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评北魏孝文帝轻赐不死诏（臣光曰78）
元丕、陆叡、李冲、于烈是北魏孝文帝所倚重的重臣，孝文帝依照祖制分别赐予他们“免死诏”。所谓“免死诏”，顾名思义，除了持有人自然死亡或者自个了断外，没人能杀得了他。这是北魏政权对勋旧功臣的殊遇。
但陆叡后来参加了造反，也牵连到元丕。
孝文帝的汉化改革遭到了保守派最激烈的反对，代表人物是元丕、陆叡和穆泰。比如元丕，每次上朝，众臣都穿汉仪朝服，“朱衣满坐”，独他一人依然胡服。后来虽在官帽、饰带上做了一些改变，但仍以胡服为主。孝文帝因为他辈份高、年纪大，也没太过为难他。然而陆叡、穆泰二人就不同了，直接密谋造反。
北魏迁都洛阳时，太子元恂也将随迁。定州刺史陆叡、恒州刺史穆泰联络镇北大将军、东陵王元思誉，安乐侯元隆，鲁郡侯元业，骁骑将军元超等人，并推举朔州刺史、阳平王元颐为首领，策划将太子留在平城，割据关北的恒、朔二州。于是派兵进据雁门东陉、西陉二关。事先，元超曾将计划告诉了父亲元丕。元丕虽然嘴巴上反对，但内心默许这个计划。
元颐表面附和，暗中却将陆叡等人的阴谋飞报朝廷。孝文帝派叔父元澄前去平叛。其手下干将李焕单刀赴会，匹马入平城，对宗室一班人晓以利害，于是众叛亲离的陆叡、穆泰两人俯首就擒。最后的处理结果如下：
穆泰及其亲党皆伏诛。赐陆叡死于狱，宥其妻子，徙辽西为民。元丕的儿子元隆、元超，异母弟元乙升处死，元丕本应连坐，念他有免死诏，免为庶人。允许后妻和二个儿子留在身边服侍，其他儿子徒边。
孝文帝事后对“免死诏”作出补充规定，除了谋反，其他任何情况都可以免死。他对李冲、于烈二人说：你们应理解我的苦衷，并不是朕不讲信用；陆叡之死，是他咎由自取（自负幽冥），朕想赦免他也是不可能，况且我是赐陆叡自尽，并不违背不杀之意；元丕二子、一弟，首为贼端，元丕连坐应死，朕宽恕他，特赦为民；朕本想与他们同舟共济，可他们背情绝义，想来令人悲痛。
司马光在“臣光曰”第78篇里说：
给予或剥夺爵位、俸禄，掌握生杀大权，这是皇帝驾驭群臣的重要手段。如果臣下犯罪，不能直接赦免，理应由刑法部门来议定，该赦免的赦免，该宽大的宽大，该判刑的判刑，该杀的则杀之。“轻重视情，宽猛随时”。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君主施仁恩而不失威严，臣下得宽赦而不敢自恃。但北魏却不是这样，对功勋显贵，往往轻易地赐予不杀之诏。一旦其人因此自骄，触犯法律，则又被处死。这正是以言而无信的允诺，诱惑其人，使他陷于死地。刑政之过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易·系辞上》云：“慢藏诲盗，冶容诲淫。”鲁迅先生这样解释：“就是说子女玉帛的处理方法，是应该坚壁清野的”（《坟·坚壁清野主义》）。以情理来推，这个道理是对的。家有真金白银，不好好地收藏，却拿在阳台上显摆，这不招盗贼惦记么。女人穿着暴露，花枝招展地过大街走小巷，这不启奸淫之心么。孔子的意思是，做事得想到后果，所以要“慎初”，要审慎开始。
同样的道理，作为有国有家者，每做出一个决定，每一项政策的出台，皆须有全局的打算，应充分考虑到行政的影响力。用时下的行话来说，就是要建立风险机制。不能事事都朝好的方面去想，万一出现偏差怎么办？“失之毫厘”，可是“差之千里”。
陆叡胆敢造反，是否就是“免死诏”的底气？这事值得讨论。参与其事的人，除了陆叡，其他人并不拥有免死护身符。说明孝文帝汉化的改革，已触及鲜卑贵族的忍耐底限，不有陆叡，肯定也有其他人起而发难。比如元丕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就很出名。但陆叡胆敢直接造反，应该说，跟“免死诏”是有一定关系的。
自恃身穿防弹衣，可以无往不胜，以故铤而走险。大不了官不做，命还是有的。这或许就是陆叡的心理。孝文帝处理这件事情，还算有手段，并不象苻坚，连造反都赦免。尽管有失信用，孝文帝也注意到这一点，但毕竟震住了后来者。
“免死诏”的本意是鼓励大臣继续努力。不是努力做恶，而是努力向善。所以才颁以“免死诏”，褒奖其殊勋。但“免死诏”犹如双刃剑，可防身也可杀人。有这个挡箭牌罩着，努力消散了，代之以无边的欲望与有恃无恐。于是有违法乱纪。比如皇亲国戚，比如功臣子弟，仗着身份胡来，未尝不是“免死诏”一类。幸而有孝文帝，掌控得了局面，要换成一个暗弱之主，后果不堪设想。
司马光警戒的正是这一点。他读出“免死诏”的潜台辞，保不准有人会借此“骄而触罪”，到时候再来收拾他们，不但自己失信于国人，也显得跟教唆犯似的。审慎开这个口，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
附：臣光曰78：夫爵禄废置，杀生予夺，人君所以驭臣之大柄也。是故先王之制，虽有亲、故、贤、能、功、贵、勤、宾，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议于槐棘之下，可赦则赦，可宥则宥，可刑则刑，可杀则杀。轻重视情，宽猛随时。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及魏则不然，勋贵之臣，往往豫许之以不死。彼骄而触罪，又从而杀之。是以不信之令，诱之使陷于死地也。刑政之失，无此为大焉。（《通鉴》卷1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