》卷4）。李百药曾撰《赞道赋》，于志宁撰《谏苑》二十卷，孔颖达撰《孝经义疏》，用于教导太子、诸王。
太宗为使诸子知书达理，还效法古人，提倡尊师重道。他命礼部尚书王珪兼任魏王李泰之师，又令宰相房玄龄向魏王转达他的旨意，说：“卿宜语泰，每对王珪，如见我面，宜加尊敬，不得懈怠。”（《贞观政要》卷4）太宗还改定礼仪，以保证师、傅的尊崇地位。他对长孙无忌、房玄龄说：“三师（指太师、太傅、太保）以德导人者也，若师体卑，太子无所取则。”于是下令撰太子接三师仪注，规定：三师到东宫，太子要出殿门迎接，并先拜三师，然后三师答拜，进门要让三师先入。三师坐，太子才能落座。太子给三师写书信，前头一定要有“惶恐”二字，最后要有“惶恐再拜”字样。
贞观四年（630），太子少师李纲患脚疾，步行不便。太宗赐以步舆，命三卫士轮番抬舆入东宫。又下诏令太子引上殿，“亲拜之”，以显示尊重师道。李纲为太子讲授君臣父子之道，“问寝视膳之方”（《贞观政要》卷4）。所谓“问寝视膳”，是《礼记》记载的一个故事，说周文王为世子时，每天要三次向父亲王季问安；鸡鸣时就穿好衣服到寝室外问睡眠如何，中午、晚上都要问安，吃饭时要亲视食物的冷热，饭后还要了解吃了多少，胃口如何。通过这类教育使得太子与诸王懂得封建伦理纲常，以达到统治阶级内部协调与和睦的目的。
（三）齐王李祐之死
齐王李祐为太宗第五子，阴妃所生。武德八年（625），唐高祖封为宜阳王，不久又改封楚王、燕王。贞观十年（636）改封齐王，任齐州（今山东济南）都督。李祐的舅父阴弘智对他说：“你们兄弟很多，陛下千秋（亡故）以后，你的安全可能会受到威胁，应当早做准备，多募壮士以自卫。”李祐年轻无知，性格急躁，轻信了阴弘智的话。阴弘智遂将妻兄燕弘信推荐给李祐，李祐对燕弘信非常器重，给他大批金帛，让他招募武士。
太宗对任职于外地的儿子要求颇严，怕他们年轻骄纵，遂选择了一些刚正之士为长史、司马，辅佐诸王管理地方事务，诸王如有过失，随时匡正并上奏皇帝。李祐喜欢田猎，又昵近小人，长史薛大鼎屡次劝谏不听，太宗认为薛大鼎辅导无方，遂把他罢官。权万纪以前曾做过吴王李恪的长史，正直忠信，太宗遂调权万纪为齐州长史，辅佐齐王。权万纪见齐王所作所为多不法，常犯颜直谏，李祐不听。权万纪遂把李祐身边最为亲近的壮士昝君謩、梁猛彪等驱逐出齐州，以免他们诱惑齐王胡作非为。李祐又暗中将他们召回，更加宠信。太宗得知这些事后，几次写信严厉谴责李祐。权万纪害怕自己也像薛大鼎一样受到李祐牵连而获罪，便对李祐说：“王乃陛下爱子，陛下希望王能改过自新，故严加教训，倘若王能悔过，我愿入朝见陛下，奏说王的改过决心。”李祐遂上表谢罪，权万纪入京后也对太宗言齐王必能改过，太宗甚喜，勉励权万纪，又颁敕书再次警告齐王，切勿再犯前过。李祐听说权万纪受到皇帝慰勉而自己又一次被责，以为权万纪出卖了自己，心中愤愤不平。权万纪回到齐州后对李祐要求更严，不许他走出城门，把所有鹰犬全都释放，又不许昝君謩、梁猛彪与李祐相见，致使李祐对权万纪更加痛恨，与昝、梁等人商议，打算诛杀权万纪。贞观十七年（643），齐王李祐预谋杀害权万纪的事泄露，权万纪遂把齐王亲党逮捕入狱，并将此事上奏太宗。太宗一面命刑部尚书刘德威前往审讯此案，一面命李祐与权万纪入京。权万纪奉诏先行，李祐派二十余骑追赶，在途中把权万纪射死。
权万纪死后，李祐在其党羽的劝说下索性起兵反叛。李祐下令城中十五岁以上男子都要参加军队，又把城外百姓驱赶入城，打开府库，赏赐士卒。李祐还设立官署，大封众人为官，每夜与亲党数人饮酒作乐，自以为得志。太宗得知齐王反叛的消息后大为震惊，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亲生儿子竟敢反叛，痛心之余下令兵部尚书李率九州军队讨伐，并下手敕切责李祐。
李祐下令召所属州县军队集中于齐州，竟无一地响应。齐州城中官吏、百姓见李祐如此荒唐，知道他即将败亡，纷纷缒城而逃。李大军尚未进入齐州境内，青（今山东青州）、淄（今山东淄博西南）等数州兵已齐集齐州境内，并向齐州推进。齐王府兵曹参军杜行敏等不愿跟随李祐反叛，商议举兵铲除李祐，齐王府中的很多人以及官吏、百姓无不响应。杜行敏乘夜深李祐防备不严之机率众四面围攻王府，并斩杀了居住在王府之外的李祐同党。战斗一直进行到次日中午，由于李祐余党拼死力战竟攻不破王府。杜行敏遂命四周堆积柴草，扬言如不投降便把他们烧为灰烬。李祐见大势已去，只好开门投降，杜行敏斩杀其余党，把李祐押送长安。太宗下诏将李祐废为庶人，然后赐死于内侍省。
