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昭君故里的传说
湖北省宜昌市兴山县宝坪村原本是一个非常朴素的小山村，如今却成为一个闻名遐迩的旅游景区，仅门票收入一年就达数百万元。当我们走进位于湖北省宜昌市兴山县宝坪村的昭君故里，一方面为一个民间弱女子为历史留下的赫然重彩而发思古之幽情，另一方面还惊异于一个原来那么小的村落，又坐落于偏僻的山区，现在却成为一个游人摩肩接踵的景区，这里是怎样从一个小山村成为一个名景点的呢？
商丘日报记者刘建谠先生在游记中写道：来到景区，我们仿佛沿着历史的足迹走进了一个时空隧道，从昭君故里曲径通幽的旧宅到清丽悠远的香溪，从书香四溢的昭君诗词长廊到古朴典雅的昭君望月阁楼，我不能不为人们在打造昭君故里景区中所表现出的聪明才智所折服，他们在景区的组装上酣畅大胆而又颇具匠心，将自然的幽美与人文历史两者和谐而又完美地统一在一个小山村里，在香溪边沿和妃台山间托起一个旅游新景观。
历史上，有数不清的文人墨客留下了赞美王昭君的诗篇。苏轼、苏辙到过昭君村之后，曾经写过抒怀的诗歌、题记，刻于石壁，由于长年风雨剥蚀，已遗迹无存。苏东坡被贬官后，到黄州任团练副使的时候，特绕道昭君村，写下了"昭君本楚人，艳色照江水，楚人不敢娶，谓是汉妃子"。唐代诗人杜甫、白居易、崔涂，宋代著名诗人陆游，清代诗人王正笏等都在此留下不朽的诗词歌赋，大多刻入昭君长廊的碑林里，这里书香四溢，给人悠远的咀嚼和顿悟。
相传，当汉元帝决定让昭君远嫁匈奴和番前，恩准她返回故里，探望父母、乡亲。昭君返回家乡后，一面与亲人细叙别情，一面满山遍野去寻觅儿时的足迹，真舍不得离开这青山秀水的故乡。可是皇命在身，必须按期返回京城，远嫁荒漠异域的匈奴王。
昭君别去那天，乡亲们送了一程又一程，难舍难分。昭君登上江中的龙舟，抱起心爱的琵琶，弹起哀婉动人的别离由。此时盛开的桃花似她的知音，听到感人处，竟纷纷飘落，有的落在船上，有的落在她身上，昭君不禁潜然泪下，泪水洒落在桃花瓣上，又漂入江中。这些沾满昭君泪水的桃花瓣纷纷变成了五颜六色的小鱼，追随龙舟游动。当哀怨的琵琶声更然而止时，船工们也都洒下同情的泪水。有位船工随手摸起一条小鱼献给昭君，昭君深情地赐给它们一个美丽的名字一桃花鱼。
从此，每当桃花盛开的季节，桃花鱼便在香溪清澈的水中游来游去，好象和故乡的亲人们一起呼唤昭君的归来。至今香溪的老人们还说：每当桃花盛开，明月当空的深夜，有时就能听到古代妇女衣服上金玉饰物的撞击声，难怪杜甫到昭君故里凭吊古迹后写的《咏怀古迹》这首诗中道"环佩空归月夜魂"。人们想，那一定是怀念故乡的昭君回来看望乡亲们来了，乡亲们还想用"水水桃花鱼"来款待她呢。湖北名菜桃花鱼就是来自这个美丽哀怨的传说。
2、昭君文化博物馆
1999年，呼和浩特市将每年的昭君庙会改为昭君文化节，开设了昭君文化论坛，出版了昭君文化丛书。2007年8月2日，呼和浩特第八届昭君文化节开幕。经过多年的打造，昭君文化节已经成为呼和浩特的文化品牌。国家旅游局命名该节为全国100个民间艺术游活动之一。
在呼和浩特、包头一带，民间流传有关昭君及昭君墓的传说和神话很多。传说，昭君原是天上的仙女，为了汉匈之间的民族和平，自愿下凡来到民间，与单于结为夫妻，造福人民。现代著名史学家翦伯赞赞美：“王昭君已经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一个民族友好的象征；昭君墓也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琵琶一曲弹至今，昭君千古墓犹新”。昭君博物院位于呼和浩特市南9公里的大黑河南岸，是由昭君墓及其一系列纪念建筑设施组成。
昭君博物院参观内容：主要有汉代阙门、嫱云浮雕、董必武题诗碑、神道石像生、青冢藏墨、单于大帐、墓表、历代诗碑廊等。董必武题诗碑：1963年10月，前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同志视察昭君墓写下了一首讴歌民族友好的绝句：“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摅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
青冢牌坊：前国家副主席乌兰夫同志亲笔书写。
和亲铜像：广州美术学院雕刻家潘鹤于1987年创作，高约3.95米，重5吨，表现了昭君与呼韩邪单于结婚庆典时，双双骑马向西而行的历史性场面。
嫱云浮雕：内蒙古博物馆雕刻家张恒于1997年创作，长10米，宽6米，表现了昭君和单于与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景象。
单于大帐：仿匈奴王庭所在地，主要演出以昭君出塞、民族团结为主的大型文艺表演，充分展示匈奴文化的丰富内涵。
神道石像生：神道全长380米，宽20米，在其两侧分列二十对石像生，它们以出土的匈奴人生活息息相关。
匈奴文化博物馆：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主体以古朴的草原游牧民族风格为表现形式，具有东西文化交流的特色，顶部为匈奴王冠--雄鹰展翅青铜装饰物。陈列内容以出土文物，文献资料及其他多种表现形式，充分展示匈奴历史文化的全貌，让读者通过了解匈奴历史和汉匈关系，从而更加深刻理解昭君出塞的历史功绩。
