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的当代文学是在不断的论争中前进发展的，中国的当代文学史可以说是一部论争史。自从全面抗战以来，文艺界的艺术家们就在“一切为了抗战，一切围绕抗战”的思想指导下，从解放区到大后方，开展了一系列的论争和批判。1938年发生在重庆的关于“与抗战无关”的论争就是其中之一。
二
1938年12月1日，梁实秋在重庆《中央日报》主编的副刊《平明》面世，他在类似发刊词的《编者的话》里有如下一段文字：
“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
此文刊出以后，文坛一片哗然。反应最快的属罗荪，他写了《“与抗战无关”》（1938年12月5日）一文，文章突出地批评梁实秋“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这一观点。罗荪认为：“但在今日的中国，要使一个作者既忠于真实，又要找寻‘与抗战无关的材料’，以我笨拙的想法也实在不容易”。罗荪：《“与抗战无关”》，载《大公报》，1938年12月5日。此外，还就往年一些琐事嘲弄了梁实秋一番。梁实秋于次日（12月6日）便在《中央日报？平明》上也以《“与抗战无关”》为题撰文，重申他的“最为欢迎”和“也是好的”两个表态，并强调：“我相信人生中有许多材料可写，而那些材料不必限于与抗战有关的”；当然，也不愿放弃在过去琐事上与罗荪纠缠的权利。但梁实秋也在文末表示：“在理论上辩驳是有益的事，我也乐于参加，如涉及私人的无聊的攻击或恶意挑拨，我不愿常常奉陪。”
在此后的四个月时间里，文艺界对梁实秋可以说是群起而攻之，茅盾、老舍、胡风、罗荪、张天翼、宋之的、巴人、魏猛克、沈起予、陈白尘、黄芝冈、潘孑农、张恨水等人纷纷著文批驳。仅重庆《新蜀报》的副刊《新光》、《新副》在同年12月中旬就为此一气发了9篇文章。不过此后，面对左翼作家们的愤怒，曾声明过只要属于“理论上的辩驳”就“乐于参加”的梁实秋，也只能三缄其口了。论争实际上持续到1944年，长达五年之久，而其余波与影响则一直持续到解放以后。但总的看来，梁实秋在这场论争中实际上是处在被批判的境地。
第四章“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十分明显，梁先生在这篇短短的《编者的话》中，确实表明了他“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的态度，但字里行间也流露出对那些积极热情的以文学为武器宣传抗战而较少考虑文学的艺术性和感染力的作家们的不满。尽管从整篇文章来看，梁实秋在“于抗战无关”这一论点上措辞小心，但还是引出了一系列与之论争的文字。就当时而言，文学界对梁实秋的批评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因为梁实秋提出这一观点时，正是中国抗战最为残酷和痛苦的阶段。日寇于1937年底攻占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后开始的大屠杀，进行了六周之久，一直到1938年的1月中旬，仅有尸体可证的被害中国人就达三十万之多；济南、徐州、开封、郑州、广州、武汉等一系列战略重镇又相继陷落。日寇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无所不用其极，野蛮凶残的程度，为中外战争史上所罕见。也正是正面战场节节失利，“速胜论”破灭而“亡国论”甚嚣尘上的时候。另外，大敌当前，执政当局内部又发生严重分裂，其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投降了日本帝国主义。在这样严峻的背景下，执政当局的中央机关报公然发表编者言论，号召作家撰写与抗战无关的作品，在当时无疑等于劝诱搏击在生死线上的同胞放弃救亡重任去醉生梦死，理所当然被国人看做是执政当局由积极抗战公开转向消极抗战的政治动向。并且，此时也正是抗战文学力图克服初期的浮躁毛病而自我调整的时候，在这带有转折性的紧要关头，绝不能容许任何违背服务抗战这一伟大目标的理论有所抬头，否则就不能保证抗战文学沿着服务抗战的政治方向健康发展。众多理论家对梁实秋的“围攻”，正是出于这一目的的“矫枉必须过正”之举。
综观此次论战，左派作家对梁实秋的批判基本上是针对《编者的话》中“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和“空洞的‘抗战八股’”两点而来。罗荪与宋之的在文章中指出：抗战“已然成为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主要枢纽，它波及到的地方，已不仅限于通都大邑，它已扩大到达于中国的每一个纤维，影响之广，可以说是历史所无，在这种情况下，想令人紧闭了眼睛，装着看不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此，“没有一个人，一件事，在现在‘是与抗战无关’的。不管是在前线流血，还是在后方‘乱爱’，都不能说与抗战无关”。宋之的：《谈抗战八股》，载《抗战文艺》（第三卷），1938年12月10日。