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与书的关系，不像人们想得那样单纯。有人买书成癖，琳琅满架，若是你问他，“这些书都读过吗？”他将难以回答，或者说，“哪里能读这么多”，或者说，“先买下来，以备不时之需。”与此相反，有人身边只有少量的几本书，你问他，“近来读些什么？”他会毫不迟疑地回答，“读的就是这几本。”这两种情况我都有过。前者是在当年的北平即现在的北京，后者是在战争时期的昆明。这正如在一个地方住久了的人，对那里所有的特点失去敏感，经常注意不到，纵使有什么名胜古迹，总觉得随时都能去看，结果往往始终没有去过，倒不如短期来游的旅客，到一个地方便探奇访胜，仔细观察，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一生难忘。我在昆明，仅只有摆在肥皂木箱里的几十本书，联大图书馆里的书也很贫乏，若相信开卷有益，任意浏览，是不可能的。幸而清华大学带来一部分图书，外文书放在外文系的图书室里，都是比较好的版本，我经常借阅，这是我读书的一个主要来源。其次是昆明为数不多的旧书店，里边好书也很少，但我在出卖用过的旧书时，也会偶然发现一两种稀奇或有用的书籍。此外，我在一九四二年三月，出乎意料在法律系办公室里看到几十本德语文学书，这是法律系教授费青在德国留学时买的，由此可见这位法学家读书兴趣的广泛，也许是因为生活困难，他把这些书卖给学校了。书放在法律系，无人借阅，可能我是惟一的借阅者。总之，书很有限，而且得来不易，那么，自己带来的书，就翻来覆去地读；借来的书要按期归还，就迅速地读；旧书店里买来的书，就爱不释手地读。这样，我读书就不能随意浏览，而要专心致志了。
前边提到过，我从一九四一年春起始翻译并注释《歌德年谱》，从外文系图书室借用四十卷本的《歌德全集》。这部《歌德全集》是德国科塔出版社为了纪念出版歌德著作一百周年于本世纪初期约请研究歌德的专家们编纂的，虽然有些过时，但还有学术上的权威性。那时我下午进城，次日早晨下课后上山，背包里常装着两种东西，一是在菜市上买的菜蔬，一是几本沉甸甸的《歌德全集》。我用完几本，就掉换几本，它们不仅帮助我注释《歌德年谱》，也给我机会比较系统地阅读歌德的作品。实际上也不能全读，有时只查一查与年谱有关的地方，参照我随身带来的袖珍本《歌德书信日记选》、《歌德与爱克曼的谈话》、《歌德谈话选》等，解决了不少问题，也加深了我对于歌德的理解。而且外文系的图书室不只有这部《歌德全集》，还有几部研究歌德的专著，若是没有这些书，我自从一九四三年以后发表的几篇关于歌德的论文是写不出来的。
至于法律系办公室里的德语文学书，我只看作是一个意外的发现，里边不是没有好书，却不是我当时迫切需要的，我借阅过几次，是些什么书我记不清了。
值得怀念的是青云街的一个旧书店，它并没有什么珍本奇书，但我在那里买了几本书，对我很有意义。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七日的日记：“卖旧书130元，买《圣经辞源》20元。”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的日记：“购《清六家诗钞》。”这两种书都是袖珍本，便于携带，至今还收藏在我的书橱里。《圣经辞源》可能人们认为是一种不值一顾的书，在米价一石超过千元的一九四二年，仅用二十元就能买到，几乎等于白送。可是它对我很有用，这是一本《圣经》里人名、地名、重要事件和词汇的索引，并有较为详细的解释，用它查阅中文本《圣经》，非常方便。直到现在我还常常使用它。《清六家诗钞》是日本印的清刘执玉编的清初六诗人宋琬、施闰章、王士祯、赵执信、朱彝尊、查慎行的诗选，线装袖珍四册，几乎每首诗都有日本近藤元粹的眉批，前有近藤的序文，写于明治四十年（1907），序文里声明他并不喜欢清诗，所以他的评语有褒有贬。我对于这六位诗人也不感兴趣，不过看看日本学者怎样评论他们，也不无意义。