和亲园：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主体为汉代风格，顶部为汉代出土文物--仙人承露青铜装饰物。内部功能为游客接待中心，以餐饮、娱乐、工艺品为一体，通过多媒体影视厅让游客更多了解昭君文化。
昭君纪念馆：建筑面积1800平方米，由昭君宅、昭君祠堂两部分组成，按1：1的比例，从昭君家乡建筑复原，通过院内建筑及其文物陈列，让游客如身临其境，充分了解昭君家乡生活和风土人情。
青冢藏墨：建筑面积为430平方米，仿清代勾连式风格，主要陈列解放后社会各界人士歌咏昭君的书画作品。
3、昭君文化
周天游先生在《昭君文化三议》中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为以后以汉族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本来秦始皇完全有能力有条件在强大国力的支持下，推动匈奴与中原帝国的结合，但是秦朝的迅速灭亡却使这种可能没有成为历史现实。汉朝在经历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和调整之后，在与匈奴的长期斗智斗勇中，以稳固、强大、繁盛、有后劲的农业社会为基础，逐步夺取了主导权，不断促进民族间的融合，尤其是与匈奴族的融合，为唐以后留在中国的匈奴人融入农耕文化创造了条件。”
这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趋势的过程，而以和亲为形式的昭君文化恰恰适应与代表了这一进步趋势。这是王昭君能被世代传颂，能被各族人民充分肯定的根本原因。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典型除了王昭君之外，只有唐代的文成公主。她们是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伟大女性中的两座丰碑。
和亲政策自古以来就是民族间、国家间解决矛盾的一种重要手段。有时是强者的恩赐与笼络，有时是弱者的求和与屈从，有时是对等者的利益结盟，有时是敌对双方的暂时平衡，处处体现着智与勇、忠与奸的角逐。
自晋以来，王昭君经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红颜薄命成了主题。无论是庾信的"围腰无一尺，垂泪有千行"，还是沈佺期的"薄命由骄虏，无情是画师"，更有李白的"燕支长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没胡沙"，无不悲悲切切，栖栖惶惶，说不完的愁苦，道不尽的哀怨。他们除了痛斥"骄虏"和"画师"之外，汉元帝也难以遁身，才有了白居易"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的诗句。总之，王昭君成了不折不扣的一场政治交易的牺牲品。到了当代，则有了这是封建时代重男轻女思想典型反映的批评。
（六）史游编撰《急就》
识字教育是蒙学语文教育的起点，也是我国古代语文教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识字教育是读写训练、作文训练的基础，也是蒙学初始阶段语文教育内容的重点。《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是古代蒙学教材的典范，它们以韵语、属对的方式，开启儿童心智，激发儿童的学习热情，促使他们对汉字的初步认知。
蒙学是我国古代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小学。在启蒙教育阶段阅读的各种读本叫做蒙学教材，它是教育幼童学习必不可少的工具书。我国古代最著名、最有代表性、最有影响的儿童启蒙教材的识字教材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但是，我们可能还不知道，比《三字经》更早的还有一本书叫做的《急就篇》，可以说，《三字经》成书与《礼记》及《急就篇》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急就篇》成书于汉代，该书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编写这本的人名叫史游，他是汉元帝时的黄门令。
在《急就篇》之前，用于儿童启蒙识字的课本，最重要的约有六七种。有周宣王时的《史籀》和李斯所编的《仓颉》；在《急就篇》之后有《千字文》、《太史家教》、《蒙求》和《三字经》等。相传《史籀》是周代教学童识字的课本，周宣王时太史所撰。到了战国末年，由于文字的演变，此书已经不适应时代的需要。秦朝时，代之而起的是三本字书，一是丞相李斯所编的《仓颉》，二是中车府令赵高编的《爰历》，三是太史令胡毋敬编的《博学》，篇幅分别为六至七章。
