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皇帝辇舆
唐代是一个等级严格的社会，在宫廷里使用的交通工具方面，也深刻地体现了这种鲜明的等级特点，皇帝、太子、后妃所使用的交通工具存在很大的区别，主要表现在数量的多寡和规格高低的不同上，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所谓的辇舆制度。
在唐朝建立之初，辇舆制度完全沿袭隋制，直到唐高祖武德四年（621）才正式颁行了车舆之令，从而确立了在交通工具方面的等级制度，规定：“上得兼下，下不得拟上。”（《新唐书·车服志》）违反者要受到严厉的惩处。由于统治阶级把这种制度也视为礼仪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属于皇帝的车舆大体上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实用的交通工具，用于不同场合的出行目的；另一部分则属于皇帝出行时仪仗的组成部分，实际并不乘坐。
唐制，皇帝车舆分为玉辂、金辂、象辂、革辂、木辂，总称为五辂，此外，还有耕根车、安车、四望车等，这些都是皇帝乘用的车舆，分别用于不同的场合，共计八等。
玉辂：青色的车辆，用玉装饰于车的各个部分的末端，并绘有青龙、白虎、金凤、鸟兽等图案。参加祭祀、纳皇后等场合时乘坐之。
金辂：红色的车辆，用黄金装饰于车的各个部分的末端。参加乡射、祀还、饮至等礼仪时乘坐之。
象辂：黄色的车辆，用象牙装饰于车的各个部分的末端。平日出行时多乘坐之。
革辂：白色的车辆，车身的各个部分蒙之以皮革。巡狩、检阅军队时乘坐之。
木辂：黑色的车辆，以漆漆于车身。田猎时乘坐之。
唐朝还规定五辂的车盖颜色皆与车身颜色相同，所用旌旗及鞶缨的色彩也与车身一致，但是盖里皆用黄色，这五种车辂车厢上所绘的图案也完全一致。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即天子五辂均用六匹马驾驭，这是自先秦以来就已形成的一种仪制。
耕根车：青色的车辆，盖分三重，其他形制同于玉辂，驾六马。参加籍田之礼时乘坐之。
安车：用黄金装饰，车的挡板为弯曲形，有朱丝络网，用四匹赤色马驾驭。“临幸则供之。”（《旧唐书·舆服志》）
四望车：形制同于安车，朱丝络网，浅绛色的车幔，用一匹马驾驭。拜陵、临吊时乘坐之。
除此之外，还有指南车、记里鼓车、白鹭车、鸾旗车、辟恶车、皮轩车、豹尾车、羊车、黄钺车，其中豹尾车、黄钺车，武德时无，贞观时增加，天宝初改黄钺车为金钺车。这九种车，再加上耕根车、安车、四望车，合称十二乘，均属于天子属车。皇帝外出行幸时，将其列入卤簿（仪仗）队伍中；举行大朝会时，则分列于左右两旁，是皇帝仪仗的组成部分。
以上这些制度并不能得到一以贯之的执行，如唐高宗就不喜欢乘坐辂车，每举行大的礼仪活动，往往乘坐人抬的辇往来。自武则天以来的各位皇帝均沿袭了高宗的做法，人不以为怪，并且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常制。唐玄宗时，认为皇帝乘辇而不乘辂，不符合礼仪制度的规定，于是又废去了皇帝出入乘辇的做法，改乘辂车。开元十一年（723）冬，举行南郊大典，玄宗乘辂前往，返回时却骑马而归。从此以后，无论行幸还是举行郊祀大典，也不分路程远近，皇帝皆骑马往来，遂使五辂与十二属车一样全都排入仪仗之列，成为天子卤簿的一
唐阎立本《步辇图》局部部分，而失去了实际乘坐意义。
唐代皇帝的交通工具除了辂车、骑马外，还有辇，“旧制，辇有七：一曰大凤辇，二曰大芳辇，三曰仙游辇，四曰小轻辇，五曰芳亭辇，六曰大玉辇，七曰小玉辇。舆有三：一曰五色舆，二曰常平舆，其用如七辇之仪，三曰腰舆，则常御焉”（《唐会要》卷32《舆服》）。辇，是一种人扛肩抬的交通工具，所谓“七辇”，表现的也是皇帝的排场，在实际使用中并没有严格的区别，到了后来也成为仪仗的一部分。至于舆，本意是指驾马的大车。在古代车多以牛驾，驾马者则谓“舆”。到了后世，将人力所抬的舆称之为“舆床”。唐代的所谓“三舆”，均指人力所抬的交通工具，只是形制与辇稍有差别，四面有车一样的挡板，上有盖。
以上的这些交通工具都是制度上的正式称谓，其实在平常并没有这么严格的区别，比如叫肩舆、步舆、步辇、担子、腰舆等。以舁抬的方式来划分，可以分为肩舆、腰舆和襻舆三种。所谓肩舆，是指行走时扛在肩上的一种辇，也称平肩舆；腰舆，则是指手抬的辇；襻舆，是指在辇杠上系有襻带，然后再以肩承重。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所绘的《步辇图》，描绘的就是襻舆。如果以制造材料来划分，可以分为竹舆、藤舆和木舆三种。《步辇图》中所绘的辇就是木制的。舆这种交通工具不仅皇帝使用，在贵族官僚中也普遍使用，只是帝王、后妃所乘的舆才可以称为辇，其他人等即使是贵族也不能称辇，只能称舆或担子了。需要说明的是，在上古时期辇也可以指人力推挽的车，在称呼上也没有如此严格的等级区别，大约在秦汉以后，才作为帝王、后妃所乘的这种交通工具的专称。
（二）后妃车舆
唐制，皇后车辂共有六种，即重翟、厌翟、翟车、安车、四望车、金根车等。
重翟：青色车身，黄金装饰，朱色轮框，青色车帷，朱红色里子，朱丝络网，绣紫络带，插翟尾，六匹马驾之。册后大典、郊祀典礼、祭祀宗庙时乘坐之。
厌翟：红色车身，黄金装饰，朱色轮框，红锦帷，朱丝络网，红锦络带，六匹马驾之。采桑典礼时乘坐之。
翟车：黄色车身，黄金装饰，轮画朱牙，车侧插有翟羽，白红锦帷，朱丝络网，白红锦络带，六匹马驾之。省亲时乘坐之。
安车：赤色车身，黄金装饰，四匹马驾之。临幸或吊问时乘坐之。
四望车：朱红色车身，紫色车帷，四匹马驾之。拜陵、临吊时乘坐之。
金根车：朱红色车身，紫色车帷，朱丝络网。平时乘坐之。
由于皇帝的嫔妃之间等级高下差别颇大，因此其所乘之车辂也各不相同。唐制：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各一人，合称四夫人，正一品，乘厌翟车；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各一人，合称九嫔，正二品，乘翟车；婕妤（正三品）以下，包括美人、才人、宝林、御女、采女等，皆乘安车。
唐代还有所谓外命妇，包括公主、王妃、国夫人、郡夫人、县夫人以及郡君、县君等不同名目，由于其品阶高下不同，所乘车辂的规格也不相同。如公主、王妃乘翟车，以两匹马驾驭；国夫人则乘犊车，以白铜装饰，以牛驾驭；其余外命妇也只乘犊车，其装饰及色彩的规格比国夫人所乘的犊车更加等而下之。但实际情况往往与制度的规定不相符，如唐玄宗时，杨贵妃的姐妹生活奢侈，其跟随皇帝前往华清宫时，“为一犊车，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下数十万贯。既而重甚，牛不能引，因复上闻，请各乘马”（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杨氏姐妹为外命妇，只能乘以犊车，就此来看，似乎没有违制，但其饰以金银、珠玉，就违反了犊车饰以白铜的规定。
其实在唐代无论是内命妇还是外命妇，除了参加一些正规的典礼外，在平时骑马或乘舆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尤其是在唐后期，舆服制度的束缚力已经非常松弛了。
（三）太子与亲王车舆
太子是未来的皇帝，所以他的车辂规格也是比较高的，有金辂、轺车和四望车之别。
金辂：红色车身，与皇帝的金辂相同的是，也是以黄金装饰于车的各个部分的末端，不同的是，车厢上画的图案与皇帝的金辂有很大的差别。太子金辂没有青龙、白虎之类的图案，仅有鸟兽之类的图案。车盖为朱色而里为黄色，车轮画有朱牙，以四匹马驾驭。跟随皇帝参加大祭祀、元日与冬至大朝会以及纳太子妃时乘坐之。
轺车：以黄金装饰于车的各个部分的末端，以一匹马驾驭。五日常服、接见东宫宫臣、宴享宫臣以及平时出入行道时乘坐之。
四望车：以黄金装饰于车的各个部分的末端，车帷的表面为浅绛色，里子为朱红色，以一匹马驾驭。临吊时乘坐之。
亲王只有象辂，车身、车盖、车轮均为朱红色，车帷的表面为青色，里子亦为朱红色。唐朝规定亲王的车辂平时由太仆寺保管，只有参加重大典礼，如接受皇帝宣制、参加册命典礼以及巡陵、结婚、丧葬时方可乘坐，平时出行皆以骑马代替乘车。
在实际生活中，太子、亲王出行更多的还是骑马或者乘舆，如唐太宗宠爱魏王李泰，因其身形胖大，特准其乘小舆出入宫廷，便是一例。因为骑马或乘舆要比乘车快捷方便，所以很为当时人所喜爱。不仅太子、亲王如此，就连朝臣们也都喜欢乘坐。如李纲任太子少师时，“有脚疾，不堪践履，太宗特赐步舆，令纲乘至阁下，数引入禁中，问以政道。又令舆入东宫，皇太子引上殿，亲拜之”（《旧唐书·李纲传》）。再如唐玄宗命马怀素与褚无量为侍读，“每次阁门，则令乘肩舆以进。上居别馆，以路远，则命宫中乘马，或亲自送迎，以申师资之礼”（《旧唐书·马怀素传》）。其实在唐代不仅皇帝、太子、后妃、官员喜欢乘舆，即使白衣之士，只要经济条件允许，也可乘肩舆出行，关于这种事例在唐代笔记小说中并不鲜见。
二、冠冕服饰
（一）皇帝服饰
唐代皇帝的服饰共有大裘冕、衮冕、冕、毳冕、绣冕、玄冕、通天冠、武弁、黑介帻、白纱帽、平巾帻、白帢十二等（此据《旧唐书·舆服志》，与《唐会要》略有不同）。这些服饰分别用于不同的场合：
大裘冕：冕无旒，广八寸，长一尺六寸。裘（外套）以黑羔皮制成，领口为红色，裳（下衣）为红色，朱红色的袜子，红色的靴子。祭祀天神地祇时穿用之。
衮冕：冕垂白珠十二旒，红色上衣，绛色下裳，革带，佩剑。这种服饰用途比较广泛，凡宗庙祭祀、遣将出征、军队班师、即位大典、纳皇后以及元日坐朝等场合皆穿用之。
冕：这种服饰的最大特点，就是全服共有七种图案，上衣用三种，即华虫（雉形）、火、宗彝（虎、蜼二兽图形），下裳用四种，即藻（水草）、粉米（画米颗成团状）、黼（斧形）、黻（两己相背形）。其余部分同于衮冕。国家有事于远方时穿用之。
毳冕：全服共有五种图案，上衣用三种，即宗彝、藻、粉米，下裳用二种，即黼、黻。其余部分同于冕。祭祀大海山岳之神时穿用之。
绣冕：全服共有三种图案，上衣用一种，即粉米，下裳用二种，即黼、黻。其余部分同于毳冕。祭祀社稷时穿用之。
玄冕：这种服饰的特点是，上衣无图案，下裳只有一种图案，即刺绣黼。其余部分同于绣冕。祭百神、拜日月时穿用之。
通天冠：冠加金博山，有蝉十二，上施珠翠，黑色上衣，白裙，革带，佩剑。用于各种祭祀、冬至朝会、拜王公、元会、冬会等场合。
武弁：这是皇帝在讲武、阅兵、狩猎、大射等场合穿用的服饰，表示不忘武备，提倡尚武精神。冠上附有金蝉，戴平巾帻。
黑介帻：戴黑色帻巾，白纱单衣，白裙襦，革带，素袜，乌皮靴。拜陵时穿用之。
白纱帽：白裙襦，白袜，乌皮靴。听朝及宴享宾客时穿用之。
平巾帻：帻（包头发的巾）用金宝装饰，玉簪，紫褶（夹衣），白裤，珍珠宝钿带。乘马时穿用之。
白帢：前往吊唁重要大臣时穿用之。
除了以上这些用于各种场合穿用的服饰外，皇帝平时所穿着的便服，也叫常服，是赤黄袍衫，戴幞头，穿六合靴。自从皇帝服色用赤黄以后，遂禁止士庶再用此色调。故宫博物院藏唐代画家阎立本绘《步辇图》（摹本），表现了唐太宗接见吐蕃使者时的场景，其中太宗头戴黑纱幞头，穿柘黄绫袍，腰系红鞓带，脚穿乌皮六合靴。将这种形象与文献记载相对照，两者完全吻合。
所谓幞头，是唐代男子头饰的一种，实际上就是将一块整幅的皂绢裁出四角，其中两角系在脑后，另两角反系于头顶。最初幞头是直接裹在发髻上的，看起来比较低平。后来出现了垫在幞头里面的巾子，将巾子罩在发髻上，然后再裹以幞头。这样就使得幞头的外形变化多了起来，从而可以裹出不同的式样。幞头不仅在宫廷、官员中广泛流行，社会的各个阶层也都非常喜欢。上述《步辇图》中太宗穿的这种袍又称“缺胯袍”，是一种在衣侧开衩的圆领长衫。这种长衫的衩口最初较低，后来越变越高，直抵胯部，故称缺胯袍。太宗穿的六合靴，是用六块皮革缝制而成，看上去有六条缝，所以称“六合靴”或“六缝靴”。
唐代皇帝所穿的常服与普通官员及平民所穿的服饰在款式上并无很大的差别，要说有差别，主要就是颜色上的差别，此外在服装材料的质量上肯定也有很大的不同。
（二）后妃服饰
唐代皇后的服饰分为衣、鞠衣、钿钗礼衣三等。这些服饰都是皇后在正式场合穿用的服饰，并非日常服饰。
衣：头上饰花十二株，衣为深青色，上有二行翚翟（锦鸡）图案，分为五种颜色，素纱中单（内衣），系蔽膝、大带，腰悬白玉佩，穿青色的袜和舄（鞋），舄上有黄金装饰。主要用于重大场合的穿用，如册皇后、助祭、朝会或其他大事。
鞠衣：头上饰花十二株，衣为黄色，无翚翟纹，无佩，穿履。举行亲蚕之礼时穿用之。
