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张恨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通俗小说大师。他以其作品之多，读者之众而享誉海内外。在其写作的五十年间，中长篇小说约有一百多部，集结成单行本的约有五十多部。此外，还有约五千多篇散文杂文与无法估计的诗词作品。其身后留下了三千多万字（不包括那些没有正式发表的小说、诗、词、日记等）的作品。而在其三千万字的作品中，抗战作品就达八百多万字。据张恨水研究会最新统计，张恨水抗战作品中的主体部分――中长篇小说共四十部左右，其中写于八年抗战时期的有近三十部。“纵观抗战时期的中国文艺，张恨水的抗战小说数量之多，影响之大，可谓是首屈一指。”袁进：《张恨水评传》，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304页。
张恨水的抗战小说，或直接或间接都与促进抗战有关。他的小说不仅数量很多，而且在大后方非常受欢迎，影响极大。从1931年开始，张恨水所创作的抗战小说多发表于《新闻报》、《申报》、《新民报》、北平《晨报》、《南京人报》、香港《立报？花果山》和《旅行杂志》等全国或区域性影响颇大的报刊上，并且十分畅销和深受读者的喜爱。张恨水的小说曾让一代人如痴如醉，打动的不仅是普通大众，更有张爱玲这样的知名作家和陈寅恪这样成就卓著的学者。如今，张恨水和他的作品又重新走红。进入21世纪以来，几年之内就有“团结”、“群众”、“北岳文艺”等数家出版社出版了不下十几种选本的张恨水小说、散文等。
二
张恨水的抗战小说在当时就如此风靡，几十年后的当下又再次受到读者和观众的热捧，他确实无愧于“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的称呼。老舍：《一点点认识》，重庆《新民报》晚刊，1944年5月16日。张恨水的成功有许多秘诀。比如，他是一个说故事的高手，他能成功地塑造人物、安排情节、铺陈场景，把故事说得动人又有味；他也非常有才气，喜欢在小说中穿插些古文、骈文和诗词，为小说创造出诗的意境等等。张恨水的抗战小说能够征服广大读者的原因，除了以上所举之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那就是他的抗战小说反映的文化心理结构契合了大众文化的消费心理。很显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我们确实应该给予张恨水以足够的关注。在这里，笔者将以“大众文化”的视角作为切入点，来揭示张恨水作品之所以经久不衰，一直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文化根源。
在展开论述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对“大众文化”作一个操作性的界定。什么是大众文化？至今世界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能被普遍所接受的界定。谈起“大众文化”其定义可谓多得惊人。法兰克福学派本雅明、霍克海默、阿多诺等理论家都站在批判的立场，表达过自己对“大众文化”的看法。英国伯明翰学派的霍加特、威廉姆斯、霍尔、汤普森等从肯定“大众文化”积极作用的角度，对大众文化进行了定义。此外，英美理论家杰姆逊、费斯克，法国学者布尔迪厄、鲍德里亚尔，还有一大批媒介通俗流行文化理论家批评家等等，他们在对大众文化研究的基础上，也谈到过自己的理解与思考。
虽然，中外不同的论者出于其特定的研究视角，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可能会不一致，但是“大众文化”的兴起、发展和繁盛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大众文化”出现的历史合理性是不容置疑的。本文对“大众文化”是这样界定的：大众文化是在工业社会随着文化进入工业生产和市场商品领域而产生的新的文化现象，它以大众传播媒介和现代技术为手段，按照市场规律运作，旨在能够成为被大众广为使用的文化消费形式，使大量普通民众从中获得感性愉悦。作为一种消费文化，它具有由文化产业机构生产供现代大众消费的商品性。
张恨水的小说能广泛地为大众所接受，被不断地改编，并在今天仍能掀起热潮，这并非偶然。因此，我们除了研究其作品文本本身所蕴涵的价值以外，也要去探究是什么原因让他的小说能在市场中游刃有余。
三
大众文化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作为一种消费文化，它具有由文化产业机构生产供现代大众消费的商品属性。大众文化一开始就以商品的形式出现，从不隐讳自己的商品属性。反之，作为文化商品，它极力开拓文化市场，以文化、审美去获取最大的利润。在通俗文学家们看来“文学商品化是天经地义的，这丝毫不会亵渎文学”。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页。
张恨水最早发表小说，纯属为了满足自己的发表欲。他说：“当年写东西，完全是少年人好虚荣。虽然很穷，我知道靠稿费活不了命，所以起初的稿子，根本不是由‘利’字上想得来。自己写的东西印在书上，别人看到，自己也看到，我这就是很满足了。我费工夫、费纸笔、费邮票，我的目的，只是满足我的发表欲”。张恨水：《写作出版之始》，《写作生涯回忆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第31页。不过父亲张钰的突然死亡，却是张恨水生活的转折。父亲临终前把张恨水叫到了病床前，向他嘱托了家庭的负担。张恨水跪在父亲面前泣不成声的保证要孝顺母亲，培养弟妹，尽一切努力支撑这个家。