李祐骄奢荒淫，不听劝谏，在贞观中期生产恢复、社会稳定的情况下竟敢举兵谋反，无疑是逆社会潮流而动的，必然得不到人们的支持和拥护，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唐太宗一向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想不到在他生前竟然出现了这样一个逆子，对他打击之沉重是不言而喻的。不过，齐王李祐反叛事件的出现并不能说明太宗对子女的教育是完全失败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搞分封制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这个事件对太宗来说实际是一个警钟，证明分封制不仅不能起到拱卫皇室的作用，反而会破坏中央集权。
四、太宗与亲属
唐太宗对待亲属像对待子女一样要求颇严，有功必赏，有过必罚，从不轻授官爵。他刚即位不久，就把宗室中封为郡王而无功者全部降为郡公。江夏王李道宗十七岁时就追随太宗南征北战，为统一全国立下了许多战功，后又与李靖等人率军平定吐谷浑，就是这样的功臣，一旦犯罪，太宗也绝不宽容。贞观十二年（638），李道宗因接受贿赂被捕下狱。太宗惋惜地说：“道宗俸禄甚多，又得到很多赏赐，家有余财，却如此贪婪，使人嗟惋，又使人鄙视。”遂下诏免去他的官爵，削去封邑。李道宗知错必改，在征伐高丽的战争中屡立功勋，晚年自请授以闲职，好学不倦，敬贤礼士，不以权势凌人，受到舆论的好评。
太宗虽然诛杀了建成、元吉二人，那是由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所决定的，对于政治家来说也是司空见惯之事，不足为奇。但他对于兄弟之间的感情还是非常珍惜的，建成死后，太宗在兄弟中年最长，又是
长孙无忌像皇帝，所以自觉地担负起教育诸弟的责任。他为诸弟选择正直之臣为师，与自己的儿子一样严格要求，又时时将诸弟召来，为他们讲授骄奢必亡的道理，告诫他们勤奋学习，亲君子，远小人。
太宗第十一弟韩王李元嘉，为宇文昭仪所生。贞观六年（632），昭仪死，元嘉当时年仅十五岁，涕泣不食，太宗怜惜其弟年幼，多次劝解安慰。元嘉好学，收藏书籍达万卷，生活俭朴，如同普通士大夫家，与兄弟友爱，相见如布衣之交，这一切都深受太宗的赞扬，对他优礼有加。太宗十四弟霍王李元轨，少年多才，深受太宗器重，魏徵也对他大加称赞，太宗遂为他娶魏徵之女为妻。元轨不仅文才出众，武艺也不平凡，有一次他随太宗打猎，箭不虚发，太宗高兴得抚着他的背说：“汝武艺过人，恨今无所施耳。当天下未定，我得汝岂不美乎！”（《旧唐书·霍王元轨传》）元轨前后数次出任刺史，每到一州，政事委于长史、司马，自己谨慎自守，闭门读书，从不扰民，与贤人往来，如布衣之交，不仗势凌人。有人曾问与元轨交往颇深的徐州（今江苏徐州）布衣刘玄平：“霍王有何长处？”回答说：“无长。”问者感到很奇怪。刘玄平解释说：“人有所短，才能见其长，至于霍王，无所不备，你让我怎么回答呢？”可见元轨的口碑之好。正因为如此，太宗对元轨宠遇弥厚。
太宗的七弟汉王李元昌任州刺史时多次违反法度，太宗曾经下诏严加谴责，元昌不但不思改过，反而更加怨恨。贞观十七年（643），太子李承乾谋反事发，经查证，元昌也曾参与密谋。太宗不忍诛杀，打算****免死，李、高士廉等人认为天子应以四海为家，万姓为子，用法公平，不能徇私，力主诛杀元昌。太宗不得已，只好将元昌赐死于家中。
高士廉为太宗之妻长孙皇后之舅，参与过玄武门之变，为太宗的心腹大臣。太宗即位后任他为侍中，在贞观初年的拨乱反正中出力甚多，威望很高。就是这样一位重要大臣，一旦有失误，太宗也不轻易放过，必加惩处。有一次，黄门侍郎王珪有密表需要上奏太宗，交给高士廉代为转达，高士廉扣留密表不奏，事发后被太宗从宰相降为安州都督，又转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高士廉在蜀中移风易俗，发展水利，兴办教育，政绩突出。太宗见他能改过且政绩不凡，遂又把他调入朝中任吏部尚书。