梁实秋所谓的“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就连他自己认为与“抗战无关”的“重庆住房子问题”，也并不是完全与抗战无关。梁实秋也反驳道：“真穷的人不抗战时也是没有房子住的，真富的人现在仍然住的是洋楼大厦，其富丽程度不亚于他们在南京上海的住宅”。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载《中央日报》，1938年12月6日。事实的确如此，但“真穷的人”因国难而愈发穷困，“真富的人”大发国难财愈发富有，难道真能说是与抗战无关吗？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决不是只局限于写义勇军打仗、学生请愿、示威等等的作品”。“它广泛得多，广泛到包括描写现在中国各种生活和斗争的意识的一切文学。因为现在中国的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所在一切生活（包含吃饭睡觉）都与这问题相关；例如吃饭可以和恋爱不相干，但目前中国人的吃饭和恋爱却都和日本侵略者多少有些关系，这是看一看满洲和华北的情形就可以明白的”。鲁迅：《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载《现实文学》，1936年第1期。在这里梁实秋表现出了其认识的不足与理论的肤浅，他所谓“有关”只看到了诸如战场之类与抗战联系较为密切和直观的生活，却忽视了甚至剥离了诸如吃饭睡觉等这类与战争联系较为间接的生活与抗战的关系。可以说左派作家的这些批评是正确的，一针见血的。
然而，在这次“与抗战无关”的论争中，也不能说论战的双方完全没带情绪。从这短短七百多字的《编者的话》来看，梁实秋前半部分使用诙谐的语气谈“拉稿”，后半部分的前半部分实质也是“拉稿”（向读者拉稿），在两百字左右的最后一段中梁实秋谈了三点意见，其中，有不到一百字的文字谈到“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在这一小段文字上，左派作家却有意忽视梁实秋“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的表态，只抓住他的“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这后半句话做文章，从而将梁实秋定性为只欢迎只提倡“与抗战无关”这也着实有失偏颇。对于文坛的批驳一直处于缄默状态的梁实秋直到1939年4月1日，即他接编副刊整整五个月之后，临离开副刊之际，才在《中央日报》刊出一则简明的《梁实秋告辞》，旧话重提，犹不免感伤参半：
“四个月的《平明》摆在这里，其中的文章十之八九是‘我们最为欢迎’的‘于抗战有关的材料’，十之八九是我认为‘也是好的’的‘真实流畅’的‘与抗战无关的材料’，我四个月来的编辑标准没有改变。所有的误会，无需解释，自然消除。所有的批评与讨论，无需答辩，自然明朗。所有的谩骂与污蔑，并没有伤害着了我们，因而了我的半句话惹得不少人消耗了许多或者可以成为有用的精神，这是我很觉得抱歉的”。梁实秋：《梁实秋告辞》，载《中央日报》，1939年4月1日。
据统计，梁实秋主编《平明》副刊期间发表的254篇作品中明确含有“抗战”二字的多达170篇，其余文章也大多与抗战有关。可以肯定地说，梁实秋并无鼓吹文学与抗战无关的意图。当然，他也的确反对某些抗战作品，但他反对的是“空洞的‘抗战八股’”，而并非全部的抗战文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明确指出“缺乏艺术性的作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可见，“空洞的‘抗战八股’对读者，对伟大的抗战，对作者本人来说，都是‘没有益处的’”。同时梁实秋所谓“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以及“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这两句话，也是意有所指的。当时也的确有些作家，为了“创造”抗战文艺，宣传抗战，无论什么作品统统在后面抹上一层抗日色彩，诚如鲁迅所言，“在作品的后面有意地插一条民族革命战争的尾巴，翘起来当作旗子”这样的作品势必失真，就不再是我们所需要的。“因为我们需要的，不是作品后面添上去的口号和矫作的尾巴，而是全部作品中的真实的生活，生龙活虎的战斗，跳动着的脉搏，思想和热情”。鲁迅：《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载《现实文学》，1936年第1期。可见梁实秋对抗战文艺的反思与批判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是客观的，也是中肯的。然而，他的这些见解在当时，却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甚而引来了一系列的批判。当然，因此对梁实秋的批评，也有上纲上线、失之偏激简单的历史局限性。