于是，自从《春明外史》一举成功之后，张恨水的创作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我的生活负担很重，老实说，写稿子完全为的是图利。已不是我早两年为发表欲而动笔了。所以没什么利可图的话，就鼓不起我的写作兴趣”。张恨水：《关于〈春明外史〉》（二），《写作生涯回忆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第42页。为了应付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张恨水有时不得不同时做两份工，甚至同时为六七家报纸写小说，“为赚钱而写作”的意识也渐渐在其脑中扎根。认真浏览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的人，就会发现，其中谈及稿费问题的就不下十处。为了养活一大家十几口人，张恨水完全把自己变成了“文字机器”和“新闻写作的苦力”了。家庭，带给了张恨水无比的快乐，也使他背负了终身之累。可以说，家庭的负担，是张恨水小说创作走向市场的最初缘由。
不过，张恨水应该是幸运的，他在艰难地寻找生活出路的时候，中国的现代稿费制度已经形成，并基本完善，这为他的“救穷”提供了一定的物质保障。随着报刊业的发达，以及报纸副刊所刊小说对读者的吸引，报刊的主办者逐渐认识到争取更多的读者，对扩大销量，带来经济回报的重要性。于是，作为给作者的回报，稿费制度应运而生。稿费，是由报纸、杂志、出版机构在文稿、画稿、书稿等采用以后付给著作人的报酬。稿费制度的实行，使得文稿、画稿和书稿成为文化商品，进入了市场。
传统文人以卖文为耻，所以长久以来一般文人很忌谈“钱”。不过，张恨水却是个很坦白的人，他从不讳言卖文赚钱的目的。他是家中长子，他要兑现自己在父亲临终时的承诺，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鲁迅就曾说过：“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146―147页。由此来看，在不忽略思想内容的前提下，讲求经济效益应是无可非议的。
稿费制度的逐渐普及，显示出书籍报刊这类文化产品商品化程度的加深，它把这些作品转化成商品，并努力地迎合着市场的需要。张恨水有一句名言“出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张恨水：《胜利后的作品》，《写作生涯回忆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第110页。他之所以能这样理直气壮，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现代稿费制度的建立和普及，这为他的生活和创作提供了可靠的保障。从《春明外史》一炮走红以来，张恨水依靠自己的稿费解决了弟妹们的教育和婚姻问题，一大家十几口人的生活问题也有了保障。他还购买了一个宽大的宅院，植了不少喜爱的花木，他自己就有两间书房。另外，他还出资创办了北华美术专科学校，在南京时还自办起了《南京人报》。到了抗战时期，他的作品也仍然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销量也非常的好，比如其《大江东去》，“这倒是销数较多的一部书。在大后方，仅次于《八十一梦》”。张恨水：《抗战小说》，《写作生涯回忆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第88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张恨水的旧作又有大量被重新刊印出版，他也因此得到了许多版税，所以他的经济来源仍有着一定的保障。可以说，正是靠着自己的稿费，张恨水不但摆脱贫困，解决了家庭生活难题，且过上了小康的生活。
文学作品是艺术品的一种，有一定的品味要求，但是一旦进入了市场就有了商品属性，成为人们的交易对象。张恨水以报人起家，卖文为生，小说多在报纸上首发连载，所以他是非常注意报纸销路的。因此，有着这种市场化意识的张恨水，所创作的抗战小说就具有了商品化的特征。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作品商业性高，也并不代表道德的低下，有时它更利于作品意义的普及。所以，抗战时期销量和影响巨大的张恨水抗战小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普及抗战思想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稿费制度把传统的文人引入市场，促使传统文人的现代转型。有着强烈市场意识的张恨水，正是充分利用了稿费制度来解决了家庭的经济负担，并且促进了自己的创作实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张恨水的这一表现，也正是其小说创作和实践的一种现代性表现。
四
通俗小说是一种以市场需要为指南的小说。市场是由读者构成，读者的需要构成了市场的需要。所以，要想保证小说的畅销，在小说创作时就必须考虑到读者的需求和感受。
当文化成为一种商品时，市场需要就成了铁律，大众的趣味爱好就有权利得到尊重。新闻报刊生涯，对张恨水最大的影响在于他能始终把普通大众作为自己服务的对象，针对读者的接受水准、兴趣和艺术爱好来创作大众喜爱的作品。朱光潜先生在言及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时，曾指出：“艺术就是一种语言，语言有说者就必有听者，而说者之所以要说，就存心得到人听。作者之于读者，正如说者之于听者，要话说得中听，眼睛不得不望着听众。说的目的本在于作者读者之中成立一种情感思想上的交流默契；这目的能否达到，就看作者之所给予是否为读者之所能接受或所愿接受。写作的成功与失败一方面固然要看所传达的感情思想本身的价值，一方面也要看传达技巧的好坏。传达技巧的好坏大半要靠作者对读者所取的态度是否适宜”。朱光潜：《作者与读者》，载《谈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98页。
