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籍在湖南的几种说法
1998年，马英九竞选连任台北“市长”的时候，曾遭到来自李登辉和陈水扁的狙击——李登辉直言不讳地说，马英九是外省人，怕做错事，作风保守，远离人群。陈水扁更是直接说马英九是“香港脚走香港路”，以煽动台湾的族群对立。
在台湾政坛，有本省族和外省族之分。由于本地人占绝大多数，约80%，外省人仅占少部分，因此每一次选战，族群问题，都会被拿出来大做文章。民进党极力把马英九边缘化，让他成为外省族群的代表。在许多次选举过程中，陈水扁都以此作为攻击马英九的武器，说他是“香港脚走香港路”。
陈水扁阴险毒辣，企图利用血统论，提醒那些台湾本土民众注意，马英九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而是出生在香港，是地地道道的外省人，因此马英九不会真正为台湾人着想。陈水扁为达到分裂祖国的险恶目的，故意割裂海峡两岸的历史，拒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否认台湾和大陆千丝万缕的联系，用心极为险恶。
关于马英九在香港出生，马英九本人并不否认这一点，所以，面对陈水扁“香港脚走香港路”的攻击，马英九进行了巧妙的还击。有关马英九的这次还击，源自凤凰卫视著名女主持人吴小莉对马英九的采访。2004年12月30日下午4时，在台北“市长”办公室，马英九接受了吴小莉的采访，在这个长篇采访的旁白中，吴小莉提到马英九是“大陆制造、香港出土、台湾加工”。同时还提到，马英九的祖籍是湖南省衡山县。
所谓“大陆制造、香港出土、台湾加工”一说，是指马英九的母亲秦厚修怀上这个儿子时，人在中国大陆，但马英九却在香港出生，迁移到台湾后长大。这话说得一点都不错。
有关马英九的祖籍，吴小莉提到是湖南衡山县。在国内和海外备媒体对马英九的介绍中，其籍贯也大都为湖南省衡山县。然而，如果翻查马英九的资料，便会发现，有关马英九的祖籍，存在几种不同的说法。基本一致的说法是，肯定马英九是湖南人，至于具体湖南哪里，又有三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是上面吴小莉提到的湖南衡山，一说是湖南湘潭，另还有一说，是湖南衡东。
如此之多的说法，真的把人给搞糊涂了。那么，马英九的真正祖籍到底是哪里？有关祖籍，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有几句描述，目的是为了让子孙后代不忘祖不忘根。马英九年纪很小的时候，便开始牢记父亲的这几句描述：
“自门前的湘江边，湘水涟漪，碧波荡漾，下望朱亭，上望石湾，空间辽阔。我家在这湘江岸畔，就像一只匍匐的大鹏，展翅欲飞。”这是马鹤凌所描述的祖籍地外景，而且是他本人的出生地，自然不应该错了。
马老先生所描述的这个如大鹏展翅欲飞之地，正在湖南湘潭，就在湘江边上。据马英九的嫡亲表兄、湘潭原政协主席刘肇礼先生介绍，马英九的准确祖籍，是现在的湖南湘潭县白石铺乡马家堰寺门前村。湖南话中，寺和自同一个发音，马老先生或许误以为寺便是自，所以，他的描述中才会有“自门前”一说。
在湘潭易俗河镇马英九的表哥刘肇礼家中，有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亲笔书写的个人简历说明。马鹤凌在说明中称，自己出生在湘潭县天马乡寺门前，即现湘潭县白石铺乡马家堰潭口村寺门前。上世纪三十年代，马鹤凌在南岳衡山脚下的岳云中学就读6年，在与亲朋好友通信以及相关学籍等资料上，马鹤凌均落款“衡山”，可能籍贯由此被媒体误传。刘肇礼说，马鹤凌先生在与其通信以及诗作中，均称自己是湘潭县马家堰人。而且，马家的祖坟在他的照看下，仍保留完好。马家堰东临湘江，至今还有一块记录着曾为望族的马家义渡两岸民众事迹的石碑。
刘肇礼先生是马英九的嫡亲表哥，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是他的亲舅舅。刘肇礼先生说：“舅舅有着很浓的家乡情结，从他的书法作品中就能够体味出来。”刘肇礼先生特意介绍了舅舅马鹤凌的一首七言律诗：“割别家乡四十年，乍看录影七情煎。独儿卓立谁呵护，节妇余生谁爱怜。庐墨已为衰草蚀，江乡抒共生槐眠。临安末许歌归去，老泪纵横感万千。”他解释说，当年他给马鹤凌寄去一本全家人在湘潭生活的录像带，马鹤凌看后百感交集，并写下了这首诗。
