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政治发展及其演变
马英九是个政治人物，每时每刻都身处在台湾政坛矛盾斗争的旋涡中心，因此，要真正了解马英九，就必须了解台湾政治的发展、演变及其现状，这样才能更深切地体会到马英九身上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和他为此所作出的一切努力。
1949年以来台湾政治的演变过程，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一）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国民党政权在台湾重建与强化专制统治。
1945年10月台湾回归祖国后，由于国民党政府接收大员贪污腐败，军警横行，加上当时粮食恐慌、物价飞涨、失业严重，引起了台湾人民的强烈不满。1947年2月28日，台湾爆发了反对国民党政权、要求民主自治的运动。国民党当局以“企图颠覆政府，夺取政权，背叛国家”的罪名，进行了血腥的残酷镇压，计有数千人被杀、被捕，失踪、逃亡的不计其数。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在此前后，蒋介石集团率部分国民党军政人员退踞台湾，并于1949午5月19日颁布了戒严令，宣布台湾地区处于战时动员状况，封闭全省，限制出入境，实行军事管制。封锁大陆消息，严禁一切违禁的言论、出版和罢工、游行等活动。1950年7月，国民党中常委临时会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改造案》，将一些党政元老、军事将领、派系首领排挤出决策圈；全面更换旧有的党政系统；整肃党内旧有的派系。黄埔、中统、CC、政学系等皆被清除。同时，国民党统治集团整顿各级组织，进行党员登记，发展新党员，培植起一批拥护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新实力派，建立了蒋氏父子对国民党的绝对控制权；经济上进行了财政整顿，改革币制，稳定物价，同时实行土地制度改革，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国民党政权日渐认识到“反攻大陆”的希望渺茫。1958年，蒋介石提出“建设台湾，反共复国”的方针。由于得到美日等外国垄断资本的支持，台湾当局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加上美国提供的数十亿美元的经济军事援助，和运用从大陆运去的黄金、美钞等外汇以及从大陆赴台的人才，台湾经济在60年代开始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国民党力图在戒严体制下巩固与强化专制统治。1960年，蒋介石通过“国民大会”修订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获得连任而成为“终身总统”。同时，蒋介石在人事和组织安排上为传子进行部署，国民党的最高权力开始向蒋经国过渡。在白色恐怖统治下，蒋氏父子对党政军各界实行严格的控制，对于各种反对势力则采取严厉打击的高压政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自由中国事件”：1960年9月，《自由中国》杂志的创办人雷震因筹组中国民主党而被国民党当局以“涉嫌叛乱”的罪名逮埔。
（二）70年代至80年代中后期，台湾当局为应付新的国际形势及台湾社会的变化，开始向标榜实行西方式的政治制度过渡。
从70年代开始，台湾政局趋向动荡，国民党政权面临外挫内困的局面。从外部看，1971年10月，联合国第26届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驱逐了台湾当局的代表。之后，陆续有20多个国家与台湾“断交”。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同年9月，中国与日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台日“断交”。台湾当局在国际上日益陷于孤立。
从内部看，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普及带动了阶级关系发生重大的变化，新兴的地方财团势力及由中小企业主、中高级企业管理人员、医师、律师、部分公教人员构成的中产阶级要求打破外省籍官僚长期垄断上层权力的局面，希望分享政治权力，省籍矛盾日渐突出。
70年代初期，台湾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钓运动”。与此同时，以《大学》杂志社为主导，一批学术界和工商界青年提倡政治革新，提出扩大“政治参与”、“废除政治特权”、“改选中央民意代表”、“改造上层政治结构”等主张。党外势力开始活跃并得到发展，要求“解除戒严令”、“开放党禁、报禁”。
1972年3月，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面对内外各种危机。为了应变求存，开始在政治上作出出一些调整，推出了一系列“革新保台”、“在台生根”的措施，包括举行“中央民代”增额选举、在国际上开展“实质外交”等等，并开始推行“本土化政策”，有意识地提高台湾省籍人士在政权内的地位，力图通过笼络台省籍政、经人才来巩固统治。经过这一系列措施，蒋经国的政治权力与地位得到了加强。蒋介石去世后，严家淦继任“总统”，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主席。1978年3月，蒋经国当选第六任“总统”。
70年代后期，党外运动续有发展。1979年，颇具影响的《美丽岛》杂志社聚集了一大批党外人士，意图组织反对党。由于这股势力与台湾当局矛盾激化，12月10日，爆发了“高雄事件”。进入80年代以后，台湾反对势力进一步发展。在党外运动中，有些人主张统一，有些人主张“台独”。“台独”分子被着“争民主”的外衣，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
1979年1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宣布了和平统一的方针，对国民党当局形成新的压力。1986年3月，菲律宾马科斯政权被推翻，给长期实行军事戒严的国民党当局造成极大震撼。美国也敦促国民党当局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实行政党政治。此时岛内党外运动有所发展。面对这种情况，在1986年3月国民党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蒋经国提出“政治革新”的主张，之后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调整内外政策，包括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调整“中央民意机构”、实行地方自治法制化、推动党务革新、进行“总统”集体接班的部署等等。
