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秋天，圆瑛法师在上海兴办圆明讲堂。圆瑛原名吴亨，清末秀才，比赵朴初大20经他介绍，赵朴初皈依佛门，成了在家居士。
佛教传入中国后，居士一般指隐居不仕之士、佛教居家修行人士、所有非出家的学佛人士。赵朴初作为居士，属于其中的二种，即佛教居家修行人士。1933之建上海佛教慈幼院并任院长，日常工作由赵朴初去做。
进入圆明讲堂山门，地铺淡绿色水泥方砖，每块砖上刻着莲花，象征着进入佛教清净宝地——步步莲花。
在圆明讲堂，赵朴初接触到了卷帙浩瀚的佛经，给他带来了新的立学意境。他另辟蹊径，从此沉入到佛教文化的宝贵遗产里去了。在佛经和高僧的影响下，赵朴初将自己在私塾和东吴大学所学的知识，融会贯通到佛学中去，而他的诗书造诣，也与日俱进。
19年秋天，赵朴初接到母亲来信，要他回安庆一趟，参加弟弟赵旭初（荣绳）的婚礼。土地革命时期，赵朴初父母举家迁回安庆翰林府。这一家人，像候鸟一样，随着风声的大小，确定住在城里还是乡下。
不巧的是，这年5月，住在安庆市世太史第的赵朴初堂兄、赵曾重的五公子赵显庭的妻子王芳洲（1888—36）去世了，时年49根据安庆的风俗，棺木需厝在家三个月，因天热，棺木还用了冰块。
弟弟结婚的日子到了，堂嫂子的棺木虽已下葬，但办白事的痕迹到处可见。尤其是门前的白色讣告，十分碍眼。为图吉利，母亲陈仲瑄向赵显庭家人提出，拿掉这些办白事用的纸布，但遭到了拒绝。
赵朴初为了调解僵局，想了一个办法，将红绸子临时搭在白绫上，盖住白色的颜色，说：“那就红喜白事一起办吧。”堂兄见了，果然没有异议。
婚礼举行时，世太史第张灯挂彩，悬挂电灯十几盏，发出耀眼的光芒。在爆竹和喇叭的欢乐声中，大花轿和彩礼长龙一样抬进门，七进大门大开。新娘贺孟珍1913年出生于宿松县大户人家，和新郎一样大，这年21新娘皮肤白皙、五官匀称，一副花容月貌。她身穿彩色绒袍，头上新潮卷发，引起参加婚礼的亲戚本家的啧啧赞叹：“咳！新人真漂亮！”“像唱戏的美人儿！”“难怪荣绳不要陈大小姐呢！”原来，在此之前，母亲准备把住在家中的侄女“陈大小姐”许配给赵旭初，但赵旭初未同意。
新娘和五姑、六姑站在一起，比两个小姑矮半个头。赵家的姑娘个子都高，连低头绣花的哑姑，也比弟媳妇高一点。
办完弟弟的婚事，赵朴初回上海去了。
冬天，赵朴初家人喜欢站在状元府大门前晒太阳。
新郎赵旭初戴着眼镜，皮肤白皙，文文静静，喜欢和穿彩色绒袍的新娘站在一起。小姑喜欢一身喜气的弟媳妇，要她教自己绣花。哑姑听不到大家说什么，别人在一旁谈笑，她站在旁边，低头绣自己手上的手帕。但大家的喜怒哀乐，时时感染着她。无论愉快，还是烦恼，她像一只不会说话的晴雨表，能敏锐地感受到家人的情绪波动。
父亲赵炜如明显老了，他和妻子同年出生，才51冷天，他习惯戴一顶黑色嵌暗花的西瓜皮绅士帽。他的长袍左上方，像孩子似的别了一块白色的手帕，用来擦眼泪和擤鼻子。和总喜欢拢着手的妻子陈仲瑄一样赵炜如喜欢将手拢在一起，不时地互相搓一搓。偶尔，听听孩子们的谈笑。
外人一看就知道，在这个大户人家里，做主的不是这位敦厚的老私塾先生，而是妻子陈仲瑄。
侠肝孤胆护难民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后，宋希濂三十六师伤亡惨重。圆瑛法师和赵朴初以“上海佛教界护国和平会”名义，组织了上海僧侣救护队，开赴吴淞前线，抢救伤员。护国和平会的徽章，绘的是一顶地藏菩萨的毗卢帽，表示护国和平的大愿。
淞沪战役爆发的第二天，上海大世界落下一颗重磅炸弹，炸死了许多行人。仁济堂的砖瓦震落，把赵朴初办公桌的玻璃板砸得粉碎。