“外界的资料都说马英九是湖南衡阳人，其实这是一个笔误，有必要澄清一下。”刘肇礼透露了马英九不为人知的家史。原来马家的旧址就在湘潭县白石乡寺门前，这里正是著名国画大师齐白石的故乡。马英九的爷爷开了家规模比较大的“寺门前锅厂”，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民族资本家。“当年舅舅在衡东云麓中学读了6年中学，毕业以后他在档案中填写了‘湖南衡东’的字样，因此后来被误认为他的籍贯就是湖南衡阳。”
目前马家堰乡寺门前通往湘江的码头渡口，两只石狮子依稀能分辨眉目，三百块近百年前的大石碑铭刻着包括很多马姓人氏在内的马家堰人当初捐资兴建码头的功德。其中自然包括马英九的祖父马立安。来到码头南面不到一百米远的一片荒草地，拨开周围的乱草丛，一段残墙赫然出现。这就是马英九之父马鹤凌家昔日的院墙。当年，马英九的爷爷马立安在这里不仅经营铸铁锅厂，还拥有米厂和南货杂品店。此外，殷实的马家当年置地近四百亩，是当地一个最受人尊敬的乡绅家庭。刘肇礼先生解释说：“按照《扶风马氏五修族谱》的记载，马氏祖屋当称‘扶风堂’，早年供奉着‘扶风马氏祖先神位’。”
邻近的双阳村太王山上，安葬着马英九祖父马立安的坟墓。他的墓建于1928年，由汉白玉石碑、花岗岩石柱和糯米混合“三合土”打造的墓园基本完好如初。这座坟墓足以显示出马家的显赫。当年，马鹤凌在著名教育家何炳麟（迥程先生）于1909年创办的南岳衡山脚下的岳云中学度过了他最幸福的少年时期，并且在那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这所学校曾经培养出丁玲、贺绿汀及毛泽东的第一位夫人杨开慧等名人。
衡山的原岳云中学校长、现年八十一岁余为骐老先生谈起马鹤凌在岳云中学的情况，犹显激动地说：“在当时体育主任杨一南老师的培养下，马鹤凌成为一名国家级运动健将。他（指马鹤凌）在初中二年级就夺得湖南省运动会万米冠军。其后从政，还在湖南省运动会中夺得四百米、八百米、一千五百米和一万米四个冠军；全国运动会再次拿到‘全能大满贯’后，蒋介石亲书‘胜利第一’给他做奖品。”
刘肇礼先生说：“后来，马鹤凌把国学、体育精神都灌输到了马英九身上。儿时的马英九，天天随父晨跑，这个传统保留至今。因此，马英九的身体非常棒。”
真正祖籍在江西永新县
其实，海内外各大媒体，包括马鹤凌先生和刘肇礼先生都没有把马家的真正祖籍说准。当然这与当时战乱频繁、人民流离失所、四处迁居有关。
马英九的真正祖籍在江西省永新县象形乡的马家村。最近，江西安福发现修于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永新溪冈马氏重修宦谱》，确定江西永新县系马英九先生真正的祖籍故里。
这事还得从远古说起。相传古代的帝颛顼有个孙女叫女修，因食燕子蛋而怀孕生子大业。大业之子伯益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帝舜赐他姓赢。伯益之子大廉，传至季胜有个曾孙叫造父，是周穆王的驾车大夫，因平定徐偃王之乱有功，被封在赵城（今山西洪洞县北赵城），称为赵氏。后建立赵国。
战国时赵王有子叫赵奢，以善于用兵着称。赵奢于公元前270年率军在秦、赵瘀氏之战中大败秦军，赵惠文王因此把马服一地分封给赵奢，并赐其号为“马服君”，与廉颇、蔺相如职位相等。赵奢的子孙后代便以“马服”为姓，后又改为单姓“马”。此后，马家后代又在西汉武帝时期从马服迁到了当时的陕西右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定居下来。《姓谱》一书中记载说，“马”姓的发源地是陕西扶风。
历史上的马姓，分布极广，人数众多。著名人物有东汉马融、三国蜀马谡、马超、元马致远、近代马建忠等。马姓的主要来源是马服君。马姓还有许多其它来源，如：东汉大司徒马宫本为马矢氏，后改为马氏；金人马庆祥原为西域人，名习礼吉恩，人居临洮后，改姓马氏；元人月乃和因祖先为金马步指挥史，改姓马等等。
赵奢之子牧，亦为赵将，居住在邯郸。公元前100年，秦国灭赵国，将牧之子迁徙至陕西咸阳。马兴后人马何罗徙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从此，扶风茂陵成为马氏的发展繁衍中心。两汉至南北朝时期，马氏除在扶风茂陵成为望族外，还分布于今河南、河北、山东、湖南、湖北、四川、甘肃、江苏、浙江等省的一些地方。