钿钗礼衣：头上饰十二钿，服色不定，无翚翟纹，无佩，穿履。宴见宾客时穿用之。
唐代皇后平时所穿的便服（常服）没有统一的规定，所谓“绮罗锦绣，随所好尚”。
唐代宫廷之中除了皇后之外，其他嫔妃也叫内命妇，各有其品阶，其礼服大体可以分为翟衣、钿钗礼衣、公服、宴服四类，用于不同场合的穿戴，具体情况如下：
翟衣：青色，用罗制成，上绣有雉的图案。其头上的花钿数量因命妇的品阶而定，一品花钿九株，二品八株，三品七株，四品六株，五品五株。革带，青袜，穿舄，有佩、绶等。受册、随皇后亲蚕、朝会等场合穿用之。
钿钗礼衣：没有统一的颜色规定，其他方面同于翟衣，唯无雉及佩、绶，穿履。不同品阶的命妇，其头上花钿数量的规定同于翟衣。平日参见皇帝、皇后时穿用之。
公服：没有中单、蔽膝、大带，也没有复杂的头饰，这是一种平常穿着的服饰。
宴服：没有统一的颜色规定，外命妇令各依其夫品阶定其服装的颜色，上品命妇可以使用下品命妇宴服的颜色，但下品不许使用上品的服色。
至于内命妇的常服样式、色彩、质地，并没有统一的规定，可以随意穿着，与社会上的其他妇女并没有大的区别，大体上包括如下几类：
衫、襦：衫、襦都是短上衣，为唐代妇女最常见的服装。衫一般较薄，襦则较厚。就形制而言，唐初衫襦比较短小，窄袖，掖在裙腰内。直到唐玄宗天宝初年，仍然流行着“小头鞋履窄衣裳”。后来衫襦变得逐渐宽大，以至于唐文宗不得不颁诏，限制襦袖不得超过一尺五寸，而此前很多地方的妇女衣袖都阔达四尺。当然这只是衫襦的大致趋势，实际上在唐前期就有大袖衫襦，后期也有穿窄袖罗衫的。衫襦的颜色大致有白、青、绯、绿、黄、红等多种色调，尤以红衫为多。一般的衫子用布制作，好的则用罗，上有金银线；襦则多绣有各式花样，所以当时的诗歌中常有“薄罗衫子金泥缝”、“连枝花样绣罗襦”的说法。
裙类：唐代妇女的裙子总的来说比较长，当时又时兴将裙腰系在胸上，这就使裙子显得更加修长。唐初的裙子比较瘦，上面有许多褶，有单色裙也有间色裙。由于褶多了比较浪费，唐高宗、唐玄宗都曾下诏禁止多褶的裙子。到唐中后期，这种带褶的间色裙不再流行，而代之以比较宽肥的裙子，束胸仍然很高。从颜色方面看，色彩浓艳的裙子取代了色彩较为单一的裙子，其颜色以红、黄、绿为多，红裙即石榴裙。裙的材料有多种多样，如绸裙、纱裙、罗裙、金泥簇蝶裙、百鸟毛裙等。其中百鸟毛裙只有贵族妇女才穿得起，中宗的女儿安乐公主就有这样一条裙子，色彩非常艳丽，正面看是一种颜色，侧面看是另一种颜色，阳光下是一种色调，阴影下是另一种色调。当时人们都非常羡慕，贵族富家妇女纷纷仿效，致使长安周围山岭的鸟禽大都网罗殆尽了。
唐襦裙、半袖展示图
唐妇女礼服
唐周昉《簪花仕女图》局部帔子：帔是搭在肩背上的长帛巾，当时多称为“帔子”，也叫帔帛、披帛、领巾，大约是由中亚传入中国内地的，在唐代普遍流行。从形制上看，有的帔较长，有的较短，并似有不同的样式。《事物纪原》说：“唐制，士庶女子在室搭帔帛，出适披帔子。”《太平广记》卷31《许老翁》记益州士曹参军柳某的妻子不披帔帛而披帔子，说明这两者并不是同一种东西。帔的材料有绫、帛、丝、罗等，颜色以红、绿、黄为多，其中如“单丝罗红地银泥帔子”，就是红色的比较高级的帔子。不同颜色的帔与衫、裙相搭配，构成了当时妇女五彩缤纷的服装，更突出了这一时期妇女服装丰润飘逸的特色。
半袖：半袖是隋及唐前期妇女常穿的服装。半袖的领口较低，且多为对襟，套在窄袖衫外。后期由于衫袖变宽，半袖便套不进去，因此穿的人也就少了。半袖也是域外传入的服装，史籍记载不多。据《旧唐书·舆服志》载，当时的女官们平时供奉要穿“半袖裙襦”，其样式从陕西出土的唐代永泰公主墓壁画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帽类：妇女戴帽早在唐前期就已经成为时尚。帽的种类有多种，其中有特色的是羃与帏帽。羃是北朝时从北方和西域传入的一种女帽，样子像笠状帽，帽檐周围下垂有网帷，称之为“裙”，长可过膝，可以将骑在马上的妇女全身遮蔽。这种帽子在唐初并没有流行多久，到唐高宗永徽以后，戴羃的人少了，而帏帽却开始流行了。帏帽也是斗笠状帽子，四周垂布帛或网，比较短，只垂到脖子，也许是由羃发展而来的。到唐中宗时期，羃彻底消失，帏帽大行于世。再往后到唐玄宗开元年间，戴帏帽的也不多了，很多妇女又喜戴胡帽了。这种胡帽不用说原是西域或吐蕃人所戴的帽子，种类有许多，一般说来都是顶比较尖，有帽耳但向上翻，有的缀有毛皮或毡，多数都有绣花。大约是在唐玄宗以后，妇女们又喜欢什么帽子都不戴，“露髻”出行了。但根据文献记载，唐后期仍有戴帽、戴笠或戴柘枝花帽子的妇女，不过终究比较少了。
鞋类：鞋类在唐代有履、鞋、靴、屐等。从史籍记载看，大多数情况下称鞋为履。履有高头、小头和平头之分，此外还有笏头履、重台履、雀头履、百合履、五杂履、半月履、五色履等。从制作材料看，则有丝履、麻履、革履、珠履、草履、锦履、帛履等。除了履之外，唐代多称“线鞋”为鞋，男女皆穿，唐初妇女穿得更多，主要是因其轻妙方便。履、鞋之外，靴则有红锦靴，屐则有木屐、皮屐。大致说来唐朝前期穿靴履的多，后期穿鞋的多，而穿屐的则无论前后期都比较少，有时只在特定的场合穿着。
（三）太子与太子妃服饰
唐代在唐高祖武德时期规定：太子的服饰分为五等，即衮冕、具服远游三梁冠、公服远游冠、乌纱帽、平巾帻等。唐太宗贞观以后，又增加了弁服、进德冠二等，这样太子的服饰总共达到了七等。
衮冕：白珠九旒，犀簪导（犀牛角制成固定冠的簪子），玄衣（黑色的上衣），裳（红色的下衣）。全服共有九种图案，上衣用五种，即龙、山、雉、火、宗彝，下裳用四种，即藻、粉米，黼、黻。朱袜，赤靴。侍从皇帝祭祀及谒宗庙、加元服、纳妃时穿用之。
具服远游三梁冠：施珠翠，黑介帻，犀簪导，绛纱袍，白纱中单，白裙襦，白袜，黑靴。谒庙还宫、元日和冬至朝会、祭祀先师先圣时穿用之。
公服远游冠：绛纱单衣，白裙襦，白袜，乌皮履，其他同于具服远游三梁冠。五日常服、元日和冬至接受宫官朝拜时穿用之。
乌纱帽：白裙襦，白袜，乌皮履。平日处理公务及举办宴会、会见宾客时穿用之。
平巾帻：紫褶，白裤。乘马时穿用之。
弁服：弁以鹿皮制作，犀簪导，绛纱衣，素裳，革带，白袜，乌皮履。参加每月初一、十五举行的大朝会时穿用之，平日处理公务时也可以穿这种服装。
进德冠：冠以黄金装饰，加九串玉饰，穿常服及白练裙襦时则戴之，如穿裤褶（一种胡服）时则与平巾帻配合穿戴。
在唐前期还能坚持以上这些规定，唐高宗永徽以后，太子只穿衮冕、具服（上朝时的服饰，即上面所说的远游三梁冠）、公服（等级比具服低，即上面所说的远游冠），如果乘马穿裤褶，则戴进德冠，其余服饰并废。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册立肃宗为太子时，主持礼仪的部门拟定太子要穿绛纱袍，而与皇帝在这种场合的穿戴略有相同之处，肃宗上表推辞不敢当。经过大臣们的讨论后，玄宗决定将太子的具服改名为朱明服，以示区别。
太子妃的服饰分为三等，即褕翟、鞠衣、钿钗礼衣，分别介绍如下：
褕翟：基本色调为青色，素纱中单，革带，青袜，鞋加金饰。是接受册命，参加祭祀、朝会等大事时所穿的服饰。
鞠衣：基本色调为黄色，以罗制成，形制与褕翟相同，所不同的只是色调及图案种类有所减少而已。是太子妃跟随皇后参加祭先蚕之礼时穿的一种服饰。
钿钗礼衣：色调为杂色，腰带双佩，形制与皇后钿钗礼衣相同，所不同的是，皇后头戴十二朵花饰，而太子妃只许戴九朵花饰、九钿。为太子妃设宴会见宾客时的服饰。
至于太子妃的便服，与其他后妃一样，并没有统一规定，其详细情况见前述。
三、卤簿与朝仪
皇帝坐朝称之为衙，在宫中正殿坐朝称之为正衙，如果出行则称之为驾，采用全套仪仗称之为大驾，其次有法驾、小驾等。皇帝不论坐朝或是出行，其所用的仪仗都可称为卤簿，这种制度也叫卤簿之制。下面分别对正衙坐朝及出行的仪仗作一简要介绍。
唐代皇帝举行正衙朝会时，其仪仗由三卫卫士承担，分称为供奉仗、亲仗、勋仗、翊仗、散手仗，统称为“衙内五仗”。卫士们头戴鹖冠，身穿绯衫夹，或穿绯背心，绣野马图案，带刀仗列于东西两廊之下。每月以四十六人立于内廊阁门外，由金吾卫将军、中郎将以下军官押领，称之为内仗。在朝堂之上则置左右引驾三卫六十人，分为五番。此外还有引驾佽飞六十六人，分为六番，每一番都有军官一人押领。皇帝坐朝之时，引驾升殿，由左右金吾卫大将军各一人分别押领，称之为押引驾官；其下有中郎将、郎将各一人，称之为检校引驾事；再下面有千牛仗，由千牛备身、备身左右充当。所有军官、卫士都要持御刀带弓箭，分列于御座的两边。
每到元日、冬至大朝会、接见或宴请外国国王、诸族首领，除了以上这些仪仗外，还在殿陛广庭之中列有黄麾仗、乐悬、五辂、五副辂、属车、舆辇、伞扇等仪物。此时仪仗的规模都很大，如黄麾仗的卫士就达二千八百八十人，分左右两厢执仗而立。其他各队卫士的服饰、羽仪、旗幡及手中所持的兵仗，均按五方颜色配置，五彩缤纷，极其华丽壮观，所持的鍪、甲、弓、矢、刀、盾等，也各随旗仗的颜色而各不相同。各队的旗帜图案也不相同，作为不同队的标志，旗帜上有麒麟、赤熊、凤凰、五牛、白狼、玉马、金牛、犀牛等图案。各色旗队五彩交杂，排列整齐，各队盔甲服饰鲜明艳丽，光耀天日，旌旗招展，非常壮观华丽。根据文献记载，唐代的马步仪仗总人数达到一万一千二百二十三人，充分显示了帝王仪卫的威武与壮丽场面。
每到举办以上这些大规模的朝会时，正殿上都陈设黼扆、蹑席、熏炉、香案。由御史大夫领其下属官员先到殿的西庑，传呼百官入殿各就班位。监察御史二人分立于东西朝堂砖道上，监督百官就位。天色放明时，清点百官人数完毕后，宫中内门大开，监察御史领百官入宫，夹阶站立，监门校尉二人手持门籍点名，称之为“唱籍”。其他诸门都要照此办理。通常在通乾、观象门南排好队伍，文官队伍从宣政东门入，武官队伍从西门入，进入阁门后，便可进入正殿了。宰相以及中书、门下两省官员分班站立香案前，百官分立于殿廷左右，左右巡使分立于钟鼓楼之下，监察殿廷礼仪。侍中上奏“外办”，皇帝从西序门步行而出，伞扇相合，皇帝在御座就座后，伞扇才可撤开。左右金吾卫将军一人奏“左右厢内外平安”，通事舍人协同宰相及百官再拜。议事或接见完毕后，皇帝自东序门进入后宫。在不同的朝会上，仪仗的规模也不相同，如宴见外国或少数民族使者，只立一半仗于两廊。如果是朔望朝即每月的初一和十五日举行的朝会或外国、少数民族使者辞见，仪仗也减半，但增加纛、矟队。坐朝时如果遇到日食、大雾、沙尘，则内外诸门及全部仪仗都要出动。
皇帝出行之时，由侍中板奏“中严”，有关部门陈设卤簿，诸卫分率卫士列队执仗于殿廷。通事舍人引百官立于朝堂，侍中、中书令以下奉迎皇帝于西阶，侍中负玺宝，乘黄令进车舆于太极殿西阶。奏毕“外办”后，太仆卿执辔，皇帝乘辇徐徐而出，升车，黄门侍郎上前奏“请发”，然后御车启动。这时卫士负责警跸，击鼓传音。大驾出承天门，侍臣乘马，侍卫官分别督率其下属护驾。大队仪仗出动，由万年县令为先导，其次是京兆牧、太常卿、司徒、御史大夫、兵部尚书等乘辂车而行，其次是卤簿仪卫依次列队执仗而行。
仪仗的顺序是这样的，在辂车之后是清游队，由左右金吾卫大将军各一人领队，卫士们带弓箭、横刀，顶盔披甲，乘马分成两排。再下来是朱雀队，后面有指南车、记里鼓车、白鹭车、鸾旗车、辟恶车、皮轩车，皆由四匹马驾车。这支队伍后面是鼓吹队、持钑前队、左青龙右白虎旗、左右卫将军、左右厢、玉辂、衙门旗、大伞二、后持钑队、黄麾、乘黄令、左右威卫折冲都尉、诸卫马队、玄武队等。这些队伍执有各色旗帜，兵器、伞扇、花盖、幢麾以及其他各种仪物，种类繁多。仅扇就有大伞、雉尾扇、小雉尾扇、朱画团扇等，旗有辟邪旗、应龙旗、玉马旗、三角兽旗、黄龙负图旗、黄鹿旗、飞麟旗、鸾旗、凤旗、飞黄旗、赤熊旗、五兕旗、太平旗、犀牛旗、驺牙旗、苍乌旗、白狼旗、龙马旗、金牛旗等。卫士所持的兵器也非常精美，以刀为例，有金装仪刀、银装仪刀、金装长刀、银装长刀、横刀、御刀、仪刀等各种名目。各队的服色、图案各不一样，分为朱、黄、黑、青、白等色泽。由左右监门卫大将军、将军、中郎将等骑马往来巡行，维持仪仗队伍的整齐严肃，另有左右金吾卫将军、果毅都尉等，专门纠察仗内不法之事。
所谓法驾与小驾，也是皇帝出行时的卤簿之一种，只是规模比大驾小一些而已。如法驾，比大驾减少太常卿、司徒、兵部尚书、白鹭车、辟恶车、大辇、五副辂、安车、四望车，还要再减少四辆属车，清游队、持钑队、玄武队皆减四分之一，鼓吹队减三分之一。如是小驾，在法驾的基础上又减少御史大夫、指南车、记里鼓车、鸾旗车、皮轩车、象革木三辂、耕根车、羊车、黄钺车、豹尾车、属车、小辇、小舆等，诸队及鼓吹减大驾的一半。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嫔妃、太子、太子妃、亲王、公主等皇室中人出入之时，也皆有规模不等的仪仗队伍，就不再叙述了。
四、宫廷妇女的面妆发式