这年上半年，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召集上海慈善界的领袖，主要是佛教界的领袖开会，成立了“慈联会”，主席是东至人许世英，副主席是屈映光、黄涵之、黄延芳、闻兰亭、潘公展等人，黄涵之负责日常工作。赵朴初是中国佛教会的主任秘书（秘书长），被选为常务委员，驻会办公，地点在仁济堂。
日本人的炸弹爆炸后，在仁济堂办公的社会局干部急忙爬到桌子下，然后爬出来，一溜烟地跑掉了。
赵朴初在他们的身后急得大喊：“你们跑了，难民怎么办？”
但社会局的人没有答话，转眼一个个不见了。社会局的人与赵朴初都是熟人，后来见了赵朴初，不好意思，解释说，日本人的飞机是专门来炸他们的，所以不敢来了。赵朴初听了，无话可说。
炸弹爆炸后，赵朴初领导的“僧侣救护队”里的一个小和尚吓得哭起来了。赵朴初对他说：“你不要怕，以后还要上前线工作呢！”
赵朴初和几个年龄大的人没有走，天快要黑了。一千多难民拥挤在慕尔堂门前的云南路上，人心惶惶。怎么疏散难民呢？卡车在，但卡车司机不见了。赵朴初不会开车，周围似乎也没有人会开车。难民们中，有人在哭。
就在这时，20的吴大琨来了，几天前，他还来过仁济堂找赵朴初要工作做呢！赵朴初是“中国佛教护国和平会”的总干事，是佛教组织的领导人啊！
正在着急的时候，突然见到吴大琨，赵朴初十分高兴，仿佛李世民危难中见到了薛仁贵。赵朴初大声说：“大琨呵，你来得好！我们来解决这个难题吧。”两人商量后，刚刚30赵朴初举起一面红十字旗帜，走出大门，对难民大声喊：“你们跟我们一起走！”
天越来越黑了，难民们饥肠辘辘，无处安身，见赵朴初一声召唤，像是遇到了星，个个脸上露出了感恩戴德的神情。与此同时，吴大琨在一旁吆喝、招呼。
于是，一条奇特的队伍形成了。成百上千的难民跟着一个举着旗子的人，急急忙忙地沿着西藏路朝北走。他们互相招呼，相互牵了手，穿过了繁华的大马路（南京路），再向北走。路上没有其他行人，甚至没有一个警察。
夜幕低垂，枪炮声不断，不时传来恐怖的响声。队伍井然有序，没有出现躁动不安的事。但往哪里去呢？赵朴初和吴大琨也没有底，他们想，先找到空房子再说。
好不容易到了第一个目标——同乡会，这里是赵朴初平时练太极拳的地方。有意无意，赵朴初来到自己熟悉的地方。不料平常洞开的大铁门，此时紧闭，空无一人。一位租界巡警问明白了怎么回事，为赵朴初的精神所感动，越墙进去，打开了铁门，难民们蜂拥而入。
宁波同乡会不大，安排了约100，再也容不下了。赵朴初、吴大琨对他们说：“你们先住下，明天我们来人照料。”难民们感恩戴德，称赵朴初是菩萨再世。不管怎么说，今天晚上，不会风餐露宿了。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的第一个难民所，就这样出现了。
接着，赵朴初和吴大琨带着剩下的难民，分别安排他们住进了电影院、剧院、寺庙。一夜之间，他们安排难民住进了十几处。就在这个夜晚，上海生出了十几个难民所。上千的难民全部安排好了，天已拂晓，赵朴初和吴大琨虽然非常疲乏，脸上却露出了愉快的微笑。
第二天，上海各大报纸刊登了赵朴初、吴大琨救难民的消息。沪上报童纷纷叫卖：“看报！看报！赵朴初菩萨再世，侠肝孤胆护难民！”
上午，“慈联会”的领导屈映光、黄涵之、黄延芳、闻兰亭、潘公展等人都来到了仁济堂。他们听了一夜未眠的赵朴初的汇报，见社会局的人不上班了，于是决定在慈联会下，成立“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屈映光任主任，黄涵之任副主任。赵朴初任收容股主任，专门负责收容难民的工作。