正因如此，开始创作抗战小说的张恨水，一方面在强调“抗战时代，作文最好与抗战有关”，张恨水：《偶像》自序，见张占国、魏守忠编：《张恨水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53页。另一方面他也清醒地认识到“文艺品与布告有别，与教科书也有别，我们除非在抗战时期，根本不要文艺，若是要的话，我们就得避免了直率的教训读者之手腕。若以为这样做了，就无法使之与抗战有关，那就不是文艺本身问题，而是作者的技巧问题了”。张恨水：《偶像》自序，见张占国、魏守忠编：《张恨水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53―254页。张恨水在谈到自己小说的服务对象时就曾说：“新派小说，虽一切前进，而文法上的组织，非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所能接受。正如雅颂之诗，高则高矣，美则美矣，而匹夫匹妇对之莫名其妙。我们没有理由遗弃这一班人，也无法把西洋文法组织的文字，硬灌入这一批人的脑袋，窃不自量，我愿为这班人工作”。张恨水：《总答谢――并自我检讨》，载重庆《新民报》，1944年5月20―22日。
张恨水清楚地知道通俗小说有着新小说所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巨大的读者群。所以无论是在表现形式上，表现内容上，描写手法上，还是语言上，张恨水都力求能充分尊重读者的欣赏眼光和审美情趣。他的小说运用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写作技巧进行创作，与传统相通，与世俗相融，同时也蕴涵着与时俱进的时代思想，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
首先，从表现形式上来看，张恨水在抗战小说创作时放弃了传统的回目和一些程式化的格式。大致是从1936年《如此江山》以后，张恨水的抗战小说创作便开始逐步放弃回目形式的，改“回”体为“章”体，张恨水自己惯用的九字回目，也放弃了。每一章都采用了通俗易懂的题名，比如“穷则变”、“钱魔”、“赌徒的太太”等等。此外，张恨水还完全放弃了传统章回小说的一些程式化格式。比如放弃使用“话说”，“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有诗为证”等套话，对叙述者不再称“在下”，也不再用“看官”去称呼接受者。这样的一些改变，淡化了说书者的口吻，在不露痕迹中让故事情节自然衔接，增强了故事的连贯性和小说的可读性，拉近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实际上，这类在现代小说中毫无意义又让人生厌的套语的完全剪除“影响到了小说的外部表现形态，是一次文体解放”。温奉桥：《现代性视野中的张恨水小说》，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6页。
其次，从描写内容来看，张恨水的抗战小说创作注重内容的“入时”。不肯和时代脱节的张恨水说：“我的写作，总是取径于叙述人生的”。张恨水：《金粉世家》的背景，《写作生涯回忆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第47页。所以，他的小说大多是描写眼前的社会，读者们对其描写的内容也有很多熟悉之处。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说：“所有作者打开报纸首先要看的条目，就是他们已经知道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对理性的人来说，在新的物质形态中看见或认出自己的经验，是一种无须代价的生活雅兴。经验转换成新的媒介，确实赐予我们愉快地重温过去知觉的机会”。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64页。自《太平花》的改作起，张恨水开始进入了抗战小说创作期。张恨水抗战小说的内容涵盖面很广，包括侧写东北义勇军的、直接描写抗战或逃难的、描写重庆社会百态的、描写战后社会现状的、隐曲表达抗战旨意的等等。
大众文化本质上属于市民文化，它是大众日常情感和审美体验的表现，它关注人们日常生活的世俗事件，反映人们日常生活的吃穿住行以及社会交往、自身心理活动等等。因为报纸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以城市为基石的，读者也大都集中在城市，所以主要借助报刊来发表小说的张恨水在其创作的小说中也更多的反映的是都市人的生活面貌。其故事的演绎场所大都在市民社会的公共空间，如公园、妓院、戏院、电影院、报馆、舞厅、咖啡厅等。这类公共场所不仅本身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且也为故事的展开提供了具有现代色彩的背景。张恨水小说中所描写的人物的衣食住行，如买卖黄金、打唆哈、交际舞、办实业、囤积居奇、买空卖空、高跟鞋、搞自由恋爱、躲警报等等，都展示了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社会生活面貌，很符合普通市民读者的口味。张恨水的抗战小说并没有一味地去直接描写抗战场景、充满豪情地去宣扬抗战精神，而是更多的选择了自己熟悉的、有着深刻体验的大后方日常生活作为描写的对象。张恨水的这些小说，目的也是为了促进抗战，只不过是取材于另一侧面而已。张恨水的抗战小说以大众日常生活为自身的主要构成和反映对象，并追求“寻常”意义，促进了生活与艺术的相融，从而使文化“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62页。
在整个社会的文化格局中，大众文化不像精英文化那样强调理性反思，而是更加注重感性愉悦，它以创造娱乐大众的文化形式，达到吸引社会公众的目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张恨水的抗战系列小说，在紧跟时代，强调时代意识的同时，也并未放弃小说的趣味性。“我有一点偏见，以为任何文艺品，直率的表现着教训意味，那收效一定很少。甚至人家认为是宣传品，根本就不向下看。”在张恨水看来，相对于“教训”和“宣传”来说，“趣味”乃是引起读者阅读欲望的前提和基础，“趣味为事业之母”。张恨水：《趣味为事业之母》，重庆《新民报》，1944年4月24日。
