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着手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和平解放台湾委员会在北京成立。主任委员为张治中，秘书长为邵力子，他俩均为当年国民党谈判代表。委员之中，还有章士钊，亦为当年国民党谈判代表。1949年4月20日，国共谈判破裂，章士钊和张治中、邵力子一起留在北京。
章士钊跟毛泽东有着很深的友谊。他是湖南长沙人，1917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是南北议和时的南方代表。他早在1919年便结识了毛泽东。
毛泽东的岳父——杨开慧之父杨昌济，是章七钊的挚友。章士钊称毛泽东为“润公”。
1956年春日，章士钊接受了特殊使命：由他出面，把中共致蒋介石的一封信，托香港友人转往台湾。
这封信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四种方案，供蒋介石考虑：
一、除了外交统一中央外，其他台湾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
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予以补助；
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
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
中共的信末，还转达了蒋介石故乡的信息：“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
蒋介石收到了来自北京的信，并未马上表态。
虽说蒋介石默不出声，但客居美国的一位国民党要员却公开表态了，此人便是李宗仁。
李宗仁仔仔细细研读了周恩来的万隆讲话，于1955年8月在美国发表了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
李宗仁说，他与蒋介石绝无个人恩怨。他曾一度期望蒋先生继承孙中山先生遗训，把台湾建成“三民主义实验区”。但是蒋先生自1949年到台以来，所作所为，无不与三民主义背道而驰。诸如凭借外方，孤芳自赏；钳制舆论，削除异己；独裁专制，尤有甚于大陆时代。且他侈言“反攻复国”，此实为不切实际的滥调，而长期分裂苟安，反陷其自身于日益不利的境地。
为此，李宗仁以为解决台湾问题，只有以下两条道路：
一、国共再度和谈，中国问题由中国人自谋解决，美国人不应插手。经过国共谈判，希望能为国家统一作出适当安排。
二、美周应正式声明，承认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然后在美国撤走其第七舰队的同时，实行台湾地区非军事化。
1956年4月28日，李宗仁的政治秘书程思远应邀前来北京观光。5月12日，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程思远。
据程思远回忆，周恩来十分赞赏李宗仁的建议，但有一点他不能同意。周恩来说：“台湾不能像李先生所说的那样非军事化，祖国统一以后，台湾还需要那里的驻军维持地方治安嘛！”
周恩来还对程思远说了一番重要的话：“我们主张爱国一家，和为贵，团结对外。我们欢迎李宗仁先生和所有在海外的国民党人士都回来看看，保证来去自由。”
周恩来的这番话，由程思远带给了李宗仁，使他动了回归之念。
1956年6月28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谈台湾问题。这一回，他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说得更为明白：“我国政府曾经再三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周恩来还说：“现在我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