长孙无忌是太宗的妻兄，少年时就与太宗相友善，太宗从河东进军关中时他来相投，此后跟随太宗长年征伐，立有功劳。玄武门之变时，他力主先发制人，并参与了玄武门的战斗，故深受太宗器重。贞观元年（627），太宗因念他是外戚，又有功勋，早就想用他为宰相，只因时机不到只好暂时忍耐。这年六月，尚书右仆射封德彝死，七月，太宗遂任长孙无忌为右仆射（宰相）。长孙皇后认为自己贵为皇后，家族地位已经非常尊贵了，兄长再执国政似乎不当，希望太宗取消成命，太宗不听。不久，有人密表反映长孙无忌权势过盛，太宗表示不疑。长孙无忌本人恳请辞去相位，皇后又再次陈请，太宗不得已只好解除了他的宰相之职。贞观七年（633）封长孙无忌为司空，坚辞不就，并上表表示自己身为外戚，如再加显官，恐怕会使别人议论陛下徇私情照顾亲属。太宗说：“朕择才授官，若无才干道德，纵然是至亲也不轻易授以要职，比如对襄邑王李神符就是如此；如果才干与德行突出，虽是仇怨之人也不放弃，比如魏徵就是一例。倘若朕因你是皇后之兄，多赐金帛子女就可以了，何必授予重要官职？可见朕授官完全是依据德才而定。”此后，长孙无忌始终受到太宗的信任和器重，成为贞观时期政治舞台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河间王李孝恭，是唐高祖堂兄的儿子。巴蜀三十余州由他招抚而下，归属了唐朝。平定萧铣，他是唐军主帅，功劳最大。辅公祏反叛，李孝恭再次率军征伐，迅速扫平了叛乱，稳定了江淮广大地区。旧史说：“自大业末，群雄竞起，皆为太宗所平，谋臣猛将并在麾下，罕有别立勋庸者，唯孝恭著方面之功，声名甚盛。”（《旧唐书·河间王孝恭传》）对于这样的宗室功臣，太宗非常尊重。贞观初，任他为礼部尚书，封河间王，赐封户一千二百户。李孝恭性格宽恕，不以功骄矜。“太宗甚加亲待，诸宗室中莫与之为比。”（《旧唐书·河间王孝恭传》）李孝恭曾对亲近的人说过这样的话：“我所居住的府第宏伟壮丽，这不是我所希望的，应当卖掉，另外再建一所规模较小的住宅，能够容纳得下现有人口就行。我死之后，诸子有才，能守住这份家业就足够了；如果他们不才，也免使他人获得好处。”李孝恭作为一个古人，能具有这样的想法的确难能可贵。
唐太宗对待亲属能做到敬贤才，远小人，赏罚分明，不因亲属滥赏官爵，表现出一个雄才大略帝王所应有的广阔胸怀与风范。贞观时期政治清明，社会安宁，统治阶层内部人心稳定，社会矛盾趋于缓和，与太宗的这一系列措施与做法不无关系。
五、废立太子的风波
（一）失宠的太子李承乾
李承乾为长孙皇后所生，是太宗的嫡长子，武德二年（619）生于长安承乾殿，因而命名。他一岁时就被唐高祖封为恒山王，武德七年（624）又改封为中山王。太宗即位后，因是嫡长子，遂立为太子。幼年的李承乾聪明活泼，太宗十分喜爱。高祖逝世，太宗居丧期间，命李承乾监国裁决政事，这时他年仅十七岁，但是处理政事“颇识大体”。太宗对此十分满意，以后每次外出巡幸都留他在长安居守监国。
为了把太子培养成合格的皇位继承人，太宗非常注意对李承乾的教育，选择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大臣为太子的师傅。贞观四年（630），太宗任命李纲为太子少师，以儒家君臣父子之道教育太子。李纲正色立言，对太子要求颇严。李承乾这时年仅十二岁，还是个小孩子，对这样的严师当然畏惧恭敬，不敢放松学业。次年，太宗又命李百药为太子右庶子，加强对太子的教育和匡扶。李百药针对太子留心典籍但嬉戏过度的特点专门作了一篇《赞道赋》，列举古今帝王成败的教训，劝谏太子近君子，远小人，尚节俭，戒奢侈。太宗得知此事，大加赞扬，要李百药善始善终辅弼太子，并赐良马一匹、彩绢三百段。这一时期担任过太子辅导之官的还有杜正伦、于志宁、房玄龄、孔颖达、张玄素等人。他们都能尽心竭力匡正太子过失，如于志宁曾作《谏苑》二十卷，对太子进行讽谏。孔颖达每次进谏，不留情面，太子的乳母遂安夫人认为太子已经不小了，“何宜屡得面折？”孔颖达说：“蒙国厚恩，死无所恨。”（《贞观政要》卷4）谏诤更加频繁，更加严厉。孔颖达撰《孝经义疏》，把讽谏之意贯穿于注疏之中。太宗知道后，赏赐于志宁、孔颖达帛各五百匹、黄金各一斤。
太宗为了培养太子的政治才干，让他参与诉讼之事，并处理一些政事。他还让一些富有政治经验的重臣辅佐太子处理政事，“太子每亲政事，太宗必令（李）纲及左仆射房玄龄、侍中王珪侍坐”（《旧唐书·李纲传》）。这样做也是为了随时匡正太子之失。杜正伦为太子右庶子时，太宗对他说：“我儿有疾病，这不要紧，还可以医治；如不敬贤好善，私下接近的全是小人，问题就严重了。希望你认真观察，若劝谏不听，可来告诉我。”太宗把太子的政治缺陷看得比生理缺陷更为严重，无疑是正确的。他始终认为只要是中等之才就可以
褚遂良像通过教育使其变为有用的人才，所以他不放弃对太子的教育，并要求臣下多多举荐贤良以辅佐训导太子。直到贞观十六年（642），即废去太子的前一年，太宗还为如何教育好太子而殚精竭虑。他问群臣说：“当今国家什么事最急迫？请你们每个人都谈一下各自的意见。”众人纷纷发表各自的见解，都不能得到太宗的赞同，唯有谏议大夫褚遂良的话得到太宗的首肯。褚遂良说：“目前天下太平，四方归心，只是太子、诸王应有定分，使他们各安其位，这是当今最急之务，需要尽快处理。”褚遂良正是看到太子地位动摇，怕诸王争位引起政治危机，所以才委婉地提醒太宗重视这个问题。太宗是何等样人，自然明白褚遂良的言下之意，他说：“此言很对，我既以长子位居东宫，诸弟与诸子之数将近四十人，心中常为此事而忧虑。但是自古以来嫡子也好，庶子也好，如无贤良辅佐，何尝不倾败家国。你们应该为我访求贤德之才以辅弼太子及诸王。诸王府的官员不应该让他们任职太久，时间长了不免和诸王情义深厚，非分的企图多是由于这个原因而诱发的。”从这些话看，太宗到这时仍没有放弃对李承乾的教育，作为父亲，太宗对儿子可谓尽心竭力了。
