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在文化事业上有一个重大成就，就是对古代典籍的整理校订。汉武帝时，曾通令天下，征集图书，不但开辟献书的途径，而且安排抄书的官吏。汉成帝时，又派谒者陈农为使者，征集天下佚失流散的各类书籍。通过历代不断征集，长安宫中书籍越来越多，无所不有。但是，这些书籍杂乱无章，没有分类，缺乏目录索引，缺漏讹误较多。于是，从成帝起，由光禄大夫刘向全面负责编排整理宫中藏书。
（一）刘向其人
刘向原名刘庚生，是汉元、成二帝时期一位引人注目的重要人物。他是《春秋》谷梁学派的大师，与《春秋》公羊派的大师董仲舒并列于儒家论坛。他不仅以鲜明的反对外戚宦官专权的姿态活跃在政坛上，而且，在他的后半生，领导了当时国家的文献古籍整理工作，产生了由国家认定的第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书目提要《别录》，为我国传统的文献学、校雠学、版本学和目录学奠定了基础。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每一部西汉以前的文化典籍，都和刘向整理的工作密不可分。刘向的《别录》后来被其儿子刘歆简编为《七略》。范文澜曾评价说：“西汉有《史记》、《别录》两大著作，在史学史上是辉煌的成就。”
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诏令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广泛搜求散失在民间的古籍，集中于皇宫藏书之室；同时令光禄大夫刘向总负责，整理皇家藏书。
这项工作是史无前例的。《汉书·艺文志》曾追溯说：“昔仲尼（孔子）没而微言（精微要妙之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与原意违背抵触）。故《春秋》分为五（左氏、公羊、谷梁、邹氏、夹氏），《诗》分为四（毛氏、齐诗、鲁诗、韩诗），《易》有数家之传。战国纵横、真伪纷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至秦患之，乃燔（烧）灭文章，以愚黔首（民人）。”
秦始皇帝焚书坑儒，使得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遭受一次重大损失。西汉王朝建立后，改行宽容政策，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使秦朝焚书时散失的图书得到重新聚集与收藏。这时，“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朝仪”，新制度建立的前提就是古文献的初步搜集整理，但侧重于实用性很强的书籍。
汉武帝即位之后，政治上强化中央集权，急需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教育和学术思想体系，于是“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和“定儒学于一尊”。儒家“好古”，其理论渊源皆来自先秦典籍。面对这时“书缺简脱，礼崩乐坏”的文献混乱状况，汉武帝喟然而叹曰：“朕甚悯焉！”于是又一次利用国家行政的力量，广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所抄写所收藏的虽说以儒家经书为主，但范围还是比较宽泛的，以至于“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形成“书积如丘山”的盛况。
但是，国家藏书数量虽多，却由内、外朝分散保管，而且终武帝之世，仅仅配合战争的需要，由杨仆把兵书整理出来，编成一部《兵录》，而没有对全部藏书进行整理和编目。这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文化教育事业的要求。
昭、宣、元、成时期，儒学的影响继续在整个社会扩散。以太学生的数量为例，汉武帝初建太学，“置弟子五十人”；昭帝时“增博士弟子员（太学生）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免除徭役，即成为太学生）；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成帝时“增弟子员三千人”。同时，汉元帝还在郡、国设置“五经百石卒史”，在地方上建立官学，使文化教育事业普及到穷乡僻壤和社会下层。
（二）如何编书
这样的背景，就推动汉王朝尽快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皇家图书馆，并在广泛搜求民间藏书、系统甄别整理的基础上，编出一套统一的目录。