国民党当局在1986年开始的所谓“政治革新”，目的是在新形势下以变求存，虽仍没有突破“动员戡乱体制”的范围，但解严、开禁确是40多年来台湾政治中的一个重大变革，台湾的政治体制由此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由军事戒严和一党专制向标榜实行西方的政治制度的方向过渡。1986年9月，党外人士不顾台湾当局的禁令，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
（三）80年代末以后，国民党政权迅速“本土化”，台湾当局标榜实行西方民主制度，推行制造“两个中国”的分裂政策。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随之李登辉执掌党政大权。李登辉在1990年5月宣布开始“宪政改革”，对旧“法统”进行改造。从1990年至2000年，台湾当局进行了六次“修宪”包括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废除“临时条款”；“总统”由台湾地区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冻结台湾“省长”、“省议会”选举，虚化“台湾省政府”功能；改变“国民大会”职能等等。台湾的政治格局、国民党内部的权力结构以及台湾当局对大陆政策和对外政策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一是国民党政权迅速本土化，经过“宪政改革”，1949年以前在大陆产生的“中央民意代表”全部退职，“国民大会”、“立法院”等机构的代表全部在台湾地区选举产生，“总统”直接由台湾地区人民选举产生。在国民党内的权力分配上，国民党各派势力重新分化组合，以李登辉为首的主流派同以外省籍传统势力为主的非主流派经过多次较量，非主流派被逐步排挤出行政及党务的高层权力核心。
二是台湾当局标榜实行西方民主制度。开放党禁后，各种政治势力迅速发展，尤其是民进党的力量逐步发展。1993年8月，新党成立并成为台湾政坛的第三势力。在近几年来的一系列选举中，在野势力发展，不断给国民党执政造成严峻的挑战。“国民大会”、“立法院”等机构中，国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已经结束。在1994年年底的省市长选举中，民进党获得了台北市长的席位。在1997年年底的县市长选举中，民进党获得空前的胜利，得票率第一次超过国民党，赢得了23个县市长席位中的12个。
三是谋求“两个中国”的政策日益明朗化。李登辉上台后，台湾当局以谋求“两个对等政治实体”和“两个中国”作为处理两岸关系及对外关系的基点；在两岸关系上，鼓吹“两个对等政治实体”、“两岸分裂分治”，并且阻挠两岸关系的发展，拖延统一进程；在国际上，则千方百计推行“务实外交”，鼓噪“参与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
台湾当局模仿西方，标榜实行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以来，伴生出大量弊端，也暴露出种种假民主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黑（道）金（钱）政治”盛行，其中尤以国民党为重。选举中贿选成风，候选人以各种形式隐蔽地或公开地花钱买选票。这也导致选举费用高昂。黑道势力大肆介人选举。他们采用买票、勒索、绑架、恐吓等手段，胁迫选民选举自己推出的候选人或他们属意的候选人。一些候选人也借助黑道势力，以求当选。“黑金政治”使“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丛生。
在1993年年底选举的23个县市长中，就有3名县市长犯有贪污罪。
1994年至1997年11月，国民党籍县市议长、议员和乡镇市长犯有贿选、贪污罪行的多达578人。从1996年6月到1997年11月，被检举的黑道背景的“民意代表”有32人。不少台湾有识之士和公正舆论认为“台湾只有民主之名，而无民主之实”。此外，1990年以来台湾地区的四次“修宪”、特别是1994年和1997年两次“修宪”，大大增强了所谓“总统”的权力。在1997年的“修宪”中，台湾知识界认为这次“修宪”违背了民主和权力制衡原则，制造出一个“超级总统”、“巨无霸总统”。一些台湾反对派人士认为，台湾当局领导人是在民主的名义下实行独裁。
台湾的基本政治状况
在台湾，有所谓泛蓝、泛绿二个阵营，叫蓝绿对阵，这两个阵营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而每个阵营里面也同样存在着错综复杂的争权夺利矛盾。要搞清这二个阵营的来龙去脉，首先必须弄清楚台湾的基本政治状况。
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目前实际上享有对台湾、澎湖列岛、金门和马祖地区及附近岛屿的管辖权。台湾的两个主要城市，台北市和高雄市为“中央”直辖市。其余的台湾本岛地区以及澎湖列岛属于“台湾省”管辖，而金门和马祖则属所谓的“福建省”管辖。
“中华民国宪法”是基本的法律，于1947年国民党还未撤出大陆时起草，是针对当时整个中国而设计的。1990年开始对宪法的进行重大修正，在宪法中加入了很多专门针对台湾地区的条款。
在1991年以前，台湾政府一直宣称拥有对整个中国和外蒙古的主权。
1949年国民党“转进”到台湾时，他们照搬了整套原来在南京的中央政府机制。1991年，李登辉在非官方场合已经放弃了对大陆主权的宣示，认为共产党控制整个中国大陆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整个政府结构依然存在，宪法上也没有正式放弃对大陆的主权，因为这样做有可能引起有关对台湾独立问题的争议。
“国民大会”是1947年在中国大陆选举产生的，在政府搬到台湾后继续运作。但是由于已经不可能在大陆举行换届选举，1947-1948年间选举产生的“国大代表”“无限期”留任。但1990年6月“大法官”会议决定，在“国民大会”、“立法院”以及其它政府机构内所有的无限期留任代表必须从1991年12月起退休。
第二届“国民大会”在1991年选举产生，共有325名“国大代表”。大部分代表是直接民选产生，100人则是根据政党得票率按比例分配。这届“国大”在1994年修改了“宪法”，为1996年3月举行的“总统”、“副总统”直选铺平了道路。“国民大会”依然拥有“修宪”、弹劾“总统、副总统”等权力。
2000年4月，“国大代表”投票决定，这届“国大”结束后不再举行选举，“国大”只有在需要时才会选举并重新开会。最近一些年，“国大”的大部分职责已经转交“立法院”，其中也包括了弹劾“总统”的权力。
“总统”是“国家元首及三军统帅”。“总统”对五院有协调争议权，五院包括了“行政院、立法院、监察院、考试院和司法院”。“总统”直接任命“行政院长”。“行政院”由“院长”和“各部部长”组成。
“立法院”是主要的立法机构，最早在1947年选举产生。第一届“立法院”共有773个席位，但基本上是无实权的“橡皮图章”。与“国民大会”一样，“立法委员”在1991年前一直没有换届。第二届“立法院”在1992年选出。第三届“立法院”于1995年选出，共有157名委员，任期3年。1998年开始的第四届“立法院”，委员人数增加到225席。“立法院”在政府机构中的职责随着政治体制的逐渐民主与开放而变得越来越重要。在1992及1995年的选举中，“民进党”取得了逐次增加，超过三分之一的议席，而国民党每次都只能维持仅仅超过半数的席位。不过在1998年国民党在议会所占的比例由50%上升到55%。在2001年的“立法院”选举中，国民党受到重创，民进党首次成为第一大党，但依然未过半数。