那么，如何增加小说的趣味呢？除了描述一些本身易引起兴趣的事件外，张恨水仍坚持了自己拿手的“言情”的描写。张恨水在《虎贲万岁》自序里就提到：“小说就是小说，若是像写战史一样写，不但自乱其体例，恐怕也很难引起读者的兴趣”，主张应“找点软性的罗曼斯穿插在里面”。张恨水：《虎贲万岁？自序》，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页。爱情是文学作品永恒的话题，其多样性和神秘性，正是吸引读者的原因之一。他试图在主流时代意识与趣味性之间找到一种新的平衡点，在抗战背景下再力争把故事讲得生动感人。如《太平花》、《满城风雨》、《大江东去》等小说就较好地体现了张恨水抗战加言情的特点。不过张恨水的小说并非为言情而言情，正如张明明所说：“父亲的小说是以言情为纬，社会为经的，爱情不过是穿针引线的东西，他所要表现的，是社会上真真实实存在过、发生过的事情，应该属社会小说”。张明明：《回忆我的父亲张恨水》，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61页。张恨水的小说“不作淫声，也不作飞剑斩人头的事”，张恨水：《我的创作和生活》，《写作生涯回忆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第159页。他不会为迎合读者去追求一种无聊的刺激，他追求的是有品味的消遣趣味，让人看了不仅能获得愉悦，而且能从中获得精神的提升。所以张爱玲在谈到张恨水小说时就说：“喜欢看张恨水的书，因为不高不低”。张明明：《回忆我的父亲张恨水》，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209页。
成熟的大众文化文本，应该是既注重日常生活的感性体验又不放弃价值理性维度的意义追求，既着意于审美愉悦的“欢乐”性解放又不舍弃神性维度的精神提升。张恨水的抗战小说在关注现实，关注普通大众，关注他们的平凡生活，给予他们趣味化的休闲以外，也有着对国家、社会、人生等问题的严肃思考。正如作者的儿子张伍在《我的父亲张恨水》中所讲到“这场战火的引发，绝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在迎接胜利的同时，有必要进行一次认真的历史反思与民族自省，对我们自己来一次彻底的检讨，这样才能避免历史的重演，才能避免再一次外侮”。张伍：巅峰之作《巴山夜雨》，《我的父亲张恨水》，团结出版社，2006年，第234页。为了抗战，作者热情歌颂了那些浴血奋战、出生入死的人，也表扬了那些同仇敌忾之人。可是作者并没被全民抗战的激情所淹没，他也清醒地辨析出了那“浓雾”笼罩下的黑暗，在这个“抗战司令台”里，有的是争权夺利，枪口对内的军阀；有的是残酷压迫和剥削百姓的贪官污吏；有的是通货膨胀与民不聊生。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浑浑噩噩，醉生梦死的人们，过着“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生活。例如，在《魍魉世界》、《纸醉金迷》等作品中他更多的是从社会经济的角度在描绘抗战司令台重庆的经济混乱、通货膨胀、民不聊生、贪污腐化等丑恶社会现象。在这个大后方，有的人穷困潦倒，有的人却大发国难财，浑浑噩噩地过着“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生活。正因为作品所描述的都是大众所关心的生存问题和战时大后方的社会问题，所以匹夫匹妇们读起这些小说时，会颇感兴趣。
第三，从描写手法上来看，张恨水的抗战小说主要是“增加一部分风景的描写与心理的描写。有时，也特地写些小动作”。张恨水：《总答谢――并自我检讨》，重庆《新民报》，1944年5月20―22日。
郁达夫曾指出：“小说背景的中间，最容易使读者得到实在的感觉，又容易使小说美化的，是自然风景和天候的描写”。郁达夫：《小说论？小说的背景》，《郁达夫文集》第五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第34页。而景物描写则恰恰为传统章回小说所忽略，这样的描写内容在旧小说中量很少，而且又非常的程式化。张恨水在对章回小说进行改良的过程中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觉得“在写景方面，旧小说往往不太注意，其实这和故事发展是很有关系的”。张恨水：《我的创作和生活》，《写作生涯回忆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第129页。张恨水非常重视景物描写，早在1910年张恨水开始从《小说月报》上接触欧美翻译小说时，就“研究了翻译小说对人物心理活动和风景环境的描写方法”。张伍：《张恨水传略》，《张恨水全集》第一卷，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页。张恨水在其抗战小说中自然融入了对风景的描写。这类景物描写或是为小说营造一种诗意的效果，或者交代小说的故事发生的时间时令，或者是为了衬托人物当时的心境情绪，或是暗示情节的发展。张恨水对自然景致描写，在《巴山夜雨》中显得尤为突出。作者以非凡的描摹能力，为我们描摹了一幅极富诗情画意的蜀中山村图，品味起来如身临其境：
这时，的确是夜深了。皎月已经是落下去很久，天空里只有满天的星点……隔着这干涸的山溪，是一丛竹子，夜风吹进竹叶子里，竹叶子飕飕有声。他抬头看着天，银河的星云是格外的明显，跨越了山谷上的两排巍峨的黑影。竹子响过了一阵，大的声音都没有了，草里的虫子，拉成了遍地叫着，或近或远，或起或落。虫的声音，像远处有人扣着五金乐器，也像人家深夜在纺织，也像阳关古道，远远地推着木轮车子。在巍峨的山影下，这渺小的虫声，是格外的有趣。四川的萤火虫，春末就有，到了夏季反是收拾了。山缝里没有虫子食物，萤火虫更是稀落。但这时，偶然有两三点绿火，在头上飞略过去，立刻不见了，颇添着一种幽渺趣味。他情不自禁地叫了句：“魂兮归来”。
满天的星点，秋虫的夜曲烘托了川东山村之夜的宁静，空灵飘渺的景致自然将读者带进了恬静的氛围之中。这样的自然景致描写会使“原本紧凑交代情节的叙述时间突然变慢，甚至停止。因而造成叙述节奏一快一慢的起伏效果”，赵孝萱：《世情小说传统的承继与转化：张恨水小说新论》，台湾学生书局，2002年，第267页。为小说增添了一丝说不尽的余味。