唐代宫廷妇女的面饰主要就是在脸上涂粉抹胭脂，一般都涂白粉，有时也涂红粉，但是也有不涂脂粉的，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那些长得非常漂亮的妇女身上，她们自炫美貌，所以不愿涂脂粉。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受吐蕃妆饰的影响，在唐宪宗元和时期，许多妇女皆不涂脂粉，谓之“时世妆”。除了涂脂粉外，妇女们面部的妆饰还有以下几个部位：
唐黛眉妆妇女画眉：唐代流行的画眉名目虽然很多，如横云眉、斜月眉、小山眉、垂珠眉、五岳眉、月棱眉等，但从形状来区分，主要是八字眉、柳叶眉、蛾眉等几种画眉样式。从画眉所用的颜色看，主要有黑色、绿色、翠色等。所谓八字眉，大约出现在八世纪中叶，受吐蕃风气的影响，将眉毛画成八字，与人哭泣时的形象相似，所以这种妆饰又称“啼眉妆”。柳叶眉，是指将眉毛描成细而长的形状，所谓“纤纤初月上鸦黄”，“纤纤初月”四字就是指柳眉。蛾眉，是一种比较粗的眉，即阔眉。初唐时就有这种眉式存在，但比较长，盛唐以后蛾眉开始变短，并向上翘。
额黄：指妇女在额上涂黄粉的化妆习俗。唐诗中的“半额微黄金缕衣”之句，描写的就是妇女用黄粉涂额。至于所用黄粉由何物制成，目前尚不清楚。
花钿：也叫花子、媚子，是一种将各种各样的花样贴在眉心的化
唐单刀半翻髻彩釉女立俑
唐面靥妆妇女妆方式。从出土的图像资料看，花子有十余种样式，如圆形、菱形、月形、牛角形等，颜色以红、绿、黄为主。制作花子的材料有金箔、彩纸、鱼鳃骨、鲥鳞、茶油花子等。
面靥：就是用丹或墨在脸颊上点点儿的一种妆饰，点出的点儿很像一颗痣。这种化妆方法在内地及宫廷中都非常流行，甚至在西域一带也很流行。
点唇：这是面部化妆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所以非常受重视。唐代点唇的名目繁多，有石榴娇、大红春、小红春、嫩吴香、半边娇、万金红、圣檀心、露珠儿、内家圆、天宫巧、淡红心、腥腥晕、小朱龙、格双唐、眉花奴等。通常都是涂成红色，但是在唐宪宗元和年间，由于受吐蕃风气的影响，一度出现点“乌唇”的习俗，即点成黑色。白居易《时世妆》诗云：“乌膏注唇唇似泥”，就是指这种点唇习俗。
唐代长安妇女的发型较复杂，名目很多，如凌云髻、祥云髻、朝云近香髻、归秦髻、奉仙髻、归顺髻、愁来髻、飞髻、同心髻、反绾髻、九真髻、交心髻、百合髻等，这些髻今天已多不可考。唐代妇女的发型前后变化很大：唐初流行高髻，即将头发梳得很高。盛唐时流行假髻，也称义髻，即假发。倭堕髻却是一种低髻，与高髻正好相反，分为两边，一边多一边少。另外还有一种堕马髻，就是发髻侧向一边。此外，还有乌蛮髻、椎髻，这些都是受少数民族影响而流行的发型。鬟髻，是一种环形的发髻，即把头发梳成中空的环形，多为未婚女子所梳，其形状有高、低、短、双、圆、垂等鬟式。
唐代宫廷妇女的发饰主要是簪、钗、珠翠、花等。簪，又称搔头，用来束发，贵族妇女多用金、银、玉等贵重材料制成；钗是妇女插在发髻上的装饰品，用金、银、玉、角、牙、铜等制成，形状多为龙、凤、花、鸟等。簪通常只用一支，而钗则可以多用，通常为二枚，多者也有十数枚。有的钗上缀有珠翠，走动时不断地晃动，所以叫步摇。一般来说，钗的制作比较复杂，钗头上有各种图案和各种形状的垂饰物。钗往往一式两件，图案相同，但方向相反，便于左右对插。所谓珠翠，是指镶缀在簪、钗上的装饰物。在发髻上戴花则是唐代妇女最常见的妆饰，这些花多为鲜花，也有用金、银、珠、玉制成的各种花形装饰物。
五、宫廷宴会
唐代宫廷宴会的名目非常繁多，从类别上看，既有皇帝对臣下或外国使臣、少数民族首领的赐宴，也有节日、庆典、喜庆之时的节庆宴，具体情况如下：
赐宴：唐代皇帝因为接见某些重要臣僚，或者接待外国重要使者、少数民族首领，往往要举办大型宴会，并召集群臣入宴作陪，旧史一般称这类宴会为“赐宴”。这种宴会规格非常之高，场面十分壮观，除了有丰盛的菜肴外，往往还有大型的乐舞助兴。
除夕之宴：每年除夕之时，唐人有守岁的习俗，人们围坐在一起，辞旧迎新，等待元旦的来临，整个除夕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宴会中消磨度过的。届时宫中也会摆设守岁宴席，皇家子孙、后妃、亲族共同陪皇帝度过良宵。在这种宴会举办时，皇帝往往也会请亲近大臣入宫赴宴，并且让大家赋诗作乐，君臣同乐。
人日宴：正月七日为人日，唐人视此为佳节。此日皇帝要在宫中举行盛大宴会，宴犒群臣。届时还有歌舞助兴，同时也是文人雅士显露才华的好时机，皇帝要令文臣赋诗助兴，称之为“应制诗”。如唐中宗曾在清晖阁举办人日宴，时值天降瑞雪，中宗大喜，遂命所有的文臣都赋诗一首，为皇帝歌功颂德。
临光宴：唐代在每年正月十五日举行的宫中之宴。如唐玄宗时，曾于常春殿举行临光宴。史载每当此时宫中各种花灯争相斗妍，除奏乐欢饮外，宴中还撒闽江锦荔枝千万颗，令宫人争拾，拾得多者赏给红圈帔和绿晕衫。
寒食、清明宴：每年寒食、清明时节，唐人除了举行各种节令庆祝和娱乐活动外，按例还要举行宴会，由于这两个节令相近，所以往往被视为同一节日。届时皇宫要举办寒食内宴，按照民间习俗，此时不能动烟火，所以这种宴会只能吃冷食，观看百戏表演。官僚贵族及平民也都要在自己家中举行类似宴会。
七夕宴：七月七日之夜，唐人称为七夕，相传此夜是牛郎与织女的相会之期，人们都要为他们的相会庆贺，于是便产生了“乞巧”的习俗。每到此时，妇女们都要在夜空之下摆下瓜果酒宴，开展乞巧活动。妇女们以瓜果为宴肴，向天神祈祀，同时奏乐歌唱，以示娱乐。届时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尺，陈以瓜果酒炙，以祀牛、织二星。嫔妃们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能穿过者为得巧之征候。这种欢娱往往通宵达旦，士民之家也纷纷仿效。
中秋宴：八月十五日为中秋节，唐人在赏月之际往往也略备酒宴，以增加欢娱的气氛。这种赏月的风气，不论宫廷还是民间均是如此，有时还邀请好友共同赏月。
重阳宴：九月九日是重阳节，又叫重九节，唐人喜欢在这一天登高聚宴。宫廷中每到这个节日也要举办宴会，饮用菊花酒，并召集臣僚参加。在宴会中除了歌舞外，照例仍由文臣赋诗助兴。
上巳曲江游宴：曲江池是唐都长安的重要风景游览区，由秦汉时期的宜春苑扩建而成。唐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市民百姓，常在这里举行各种宴会，遂成长安一俗，其中上巳这一节日举行的曲江宴在唐代影响最大。上巳，指农历三月上旬的巳日，通常指三月三日。这一天长安城中士女都要到曲江池踏春，杜甫诗曰：“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丽人行》）指的就是上巳日游春欢宴的场景。从史书记载的情况看，皇帝举行宴会的地点均在曲江亭，并且邀请百官参加，除非有特殊情况发生，这一宴会通常是不会无故停办的。
中和曲江宴：唐代皇帝在曲江举办的宴会。如唐德宗采用李泌的建议，于贞元五年（789）宣布废正月晦日之节，改成二月一日为节，节名中和。到了这一天，全国官员放假一日，皇帝于曲江亭赐宴群臣。宴会举办时除了游乐之外，皇帝要赐给群臣尺子、刀具，表示对官吏正确裁度政务的重视；官员则要进献农书，表示崇本勤政。有时皇帝还给官员赐予御制诗，而大臣们也要赋诗唱和。
百官春宴：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二月，诏令百官于春月旬休，选寻胜地，游宴行乐。从宰相到员外郎，凡十二筵，各赐钱以为酒食之资。有时玄宗还在兴庆宫花萼楼邀请留守和游归的官员，与之共饮，并命大家起舞以尽欢，气氛十分热烈。
生辰宴：生辰日祝寿始于南朝梁，盛于唐。开元年间，唐玄宗定其生日为千秋节，不仅大宴百官，而且全国都要举行庆典，并放假三日。后来的唐代皇帝多将其生日这一天定为全国性的节日，并举行类似活动。上行下效，唐人生日也常设宴庆贺，以长安尤盛。其宴多以汤饼为主食，民间称为长命面。此风俗一直传到后代，至今未衰。
烧尾宴：这种宴会始于唐中宗时期，大臣初拜官，按惯例要出资宴请皇帝，名曰“烧尾”，取神龙烧尾，直上青云之意。一说虎变成人时，其尾不变，需烧掉其尾才能成人。一说新羊初入群，受群羊抵触，需烧焦新羊之尾才能合群。一说鱼跃龙门，凡跃上龙门之鱼，必有天火烧掉鱼尾，方可变为真龙。
除了以上这些宴会外，在庆祝新帝即位、册太子、改元、郊庙等情况下，照例也要举行盛大的宴会。有时为了庆祝农业丰收，或者其他重大喜庆之事，如皇帝生子、生孙、取得重大军事胜利等，也会举行宴会庆祝。如唐高宗刚当太子不久，其子李忠就出生了，就在东宫举行宴会庆贺时，唐太宗来到了。他高兴地对侍臣说：“朕始有孙，欲共为乐。”宴会高潮时，太宗亲自起舞，群臣随之起舞，赏赐甚厚，尽欢而罢。再如唐朝平定李怀光之乱后，唐德宗一次赐二十万匹绢帛充作宴会之资。唐朝把重大庆典时举行的宴会称为大酺，或赐酺，这种宴会往往规模很大，有时甚至持续三至五日，在武则天时期更是达到七至九日。大酺之时，不仅宫中，城乡皆要举行盛大的活动，除了赐予酒食外，往往还举行百戏、舞马等表演活动。郑綮《开天传信记》记载了唐玄宗时一次举行大酺的盛况，很有典型性，录之如下：
上御勤政楼大酺，纵士庶观看。百戏竞作，人物填咽。金吾卫士白棒雨下，不能制止。上患之，谓力士曰：“吾以海内丰稔，四方无事，故盛为宴乐，与百姓同欢，不知下人喧乱如此，汝何方止之？”力士曰：“臣不能也。陛下试召严安之处分打场，以臣所见，必有可观。”上从之。安之到，则周行广场，以手板画地，示众曰：“逾此者死。”以是终五日酺宴，咸指其地画曰：“严公界境。”无一人敢犯者。
这是一段表现严安之执法严明的记载，然通过这一记载却展现了大酺期间万众狂欢的盛大场面，以至于负责维护京城治安的金吾卫将士用棍棒都难以弹压，可见人数之众多，场面之宏大。
唐代宫廷宴会的菜单由于年代久远，加之史料散失等缘故，已经无法考知，现能知道的只有一些零星的菜肴名称，仅存的一份唐代宴会菜单，便是唐代大臣韦巨源任中书令时举办的烧尾宴菜单。这份菜单见于《清异录》一书，一共记录了五十八种佳肴名点，名称如下：
单笼金乳酥、曼陀样夹饼、巨胜奴、贵妃红、婆罗门轻高面、御黄王母饭、七返膏、金铃炙、光明虾炙、通花软牛肠、生进二十四气馄饨、生进鸭花汤饼、同心生结脯、见风消、冷蟾儿羹、唐安、金银夹花平截、火焰盏口、水晶龙凤饼、双拌方破饼、玉露团、汉宫棋、长生粥、天花、赐绯含香粽子、甜雪、八方寒食饼、素蒸音声部、白龙臛、金粟平、凤凰胎、羊皮花丝、逡巡酱、乳酿鱼、丁子香淋脍、葱醋鸡、吴兴连带、西江料、红羊枝杖、升平炙、八仙盘、雪婴儿、仙人脔、小天酥、分装蒸腊熊、卯羹、清凉臛碎、箸头春、暖寒花酿蒸、水炼犊、五生盘、格食、过门香、红罗饤、缠花云梦肉、遍地锦装鳖、蕃体间缕宝相肝、汤浴绣丸。
这个菜单并不是烧尾宴的全部菜点，只是《清异录》的撰者陶谷在韦氏家中存留下来的食账中择其奇异的菜点抄录了下来，也就是说唐代烧尾宴所上的菜点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其实唐代的名菜并不仅此，如“辋川小样”，就是长安的一道名菜，由尼姑梵正根据王维《辋川图》创制。辋川位于蓝田竹篑山，风景优雅，唐初为宋之问别墅，后转手于王维。王维绘制了辋川二十景绘图，并请裴迪为《辋川图》赋诗二十首。梵正精于庖厨，用、臛、脍、脯、醢、酱、瓜果、蔬菜等不同花色食品原料，用二十个盘饤，簇成山水形状，每道菜拼成《辋川图》中的一景，合起来即为“辋川小样”。这一大型花式拼盘极为精致雅观，时人多有观赏样品而不忍食之者。再如“五福饼”，实际上是五种小饼，每种饼的馅料各不相同，共有五种不同的味道，故称为“五福饼”。“逍遥炙”，这是唐睿宗赐给金仙公主、玉真公玉的一道菜。其余还有所谓“飞鸾脍”、“龙须炙”、“千金碎香饼子”、“修羊宝卷”、“花折鹅糕”、“鱼羊仙料”、“汤装浮萍面”等，都是唐代有名的菜点。
六、宫廷游艺
（一）博弈类
唐代宫廷内从事的游艺活动种类繁多，尤其是在节庆或春深时节最为活跃，其中博弈类的活动主要有：围棋、象棋、双陆、弹棋、握槊、叶子戏、选格、龟背戏、钱戏、蹙融、藏钩等，下面择其要者介绍如下：
围棋是中国非常古老的游艺项目，早在春秋时代就已经见于记载，六朝时期十分盛行。到了隋唐时期，文人学士均好此道，人们往往以“琴棋书画”来形容士大夫的高雅修养和闲适生活，而围棋尤其具有重要的地位。在宫廷中也颇流行弈棋，皇帝还特别在翰林院置“棋待诏”一职，选第一流的高手充任此职，他们除侍奉皇帝外，有时还教宫人弈棋。著名棋手王积薪、顾师言、王倚、滑能等人都是棋待诏。著名政治家王叔文，最初就是以棋待诏的身份步入唐代政治舞台的。在这些围棋高手中，最著名的当属王积薪。王积薪是唐玄宗时人，每当出游，都要携带围棋棋具，画纸为局，道上即使遇到普通民众，也愿意与之对局，如果获胜则要求对方供给酒饭，饱餐后而去。