1994年“国民大会”通过“修宪”允许“总统”直选之后，“立法院”也在同一年通过“省县自治法与直辖市自治法”，允许“台湾省省长”以及“直辖市”市长直选（“福建省”主席仍然维持官派）。在1994年举行的台北、高雄两市市长直选中，国民党赢得了“高雄市长”选举，而民进党则在台北取得了重大胜利。1998年国民党新秀马英九在台北反挫民进党的重要人物陈水扁，带领国民党重返台北市，但是在高雄，民进党的谢长廷却也击败了国民党的前任市长，两党依然继续分庭抗礼。
民选的“台湾省长”在1998年年底被撤销，恢复官派的“省主席”。“总统府”宣布这个举措是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实际上是为了降低当时的“台湾省长”宋楚瑜的影响力。而在1997年11月举行的地方选举中，民进党取得了23个县市中12个县的县长职务，而国民党只取得了8个县。这是民进党第一次在重要选举中力挫国民党。
“监察院”负责监察政府的效率以及稽查腐败案件。29名监察委员由“总统”任命，经“立法院”同意后任命，每名委员任期6年。在近些年来，由于监委之产生完全以“总统”一人之意志为定夺，不复以往需由省市议会推选之公信力。致使“监察院”原本所剩无几的“民意基础”至今可谓名存实亡，在各方面发挥着越来越不重要的作用，虽然近年来奉当权者之命进行了若干重要调查，名义上是弹劾了多位政府高层人员，但实际上还是听命于最高统治者，使古之“御使大夫”沦为为当权者文过饰非、斗争政敌的工具。
“司法院”负责司法系统的运作，由15名大法官组成的“大法官会议”，负责对“宪法”进行解释。但在台湾当前的大环境下，几次“大法官会议”所做出的决议无不“希旨成风”本质上不脱“乡愿”两字，其原因都出自大法官全由“总统”所任命，形式上经“立法院”同意后任命而已，任期8年。
“考试院”负责公务人员的甄选与考核，由考试委员组成，其任命手续与“司法院、监察院”一致。其下并设有两个部门：考选部负责甄选新的公务人员及办理律师等专门职业的证照；铨叙部负责公务人员的任命、考核、退休。“总统”负责任命“考试院院长”。
1987年蒋经国宣布解除从1948年就开始实施的戒严令，戒严令赋予“总统”无限的权力以与共产党对抗。戒严令也禁止任何个人或团体发布不同言论，当时发布与当权者不同的言论如支持台湾独立或支持共产党都会招至严重后果。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后，“副总统”李登辉继任“总统”，并在1990年由“国民大会”选举连任六年，这也是“国民大会”所选出的最后一届“总统”。1996年，李登辉与连战直选成为“总统”和“副总统”。2000年，陈水扁与吕秀莲直选成为“总统”和“副总统”，并于2004年的大选中连任。
戒严令解除后，台湾在表面上进行了一系列人权与民主方面的改革，报禁也取消，党禁开放……但在法律上缺乏合理有效的配套措施，使台湾在“金权政治”挂帅与“派系利益”主导政府施政方面走上80年代以后日本走过的错误道路，致使台湾实际的情况则是愈来愈“第三世界”化，各部门在国际间的种种竞争力、廉能指数评价都处于倒退的状况。
泛蓝阵营与国民党
2000年“总统”大选以及2001年“立委”选举后，台湾政坛分裂出了很多新的政党。这些政党可以被大致分为“泛蓝阵营”和“泛绿阵营”二大阵营，其中泛蓝主张统一，认同包含台湾地区在内的中国，而泛绿则主张依靠美、日反华势力使台湾永久脱离中国，并且否认历史上、事实上台湾地区与中国的任何关联。台湾的政治体系还由于其差额选举等制度而更加复杂化。
泛蓝联盟，也称“泛蓝阵营”、“泛蓝军”，是台湾共同利益或政治主张接近的政治集团，包括国民党、亲民党和新党及其支持者。泛蓝联盟的主要竞争对手为泛绿联盟。1994年赵少康、郁慕明等为首脱离国民党成立新党；2000年国民党“总统”选举惨败以后，宋楚瑜脱离国民党成立亲民党。“泛蓝阵营”中的“蓝色”来自国民党党旗的颜色，主要包括的政党有国民党、亲民党和新党。“泛绿阵营”中的“绿色”来自民进党的党旗，主要的政党包括了民进党和台湾团结联盟（台联）。
泛蓝阵营中的国民党我们非常熟悉。它是由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其前身为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正值中日甲午战争，孙中山先生赴檀香山号召华侨亲友，创立“兴中会”革命救国组织，标志着中国国民党之诞生。1905年，兴中会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等几个重要革命团体，于日本东京组成中国同盟会；1912年8月，同盟会又联合数个政党于北京组成国民党；1914年7月，国民党于东京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次年，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至1924年1月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改组完成，进人中国国民党阶段。迄今一共举行过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国民党也从革命党，革命民主政党，演进为现代化的政党。
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内战中败给中国共产党，流亡台湾，保留了对台湾地区的实质管理权。同年12月1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由大陆迁往台北，部份留在内地的党员继续中国国民党的运作，改称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并成为大陆的民主党派之一。
2000年以前，中国国民党一直是“中华民国”唯一的执政党，她曾伴随中华民国历经革命开国、讨袁护法、北伐统一、训政建设、抗战建国、制宪行宪、以及保卫台湾、建设台湾等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国民党追求的目标始终一贯，在两岸问题上，国民党坚持九二共识中的“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国民党败逃后，蒋介石连任总裁至1975年4月5日去世。蒋介石去世后，废除“总裁”制，改称中央委员会主席，由蒋经国连任至1988年1月13日去世。其后则由李登辉继任至2000年3月，国民党在台湾大选中失败，李登辉被赶下台，由连战继任。
在台第九届“总统”选举后，国民党便刮起了“革新”之风。1996年4月8日，国民党中央展开“党务革新”规划、部署工作。李登辉推动“党务改革”，目的是想通过机构调整、人事革新、决策模式的改变来排除异已势力，培植自己的班底，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新权威。但由于国民党内长期陷入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的派系纷争，李登辉主导的“党务革新”受到了党内的批评与掣肘，各种革新方案要么搁浅，要么走调，或者只有部分项目得到落实。