此外，张恨水还在其小说中融入了心理描写。西方近代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有着丰富细腻的心理描写，而我国的传统小说多注重从言谈举止来塑造人物，对人物心理的描写却不多。早在十几岁读林纾翻译的欧美小说时，张恨水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写《写作生涯回忆录》时就提到他十六岁时“偶然买了一本《小说月报》看，对于翻译的短篇小说，非常的欣赏，因之，我又继续看林译小说。在这些译品上，我知道了许多的描写手法，尤其是心理方面，这是中国小说所寡有的”。张恨水：《礼拜六的胚子》，《写作生涯回忆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第15页。
张恨水在早期的《啼笑因缘》和《金粉世家》中就成功地引入了心理描写。而越往后期，张恨水对作品中人物的心理刻画也更为自觉和娴熟。《魍魉世界》第二十九章中写道：
但她（指西门太太――笔者注）心里却在计划着，她新得的资金要怎样去运用。她觉得暂留一个整数，交给博士去经营，而可以提出一笔款子来，置地造房。这款子应该是二十万呢？还是三十万呢？以当前的物价情形而论，二十万元足够造一幢精致的洋房。但是屋子里面的陈设，要阔气一点才好，那么还是三十万吧。她心里下了决断，是用去三十万。而口中也就情不自禁地喊出来三十万。正好青萍手上在作筒子条子的缺一门，见万子就打，恰恰打出一张八万。而她又并没有作声。西门太太所说的这句三十万，好像是代她发言了，牌桌子上的人都不免惊讶起来，三十万，哪里有这样的怪麻雀牌？
数百字之内便使一个因丈夫发国难财而暴发的西门太太的形象跃然纸上。这样的心理描写不仅将一个见钱眼开，心智着魔的西门太太成功塑造出来，更为后来铺陈西门太太进一步被“钱魔”套牢的情节作了铺垫。
刻画人物的方法，除了心理描写外，张恨水还借鉴了“小动作”这种特别的展示方法。关于这一点，张恨水承认是从中国古典文学、戏剧、电影和外国文学中借鉴来的，“至于小动作，也是在中国小说上看到过，不过这又嫌少些。我那个时候，既然在写小说，当然中国小说的办法，要尽量地学，就是外国写小说的办法，也当尽量的学。这时外国小说小动作的地方，应当看个烂熟。同时，电影的导演方面，也有很多写小动作的地方，自然我也要随处留心，在写小说的时候，心有所得，自然要描写进去”。张明明：《回忆我的父亲张恨水》，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66页。
如《巴山夜雨》第九章写道：
（甄子明）锁了房门，将顺手带出来的东西拿起，这就不由得自己失笑起来。原来要带的是皮包，这却带的是玻璃杯子和牙刷。于是重新开了房门，将皮包取出，顺便将那半壶茶也带着……甄先生低头一看，也不觉笑了。原来是打算一手拿着皮包，一手提了那半壶茶。不想第二次的错误，承袭了第一次的错误，还是放下了茶壶将漱口盂拿着来了。
张恨水通过对甄子明将皮包、玻璃杯、茶壶的混淆与错拿的描写，便将人物躲警报时的恐惧慌张心理为我们展现无余，此外作者也在无形中谴责了日本侵略军的残暴与不人道。
对人物一系列小动作的把握与展示，再加上符合人物性格的话语，张恨水总以寥寥数语便能鲜明地呈现人物的形象或心理。这种对人物一举一动的细腻呈现，是张恨水最应该为人所称道的地方。
第四，从张恨水抗战小说的语言使用上来看，他首先比较注重语言的凝练与简洁。报刊，尤其是新闻类报刊对时间和速度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因此要想抢时间发快稿，就必须注重语言的简洁凝练。身为报人的张恨水，经过多年的新闻生活历练，其小说创作的语言也必定会受此影响。简洁明快，口语化是张恨水小说语言的特点。他曾举《三国演义》为例来说明欧化句式给读者造成的陌生：“‘阶下有一人应声曰，某愿往，视之，乃关云长也’。这种其实不通俗的文字，看的人，他能了然。若是改为欧化体：‘我愿去’，关云长站在台阶下面，这样地应声说。文字尽管浅近，那非一般通俗文韵的对象，他就觉得别扭，看不对劲”。张恨水：《通俗文的一道铁关》，载重庆《新民报》，1942年12月9日。所以，张恨水的小说语言很少欧化色彩，语言多凝练平实，与口语接近，这也颇合读者口味。
其次，张恨水善于选择俗套的语言符码来建构大众话语，使普通读者能在阅读中顺利解码。大众文化文本面对的多是最普通的读者而非专业读者，因此，“应该避免使用普通读者无法理解的符号，以免造成交流的中断”。吕特？阿莫西、安娜？埃尔舍博格？皮埃罗：《俗套与套语》，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4页。而选择快捷易懂的话语表达方式，选择代表俗套观念的人物，会使他们产生熟悉的感觉，从而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比如《纸醉金迷》里，当小职员魏瑞本出狱后，带着被妻子抛弃的儿女沿街乞讨时，孩子们唱道：
我的妈妈，是个好妈妈。年纪不多大，漂亮像朵花。爸爸爱她，我们也爱她。
她不做饭，不烧菜，不做衣，也不当家。爸爸没钱，养活不了她。她不会挣，只会花，爸爸没钱，养活不了她。
我的妈妈，是个好妈妈。年纪不多大，漂亮像朵花。爸爸爱她，人家也爱她。
她要戴金，要穿纱，要钻石，也要珠花，爸爸没钱，养活不了她。别人有钱，供她花，她丢下我们，进了别人家。
我的妈妈，是个好妈妈。年纪不多大，漂亮像朵花。爸爸想她，我们也想她。
她打麻将，打唆哈，会跳舞，爱坐汽车，爱上那些，就不管娃娃。我们没妈，也没家，到处流浪，泪流像抛沙。
歌词中的“妈妈”就是小职员魏瑞本的妻子魏太太，身在抗战司令台的重庆，靠魏瑞本的微薄薪金养活。她不但不挣钱养家，还非常虚荣贪玩，在喧闹的麻将和唆哈声中步步陷入物欲的泥淖，最后在“钻石”、“珠花”、“汽车”、“舞会”等诱惑中，抛夫弃子，进了别人家。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不同于许多新文学作家的精英话语，张恨水选择的多是大众话语。在创作中，他多选择使用“匹夫匹妇”们常见的熟悉的词汇来营造故事。金钱、虚荣、欲望与不公是说不尽道不完的人性弱点，也是人们始终关心的话题。张恨水通过在小说中对其的展示，在满足大众的阅读期待的同时，也起到了很好的醒世之用，这也是他赢得大众读者青睐的原因之一。