据载唐玄宗也酷好弈棋，一次他与亲王博弈，琵琶名手贺怀智在一旁弹奏，杨贵妃抱着从康国进贡的哈巴狗坐在旁边观看。看到玄宗将要输的时候，贵妃就示意小狗跳上棋枰，将棋局扰乱，玄宗大喜。围绕着围棋还产生了许多流传千古的美谈。据说政治家李泌幼时以神童著称，在唐玄宗开元十六年（728）七岁时，被玄宗召入宫中。正碰上玄宗与张说一起观看弈棋，张说出题，要李泌以“方圆动静”为题做诗。张说怕他年幼不解题义，自己先以围棋为比喻做了一首：“方如棋局，圆如棋子，动如棋生，静如棋死。”李泌听完，随口便吟道：“方如行义，圆如用智，动如逞才，静如遂意。”（《太平广记》卷38《李泌》）这种对围棋的解释已经与中华古老文明中对人生智慧的理解凝固在一起了。唐人视下围棋如两军对阵，既有凌厉的攻势，也有不动声色的斗智；或以静制动，或长驱直入。布局行棋，千变万化。小小围棋，却涵蕴着很大的学问。故大诗人元稹有“运智托围棋”之说，杜荀鹤则有“对面不相见，用心同用兵”的说法，这些都是唐人对围棋棋理深刻理解的反映。虽然下围棋有消遣的作用，但一些唐人却将它作为以弈会友，甚至是修身养性的最好方式。
此外，围棋还是这一时期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棋待诏顾师言是唐代围棋的国手。唐宣宗大中初年，日本国王子入唐朝贡。这位王子善于弈棋，在本国号称第一，他还带来了楸玉棋局和自然生成的冷暖玉棋子，这种棋子具有冬暖夏凉的特性。宣宗令顾师言与王子对弈，王子战败。王子问鸿胪卿：“顾待诏是贵国第几国手？”鸿胪卿回答说：“第三国手。”王子请求与第一国手对弈，鸿胪卿说：“王子胜得第三，方得见第二；胜第二，方得见第一。没有胜得第三如何能见第一国手呢？”王子无奈，掩局感叹：“小国之一不如大国之三，信矣。”（苏鹗《杜阳杂编》卷下）在唐代还有一些外国人也是围棋高手，如新罗人朴球，甚至因棋艺出众，曾担任过唐朝宫廷中的棋待诏。诗人张乔在送别朴球归国的诗中称：“海东谁敌手，归去道应孤。阙下传新势，船中覆旧图。”（《送棋待诏朴球归新罗》）对他的棋艺称赏不已。
围棋也是唐代宫廷妇女乐于参与的一项活动，唐朝的宫廷中就有专门教授棋艺的教师，这就是宫教博士。
象棋在唐代不如围棋广泛普及，不仅在民间，就是在宫廷中亦是如此。如唐太宗曾读周武帝所撰《三局象经》，“不晓其旨”，后来起居郎吕才花了一晚上的时间进行推演，然后画图为太宗解释（《旧唐书·吕才传》）。可见在当时了解象棋的人还是非常少的。不过太子洗马蔡允恭却声称他在年少时曾玩过象棋，说明在民间尤其是青少年中流行过象棋。随着象棋活动的不断发展，至迟在武则天时期宫廷中已经开始流行此项活动了。据《狄梁公九谏》第六记载说：“武则天梦与大罗天女对手着棋，局中有子，旋被打将，频输天女。”根据描写，武则天下的应该是象棋。这条资料所述虽是梦境，然必是现实生活中实事的反映。到了唐中期，象棋的流行更加广泛，诗人李端的诗云：“争路忽摧车……围棋智不如。”（《哭张南史因寄南史侄叔宗》）是说自己的围棋技艺不精，但却精于象棋。大诗人白居易诗云：“鼓应投壶马，兵冲象戏车。”（《和春深二十首》）吟咏的也是象棋。这些诗句都说明象棋已经在唐代逐渐流行开来了。
双陆也是唐代颇为流行的一种博弈之戏。在宫廷中皇帝、后妃、宫女等无不喜爱。双陆有许多种不同的玩法，《唐国史补》卷下载：“子有黄黑各十五，掷采之骰有二。”对局时先掷骰子，以所掷之点数行棋。日本的《双陆锦囊抄》一书中说：“棋盘上下各十二道，棋子黑白各十五枚。黑棋自上左向右行，复由下右向左行；白棋由下左向右行，复由上右向左行。二人对坐，轮流掷骰子行棋。骰子二枚，每枚上下左右前后六面标上点子……”根据所掷点数的多少决定棋走多少步。可是《资治通鉴》卷208唐中宗神龙元年（705）二月条胡三省注却说：“双陆者，投琼以行十二棋，各行六棋，故谓之双陆。”引文中所说的“琼”，即指骰子。据此则玩此博戏者双方各有六枚棋子，与上面所述颇有差异，这实际上是玩法的不同导致记载出现的差异。从考古资料看，双陆的棋盘为长方形。
唐人王建《宫词》曰：“分朋闲坐赌樱桃，收却投壶玉腕劳。各把沉香双陆子，局中斗累阿谁高。”描写了宫女们闲来无事，分成几组赌樱桃，先是玩投壶，玩累了再玩双陆。从史书记载来看，剑南道合州每年都向朝廷进贡土产，其中就有双陆子（《新唐书·地理志》）。可见宫中是非常流行此种游戏的。
武则天当皇帝时也喜欢玩双陆，曾“数梦双陆不胜”，召问狄仁杰是何缘故（《新唐书·狄仁杰传》）。唐人薛用弱《集异记》卷2记载了一件与双陆有关的事情，很有趣味，现录之如下：
则天时，南海郡献集翠裘，珍丽异常。张昌宗侍侧，则天因以赐之，遂命披裘供奉双陆。宰相狄梁公仁杰时入奏事，则天令畀座，因命梁公与昌宗双陆。梁公拜恩就局，则天曰：“卿二人赌何物？”梁公对曰：“争先三筹，赌昌宗所衣毛裘。”则天谓曰：“卿以何物为对？”梁公指所衣紫袍曰：“臣以此敌。”则天笑曰：“卿未知此裘，价逾千金，卿之所指，为不等矣。”梁公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见奏对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幸宠遇之服，对臣之袍，臣犹怏怏。”则天业已处分，遂依其说，而昌宗心赧神沮，气势索莫，累局连北。梁公对御就褫其裘，拜恩而出，及至光范门，遂付家奴衣之，乃促马而去。
从这一段记载可以看出，唐人在玩双陆时往往都以钱物作为赌注。唐中宗也是一位喜好玩双陆的皇帝，他不仅自己与皇后玩，有时还召臣下与皇后玩。据载，中宗曾召武三思入宫，升御床，与皇后韦氏玩双陆，“帝为点筹，以为欢笑”（《旧唐书·后妃列传》）。
弹棋在唐代曾广泛流行，宫中亦不例外。王建《宫词》云：“弹棋玉指两参差，背局临虚斗著危。先打角头红子落，上三金子半边垂。”可见弹棋在宫女中非常流行。关于其玩法，唐人柳宗元在《弹棋序》中曾有言及，大意是共有子二十四枚，一半为红子，即所谓“贵子”，谓之上，一半为黑子，即所谓“贱子”，谓之下。贱子二可敌贵子一，以贵击贵，以贱击贱，不得已才以贵子击其贱子。在木制棋盘（局）中双方互击，要求玩者击得又准又快。至于如何计算胜负，早在宋代时已不知其所以然了。
握槊也叫长行，也是唐代非常流行的一种游戏，《唐国史补》卷下载：“今之博戏，有长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子有黄黑各十五，掷采之骰有二，其法生于握槊，变于双陆……后人新意，长行出焉。又有小双陆、围透、大点、小点、游谈、凤翼之名，然无如长行也。”可以看出长行子分为黄、黑两色，其与双陆的不同处是，长行子比双陆子多，从而增加了游戏的复杂性。
唐太宗就非常喜欢玩长行（握槊）。史载：丹阳公主下嫁薛万彻，因薛万彻“村气”，也就是不那么潇洒，因而公主不喜欢，不与其同席者数月。太宗知道这件事后，把他们召入宫中，置酒欢宴，并且还召来了其他驸马一同饮宴。宴席间太宗以其所佩御刀做赌注，与薛万彻玩握槊，佯装不胜，解刀赐之。公主见状大喜，与薛万彻同车而归。释皎然的《薛卿教长行歌》描写了一位长行高手，技艺冠绝于当时，也曾陪伴君主游戏，其中“名高艺绝何翩翩，几回决胜君王前”一句，就是这一情况的真实描写。
唐代流行的叶子戏、选格、龟背戏、钱戏、蹙融和藏钩等游戏，由于记载零散，其玩法已不可考。从现有的这些零散记载看，在宫廷中也流行这些游戏，如唐玄宗问高僧一行唐朝政权能够传多少世，“禅师制叶子格进之，叶子言二十世李也”（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9《杂录》）。“叶（葉）”字拆开为“廿（二十）世木”，与“子”字连写，即为“二十世李”。孙光宪《北梦琐言》逸文卷3载：唐僖宗避难汉中时，禁军都头王建与护驾的将士在寺院玩选格，掷骰子“六只次第相重，自幺至六，人共骇之”。可见选格是一种掷骰子押宝的游戏，由于其掷骰技艺高超，人们非常惊叹。钱戏是一种掷钱的游戏，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一书说：“内庭嫔妃，每至春时，各于禁中结伴三人至五人掷金钱为戏，盖孤闷无所遣也。”此外，宫中还流行一种白打钱的博戏，王建《宫词》云：“寒食内人长白打，库中先散与金钱。”韦庄诗云：“内官初赐清明火，上相闲分白打钱。”（《长安清明》）诗中描写的这种白打钱，大约也是钱戏的一种，从益州九陇尉封抱一“与同列戏白打赌钱”一句的记载看（侯白《启颜录》），玩白打钱时也是要有赌注的。至于蹙融应是一种棋类游戏，藏钩则是一种猜测性的游戏，龟背戏也是一种有赌注的游戏，并且出自宫廷之内。唐人柳宗元《龟背戏》诗云：“长安新技出宫掖，喧喧初遍王侯宅。”可知这种游戏自宫中传出，最初流行于长安城中的贵族官僚阶层，后来才传到民间。
（二）竞赛类
在唐代此类活动包括蹴鞠、斗花草、马球、拔河、投壶、角抵等，这些活动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竞赛的双方或者数方都以战胜对方为目的，除了少数活动限于男子外，妇女参与的活动也很多。
蹴鞠类似于足球运动，在唐代有了很大的发展，并由以往的实心球发展为充气球。唐之前不设球门，只要将球踢入鞠坑即可，而唐代却立两竹竿，络网于上为门，并分为两队，蹴球入门者为胜。这种活动无论是宫中还是军队、民间都非常盛行，以寒食节期间最为流行。蹴鞠仍然以男子为主，不过妇女中也有人喜爱此项活动，只是人数较少而已。皇亲宗室中不乏酷爱此项运动者。如唐中宗的第三子李重俊为太子时，以杨璬、武崇训为太子宾客，他们均为青年贵族，不知如何辅佐太子，“唯以蹴鞠猥戏取狎于重俊”（《旧唐书·节愍太子重俊传》），也就是经常与太子在一块儿玩蹴鞠。从史书记载来看，唐代的皇帝中也不乏喜爱蹴鞠者，如唐文宗、唐武宗、唐僖宗等，有的人踢球的技艺还相当出色，僖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斗花草是在唐代妇女儿童中颇为流行的一种活动。斗草很可能是一种比赛看谁采的草多的游戏，带有赌博性质。安乐公主就非常喜爱这项活动，说明宫廷之中也颇流行。斗花是斗花的鲜艳、美丽。为了弄到艳丽的花，富人不惜重金采买，植在院中，以备春季时斗花之用。也有人斗花的时新，而不在于花的艳丽。唐诗还写到一名宫女为了斗花的胜利，先将一枝郁金芽藏在袖中，等别人都把好花亮出来后，才突然从袖出拈出，出奇制胜（王建《宫词》）。
马球，又叫波罗球，一说起源于波斯，一说起源于西藏，是一种骑在马上以杖击球的运动。这种运动的规则缺乏记载，只能从金代人打马球的情况推测唐代时的大体情况。比赛时分作两队，参加者各自乘马，手持球杖。杖长数尺，顶端略弯曲如偃月状。球的形状略小于拳，两队共争一球。球场南竖两根木柱，两柱之间置一板，板开一孔为门，门上加网为球囊，以将球击入网囊中者为胜。也有一种说法，在球场两端相对各置一门，互相击打，击出门者为胜。唐代的球场是非常讲究的，根据唐人的描绘，球场非常平实坚滑，扫除干净，没有丝毫尘土，以便于马匹往来驰骋，周围有短墙三面环绕，四周设有红旗。高级的球场为了达到平实无尘，竟洒油以筑球场面。
唐代的马球运动对抗非常激烈，有时还隐藏着杀机，经常出现死伤，小者伤面，大者残废。如在唐玄宗时的一次比赛中，荣王坠马闷绝。唐穆宗与内官击球于禁中，有一位内官突然坠马，使穆宗受到了极大的惊吓，罢赛归殿，足竟然不能履地，在床上躺了三天。唐武宗时，周宝因为善于击球，很得武宗的欢心，遂提升他为金吾卫将军，后来竟然因为击球瞎了一只眼睛。唐昭宗时，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命其子朱友伦率军宿卫京师，在一次马球比赛中坠马而死。甚至有人利用这种时机来铲除敌手。如安史之乱时，常山太守王俌打算降敌，引起了部下诸将的不满，遂利用打马球的机会使其坠马，然后纵马践踏而死。正因为马球运动具有这样的危险性，所以引起了许多人对这种运动的批评，尤其是一些大臣竭力劝说皇帝不要从事这项活动。
马球运动在唐代具有广泛性的特点，参加的阶层比较多，上至皇帝、宗室、贵族，下至诸军将士乃至于富户及长安少年，无不喜爱这项运动。据说唐太宗就非常喜欢这项运动，曾亲自观看胡人打马球，以至于一些胡人知道太宗有此爱好，专门寻找机会为他表演，以讨好皇帝。唐睿宗时，吐蕃遣使迎娶金城公主，唐玄宗当时还是临淄王，他与嗣虢王李邕、驸马杨慎交、武延秀等四人，与吐蕃使团中善于打球者进行比赛，李隆基东西驰突，所向无前，战胜了吐蕃使团。玄宗即皇帝位后，仍然喜欢此项运动，经常观看打球。唐宣宗更是打球的高手，他能策马持杖，在空中运球，甚至能连击数百下，而马驰骋不止。这种高超的球艺，连神策军中善于打球的高手都赞叹不已。