推动国民党进行改造的最大原因在于国民党面临新的形势，甚至濒临危机，迫使国民党不得不进行改革。一是国民党在“国会”中的优势地位逐步丧失，在“立法院”中已实质不过半，国民党执政党地位岌岌可危。二是党组织对党籍公职人员的约束力下降，中央的政策难以贯彻实施。三是选民对国民党的认同感减少，社会菁英不愿加入国民党，社会资源大量流失。四是面对政治多元化、反对党不断强大的现实，国民党必须放下一党独大的身段，处理好与反对党的关系，并善加利用反对党之间的矛盾。基于以上原因，国民党在1996年4月以后就着手党的整顿与改造。之后，国民党中央推出了一系列改造计划。
在2000年前，国民党因长期执政而几乎垄断了岛内所有的政治、军事、经济与社会资源，并依凭执政资源在岛内各种大小型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在2000年3月的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选举中，因国民党本身分裂导致票源分散，而丧失执政权，沦为在野党。下台后，尤其亲民党从国民党内分裂出去后，国民党的实力迅速下滑。
首先是表现在选票上的实力迅速下滑。在“一党专政”时期，国民党不仅在全岛性的“总统”、“立法委员”、县市长等大型选举中一般都能获得过半数的选票和席次，在县市议员、乡镇市长以及村里长等基层选举中，更是经常囊括80%以上的席次。下台后，虽然国民党在基层选举中仍能获得70%以上的席次，但在大型选举中的得票率却迅速下降。如在“总统”选举中的得票率由1996年的54%下滑为2000年的23.10-10：“立委”选举得票率由1998年的46.43%下降为2001年的28.56%，席次由123席下滑为68席；县市长选举得票率由1997年的42.22%下滑为2001年的35.15%，获得9个席次，连同台北市，目前执政的县市共有10个。
其次在政党认同度迅速下跌。根据岛内各种民调机构所做的民调显示，在2000年以前，国民党的政党认同度一般都能保持在30%以上，但是下野后却急剧下跌到20%以下，一直在14%左右徘徊，居于民进党、亲民党之后。
第三是党员人数下降。在2000年以前，国民党自己号称有200万党员。下台后，为了凝聚党员的向心力，国民党自2000年9月起进行的了为期4个月的党员重新登记。虽然国民党官方数字显示，参加党员重新登记的党员人数已突破100万，但党中央私下访查发现，实际上真正自行缴交党费、承认自己仍属国民党员的仅余34万人。
在李登辉主政的12年期间，逐渐偏离一个中国路线，将中国国民党改造为“台湾国民党”，导致党内理念不清、路线争议不断，新党、亲民党相继出走。为凝聚人心，国民党决定重新确立立党理念和路线。在政治定位方面：明确声明国民党是“中华民国的中国国民党，不是外省党，也不是台湾党，更不是台独党”，“本土化”绝不是族群化、省籍化、更不是“去中国化”。
在两岸关系方面：全面清除李登辉分裂路线影响，回归“一个中国”路线。追求两岸和平稳定关系，建立军事互信机制，建构台海和平区。在“国防外交”方面：建构全民参与的现代化“国防”，以精实军队战力，落实“有效吓阻、防卫固守”的战略指导。在经济方面：主张开放“三通”、松绑“戒急用忍”，建构以台湾为中心的硅谷台北、上海以及东京、台北、上海“双黄金三角”，以巩固台湾在全球经贸体系中的关键地位。促进就业机会、改善就业环境，保障劳工权益，增进劳资和谐。
2000年台湾“大选”国民党失败后，李登辉被开除出党，国民党的领军人物变成了连战。
连战1936年出生于西安，1957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政治系，取得学士学位，1961年取得芝加哥大学国际公法与外交硕士，1965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并留在美国任教，1968年任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客座教授、政治系暨研究所主任，共历时七年。1975年连战出任萨尔瓦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1976年奉调回台湾，出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青年工作会”主任，1978年7月擢升“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改兼亚盟理事，10月，出任“行政院”青年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共历时三年，1981年出任“交通部长”，共历时六年，1984年还当选国民党“中常务委员”，1987年调升“行政院副院长”，1988年任“外交部长”，1990年6月调任台湾“省政府主席”，1993年2月担任“行政院院长”，8月担任国民党“副主席”，1996年3月任副“总统”。李登辉下台后任国民党主席。
亲民党与新党
亲民党是2000年3月31日，独立参选人宋楚瑜凭借在2000年“总统”选举中所赢取的466万票，正式宣布成立以“人民第一”为宗旨的亲民党，并逐步发展为国民党、民进党之外的台湾第三大党。
亲民党成立后，依凭党主席宋楚瑜的个人魅力及“立法院”党团的优秀问政品质，取得了稳步的发展。在2001年底的县市长与“立委”选举中，第一次参选的亲民党在“立委”选举中获得46个席次，得票率为18.57%，在县市长选举中获得台东与连江两个席次，得票率为2.36%；在2002年初举行的县市议员、乡镇市长选举中，亲民党获得4席乡镇市长，49席县市议员；在2002年6月举行的乡镇市民代表及村里长选举中，亲民党共获得58席乡镇市民代，20席村里长；在2002年底台北、高雄县市长及市议员选举中，亲民党共在获得8席的台北市议员，7席高雄市议员。
在亲民党成立前夕，台民意调查机构所做的调查显示，亲民党已拥有12%的支持度，之后一直稳步向上发展，一般维持在17%左右，居于民进党和国民党的支持度之间。宋楚瑜以30万票的些微差距败选后，宋楚瑜在选举中的死忠支持者逐步转化为亲民党的党员、认同者或支持者。亲民党成立酋日，各地要求加入亲民党的民众非常踊跃，该党正式党员现已突破6万大关。从亲民党党员的省籍来看，外省籍、本省籍（包括闽南人和客家人）、原住民等各个族群都有，打破了外界有关由外省籍的宋楚瑜所创立的亲民党将沦为“外省党”的疑虑。
2002年5月15日，在亲民党首次举行的由党员直选党主席选举中，同额竞选的现任党主席宋楚瑜以99.46%的超高得票率顺利连任。目前副主席为宋楚瑜在“总统”选举时的副手搭档张昭雄，秘书长为宋楚瑜担任“台湾省长”任内的“省府秘书长”蔡钟雄，副秘书长为前“省府”发言人秦金生、资深新闻人廖苍松。亲民党目前的工作重心主要放在“立法院”党团，除去已退党的无籍“立委”丘创良，病逝的党籍“立委”谢钧惠，亲民党目前共有44位“立委”，包括刘文雄、李庆安、李庆华、李永萍、庞建国、孙大干、冯定国、沈智能、周锡玮、秦慧珠、黄义交、谢章捷、钟绍和、傅昆其等人。
