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亦称为“文本间性”。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批评概念，“互文性”一词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它由法国符号学家、文论家克里斯蒂娃于20世纪60年代末首次提出，随之影响开来，随后成为后现代主义文论的标识性术语之一。克里斯蒂娃提出“互文性”这一概念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理论前导和学术渊源的。
克里斯蒂娃对语言符号有独到的研究，她是在综合了索绪尔深具影响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并发展了互文性这一概念的。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他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互文性概念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语言的非指涉性；二是符号的差异性。索绪尔把语言符号看成是能指（声音―形象）和所指（概念）的结合体。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和非指涉性，它不是直接指向现实世界而是指向语言系统的。索绪尔指出：“就拿所指或能指来说，语言不可能有先于语言系统而存在的观念或声音，而只有这个系统发出的概念差别和声音差别，一个符号所包含的观念或声音物质不如围绕着它的符号所包含的那么重要”。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2页。意思是说差异产生意义。语言符号通过横组合和纵聚合产生意义，而符号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它只存在于与其他符号的区别中才有意义。所以，个体为了交流，必须接受先于它存在的语言系统，并从中进行选择。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推广到文本研究，我们就可以得出两点启示：一、文本也是非指涉性的；二、文本的意义是在整个文本网络这一差异系统中产生的。文本并非指向现实世界，它首先是指向文本系统的。文本的意义在于文本之间的相互指涉，在于无数文本构成的网络系统之中。
第五章抗战文学与反法西斯联盟国文学的互文性译介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是克里斯蒂娃互文性概念产生的最重要的学术渊源。克里斯蒂娃正是在向法国知识界介绍巴赫金的学术思想的过程中提出互文性这一概念的。巴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提出了“复调”理论、对话理论和“文学狂欢节化”概念。巴赫金将语言置于人类社会的言语交际实践中进行考察，从语言背后的社会历史因素和意识形态来探索其对话性。“表述”是巴赫金语言学的重要概念。他认为“每一个表述都是其他的表述组织起来的十分复杂的链条的一个环节”。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四卷，李辉凡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52页。
由此就将互文性从语言学中引申出来，考察语言背后的历史和社会原因，这成为克里斯蒂娃互文性概念的宏观历史背景。在此基础上，克里斯蒂娃认为，互文性是指任何文本都是与别的文本相互交织而存在、生成的。她曾对互文性下过这样的定义：“任何文本都是由引语的镶嵌品构成，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互文性的概念代替了主体间性，诗学语言至少可以进行双声阅读”。Julia Kristeva，Word，dialogue and novel’in The Blackwell，1986，p37.Kristeva Reader，ed。TorilMoi，Oxford：Basil。概言之，任何文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相反，它仅仅是一个巨大关系网络中的一结，与许多其他文本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于是由单一文本上升到整个人类文化，亦是如此。
互文性概念作为先锋派文论家手中的一个批判武器，在当时法国的整个学术语境中还属于边缘话语。后来在巴特的《文本理论》中获得正统地位。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互文性也是一次价值自由的批判实践活动，而这种批判并不属于某个特定的团体。通过各国学者不断的阐释，这个概念经历了由广义到狭义，由模糊到精确的流变过程。这一流变过程大致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解构批评和文化研究，这一方向趋向于对互文性概念作宽泛而模糊的解释。在这个意义上，互文性理论逐渐与美国耶鲁学派的解构批评、文化研究、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相融合。另一个方向是诗学和修辞学方向，这一方向倾向于对互文性概念作精细的界定，将它变成一个可操作性的描述的工具，这一方向的代表人物有法国的诗学理论家热奈特和新文体学家里法泰尔。学术界一般将前一个方向称为广义互文性或解构的互文性；把后一个方向称为狭义的互文性或建构的互文性。