长安城中的少年、军士也经常以打球为乐事，唐人李廓的《长安少年行》一诗写道：“追逐轻薄伴，闲游不着绯。长拢出猎马，数换打球衣。”描写了长安少年打球作乐的情景。唐朝的禁军——左右神策军中都设有“打球军将”，以此技艺供奉御前。唐昭宗统治晚期，被强藩朱全忠强迫迁都洛阳，与其同行的就有“击球供奉、内园小儿二百余人”。有些军将甚至靠这种技艺而飞黄腾达，唐僖宗为了选择西川节度使，便命令诸将打球以赌这个职务，胜者获任，结果陈敬瑄夺得第一筹，遂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由于唐人非常喜爱此项运动，以至于宫中妇女中也有爱好此道者，有王建的《宫词》诗为证，他写道：“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球。一半走来争跪拜，上棚先谢得头筹。”描写了寒食节宫女们打球取乐的场景。直到五代时仍然有宫女打马球的相关记载。不过由于马的速度太快，风险较大，所以女子打球往往骑驴或步打，但也有骑马打球的情况出现。
拔河，古代又称牵钩，唐人封演的《封氏闻见记》卷6《拔河》详细记载了拔河的规则：用粗麻绳（）作为主要用具，绳长四五十丈，在大绳的两头分系若干条小索，参加者将小索系在胸前，这样就更加容易用力。拔河者分为两队，相对而立，在大绳中央部位立大旗为界，然后击鼓噪叫，双方向自己本方的方向用劲牵引，“以却者为胜，就者为输”。拔河的绳除麻外，也有用巨竹的，双方的人数不一定相等，一方或多或少一点，参与者多时可达数百人。
拔河这种活动，上至宫廷，下至民间，均好此道。封演还记录了唐中宗在清明日驾临梨园球场，命侍臣分为两队拔河。几个宰相与驸马为一队，另以宰相、将军为一队，结果是老臣“仆射韦巨源、少师唐休璟年老，随而踣，久不能兴（起），上大笑，令左右扶起”。唐玄宗也喜观拔河，曾在御楼数次举办拔河比赛，参加拔河者多至千余人，“喧呼动地，蕃客士庶观者，莫不震骇”。当时的进士河东人薛胜曾经亲眼目睹过这次比赛，事后撰《拔河赋》，“其辞甚美，时人竞传之”（《封氏闻见记》卷6《拔河》）。他还说此次比赛中，由于参加者人数太多，致使大绳几乎被拉断，场面极其壮观。唐人写拔河的诗赋颇多，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描写了拔河时的热闹场面。
在民间人们也爱好拔河，它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也是一项群众性的体育活动。传说拔河能祈丰年，早在隋朝以前就有此说。唐玄宗也持这种说法，他在《观拔河俗戏并序》中写道：“俗传此戏，必致年丰，故命北军，以求岁稔。”说明唐代宫廷、民间举办此类活动，不仅仅是图热闹，还有祈求丰年的意义在内。唐人张说在其撰写的有关拔河题材的诗歌中也表达过同样的意思，他写道：“斗力频催鼓，争都更上筹。春来百种戏，天意在宜秋。”（《奉和圣制观拔河俗戏应制》）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宜秋”二字就是说希望有一个好收成的季节到来。
投壶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游戏，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流行了。其玩法是以壶象征箭靶，把短箭投入壶口内为胜。由于箭入壶中后往往反弹出来，所以旧法是在壶内装入小豆，以减缓反弹的力量。后来人们反其意而改之，创造了一种新的投法，即不在壶内装豆，使箭入壶口后反弹出来，投者以手接箭为胜，继而再投，连续不断，从而提高了游戏的难度，也增加了娱乐性。
在唐代这种游戏主要在士大夫中流行，经常在宴席间举行，以赌胜负，人们乐此不疲，经常大醉而归。有人投壶技艺很高，可以在跳跃中反手背对着壶投之，百发百中。妇女中也有人喜爱此道，唐人曹唐的《小游仙诗》就描写了这种情况。李白的《梁甫吟》诗说：“帝旁投壶多玉女”，说的是宫中妇女参加投壶的情况。后蜀花蕊夫人的《宫词》诗也写道：“摴蒱冷澹学投壶，箭倚腰身约画图。尽对君王称妙手，一人来射一人输。”说明这种风气一直流传到五代十国时期的宫廷之中。不仅如此，投壶之戏还流传到高丽，《新唐书·高丽传》说：“俗喜弈、投壶、蹴鞠。”即流行围棋、投壶、蹴鞠等活动。
角抵，又称相扑、校力、贯交、争交等，是一种以摔跤为主的角力运动。这种运动早在秦朝就已经有了，秦二世曾经在甘泉宫观赏过这种表演，汉武帝也非常喜欢观赏角力表演。在唐代相扑因为是徒手相搏，所以又被称为“手搏”或“卞”。唐代的皇帝如中宗、玄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懿宗、僖宗、昭宗等，都非常喜欢观看相扑。宫廷里专门养有角抵壮士，在内宫举行宴会时，与百戏一起表演。在特定的祭祀场合，也多有相扑表演。如唐文宗在举行南郊大典之前，安排仪程的官员进“相扑人”，请求文宗观看表演。文宗说自己正在清斋，此时观看此戏恐怕不大合适。左右侍臣却说：“旧例已有，现在角抵之人已在门外等候。”可见唐朝每在南郊大礼前都要观看相扑，并已成为定例。
每逢重大节庆，唐代的皇帝除了安排表演百戏外，同时还安排有相扑表演。唐代的左右神策军中也有角抵之士，史籍记载了一些唐代皇帝经常赴左右神策军观看相扑的情况。为了招募到更优秀的相扑人才，唐敬宗甚至出钱万贯，令内园使负责招募，不离其身，以便经常能够看到他们的表演。在懿、僖、昭三朝，专门设置了相扑棚，供相扑表演时使用。唐代文士周缄还专门写了一篇《角抵赋》，描写表演时的情景。从其描写来看，唐代的相扑除了摔跤外，还可以用拳击打。正因为许多皇帝都喜爱这项活动，有些官员为了讨取皇帝的欢心，便大力搜罗角抵士进献朝廷，《资治通鉴》卷243就记载说：唐敬宗宝历年间，“禁军及诸道争献力士”。
甚至有些皇帝还亲自参加这项活动，如唐敬宗就是这样一位皇帝，而且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史载：“（敬宗）尝阅角抵三殿，有碎首断臂，流血廷中。帝欢甚，厚赐之，夜分罢。”（《新唐书·宦者列传》）中晚唐时，地方军镇中也流行相扑戏。神策军中有一位姓蒙的角抵力士，供奉懿宗、僖宗、昭宗三朝，因屡战屡胜，被称为“蒙万赢”。唐亡后，蒙万赢离开长安，在各地传授相扑技艺，五陵少年及河北一带的任侠之士跟随他练习相扑者达到数百人。
相扑不仅具有观赏性，更重要的是它也是一种搏击技艺，同时又有助于军事训练，这也是唐代军中普遍流行相扑的原因。除了在禁军中流行外，各节度使的军队中也盛行相扑，诸军均招募了一批角抵士，经常举行比赛，既活跃了军营气氛，又锻炼了军人体质，提高了格斗技能。此外，军中举行宴会时，除了有乐舞助兴外，往往也命表演相扑，甚至出现十几个人轮流上场与一个大力士比赛的场面。也有些大力士仗着自己的本领横行不法，甚至有借钱不还，还把债主打死的情况出现。
唐代盛行的相扑之风对日本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从唐朝引进相扑后，一直流行到现在而长盛不衰，并依然保持着“相扑”这个名称，其相扑的装束也保留了唐代的遗风。
（三）游乐类
在唐代宫廷中还有许多游赏一类的活动，主要指荡秋千、放风筝、斗鸡、斗鹅、赏花、抛彩球、行酒令等，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宫廷沉闷的生活。
荡秋千是唐代妇女儿童特别喜爱的活动之一，最佳的活动时间是寒食节。每当清明前后，妇女们就竞相在庭院、草地或树下竖起秋千架，缀上各种各样的彩色丝线制成的彩绳，有的秋千甚至高达百尺。即使宫中也不例外，唐玄宗时，每到寒食节，宫中都要竖起许多秋千，“令宫嫔辈戏笑，以为宴乐，帝呼为半仙之戏，都中士民因而呼之”（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下）。由于民间、宫廷妇女都喜爱这项活动，遂使寒食荡秋千成为全国普遍流行的一种习俗，所谓“寒食秋千满地时”（王涯《宫词》），便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农村妇女也乐于此道，郑谷的诗句“村落清明近，秋千稚女夸”（《旅寓洛南村舍》），描写的就是农村妇女荡秋千的情景。
放风筝也叫飞纸鸢，是我国古代传统的娱乐活动之一，历史非常悠久。放风筝不但有益于人们的身心健康，而且具有很强的观赏价值。在风和日丽、绿草如茵的春季，这项活动便成为人们争相参加的一项娱乐活动。在唐代放风筝是妇女儿童最为喜爱的活动之一，在宫廷中则主要是宫人喜欢的活动。大诗人元稹的《连昌宫词》诗云：“尘埋粉壁旧花钿，鸟啄风筝碎珠玉。”描写了宫廷放飞风筝的情况。在长安城的风景区曲江池一带，每到春天，便成为人们争放风筝的最佳场所，唐人刘得仁诗云：“落日明沙岸，微风上纸鸢。”（《访曲江胡处士》）描写的就是人们在曲江放风筝的场景。在皇帝到曲江游春之时，也不乏宫人在这里放飞风筝。
关于唐代宫廷中盛行斗鸡、斗鹅的情况，在第三章中已经有所论及，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下面谈谈唐代的赏花风气。唐人爱花、惜花、赏花，在众多的花卉中，唐人最为重视也最为喜爱的一种花就是牡丹，可以说是唐朝的国花。关于唐人爱牡丹赏牡丹的记载很多，白居易的《牡丹芳》诗：“遂使王公与卿士，游花冠盖日相望。”描写了牡丹盛开之时，长安城中王公贵族与士大夫每日车马相望外出赏花的情景。又曰：“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徐凝诗云：“三条九陌花时节，万户千车看牡丹。”（《寄白司马》）说明牡丹花盛开之时，不仅王公贵族喜欢赏花，长安城中百姓也非常喜爱牡丹，可见喜欢赏牡丹是唐代社会的普遍现象。
长安城中牡丹种植极广，无论士庶之家还是寺庙之中皆有种植，其中慈恩寺、永寿寺、崇敬寺等处牡丹种植极广。宫中也广植牡丹，李白《清平调序》载：“天宝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得四本红、紫、浅红、通白者，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所谓木芍药，就是牡丹花。每当牡丹盛开时，唐玄宗与杨贵妃选梨园弟子若干，奏乐赏花，并唱新词。李白的《清平调》三首，便是为玄宗与贵妃在沉香亭赏花时所撰的新词，以供演唱之用。唐文宗也非常喜爱牡丹，大和年间，他在内殿赏牡丹，问身边的文士程修己说：“在京师所传的牡丹诗中，谁写得最好？”回答说：“中书舍人李正封诗：‘天香夜染衣，国色朝酣酒。’”（钱易《南部新书》甲）得到文宗的肯定。因此人们将牡丹誉为国色天香。
正因为唐人热爱牡丹，所以唐代曾培育出不少优良的牡丹品种，而且价钱极贵。白居易诗：“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买花》）是说一丛深色的牡丹花，其价钱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所交的一年赋税。柳浑诗云：“近来无奈牡丹何，数十千钱买一颗。”（《牡丹》）即数十贯钱才能买一株花。据说大宦官鱼朝恩家有一丛牡丹可开花千朵，可谓相当的珍贵了。在唐代到了牡丹盛开之时，即使不种花的人家也要外出买花，白居易《买花》诗说：“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可见买花赏花成为唐代的风尚，尤其是长安的社会风尚。唐代的文人学士不仅爱写以牡丹为题材的诗歌，他们也都喜爱种植牡丹，司马扎的《卖花者》诗云：“长安甲第多，处处花堪爱。”说明长安城中的达官贵人家中都普遍栽种有名贵的牡丹花。每到花开季节，大家相约逐家欣赏牡丹，然后进行品评，认为各家之花虽各有千秋，但最好的还是侍中浑瑊家的牡丹，“径尺千余朵，人间有此花。今朝见颜色，更不向诸家”（刘禹锡《浑侍中宅牡丹》）。有的官员爱赏牡丹，在自己家中种植还不够，又在官署中栽种，以便办公休息时观赏。钱易《南部新书》丙记载说：“岁三月望日，宰相过东省看牡丹。”为了适应人们爱花赏花的习俗，唐代的旅店中也广植牡丹，除了美化环境外，也是为了满足人们旅途赏花的需要。至于宫廷中，除了兴庆宫外，大明宫、太极宫及诸王、公主之家，也多种植有各色牡丹。