亲民党成立之后，陆续就政治、经济、社会以及两岸关系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在两岸关系方面，主张依循“国统纲领”相关原则，在“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基础上，进行两岸协商，惟未来台湾现况的任何改变，皆须经台湾全体人民的同意。主张发展两岸经贸，尽速开放“三通”，以大陆市场及资源发展台湾经济。在政治上主张建立权责相符的“宪政体制”，回归“双首长制”的宪政规范等等。在经济上主张解决失业问题，改善投资环境，加速财金改革，重振经济发展。厘清政商关系，杜绝一切黑金白金政治，创造廉洁有效率的投资环境等等。在“国防、外交”是，主张建立全民“国防”，强化科技战力，发展“多元外交”与“全方位外交”，采务实态度参与国际社会。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1942年生，其父为宋达。曾就读于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1966年赴美深造，先后获得美国加州大学政治学硕士、天主教大学图书管理学硕士及乔治城大学政治系哲学博士学位。1974年任“行政院”蒋经国英文侍从秘书，并担任蒋经国的英文翻译。1979年任代理“新闻局长”，1981年被选为国民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1984年后任国民党中央文化工作室主任、中央党部副秘书长、秘书长、台湾“省主席”，1994年当选为台湾“民选省长”。1999年，宋楚瑜与国民党决裂，以独立参选人身份参加2000年“总统”选举。失败后，成立亲民党，任该党主席。
新党是1993年8月10日，赵少康、王建煊等7名国民党中生代“立委”因不满李登辉日益偏离一个中国原则，推行“台独”分裂路线而另组新党。
新党成立之初，活跃于台湾政坛，表现出强劲的生命力，成为国民党、民进党之外的第三支力量，并在“立法院”扮演关键性少数的角色。但自1997年后，新党因政治诉求失焦、内讧不断等原因逐步陷入泡沫化危机，在2001年底“立委”选战中，更因同质性极高的亲民党的挤压而走向泡沫化。
表现在选票上的实力逐渐消弱。在初试啼声的1993年底县市长选举中，获得5.54%的选票，一举跨过5%的政党门槛；1994年底省市长选举得票率为7.70%；1995年底第三届“立委”选举得票率为12.95%，获得21个席次，成为“立法院”关键少数；1996年初第三届“国代”选举得票率为13.67%。
但是自1997年后，新党的实力不断削弱，如在1997年底县市长选举中，新党仅获得1.42%的选票，颗粒无收；在1998年底的“立委”选举中，新党得票率下滑至7.06%，仅获得11个席次；在2001年底的县市长及“立委”选举中，新党仅在“立委”选举获得1个席位，得票率降至2.61%，因未跨过5%的政党门槛而走向泡沫化。其次是党员少。由于新党在成立之初自我标榜为“柔性政党”，因而在党章规定，党员享有充分的自主权，随时可以加入或退出，也不必交纳党费，导致新党缺少实质意义上的党员，大多为认同新党的“义工”和“精神党员”。在新党实力鼎盛的时候，新党自己号称“精神党员”达到6万，目前党员总数仅有千余人。第三是政党认同度低。新党在成立之初的政党认同度高达10%，最高峰为15%，但之后认同度逐年下除，目前仅维持在2-3%之间。
新党的政策主张在“建党宣言”中明确标榜将发挥“革新政治、安定政局、制衡两党”的作用，认同孙中山先生的理念，追求民族统一、政治民主、民生均富的目标，坚守公义、平等、安全、务实、干净的原则。具体主张为：
在两岸关系方面：新党主张中华民族应固守原有之疆域，守死不去，一寸山河一寸血，不容异族染指，亦不容分裂国土。坚决反对“台湾独立”、割裂民族脐带，自绝于10亿同胞。在发展两岸经贸方面，开放两岸直航，促进全面交流；保障台商权益，争取大陆市场；建立互利共生的“大中华经济圈”。在政治方面：反对专制政治，反对独裁，主张实行“内阁制”，反对黑金贿选等等。在组织运作上，则以议会为中心、民意为依归、选举为方法，并以民选公职人员为组织运作的核心。
新党在组党宣言中宣布了五点宣言和八项主张，核心包括“政治改革、党内民主、反金权、反台独”。新党成立后，生气勃勃，第一次参加“立委”竞选就取得了21个席位，成为台湾政坛的第三势力。但后来由于内讧不断，其发展受到了很大影响。
目前新党的发展面临很多因素的制约和挑战。一是民意基础不够雄厚，政经资源有限。虽然新党强调以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弱势族群利益“代言人”自居，但其支持者以大陆籍军公教人员和荣眷属为主，势力范围以台北市等都会型地区为主，其中又以中青年知识阶层占多数，以致被贴上“外省党”、“都会党”标签。由于台湾的所谓“政党政治”从一开始就走上一条过分依赖政经资源的畸形发展之路，因此现阶段新党在本省籍民众占总人口多数的台湾势难成为主流政党。
二是政风难树一帜，问政表现乏力。在“内政”、“外交”等问题上，新党的政策主张不能向民众清楚地表明其与国民党或民进党有所区隔，这是新党面临的一个深层次发展瓶颈。一些新党成员自诩为“正统的国民党”，提出“反李不反国（民党），反独也反（中）共”，就说明了该党在理念和主张上的矛盾性和局限性。
三是“明星”效应难以为继，素质开始下降。新党由建党时的所谓“七人党”发展为岛内第三大党，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几个“明星”人物的形象，并以此成为外省族群倚赖和年轻人青睐的对象而成长。但时至今日，“明星”光环渐退，时有龃龉，内讧不断，不仅使党的号召力受挫，而且直接影响了组织运作而导致党的体质下降。
四是选举成绩不佳，地位和影响江河日下。在诸多选举中新党席次不升反降。
泛绿阵营与民进党
泛绿联盟大致由民进党、台湾团结联盟与建国党组成，它主张台湾本土化、主权意识。泛绿阵营中的民进党成立于1986年9月28日，是依靠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追求民主自由、主张“台湾独立”的各股“党外”势力合组建成“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打破了国民党长期“一党专制”的局面。民进党成立后，一直稳步发展，并在2000年3月的“总统”选举中，因国民党阵营的分裂而渔翁得利，一夕之间成为执政党。
民进党自成立后，自1989年首次参选后，民进党的得票率一直稳步增长。目前民进党在“立法院”所占的席次为87席，为“立法院”第一大党。在1986年民进党成立之初，民进党的党员人数仅有1万余人，在1995年发展为8万余人，1999年发展到20余万人。目前已突破41万。在1986年民进党成立之初，民进党的民意认同度仅有7%，1996年升为15%，在上台前一直维持在20%左右。但是上台后，其民意支持度一直维持在23%-29%之间，居于国、亲两党之上，成为岛内第一大党。
民进党自成立之日起，其“台独”倾向就已显露。1986年11月，民进党“一大”通过党纲，提出“台湾前途应由台湾全体住民自决”的原则；1987年，民进党“二大”将“台湾人民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写进大会的决议；1988年4月，“二大临时会”进一步称“台湾国际主权独立”，提出了“如果国共片面和谈，如果国民党出卖台湾人民利益，如果中共统一台湾，如果国民党不实行真正的民主宪政，则民进党主张台湾应该独立”。1989年，民进党又希望以“独立的政治实体为考量的准两国两府模式”来为台湾定位；1990年的“四大二次会议”，民进党再次以决议方式通过“我国事实主权不及于中国大陆及蒙古”。
1991年8月24日至25日，民进党借“人民制宪会议”的机会，提出“台湾共和国宪法草案”，将“国号”命定为“台湾”并以“事实主权”的原则规范台湾的领土范围，明订台湾的领土变更，“应该依照当地住民自决原则，并经国会决议通过”等。28日，民进党中常会讨论通过了该“草案”。这部公开打出“台湾共和国”旗号的“宪法草案”的出笼，向世人昭示，民进党不仅要争夺台湾的统治权，而且要使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同年10月13日，该党“五大”又通过“台独”主张列入党纲修正案。11月12日，许信良就任民进党第五任党主席并发表演说，短短的几年，民进党从纲领到行动，已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台独党”。