据《永新溪冈马氏重修宦谱》记载：江西省永新县象形乡有个马家村，村前有一条小溪，故又称为溪冈，居民亦称溪冈马氏，誉称“螺水无双族，禾川第一家”。溪冈马氏源出于陕西扶风，既马服的后人。南唐末年，有马十九郎者，从扶风流寓江西南昌黄金巷。十一传后，出了个马子仪，号浣溪，此人“具经世之才，爱游览名山大川”。时值宋末元初大乱，马子仪遂于游历之地永新县城北50里的西山“筑屋以居，买田以膳”，成为永新西山马氏始祖。
西山马氏传至5世，“子孙益盛，资产益增”，因地狭人繁，西山马氏子孙又分徙于县内的象形乡溪冈等地。现西山没有马氏居民。
元末明初，又是天下纷乱之时，永新溪冈马成中，毅然投笔从戎，离开江西永新溪冈家乡，在湖南安仁县参加了朱元璋的军队，与陈友谅所部激战，后又参加平息湖南武岗动乱，立下了战功，57岁时，殁于军中，葬于长沙。于是，马成中之子马光佑，从安仁县携母转居于株洲县王十万乡，后子孙发旺，族人分徙于湖南株洲、衡东、衡山、湘潭湖田各地，至今湖南这支马氏人口达6万人之多。仅湖田之裔就达3万人之众。
马英九先生属湘潭县湖田马氏转徙衡山的支裔，是江西永新马氏始迁祖马子仪的第22世孙，他的父亲马鹤凌1920年生，毕业于政大。抗战时，在重庆投笔从戎。去台后，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考纪会副主委。1988年蒋经国逝世时，由马鹤凌代表国民党政要宣读祭文。
2005年，湖南湘潭县湖田马氏，决定重修马氏族谱，经多方努力，寻访到了祖居地的江西永新马氏，并在永新迁安福的柘田马氏处找到了修于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永新溪冈马氏重修宦谱》，经与湘潭1933年所修的《湖田马氏五修族谱》核对，确定湖南湘潭湖田马氏出于江西永新县无误。
值得一提的是，马英九的前辈中有多人在民国政府中担任要职，与国民党首要人物关系密切，因此1933年的《湖田马氏五修族谱》修成后，国民党总栽蒋介石写下“化家族为国族”、胡汉民写下“世世守之”、汪兆铭写下“世德长留”、何键写下“敬宗收族”的题词。
2005年清明节，湖南湘潭湖田马氏派出代表，至江西永新祭扫始祖马子仪之墓05月10日，湖南、江西马氏代表数百人，在湖南株洲召开《溪冈湖田马氏重修族谱》会议，研究重修族谱事宜。据悉，远在台湾的马英九之父马鹤凌先生得知此事，欢喜异常，来电热烈祝贺，表达了将台、港、澳及在海外的马氏后裔人谱的希望，并请将会议情况录像光盘寄台湾一睹盛况。
由此可见，各个媒体以及马英九嫡亲表兄刘肇礼先生早年说的“马英九的祖籍地系湖南省湘潭县马家堰寺门前村”之语，并非马英九的真正祖籍地。
2005年7月18日，马英九在湖南湘潭易俗河镇百花社区的嫡亲表哥、现任湖南省政协委员、湘潭市政协常委的刘肇礼先生在得知马英九当选国民党主席的消息后，马上致电祝贺。刘肇礼先生对《大公报》记者说，当马英九听到他的祝贺后，亦显得相当激动。刘肇礼先生说，在此之前，他一直关注着国民党主席选举，一直期待表弟能够当选。刘肇礼先生说，表弟当选国民党主席后，希望他能够加强两岸、国共两党的交流。在促进两岸贸易、农业、教育、科技、卫生、文化、旅游等多方面体现他的魄力和才能，为两岸和平统一作贡献，为两岸同胞谋福祉。
刘肇礼先生同时还表示，因台湾当局的政策，马英九从来没有回过故乡。所以，希望马英九当选国民党主席后，能够像连战、宋楚瑜一样，多回祖国大陆，回家乡看看亲人，拜拜祖坟，踏上这块故乡的土地。
在台湾，其实许多政要都在大陆出生。台湾“内政部”有关数据显示。台湾约有2300万人口，其中98%是汉族。可以说台湾地区汉族人的祖籍都在大陆，他们大部分是在明末和清朝年间从大陆福建、广东地区移居到台湾的。其中近80%祖籍福建，以漳（州）、泉（州）人为最多；近20%祖籍广东，以梅（县）、潮（州）人为最多。在汉族中约有280万人是外省籍，他们或是祖父，或是父亲，或者本人就是在大陆出生的。
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祖籍在浙江奉化是众所周知。原国民党主席连战的祖籍是福建省漳州龙海市（旧称龙溪县）长洲村马崎社。1682年，17岁的连氏后裔连兴位从马崎社渡过台湾海峡赴台湾，定居台南马兵营。连战就是连兴位的第九世孙。连战的祖父和父亲出于爱国心，从台湾返回祖国大陆效力，父亲还长期在西安工作。1936年8月27日，连战在西安降生，因此连战与西安结下不解之缘。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则是1942年6月在南京出生，1949年随父宋达去台。他的祖籍是湖南省湘潭县射埠镇巨鱼村。直到现在，巨鱼村还有宋楚瑜祖上的3座坟墓，一座是曾祖父的，一座是祖父的，一座是祖母的，3座墓都保存完好，而且都立有石刻的墓碑。