汉初，百废待举。在民间担任蒙童教育的闾里书师，为应付急需，将李斯等人编的三种课本进行融合加工，合为一书，六十字左右为一章，共约三千字，统称为《仓颉篇》，也称为《三苍》。《三苍》使用了近百年，汉武帝以后，随着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势的出现，新的识字课本也应运而生。这之中，有汉武帝时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的《凡将》，有史游的《急就篇》，有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的《元尚》。《凡将》和《元尚》早就佚失了，没有传下来，只有史游的《急就篇》还算完整地保存至今，这说明它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这些书中的每一种都曾流行了数百以至上千年，在它们流行时都曾经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影响深广而持久。
这些被一些文人视为小儿科的蒙学课本，编撰起来并不容易，它们需要满足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反映统治阶级的政治观和道德观，符合他们的思想旨趣。二是尽量包容社会生活所必需的基本字词语汇，但又不能超出儿童所能理解接受的程度。三是文体风格既要简洁明快，通俗浅显，又要高言妙句，音韵天成，以便儿童触目如画，过目难忘，记忆深刻。可以说，《急就篇》比较好地满足了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它出现于汉元帝时（公元前48～公元前33年），作者是一位宦官史游。
《急就篇》的作者史游，是汉元帝时的黄门令。《后汉书·宦者列传》说史游在弘恭、石显之前“勤心纳忠，有所补益”，是汉元帝所信任的宦者。史书记载，汉代的宦官有一些人非常善于书记，皇子幼年时的保傅兼启蒙识字的老师，多选一些老成多识的宦官担任，史游很可能就是担任过这样的职务。因此，它很有可能是在皇帝的支持或授意下，结合长期教育幼童的经验，编撰成了《急就篇》。
《急就篇》出现之后，很快在社会上广泛传布。从深宫到边疆，从贵戚到百姓，都选用它作为启蒙学习的教材。汉元帝时期到西汉灭亡只有四十年，说明在古代交通条件下，《急就篇》从内地向边境传播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考古发现，在敦煌汉简中有《急就篇》完整的第十一章、第十四章两章内容，这两章都写在截面为等腰直角三角形的木觚（有棱面的牍）上，上端书写章次，以下每面书三句二十一字，三面正好满一章。也有只书两侧面的，底面空着；两个底面复合，用绳一系，就是四面都有字的“方”。这一发现，给我们提供了在简牍书写材料下，《急就篇》原本的形象。
此外，在汉代的墓砖上，也常常发现有《急就篇》的书写片断。清朝末年在河北易县曾出土一汉代墓砖，上有工匠在制砖时任意画写的《急就篇》第一章，自篇首至“用日约少”凡24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在河北望都和无极等地发掘的汉墓砖上，常见有工人用墨书写的《急就篇》文字，是用来给砖编号的。由此可见这本书在汉代社会下层流传之广。
东汉以后，《急就篇》继续在社会上盛行。顾炎武《日知录》专门辟有《急就篇》条（卷二十一），认为东汉魏晋之间，“乡曲之徒，一介之士”莫不讽诵《急就篇》。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罗布泊附近发现五张六朝时期的写本残纸，上面内容正是《急就篇》第一章的首五句。
到了南朝梁时，为了适应门阀世族的口味，一本新的蒙童读本《千字文》应运而生。《千字文》在社会上层之中夺去了原本属于《急就篇》的地盘。所以《急就篇》仍然盛行于魏晋六朝，但只是社会下层的“蓬门野贱，穷乡幼学”还“递相承禀，犹竞习之”；至于“缙绅秀彦，膏粱子弟，谓之鄙俚，耻于窥涉”。
尽管这样，《急就篇》的影响还是深远的，唐宋时期，还有许多人研习《急就篇》。宋人王应麟说“隋唐志始谓《急就章》，崔浩写以百数；刘兰入小学书之；李铉九岁入学，书之月余即通；李绘六岁亦通此章，是以其学至唐犹传。”从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六世纪，在这七百年中，《急就篇》一直在蒙学教育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
《急就篇》的广泛传布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东汉以后，许多著名的书法家如杜度、张芝、皇象、钟繇、卫夫人、王羲之等人都曾临写它，使之成为传播书法艺术的法帖。如三国吴人的皇象，以草书闻名，他写的《急就篇》为一代名作。唐宋多有摹本传世，北宋末年（1120年）还刻石于颖昌，元明书法家赵孟頫等都有多种临写本流传。三国魏人钟繇写的《急就篇》，在北宋时被献入宫廷，宋太宗亲书一本，“刻石分赐群臣”。