抛彩球是妇女中最流行的一种球类活动。彩球又称花球、绣球，是用五彩线绣成的小圆球。抛彩球是寒食节宴会上助兴的一种节目。人们一面饮酒，一面抛球，并伴以歌舞。这种活动早在隋朝的宫中就已十分流行，在唐五代时“抛球乐”竟然成了一种诗歌体裁，不少文人以此为题吟诗填词，可见这项活动受当时人青睐之程度。除了宫廷、贵族妇女中流行这种活动外，民间妇女也非常喜爱，许多诗人为此写了许多美丽的诗篇。
行酒令是宴会上经常进行的一种助兴游戏，通常是推一人为令官，其余人轮流按令表演，违令者罚酒，故古人有“酒令大如军令”的说法。唐人的酒令比较复杂，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是难以应付的，如果以类划分，可以分为律令、骰盘令、抛打令、子母去离令、瞻相令、曲水流觞、酒须尽令、《酒胡子》令、钓鳌令、射博令等。酒令有一定的程式或者以几个字为令开行，如果违反了程式也要罚酒。饮宴时行酒令在士大夫或贵族中非常流行，宫廷宴会尤其是皇帝、后妃参加的正式场合，则多流行酒令歌词，以六言为基本词式。而且是歌舞并作，因舞作词，也是宫廷酒宴上常见的形式。如唐中宗举行宴会，崔日用起舞，自歌云：“东馆总是鹓鸾，南台自多杞梓。日用读书万卷，何忍不蒙学士？墨制帘下出来，微臣眼看喜死。”（《唐诗纪事》卷10）诗人沈佺期参加内宴，群臣皆歌唱《回波乐》，并撰词起舞，以讨好皇帝，求得升迁。沈佺期歌曰：“回波尔时佺期，流向岭外生归。身名已蒙齿录，袍笏未复牙绯。”沈佺期刚刚从岭南流放归来，故唱出了这样的歌词，于是中宗马上赐给绯袍银鱼袋（五品以上官员的服色）（孟棨《本事诗》卷7）。由于宫廷宴会的特殊性，不同于士大夫之间的饮宴，所以那种设令官，请歌伎，行酒令的方式不适用于此种场合，以上所述的这种形式，亦是一种特殊的酒令文化。至于宫廷内部的聚宴，则形式比较灵活，发令行酒，并不受旧规的约束。花蕊夫人《宫词》诗曰：“管弦声急满龙池，宫女藏钩夜宴时。好是圣人亲捉得，便将浓墨扫双眉。”则在酒令中行用了藏钩之戏，证明宫廷内宴时也是有酒令的。花蕊夫人《宫词》中的另一首诗云：“新翻酒令著词章，侍宴初闻忆却忙。宣使近臣传赐本，书家院里遍抄将。”描写了宫廷内宴依酒令设词的情景。关于唐人所撰的酒宴著词，在笔记小说及敦煌文书中保留了不少，已有学者作过专门研究，这里就不多说了。
由于唐人酒令十分复杂，因此这种高雅的游艺只能在社会上层中盛行，作为社会下层的普通百姓饮酒行令时则十分简单，或者干脆以“敲扛”、“豁拳”来代替行令，这一点倒和今天的饮酒习俗完全一致。
七、玺绶符契
（一）皇帝玺符
在唐代天子之印称“宝”，这与前代是不同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国君之印就已经称玺。秦朝规定唯天子之印称玺，以玉刻制，群臣莫敢用之。其实在此之前，普通民众的印章也可称玺，亦可用金或玉刻制，自从发生这种变化后，便不能再称玺了，否则便是图谋不轨，要受到严厉的惩处。古代的印玺上有组绶，因而又称天子之玺为玺绶。
秦制，天子有六玺，又有传国之玺。唐改为宝，规定天子有八宝，颇不同于前代之制。唐代的天子八宝并不由皇帝亲自掌管，而是由符宝郎（从六品上）掌管。但这只是名义上的规定，实际上符宝郎仅掌管其中六宝，符契名义上也归其掌管，但实际上却由宫官尚服局保管。符宝郎隶属于门下省，这是由于门下省为审议机关，中书省起草的皇帝诏制要经过门下省的审议，审议通过后才可加盖天子之宝，否则便退回重新草拟。天子之宝由门下省掌管，便具有这样的把关意义。符宝郎原称符玺郎，武则天延载元年（694）五月十一日改为符宝郎，唐中宗神龙元年（705）正月二十二日复改为符玺郎，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十一月十日再次改为符宝郎（《唐会要》卷56《符宝郎》）。唐代的天子八宝依次是：
一曰神宝，“所以承百王，镇万国”。此宝传至隋文帝时曾作为传国玺，开皇二年（582）改为受命玺。开皇九年（589）平定陈朝，获得了其传国玺，于是便把之前所得之玺改为神玺。隋末，这些玺先后落到了宇文化及、窦建德之手。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太宗平定窦建德，其臣裴矩献出了神玺、传国玺及其余六玺，唐代的天子八宝便来自于此。
二曰受命宝，“所以修封禅，礼神祇”。实即隋朝传国玺。
以上两种玺更多的是具有象征意义，是皇权神授的象征，获得者即象征获得了国家的统治权，不轻易示人，也不加盖于诏敕公文。
三曰皇帝行宝，“答疏于王公则用之”。
四曰皇帝之宝，“劳来勋贤则用之”。
五曰皇帝信宝，“征召臣下则用之”。
六曰天子行宝，“答四夷书则用之”。
七曰天子之宝，“慰抚蛮夷则用之”。
八曰天子信宝，“发番国兵则用之”。
在处理军国大事方面，具有实际使用价值的是后面所述这六种印玺。唐代关于皇帝玺宝使用的这种规定，实际上是沿袭了前代之制，并非其新创。早在汉代皇帝之玺就分有不同的用途，关于汉代天子之玺的分工，《唐六典》卷8《门下省》引《汉仪》曰：
以皇帝行玺为凡杂，以皇帝之玺赐诸侯王书，以皇帝信玺发兵，其征大臣以天子行玺，外国事以天子之玺，鬼神事以天子信玺。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布囊白素裹，两端缝，尺一版，中约署。有事及发外国兵用天子信玺，封拜外国及征召用天子行玺，赐匈奴单于、外国王书用天子之玺，诸下竹使符征召大事行州、郡、国者用皇帝信玺，诸下铜兽符发郡、国兵用皇帝之玺，封拜王公以下遣使就授皆用皇帝行玺。若车驾行幸，次直侍中佩信玺、行玺以从。
唐代皇帝六宝的用法实际上就沿袭了这一旧制，不过在实际使用中，还要配合符节一同使用才能有效，关于这个问题下面还要详述。唐制规定，凡举行大朝会，则由符宝郎捧宝（玺）进于御座，以备使用；如果皇帝外出巡幸，则奉宝（玺）封装于函，跟从而行。
唐代皇帝除了天子八宝外，还有各种符契。凡有国家大事则颁下符契以为凭证，规定左符由中央收藏，右符由各部门收藏。下达命令时颁下左符，与相关部门所收藏的右符相勘合后，则证明皇帝的命令有效，于是便予以执行，否则便可以拒绝执行。凡有关军国大事，在颁布制敕的同时还要颁下符契，两者皆无误才算有效。唐朝符契分为如下几种：
一曰铜鱼符：用于调发军队，改换地方长吏。唐朝在两京留守、诸州、诸军、诸折冲府、诸处捉兵镇守之所、诸宫苑总监等处，皆给有铜鱼符。
二曰传符：用于提供邮驿，下达制命。唐朝在两京留守、诸州、各驻军之处，并给有传符。并且规定应给鱼符及传符之处，皆由其长官亲自掌管，如果长官被告谋反，则由次官掌管，如无次官，由负责接收制敕和上级命令的部门收管。
三曰随身鱼符：其用途是明贵贱，应征召。唐朝规定五品以上的官员皆发给随身鱼符，具体规定是：亲王及二品以上散官、京官文武职事五品以上、都督、刺史、大都督府长史、司马、各级都护、副都护等皆给之。这种鱼符配有鱼袋可以装在里面，三品以上官为金鱼袋，五品以上官为银鱼袋，任命官员的同时赐给相应的鱼袋，故有赐紫金鱼袋、赐绯鱼袋的说法。这里所说的“紫”，指三品以上官员的袍服颜色，所谓“绯”，指五品以上官员的袍服颜色。在任命这类官员时照例要授给袍服及鱼袋，所以才出现了这样的说法。授给官员的鱼袋要求随身佩带，因此只要看看官员的服色与鱼袋，就可以知道其官品的高低，这就是所谓“明贵贱”的意思。唐朝还规定任命高级官员时，除了颁给诏敕、告身外，还要颁下鱼符，三者皆相符才算有效。征召高级官员时，也要颁下鱼符，与官员自身佩带的鱼符相勘合，才能应召。
四曰木契：“所以重镇守，慎出纳。”（《唐六典》卷8《门下省》）前一句指调发兵马，唐朝规定皇帝外出巡幸、太子监国，如果需要调动兵马时则用之。唐朝给王公以下、两京留守及诸州有兵马者，外出征战的军队人数达到五百人、马五百匹以上者，均配发有木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调动兵马，必须颁下木契，勘合后方可调用。除此之外的正常情况下，则凭鱼符调动军队。后一句是指需要动用国家库藏的钱财、粮食时，除了颁下敕书外，还要颁下木契作为凭证。因此，木契的种类是很多的，各有专门的用途。其实唐朝的各部门内部皆有木契，与这里所述的木契有规格、等级上的差别，就不再多说了。
五曰旌节：“所以委良能，假赏罚。”（《唐六典》卷8《门下省》）实际上是皇帝派出使者所携带的证物，是国家与权威的象征。凡皇帝派官出使外国、外族，或派使者外出专门办理某种事务，往往也授予旌节，节度使统兵也必须要授给旌节。
唐朝规定铜鱼符之制，用于京师周围地区的，左三右一，其他地区的，左五右一。其中左符仍由尚服局收藏，右符由相关部门收藏，使用时颁下左符，用完后收回。如果是大事，则要同时颁下敕书；如果是小事，则仅颁符并加以函封，并在函套上加盖门下省印；如果收回鱼符时，也要函封并加盖相关部门之印。
传符之制，太子监国用双龙之符，左右各十；两京留守用麟符，左二十右十九；其他各地之符，东方为青龙之符，西方为虞之符，南方为朱雀之符，北方为玄武之符，皆左四右三。规定以上这些符，右符付给在外的执符人，左符由尚服局保存；两京留守之符则全部由尚服局保管；皇帝外出巡幸，则把右符留给留守官员或留守的太子。
随身鱼符之制，左二右一，规定太子之符为玉质，亲王为金质，其他官员为铜质。唐朝还规定随身鱼符皆刻有官员姓名，如果这种官职只有一员时，则不刻姓名；如果官名与其所在机构的名称完全相同者，也要刻其姓名。同时还规定随身鱼符如刻姓名者，离职时要交回；如果未刻姓名者，则无须交回。
木契之制，太子监国时，在京师地区，左右各三，京师以外地区，左右各五；其他官员则左右各十。
旌节之制，任命将帅及派遣使者出使四方时授给旌节，旌用来专赏，节用以专杀。这里所谓的“专”，就是不必请示皇帝，持旌节者可以根据情况自行决定赏或杀（处死人）。离任时或者出使返回后，要交还所授旌节。
唐朝规定皇帝的神宝、受命宝及铜鱼符、木契、传符等皆由宫官尚服局保管，具体由司宝二人掌管，正六品。规定司宝要按照它们各自的用途分别保管，立有文簿，外面的部门请求使用时，请示皇帝同意后才能颁给，并且要记录在簿，归还符契时，要求用朱笔记录在簿。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皇帝的神宝、受命宝并不加盖制敕公文，受命宝只在封禅时偶尔用之，它们更多只具有皇权的象征意义，自然要由宫官掌管。至于各种符契因为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调兵、任官、调发钱粮及用于其他重要事务，将其保管在宫内，只有经过皇帝同意后才能颁下使用，这样就可以起到内外相维，制约宰相权力的作用。
（二）皇后与太子印绶
自古以来皇（王）后皆有玺。自秦汉以来皇后玺只能在后宫范围内使用，而不能对外发号施令，除非有特殊情况发生。皇后玺是皇后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是皇帝册立皇后时颁发的，一旦废后，则必须收回其玺绶。在秦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皇后玺或用金或用玉刻制，唐代则规定使用黄金，不再称玺，与皇帝一样改称皇后之宝。
为了防范和限制皇后干预朝政，唐朝规定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之宝皆不能行用，如果需要封令书，太皇太后、皇太后用宫官印，皇后用内侍省印。因此在唐代皇后之宝也就只具有象征意义，而失去了任何实际意义。这一规定并非唐代新创，而是沿袭了自隋朝以来的制度。
在唐代太子亦有印玺，仍然称之为宝，以黄金铸成，方一寸，印文为“皇太子宝”四字（《明集礼》卷20）。册立太子时，同时授给太子之宝。太子之宝具体由东宫内官之一的掌书（从八品）保管，除此之外，其还有保管符契的职责。太子之宝并不能行用于朝廷各部门，如果需要封令书，则使用左春坊之印（《玉海》卷84）。即使在其监国期间，发号施令时也不能使用它，其颁布的命令仍然需要加盖天子玺宝。
至于太子妃是否有印，不得而知，但是隋朝的太子妃是有印玺的，只是规定不能行用，如果需要封书，则使用典内之印。典内乃是主管东宫宫人事务的宦官。除隋朝外，历史上其他各朝太子妃大都有印玺，据此推断，唐代的太子妃亦应有印玺。
八、谥法与谥号