11月12日，淞沪全部沦陷。
结缘共产党
“慈联会”领导下的收容股开始工作时，赵朴初向黄涵之提出，要一个助手来帮忙。因为吴大琨有自己的事啊！于是，黄涵之派了跟随自己多年的秘书陆德坤来，做收容股的副主任。
十几个难民收容所，需要专门的人一一管理。其中，赵朴初请了许幸之当金城收容所的主任。许幸之是个艺术家，1922年毕业于上海美专，和黄镇（1925年入美专）是校友；1924年留学日本；归国后，曾导演《风云儿女》，与聂耳、吴印咸合作。他此时一边参加赵朴初领导的救难民活动，一边与吴印咸再度合作，拍摄大型纪录片《中国万岁》。1991年，许幸之去世后，赵朴初曾写诗悼念他。
许幸之需要帮手，喊了侄子许晴一起工作。这个许晴，赵朴初以前就熟悉，印象不错，但不知道他是中共党员。1940年7月，许晴在苏北战场一次反日伪的扫荡中，与30位同志一起壮烈牺牲，赵朴初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许晴离开上海时，对赵朴初说：“我要走了，我介绍一个人来代替我。”
这个人当时在金城收容所工作，名字叫焦明，真名叫刘平若。许晴找到焦明，说：你和赵朴初一起工作吧！
不料焦明拒绝说：让我跟这种人打交道，我不干！
显然，焦明把赵朴初看成一个旧脑筋，一个旧派人物了。许晴埋怨他说：“你与这个人不能共事，你还同谁一起共事？”
许晴走了后，焦明和赵朴初一起工作了。赵朴初请焦明办了一个单收壮丁的难民所，叫“正大”难民所，他自己做主任。焦明很快发现，和赵朴初一起工作，非常愉快。
此后，赵朴初每成立一个新的难民所，缺少管理的人，就向焦明说：能不能推荐一个主持工作的干部？
焦明马上说：有！有！
其实，焦明并没有现成的人。他临时编了两个名字，报给了赵朴初。这两个人到底是谁，自己也不知道。
每次赵朴初找他要干部，焦明就回去向党组织汇报：赶快派干部来！
这样，赵朴初救济难民的工作，实际上得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中共江苏省委派了一大批党员、干部、积极抗日的骨干，通过赵朴初一焦明这条线，源源不绝地到难民所里，做管理工作。
这些干部中，有周克和他的弟弟诸敏。周克曾任中共淮委书记，后来改名叫周新民，就是顶着焦明信口开河编的这个名字进去的。周克的弟弟改名诸敏，也是在这种情形下，充了焦明临时取的一个名字。
除了许幸之、许晴、周克、诸敏、焦明（刘平若）等人，解放后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曹荻秋、中国科协副主席刘述周、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等人，都在难民所当过管理干部，与赵朴初一起工作过。刘平若解放后任华东局财委会办公厅副主任，2007年去世，终年93岁。
1938年初，慈联会为了教育难民，专门设立了难民教育委员会，租界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陈鹤琴任主任委员，赵朴初任副主任委员兼总干事，朱启銮、杨昌镛、周克、吴宝龄、丁瑜五人任干事。其中，朱启銮是周克（周新民）的大哥。
此后三四年，赵朴初等人救济贫寒，夏天施药，冬天放衣施粥，设立的难民所，一下子增加到了五十多处，收容难民五十多万人次。
和焦明工作了几年，两人处得很好。赵朴初是个明白人，虽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但心里怀疑，焦明一定是一个与共产党有联系的人。不该问的不问。赵朴初从来不问他，不让他为难。