民进党成立以来，随着国际形势和台湾岛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国民党“宪制改革”，使“台独”势力取得了结社自由，生存发展空间有所扩大，作为岛内“台独”主导力量的民进党，在“立委”选举和“省市长”、县市长等地方选举中取得了不少席位，在1996年总统选举中也得到不少选票，成为台湾政坛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制衡力量。“台独”活动也已由地下转到街头，由隐蔽走向公开，由海外转向岛内。
从台湾光复一直到本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国民党对“台独”活动采取严厉打击的政策，致使“台独”在台湾岛内几乎没有生存的空间。
那时他们的活动是地下的、隐蔽的，且都在海外活动。1986年以来，“台独”分子以“结社自由”、“言论自由”为幌子，公开拉帮结伙和参加各种选举，其活动由地下转到地上，由隐蔽走向公开。后台湾当局又对“刑法100条”和“国家安全法”等有关法规作了修改，以及李登辉对“台独”的宽容和搞“一中一台”的分裂活动，不仅为海外“台独”分子回台敞开了大门，也使“台独”势力在岛内的活动合法化。海外“台独”组织“台独联盟”、“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台湾民主运动海外组织”等乘机将主要力量转移到台湾；海外的“台独”活动已明显减少，其活动的中心主要集中在岛内。
夺取国民党政权一直是“台独”势力活动的主要目标之一。他们宣称要在本世纪结束夺取国民党政权，使国民党成为在野党。为此，民进党发表“国是建言”，提出“总体建国方略”，从“宪政改革”、“国家定位”、“两岸关系”、“六年建国”、“地方自治”、“社会福利”诸方面，系统地阐述对各项政策的主张，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夺权纲领”。在1997年底的县市长选举中，民进党夺得了12席县市长职位，不仅在总席次和得票率上首次超过了国民党，更重要的是所执政县市总人口占全部的71.59%，地方税收占83.12%，地方总预算占69.24%，成为地方政权的“第一执政党”，对国民党的执政地位构成直接威胁。
民进党吸取了1991年二届“国代”选举失败的教训，不再刻意凸显“台独”或“台湾共和国”字样，淡化“台独党”形象，于是打出“一中一台”的旗号，叫嚷“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在1992年底的二届“立委”选举中，改用“一中一台”作为诉求。民进党先后公布了《宪政体制改造政策纲领草案》、《现阶段两岸关系与对中国政策》、《民主进步党的外交政策》等10余个政策性文件，合称“公共政策白皮书”。它涉及到“宪政改革”、“大陆政策”、“国防”、“外交”、“经济发展”等12个方面，比较全面的勾勒出其未来的“施政蓝图”。在1992年的二届“立委”选举中，民进党以公共政策为主要诉求，提出“三反三要”口号，即“反军权、反特权、反金权、要减税、要（”总统“）直选、要（台湾）主权”。
民进党成立之初是反国民党政治势力的联合体，是在野政治明星及地方山头的结合体。由于各领导人政治阅历及社会、经济基础的不同，彼此在政治观念、运动路线等方面存有较大的分歧，形成形态各异的诸多山头派系。主要有党外编联会人马形成的新潮流派系。党外公政会中“美丽岛连线”人马形成的美丽岛系，还有原党外公政会的康系、前进系和超派系等。
随着台湾政治形势的发展，各派系势力不断变化，并重新分化组合，康系瓦解，分别被美丽岛系和新潮流系所收编，前进系亦并入美丽岛系。
民进党内新潮流派与美丽岛系两大派系在运动目标、斗争路线，以及国民党政权性质和台湾前途走向等方面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歧异，某些甚至严重对立，斗争异常激烈。美丽岛倾向于温和的体制内抗争，主张对政治民主化的追求优先于“台湾独立”；而新潮流派系强调对国民党统治体制的抗争和群众运动路线，主张对“台湾独立”的追求优先于政治民主化。
美丽岛系人数众多、组织涣散、各自为战，成员没有纪律约束，内聚力较差，只有在党内资源重新分配时，才体现出整体运作能力。而新潮流系人数虽少，但以理念作为结合的基础，组织严密，纪律严格，凝聚力强，近年来逐渐到达了控制党权的主导地位。美丽岛系对新潮流系掌握中央权力不满。特别对民进党上层抱持“台独”立场不放持有异议，认为民进党的“台独党”形象严重地影响了民进党得票率的提高，是该党执政的绊脚石。他们宣扬“执政优先论”，主张与在野势力和部分国民党力量结合，早日分享权力。
此外，两派在对待“李登辉情绪”、与新党“大和解”、对大陆政策等一系列问题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追求“台湾主权独立”始终是民进党为之奋斗的基本目标。其政策主张具体有：两岸关系方面：民进党自年成立之日始就带有严重的分离倾向，声称“台湾前途应由台湾全体住民共同决定”，并于1991年将“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基本纲领”列入党纲，叫嚣“独立建国、制定新宪，依据国际法原则重返国际社会”，“两岸依据国际法在国与国的关系下发展关系”等等，蜕变为地地道道的“台独党”。
在岛内外各种局势的影响下，民进党近年来对“台独党纲”进行了一些淡化处理，并于1999年5月8日提出了所谓的“台湾前途决议文”，逐步由过去叫嚣“建立新而独立的国家”转变为鼓吹“维持现状就是独立”的“事实台独”，声称“台湾是一主权独立国家，其主权领域仅及于台澎金马与附属岛屿；台湾，固然依目前宪法称为中华民国，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2000年3月上台后，陈水扁鉴于民进党实力有所增长，于2002年8月3日抛出了“台湾、中国，一边一国”的谬论，彻底暴露了“台独”真面目。台联党与建国党。
2001年8月12日，以李登辉为“精神领袖”，以延续“两国论”分裂路线为宗旨的“台湾团结联盟”（简称“台联党”）正式成立，并在2001年底“立委”选举中获得13个席次，成为“立法院”第四个政党。进入“立法院”后，为抢攻岛内“急独”票源、主导台湾政局走向、阻挠两岸关系的发展，“台联党”一再抛出各种“激进台独”主张，逐渐成为岛内“激进台独”势力的总代表。
在2001年底“立委”及县市长选举前仓促成军的“台联党”，由于缺乏根基，整体实力比较薄弱。根据岛内各种民意调查机构所做的调查显示，“台联党”自成立后，政党认同度一直维持在2-3%之间，有关政党形象的各项指标认同也一徘徊在2%-3%之间。民意调查同时也显示，“急独”选民是“台联党”的主要选票市场，“缓独”选民是次要选票市场，且大多为50岁以上的闽南籍选民；40岁以下的年轻族群以及主张急统、缓统及维持现状的选民多不支持台联党。“台联党”虽然在2001年底“立委”选举中获得7.76%的选票，但在接下来的基层选举中却成绩欠佳，如在2002年初的县市议员及乡镇市长选举中只取得7个县议员席次；在2002年底的台北、高雄市长及市议员选举中，只在大本营高雄市获得2个席次，提早出现泡沫化征兆。
“台联党”在2003年之前总共只有102位党员。但是自2003年后，该党为壮大基层实力，已开始积极招募党员，据说目前已招募到上千名党员。