前一个方向旨在思考文学的特性或者叫做文学性；后一个方向致力于用这个概念来研究具体的文学现象，即用互文性来指称一个具体的文本与其他具体文本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一些有本可依的引用、套用、影射、抄袭、重写等关系。由此可见，互文性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确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两个不同的走向和阵营。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调整和建设，互文性已经成为一种形态多样，内涵丰富的文学理论和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文学研究方法。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互文性概念为中心的教材也层出不穷，这些研究对互文性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反过来又促进了文学研究的进展。
总之，“这个由克里斯蒂娃所造的词表达出这样的意思，即……每一个事物在任何时候，都涉及到其他的任何事物；所有的思想联想和传统都可以合法地变成一个文本的一部分；每一个文本都可以通过新的阅读而发生别的一些联想；各种文本是相互联系的”。伊？库兹韦尔：《结构主义时代――从莱维斯特劳斯到福柯》，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55页。互文性具有极大的涵盖性：互文性研究不仅打破了孤立文本分析的僵硬和固化，提供了一个话语流动的视角，而且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互文性理论重视文本间的相互指涉，传统的来源――影响研究侧重历时性的展开，互文性理论更看重文本意义的共时性展开。互文性理论突出地强调文本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将文本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加以审视，突出了文本与文化表意实践之间的关系，极大限度地解放了文学研究的视野，这是互文性理论最具特色和最富贡献的一面。最重要的是互文性理论倡导文本的开放性，对话和交流是其特质，所以，我们认为，文本不但存在宏观方面的互文性，而且也有微观方面的互文性，有着比较文学研究的包容性和跨越性。在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中，特别是五四以来，和世界文学的交往日益频繁。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深入，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交流更加多样化，这些交流就是在广义互文性的背景下展开的。了解这个特点，对于我们研究抗战文学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无疑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在抗日战争期间，重庆作为大后方的政治中心，对文化和文学也异常重视。文学适时承担起抗日救亡的重任，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互动是很明显的，存在明显的互文性特点。抗战文学对外交往通过多渠道、多层次进行，形成立体交往的新格局。特别对世界文学的译介和接受，就是在社会互文性理论的宏观背景之下来进行的。互文性理论的指涉性、开放性对于文学交流具有启发意义。优秀文学作品是全人类共有的宝贵财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作品与中国抗战文学作品的相互交流，声势之盛、范围之广、成绩之大在新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使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获得了思想情感上的交流。这些共同的“精神食粮”，既加深了人类对于反抗暴政、争取和平这一共同事业的认识，又极大地丰富和促进了各国、各民族的文学创作。我们今天在互文性理论背景下来审视这些文学交流，对还原那一时期的文学风貌意义非凡。
二
抗战期间，“战争使文学成为了一种总动员，作为现实主义的抗战文学就要尽量鼓动起中国广大民众的抗战情绪，唤起民族意识，鼓吹民族气节，坚定抗战精神”。靳明全、宋嘉扬：《论中国抗战文论中的现实主义之深化》，载《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不但要激发国内民众的救亡热情、积极推介外国的先进的文学文本及其文艺理论，也要把我们自己优秀的东西送出国门，与世界人民共享。这样，才符合文学在战争年代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有力支援。
中国对俄苏文学的译介和接受是近代以来外国文学研究的重镇，抗战期间也概莫能外。由于苏联文学对战争的描写历来为人称道，于是对苏联文学的接受在抗战期间就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旗帜下介绍过来的苏联文学，更容易为全民族所接受，更具有普适性与合法性。因为这个非常时期文学的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功利主义观念得到空前的加强。所以此时对苏联文学的互文性接受方向性十分明确。由于具有意识形态的共同性，苏联文学对中国抗战文学和抗战文论的影响最大，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的文学与中国抗战文学的走向相似――即文艺都要为战争服务，这是重要的潜在接受屏幕。抗战爆发后，文学政治功利化进一步得到加强，一切服从抗战，一切为了抗战，文学成为动员群众参与抗战的有力宣传武器，这一事实得到文化界、文学界的普遍认同。“因为抗战以后，商业的文学关系，或者说文学的商业关系，相当地被打破……纯粹消遣性的文学衰落了，离开了抗战生活的文学没有存在的余地”。冯乃超在1938年1月《七月》社召集的小型座谈会上的发言，载《七月》，1938年第7期。