送难民当新四军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国军西撤。日本侵略军侵占上海后，上海的租界四面沦敌，形成孤岛。难民工作怎么办？赵朴初没有底。终于有一天，他忍不住和焦明说：我想见一下共产党的代表，请教一下。
焦明答应说，我联系联系看。他也不清楚，上级是否同意见赵朴初。
过了几天，焦明给了赵朴初一张纸条。接过一看，是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写的，上面只写了几个字，约赵朴初某月某日某时，到福熙路一弄堂见潘汉年。大约是为了保密，条子上没有落款。
潘汉年，江苏宜兴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军报》总编辑，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1937年9月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
到了时间，赵朴初如约去福熙路一弄堂。
潘汉年不在，接待的是三十来岁的刘少文。
赵朴初说：“条子上写的是潘汉年，我不能谈。”
刘少文说：你明天再来。
第二天，赵朴初又到了福熙路这个弄堂。这次，他见到了潘汉年。
赵朴初对潘汉年说：“上海已成‘孤岛’，难民中有许多好的青壮年，是否可以动员他们组织起来打游击了？”
潘汉年说：“这是平原地区，不宜打游击，你的难民收容所可以迁到郊区去。”
赵朴初不清楚平原地区为什么不宜打游击，但心里不同意把难民收容所迁到郊区去。因为郊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把许多青壮年送出租界，恐怕不适合。
后来，赵朴初才了解，潘汉年说平原地区不宜打游击，是因为个把月前，党领导下的一支别动队在和日本人的战斗中损失很大。其中，朱启銮、周克，都是别动队失败后退到租界，搞难民工作的。潘汉年担心，当时上海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还不能形成一支游击队，与日本鬼子直接打仗。
一个主张到郊区，一个不想把难民所迁到郊区。这次谈话，不了了之。但难民收容所今后怎么办呢？赵朴初一时忧心忡忡。
赵朴初从屈映光那里知道，他从上海租了一条英船，运货到温州做生意，一位佛教人士潘人伟替他管理。联想到刚刚成立的新四军，赵朴初灵机一动，既然船可以拉货，就可以拉人，能否把难民拉去参加新四军呢？
赵朴初与“正大”难民收容所主任、中共地下党员焦明（刘平若）商量，能否将难民组织起来，经过温州，再想其他办法，转赴皖南，参加新四军？
焦明非常高兴，这样做，一举多得，既解决了青少年难民的爱国出路，又补充了新四军的兵员。
赵朴初问焦明：你是否可以去新四军军部谈一谈？
于是，焦明一个人去了一趟皖南新四军军部。赵朴初后来知道，是余立金接待了他。新四军领导立即同意了接受上海难民参加新四军的计划，并派余立金到上海，直接去正大难民收容所，和焦明一起工作。
与此同时，赵朴初安排其他难民收容所作转送难民的准备。但他最关心的问题是，能否得到足够的钱，顺利租到一条船呢？
1938年初的一天，慈联会常委赵朴初找慈联会留沪负责人、国民党第三战区难民赈济委员会主任黄涵之居士，请他想办法运送难民。当时，第三战区的救济地，实际上只有上海一块，因此，钱也用在上海这一块，并不缺钱。