所谓谥法，是指古人死后，朝廷根据其生前事迹给予一个褒贬善恶的称号，这种给予称号的做法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或者说形成了一套给以谥号的标准，这就是所谓谥法。谥法有两个最明显的特点：一是别尊卑，维护等级制度，因此谥号本身是有等级区别的；二是惩恶劝善，即善有美谥，恶有恶谥，通过表彰善行，宣扬恶行，起到对社会风气的引导作用，从而为巩固王朝统治服务。正因为如此，谥法才为历代统治阶级所重视。谥法针对的不仅是大臣，皇帝、后妃、太子死后也都要拟定谥号。在唐代专门负责拟定谥号的官员是太常博士，他主要负责王公以下官员谥号的草拟，至于皇帝、后妃与太子的谥号，或由太常寺草拟，或由重要大臣草拟，通常都要召开相关人员共同讨论，最后由在位的皇帝亲自确定。
至于用来做谥号的字，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固定的用意，并非仅唐代如此，下面列举一些常用的谥号用字，以见其一斑：
文：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勤学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锡民爵位曰文。
武：克定祸乱曰武，威强睿德曰武，开土拓境曰武，帅众以顺曰武，折冲御侮曰武。
献：聪明睿哲曰献，惠无内德曰献，智质有圣曰献。
懿：温柔贤善曰懿，爱民质直曰懿，柔克有光曰懿，体和居中曰懿。
昭：圣文周达曰昭，明德有功曰昭。
节：好廉自克曰节，巧而好度曰节。
景：耆意大虑曰景，布义行刚曰景，由义而济曰景。
孝：秉德不回曰孝，慈惠爱亲曰孝，协时肇享曰孝，五宗安之曰孝，从命不忿曰孝，几谏不倦曰孝，善事父母曰孝，亲睦其党曰孝，慈爱忘劳曰孝，博于备物曰孝，尊仁安义曰孝。
贞：大虑克就曰贞，外内用情曰贞，清白守节曰贞，图国忘死曰贞，内外无怀曰贞，直道不挠曰贞。（《唐会要》卷79《谥法》）
这些文字在谥法上的含义并非唐代人确定的，其中不少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具有这种含义了，有的内容则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丰富起来的。
按照唐代谥法规定：谥号可以是单谥，也可以是复谥，至于帝后的谥号则多为复谥，也有单谥的，但更多的还是前者。如唐高祖皇后窦氏，武德时追谥曰“穆”，贞观时又改为“太穆”，前者为单谥，后者则为复谥。再如唐太宗的皇后长孙氏，贞观时谥曰“文德”，上元中谥曰“文德圣”。唐睿宗皇后窦氏，开元中谥曰“昭成”。上官婉儿生前曾为唐中宗昭容，其身份应是皇帝的嫔妃，死后追谥为“惠文”。之所以给其如此之美的谥号，是考虑到她在起草中宗遗制时写上了引相王辅政的话，开元初追思其功，故有此美谥。皇后谥号也有字数比较多的，如武则天死后，最初谥为“则天大圣”。至于太子的谥号采用复谥的也很多，如唐高宗之子李贤，谥曰“章怀”；唐中宗之子李重润，谥曰“懿德”；中宗另一子李重俊，谥曰“节愍”；也有单谥的情况出现，如唐高祖长子李建成，死后谥曰“隐”。亲王也多有采用复谥的，如薛王李业，谥曰“惠宣”；荣王李琬，谥曰“靖恭”。
关于隋唐皇帝的谥号，比较复杂，字数也比较多。在这一历史时期，皇帝的谥号最初字数也很少，如杨坚谥号为“文”，人称隋文帝，杨广谥号为“炀”，人称隋炀帝，只有一个字。唐高祖李渊的谥号字数最初也不多，唐太宗贞观九年（635），群臣上谥号曰“大武”，仅两个字；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八月，改谥为“神尧”，仍为两个字；唐玄宗天宝八载（749），谥曰“神尧大圣”；天宝十三载（754），增谥曰“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字数越来越多。唐太宗的谥号字数也是呈现出这样一个由少到多的过程，其死后，群臣上谥号为“文”，仅有一个字；唐高宗上元元年八月，改谥为“文武圣”；唐玄宗天宝十三载，增谥号为“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唐高宗的谥号字数也不少，初谥为“天皇大帝”；唐玄宗天宝十三载，改谥号为“天皇大弘孝”皇帝。唐代皇帝谥号字数越来越多的这种趋势，到了后来愈来愈严重。如果说唐代前期皇帝的谥号，初谥时字数还保留着一些古制的痕迹外（通常为一至二字），到了后来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初谥时的字数也越来越多。如唐玄宗的初谥是“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唐肃宗的初谥是“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被朱全忠派人杀死的唐昭宗，其谥号是“圣穆景文孝”皇帝，字数也不算少。
唐代中后期有两位皇帝的谥号字数是很少的，如唐中宗少子李重茂，死后谥曰“殇”帝；唐代的最后一位皇帝李柷，死后谥为“哀”帝。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能否定皇帝谥号字数越来越多的趋势，因为李重茂被韦后立为皇帝后，很快就被废去，没有实际的执政过程。至于李柷，则是一位傀儡皇帝，有其名而无其实，取代唐朝统治的人自然不会给他更多更美的谥号。因此，这实际上是一种特例。后来到了五代时期，后唐明宗即位后，有司请求谥李柷为“昭宣光烈孝”皇帝，也是这种发展趋势的一个很好说明。皇帝谥号的这种变化趋势，到了后世竟然愈演愈烈，以后历朝历代皇帝的谥号字数比之唐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清代有的皇帝的谥号竟达数十字之多。
唐代皇帝的谥号还有一个特点，即只有美谥而无恶谥，与此不同的是，大臣的谥号则是有美有恶，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只有美谥而无恶谥的发展趋势，到了后世就变为连士大夫死后也不给恶谥了，于是谥法就改变了以前那种惩恶扬善的意义。
九、内诸司使
唐代宦官充任的内诸司使系统是一个庞大的行政系统，其权力已经不再局限于管理宫廷事务，而是把触角延伸到国家行政事务的管理方面，并且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既管理宫廷事务又参与国家行政事务的以宦官为主体的“北司”系统。之所以称其为北司，是相对于以宰相为首的政府机构而言的，唐代的中央政府机构位于宫城的南面，即皇城之内，所以称为南衙，而内诸司使系统的办公机构却在宫城之内，相对南衙而言，它的位置在北面，所以称北司。以往的论著把内侍省机构称为北司，其实是不完全的，只有当内诸司使系统形成后，北司才真正具有了与南衙相抗衡的力量。因此，在强调唐代宦官专权的时候，需要说明的是，其并不是通过内侍省进行的，而是通过内诸司使伸展权势的，所谓南衙北司之争，也是指内诸司使系统与宰相为首的国家行政系统之间的斗争。
在唐代之所以产生南衙北司之争，根本原因就在于内诸司使系统对南衙系统权力的不断侵削，从而伤害了士大夫阶层的既得利益，激化了双方之间的矛盾。国家行政权力的多少是固定的，当内诸司使系统掌握更多权力的时候，就意味着南衙诸司丧失了同样多的权力，所以北司系统越是健全，南衙系统就越是遭到削弱。因此，南衙北司之间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一直贯穿于整个唐代后期，直到唐代灭亡为止。
正因为内诸司使的权力更多地来自于南衙系统，所以它的形成与壮大是渐进式的。由于有关记载唐代制度的史籍均未记载内诸司使，因此相关情况目前尚无法全部掌握，根据一些零星的记载，可以考知的属于内诸司使系统的使职只有数十个，以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和两枢密使为首，时称“四贵”。神策中尉与枢密使之所以能凌驾于内诸司诸使之上，是由于其掌握禁军兵权和中枢决策权，地位尊贵。从工作关系上看，实际居于内诸司使之首的是宣徽使，通管北衙诸司。由于宣徽使的地位也十分尊贵，故当代史学家唐长孺认为其地位与枢密使相亚，其和神策中尉、枢密使都是北司首领。下面分别对这些职官作一简单介绍：
1.神策中尉：唐朝以南衙宰相掌十六卫，以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左右神武军为北衙六军，相当于汉代的南北军体制，以互相制约。府兵制破坏后，十六卫基本无兵可掌，成为闲司。安史之乱以来，北衙六军兵力寡弱，只是作为天子六军而装点门面，充作仪卫，宿卫京师的重任主要依靠新起的神策军。神策军的统帅为左右军护军中尉，由宦官担任，其下还置有中尉副使、中护军、判官、都勾判官、勾覆官、表奏官、支计官、孔目官、驱使官及长史、诸曹参军事等官职。这样，左右神策军就形成了以护军中尉为首的一整套组织和指挥系统。从此直至唐末，神策军便一直在宦官的控制之下成为其专权擅政的有力工具。由于神策军是唐代后期中央政府掌握的唯一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除了宿卫京师之外，还分驻于京西北八镇，承担着防御吐蕃的任务，实力最盛时达十八万人之多。左右军护军中尉手握重兵，不仅南衙诸司难以与其比肩，就连皇帝的废立亦在其掌握之中。从职能上看，其并无参与朝政之责，但凭借实力也时常参与中枢决策，干预国政。
2.枢密使：宦官掌机密，应始于高力士时，史载：“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旧唐书·高力士传》）从职能上看，其相当于后来的枢密使。关于枢密之名，清代学者王夫之说：“枢密之名，自宪宗以任宦官刘光琦始。”（《读通鉴论》卷25《唐宪宗》）赵翼说：“是枢密之职盖始于德宗之末，宪宗之初。”（《廿二史札记》卷20《唐代宦官之祸》）这些说法均不准确，据《册府元龟》卷665《内臣部·总序》载：“永泰二年（766），始以中人掌枢密用事。”注曰：“代宗用董秀专掌枢密。”《资治通鉴》卷224所载亦同。关于枢密使使名的出现，上引《册府元龟》载：“宪宗元和中，始置枢密使。”注云：“刘光琦、梁守谦皆为之。”其实是错误的。据《资治通鉴》卷237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八月条载，刘光琦任“知枢密”。《梁守谦墓志铭》说他元和四年（809）“总枢密之任”。可见他们两人并非同时任枢密之职，也未称使。根据《资治通鉴》等相关史书的记载看，枢密使名的出现应在唐穆宗长庆三年（823）至唐敬宗宝历二年（826）之间，并同时设置了二人。约在唐宣宗时出现了枢密院，至唐末枢密院机构有所扩大，并分为东、西两院，“东院为上院，西院为下院”（《资治通鉴》卷263胡三省注）。关于枢密使之职掌，据元人马端临说：执掌机密，承受表奏，传宣诏敕（《文献通考》卷58），沟通皇帝与宰相之间的联系，并可在中书门下与宰相一起议决国事，还可以参与延英殿的召对，与皇帝、宰相共同商议军国大事。从有关史料看，连宰相的任命，枢密使都有权参与决定（《资治通鉴》卷247）。至唐僖宗时，杨复恭、西门季元任枢密使时，则于“堂状帖黄决事”（《新唐书·宦者列传》），“行文书”，直接“指挥公事”（《文献通考》卷58）。其权力已开始凌驾于宰相之上了。
3.宣徽使：据唐长孺考证，此使职设置于唐代宗大历末年，其后分为南、北两院，南院比北院地位稍优。其主要职掌是管理内诸司使所属的吏、兵、工匠名籍与休假、典礼、宴会等的供设，内外进奉名物，教坊伶人，四时祠祭，内廷诸给使的升补、假故、鞠劾等事。所管职事虽然繁杂，但涉及机构众多，通管北衙诸司，地位非常尊贵，唐后期多有自宣徽使而升任神策军护军中尉者。
4.飞龙使：约设置于唐玄宗时期，高力士曾任内飞龙厩大使，掌管内外闲厩之马，并统率有军队，史籍中多有飞龙兵的相关记载，便是其统率的军队。唐以群牧使、闲厩使取代殿中省与太仆寺的职权，后又以飞龙使取代上述二使的权力，唐代后期的国家马政实际控制在宦官充任的飞龙使手中。
5.军器使：唐以军器监掌兵器制造，军器监废置不常，其不置时则以军器使取代。在唐玄宗开元以前不论是置监还是置使，都属南衙系统，唐肃宗乾元元年（758）时以宦官充使，从此便转为北司系统。军器使在内诸司使中地位尊贵，地位与飞龙使相亚。
6.弓箭库使：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使职，掌内库军器、装备的贮藏出纳。其地位与军器使、飞龙使相亚，在宦官中多有自弓箭库使而升任神策中尉者。