李承乾长大以后，由于生长于深宫之中，缺乏艰难的生活磨炼，全无社会阅历，加之身居太子的尊贵地位，生活舒适而散漫，使他染上了喜好声色、漫游无度的纨绔子弟习气。他知道父亲要求很严，所以总是把自己伪装起来，背着太宗去干一些荒唐的事。每临朝处理政务和接待大臣必言忠孝之道，退朝后便与群小亵狎。东宫中辅佐之臣进谏之时，他事先就已猜到他们要说什么，便正襟危坐，主动引咎自责，口齿伶俐，态度诚恳，搞得谏臣答拜不暇，“故在位者初皆以为明而莫之察也”（《旧唐书·恒山王承乾传》）。
但是假象只能瞒哄人一时，时间久了总要露出马脚来。当李承乾的所作所为败露后，太宗派去的辅佐之臣因为责任所在，不能不有所劝谏，李承乾不但不听，反而恶语相加。如贞观十三年（639），李承乾因游猎而废学，右庶子张玄素上书劝谏，李承乾不听，张玄素再次上书力谏，李承乾大怒，斥责说：“庶子患了疯狂症吗？”不久，李承乾又在宫中击鼓玩乐，声音传到宫外。张玄素听到后遂去见太子，极言切谏，李承乾当着张玄素的面将鼓毁掉，暗中却派人谋害张玄素，乘张玄素早朝之时在途中伏击，用马猛击张玄素，差一点使他丧命。
贞观十四年（640），太子詹事于志宁因太子广造宫室，奢侈过度，又沉溺于声色之中，上书劝谏，承乾不听。次年，正在农忙之时，太子广召民夫充役，又不许分番，直接影响了生产，人怀怨苦。他还私引突厥人入宫，于志宁又一次上书进谏，李承乾大怒，密遣刺客张师政、纥干承基前往于志宁家中刺杀他。当时于志宁正在为母服丧，被太宗起复为太子詹事。于志宁恪守礼法，二人潜入其宅，看到于志宁睡在芦草之上，知道他是大孝之人，不忍伤害而返。
太子还命人造了一口大鼎，召逃亡奴隶偷盗民间马牛，亲自宰杀烹煮，与左右亲近之人共食。他还喜好突厥语、突厥服饰，选左右面貌像突厥人者，每五人为一部落，穿羊裘梳发辫，让他们放牧牛羊。又制作了突厥的五狼头纛及旗幡，设置帐庐，李承乾自居帐中，宰羊烹煮，仿照突厥人的方式，抽佩刀割肉而食。他曾对左右说：“我学作可汗死，你们可仿效突厥丧仪，哭祭于我。”于是僵卧在地，左右皆剺面号哭，跨马绕“尸”而走。他还说：“有朝一日我当了皇帝，当率数万骑田猎于金城之西，然后散发为突厥人，投身于阿史那思摩部下，当一位领兵将领。”
有一位太常寺的乐人，年纪十几岁，长得十分美貌，善歌舞，太子对他非常宠幸，取名叫称心，与他同食同睡。道士秦英、韦灵符也因左道而得宠于李承乾。太宗得知此事，大怒，把称心等人全部处死，连坐诛死者数人。太宗还把太子召去严加谴责。李承乾不思悔改，心中思念称心不已，在东宫中修建一室，供上他的图像，并在禁苑为他修筑坟墓，朝夕祭奠，痛哭徘徊，私赠官爵。他越想越愤恨，竟然称病，数月不朝见太宗。
太宗的异母弟汉王李元昌行为不法，多次受到太宗的谴责，因此对太宗非常不满。李承乾却与他臭味相投，关系十分亲密，两人朝夕相处，游乐玩耍。他们有一次把左右分为二队，太子与李元昌各领一队，披毡甲，擅竹捎，布阵大呼交战，击刺流血，以为娱乐。有人“作战”不力，被捆上手足用树枝抽打，甚至有被活活打死的。太子还说：“假使我今日做天子，明日就在禁苑设置万人营，与汉王分别统率，观他们互相战斗，岂不乐哉！”他还公然叫嚷：“我做了天子，当纵情欢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敢于进谏的就杀掉，不过杀五百人，就无人再敢阻挡我了。”
李承乾生理上还有缺陷，即病足，也就是说他可能是个跛子。虽然如此，太宗也没有因此而废去他的太子之位，但是李承乾的这些行径确实使太宗非常痛心，尽管太宗想尽一切办法来教育他、挽救他，无奈李承乾不知悔改，遂使太宗渐渐疏远了他，并有了改立太子的想法。
（二）急于夺嫡的李泰
太子李承乾的失宠使他的兄弟们滋生了夺取东宫之位的欲望，其中最迫切也最有希望的便是魏王李泰。
李泰是太宗的第四子，也为长孙皇后所生。武德三年（620）封宜都王，次年改封卫王。太宗即位后封越王，贞观十年（636）改封魏王。李泰从小勤奋学习，文章写得很好，又喜好招贤纳士，和李承乾形成鲜明对照，因而很得太宗的宠爱。贞观十年，太宗大封诸王为都督、刺史，并于当年三月命他们各自离京赴任，李泰被任命为相州（今河南安阳）都督，却不赴任所，继续留在京师。“太宗以泰好士爱文学，特令就府别置文学馆，任自引召学士。”（《旧唐书·濮王泰传》）这种做法和太宗当年在秦王府置文学馆如出一辙，所以元代史学家胡三省在注释《资治通鉴》时特地在这一条下注明：“为泰图东宫张本。”