而宋楚瑜在巨鱼村还有一个五服之内的亲戚，那就是他的堂姑宋扬锡。老人家今年68岁，身体硬朗，她还能清楚地记得1948年宋楚瑜第一次，也是至今唯一一次回家乡的场景。老人回忆道，“当时的宋楚瑜很活泼，也很大方，显得特别聪明，还有点调皮”，而且“宋楚瑜还是一个感情很深的人，在他奶奶下葬的那天，他哭得非常伤心，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后来离开湘潭回南京时，他说过一定会回家拜祭奶奶。没想到，这一别就是57年。”老人说，当年宋达随国民党逃到台湾时，大陆只留下了她们一家，就是为了看好宋家的祖坟。
国民党中常委、“立委”蒋孝严（原名章孝严）是蒋经国与章亚若的儿子，祖籍浙江奉化，1942年出生在桂林。母亲章亚若在蒋孝严不到1岁时去世。
他随即被送往章亚若的故乡江西省南昌市，由外婆抚养。1949年，外婆带着蒋孝严移居台湾。多年来，蒋孝严一直渴望认祖归宗，2002年他提出更换身份证，称认祖归宗是出于对父母的追思和孝心，也是为了能给子女一个交待。当新身份证发下来之后，当时的“立法院长”王金平和“副院长”江丙坤还专门为他办了一个盛大的“归宗”茶会。2005年3月，他正式把名字从章孝严改为蒋孝严。4月5日，蒋孝严访问大陆，他在祭祀黄帝陵时动情地说：
“这次来是向祖先做个报告。清明节是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节日，我来尽些孝道。”4月7日，蒋孝严第一次以“蒋家后人”的身份，在浙江奉化的蒋氏故居祭祖。蒋孝严希望将自己的名字正式列入蒋家“宗谱”。蒋孝严还称自己是湖南的女婿，他岳母是湖南长沙人。
不仅许多“泛蓝”政要的根在大陆，许多“泛绿”政客祖籍也在大陆。不是在大陆出生，但祖籍在大陆的台湾高层人士更是数不胜数。经常矢口否认自己是中国人的陈水扁、吕秀莲、游锡垫等“绿营”高层及数典忘祖的李登辉的祖籍都在大陆。
陈水扁在2000年“大选”之时，就曾对客家人和诏安同乡会宣称：“我也是客家人，是诏安人，诏安二都的。”陈水扁所说的“诏安二都”就是今天的福建诏安县，而诏安太平镇星斗村就是陈水扁祖籍的发源地。当地陈氏家族的寿星、星斗村的陈水滚老人说，陈水扁是唐代“开漳圣王”，陈元光的后裔。陈元光的第22代传人陈元隆明末时曾当过江西的布政使，后觉得当官没意思，回到诏安霞葛镇隐居，死后就葬在霞葛，墓地现在还完好未损。
陈元隆的儿子分散居住在诏安的几个村庄，其中一个儿子来到星斗村，成为星斗村的开基祖，从此，陈氏家族的一支就在这里繁衍生息。200多年前，陈氏家族中有个叫陈乌的人离开星斗村到了台湾，陈水扁就是陈乌的第九代孙。
现任台湾“总统府”“秘书长”游锡堃的祖籍也在诏安县。当地游氏宗亲会理事长游文锦介绍，开基祖的第12世孙东山公渡海去台湾，在宜兰定居开垦，游锡堃即为开基祖的第20世孙，东山公的第9世孙。1990年后，台湾游氏子孙开始回祖籍地寻根谒祖，双方往来密切。游锡堃的母亲和弟弟游锡贤多次来到诏安县。而且祖祠重建时，时任宜兰县长的游锡堃不仅捐了2万元人民币，还以“台湾宜兰县长、第20代裔孙游锡堃”之名赠匾一块，上书“祖德留芳”。另赠一副对联：“东耸云霄宫墙原绮丽，升腾海峤家道更丰融”。
台湾“副总统”吕秀莲祖籍是漳州市南靖县。清朝康熙年间，南靖县田中村吕氏家族中的吕廷玉携带家眷渡海到台湾谋生，后定居桃园县，成为桃园吕氏家族的开基祖。200多年来，海峡两岸的吕氏宗亲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吕秀莲的胞兄吕传胜先生就4次带团回来。据吕氏族人披露。1990年8月29日，时任台湾“民主人同盟”理事长的吕秀莲曾经回到南靖县书洋镇田中村，面对祖先300多年前建起的宏伟建筑，面对台湾吕氏宗亲血脉的源头，吕秀莲曾感慨万分地说：“我们吕氏先祖确实了不起。”在一口古井前，吕秀莲还亲口对宗亲们说：“我要喝一口故乡的井水，这叫饮水思源。”直到1999年，身为台湾桃园县长的吕秀莲还曾经托其胞兄吕传胜给南靖县的吕氏宗亲捎去其为族谱写的题词：“吕祖万古流芳，我族日月增光。”
鲜为人知的是，被称为“台独精神领袖”的李登辉虽然口口声声强调自己是台湾本省人，出生于台湾台北县三芝乡，但据考证，他的祖籍则是在福建永定。根据李氏族谱记载，李氏的来台祖先是崇文公，李登辉是来台李氏15代兴发公的第四代孙，是崇文公的第19代孙。而至今台湾李氏与其祖籍地——福建永定楼下村李氏还有着密切联系。1991年元宵节，李登辉派侄儿李道雄率先回乡寻根谒祖，随后李登辉的堂弟李登泉、李重耀、李延耀等楼下村在台人士也纷纷回到祖籍地祭祖扫墓。可是，出于不可告人的险恶目的，“台独”政客们竟然数典忘祖，出卖祖宗和灵魂，否认自己是中国人，实在是可耻又可怜！
