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评卢怀慎为相（臣光曰95）
姚崇的绰号是“救时宰相”。与姚崇同时为相的卢怀慎，遇事则推给姚崇，《旧唐书》目之为“伴食宰相”。这两个褡裆有点意思。
开元元年（713）十月，唐玄宗不顾张说的反对，直接将姚崇从同州刺史提拔为宰相。开元三年（715）正月，姚崇因为儿子死了，告假十几天，朝中政务堆积如山，卢怀慎束手无策。姚崇一回来上班，三下二下，万事妥贴，案无余牍，心里颇为得意，自比管仲、晏婴。紫微舍人齐浣也敢讲话，说姚崇你比不上他们，顶多是“救时宰相”。姚崇投笔说道，做救时之相，也是不易。
姚崇颇自负，但确有实际的才干。而卢怀慎在姚崇请假期间，去找唐玄宗诉苦，表示不能胜任宰相之职。唐玄宗安慰他：这不干你的事，我本来把政事全部委托给姚崇来处理，“以卿坐镇雅俗耳”。意思说，以你卢怀慎的高风亮节，端居宰相之位，即使不做事，亦可以引领士林风气。
唐玄宗的这个识见是很高明的。《通鉴》载：“怀慎清谨俭素，不营资产，虽贵为卿相，所得俸赐，随散亲旧，妻子不免饥寒，所居不蔽风雨。”做宰相做到这个地步，古今没有几人。
按常理说，用人的原则是，能者上，庸者让，劣者下。特别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除了洁身自好，还得有干练的本事，否则那还得了。可是司马光却对“无能”的卢怀慎大加赞赏，这似乎有违用人原则。那么且听他的分析（臣光曰95）。
司马光的政治思想里面，倡导士人的谦让之德，是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吴太伯连王位都让出来了，要都能如是，官场焉有互砍，政治焉能不好。他举例说，齐国之鲍叔牙推崇管仲，郑国之子皮谦让子产，结果是齐国称霸，郑国大治，“孔子美之”。汉之曹参自知不及萧何，萧规他一成不变地随，于是“汉业以成”。
然后司马光从反面论证的不谦让的表现。他列举官场中可称得上“国家罪人”的两种人。
第一种人即所谓的和事佬。眼见上司胡来（不肖），却爱身保禄而从之，不顾国家之安危，随波逐流。司马光的观点很明确，此一种看似也谦让，也容人。但决不是谦让，也不是容人。却是明哲保身，只想着好官自己做，自己吃好喝好，其他一切不管，堪称国家罪人。
第二种人即所谓的红眼病。眼见上司贤能有本事，便想尽办法来搞鬼，把好事变坏，坏事更坏。用欺诈蛊惑的手段来扰乱他的布署，独断固执来削弱他的权力，百般说辞来诋毁他的功绩，而又绞尽心机为自己博取清名。
此一种人最为可恶，自己没本事，也见不得别人出成绩。于是一肚子坏水全用在搞别人上，打压、排挤、挖墙角、写匿名信、造谣，不一而足，只要能用得上，无所不用其极。
因为闲着，所以最适合沆瀣一气，因而拉帮结派，明争暗斗，一派丛林法则的生动景象。此一类人虽古已有之，于今为烈。真是无可奈花落去，一本《官场现形记》断断难以曲尽其全。
因此，司马光对《旧唐书》的说法表示不满。卢怀慎大肚能容，与姚崇同心戮力，开了唐明皇太平之政，有什么错，《旧唐书》要这样说他是吃闲饭的？看来司马光是对的，因为他自己似也是吃闲饭的，而后才有《资治通鉴》。司马光肯定卢怀慎的自知之明与容人之量。
不容人的李林甫，在玄宗手下为相十九年，唐朝是什么局面也就不用多说了。李林甫的专长在于打压别人，只要才望功业比他高、对自己构成威胁的，一律加以排挤。李林甫见人嘴巴比蜜还甜，背地里却是老想着如何设计别人，时人称他“口有蜜，腹有剑”。口蜜腹剑一词即出于此。比如兵部侍郎卢绚，为人温文而雅，风度潇洒，深得玄宗喜爱。李林甫前后脚就把他撵出京去，外放华州做刺史。不久又诬称卢绚身体不好，不能正常处理公务，换个闲差给他。
而他死后也不免被人算计。杨国忠与安禄山诬他谋反，李林甫的女婿出面作证。唐玄宗信以为真，下令削除李林甫原有官职爵位，子孙做官者一律除名，流放外地。又掘出他的棺木，取走含在嘴中的宝珠，扒去金紫衣服，以平民之礼简单再葬。
能容人与不能容人，其对政治的影响如此，其给自身带来的荣辱如此。
那么能容人之人是什么样子的人呢？司马光借《尚书·秦誓》里的一段话，开出这样的条件：其人看上去似乎什么本事也没有，但心地宽广，能够容别人之长处，且是真心喜欢人家。委这样的人以重任，必定能够安邦定国。
司马光说，卢怀慎就是这样的人。
附：臣光曰95：昔鲍叔之于管仲，子皮之于子产，皆位居其上，能知其贤而下之，授以国政，孔子美之。曹参自谓不及萧何，一遵其法，无所变更，汉业以成。夫不肖用事，为其僚者，爱身保禄而从之，不顾国家之安危，是诚罪人也。贤智用事，为其僚者，愚惑以乱其治，专固以分其权，媢嫉以毁其功，复戾以窃其名，是亦罪人也。崇，唐之贤相，怀慎与之同心戮力，以济明皇太平之政，夫何罪哉。《秦誓》曰：“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亦职有利哉。”怀慎之谓矣。（《通鉴》卷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