苏联卫国战争伊始，很多作家走上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前线，为鼓励士气，保家卫国，用笔来参与战斗。卫国战争头两年，主要是出版中短篇小说。之后，随着卫国战争的纵深发展和作家们对战争的体验与感受日益加深，描写宏大背景和史诗般的长篇开始出现。“九一八”事变后，苏联作家协会是第一个声援中国抗战的文学团体，高尔基愤怒谴责日本的“强盗行径”，呼吁“全世界真挚的文学家跟法西斯主义及其丑恶对立起来！”佚名：《高尔基论中日战争》，载《抗战文艺》第1卷，第9期。出于人道主义和共同面对反法西斯战争的情形，大多数苏联作家都声援中国的抗日战争，并亲自来华，进行积极的文学活动。他们在中国抗战前线与后方深入采访，并发回苏联出版报道，并连同译介一些中国优秀文学作品，与苏联文化界形成双边的互文性连接，让苏联与世界人民及时地感受到中国人民的坚强不屈和抗战进程，这样一来，无形中也就促进了两国文化与文学的交流与发展。
在这期间，中国出于抗战需要和借鉴经验，大量译介苏联反法西斯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借以提升国人的民族士气，鼓舞民族的抗战精神。在译介方面主要以内容含量较大，包含信息较多的小说和戏剧文本为重点，译介的小说主要有：《不朽的人民》、《虹》、《宁死不屈》、《日日夜夜》、《青年近卫军》、《保卫察里津》、《彼得大帝一世》等；剧本主要有《前线》、《侵略》、《俄罗斯人》等，让中国人民及时知道苏联的反法西斯情况。这些文本对中国文坛和抗战的影响是很大的，在借鉴民族经验的同时，使中国人在宏观上树立民族必胜的信心，对于鼓舞民族士气，加强民族团结意义重大。这些作品，写出了非常时期苏俄普通民众表现出的非凡力量与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它们主要是由中国著名作家、翻译家译出，译文文才斐然，很多成了后世文学翻译的典范。主要的翻译家有茅盾、戈宝权、曹靖华、冯乃超等人。在翻译之余，他们还撰写评论文章，正确引导国人的审美走向。代表论文有曹靖华的《瓦希列夫斯娅和她的〈虹〉》、戈宝权的《伟大卫国战争中的苏联文学》等，较系统地评价了苏联反法西斯文学的“非凡成就”，说明我们借鉴的积极意义。还有的剧本在中国舞台上演出，有的小说改编成电影在中国放映，受到中国观众的广泛欢迎，更重要的是使不识字的老百姓也能亲身感受苏联人民救亡卫国的热情和民族气节，一方面满足了中国民众的审美需求，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促进了中国抗战救亡的进展。
在译介苏联文学理论方面，主要是翻译现实主义文论，其中，现实主义作家和翻译家高度关注斯大林和卢卡契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并影响了中国抗战文学的走向。在此基础上抗战文学理论形成了“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等概念。其中以胡风作出的贡献最大。他“一直着力于中国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建设，以他为代表形成了推动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靳明全：《胡风对青野季吉的超越》，载《文学评论》，2004年第1期。此外还大量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其中以周扬的贡献最为卓著，他和茅盾、胡风是抗战期间影响最大的文艺理论家。茅盾的结论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写实主义是五四以来文学史的主潮，若认为还有浪漫主义与之并陈，乃皮相之见。五四以来的文学史上，也有从浪漫主义、未来主义、象征主义出发的，但时代的客观需要仍然是写实主义”。茅盾：《还是现实主义》，载《救亡日报？战时联合旬刊》，1937年9月21日。他又说：“我们目前的文艺大路，就是现实主义！”……“遵守着现实主义的大路，投身于可歌可泣的现实中，尽量反映当前文艺对战事的服务，如斯而已”。茅盾：《我们的态度》，载《文艺战线》第1卷，1939年2月16日。
除了翻译纯粹的文学理论之外，苏联作家的创作经验也被纳入了译介的流程，其中以高尔基、法捷耶夫、马雅可夫斯基等苏联无产阶级文学大家的创作经验为译介重点，这些文学理论翻译活动的展开，和文学作品的译介也一起进行，共同指导中国抗战文学的进展，对中国文艺理论的更新和抗战文学的深化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这些译介和接受活动是在一个宏观的背景下来展开，就是世界反法西斯的背景，我们在继承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了苏联的文学经验，使得中国的文学既有中国特色，又有外来的益处，这样的情况都是在互文性的理论背景之下生成的。
三