祖辈艰难的创业史
马英九的祖父名叫马立安，少时家境贫寒，他本人几乎没有读过书。但马立安是一个极其勤奋聪明的人，有胆有识，颇有经济头脑。平常，他除了经营家里的农活，还做点小生意，农闲时，往来于湘潭和长沙之间，行走在湘江之上，渐渐积累了一点资本。正是这种行走江湖般的阅历，使得他学会了一宗制铁生意，待稍稍有了一点钱之后，他便在家乡开了一间手工作坊，主要是帮乡里补锅。
著名歌唱家李谷一唱红过一首湖南花鼓戏《打铜锣补锅》，人们只知道那种流行的韵味，听起来十分悦耳动听，让人如醉如痴。却不知道，李谷一唱的《打铜锣补锅》恰恰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湖南一带，制锅业的繁荣。马立安正好赶上了这班快车，所以没几年，小小的补锅作坊便迅速扩大了，发展成为一间制锅厂。
在今天，这种企业属于生产日用品的小企业，不大好搞，竞争激烈，钢铁又受到外来企业的压制，而锅的生产又多样化和现代化。可在当年，锅的制造是非常单一的，也就是铸铁锅，工序虽然不复杂，可懂得这项技术并且有能力和资金生产的人却不多，马家的企业，独占鳌头，所以便很快做大，所产的锅，行销衡阳、湘潭以及长沙等地区，销路十分好，也因此财源广进，迅速富了起来。
马立安很有经营头脑，他有了钱之后，便准备将这些钱投入再生产。但自己已经有了一家具有一定规模的“铸锅厂”，不可能开第二家。他看到新兴的大米加工业很有潜力，便决定投资建造一间大米加工厂。大米加工工艺简单，投资不多，但因为地处农村，原料来源和销路均不用愁，见效却很快。
这一着走得非常之准，他的加工厂开业以后，周围的乡亲，排着队前来加工。相对而言，除了那台机器，他几乎没有太多的投入，土地房屋都是自己的，请的工人，工钱也是非常之低。因此，别看只有一台机器的大米加工厂，因为收效快，经济效益是非常之好。
马立安是当地的大能人，非常有经营头脑，眼光很准，所经营的产业都是与民生息息相关，自然不愁销路，所以财源广进，几年时间，靠着勤奋努力和刻苦经营，很快便发家致富，成了当地的首富和远近闻名的大名人。
富贵没有使马立安忘记祖辈们的贫苦，马立安虽然没有读过什么书，可毕竟是伏波将军的后代家学渊源深厚，有着极善的一面。以前，自己过着穷日子的时候，吃百家食穿万家衣，受过乡村邻里的恩，现在自己发达了，便饮水思源，知恩图报。他开始广结善缘，广施善举，修路架桥、扶贫助学……几乎把一半的家当都用在公益事业上。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还非常落后，湘潭县马家堰自然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即使当地出了一个像马立安这样的能人，可整体的贫穷落后，不会改变太多。道路不通以及教育落后，是乡村贫穷的两大原因。于是，马立安便从这两大方面着手，一方面拿出大笔的钱为乡亲们架桥修路，同时，又拿出很多的钱扶贫助学。寺门前的渡口，便是马立安当年捐资所建，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在使用。
正因为如此，马立安便有了一个马大善人的名声。当然，名声对于马立安并不那么重要，更为重要的，他是想以善立家。所以，他特别制定了一个家训，共十四个字，构成一副对联：“黄金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
这副对联写得非常好，大俗又大雅，而且颇有禅意。马家事后便将这副对联作为传家宝代代相传，从马立安传到马鹤凌，又传到马英九。马英九不仅将其传给了自己的女儿，还悬挂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在马英九台北的办公室里，无论什么人走进去，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副对联，异常醒目，似乎是时刻在提醒马英九要以善为本，以书为根。不仅如此，马英九还将这副对联制成书签。书签的正面，是马英九的照片，背面，是由美国华裔学者傅申先生题写的马家这则祖训。