罗荪的《“与抗战无关”》（1938年12月5日）文章断章取义的突出其“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的表态。在他的《再论“与抗战无关”》一文中，甚至硬将梁氏的“抗战八股”与抗战文艺等同起来，然后扣上一个抹杀抗战文艺的罪名。宋之的在《谈“抗战八股”》中，一方面承认当时的作品“大抵是印象，是速写，没经过琢磨，也没时间去琢磨。热情淹没了人物，叙述多于描写。”一方面又说，从这些作品中，“感不到益处”的，怕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也可以“与抗战有关”，也可以“与抗战无关”的“骑墙派”；一种是梦想着所谓“王道乐土”的那些“蠢奴才”。其实，早在梁实秋之先，左派作家茅盾、周扬、罗荪等就已提出这一问题，但为何这一问题一经梁实秋之口提出便招来种种非议呢？柯灵在1986年10月13日《文汇报》上分析这次论争的原因时指出“梁实秋一直是左翼作家的论敌，虽然到了应该一致对外的抗战时期，看来彼此都没有消除宿怨”。确实，不仅左翼作家对梁实秋有很深的成见，梁实秋也有一肚子的情绪，从《编者的话》中“所谓‘文坛’我根本不知坐落何处，至于‘文坛’上谁是盟主，谁是大将，我更是茫然”之类的话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的怨气。因此，这个问题从梁实秋口中说出来，在左派作家们看来，就很可能“别有怀抱”了，自然争论起来也就颇为情绪化。
三
众所周知，20世纪30年代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的激化，又因当时文艺论争高度的意识形态化，实际上将崇尚自由主义理想的梁实秋推到了一个十分复杂而尴尬的境地。由于现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的文学观注定要被现代文学主潮抛弃，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这一观点的提倡只能成了一种自己的私语和个人的呐喊。自由主义的文学思想的坚守使梁实秋陷入了与当时主流话语不相融合的艰难境地。
梁实秋早期专注于文学批评，坚持将描写与表达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作为文学艺术的文学观，主张“文学无阶级”，其间和鲁迅等左翼作家笔战不断。从1927年到1936年鲁迅逝世，论战持续了八年之久。但是，它不因鲁梁论战的结束而结束，其余波一直延续到后来。1938年底发生在重庆的“与抗战无关”的论争，便不能否认与梁实秋所坚持的“人性论”有所关联。
梁实秋出生于秀才世家，1923年秋从清华大学毕业即赴美留学，先后在科罗拉多大学和哈佛大学攻读英美文学。西方文化民主、平等精神的教育培养了梁实秋对独立人格的追求，把个性自由、个性解放、个人尊严视为基本的人权加以捍卫，不依附于任何政治势力，坚持独立的价值判断和理想追求，独立地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文学主张，凭着自己的良心和社会责任感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顽强地维护着文学的独立和尊严。在美求学期间，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构成了他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想的基础。这时的梁实秋企图将他的老师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移植到中国来，树立科学理性的精神，培养自由独立的人格，建立民主、平等的社会环境，以实现自由主义文学的现代化建构。可是，历史给他出了一道难题――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是伴随着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发展起来的，担负着社会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双重使命，既要维护民族生存以图祖国自强，又要促进文学解放以实现文学的现代化。梁实秋的文学的现代化建构还没有来得及正常实施，就被社会革命和民族救亡的急风暴雨所淹没了，因此也不合时宜而染上一层悲剧色彩。