贞观十一年（637），太宗又以礼部尚书王珪为魏王师，这是一种辅佐教导亲王的官职。太宗还对李泰说：“汝事珪当如事我。”（《资治通鉴》卷194）李泰知道父亲把这样的朝廷重臣派来辅佐自己意味着什么，所以每次见到王珪总要先拜，王珪也以老师而自居。太宗因李泰身胖腰大，行走不便，特允许他乘小舆入宫朝见，“其宠异如此”（《旧唐书·濮王泰传》）。
贞观十二年（638），魏王府司马苏勖以自古贤王皆招士著书劝李泰奏请修撰《括地志》。“于是大开馆舍，广延时俊，人物辐辏，门庭如市。”（《资治通鉴》卷196）经李泰奏请，太宗批准，当时朝臣中参与该书编撰的有：著作郎萧德言、秘书郎顾胤、记室参军蒋亚卿、功曹参军谢偃等。李泰奏请修撰《括地志》的目的有二：其一，可以借修撰书籍为自己捞取好声誉，为夺取太子之位创造条件；其二，可以借机扩充势力，招纳一批人到魏王府集团中。太宗对此事大力支持，下诏命卫尉寺供帐，光禄寺供食。《括地志》共计五百五十卷，历时四年编成，于贞观十六年（642）奏上，太宗命藏于秘阁，赐李泰绢帛万段，赐给参与编修者萧德言等人各大批彩帛。《括地志》是一部大型地理类典籍，它是以贞观十三年（639）的簿书，全国三百五十八州为准绳，叙述了这些州郡的建置沿革、山河形势、风俗物产、人口古迹等。该书大约在两宋之际亡佚，今仅有辑本八卷传世，这是非常可惜的。《括地志》的修成确实为李泰带来许多好的声誉，赞誉之声不绝，对李承乾形成了很大威胁，也引起了李承乾的忌恨。
李泰以驸马都尉柴令武、房遗爱等二十余人为腹心，又以韦挺、杜楚客总摄魏王府事，让这两人暗中交结朝中大臣，“津通赂遗”，“文武群官，各有附托，自为朋党”（《旧唐书·濮王泰传》）。李承乾恐被废去太子之位，对其弟李泰恨之入骨。太常乐人称心被太宗处死，李承乾怀疑是李泰告的密，心中更加痛恨。他命太子左卫副率封师进与刺客张师政、纥干承基等人设法刺杀魏王，由于李泰防范甚严，无法得手。李承乾见一计不成，遂命人冒充魏王府典签官到玄武门上封事，告发李泰的种种“罪行”。太宗知道这是有人故意诬告，下诏搜捕上书人，结果没有捕获。太子李承乾的这些做法是黔驴技穷的表现，非但于事无补，反而引起李泰的警惕和太宗对他的反感。
在太子李承乾的过失日渐暴露的情况下，让他继续充当太子，将来继承大统显然是不合适的。但是自古以来嫡长子承继皇位的观念根深蒂固，轻易改换太子为历代之大忌，尽管李承乾不成器，但要把他断然废去也是一件大事，太宗也轻易不敢做出这样的决定。于是就采取了扶持魏王李泰的办法，逐步地创造条件，以便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使李泰登上太子之位。太宗扶持宠异魏王的具体做法是：增加魏王的月料，使其超过了太子的月料标准。又令李泰迁居于宫中武德殿，以便父子随时见面。有一次，太宗亲临魏王府，赏赐给魏王府官员大批财物，赦免长安死罪以下犯人，并免除魏王府所在的延康坊民户一年的租赋。长安城以南北走向的朱雀大街为界，东为万年县，西为长安县，延康坊的位置在长安县管辖区域内。太宗赦免长安死刑以下罪犯和免除延康坊的租赋，用意是非常明显的，实际上是替魏王收买人心。
太宗为了抬高李泰地位，曾借题发挥压制那些不支持李泰的大臣，有人反映说三品以上的大臣皆轻蔑李泰，“意在谮侍中魏徵等，以激上怒”。太宗于是御齐政殿，召三品以上大臣入见，大发雷霆地说：“我有一言，向公等道。往前天子即是天子，今时天子非天子耶？往年天子儿是天子儿，今日天子儿非天子儿耶？我见隋家诸王，达官已下，皆不免被其踬顿。我之儿子，自不许其纵横，公等所容易过，得相共轻蔑。我若纵之，岂不能踬顿公等！”（《贞观政要》卷2）房玄龄等人见太宗如此震怒，吓得战栗不已，连连拜谢，却不料遭到魏徵的反击。魏徵很严肃地反驳了太宗，认为当今群臣并无人轻蔑李泰。今三品以上大臣都是朝廷公卿，连陛下您都非常尊重，就是小有不是，亲王如何可以随便折辱？如果国家纲纪混乱，当然就谈不上这些了，而今正是圣明之时，魏王岂能如此放肆！隋文帝不知礼义，放任诸王，使其无礼于臣下，不足以效仿。这些话义正词严，使太宗无法反驳，何况太宗是圣明之君，岂能不知魏徵的话是有道理的？于是他转怒为喜，赏赐了魏徵一千匹绢，才算结束了这个尴尬局面。