在刘肇礼先生家中，也有一张印有马英九相片的个人书签，上面题写着这行由美国华裔学者傅申先生题写的警句。刘肇礼先生称，这幅“黄金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的警句，是马氏家训和传家宝，50多年来，马英九一直将它作为座右铭，时刻谨记，还特意制成书签时刻提醒自己。1990年，刘肇礼到台北探亲时，在马英九的办公室里看到这句家训被制成匾额高高悬挂，家族的祖训和父亲的教育让马英九一直时刻保持着修身扬善的美德，并以此激励自己。
不知是不是由于幼年生活太清苦成年又太操劳的缘故，马立安竟在英年时撒手尘寰，留下孤儿寡母。这时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才刚刚年满八岁。
马英九的祖母带着一大群儿女，苦苦支撑着这个家。马立安虽然辞世，毕竟留下了一份很大的产业，制锅厂和大米加工厂，仍然能够正常运转，收入也还不错。
不巧的是，当时时局不稳，战乱频繁，到处兵荒马乱。1911年的武昌起义，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武昌起义的枪声，立即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回响，仅仅50余天的时间，先后有湖南、陕西、山西、云南、江西、上海、贵州、浙江、江苏、广西、安徽、福建、广东和四川等14个省区，宣布独立，使清王朝的统治陷入了灭顶之灾。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然而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才三个月，就不得不把总统职位让给窃国大盗袁世凯。
随后便出现了袁世凯称帝、黎元洪上台、段祺瑞执政、冯国璋继任、徐世昌接位、张勋复辟等一系列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国从此进入了四分五裂的军阀混战时代。
军阀混战使中国战乱不休，民不聊生，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个时期可说是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动荡不安和黑暗残暴，和历史上三国、五代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各派军阀都占据一块地盘，独立为王。军阀间的争夺和混战，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混战之处，百姓生命财产受到无情的摧残和掠夺，军阀们公开烧杀抢劫，无恶不作。在湖南平江，军阀曾下令血洗县城，宣布三日不封刀，烧杀、奸淫、抢劫，为所欲为，全城一空，百姓背井离乡，死尸载道。
1926年7月，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发动北伐。与占据在湖北、河南和湖南北部一带的吴佩孚；占据福建、浙江、江苏、安徽和江西一带的孙传芳作战，北伐军打垮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湘、鄂、赣、闽四省光复，并继续向豫、皖、苏、浙进军。
1928年2月，蒋介石又指挥第一集团军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的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对奉军作战，战胜了奉系军阀张作霖，结束了北洋军阀的统治。随后蒋介石以“裁军建设”相号召，力图“编遣”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的军队，激起冯、阎、李等强烈不满，遂至兵戎相见，相继爆发了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阎冯战争。马家和其他老百姓一样，从此陷入了困境和灾难之中。
马家迁移衡东及台湾
湖南这个地方，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极其特别的地方。清代的湘军名震一时，确实是出了不少不怕死的硬汉。到了民国，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有一大批武将出自这个地方，除此之外，湖南还出了一大批土匪。