另外，梁实秋的文学功用观显示出对孔儒明显的传承性。当然，他也肯定文学在道德伦理方面的教化作用，体现出对文学道德价值的追求，但他的这种追求，并不是要重蹈西方新古典主义的道德说教的旧途和中国传统文以载道的覆辙，而是类似康德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无所为而为的追求。他认为：文学与道德有密切关系，因为文学是以人生为题材而以表现人性为目的的。人生是道德的，是有道德意味的，所以文学若不离人生，便不离道德，便有道德的价值。也就是说在梁实秋看来，文学的道德价值是于创作中自然而然形成的，因此，“文学是道德的，但不注重宣传道德”。同样有志于建设中国新文学的梁实秋，希望能以此种文学价值追求来挽救中国文学之弊。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学观念显示出告别以往的变革姿态，但梁实秋却以一个文学批评家的眼光指出，这些文学观念虽然从名称上有别于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其实质却仍延续着传统文学观中不合理的因素。他认为，那种以文学为“工具”，“武器”的文学观，其实是又一次走回到“文以载道”的老路上。这与他要挽救中国文学之弊的理想是背道而驰的。对于持有以上文学观点的梁实秋我们就不难理解他在《编者的话》中所提出的“稍有不同”的意见了。
同时，在梁实秋看来，文学本身即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他认为以文学为工具的文学观，并没有把文学当做文学，或者说从根本上忽略了文学之为文学的价值，而是把它作为达到文学之外的其他目的的手段，也就是以它的“工具”的价值取代了它作为文学的独特价值。他坚持文学本身即是目的，在他的文学批评中，他还经常使用“文学的立场”，“文学的内部”等这样的话来强调应当从文学的自身来研究文学，并确定文学的价值。但他并不是绝对地反对这种利用文学的文学观，而是反对以这种文学观主导文坛，置文学的本身价值于不顾的“喧宾夺主”的趋向。他说：“我们不反对任何人利用文学来达到另外的目的，这与文学本身无害。”甚至他还承认真的革命家为了借助文学来达到自己的理想，以“炽烧的热情渗入于文学里面，往往无意的形成极能感人的作品”。但是这只是一种“借用”性质，正像“切菜刀可以杀人，不要说切菜刀专作杀人之用。”也就是说，革命家们可以拿文学作宣传的“武器”来用，但是不能由此便说文学是“武器”，这在梁实秋看来是不符合文学自身特性的，或者说是强以“目的”为“手段”的。
梁实秋还指出以文学为“工具”的价值观，会导致文学家以作品的社会效果来判断作品的价值，也就是说作品的读者越多则作品越好，这势必推动文学家为大众而创作，其结果就是使“文学的质地降低了来俯就大多数的人”。作为一个古典主义者，梁实秋始终坚持“知识贵族”的论调，他说“一切的文明，都是极少数的天才的创造”，而“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与文学无缘的”，所以“为大多数人读的文学必是逢迎群众的，必是俯就的，必是浅薄的”。徐静波编：《梁实秋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第142页。需要注意的是梁实秋所谓的“少数人”，并不是我们过去所理解的经济意义上的贵族阶级，而是一种“知识贵族”，或者说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有文学素养的那一部分人。与此相对应，“大多数人”也并非只指向劳苦大众，而是指文学水平较低的那一部分人。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兴起以后，文学与政治及革命的关系被推到了理论的前沿，文学仍然是文学，还是文学不再是文学，而应是政治与革命的手段，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但是，由于遭逢着一个充满了血与火的苦痛时代，人们丰盈的战斗激情替代了平和的理性思考，在创作主体们投身革命的行动中，文学和文学批评也不可避免地担当起冲锋陷阵的战斗角色，这是特殊时代产生的特殊文化景观。我们没有理由大肆攻击他们的浮躁与不冷静，只是立足于今天回首百年的文学历程（文学的手段功能曾被畸形纯化到极致并最终导致了文学的面目全非），就应该看到梁实秋早年维护文学自身特性的可贵之处。
此外，梁实秋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中说“我们不要看广告，我们要看货色”。他认为一味追求文学的“工具”价值，会导致作家根据作品的社会效果来创作，创作出来的作品则多对社会或民众具有宣传鼓动，而缺乏“文学意味”。对此鲁迅也曾深有感触，在《文艺与革命》中他强调“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而当时在“工具论”指导下创作的革命文学，“作品虽然有些发表了，但往往拙劣到连报章记事都不如”。这种现象在当时的文坛上引起了包括革命文学家在内的很多人的注意。如在“与抗战无关”的争论期间，施蛰存和沈从文分别以《文学之贫困》和《文学运动的重造》等文呼应梁实秋的观点。前者认为，抗战以来尽管作品数量不少，但“纯文学”却愈加“贫困”；后者回顾了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历史，认为新文学与商业、政治打为一片实属文学的“堕落”，所以文学要“重造”，使之与商业政治脱钩，才能恢复文学作品的价值。以上的观点证明，无论梁实秋、施蛰存还是沈从文他们不是反对抗战，而是反对借文学的名义来宣传。扶持革命文学者，开始从革命性与艺术性统一的角度，要求文学在负载强烈的思想内容的同时，以较高的艺术性表现出来，以便更好地担负起宣传革命和鼓动民众的使命。这一做法，有力地促进了革命文学的成熟和发展，给革命文学注入了蓬勃发展的生命活力。