赵朴初说：“难民中有许多壮丁，送回郊区等于是资敌，留在‘孤岛’上也不是事情，不如送到内地垦荒去。”
黄涵之听了很高兴，两人商量了一下，提出了“移民垦荒”的口号，要赵朴初起草了一个给救济委员会的报告。
这个报告经过国民政府批准后，由慈联会遣送股办理，并由慈联会单独租了一条英国船。租界因为难民多，正在头痛呢！听说可以遣送难民，立即配合，给了难民路费、衣服。为了迷惑租界和国民政府，赵朴初等人安排了不少乞丐、流浪汉，和青壮年混在一起。
8月16日，第一批700多名青年难民，其中23人是难童，在金陵东路码头乘英商太古公司的客轮“北京号”前往温州，朱启銮等人带队。赵朴初赶到黄浦江头，为奔赴新四军的青年难民送别。客船破浪远去后，赵朴初十分激动，吟诗云：
挥手汽笛鸣，极目楼船远。
谈笑忆群英，怡怡薪与胆。
雄风舞大旗，万流归浩汗。
同弯射日弓，待看乾坤转。
“怡怡薪与胆”是说，他现在做的事，如卧薪尝胆；“同弯射日弓，待看乾坤转”是说，他送难民参加新四军的目的，是战胜日本侵略军。
船抵温州后，朱启銮、汤镛等人把难民中的乞丐、流浪汉送到其他地方安置，将难民的青壮年交给新四军派在温州等候的余立金、刘先胜等人，自己回到上海。余立金等人将这些青壮年分成小股，分开步行，辗转近一个月，于9月下旬顺利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安徽泾县云岭。
赵朴初和中共地下难民党委前后输送两批、共计一千二百多名青壮年难民加入新四军，他们分别被送到苏中、南通、海门、启东等地，壮大了新四军队伍。
1938年年底，王文清（王纪华）等人去慰问新四军时，了解到新四军缺乏医药、通讯器材、收发报务人员、寒衣等。听到这个消息，朱启銮、杨昌镛建议，办一个无线电培训班，支持新四军，得到周克等人的支持。赵朴初以难童学技术、谋出路为由，出面办了一个无线电培训班，得到了上海租界工部局的批准。
1939年7月1日，难民无线电培训班在宁波路190号开学。训练班的业务训练教室设在宁波路540号神州中学内，对外称神州中学无线电班。该班前后两期训练班共培养了50余名学员，其中送往新四军的有38人，分别到了皖南云岭军部与苏南武进新四军新二团，有的去了江南抗日义勇军部队。这些受过无线电技术培训的特殊人才，为新四军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秋天，为了使更多的难童有被教育的机会，赵朴初与陈鹤琴在无线电报务员训练班的基础上办了难童职业中学——慈联职业中学，入学的难童有二三百人，其中志愿参加江南抗日义勇军和新四军的有112人。
难民所支持新四军的工作，逐渐走漏了风声。1939年，敌伪报纸惊呼：“工华”收容所是红小鬼的培养所。在日伪的干扰下，1940年年初，支持难民参加新四军的工作接近了尾声。
对于慈联会的送难民当新四军的事，蒋介石有所察觉。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到上海，请了许多人吃饭，唯独不请黄涵之。另一方面，在延安的中共中央表扬了上海送难民参加新四军的事。这个消息，赵朴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知道的。
麦伦中学国文老师
1938年，赵朴初和胡愈之、许广平、吴耀宗、陈巳生、雷洁琼、严景耀、吴大琨、萧宗俊等创办了抗日救亡组织——益友社，赵朴初任理事长。关絅之、闻兰亭、袁履登等有影响的社会贤达作理事。每逢聚会，理事们低声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激励勿忘抗日救亡。