由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成为世界上正义人民的一致事业，欧美各国也对中国的抗战进行积极的关注和帮助。在欧美各国援华抗日运动中，英国文化界的援华抗日工作算做得非常好。中国的抗战全面爆发后，关心中国前途的英国人士组织了“全英援华动员总会”，支援中国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英国文化界积极呼应英国工人提出的“援助中国，援助世界和平”号召，开展多种援华抗日文化活动。1938年，担任援华会副主席的中国作家王礼锡回国，英国的作家、诗人、汉学家纷纷写信，向中国的领袖和人民表示敬意与支持，相信中国人民一定会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英国诗人阿克兰在演讲中说：“现在战争中中国人民的英勇与坚毅，在战略上的优势，和他们的英雄主义与道德主义，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无匹的文明的前途。这是全世界一切知识分子在反侵略斗争中站在中国一方面的原因”。王礼锡：《英国作家对中国抗战的表示》，载《文艺阵地》，第2卷，第9期。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左书会”对援华作出的贡献。该会会员众多，机构遍布，在中国抗战期间向英国民众宣传中国抗战情况以及需要的帮助，解释中国与世界和平的关系、中国抗战必胜的种种因素。该会出版的《每月选读书》杂志，刊发有关中国抗战的文章与中国抗战文学作品，期望从文学的维度来了解与把握中国抗战的进程及其历史意义。“他们不是以隔岸观火的态度来了解中国，而是像一个中国人来看中国问题一样，当作切身问题来讨论”。王礼锡：《英国文化界的援华运动》，载《抗战文艺》，第3卷，第8期。一时间，英国文化界中的各文艺团体与刊物，对中国抗战情形进行积极的关注，就中国抗战问题开展热烈讨论。特别是汉学家，由于对中国文化具有深厚感情，他们对中国遭受侵略感到十分愤怒。著名汉学家宾阳（Binyou）说“中国以其新建立的团结与统一，作伟大的奋斗。以反抗无情的侵略，在一切珍视自由的国家里获得了倾心的同情与赞叹，现在对于她的可惊怖的奋斗与受难的英勇，谨重表示其敬意，并祈祷中国克服困难，安全脱险”。引自葛桂录：《中英文学关系编年史》，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第232―233页。可见，为了反对为害世界和平的法西斯反动势力，英国作家跨越了文化，给予中国人民以真诚的支持。这一份友谊在今天看来也让中国人民感到温暖，弥足珍贵。
为了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英国文化界还派出一批作家来到中国。他们成为中英两国人民心灵与中英两国文学的直接沟通者。詹姆斯？罗芒？贝特兰是英国来华作家中最早的一个。他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文学《中国的新生》（由林淡秋翻译，1939年文缘出版社出版）被中国评论界称为“最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林淡秋：《中国的新生？译序》，上海译报图书部印行，1939年。也获得世界舆论界与政界的重视。贝特兰先后到过延安、重庆、香港和沦陷区访问，陆续写成《华北前线》、《战争阴云》、《北线巡回》和《回到中国》等作品，将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与顽强斗志及时地传递给英国与世界。女作家弗雷达？阿特丽于1938年来到中国。她身着淡蓝色的中国旗袍，以一个中国新女性的打扮出现在抗战文坛上。她到过重庆，她将获得的材料与感受写成《扬子江前线》和《日本在中国的赌博》等作品，立场坚定。她表示要“代中国向世界说句公道话”，并坚信“中国必能复兴”，“日本必能被打败”。阿特丽：《阿特丽女士欢迎小记》，载《抗战文艺》，第2卷，第4期。表现了对中国人民深厚的国际人道主义同情。在这期间，大诗人奥登和小说家伊修伍德来到中国进行采访。奥登用诗歌、伊修伍德用旅行日记形式写下了他们在中国战场的见闻。奥登《献给殉难的中国士兵》表现了中国抗日军民的英勇不屈。而伊修伍德的短篇作品汇集为《到战争去的行程》，在英国出版后，广为流传。他们还合著《战地行》一书，1939年在英国出版。里面包括很多中国的战况和珍贵镜头。英国名记者与作家何登夫人以英国《前驱日报》记者身份来到中国后，在大后方各地一边采访一边作宣传鼓动工作，高度关注中国的抗战形势。她写的《贺双十节》诗，抒写了她对中国人民的衷心祝愿，并希望战争能尽快结束。
随着欧洲战场的全面升级，英国本土也成为战争的前沿阵地，英国文化界中大部分作家与民众一道奋起反抗。一批英国作家还随英军开赴欧、亚、非战场，从事新闻报导与文学创作。在这期间，中国作家积极翻译英国作品，从1940年到1945年间，中国和英国的文化交往硕果累累，值得大书特书。1940年卞之琳翻译《维多利亚女王传》，再现了一个杰出君主的形象；同时，知名杂志《西洋文学》还大力评论拜伦、雪莱等进步作家的作品，为中国抗战打气。在这期间，对中英两国文学和文化相互交流作出较大贡献的是萧乾。1938年9月，萧乾以《大公报》特派员的身份远渡重洋，赴英国采访报道，并在伦敦大学教授中文。1940年，他在国际笔会上发表“战时中国文艺的演讲”，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现代重要的作家，并指明中国现代作家受西方文学影响的状况，并说明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他还翻译出版了华利的《中英文化因缘》，刊于香港《大公报》，对中英文学的互文性研究作出了贡献。1942年，萧乾发表英文著作《中国并非华夏》并出版刊行，介绍中国的历史、地理和抗战情况，强调国共合作坚持抗战的局面。