从以上梁实秋的文学价值观我们不难看出，他在1938年《中央日报》的副刊《平明》提出“与抗战无关”实质是他文学主张的延伸，并非如宋之的所影射的“骑墙派”、“蠢奴才”那样，除去当时双方情绪化的话语，我个人认为这仅是一个文学观念的争论。其实，这场论争的实质仍是“艺术至上主义”与“功利文学主义”之间的论战，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被打上了政治的烙印。在当时，提倡“艺术至上”文学观的不止梁实秋一人，如上文所提到的施蜇存和沈从文，他们都是反对把文学功利化，提倡文学之重造，与商业政治脱钩，“使文学的价值，从普通的宣传品而变为民族百年立国的经典”。施蜇存和沈从文的观点可以说是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的深化和继续。当然，事实也证明，在动乱的社会，在民族生存都成问题的时候高谈什么文艺之“纯”“艺术至上”，只能是美丽的幻想，也是与时代大潮不合拍的，甚至可以说是逆时代潮流的。因此，我们说，梁实秋的文艺梦是美好的，但他没有政治家的眼光，他既不为国民党政治体系所容忍，又得不到社会主义者的同情和支持，他的理论努力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不合时宜”。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个为文学本质而战的斗士的形象。在文学日趋功利化的时代，一个为艺术而呐喊的批评家，对文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同样也是不可抹杀的。
所以，具有自由主义文学思想的梁实秋在1938年实际上不是有意的鼓吹“与抗战无关”，更没有其他更深层次的政治原因，而是他自由主义文学观和新人文主义思想的自然延伸。因此，由于梁实秋这种自由主义理想的“人性论”使得他在《中央日报》的副刊《平明》提出“与抗战无关”这样引起广泛争论的话语。其实，纵观由梁实秋所引发的前两次争论（1922年梁实秋与一些文学研究会成员的争论和20世纪20年代末与左翼文艺阵营的争论）我们不难发现：梁实秋文学观的变化正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中“为艺术而艺术”观念流变的轨迹。从20世纪20年代早期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到20年代末固守“人生的艺术”，再退到抗战时期的“与抗战无关”。旗号虽有所变化，但主张艺术至上的实质是一直没有改变的。只是他的文学理论脱离了现实的社会政治环境而为社会所不容。
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们，都会放弃手中“无用”的学术，直接参加到救亡的实际行动中去。这类行为拥有无可争辩的正义性，但仔细想来，也存在着许多值得人们反思的东西。救国行动大致可分为两种：直接的救国行动和间接的救国行动。所谓直接的救国行动主要是指外交战争爱国宣传等等政治性行为；间接的救国行动是指除上述政治性行为以外的各行各业。如农民种好地，多献粮食即是救国；工人努力做工，支持前方也是救国……学者们坚守岗位，著书教书自然也是救国。西南联大在战火中为中国学术界贡献了一大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在战火中延续着中国文化的命脉，其对中华民族的贡献依然是不可低估的。正如沈从文在《一般或特殊》中所说的另外一些作家“好像很沉默，很冷静，远离了‘宣传’空气，远离了‘文化人’身份，同时也远离了那种战争的浪漫情绪……这几种人的行为，从表面看，都缺少对于战争的装点性，缺少英雄性……然而他们工作却相同，真正贴近了战争。目的只有一个，对于中华民族的优劣，作更深的探讨，更亲切的体认，便于另一时用文字来说明它，保存它”。沈从文：《一般与特殊》，载《今日评论》，1939年第4期。但过去，我们常常存在某种偏见，认为国难时期，学者安坐书斋即是消极避世，只有奔赴前线才是爱国。这一“偏见”加重了战争对文化和文学的破坏作用，从而让战争在制造物质废墟的同时，也制造着精神废墟。
四
诚然，论争已成为历史，作为后来者，我们无力也无须将这些恩怨纷争辩个一清二楚，但面对梁实秋从“资本家的乏走狗”到“著名的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这一艰难的回归，我们应该意识到能为今天文艺的健康发展提供宝贵的经验与教训的反思和总结是必不可少的。