张恨水对章回小说的改良当然并不仅局限于以上所举的几个方面，但我们从中仍可窥见他在传统架构上的创新与求变的努力。张恨水在《郭沫若、洪深都五十了》一文中说：“我们无疑的，肩负着两份重担，一份是承接先人的遗产，固有文化，一份是接受西洋文明。二者两份重担，必须使它交流，以产出合乎我国翻身文艺的新产品”。张恨水：《郭沫若、洪深都五十了》，载重庆《新民报》，1943年1月5日。张恨水主张以传统体例来消化外来文化，以中国普通大众所能接受的表达方式来创作文艺新产品，他“不仅继承了章回小说的艺术特点，同时吸收了西方小说的某种技巧，使传统形式与现代内容相适应，章回体与新文学相适应”。严家炎：《张恨水与中国通俗文学研讨会贺电》，《张恨水研究》，1997年第2期。严格地说，他的小说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章回体，而是融汇古今，兼收中外的现代章回体了。张恨水对章回小说的改良，已赋予了传统章回小说以新的生命，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其小说增添了现代性因素，这在中国通俗小说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张恨水的这种为“匹夫匹妇”而创作的自觉意识是极为可贵的。正是由于张恨水的创作处处为大众着想，所以其小说非常流行，只要张恨水小说一刊行，就会形成争相购阅的风潮。而且，他的小说读者分布阶层非常的广泛，从“略通文墨的妇女（如鲁迅的母亲），到学校的大中学生，甚至学者（如陈寅恪、夏济安）、小说家（如张爱玲、高阳）、政治人物（如毛泽东、周恩来）”等等都是。赵孝萱：《世情小说传统的承继与转化：张恨水小说新论》，台湾学生书局，2002年，第2页。
五
大众文化与大众媒介关系十分密切。大众媒介包括报纸、杂志和书籍等机械印刷媒介，在当代则还包括广播、电视、电影和网络等电子媒介。因为大众媒介信息量大，所获得的受众人数多，所以大众文化便利用大众媒介大量生产，批量复制，以此来吸引读者和观众。
晚清民初以来，随着现代报刊等大众媒介在我国的出现，我国长篇小说的发展也呈现出繁荣的局面。1901年梁启超便意识到“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1907年黄摩西也注意到“新闻纸报告栏中，异军突起者，小说也”这一现象；1908年耀公猜测“小说一门，隐与报界相维系”。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2页。而阿英则明确指出晚清民初以来小说的发展与繁荣的原因之一，是源自现代媒介的出现与发展，“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前此那样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应用上需要多量产生”。阿英：《晚清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1页。
张恨水的新闻记者生涯长达30年之久。30年间，张恨水为别人办的报打过工，也自己出资办过报，做过总编、编辑和记者，编过新闻版，也做过副刊，真可谓是当时新闻业界的一个全才。报人职业已完全成为张恨水谋生的手段了，而报纸媒介则成了他小说发表所依靠的主要平台。相对于其他媒介来说，报纸庞大的发行量将非常利于小说的广泛的传播。作为职业报人的张恨水当然清楚地知晓这一点，他的不少小说甚至就是专为报纸而量身定做的。
1931年以来，张恨水所创作的抗战小说多发表于《新闻报》、《申报》、《新民报》、北平《晨报》、《南京人报》、香港《立报？花果山》和《旅行杂志》等全国或区域性影响颇大的报刊上，并且十分畅销和受读者喜爱。比如《八十一梦》这部书，“在大后方是销数最多的一部”，“这书我不敢说是什么好作品，但在痛快两个字上，当时是大家承认的”。张恨水：《八十一梦》，《写作生涯回忆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第89页。而刊载于香港《国民日报》的《大江东去》是“三十一年（1942年）出版”的，“在大后方，仅次于《八十一梦》”。张恨水：《抗战小说》，《写作生涯回忆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第88页。《纸醉金迷》更是在张恨水还没截稿的时候，就“已经被电影公司拿去作题材”了。张恨水：《胜利后的作品》，《写作生涯回忆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第111页。《巴山夜雨》载于1946年4月4日创刊的北平《新民报》，并同时在重庆、南京和成都的《新民报》转载。张恨水在抗战时期的小说，或直接或间接都与促进抗战有关。“他的小说不仅数量很多，而且在大后方极受欢迎，以致重庆和成都的《新民报》不顾当时的长途电话费极为昂贵，宁愿每天用打长途电话记录的方式同时连载他的小说”。袁进：《通俗文学于抗日》，载《社会科学》，2005年第8期。这些小说的发表，极大地增强了小说以及作家自身的影响力。如此多的小说在具有全国性或区域性影响的报纸上发表，也说明了张恨水的小说是非常符合强势报纸媒介与大众口味的。
可以说，张恨水的广为人知，与其小说在各大报刊连载、小说的一版再版，是有着非常大的关系的。张恨水正是有意识地借助了大众媒介这一有效的传播手段，才使自己的小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六
张恨水曾夫子自道：“卖文卖得头将白，未用人间造孽钱。”这一“卖”字，可谓明确地点出了其创作的市场意识。张恨水在创作他的抗战小说时，也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市场意识，才使他的作品成功地实现了在市场上的交换。张恨水在抗战时期创作的小说不仅深受普通百姓的喜爱，而且还吸引着一些政治家、文学家和学者留意的目光，他的小说是雅俗共赏的。他的小说是商品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的典范，其抗战小说的创作和市场运作的经验对于我们当今文坛是有着可贵启示的。