1944年6月，萧乾编选了英文著作《千弦之琴》，内容包罗万象：有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历代中国的西方形象、中西文化交流等子项；7月，出版了英文著作：《龙须与蓝图――战后文化的思考》，这里，龙须指中国古老的封建文化，蓝图指近代西方工业技术文化，萧乾强调学习西方的重要性，只有革新和走近代化的道路，才能使中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几篇论文的合集，强调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涉及到政治、文化、文学等方面的思考。9月，萧乾将自己的十篇短篇小说和两篇散文取名为《吐丝者》译成英文出版，后有德文译本。这本小说得到出版社的好评，被《泰晤士报？文学副刊》选为本月最佳小说。对此，有论者认为：“萧乾当年也步老舍的后尘，拿着年薪二百五十镑的薄俸到伦敦大学教中文，幸好伦大的刻薄待遇不但替中国激发过一位讽刺大家的天才，也为这个东方古国诱出一位文体卓绝的新闻从业人员与文化沟通者”。李？学：《中西文学因缘》，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八十年元月，第13页。这不啻是中英文学互文性交流的一个最鲜活的例证。
在这期间，中国文学界还大力翻译出版了莎士比亚戏剧，同时中国一些经典作品，比如《诗经》、《论语》、《道德经》、《西游记》等也被翻译成英文出版刊行，英国对中国文学的认识达到历史最高水准。当然，英国反法西斯文学作品也译入了中国，其中产生较大影响的要数格林伍德的长篇小说《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朋丁先生》，以及普里斯特莱的长篇小说《格雷特里的灯火管制》。这两部小说都反映了大战期间英国国内的人生众相。译介对中国文学具有借鉴作用，让我们知道在另外国土上的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生活情状，同时也强化了正义必胜的信念。总之，抗战期间，中国和英国的文学互动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中国人更多地了解英国文化，英国人也更多地认识到中国的文化和文学，这种文化和文学上的交流具有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互文性特征，在世界反法西斯的宏观互文背景之下发生，更具有文学的现实干预意义和明确的目的性和导向性，使中国文学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重要环节。
四
美国虽然历史不长，但是在二战期间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抗战文学与美国文学的互文性关系，同样是在世界反法西斯的宏大背景下所发生的。中国抗战爆发后，美国文化界掀起了援华浪潮。声讨日本法西斯，在珍珠港事件之后达到高峰。由于美国远离二战的主战场，战火对美国本土毫无威胁，因此，美国就坐山观虎斗。于是美国一些进步作家如辛克莱、德莱赛等一致反对美国政府实行的所谓“中立”政策，批判其没有尽到一个大国应有的国际责任，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似乎在默许放纵，并热情称赞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精神。并且还创办《现代中国》、《中国日报》、《远东人》等刊物，撰写文章，声援中国抗战；此外，美国作家中不少人先后来到中国作实地采访，写成作品在欧美出版发行。其中，约翰？根室、格兰姆？贝克、温台尔？威尔基、赛珍珠具有一定代表性。
约翰？根室于1938年来到中国，深入中国大地进行采访，并查阅有关中国及亚洲各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众多书籍。随后，他写成《亚洲内幕》一书。该书与他的《欧洲内幕》一书一样，在欧洲与美洲出版后，为读者与政治家们所瞩目。格兰姆？贝克于1940年初来到大后方，一直居住到1946年11月才返回美国。6年间，他先后在大后方的重庆、成都、桂林等地工作与采访。他以亲身感受写成《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一书。对中国进行了评书和介绍，对美国民众了解中国起到很大的作用。温台尔？威尔基于1942年8―10月由美国到非洲和苏联，以及远东，辗转到中国。蒋介石、周恩来以及各界人士在重庆会见了他。他根据所得材料与观感写成《天下一家》，高度评价中国抗战的进步意义，批评国民党推行的片面抗战路线及大后方的社会弊端。深受美国媒体和读者的好评。
赛珍珠把中国称作“第二祖国”，她的前半生主要是在中国度过的。赛珍珠少女时代就读的第一所正规学校就在上海。她的以中国农村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大地》等作品曾获得了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赛珍珠还曾把中国的古典名著《水浒传》译成英文介绍给了西方读者。她写的反映中国抗战的作品，流品不一，高下有别，广播剧《中国的插话》为较好的一篇，喊出了“中国需要我们，但我们也需要中国”的呼声，表达一致反对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强烈愿望。埃德加？斯诺以《红星照耀中国》闻名，后改名为《西行漫记》，以自己材料来源的可靠性，赢得全世界的一致好评，被认为是“西方研究中国共产主义的权威”。肯尼思？休梅儿：《斯诺――粉粹‘赤匪神化’的美国记者》，《纪念埃德加？斯诺》，新华出版社，1984年。对促成国共两党再度合作抗日、对争取世界各国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无疑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她还写作了长篇报告《为亚洲而战》，评述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他的一生与中国紧密相连。