有了这样一个背景，孤儿寡母的马家，还能有好日子过么？马立安在世时，结交了一些头面人物，虽然也有些土匪上门索要，他毕竟还能对付过去。现在，马立安不在了，那些以前的所谓官场朋友，也都翻脸不认人，暗中联络土匪，来马家巧取豪夺。马英九的母亲见势不妙，意识到如果再这样下去，别说是保住丈夫留下的这份家业，就是保住马家的根，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无可奈何，她只得痛下决心，结束了家族的生意，拖儿带女离开了湘潭马家堰，来到了数百里之外的衡东落户。马家在衡东住了很多年，尤其是马鹤凌，几乎整个少年时代，都是在衡东度过的。所以，有马英九祖籍湖南衡东一说。
六年后，刘肇礼的母亲马元英出落得亭亭玉立，才貌出众，经人介绍，嫁到时任湖南省财政厅长的刘岳峙（刘肇礼的祖父，蒋介石爱将）家。刘岳峙当时不仅担任湖南省财政厅长一职，而且是蒋介石手下的大红人。有了这顶保护伞，马家才又从衡东搬回了湘潭继续发展事业。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后来担任了蒋介石的侍从官，大概与刘岳峙同蒋介石的交情不无关系。
台湾公布的有关马英九个人简历资料，说明马英九于民国39年（1950年）7月13日出生于香港。后来，更有人准确地说出他的出生地是位于香港九龙的广华医院。实际上，身在台湾的马英九一直都没有出生证，直到几十年后，马英九从政坛暂退，进入台湾政治大学当教授，才第一次来到香港，终于在广华医院找到了自己的出生证明，这才清楚自己的准确出生日期和地点。
马英九出生于香港，这一点勿庸置疑，问题是，他何以出生在香港而不是大陆或者台湾？有关的介绍文字，出了多个不同的版本。
版本之一：1949年，马鹤凌带着妻子秦厚修从大陆来到台湾。可是，他们的三个女儿还留在大陆。为了接女儿来台，马鹤凌只身潜回大陆。他前往大陆前，因为将怀孕的妻子留在台湾不太放心，便将其安置在香港，以便自己从大陆返回时，一家人能立即团聚。就在马鹤凌在大陆找女儿的时候，秦厚修在香港生下了马英九。直到1951年，马鹤凌带着三个女儿从大陆来港，家人团聚，然后才一起来到台湾。
版本之二：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的败局已定，马鹤凌因为在蒋介石和蒋经国身边，知道国民党下一步将经营台湾，所以，他将妻女等送到台湾，安顿之后，又重返大陆。他返回大陆，据说是为了参加西南的会战。岂知，他离开不久，秦厚修因为送朋友到香港治病，来到香港，并且在香港生下马英九。因为孩子太小，一时无法离去，兼且丈夫身在大陆，她便决定在此等丈夫回来。
版本之三：1949年，马鹤凌全家到达台湾，一段时间后，他奉命前往大陆公干。考虑到在台湾没有任何亲人，马鹤凌便将妻子安置在香港。随后，马英九在香港出生，直到1岁以后，父亲从大陆来到香港，一家人才离开香港前往台湾。
有人说，马英九的名字源于他的出生地——香港九龙。但据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说，儿子名字中的“英”字，其实并非指香港属英国殖民地。他是一个强烈的爱国主义者，他不会以儿子的名字来做这种纪念。同时，他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取名是很有讲究的，第二个字，往往是此人的辈份。湖南湘潭湖田马氏族谱所记，实际是这一支第二十代的字辈。他们所使用的分别是“上尊大人，英才继起”八个字，马鹤凌是人字辈，他的儿子，自然就是英字辈。这个英字，代表的是英才而不是英国，与香港是英国殖民地没有半点关系。马英九名字中的英字，可以说，并不是马鹤凌为儿子取的，而是祖上传下来的。
事实上，“马英九”这个名字，早在马英九出生前便已经有了。那时，马鹤凌就对妻子说，如果生的是个男孩，便叫他英九。妻子虽然也是名门闺秀，可国学方面，毕竟没有马鹤凌研究得那么深那么透，一时不明白丈夫为什么要取这个“九”字为名。他对妻子解释说，九的含义非常广，中国国学最讲究九了。孔子《论语》中有“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的话，马鹤凌极其喜欢并且引为座右铭，成为自己终身奋斗的目标。还有父亲也希望儿子的身体有“九如”的健康：“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如松柏之茂”。经过马鹤凌一番解说，妻子秦厚修也觉得这个九字用得好用得绝，所以立即同意了。