益友社慢慢发展成“星二聚餐会”，成了大家交友的场所。地点在赵朴初的办公地点净业社。每来一位新人，赵朴初都笑容满面，一一介绍。他尊敬年岁大的人，而几乎每个客人都比他大。对于来客，如果光尊称姓，不说名字，又说不清。说姓名，又不礼貌，于是，赵朴初在每个人的姓名后，去掉末尾一个字，换成“某某老”，如关絅老、闻兰老、袁履老，等等。
当时，上海办了一个救亡报纸《救亡团体》，请赵朴初做名誉主编之一，为了掩护，把赵朴初叫赵朴老。于是，大家见到赵朴初，也和其他“老”一样，喊他“赵朴老”。一个30岁的年轻人，被人家喊“老”，大家初听，哈哈乐了。久了以后，大家习惯这么叫他，耳顺了，赵朴初自己也不觉得别扭了。
在聚餐会上，赵朴初认识了信奉基督教的吴耀宗先生。
一天，赵朴初去吴耀宗先生家，见他墙壁上挂一个条幅，内容是一位老先生抄写的《圣经》上的一段话。见赵朴初站在旁边，注意看内容，吴耀宗低声谈起自己对那段圣经的体会，并拿出一张耶稣殉难的图像送给赵朴初。
作为一个基督徒，吴耀宗知道赵朴初信奉佛教，他和赵朴初说耶稣，并没有传教的意思，只是说出自己的思想，把客人当做一个倾诉的对象。
赵朴初默默地听吴耀宗的诉说，感到自己的心在和吴老一起交流。这次谈话，给赵朴初印象很深。他想，吴耀宗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宗教家，他是一个愿意为真理献身的人！
1940年年初，梅达君、周克负责的“慈愿收容所”的难民，到仁济堂搞了一次请愿。赵朴初认为，这是“左”倾幼稚病的表现，影响了赵朴初和黄涵之的关系，使赵朴初很尴尬。黄涵之不满赵朴初了，你不是把难民送走了吗？怎么还来闹呢？
赵朴初后来问梅达君：为什么要请愿？
梅达君说：“我们是试验试验嘛！让他们多一点斗争经验嘛！”
赵朴初说：事先不跟我打招呼，叫我很为难。
好在难民工作到了尾声，没有受什么影响。
和黄涵之闹了误会后，赵朴初离开了慈联会，不去仁济堂上班了。
为了生活，吴耀宗介绍赵朴初去麦伦中学教书。
麦伦中学（现在是上海市虹口区重点中学“继光中学”，在五角场附近）校长沈体兰是赵朴初东吴大学的校友，后入英国牛津大学读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
赵朴初到麦伦中学，学校安排他教高二的国文。给高中生讲国文，赵朴初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史记》文字严谨简约，但春秋之笔（微言大义，不多解释，褒贬明朗），难为现代所用。所以，他介绍一些清代中叶的笔记文学。如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袁枚的《子不语》等。
赵朴初给学生讲《阅微草堂笔记》，先口述一段故事，深入浅出，再让学生在黑板上用简洁文字写出来，并和作者纪晓岚的原文对照。通常，赵朴初让一位学生写，另一位学生改，或请其他同学一改再改。赵朴初这样教书，调动了学生的热情和主动性。一时，赵朴初教的课堂上，学生非常活跃。逢赵朴初上国文课，学生总翘首以待，视为一种享受。当赵朴初满面春风地步入课堂，笑容满面地和同学们点头，以一口略带江南方言的普通话，慢条斯理地说古论今的时候，或在他背对学生，在黑板上写下秀丽的粉笔字时，学生的眼睛一眨不眨，课堂上静悄悄的，没有一点杂音。
沈体兰非常满意赵朴初的课堂教学，认为赵朴初把学生引上了高雅的文学之路。正当校方欣慰找到了一位好老师的时候，教了一学期国文课的赵朴初辞职了。赵朴初辞职时，推荐了陈曾则先生（陈邦织女士的二伯）接任自己的课。