在我购买《清六家诗钞》的前两天，我六月二十四日的日记写道：“欲买杜少陵诗已售出，知为丁名楠购去。”二十五日的日记：“丁名楠持来杜少陵诗相让，盛情可感。”这可能是我在二十四日以前就看到了杜少陵诗，由于袋里的钱不够没有买，再去时书已卖出，当时遇到丁名楠的一位同学，他把丁名楠买去的事告诉了我，又把我没有买到的事告诉丁名楠。在书籍非常缺乏的时期，丁名楠肯把刚买到的书让给我，真是盛情可感，同时我也要感谢那位传递消息的好心人。丁名楠是联大历史系同学，现在是很有成就的历史学者。
这部杜少陵诗是仇兆鳌的《杜少陵诗详注》，合订二册，属于商务印书馆的“国学基本丛书”，不是什么好版本。自从抗战以来，我就喜读杜诗，苦于身边没有杜甫的全集，如今得到这部平时很容易买到的仇注杜诗，我却视如珍宝。我一首一首地反复研读，把诗的主题和人名、地名以及有关杜甫的事迹分门别类记录在前边已经提到过的“学生选习学程单”的背面，这种“卡片”我积累了数百张。杜甫的诗和他的为人深深地感动我，我起始想给杜甫写一部传记，这时《歌德年谱》的注释工作中断已将及两年了。
歌德的著作与杜甫的诗是我在昆明时期主要的读物，读得比较仔细，比较认真，我之所以能这样，不是由于书多，而是由于书少的原故。此外，我也以热情和兴趣读我随身带来的陆游的诗、鲁迅的杂文、丹麦思想家基尔克郭尔的日记、德国哲学家尼采的个别著作、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诗和书信。这些读物对于我的写作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尤其是写杂文，虽然针对现实，有时也需要从书本里得到一些启发，或是摘引一两句名言警句，给自己的文章增加点分量。
《十四行集》里有三首诗分别呈献给鲁迅、杜甫和歌德，现在看来，这三首诗未能较好地体现出他们的伟大精神，我只是在当时认识的水平上向他们表达了崇敬的心情。而且这部诗集里有些篇章，字里行间也不难看出里尔克的影响。
陆游诗中有许多脍炙人口、广泛流传的名句，《示儿》一诗，在抗战时期更为人所称道。但是我最钦佩他《送芮国器司业》一诗：“往岁淮边虏未归，诸生合疏论危机。人材衰靡方当虑，士气峥嵘未可非。万事不如公论久，诸贤莫与众心违。还朝此段应先及，岂独遗经赖发挥。”这种政见，忧国忧民的杜甫不曾有过，辅佐魏玛公爵的歌德也不曾有过。又如《西村醉归》里的诗句：“一生常耻为身谋”和“剑不虚施细碎仇”，都曾给我以教育。
比较复杂的是基尔克郭尔和尼采。前者生活在欧洲十九世纪中叶，后者在十九世纪末期。他们在世时非常孤立，死后也是毁誉参半。他们透视资产阶级社会的虚伪、欺骗和庸俗气，如见肺肝，他们毫不容情的揭露与批判无不入木三分。可是他们目无群众，把人民群众跟资产阶级社会混为一谈，这是他们的致命伤。最后基尔克郭尔在丹麦成为众矢之的，在哥本哈根街上散步时昏倒死去，尼采患神经错乱与世长辞。我读他们笔锋锐利的论战文字，时常想到鲁迅在《坟》的《题记》和《写在〈坟〉后面》里的两段话。鲁迅说：“我的可恶有时自己也觉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他还说：“先前也曾屡次声明，就是便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我并不要把基尔克郭尔与尼采跟鲁迅相比，甚至给人以替他们辩解的印象。他们的确给他们那时代的伪善者和乡愿们的“好世界”多留下了一些缺陷，使他们的日子过得不那么舒服。这是他们值得肯定的积极的方面。我看到社会上光怪陆离难以容忍的种种现象感到苦闷时，读几段他们的名言隽语，如饮甘醇，精神为之振奋。至于他们蔑视群众、强调个人、自命非凡的方面，往往在我的兴奋中被忽略了。记得在一九四一年秋，可能是参加一次欢迎老舍的聚会，会后晚了，不能回山，我和闻一多在这天夜里住在靛花巷教员宿舍里。我们过去并不熟识，只因他读了我写的一篇介绍基尔克郭尔《对于时代的批评》的文章，甚为赞许，我们一直谈到深夜。
我在昆明读的书不多，那些书的作者却对我说了些真心话，话的种类不同，有过时的老话，有具有现实意义的新话，有的给我以教育，有的给我以慰藉。如今我怀念和它们的交往，也跟怀念当年与朋友和同学们的交往没有两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