由于《急就篇》作为一种载体，保存了名家墨迹，从而受到世人重视，辗转流传。汉代以前的小学识字课本，只有《急就篇》完整地保存下来。
《急就篇》长期受到人们的欢迎和重视，是由于它的内容和形式符合儿童启蒙教育规律。南宋人罗愿在《急就篇考异》中说，“古者学童，六至十岁教以数与方名及朔望六甲书计之事，盖自末以穷本，由艺以达道。”这是非常正确的，对儿童来说，应该首先重视知识技能的教育，而不是空谈道德训诫和伦理教条，充盈着新鲜生命力的自然物质世界应是儿童最喜欢也最应该贴近的。
《急就篇》原文共31章，其中叙述“诸物”的凡十八章，占全部内容的60%。这之中，关于工具和日用器物的词100个，关于武器、车马、马具的词70个，关于衣服、鞋履和饰物的词125个，关于建筑物和室内陈设的词52个，关于人体生理及疾病医药的词140个，关于农作物的词36个，关于虫鱼鸟兽及六畜的词77个，涉及物质世界的知识十分广泛。
除此18章，其他叙述姓名6章，叙述刑法3章，叙述姓名职官和地理知识3章多，除掉一些社会生活的内容外，真正的训诫之辞仅有5句35个字，即治礼掌故砥砺身，智能通达多见闻，名显殊绝异等伦，超绝推举白黑分，积行上究为贵人。
实际上这只是鼓励子弟通过“学而优则仕”，积极谋取政治地位，还不纯粹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教诲。《急就篇》也没有沾染上当时流行的神秘主义色彩。尽管它要求人们“吊丧悲哀面目肿，哭泣祭醊坟墓冢”，但那是“祭神如祭在”的伎俩，相反它在叙述了一系列高级职官后，公然说“列侯封邑有土琛，积学所致非鬼神。”
《急就篇》这种内容反映了占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的思想旨趣。西汉时期，地主阶级正处于上升中的青年阶段，由于汉帝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空前繁荣，他们极富且贵，踌躇满志，充分相信自己征服世界的能力。他们宣扬追求、占有和享受物质财富，并把这作为人生的重要目的而熏陶下一代人。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这种自信的、务实的、充满活力的情绪，与史游的《急就篇》是相通的。
从《千字文》以后，们《千字文》蒙学课本中述及的自然知识就少了，追逐物质财富被斥责为罪恶，空洞的道德训诫充斥其中，如“祸因恶积，福缘善庆，尺璧非宝，寸余是竞”；又如“性静情逸，心动神疲，守真志满，逐物意邪”。
到了程朱理学的时代，理学家大谈“道即性也，若道外寻性，性外寻道，便不是。”有自己的本性可以直悟一切，学习外部世界的知识是没有用的。重要的在于养心，如此才能“顺天理，去私意。”所以，对儿童教育，应当用格言至论等来教育，让其反复诵读，铭记于心。于是，宋元以后，《千字文》、《童学训》、《圣谕广训》等蒙学课本，变成了没有实际知识的封建伦理教条的汇编。
元代学者戴表元在研究了《急就篇》之后，发现他“四民之业，百用之宜，靡不周究”，于是发出感叹说：“古之君子，不以道废物，自一艺以上，苟有益于人，虽农、匠、庖、祝之贱，犹身亲为之。曰大圣人亦莫不为，若黄帝之医药，虞舜之陶渔，夫子之牛羊会计，皆是物也。夫古之圣贤岂以殚力疲肌为异人之能也哉！后之君子，平居侈然论古先王之道，若不足为；而问之以目睫之事，于其所服食，于其所居处，于其所游衍肄习，有日与之接而不知其名义者焉，岂不大惑耶？”
戴表元这番议论自然是有感而发，是针对没落中的地主阶级教育思想的批判和抗议。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以道德来治国，结果而误国；以道德来教育学生，结果而误人子弟。在汲取深刻教训的同时，也可以理解《急就篇》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这个教训就是：不要让德育和智育对立，而是二者结合，寓德育于知识技能教育之中。
在形式方面，《急就篇》大部分用三言和七言。这是当时民间所喜闻乐见的歌谣本，却为上层雅士所看轻。《急就篇》为了便于儿童口诵，坚持用世俗口语，易于上口，而不使用古人雅语。在几百年间运用这种语言形式教育儿童，传布既广，影响又大，成果显著，对七言诗的发展和繁盛起到了一定的激化作用。《急就篇》还适应儿童生理和心理特点，不但尽量使用口语，还巧妙地编成韵文形式，便于儿童记忆。这是中国古代蒙学课本的优良传统，相当于快板，也就是符合我们今天所说的“快乐教学”、“兴趣教学”的原则。明代王守仁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中说：“大抵童子之情，乐嬉进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条达，催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心中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月长日化；若冰霜剥露，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