这项工作是由当时的著名专家和他们的助手分工合作完成的。全部书籍按学科内容分为六类，其中三类即经传、诸子、诗赋由刘向负责整理，兵书类由步兵校尉任宏负责，数术（占卜）类由太史令尹咸负责，方技（医药养生）类由御医李柱国负责，最后总其成的是刘向。经考证，参加文献整理工作的有刘歆、杜参、班斿、王龚、臣望等。
据王重民先生在《论〈七略〉在我国目录学史上的成就和影响》一文中研究认为，刘向校勘整理典籍一般要经过四个阶段：
一是勘整定本。刘向充分利用皇家搜集到的丰富藏书，也利用许多私人藏书，去重复，补缺遗，使最后的定本具有完整可靠的版本基础。如刘向在《管子书录》中说，他从内宫藏书得到《管子》书389篇（古书多以单篇的形式流传）；又找到两个私人藏本，其中太中大夫卜圭本27篇，臣富参（失其姓）本41篇；太史官府藏本96篇。在总共564篇的基础上，除掉重复484篇，最后《管子》定著86篇。
选定了篇目之后，还要排定篇次（目录）。先秦古籍多以单篇流传，极易散亡错乱。整理者需要认真条分缕析，对错乱的如《战国策》要“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对“事类众多，章句相混，上下缪乱”的《说苑》，则“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最后要像《列子书录》那样写明：“《列子》八卷。天端第一、黄帝第二、周穆王第三、仲尼第四、汤问第五、力命第六、杨朱第七、说符第八。”
古籍整理的中心环节是校定每篇的文句错讹，刘向把这步最细致的工作叫做“校雠”。他说“校雠：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当一种书只有一个版本时，由一人读其上下，改正错误，称为校。当一种书有两种以上的本子时，先选一种最好的作为底本（简称本）。一人持本，另外一人读其他的本子（底本以外的复本都叫书），读完一书再读一书，持本的人把听到的不同之处都一一记在底本上。这样两个人认真严肃，不肯放过一字一句，若怨家相对，所以称为雠。经过校雠，就能把各种版本（全本、残本、单篇、中书、外书等）的好处都集中在新本上。
二是缮写清本。校书的底本是在青竹简上起草的。青竹简虽然粗糙但容易削误，改写文字比较方便，然而却容易生虫败朽，不宜长久保存。一旦校雠定本之后，就需要用加工过的竹简来缮写成清本。竹简加工的方法，刘向《别录》说：“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竹简加工之后，还要用质量较高的丝绳连编起来，使之可长久保存而不脱编乱简。今天人们常用“杀青”一词，泛指书籍定稿，其正来自用竹简书写的年代。刘向在为每种书所写的叙录总是先说“某某事皆定以杀青，书可缮写。”后人注曰：“杀青者，以火炙简令汗，取其青易书，复不蠹，谓之杀青，亦谓汗简。”
在缮写清本前还有一件事必须要做的，是命定书名。先秦古书或无书名，或一书多名，整理典籍者要酌量确定。如刘向关于《战国策》一名说：“所校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
三是编撰叙录。刘向校书，“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这里的“录”，就是为每本已校勘缮写完毕的书编写叙录，介绍其内容，做出基本评价，类似于今天的题解、提要、评述或出版说明。
刘向编写的叙录内容大体上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新定本的篇目目录。第二是记述校订过程，如版本的来源、篇数、文字差缪脱误等情况。第三是介绍作者事迹和著书背景，评判真伪，撮述全书内容，并进行简单评价。
刘向吸取前人校书写序的经验，创造了目录学上评价图书的叙录体，又为后来人所继承。从刘向的《别录》到清朝乾隆年间完成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都显示中国古代在书目提要上所能达到的较高水平，刘向对中国目录学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四是建成系统目录。刘向整理文献的最后一步，也是体现了他对中国学术文化最大功绩的工作，是建成中国图书的系统目录。有了系统目录，堆积如山的成千上万本书籍才各自有了归属，系列分明，全局统纪。
从开始校书时期，刘向已经有了设想，将图书分成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个大类。经过19年的艰苦努力，到他死的时候，六大类所包括的主要图书都整理成清本，每一种书都编撰了叙录，每一个大类之下应分的小类、小类再分出的学术流别都已梳理完毕。但是系统目录《七略》的最后文字形成，又经过了两年时间，由刘向的儿子刘歆在汉哀帝时完成。
南朝梁时人阮孝绪在《七略序》中说：“昔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旨归，辨其讹谬，随竟奏上，皆载在本书。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即今之《别录》是也。子歆撮其指要，著为《七略》。”