20世纪80 年代，鲁迅先生的一篇经典杂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被收录在中学语文课本上。其中，“乏走狗”就是影射的梁实秋。作为一名颇有建树的文学家、翻译家，梁实秋为什么会被扣上一顶“乏走狗”的帽子，而且一戴就是几十年呢？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下，一是历史原因，二是中国评价作家作品的标准原因。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历史原因，梁实秋的“反动文人”面孔的形成，主要是因为他在20世纪30 年代与鲁迅等左翼文人展开过两次著名的论战和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第一次是他和鲁迅之间关于“文学的阶级性”的论争。梁实秋在《文学有阶级性吗？》一文中称“资产是文明的基础”，“一个无产者假若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这才是正当的生活斗争的手段。”鲁迅先生据此骂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此话为梁实秋定了“成分”――反动文人。
第二次就是与左翼作家进行的“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又把梁实秋定为“为资产阶级文学服务的代表人物”。先是鲁迅的“丧家的资产阶级的乏走狗”，又有毛泽东的亲批在后，他的罪名是无论如何也洗不清了。1949年梁实秋去台湾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的作品在大陆没有出版过。从那时至今的近半个世纪以来，在许多权威的论著里，在绝大多数的大学文科《中国现代文学史》里，他一直因为“卖力的宣扬‘与抗战无关’”而受到无情的批判。
回首那段历史，我们不难看出梁实秋的这两次论战，其实只是文学性质的论争，鲁迅先生扣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政治帽子无疑有点过大了。
恩格斯在《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中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话，“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我们并不是用道德的、政治的、或人的尺度来衡量他”。恩格斯：《马克思文艺理论著作选讲》，纪怀民、陆贵山等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40页。19世纪50 年代末，恩格斯在《致斐南迪？拉萨尔》的信中再次重申：“您看，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恩格斯：《马克思文艺理论著作选讲》，纪怀民、陆贵山等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17页。
由此可以看出，恩格斯把美学的、历史的标准看做是评价艺术家和作品的最高标准，那么，何谓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呢？美学的观点，就是在评论作家作品时应注重艺术的审美特性，遵循艺术反映现实的特殊规律，对作家作品作具体的艺术分析；历史的观点，就是在文艺批评中，要把作家及其作品放在特定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下加以考察，作历史的、阶级的具体分析。了解了恩格斯的文艺批评标准，我们再回头来看对梁实秋的评价，就不难发现，纵然伟大的鲁迅先生，也还是犯了恩格斯批判的“文学批评中从狭隘党派观点和单纯政治观点出发的简单化倾向和各种各样实用主义倾向”的错误的。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左翼文坛，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大时代的转换和抗战背景），一味从政治出发，忽视了艺术本身固有的属性，否定了艺术独特的审美特性和审美价值，仅仅从党派利益和政治信仰去衡量作家、作品，对作家、作品作任意地褒贬。这种左的传统在日后的中国愈演愈烈，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顶峰，以至出现“八亿人民只有一个作家”的荒谬局面，不能不令人反思。
20世纪30 年代曾参与“抗战无关论”论战并且也积极从事过抗战文学创作的老作家柯灵，于1986 年10月13 日在《文汇报》上发表了题为《现代散文放谈――借此评议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的文章。他认为，对于梁实秋在《编者的话》中的那段话，如果“完整地理解”的话，“无论怎样推敲，也不能说他有什么原则性的错误。把这段话中的一句孤立起来，演绎为‘抗战无关论’或‘要求无关抗战的文学’，要不是只眼看字，不免有曲解的嫌疑。”这样的看法，可谓言简意赅，态度客观公正，令人信服，实质上还了梁实秋一个清白，起到了为梁实秋正名平反的作用。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等学术论著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学术研究渐入正常轨道，学者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学术的论述大都能本着据实立论的原则，提出自己的观点，作出较为切合实际的分析。对于发生于1938年的这场论争的评述虽各存己见，但就总体而言，是渐趋公允而平和的，至于各家的言说内容就不赘述了。