写过《大地的女儿》的艾格丽丝？史沫特莱一直与抗日军民风雨同舟，她的笔为中国而挥洒，先后写出了《今日中国特写：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红军在前进》和《中国在反击》三部著作，这些作品在美国出版后，产生过很大影响。1941年她因病回国后，在国内撰文、演讲，继续为中国抗战作宣传，并完成了《中国的战歌》和《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与时代》两部巨著，向西方介绍了中国抗战的真实，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佳的战地报导之一”；史沫特莱被周恩来赞誉为“一个伟大的美国人”。在中国大革命风暴中来中国，写作过《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的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以花甲之年，又在1937年踏上了中国这块饱经沧桑的土地，她出席会议，发表演说，四处采访，很快写作出版了《五分之一的人类》和《中国的一百万人》这两部著作，成为1940年的畅销书。与此同时，众多美国作家以信函方式沟通与中国抗战文学的联系。他们向中国文学界征集抗战文学作品，以便在美国出版发行；美国作家协会曾再次来函中国“文协”，并预订《中国作家》杂志全年，美国《小说》杂志致函中国作家，要求推荐并代译中国抗战长篇小说，标准是“较宣传更丰富之材料的作品”。“文协”出版部：《出版报告》，载《抗战文艺》，第7卷，第2、3期合刊。
珍珠港事变后，美国派遣大批作家记者来到中国，采访报导，从事创作。中国抗战文学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这种往来，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从未中断和停止。美国不少作家创作了一批反映欧、亚、非战斗生活和美国社会生活的作品。译入中国抗战文坛的作品有小说、诗歌、剧本、报告文学，门类齐全。这些作品，有近距离透视反法西斯战争的，有远距离观照美国种种社会人生的，内容丰富。其中，海明威和斯坦贝克的作品在1943―1944年间的中国读者界广受欢迎。
著名反战作家海明威先后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海明威整个人是战争的研究者，任何牵涉到作战的事情，他无不娴熟，他研究战争长达二十年之久”。李？学：《中西文学因缘》，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八十年元月，第303―304页。他的小说对战争的描写非常出色，对中国反法西斯文学的影响很大。1941年3月，他偕同妻子以《午报》记者的身份来华收集抗战资料。他从香港进入广东实地考察，中方也派出军政要员给予热情接待，他对中国军民印象深刻，盛赞中国“前方部队纪律严明，将士英勇，必定获得最后胜利”。黄仲文主编：《民国余上将汉谋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52页。海明威在华停留五月有余，还会见了周恩来与宋庆龄等要人，并在大后方的重庆、成都采访。他的关于战时中国的特写在美国《午报》上发表7篇，其中对大后方民众修筑成都双流机场作了如实报导，称颂中国民众的刚毅品格。后取道缅甸回国。海明威还发表《作家与战争》的演讲，号召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的文艺阵线。继而大量编辑杂志，出版书籍，制造舆论声援中国的抗战。他的成名之作《战地春梦》（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由林疑今译入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参加西班牙反法西斯内战，随即写成反映此次战争的小说《战地钟声》，由谢庆芜译入中国。对中国抗战文学的影响是很大的。
斯坦贝克随美军参加过地中海反潜战、诺曼底滩头登陆战、巴黎解放战等。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的两部纪实性作品《月亮下去了》和《攻欧登陆战纪实》在美国文坛与中国抗战文坛引起了强烈共振。小说《月亮下去了》写欧洲某城市一位市长反希特勒占领的故事。报告文学《攻欧登陆战纪实》，描述了1944年6月6日盟军37万名陆海军官兵的诺曼底滩头登陆战役。这部作品于同年9月在美国出版后，很快译入中国。中国评论界认为这部作品是记叙第二战场的第一部佳作，内容翔实生动，文笔简洁轻松，可作史书来读。斯坦贝克描写美国社会种种弊害的小说《人鼠之间》和《愤怒的葡萄》，译入中国后也颇受中国读者与评论家的重视。铁弦、李念群等人认为《人鼠之间》写出了美国穷人与富人之间的隔绝与冷漠，从而会引起人们对美国现存社会的怀疑，使人不觉联想到中国大后方的现实。此外，马尔兹的《向东京前进》、海尔曼的《守望莱茵河》、阿尔贝特？威廉的《俄罗斯人、国家、人民，为何而战》，先后译入中国，都引起过不同程度的反响。当然，由于美国历史短，文学起步较晚，再加上和中国距离比较遥远，因此和中国文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交流相对也就较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美国作家对于中国的报道和描写，他们作品中对战事的出色描摹，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抗战文学的底色。成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互文性交流的又一有力证据。