“台联党”主要以“立法院”党团为工作重心，以“李登辉之友会”及围绕在李登辉身边的一些“台独”组织为基层动员力量。以维护李登辉分裂路线为使命的台联党成立后，不遗余力地推行“激进台独”路线，获得岛内外“激进台独势力”的掌声，认为其才是真正支持“台湾独立运动”的政党，“台联党”也由此取代日渐式微的“台教会”、“建国党”等“激进台独”组织，成为“激进台独势力”的总代表。
“台联党”大肆鼓吹“改国号、制定新宪”。宣称“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存于世界；台湾现状的任何变更，都必须经由台湾2300万人民透过公民投票决定；应改国号为‘台湾共和国’，制定‘台湾基本法；台湾的未来就是’一边一国‘，两岸关系应该是’两国关系”等等。“台联党”不仅在“立法院”积极推动“公投立法”，还集合岛内“台独”组织发动“台湾正名运动”大游行，要求将一切冠有“中国/China”的社团、公司等全部改名为“台湾”，将“国号”改为“台湾国”或“台湾共和国”等等。
为防堵两岸经贸、人员交流的快速发展增强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的向心力，李登辉、“台联党”极力反对松绑“戒急用忍”、反对开放两岸直接“三通”。叫嚣“鼓吹加速三通，等同鼓吹加速统一”，两岸若要就“三通”进行谈判，必须在“国与国”的基础上进行。在意识形态领域加速灌输“台独认同”。在李登辉主政的12年间，为斩断台湾民众的中华民族意识，李不断在意识形态领域向台湾民众灌输“台独意识”。
下台后，李登辉更是不遗余力地鼓吹台湾应加速培育台湾民众的“建国意识”。李登辉声称，当前台湾最大的危机在于“国家认同”出现混淆，“要摆脱一个中国的纠缠，台湾内部必须有认同台湾的国家意识”。李登辉、“台联党”还鼓吹要彻底在思想、文化上与中国划清界线，鼓动“教育部”全面扬弃过去中小学史地教材的“大中国”观点，并要求在中小学推广乡土语言教学，将闽南话列为“第二官方语言”等等。
1996年10月6日，岛内“激进台独”分子因不满民进党淡化“台独”色彩进行政党转型，而组建所谓的“建国党”。“建国党”成立后，由于其激进“台独”主张受到岛内绝大多数民众的强烈反对，该党成立后并没有取得预期的发展，不仅在接下来的1997年县市长、1998乡镇市长选举中以惨败告终，在1998年底的“立委”选举中仅取得1个席次，获得1.44%的选票，快速走向泡沫化。2000年3月陈水扁上台后，该党某些成员开始回流民进党，2001年8月台联党成立后，该党在岛内的“激进台独”地位更为台联党所取代，完全泡沫化，其政党认同度一直只有0.2%左右。
“建国党”在成立前就将自己定位为“革命型政党”，采取“以党领政”的决策模式。主张实现所谓“台独建国”是“建国党”的核心理念，该党成立以来，便大肆宣扬“台独”思想、鼓吹“台独”谬论。主要内容为：
（一）鼓吹建立“新而独立的台湾共和国”。该党妄称“中华民国自1971年退出联合国时就已经消亡，国民党政权对台湾的统治是非法统治”，必须“建立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并以“台湾共和国的名称，取代中华民国国号”。“中华民国宪法”也是“非法”，因而主张从根本上废除“中华民国宪政架构”，制定“新宪法”。在两岸关系的定位上，“建国党”明确将其定位为“国家与国家间关系”，叫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与治权从未及于台湾，台湾主权及治权亦不及于中国，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而非中国的一省”。“台湾与中国应建立和平国际关系”，“政治、文化、经济等一切交流，必须在国对国的对等关系上进行”。
（二）鼓吹建造新的台湾文化。要“透过文化的力量，从根本寻回以台湾为主的历史、文学、艺术……等等的台湾意识！透过文化的力量，将数百年来不断被外来政权压缩、扭曲而变形的台湾，重新扶正！”该党并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主张。一是在学校的文化教育上，要以“台湾主体论”大幅修改中小学课程，要“中国历史则应退居配角，回到它本来的外国史地位”。并称在实现“独立建国”前，坚决反对承认中国大陆学历。二是重新定义并推举“台湾英雄”，将郑南榕、陈智雄等“台独”分子都列为“英雄”，将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如岳飞、文天祥等都剔除在外。三是极力鼓吹“台湾文化的主体性”，宣称“台湾文化永远只是台湾文化，它与中国文化有某些关连，却绝不属于中国文化的支流；在文化层次里，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在地理与人民与政治层面，也是如此，台湾、中国，一边一国”。鼓吹要透过认识本土历史与地理相结合，让民众在内心深处接受“台独”观念，实现“脑内台独革命”，促进台湾文化的“新生”，以坚定台湾民众“保卫台湾”的决心。
（三）推动台湾以“台湾共和国名义”加入联合国。声称，“台湾外交的困难在于台湾不是一个国家”，因此台湾应以“台湾共和国”名义申请新加入联合国，争取“国际地位”，并称这是为了“表明我国的申请加入和旧中国的国共纠葛无关，也不是向中国的挑战，只是要国际社会接受四十几年来事实独立的台湾而已”。该党还常常宣称只有台湾宣布“独立”才能取得国际社会的支持，以欺骗岛内民众。
其它需要注意的党派还有台湾劳动党和绿党。台湾劳动党是相信共产主义重视“劳动者人权”的政党，主席吴荣元在戒严期间曾因创建共产党而被逮捕。绿党是全球性环境保护主义政党。
李、马关系从量变转为质变
1998年，台北市“市长”选举。民进党的候选人是陈水扁。陈水扁，1950年1月出生，台南县官田乡人，据称为台南客家后人，祖籍是福建诏安县。
昵称阿扁，后来台湾媒体习惯称呼其政府为“扁政府”。
陈水扁出生于台南县官田乡的一个佃农家庭，家境清贫，出生后家人甚至担心无法养活这个孩子，所以一直到1951年2月18日才正式申报户口。陈水扁自幼勤奋好学，全家举债供其读书，再加上他的成绩优异，获得农渔会奖学金而得以完成学业。1969年于台南一中毕业后考入台湾大学商学系，但后逐渐对法律产生兴趣，于一年之后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台湾大学法律系。1973年，就读于大学三年级的陈水扁再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律师资格，之后荣获韩国庆南大学荣誉法学博士、俄罗斯经济学院经济学荣誉博士。
1975年，陈水扁与中学同学吴淑珍结婚。次年，专攻海商法的陈水扁成为华夏海商法事务所律师。并为曾为全球最大集装箱轮船公司，也曾在华人最大远洋运输公司的长荣海运担任常驻法律顾问。
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是陈水扁踏入政坛的契机，他成为美丽岛事件被告律师团的一员，负责为主犯之一的黄信介辩护，从此开始参与党外运动。
1981年，陈水扁参选台北市市议员，并以最高票当选。1984年，陈水扁担任由台湾民主先驱郑南榕创刊、作家李敖出资的自由时代系列杂志社社长，杂志社的口号是“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