从这里可以看出，刘向校完一书，即将清本和叙录奏报皇帝，而将所有图书的叙录另外分类汇编，就是《别录》。刘向既有《别录》行世，说明在他未死之前，校书编目工作已基本完成。刘向死后，其子刘歆撮《别录》之要，也就是加以简编，形成《七略》。所以《隋书·经籍志》著录，刘向《别录》二十卷，刘歆《七略》仅七卷，原因就在这里。实际上，系统目录基本上是由刘向多年努力建成的，有人把《七略》体系的出现完全归功于刘歆，是有失公正的。
《七略》共由七个部分组成，是我国最早的图书分类学和目录学专著。七各部分分别为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辑略是综述概要，六艺略是儒家经典，相当于四部分类法的经部，其他五略各如其名，相当于四部分类法的子部和集部。《七略》共将33090卷图书奖行了分类编目，它的图书分类方法，在我国古代有着重要的影响。它的出现，不仅为汉代学者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了方便，而且为后代学者保存了大量书目资料，是此后整理图书的一个典范。今天所见的《汉书·艺文志》，就是《七略》中的主要内容摘编。
（三）《七略》的影响
今天《别录》、《七略》均已在历史上佚失，其分类类目的梗概保存于《汉书·艺文志》中。《七略》的大类叫“略”，小类叫“种”，整个图书分为六略三十八种。另有《辑略》冠首，总论每个大类的图书内容和学术思想流派，概括六略，故称为《辑（集）略》。其他六略，依略、种、家分类分层次著录图书，每书下节录原书叙录有一简单说明。第一《六艺略》，包括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共九种，这是儒经类，地位最突出。第二《诸子略》，包括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共十种；这是诸子百家各流派，被认为是“六经之支与流裔”，因此紧随其后。第三《诗赋略》，包括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杂赋、歌诗共五种。赋是汉代文学作品的主要形式，这部分相当于今天的文学类。第四《兵书略》，包括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共四种。兵家著作的实用性很强，为“王官之武备”，在图书分类中也有自己的独立地位，以“明兵之重”。第五《数术略》，包括天文、利谱、五行、著龟、杂占、形法共六种。天文历法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这一类著作属于科学与迷信相混合。由于传统上天文历法与占卜都由史官负责，故归于一类。第六《方技略》，包括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共四种。这一类既为“生生之具”，医药、经方可保护人类生命，又为“知命之术”，神仙许诺使人长生不老。
阮孝绪在《七录序》后附《古今书最》中统计说：以上六略共计著录图书“三十八种，六百三家，一万三千二百十九卷”。刘向在近两千年前，创制出这样一部组织严密、分类合理的系统目录，在图书分类学上具有重大意义。从学术发展和目录学的角度看，它既是西汉王朝政治、经济和文化高度发展的一种反映，也是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上的一种前所未有的开创，而且对此后中国学术文化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从刘向在西汉成帝的诏令下整理图书、编制书目开始，以后历代有作为的帝王在巩固统治之后，无不建立藏书机构，搜集整理图书，组织专家，编纂官修书目，以作为“文治”之功，光耀后世。各朝在清理一代文化典籍时，其分类法也是以《别录》、《七略》为楷模，加以变通而发展起来的。
班固《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其中《艺文志》是直接由《七略》节编而成。以后历代修史皆辟有《艺文志》或《经籍志》，以记藏书之盛。这种史志目录是中国图书目录中的一个重要支派，其渊源当然上溯至刘向《别录》。
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中评价刘向始创、刘歆完成的《七略》时说：“《七略》综合了西周以来主要是战国以来的文化遗产，把不值得保存的书籍都废弃了，例如经学博士的讲义一篇也不录取。它经过选择、校勘、分类、编目、写成定本等程序，并写出学术性的总论和分类，是一篇完整的巨著。它不只是目录学、校勘学的开端，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部极可珍贵的古代文化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