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了作家之后，时常有人问我：中外著名作家中，你受谁的影响最大？我常常不知该如何回答。因为在当作家之前，我喜欢过不少作家的书，所有这些作家都影响过我，实在分不出谁“最大”谁“最小”，可是当了作家之后，所有这些影响又似乎缩小了，缩小到几乎不留痕迹，更排不出谁大谁小了。
我最早接触文学由“听书”开始，所听的都是流行于乡镇之间的市井文学，有话本和唱本两种，前者由说书人说，谓之“说评词”，后者由唱书人唱，因常以大鼓伴奏，所以叫“唱大鼓书的”。究其内容，则不外言情、剑侠、神怪之类，有古典名著如《三国》、《红楼》，但更多则是无名之辈所作的拙劣货色。
那时我们那里对女孩子还管得严，不许到书场去听书，只能家里听。在我的乡亲中，喜欢业余说书、唱书的人很多很多。我家前门对面有一个说评词的，每晚摆摊，一壶茶，一块惊堂木，一把纸扇，便能把许多古人古事都装演出来。说书先生是读书世家的末代子孙，被鸦片烟枪败坏了美好前程，便说书谋生。此人平时一副鬼模样，走路也使不出四两力气，可是说起书来就神气非凡了。但见他惊堂木一拍，两眼一睁，再把一条腿往凳子上一踩，真是勇猛如出水蛟龙，灵活胜林间猢狲。不是“活武松”就是“活曹操”，姜子牙、黄天霸、穆桂英一个个都从他嘴里复活了。
我和我的小朋友趴在门缝里往外瞧，只要心静，也能听得一清二楚。记得那天听《封神榜》，听到“九曲黄河阵”那一节，听到一个个活人被扔到阵里立即化为血水，不由得了一阵阵“打激凌”，又忍不住把耳朵往门缝里挤。
我经常的听书场所是我们家的后院里。后院住了一个做小生意的和一个卷烟的，都爱唱书，每逢闲暇，便免费招待前院邻居。他们所唱的腔调，与街上的唱书人相差无几，只是没有大鼓伴奏，而且因为识字不多，常常打顿。但对我们这样的听众来说，已经够好够好了。大人小孩都听得十分认真，津津有味，随着他的声调哭哭笑笑。女人们感兴趣的多半是公子落难、小姐养汉之类的，听到温情猥亵处，便嗤嗤地笑；听到“棒打鸳鸯”的时候，便哭鼻子抹泪。我却爱听剑仙侠客的故事，也爱听《杨金花夺帅印》、《十二寡妇征东》、《薛仁贵平西》之类，爱到了着迷的程度，做起小剑侠的梦来。日间，与小朋友一起习武，踢腿、下腰、劈叉、倒立，像模像样，不但为中学时当体操运动员打下基础，而且为以后下干校劳动准备了健壮的身体条件。夜间便作梦腾云驾雾。妈妈见我如此痴迷，便说，等你长大了，就送你上山学艺去。我便等着长大。
可是没等我长大就换了人间了。剑仙侠客一类书也不能听不能看了，只能看革命的书。我便把做剑侠的心收起来，谈起了革命书，多半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小说。《青年近卫军》、《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等，还有中国的革命书革命戏，《白毛女》呀，《血泪仇》呀等等。很快也迷起来，而且做起了英雄梦。革命英雄与剑侠比起来，少了仙气，但我却觉得比剑侠更能学。剑侠只要得了道，攻可以无坚不摧，自己又刀枪不入；守则可以隐身，可以腾云，还可以土遁、水遁、火遁。革命英雄却只有一身筋骨。要靠意志去战胜敌人的酷刑。想想真害怕，打成残废多难看呀！但是不当英雄还能当叛徒吗？于是拿定主意，熬不住酷刑就自杀。好在没有真到这样的时候，否则我早就光荣牺牲了。
英雄梦作到大学便不做了，西方十八九世纪文学给我提供了另一种世界，我又入迷起来。这时候迷那些洋佳人洋才子的故事，《简爱》啦，《傲慢与偏见》啦，《安娜·卡列尼娜》啦，想过他们那样甜甜酸酸的生活，日记上抄满了书上摘下来的诗句，自己也如法炮制又想像和描绘自己的生活。可惜这些日记都在“文革”中烧了，否则会再拿来看看一定很有趣。
这种痴迷受到了“反右”的挫折，虽然因为当时年轻懵懂，没有成为“右派”，向党交了“心”便过关了，但前车之鉴，到底吓出了一身冷汗，并从此懂得读书须论阶级性。
自从有了阶级观点，读书入迷的时候就少了，因为头脑里总有一盏“警惕小资产阶级情调复活”的红灯亮着，比如一边为《雷雨》中的人物哭着，一边想，不要中毒啊！是超阶级的人性论呢！看来想想，这也是入迷，几乎痴迷到疑神疑鬼的程度了。
对小说的痴迷结束于自己开始写小说的时候，不惑之年，我好像突然发现，所有我曾经入迷的小说和我所经历的看到的人生和社会相比，都是苍白贫乏的，不过是作家贡献的一种迷魂剂，一种人类蛊惑，而我这一生之所以过得如此不如意，因为受到的蛊惑太多太深了，不读别人的小说而写小说给人家读，决不是要实行报复，而是出于无奈，好像缺了蛊惑不能生活，别人的蛊惑生了效，便自己蛊惑自己。遗憾的是，同时也盅惑了广大读者。所以我要郑重声明：世界远远没有我在小说中写的那么可爱，别受我的蛊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