魏徵还反对魏王居于武德殿，认为太宗爱自己的儿子可以理解，但应防止其骄奢，也不应违背礼法。太宗只好让李泰搬回魏王府。除了魏徵之外，褚遂良也反对太宗对待魏王的一些做法。太宗给魏王的月料超过太子，褚遂良就看不惯，上书坚决反对，认为“庶子虽爱，不得逾嫡”（《资治通鉴》卷196），这是自古以来的礼法，否则将会导致祸乱的发生。太宗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表示接受意见。到贞观十六年（642）时，关于太宗废立太子的传闻越来越多，据载：“时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宠，群臣日有疑议。”（《资治通鉴》卷196）从“群臣日有疑议”一句看，当时对废去李承乾太子之位持不同观点的大臣人数还不少。在这种压力下，太宗不得不明确表态自己并不打算废去太子。他对群臣说：“方今群臣，忠直无逾魏徵，我遣傅太子，用绝天下之疑。”（《资治通鉴》卷196）于是太宗在这年九月正式任命魏徵为太子太师。魏徵因为有病，上表推辞。太宗下手诏说：“周幽王、晋献公都是因为废嫡立庶而导致亡国危家，汉高祖几乎废去太子，赖有四皓辅佐太子而平安。我今日的举动，目的也在于此。”一直到贞观十七年（643）正月，太宗还对群臣一再表白说：“外间有些人看到太子脚有毛病，魏王聪颖，又时常跟随我游幸，遂产生废立太子的议论，一些侥幸投机之徒已经投靠于魏王。太子虽然病足，还可以行走。《礼》曰：‘嫡子死，立嫡孙。’太子的儿子已经五岁，我绝不以庶子代替嫡长子，以免开启窥窬之源！”同月，魏徵病危，太宗还和李承乾一同到其府上看望。太宗这一举动也是为了向外界表明自己并无废去太子之意。
太宗既然已经在扶持魏王李泰，并有废立太子之意，为什么却又有以上这些举动呢？主要原因是由于群臣反对废太子的人不少，其中还有一些像魏徵这样的重臣，这就使太宗不能不慎重对待这个问题。其次是李承乾虽然失德，但并无反逆行为，充其量不过行为荒唐，还没发展到非废不可的地步。李泰夺嗣的行动过分暴露，加之恃宠骄傲，引起了一些大臣的不满，何况他本人也没建立什么功业，难使众人敬服。在这种情况下，废长立幼显然时机不成熟，太宗从封建礼法出发只能作以上的表示，以平息舆论的压力。
但是太宗这样的姿态并不表示他已彻底放弃废立太子的打算，这一点与他的经历和思想有关。太宗本人就不是以嫡长子的身份登上帝位的，因而他并不一定要坚持嫡长子制。从思想上看，他曾经说过：“国家立太子者，拟以为君。人之修短，不在老幼。”（《贞观政要》卷7）可见太宗的思想深处还坚持立贤而不一定立长。这种思想平心而论是比较明智的，这样做对政权的长治久安是有益处的。然而这种想法与古代礼法却极不吻合，对于一个口口声声要大兴礼法的皇帝来说是不便说出口的，当反对废立太子的大臣们用礼法作武器进行反击时，太宗只能妥协退让了。贞观十七年（643）三月，齐王李祐发动叛乱被镇压，李祐本人被赐死。同月，投靠李承乾的将军李安俨上书说：“皇太子及诸王，陛下处置，未为得所。太子，国之本也，伏愿深思远虑，以安天下之情。”（《唐会要》卷4《储君》）太宗只好再次表示绝不废长立幼。太宗此前已经多次公开表过态了，为什么还有人要继续提这个问题？可见太宗虽然口头上表态了，但实际行动上并没有改变亲近魏王、疏远太子的立场。否则就不会有人再提这个问题，李承乾也不会愚蠢到阴谋发动政变。
（三）一场流产的政变
李承乾集团中人数虽然不少，但大都地位不高，没有多大的影响力。朝臣中反对废立太子者并不一定是投靠了他，他们只不过是出于古代礼法认为不应轻易废长立幼而已，没有讨好或投靠李承乾的意思。太子集团中的主要人物有如下数人：汉王李元昌、吏部尚书侯君集、洋州刺史赵节、驸马都尉杜荷、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等。连东宫系统中的主要官员都没投入这个集团中，如左庶子张玄素（张玄素初为右庶子，后为左庶子）、右庶子赵弘智以及令狐德棻、于志宁等，可见李承乾集团是多么的孤立。
汉王李元昌是唐高祖的第七子，太宗的异母弟。此人勤于学习，善绘画，隶书写得很好，行书也不错。《书断》说他的字“洒落可观”，然“过于奔放”（《法书要录》卷9引《书断》）。他的画“颇得风韵，自然超举”（《图绘宝鉴》卷2），尤善画马羊、禽鹰。但其政治才干不行，在华州（今陕西华县）刺史、梁州（今陕西汉中）都督任上干过不少不法之事，太宗曾下手诏谴责。他非但不自责，反而心怀怨愤。贞观十六年（642），他回到京师，便投入李承乾集团中参与密谋。李元昌曾对李承乾说：“我希望殿下早当天子。近日入宫看到陛下身边有一美人善弹琵琶，事成之后希望能赏赐给我。”李承乾表示不成问题。