但是，梁实秋从资本家的“乏走狗”到“儒生学者”的形象大翻转经历了一个极为艰难漫长的过程，个中曲折耐人寻味。
首先，在1953 年4月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关于梁实秋的注释为：“梁实秋，是反革命的国家社会党党员。他长时期宣传美国反动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坚持反革命，咒骂革命文艺。”由于《毛泽东选集》在当时极大的权威性，因此它的说法无疑就是官方的定性。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梁实秋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完全否定的反动人物，他的作品也成为禁书。
其次，在1986 年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中，有关梁实秋的注释改为：“梁实秋，北京人，新月社主要成员，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曾写过一些文艺评论，长时期致力于文学翻译工作和散文的写作。”有关梁实秋注释的此番修改，虽然还不是完全彻底，但也表明了官方对梁实秋作了重新评价，具有平反的意味。
现在，带有普遍意义的关于梁实秋的介绍是：“梁实秋，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散文家、翻译家。平生主要有三大成就：一是文学创作，他出版的散文、小品、杂文集多达二十多种；二是文学批评，他的文学批评在当时很有影响，现在也很有意义；三是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是一代文学大师和翻译大师”。李云雷编：《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梁实秋卷》，蓝天出版社，2004年，第1页。
2004 年11 月，“梁实秋与中西文化学术讨论会”在北京语言大学召开，来自海峡两岸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的学者近百人出席了大会，并联手发起成立了“海峡两岸梁实秋研究学会”。贾蕾：引自“文化研究网”《海峡两岸学者对梁实秋的文化审视――梁实秋与中西文化学术讨论会综述》，http：//www。culstudies。com，2008年11月30日查询。
另外，还有一个颇有意味的插曲值得一提，不知九泉之下的梁实秋先生和鲁迅先生看了作何感想。在2003 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语文读本》第一册中，梁实秋先生的散文《雅舍》被收录进来，而鲁迅先生的杂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却被从中学语文课本上拿掉了。
其实，从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到文学大师的转变，并不是梁实秋有什么变化，而只是身后世人的评说而已，这于早已作古的梁先生本人来说恐怕没有多大意义，但对于后来的人们，还是一件非常可喜的事情：文学一方面体现着我们对艺术家的认识在向一个实事求是的方向回归，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文艺批评的标准向真正的马列主义的回归。
沃伦和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指出：“作家是公民，要就社会和政治的重大问题发表意见，参与其时代的大事。”但他们同时强调：“我们决不可能把作家的声明决定和活动同作品的实际意义相混淆”，沃伦、韦勒克：《文学理论》，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96页。这至少给我们两个方面的启示：首先，作家作为公民，有对社会政治问题发表意见的权利和义务，但作为艺术家，不能以这一类作为公民的社会活动取代文学创作；其次，文学研究者在对作品进行研究时，要注意将作家以公民身份进行社会政治活动与其作品区分开来，不能将二者合而为一。这无论是对抗战时期的作家还是对抗战文学的研究者来说，都是金玉良言。
时过境迁，当我们处于和平年代再对当年“与抗战无关论”进行思考时，无疑是更为理智的评价，是向文艺批评标准的又一次靠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