哀悼罹难新四军将士
辞去国文教师后，赵朴初集中精力抓净业孤儿院的工作。
1940年6月，为了安置净业社剩下的20多名难童和上海国际救济会移交的80多名难童，关絅之、赵朴初等人成立净业孤儿教养院，关絅之任院长，赵朴初任副院长。
在《流浪儿童教养问题》一文里，赵朴初提出：“我们的教育目标，在于怎样纠正孩子们过去的缺点，教他们怎样的做人，读书识字都是其次的。教养院是一座桥梁，把孩子们从黑暗的一头，带到光明的一头。”
为了教育孤儿，赵朴初邀请严景耀到孤儿院，两人一起想方设法，尽全力帮助那些因战乱而流浪街头以至犯罪的少年儿童。就在这个过程中，雷洁琼和严景耀夫妻与赵朴初成了终生不渝的挚友。
雷洁琼1905年出生，比赵朴初大两岁，1925年到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留学，回国后先后在燕京大学、东吴大学教书，此时在沪江大学任教。算起来，她和赵朴初与东吴大学都有缘分。雷洁琼的丈夫严景耀，从事少年犯罪研究。
1940年以后，赵朴初和吴耀宗等人发起了“星六聚餐会”，人比“星二聚餐会”的人少些，但谈话内容仍然是抗日救国。
每星期六的晚上，吃了晚饭，周克、朱启銮、丁瑜等20来人，分头到赵朴初住所附近的净业社聚会。那段时间，几乎每星期六的晚上，大家都过去，坐上两三个钟点。聚会常常由赵朴初主持，一起讨论时事，讨论政治。关于抗日战争的前途啦，对国民党的政策啦，等等。净业社是佛教组织，外人以为是佛教徒们在做法事呢！
晚上九十点钟左右，大家分头出来。时间久了，偶尔换聚餐会的地点，除了在净业社，有时在新新公司肖先生家，有时在郑振铎家。
1941年1月，发生了国民党屠杀抗日将士的皖南事变。在牺牲和被捕的新四军战士中，有不少是赵朴初亲手送上船的青年难民和难童。
悲愤中，赵朴初写下了《哀辛士》（谐音“哀新四军”）七律诗一首：
岂能北辙又南辕？无北无南八表昏。
信有修能遭众嫉，竟教绩毁铸沉冤。
鸱枭在室悲弓折，魑魅甘人可理论？
逼窄江南容后死，弥天泪雨望中原。
“弥天泪雨望中原”一句，反映了赵朴初在听到皖南事变的消息后，泪雨满面的悲痛心情。
2月的一天，一位衣服破烂的青年找到赵朴初，说：“我叫朱诚基，几年前从上海作为难民加入新四军的。我在事变中被俘，在国民党士兵押运途中从山坡上滚了下去，得以逃生，一路乞讨回到上海……”
听说这位青年是自上海送到皖南的新四军，赵朴初像见到了亲人。在赵朴初和上海地下党的帮助下，朱诚基很快与新四军联系上，于3月8日回到了苏北新四军军部。解放后，朱诚基同志成为浙江省军区的军级干部。
皖南事变后，赵朴初将方南君等一百多名新四军小同志转移到净业孤儿教养院隐蔽，他们中许多人，当年是上海的难童。在那些日子里，赵朴初起居不安。为了防止意外，他始终保持高度警惕。
一天，日伪特务机关派来一个科员，诡称“关心孤儿的教养”，实际是来监视，看看有没有可疑的地方。对此，赵朴初等人早有安排。特务来了后，教师带领学生们到大殿上排成圆圈，双手合十，边走边念“南无阿弥陀佛”。每天中、晚两次。除了坐禅念佛外，学生或读书、做工，或吃饭、睡觉。特务见没有其他活动，一无所获地走了。
中国佛教有八派，其中净土宗，一心念《无量寿经》，行住坐卧，都可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只要信愿俱足，临终可往生净土，此宗简单易行，徒弟很多。
小新四军后来安全转移到陈毅领导的苏北新四军根据地，赵朴初才松了一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