洋州（今陕西西乡）刺史、开化公赵节是赵慈景的儿子，他的母亲是高祖之女长广公主，也算是皇亲国戚。赵慈景早年受高祖之命率军进攻河东，被尧君素所杀。赵节自以为他家功劳甚大，不满意现有地位，投入李承乾集团中想在政治上捞取更大的好处。
李安俨曾是李建成的部下，玄武门之变时他率军与秦王府军队拼死力战。事后太宗认为他能忠于故主，也算是忠义之士，故没有治其罪，反而让他掌典宿卫之任。李安俨不但不感恩戴德，反而投入李承乾麾下，欲对太宗行不轨之事。究其原因，与他不满自己的官职低下有关，到贞观十七年（643）时，他仅是一个正四品下的中郎将，而
高昌故城遗址与他同时的薛万彻等人的地位却远在他之上。
驸马都尉杜荷是宰相杜如晦的次子。杜如晦早死，太宗念其功大，把女儿城阳公主嫁给了杜荷，任命他为尚乘奉御，封襄阳郡公。但杜荷生性暴虐，不遵法度，不知感恩，却与李承乾气味相投、往来密切，并且利令智昏地为他出谋划策。
在李承乾集团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侯君集。他本是太宗手下的得力大将，早年投入秦王府跟随太宗南征北战屡立战功。玄武门之变时，侯君集积极出谋划策，并参与了诛杀李建成、李元吉的行动，所以太宗即位不久就升任他为右卫大将军。贞观四年（630），升任兵部尚书，参与朝政。后作为李靖的助手征服了吐谷浑。贞观十二年（638），升任吏部尚书。作为统帅他又率军平定了高昌。侯君集后来口口声声说他平定两国，即指这些事。由于侯君集功大，所以他的画像也被悬挂于凌烟阁中，这样一位重臣为什么却要投入李承乾集团中，冒杀身破家的风险呢？这还要从他平定高昌说起。贞观十四年（640），侯君集率军攻破高昌国，未奏请太宗就擅自配没无罪之人，又私取该国珍宝。部下将士见主帅如此，纷纷盗窃财物，侯君集怕牵连出自己，因而不敢追究查处。回到长安后有人告发此事，太宗遂将他交给司法部门查处。中书侍郎岑文本认为功臣大将不可轻易加以屈辱，命将出师，重要的在于克敌取胜，如能克敌，虽贪可赏；若吃败仗，虽廉可诛，上书太宗不要追究侯君集的罪过。太宗遂下诏释放了侯君集。侯君集自以为功劳甚大，而被捕下狱，心中对此极为不满。贞观十七年（643）二月，太子詹事张亮外出任洛州（今河南洛阳东）都督。侯君集以为张亮对这个任命也不满意，就去见张亮，问他道：“你这次出京，知道是何人排斥的吗？”张亮说：“不是你是谁呀！”侯君集回答说：“我平定一国以来受到了很大的冤枉，处处受到斥责，如何还能排斥别人！”他鼓动张亮与他一同造反。张亮遂将此事密奏太宗。太宗说：“你与君集都是功臣，君集对你说这话时又无他人听见，如将他下狱审问，他肯定不会承认，两人相证，事未可知，你就不要再说了。”太宗对待侯君集与以往一样，不久又将他与其他功臣的画像同列于凌烟阁。侯君集不知悔改，依然如故。
侯君集的女婿贺兰楚石任东宫千牛，侍奉太子，李承乾从他那里得知侯君集心怀怨愤，就多次令贺兰楚石引侯君集入东宫，向他请教保全太子之位的办法。侯君集认为李承乾劣弱，就劝他造反，并举起自己的手说：“此好手，当为殿下用之。”（《资治通鉴》卷196）他还告诫李承乾，魏王为陛下所爱，恐怕殿下有被废黜的危险，以后如有敕召见殿下，应早做准备，不要到时无所措手足。李承乾认为侯君集说得很对，厚加赏赐，视为心腹。
太子李承乾所依赖的这些人，或为狂妄之徒，或为野心家，无一老成持重的正人贤士。他们不识时务，在唐初社会刚刚稳定，生产有所发展，百姓向往安乐太平的情况下，逆社会潮流而动，妄图大搞****，失败自然是难以避免的。
李承乾既已决定发动政变，于是召集同谋者，割破手臂，以帛蘸血，然后烧成灰倒入酒中，同饮而尽，誓同生死。他们计划率兵袭击大内，杀害太宗。当他们听到齐王李祐造反失败的消息后，李承乾对纥干承基说：“我东宫西墙距大内不过二十步，与卿等谋大事，岂是齐王所能比的？”他们就是利用东宫紧靠太宗所居的太极宫的方便条件，图谋发动突然袭击，一举成功。杜荷说：“琅玡人颜利仁善观天象，他说天象有变，陛下当为太上皇。”劝李承乾尽快起事，以应天象。他还献策说：“请称疾，上必临问，可以得志。”（《新唐书·杜荷传》）建议李承乾称暴病危急，利用太宗前来东宫探视病情之机发动政变。
贞观十七年（643）四月，李承乾集团的政变计划还未来得及实施就在偶然之间被揭穿了。在审理齐王李祐反叛的案件时牵连出了纥干承基，遂将他逮捕入狱，并判处死刑。纥干承基为了活命，于是就供出了太子李承乾的谋反计划。太宗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竟会如此大逆不道，感到非常震惊，遂命长孙无忌、房玄龄、萧瑀、李等重臣会同大理寺及中书省、门下省查处此案。经过认真调查和审理，证明谋反确属事实。太宗与群臣商议如何处治李承乾，没有人敢首先提出处理意见，最后由通事舍人来济提出处理原则，即“陛下不失为慈父，太子得尽天年，则善矣！”（《资治通鉴》卷197）实际上是不要对李承乾处以死刑。这个意见正合太宗的心意，于是下诏把李承乾废为庶人，暂时幽禁于右领军府，后来流放到黔州（今重庆彭水），贞观十八年（644）十二月病死。