7.小马坊使：唐代后期设置，具体年代不详，它是与飞龙使相对应的另一掌管马政的内诸司使，主要掌小马坊之马。从现有史料看，其使名最早出现于唐懿宗咸通时。后唐明宗长兴元年（930），改飞龙使为左飞龙院，小马坊使为右飞龙院，宋太宗雍熙二年（985）改为左右骐骥院。
8.鸿胪礼宾使：唐鸿胪寺辖有礼宾院，“掌四夷之客”（《资治通鉴》卷232胡三省注）。唐玄宗时是否置使不详，唐代宗时鱼朝恩曾任此职，从此成为宦官专职，也就是说成为内诸司使之一，主要掌管外国及少数民族使者、宾客的接待。
9.两街功德使：唐德宗贞元四年（788）以后有设置，掌京师地区僧尼、道士之名籍及剃度、考核等事，为掌管宗教事务的使职，照例由左右神策中尉分别兼任。宗教事务本属礼部的祠部与鸿胪寺掌管，该使的设置就侵削了以上两个部门的部分职权。
10.内庄宅使：管理皇家庄田及其他产业的使职，例由宦官充任。详见第三章相关内容。
11.阁门使：《资治通鉴》卷250胡三省注曰：“唐中世置阁门使，以宦者为之，掌供奉朝会、赞引亲王、宰相、百官、蕃客朝见、辞。唐初中书通事舍人之职也。”五代时以士人、武臣充任，宋代成为武臣阶官之一。
12.内坊使：内坊原为太子东宫所属的宦官机构，统管东宫内官及宫人和各种服务性事务，其长官称典内。置使不知始于何时，主要目的仍在于监护太子。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内坊改隶内侍省，其使遂废。
13.五坊使：唐有雕、鹘、鹰、鹞、狗五坊，“以供时狩”，由宫苑使兼领，称五坊宫苑使，后又由闲厩使兼押。安史之乱后，五坊隶属于宣徽院，五坊遂单独置使。参见第三章相关内容。
14.内园、栽接总监等使：内园使设置于武则天时期，栽接总监使出现于唐肃宗时，掌皇家苑园种植花木、水果、蔬菜及苑囿管理与修葺等事务。后来两使合二为一，称内园栽接使，总监二字不再出现（总监有使名，始于李辅国时）。
15.御厨（食）使：胡三省云：“御食使，掌御膳，亦唐末所置内诸司使之一也。”（《资治通鉴》卷263胡三省注）文献中在同一时期又有御厨使的出现，疑两使实为一使。这种使职的出现，实际上就侵削了殿中省尚食局的职权。后梁太祖开平元年（907）改为司膳使。
16.内酒坊使：掌内廷酒坊之事，其所造酒以供内廷不时之需。在陕西出土的唐代金银器上，如西安出土的银注壶、陕西耀县柳林背阴村出土的银碗等，都刻有“宣徽酒坊”的字样，说明这些都是隶属于内酒坊使的器物。
17.大盈库使、琼林库使：两库始置于唐玄宗时期，为内廷府库之一。其中大盈库主要收纳钱帛丝布，琼林库收纳金银珠宝，设使掌管其事，为宦官所专任。
18.学士使：唐有翰林院，置学士若干员，负责起草内制；又置学士使，以宦官充任，职责是向下向学士宣示皇帝旨意，向上转达学士们对政事的意见，起到了沟通皇帝与学士之间联系的作用。宦官们遂利用这一职务的便利，往往也参与军国政事的讨论，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使职。
19.内作使：《新唐书·百官志》将作监条：“大明、兴庆、上阳宫，中书、门下、六军仗舍、闲厩，谓之内作。”胡三省又说：“内作坊使，内诸司使之一，掌造内库军器。”（《资治通鉴》卷252胡三省注）前者与营建有关，后者为手工业制造，未知内作使所掌管的到底属于哪一类事务，也许是唐后期内作使的职能有所变化。
20.染坊使：染坊原属少府监织染署，唐后期以宦官充使，专掌染坊，便侵削了少府监的职权。
21.中尚使：中尚署亦属少府监，“掌供郊祀圭璧及天子器玩、后妃服饰雕文错彩之制”（《新唐书·百官志》）。“开元已来，别置中尚使，以检校进奉杂作，多以少府监及诸司高品为之。”（《唐会要》卷66《少府监》）遂成为内诸司使之一。
22.鸡坊使：据陈鸿《东城老父传》载，唐玄宗统治初期置鸡坊，以驯养斗鸡。当时虽以中人掌其事，但尚未称使。大约在唐宪宗前后才出现使名，宦官王文干就充任过此使职。参见第三章相关内容。
23.文思院使：《唐会要》卷50《杂记》载：“（大中）八年八月，敕改望仙台为文思院。始会昌中，武宗好神仙之事，于大明宫筑台，号曰望仙。及上（宣宗）即位，杀赵归真以惩其弊。是年，复命葺之，右补阙陈嘏抗论，立罢修营，遂改为文思院。”可知文思院乃是在唐武宗所建的望仙台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关于其职掌，唐代的史籍中缺载，然考古出土的唐代金银器中有不少刻有“文思院造”的字样，如法门寺出土的银盐台，刻有“咸通九年，文思院造银涂金盐台一只并盖”；银茶碾，刻有“咸通十年，文思院造银金花茶碾子一枚”；银炉，刻有“咸通十年，文思院造八寸银金花香炉一具，并盘及杂带环子”等字样。说明文思院是一个负责制造金银器的内廷机构。北宋沿袭了唐代的这一制度，也置有文思院，关于其职掌，《宋史·职官志》载：“文思院，掌造金银、犀玉工巧之物，金采、绘素装钿之饰，以供舆辇、册宝、法物凡器服之用。”在法门寺出土的金银器上，在“文思院造”等字样之后，往往还刻有使、副使、判官高品、小供奉官等职官及姓名。其中“使”即指文思院使，充任这一官职的宦官有能顺、吴弘悫等，任职时间在唐懿宗咸通九年（868）至十四年（873）之间。有的器物还刻有“使、左监门卫将军臣吴弘悫”的字样，说明文思院使的地位还不低。后梁太祖开平元年（907）五月，改文思院使为乾文院使。后唐复改为文思（院）使，并为北宋所沿袭。
24.十王宅使：《新唐书·十一宗诸子传》：“开元后，皇子幼，多居禁内，既长，诏附苑城为大宫，分院而处，号‘十王宅’……以十，举全数也。中人押之，就夹城参天子起居。”十王宅使当置于此时，其职责主要是监护诸王，唐后期改称十六宅使。
25.少阳院使：少阳院为太子所居之处，所谓“太子不居于东宫，但居于乘舆所幸之别院”（《旧唐书·凉王璿传》）。这里所说的别院，即少阳院，位于长安大明宫内，唐玄宗时设置。少阳院使从始置时起，就以宦官主持院事，以监护太子，置使时间当在玄宗时期。
26.如京使：其使名在唐宪宗时已出现，掌内廷仓廪之事。据《吴全缋墓志铭》载，其除了掌内廷仓廪外，还负有采买之责。
27.内教坊使：唐自武德以来就置有内教坊，武则天时以中人为使，掌按习雅乐。而左右教坊掌“俳优杂技”。雅乐本属太常寺太乐署掌管，内教坊掌其事，就侵削了太常寺的职权。
28.辟仗使：置二人，分为左右，分别监管左右龙武、神武、羽林等六军。
29.武德使：不见于唐代史籍记载，但出土的宦官墓志中却记有这一使职，故知其为唐后期所设。关于其职掌，胡三省曰：“后唐武德使本掌宫中事。明宗时尝旱，已而雪，暴坐庭中，诏武德司宫中无扫雪，是其证也。”（《资治通鉴》卷274胡三省注）不过胡三省所说的武德使职能并不完全。另据《册府元龟》卷56《帝王部·节俭》载：后唐明宗天成四年（929）四月，“武德使上言：‘重修嘉庆殿，请丹漆金碧以莹之。’帝曰：‘此殿为火所废，不可不修，但务宏壮，何烦华侈。’寻改为广寿殿。”可知宫中营建之事亦在其职权范围之内。同书卷57载：“（长兴）三年正月，武德使奏：‘内宿殿直张继荣等三人，俱失银带。’帝曰：‘内庭岂有盗耶！莫是失物人妄诉否？’宣徽使朱弘昭承旨鞫问，果如帝言。遂以其罪罪之。”内宿殿直乃是宫中侍卫，据此可知，武德使还掌管宫中警卫之事。又，唐后期诸帝的《南郊赦文》中往往提到“武德、皇城将士”云云，可证明武德使也统领有军队。综上所述，可知武德使乃是掌管宫中营作、警卫、杂作等的一个使职。不同的是，除了唐代和后唐庄宗时外，五代各朝的武德使均由士人、武臣充任，至宋代遂成为武臣阶官之一。这种变化趋势与唐五代时期其他内诸司使完全相同。
30.洛苑使：置于东都洛阳，唐后期置，掌东都诸宫苑内部事务。五代诸朝皆沿袭唐制，仍置洛苑使，不过自后唐明宗以来改以士人充任，宋代演变成为武臣阶官之一。
31.翰林医官使：殿中省尚药局掌御药、御医，此职的设置便侵削了殿中省的职权，只是不知此职始置于何时。
32.皇城使：胡三省云：“唐自开元以前，以城门郎掌皇城诸门开阖之节，中世以后，置皇城使。”（《资治通鉴》卷228胡三省注）但是从唐德宗时期的情况看，皇城使初置时并未以宦官充使，以后才逐渐演变为内诸司使之一。根据唐后期各帝的《南郊赦文》中“皇城将士”的字句看，皇城使统辖有军队，负有巡警、保卫皇城之责。
33.客省使：客省置于唐代宗永泰时期，主要负责接待四方上书言事之人及诸道入京办事者。其使名不知始于何时。至迟在唐后期已成为内诸司使之一，五代时仍有设置，并有内客省使与客省使之别，宋代作为武臣阶官之一。
34.毡坊使、毯坊使：孙逢吉《职官分纪》卷44载：“唐有毡坊、毯坊使，五代合为一。”《吴全缋墓志铭》载：唐懿宗咸通十一年（870），其曾任毡坊使，知其仍为内诸司使。少府监右尚署掌皮毛、席荐、杂作之事，故二使的设置侵削了少府监的职权。
35.牛羊使：宋人高承所撰的《事物纪原》卷6说此使是北宋初所置，是错误的。敦煌卷子中有唐人郁知言所撰的《纪室备要》一书，其中已记载有牛羊使一职。此书成书于唐懿宗咸通时期，其实牛羊使的设置还要早于这个时期，据宦官《刘渶浰墓志铭》载：他在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八月，“又迁牛羊使，赐紫金鱼袋”。牛羊使是掌管牛羊杂畜，以供给京师百司及宫廷生活所需的一种使职，实际上它的设置侵削了太仆寺的职权。
36.仗内使：《纪室备要》卷中记有仗内使一职，这是一种唐代史籍中从未记载过的内诸司使职官。关于此职的职能，据《纪室备要》所记内容看，应是掌管对禁中与内诸司使系统的纠察工作，以监督不法，惩治奸恶。
37.冰井使：我国历代宫廷中皆有冰井，用来储藏冰块，解决夏季宫廷用冰的问题。此事在唐代前期由司农寺上林署负责，所谓“季冬，藏冰千段，先立春三日纳之冰井”（《新唐书·百官志》）。不论是长安还是洛阳的宫中均有冰井，并且分为东、西二冰井。在唐朝的国家祭祀中有司寒之神，每年藏冰与取冰时都要以黑牡、秬黍祭祀此神，然后才能打开冰井。从出土的唐代宦官墓志看，唐后期设置了冰井使一职，以宦官充任，这样就侵削了司农寺的职权。这一使职直到唐昭宗天祐元年（904）闰四月才被废去，“内园冰井公事委河南尹”（《旧唐书·昭宗本纪》）。之所以将此事委托河南尹掌管，是因为此时已迁都于洛阳。
以上所述的内诸司使并非是其全部情况，由于史料散失严重，有些使名还有待于进一步发现，即使现有的这些使职的研究也还需要进一步深入下去。如丰德库使，只知丰德库为内库之一，对于其职能和设置时间均不了解。再如墓志中记载的口味库使，也是需要认真研究的一个使职。以前我们已经强调了唐代宦官专权并非通过内侍省，而是通过内诸司使系统。把唐代宦官的这些机构与明代的宦官二十四衙门比较，可以看出，不仅机构更加庞大，而且职能也更为广泛，其中涉及了国家的不少行政事务和军国大事。尤其是唐代宦官控制禁军兵权，通过监军使还控制了天下方镇的军政大权，使得其势力更加强大，不仅南衙势力无法与之抗衡，就是皇帝的废立亦在其掌握之中。这些都是明代宦官难以相比的，尽管其势力也不弱，但仍要仰皇帝鼻息行事，一旦皇帝翻脸，瞬息间便灰飞烟灭，不像唐代宦官，连皇帝本人也在其控制之中。
除了以上所述的使职外，宦官充任较多或专任而非内诸司使系统的使职还有不少。据《唐国史补》卷下载：“宦官内外悉属之使，旧为权臣所管，州县所理，今属中人者有之。”下面介绍的就属此类使职，主要有以下几类使职：
1.内射生使：殿前射生手为唐肃宗时所置的一支禁军部队，在肃、代时期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较重要的作用。这支部队在建立之初就由宦官充使并统率，故其使名前加一个“内”字。唐德宗贞元三年（787），这支军队并入左右神威军，其使名也就不存在了。
2.监军使：唐前期多以御史监军，唐玄宗时始以宦官监军。安史之乱后，宦官监军遂成为定制。监军使权势很大，往往专擅军政，节度使反受其制约。
3.排（监）阵使：“穆宗长庆中，始命中人监阵。”“自后官军讨伐，率命中人参护其军，号监阵（使）。”（《册府元龟》卷665）后又称排阵使，大宦官杨复光就曾任过都排阵使。五代时遂成为领兵军官之职。
4.馆驿使：安史之乱前，以御史检校馆驿之务，号馆驿使。唐宪宗以来多以宦官充任。由于中人充使恃恩暴戾，粗暴对待四方使节，引起了朝士反对，故不能长期专任，而是与朝臣交替充任。
5.粮料使：唐后期凡出兵征伐，皆置粮料使掌军需粮草的供给，由宦官充任者颇多。
6.宣敕使：这一使职均由宦官专任，朝臣不得染指。这一使职虽然长期存在，但任使者却不固定，由皇帝临时指派，事罢即废。
7.市舶使：这是唐朝设在广州的掌管对外交易及征收关税的使职，唐前期由地方长吏兼任，后期多由岭南监军使兼领。
8.宴设使：据《金石萃编》卷113《王文干墓志》载，神策军中就设有这种使职，掌军中厨料、宴饮之事，例由宦官充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