（一）合理的市场定位
评价一位作家作品是否优秀，有两点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发表时读者的反响，二是历史的淘洗。以此视之，张恨水的小说成就应该说是巨大的。从过去到现在，他都拥有着广大的读者群，“海内外几乎凡有华人社会的地方，都曾流传过张恨水的小说”。袁进：《张恨水评传》，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页。聂绀弩就曾肯定过这个事实：“他的书畅销之多，恐怕鲁迅、茅盾、巴金、张资平都比不上，而他的读者也未必是别人能争取得了的”。转引自徐永龄：《经纬交织，言在情中――论张恨水言情小说的现实主义特色》，载《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而张恨水的小说之所以能获得广大读者的喜爱，在市场交易中取得不俗战绩，首先就应归功于其创作时的合理市场定位。
张恨水就明确地谈到他的服务对象就是“匹夫匹妇”，他的小说就是为他们创作的，要为这些普通大众服务并使他们受益。在创作抗战小说时，张恨水就很好地贯彻了这一服务宗旨。他的创作无论从内容上，形式上，语言上，还是写作技巧上都是贴近读者期待视野的。“期待视野”是指在文学阅读之先及阅读过程中，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基于个人和社会的复杂原因，心理上往往会有一个既成的结构图式。所以，这种“期待视野”往往是具有保守性的。在姚斯看来，文学作品的艺术特性取决于“期待视野与作品的距离，熟识的先在经验与新作品的接受所需求的‘视野变化’之间的距离”。姚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1页。张恨水是深谙这一点的，所以在新文学家们对章回小说的一片讨伐声中，他却精心呵护着这株“臭草”，并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其长成了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
“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页。商品的价值只有在消费中才能实现，物质产品是这样，文艺产品的价值也必须通过审美接受才能实现。这就要求作家在进行创作时，必须尽可能考虑潜在读者的期待视野。因为在大众文化传播过程中受众并非被动的信息接收者，他们在积极地参与信息的传播过程，他们是积极的劳动者，是大众文化的“共同创造者”。施拉姆说：“在大众手里，他们握着一张王牌，问题在于他们愿不愿来参加牌局”。威尔伯？施拉姆：《大众传播事业的责任》，张国良主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04页。
张恨水在创作抗战小说时可谓很好地处理了这一问题，他始终把普通大众作为自己的目标读者，始终抱着为“匹夫匹妇”们写作的心态去进行创作，所以他赢得了广大的读者。他的读者除了大量的普通市民外，还有毛泽东、周恩来这类政治家，章士钊、陈寅恪这样的大学者，以及茅盾、老舍、张爱玲这样的知名作家。他的抗战小说可谓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这也是他小说创作的最为成功之处。
（二）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并重
张恨水终身以报人为业，以卖文为生，再加上作为家中长子要养家糊口的重担，这些都使他的头脑中始终有着自觉的经济意识。文学作品一旦进入了市场，便具有了商品的属性，成为人们交易的对象，所以必须得注意它们的销路，去力争获得更多的读者，以赚取更多的利润。不过张恨水并不是靠牺牲社会效益来获取经济利益的，他的小说从来“不作淫声，不作飞剑斩人头的事”。张恨水：《我的创作和生活》，《写作生涯回忆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第159页。张恨水是在保证作品艺术品位的基础上去争取读者和打开销路的。在他看来“小说忽略了意识，那是没有灵魂的东西”。张恨水：《武侠小说的我见》，《写作生涯回忆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第61页。因此，张恨水抱定了两条创作的原则：一是不陷读者于不义；张恨水：《金粉世家》自序，张占国、魏守忠编：《张恨水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33页二是不和时代思潮脱节。张恨水：《关于〈春明外史〉》（三），《写作生涯回忆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第44页。
抱着这样的创作原则，张恨水在抗战时代也是坚决主张“作文最好与抗战有关，这一个原则，自是不容摇撼”。张恨水：《〈偶像〉自序》，张占国、魏守忠编：《张恨水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53页。
不过，他也反对抗战作品带着直率的教训读者的意味，因为“现代社会的读者需要的不仅是五四式的批判文学和启蒙文学，更需要的既不标榜‘为人生’，也不标榜‘为艺术’的以精神消费为指向的文学”。孔庆东：《超越雅俗――抗战时期的通俗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3页。因此，相对于新文学作品的文以载道，张恨水更主张“以文明道”。“中国的小说，还很难脱掉消闲的作用。除了极少数的作家，一篇之出，有他的用意。此外大多数的人，绝不能打肿了脸装胖子，而能说他的小说，是能负的起文艺所给予的使命的”。张恨水：《土纸书》，《写作生涯回忆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第106―107页。在张恨水看来，小说毕竟是小说，是不能板起面孔说教的。因此，张恨水在创作抗战小说时，并没有完全否定小说的趣味性，他要以此增强小说的可读性，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去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获益。