太宗还想免去汉王李元昌的死罪，群臣坚决反对，太宗只好赐他于家中自尽。对于侯君集、李安俨、赵节、杜荷等人，太宗就无所顾忌了，将他们通通处死。左庶子张玄素、右庶子赵弘智以及令狐德棻等人，因为不能及时谏诤全部免官为庶人。于志宁因为数次犯颜直谏，受到太宗的褒勉，没有牵连进去。纥干承基因为揭发李承乾的阴谋有功，被任命为折冲都尉，封平棘县公。
（四）渔翁得利的李治
魏王李泰一心想夺取太子之位，李承乾被废，太子之位空虚，正是他入主东宫的好时机，自然不能轻易放过。于是李泰天天入宫侍奉太宗，显得非常殷勤孝顺。太宗本来就宠爱李泰，李承乾被废后，长孙皇后亲生的儿子就只剩下魏王李泰和晋王李治二人了，其他均为嫔妃所生的庶子。在李泰和李治二人中，李泰排行第四，李治排行第九，李泰为长，所以太宗当面向李泰许愿，同意立他为太子。此外，岑文本和刘洎两位重臣也劝太宗早日立魏王为太子，似乎魏王李泰的太子之梦就快要成真了。
不料宰相长孙无忌坚决反对立李泰，力主立晋王李治为太子。他的出面使这个问题又趋复杂化了。长孙无忌是李泰和李治的亲舅父，按理说他对这两个人不应有亲疏之别，为什么却支持一个反对另一个呢？要搞清这个问题，必须从这两位皇子自身说起。晋王李治性格懦弱，平日与外臣极少交结，这时仅十五六岁，还不大懂得权术与政治之类的事情，当然也就使人对他没有什么不好的印象。而魏王李泰就不同了，他早在开文学馆时就已网罗了一股势力，以后因为太宗宠爱，有夺嫡的可能，遂使一批文武官员投入其集团之中，加上他自己的主动拉拢，已经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长孙无忌既是皇亲国戚，又是元老重臣，长期担任宰相，在贞观后期权势很大，他要想长期执政，保持自己的权势不变，就必须从这两位外甥中选出一位更有利于自己扩展权势的作为储君。选李泰显然不大合适，因为李泰有属于自己的政治势力，一旦当了皇帝肯定要重用自己的亲信，而且年纪较大，有一定的政治能力，不好控制。再加上李泰自恃有太宗的扶持，大概没有求助于长孙无忌，于是便显得有些冷落了这位舅父。而李治就不同了，他没有自己的政治势力，且为人懦弱，扶持他当储君便于将来操纵政权，所以长孙无忌极力主张立李治为太子。此外，支持李治的并非仅长孙无忌一人，还有房玄龄、李、褚遂良等人。这大概是魏王李泰平时傲慢，与三品以上公卿争礼造成的后果。正因为有这样一批重要大臣的反对，才使太宗不敢轻易下诏立魏王为太子。
太宗并不就此放弃自己的主张，他决定再试试朝臣的态度。有一天，太宗对群臣说：“昨日青雀投我怀中，说他今日就如同重生一样，成为天子的儿子。他有一个儿子，他死之日，一定将其杀死，然后传位于晋王。谁人不爱自己的儿子，我见他这样说，心中甚是怜悯。”青雀是李泰的小名。所说重生等语，当是太宗又一次表示要立他为太子，故李泰才说出这一番话来讨好太宗。其实太宗对李泰这些话并非完全相信，太宗是何等英明的人物，岂能被李泰的这些假话所蒙蔽，他不过是借李泰的话去堵那些反对者的口。你们不是要立李治吗？那好，等魏王死了以后再传位给他吧。太宗的话立即遭到褚遂良的反驳，他说：“陛下此言大误，希望认真想一想，哪有陛下万岁之后，魏王当了皇帝，肯杀自己的爱子，传位给晋王的道理？陛下以前既立承乾为太子，却又宠异魏王，供给礼遇皆超过承乾，结果造成今日这样的局面。前事不远，足以为鉴。陛下今日要立魏王为太子，请先安置好晋王，这样才能安全。”所谓“前事不远，足以为鉴”，指的就是玄武门之变兄弟相残之事。这番话触到了太宗痛处，使他难以妥善处理好这个问题，太宗当场就流了泪，说“我不能尔”（《资治通鉴》卷197）。也就是说他还没有找到保证自己的儿子不互相残杀的办法。
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终于促使太宗改变了立魏王为太子的初衷。魏王李泰看到立自己为太子的事出现了障碍，而这个新障碍在他看来就是自己的弟弟李治，于是他决定利用李治平日与汉王李元昌关系较为亲密的事实恐吓李治，让他自动退出竞争。李泰找到李治，对他说：“汝与元昌善，元昌今败，得无忧乎？”（《资治通鉴》卷197）李治本来懦弱胆小，经李泰这样一吓果然恐惧得不得了，唯恐李元昌参与谋反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