五
法国和德国国土相邻，两国在欧洲大陆长期处于争霸状况之中，两国纠纷最多，历史积怨明显，因此法国对德国的政治、文化动向比较关心，研究比较透，随时关注德国一切的进展。相对来说，法国文学是欧美各国最先提醒人们注意法西斯的。比如在1928年，人道主义作家罗曼？罗兰就振臂高呼：“我们最紧急的任务，便是团结起来，打倒法西斯蒂”。焦菊隐：《战时法国文艺动态》，载《文哨》，第1卷，第2期。从此开始，法国文学界一直致力于反法西斯斗争。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成为希特勒的直接受害者，三个月时间法国就被完全占领，为了避免亡国灭种的危机，作家们就以笔为武器进行抵抗斗争，唤醒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一批爱国作家如萨特、加缪、都德等人，也在战争期间为保卫祖国而战斗与创作。
在中国与欧洲文学交流史上，法国走在其他国家的前面，启蒙时代的文学大师就很推崇中国的文学，伏尔泰就把中国的戏剧《赵氏孤儿》译成《中国孤儿》上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影响到欧洲其他国家。对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翻译什么，引进什么样的作品，不仅仅是语言转换层次的译者的个人活动，它关系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借鉴什么吸收什么的重大问题。在当时，启蒙文学需要新的榜样和例子以反对僵化的新古典主义，中国成了他们借鉴的目标。中国对法国文学的译介在19世纪也随之展开，这样的文学交流一直没有中断，对中法两国文学文化的交流意义重大。
中国抗战文学与法国反法西斯文学的互文关系，也是抗战期间引人注目的重要一环。1940年6月之前，法国文化界的“中国人民之友协会”及《法国人道报》等团体与报刊，对中国抗战及抗战文学表示出极大热情与格外关注。1940年6月，法国三分之二的领土被希特勒所侵占，法国作家就投入到救亡的运动中去，随之也就较少关注中国的抗战了。不过这一时期，中国译介了很多法国著名作家的反战作品，主要是阿拉贡、马尔罗、罗曼？罗兰等人的，这些反法西斯文学作品译入中国后对中国抗战文学大有助益。阿拉贡在德国进攻法国之初，手执钢枪参加战斗，曾荣获军功勋章；法国被占领后，他于1942年初组织并领导了法国作家协会，编辑会刊《法兰西文学》，力图把留在国内的法国作家组织起来，结成强大的反法西斯文化阵营，积极宣传法国文化，集聚民族人气。他的诗作比如《法兰西的晓角》、《在我们的国家就象在外国》、《断肠集》等，大都抒写法国人民的苦难与诗人对祖国、人民的热爱之情。在中国，《新华日报》和《时与潮文艺》等报刊，先后发表文章，加以评介，使得中法两个深受法西斯残害的国家文心相通，心心相连。
在阿拉贡之外，马尔罗也是一个人道主义作家，他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与中国人民和中国新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参加过中国第一次国内战争，并以1927年3月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为题材写成小说《人类的命运》，关注中国的民主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先是参加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后回国投笔从戎。他在一次战斗中被德军俘虏，随后逃离，中间一度消沉。1943年后，他又重新走上战阵，参加戴高乐领导的“战斗法国”运动。他不仅在反法西斯战场上洒下了血汗，也在反法西斯文坛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他先后发表了《人的希望》、《阿尔登堡的胡桃树》、《夏特尔营》等反战作品，使法国民众深受鼓舞。《人的希望》是他参加西班牙战斗后写成的纪实性小说，1938年由戴望舒译入中国，影响了中国的抗战文坛。
在法国文坛上，罗曼？罗兰是最伟大的反战作家，在德国占领期间，74岁高龄的罗曼？罗兰，为自己不能直接参加战斗而苦恼，体现出一个伟大作家所具有的社会正义感和人道主义原则。罗曼？罗兰在中国的影响最大，也深受中国作家的好评和中国读者的喜爱。中国抗战文学家先后译介了他的自传体小说《内心旅程》以及《七月十四日》、《狼群》、《爱与死的搏斗》和传记文学《贝多芬传》等等。1944年12月30日，罗曼？罗兰逝世时，中国抗战文学界召开追悼会，出纪念特刊，表达哀悼与崇敬之情。罗曼？罗兰在中国的影响超过他在法国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追求正义，追求真理的中国人民与他在心灵上产生的一种共鸣。大翻译家傅雷就选择了罗曼？罗兰作为译介对象，并将他介绍给中国读者，他译介的理由是：“现在阴霾遮蔽了整个天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见《傅雷译文集》第十一卷“译者序”，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页。这样的精神气度无疑是中国作家最需要的。除了关注单个作家外，还关注报刊杂志的译介。在德国占领期间，法国子夜出版社历尽艰险出版的一套30余卷的大型丛书《子夜丛书》。其中，《海的沉默》等小说译入中国，受到评论界的重视。