通俗小说，作为一种商品性文学，必定要深知读者的希求，并要满足读者的期待视野，只有这样才会有好的发行量。所以，通俗小说作家们在创作时必须有着清醒的为读者服务的意识，使自己的文化产品能以最接近消费者喜好的姿态出现于市场。时代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普通大众关注的对象也会随之而变动，没有谁愿意老去重温“侠客口中吐白光，才子中状元，佳人后花园中私定终身”的故事。作为一位有着强烈时代感和为“匹夫匹妇”服务意识的张恨水当然深知这一点。抗战时期，他的小说有对抗战志士的颂扬，有对腐败时弊的讽刺，更有对战火下艰难求生的百姓的关注。另外，在小说的表现形式上，张恨水也融西方小说和新文学的技巧入通俗小说，这不但使通俗小说步入了现代化进程，也有利于提高读者的欣赏水平。张恨水的抗战小说可谓是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并重的典范，它们不但契合了读者的阅读需要，获得了很好的经济回报，同时也符合社会效益的需要，对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三）市场运作方式的多样化
如果说张恨水的大众化写作姿态使他的抗战系列小说文本具有了很高的文学价值，那么张恨水小说多样化的市场化运作方式更是扩大了其作品的影响。
首先，张恨水抗战小说的首轮发表阵地都是都市报业。都市报业是广大市民的消费对象，它们不但刊有时政要闻，更有许多可读性很强的小说。由于张恨水的名气，在抗战时代，他的小说大都连载于在全国或地方性影响很强的报纸上。例如，经常发表张恨水小说的《新闻报》，在1929年发行量就已达15万份，成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而作为抗战时期，张恨水工作和发表作品主阵地的《新民报》，虽然只是一张对开报纸，篇幅并不大，但是在抗战时期的大后方，也是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大众文化商品的使用价值根源于消费者的需求，因此大众文化商品的制造商们必须及时洞察消费者的需求心理并制定相应对策，这样才能使其商品价值得以实现，并从中获取利润。因此，市场需求什么，报纸就会连载刊登什么，并且必须是富于情节性的、易于大众阅读的。张恨水的抗战小说正是这样应运而生的，它们有着鲜明的时代气息，并且有着通俗易懂的故事情节，所以深受广大读者喜爱。
其次，便是经过首轮报纸刊载的张恨水抗战小说又以集结出书的形式再现市场。《八十一梦》这部书在大后方是销数最多的一部，延安也翻版过。《大江东去》于1942年出版，其销量在大后方仅次于《八十一梦》。此外，出版家们对于张恨水在重庆出版的书，都进行翻印。他们付给张恨水“百分之二十（新著），或百分之三十六（旧著）的版税”，从1942年到1945年张恨水小说“在后方出版和翻版的共有二十几种之多”。张恨水：《意外的救星》，《写作生涯回忆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第104―105页。
第三，作为大众传媒组成部分的电影也非常看好张恨水的小说。张恨水在抗战以前创作的《啼笑因缘》“应该是近百年来被改编成各类剧种（如弹词、沪剧等）、电影及电视剧最多的一部中国小说”。赵孝萱：《世情小说传统的承继与转化：张恨水小说新论》，台湾学生书局，2002年，第4页。在抗战时期，张恨水的一些小说，也曾被改编成电影上映。“《似水流年》一九三四年由天一影片公司拍成电影”，“《秦淮世家》40年代曾被拍成电影”。赵孝萱：《世情小说传统的承继与转化：张恨水小说新论》，台湾学生书局，2002年，第4页。《纸醉金迷》“在没有完篇的时候，已经被电影公司拿去作题材”了。张恨水：《胜利后的作品》，《写作生涯回忆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第111页。电影天然地具有大众文化的品质，它借助了声光电等现代科技手段来塑造形象，增强了现实可感性，所以更利于吸引人们的注意力。电影的热播，说明了张恨水小说与影视结合的成功，这对于提升其在大众中的影响是起着非常好的宣传作用的。
从文化的审美角度来讲，大众文化突破了艺术与非艺术、审美活动与日常生活的界限。在以往很长的历史时期，美和艺术都疏离普通民众。而在大众媒介、文化工业等手段的辅助下，美和艺术普及化了，审美的经典性与日常性从针锋相对走向了和谐统一。张恨水“以特殊的身份和特殊的角度，对传统文学进行了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点化和转化，形成了一种由旧变新、新旧互衔的文学世界”。杨义主编：《张恨水：文学奇观和文学史困惑》，《张恨水名作欣赏》，中国和平出版社，2002年，第5页。张恨水的抗战小说是通俗的，它适合大众的口味，讲究故事性和趣味性，使他的小说能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然而他的小说通俗却不庸俗，知识分子的道德和良心，使他的小说在展现世俗人生的同时，也暗含着对现实的关怀和对个体生命的感悟。他的小说充满趣味，但并不低级，他将传统的道德准则和闲情雅趣融入了对大众的世俗生活的描写，使他的小说在供人娱乐消遣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提升了普通大众的精神境界。张恨水创作抗战小说时进行的改良，真正做到了打通雅俗。张恨水的抗战小说有着深深的大众文化烙印，他将美学要求与商业意识结合在一起，使他的抗战小说拥有了众多的读者，占领了广大的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