1985年，陈水扁辞去议员职务，回台南代表党外人士竞选台南县县长，但是落选。在谢票行程中，陈水扁夫人吴淑珍被铁牛车撞伤，导致下半身瘫痪。1986年，陈水扁因蓬莱岛杂志事件被国民党立法委员冯沪祥控告诽谤，入狱8个月。同年，吴淑珍当选立法委员，陈水扁次年出狱后继续律师工作并担任吴淑珍的国会助理。1987年民进党成立后，加人民进党并当选为中常委。1989年，陈水扁当选增额立法委员，成为民进党党团干事长。1992年，陈水扁连任立委成功。
陈水扁在担任立法委员、参加立法院国防委员会期间，主持编撰了《国防组织法》草案，并揭露多起国防军购弊案，其中包括备受关注的拉法叶军购案。1993年7月，陈水扁被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评选为台湾国会风云人物。
1994年，“台北市长”首次直选。陈水扁在党内首先击败对手谢长廷，获得民进党提名为台北市长候选人。由于当时国民党刚刚分裂，新组成的新党推举呼声较高的赵少康参选，但是国民党依然派出自己的候选人黄大洲，导致亲国民党系（即后来所谓的“泛蓝联盟”）选民选票分散，使得陈水扁能够当选“市长”。“市长”选举期间，许多有关国民党主席李登辉暗助陈水扁的传言也时有耳闻。
陈水扁“市长”任内的表现极差，许多人认为陈水扁只会做表面功夫。
例如陈水扁经常自夸的如兴建捷运与诸多北市交通设施的“功劳”，实际上都是在黄大洲甚至更早的国民党籍“市长”便开始规划，而陈水扁只是刚好在任内坐收前人之成果，且其任内之“政绩”多属表面功夫，少有长远之计划。1998年，陈水扁寻求市长连任，但是遭到来自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的强劲挑战，最后以微弱的票数落选。许多人认为，陈水扁对这次的落选至今耿耿于怀。
陈水扁其人，行政上没什么能力，抓经济更是一塌糊涂。不过，他有自己的特点，因为他是当律师出身，很善于钻字眼，抓重点和弱点，煽动民心，他知道什么最能引起民众的兴趣，哪些问题是选民最感兴趣的话题，又懂得将这些话题无限扩大的方法。他不在乎方法，只注重效果，凡是能够达到效果的方法，绝对可以不择手段，至于事情过去，人们知道真相时感到后悔或者认为上当，那他是不在乎的，只要效果达到了，他就认为是大功告成。
正因为这种特点，在选战中，陈水扁显得异常出众，而攻击点，又选得非常准确，往往让他的对手疲于应付。
国民党选出来的人如果在这方面不能压住他，肯定没法打。此外，选出来的这个人，形象上还必须年轻、清廉、有良好的政绩，而且要有必胜的把握。将这所有一切综合起来考虑，国民党内部，并非完全找不出人，但相对有把握一举获胜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宋楚瑜，一个是马英九。
宋楚瑜是学政治出身，对付陈水扁这种诉棍型的人，可能会有点弱势。
但他伶牙俐齿，反应敏捷，斗志旺盛，而且极具煽动力，真的斗起来，大概也不会输给陈水扁。至于形象方面，他在“台湾省长”任上，政声非常之高，有目共睹。他当选“台湾省长”的票数，连李登辉都大吃一惊，可见他取得了多少民心。
其次便是马英九了。马英九和陈水扁一样，也是学法律出身，而且学历上比陈水扁高出一大截，口才比陈水扁也好很多，给人的感觉是，虽然年轻，却极其持重，办事很有章法，总是胸有成竹。至于形象方面，他在“法务部长”任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民众是一片叫好之声。个人又洁身自好，非常爱惜自己的羽毛，陈水扁即使想攻击，也找不到什么攻击点。
其实马英九任蒋经国秘书时，论敬不如钱复，蒋对钱的建议虽非言听计从，但会认真考虑；论亲不如宋楚瑜，宋可直赴七海官邸，蒋视宋如家人。
相对于马英九扮演角色，则是单纯的“技术官僚”，非有必要马英九很少提供决策建言。蒋经国与马英九之间的另类接触，引人好奇。尤其在1984年6月蒋突然指定马英九出任国民党副秘书长负责推动“政党外交”，引发政坛地震。因为在国民党“排班论辈”资历中，马英九以35岁之龄跃居大位超越钱复、宋楚瑜等人，的确是极不寻常的人事调整，直到多年后，身为当事人的马英九仍不知蒋经国用意何在。
马英九与蒋经国关系，随着蒋去世，画下不甚完美的休止符。接着李登辉登场，李、马英九关系则量变转为质变。此因马英九从未投靠李登辉阵营，也未参与反李斗争；兼以马英九“不沾锅”的从政性格，李登辉自始至终均无收编马英九念头，使双方关系互动变得异常微妙。如马英九由国民党副秘书长转任研考会主委过程中，起因于前研考会主委魏镛，因故得罪李登辉；而李登辉为插手国民党业务，将马英九转调研考会主委；由此可以看出李、马英九关系的亲疏远近。
李、马英九关系不仅于此，在政府当局成立陆委会，原先规划首任陆委会人选是马英九，然而李登辉却指派黄昆辉出任陆委会主委，马英九则调任常务副主委兼发言人。而后李登辉为筹划“宪改”指定施启扬、马英九等人负责规划，当施、马英九提出“委任直选制”时，李登辉完全推翻前议，改以“公民直选”“总统”，使马英九从政人格遭到质疑。
从两岸政策到“宪改”，马英九负责规划业务均与李登辉思维有所抵触，两人矛盾加剧，此时若非马英九昔日长官李焕、郝柏村、连战等人力挺，按国民党官场文化，马英九绝对干不下去。果然在马英九接任“法务部长”，因查贿问题造成地方型政治人物纷纷向李登辉反映“再查下去恐有动摇政权之虞”，使李登辉不再容忍马英九。而马英九辞官归故里已是时间迟早问题。果然马英九因治安败坏、黑金横行问题发表“不知为何而战”的声明，辞卸政府公职返回政大教书。
在当时的国民党中生代中，政声最好的，原本是连战、宋楚瑜和马英九。这三个人中，连战当过“外交部长”、“台湾省长”、“行政院长”，当时又是“副总统”，在担任了如此之多的职务之后，人们对他的行政能力，实际已经开始失望——当然，这种失望，与李登辉搞乱“行政院”大有关系，马英九一度辞去“法务部长”一职到政治大学做教授，就是对李登辉的抗议。而宋楚瑜却成了一匹黑马，在“台湾省长”任上所取得的成功众所瞩目。马英九在“法务部长”任上同样获得了巨大成功。这两个人的存在，对李登辉形成了威胁，他自然要想方设法，将这两个人整下去。
他整宋楚瑜是一道“冻省”命令，便从此断送了宋楚瑜在台湾政坛再进一步的可能。宋楚瑜知道即将“冻省”的消息后，反应非常激烈，他迅速向李登辉递交了一封辞职信。可是，李登辉拒绝批准他辞职，他便以“请辞待命”的方式完成余下的两年任期。
既然宋楚瑜不可能再当下一任“省长”，由他来竞选台北“市长”拼陈水扁，自然就是最佳人选。然而，宋楚瑜有自己的打算，他想直接参选下一届“总统”，所以，不肯接受这个任务。
在宋楚瑜不肯受命的情况下，国民党内部，便只有一个选择，即让马英九站出来。其实马英九从政性格承袭于老国民党文化，他不喜欢拉帮结派，好处是不沾锅不犯错，坏处是没人愿意跟他打天下；以此从政性格与马英九的秉性，似有几分相似。如马英九在仕途上始终与财色划清界线。他处理财色问题非常小心，几乎不收“大礼”，与记者朋友相聚只要有女性在场，马不会单身独处。非但是马的个性如此，马英九夫人周美青亦然，朋友聚会她从不参加话题对答，除倾听朋友高论外，还会拿出书本阅读直到散会。以马氏夫妇性格与其父马鹤凌好交朋友、爱说话的个性相比，显然是他以父为戒，谨言慎行，于此马英九纵然名满天下，相交无几人乃是他从政性格的反射。
1996年，马英九被迫离开“法务部”，只在“内阁”中出任位高权虚的“政务委员”。当时，台湾各大报刊都在显着位置刊登了马英九挥泪离职的照片，不少国民党员甚至民进党人都替他鸣不平。民进党“立委”叶菊兰（后任“交通部长”）公开在“立法院”向马英九表示：“从政多年来，我从未公开赞美一个国民党员，但今天是例外，我要公开赞美你！”
面对政局的混乱，马英九深感失望。1997年5月，他发表了酝酿已久的“不知为何而战”的辞职声明，宣布辞去一切公职返回政大教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