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是，由于法国和中国的处境极其相似――中国在亚洲是日本侵略的最大受害者，法国在欧洲是德国法西斯侵略的最大受害者，两国人民面临同样的民族问题，但是由于忙于各自的救亡运动，文学的交流活动相对放缓了。但是很多翻译家还是翻译了很多作品，比如傅雷、李健吾等人的翻译成就是很大的，对中法两国文化的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抗战文学界除了对反法西斯联盟国文学进行积极的译介和交流之外，还和日本、德国等法西斯国家进行文学往来。特别是对这些国家的人道主义作家和进步作家的作品进行研究、进行译介，对鼓吹法西斯战斗的走狗作家进行批判，同时也对他们国内的报刊媒体进行关注，了解即时动态。中国特别对日本文学给予重视，由于这个问题很复杂，可劈专章给予讨论。对这些法西斯国家进步文学的关注和译介，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抗战文学的意义也是毋庸置疑的。
六
总之，从互文性理论来看，文本是相互联系的，彼此指涉的，具有开放性的维度。广义的互文性还把文本置于历史之中来给予呈现，这样一来，中国抗战文学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就同处于一个互文性的“文学场”之中，形成了对话的平等主体，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密不可分。以这个理论来指导抗战文学的交往和研究，为我们开拓了文学研究的新视界和研究角度。中国抗战文学同世界各国反法西斯文化团体与个人频频接触，从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学建设和发展出发，从文艺为抗战救亡的大历史背景出发，大量译介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作品，同时，大量在中国从事报道和写作的外国作家也纷纷写了介绍中国的文学作品，向他们祖国的人民适时报道中国的文化和抗战现况；中国的作家除了翻译外国进步的文艺作品之外，还协助外国作家翻译中国文学作品，使得中外文学的交流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和高潮。应该说这是中外文学交流史上的又一波高峰。世界人民反法西斯这个共同的宏大历史背景，使中国文学冲出国门，又一次走向了世界，获得了世界的认同。
中国除了在本土反对日本法西斯外，还积极关注欧洲战场的进展。中国抗战文学界一方面在国内掀起抗战文学运动、支援军事抗战，另一方面发挥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声援欧洲反法西斯的正义斗争。可见中国抗战文学一开始就汇入了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大潮。特别是中国“文协”成立后，抗战文学的对外互文交往就有序化地进行。“文协”多次致函世界笔会和英、美等国文学团体，进行交流。同时，掀起抗战文学“出国”热潮，送出自己优秀的成果，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的抗战进程和民族必胜的决心。也就在这一过程中，欧美一些主要国家的文学界，除在本国开展援华抗日活动外，还派出作家来华直接声援抗日斗争。其中以苏、美、英等国的作家来华较多。他们在前线、后方、敌后，一面采访，一面宣传抗日，并撰写出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品。欧战爆发以后，这些来华作家大多离开中国，但是他们却充当文化交流和文学往来的中介。通过这些交往活动，及时地交流了信息，沟通了认识与情感，对于中国跻身世界强国行列，提高国际地位，重新树立中国形象，发展中国抗战文学运动，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重视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翻译和介绍之外，中国抗战文学界亦重视世界文学名著与现代主义作品的译介。将世界反法西斯文学放在交往的首位，同时又不忽视世界文学经典名著与现代主义作品的译介。抗战期间，外国经典作家，乔叟、莎士比亚、但丁、歌德、拜伦等等作家及其作品都有较系统的译介。王维克翻译的《神曲》、郭沫若翻译的《浮士德》、方重翻译的《坎特伯雷故事集》等都是影响很大的优秀译本。这些译本都成了后来外国研究和文化传播中的名家名译。中国抗战文学运动的中后期，欧美现代主义文学纷纷进入翻译家的视野。乔伊斯、卡夫卡、劳伦斯、伍尔夫等作家及其作品的译介，一时形成热潮，真正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当然由于政治原因，大后方、抗日民主根据地与沦陷区这三大空间里的中国抗战文学对外互文性交往，呈现出不平衡状态，乃至反差现象。
总之，中国抗战文学界紧紧抓住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提供的契机，以民族解放意识为文学的灵魂，以文学内在的包容性和美学品味的共同性为出发点，积极与世界文学进行对话，开展双边的、乃至多边立体的互文性交往。中国抗战文学对外交往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目的性之明确、眼光之深邃、成果之丰硕，是30年中国现代文学对外交往史上任何其他阶段所不可比拟的。在世界反法西斯这个宏大互文性背景之下，中国实行“拿来主义”和“送去主义”的双面策略，一方面从外面把别的国家的优秀文学作品拿来为自己所用，吸收优秀的成果；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的文学和文化送出去，为世界文化和文学的交流作出应有的贡献，在声援政治运动、支持民族抗战、发挥文学社会功用的同时，又使得文学交流和影响有序展开，使中国文学得到发展进步，在保持纵向个性的同时又具有横向的共性，真正走向了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