在香港，马英九仅仅生活了一年。1951年，马鹤凌结束了他在香港的工作，返回台湾。马鹤凌到台湾后，时刻没有忘记亲人和祖国大陆。在与家人阔别四十年后，马鹤凌给已年届七十的妹妹寄了一首七言绝句：“割别家乡四十年，乍看录影七情煎。独儿卓立谁呵护，节妇余生谁爱怜。庐墨已为衰草蚀，江乡抒共生槐眠。临安末许款归去，老泪纵横感万千。”寄托了对亲人的无限思念和对祖国大陆的深深眷恋。
不仅如此，马英九的骨子里还浸染着割舍不断的浓浓湘情，虽然从没回过湖南老家，但能够说一口地道的长沙话，最爱喝的白酒也是湖南特产酒鬼酒。台湾是中国白酒继大陆之外最大的消费市场，包括五粮液、贵州茅台酒等知名度颇高的白酒都先后进入了台湾市场，湖南特产酒鬼酒更是受到台湾许多政商名流的青睐。2001年6月10日，酒鬼酒董事长王锡炳、总经理宋清宏率代表团一行前住台湾考察，就曾拜会过时任台北市市长的马英九。
得知家乡朋友远道而来，马英九格外高兴，在交谈中，马英九兴致勃勃地提议：“我们莫讲国语哒，讲长沙话罗！”据当时参加会见的代表回忆，马英九的长沙话说得很地道，间或插一两句老长沙的俚话，让人倍感亲切。马英九解释说，他虽然出生成长都在台湾，但从小却是由长沙宁乡籍的外婆一手带大的，外婆不会说国语，几十年来他和外婆的交流一直是用长沙话。
马英九说，他一直很想回家乡看看，但这个愿望至今仍未实现。每每有家乡的客人来到台北，他也一定会用家乡话来交流。马英九给外界健康、清新的形象，很容易让人误会他滴酒不沾，其实不然，马英九也颇有酒量，尤其喜爱红酒。而举行家宴的时候，他有时候会拿出家乡产的酒鬼酒来喝一小杯，聊慰思乡之情。只有最受他尊敬的客人，才能喝到他珍藏的家乡产的酒鬼酒。
马英九深受父亲的影响，对大陆有着深厚感情。他的两个女儿皆以“中”字为名：大女儿马唯中，小女儿马元中。家国情怀昭然。每当马鹤凌给马英九讲起在祖国大陆的故事时，父子俩都会忍不住热泪纵横。
到达台北之后，马家住在万华一带。万华是台北的富人区。在整个日据时代，万华一带，住的都是台北本土冒出来的富人，虽然他们的财富相对于那些日本商人要少一大截，可对于整个台北的穷人来说，他们的富裕，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当时的台湾首富蔡溪，就住在这里。
因为这里是富人区，环境自然是台湾最好的。台湾的富人，是在日据时代形成的，他们也不太可能像那些统治一切的日本人一样，将商业区和居住区严格区分开来，所以，万华一带，也是商业繁荣区，居民来自五湖四海，五花八门，难免会有贫富悬殊，鱼龙混杂。
马鹤凌刚刚来到台湾，职位又不高，便可以住在这样一个区域，可见当时的蒋经国，对他是十分信任的和重用的，至少说明当时的党工，身份极其特殊，各方面待遇十分优厚。当时的经济条件，马英九谈到陈水扁时，曾经提及。他指出，自己和陈水扁相比，幼年时家庭条件稍好一些，但也不是非常宽裕那种，小时候同样属于没什么零用钱的。这其实也可以想象，即使蒋介石将大量的黄金白银运去了台湾，毕竟坐吃山空，各方面都得紧缩开支，党工的待遇虽相对一般人好，也好不到哪里。何况，马家祖孙三代，十几口人生活，日子能不艰难？正因为如此，马英九的母亲秦厚修，不得不出来工作。她的工作单位是陈诚主持的重要建设项目石门水库。
马鹤凌是一个十分爱国爱家的人，打从马英九开蒙，懂得读书时起，马鹤凌便开始教他，自己的家乡在湖南湘潭，那里有美丽的湘江。“自门前的湘江边，湘水涟漪，碧波荡漾，下望朱亭，上望石湾，空间辽阔。我家在这湘江岸畔，就像一只匍匐的大鹏，展翅欲飞。”直到今天，这段话，马英九还可以脱口而出。
对于这个儿子，父亲寄予莫大的期望。后来有人说，当英九还小的时候，马鹤凌便希望他将来能够成为“中华民国总统”，这种说法，未免太夸张。当马英九正处于幼年时，台湾是蒋氏的家天下，经过几年折冲，蒋介石已经完全控制了台湾政权，并且正暗中扶持太子蒋经国继位。这是一个极其明显的家天下父传儿承的搞法，别人或许会被蒋介石表面上的言辞蒙蔽，马鹤凌作为蒋经国麾下的一名党工，不可能不清楚。在那种形势下，如果做帝王梦，就是谋反，就是大逆不道。以马鹤凌的儒学渊源，无论如何，他都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更不可能做这样的事。
父亲对子女的严格教育
父亲马鹤凌是马英九人生的基石。在教育孩子方面，马鹤凌是极其严格的，虽然马英九是独子，可父亲对他的严厉，远远超过了对几个女儿。马英九说：“父亲就像是理论家，母亲就像是实践家。”虽然在母亲的支持和爱护下成长，每天还督促他读古文、念唐诗，但是严厉的父亲对他的影响更为深远。
马鹤凌一路指点着独子的仕途，但两人个性相差太多，经常意见相左。
例如马英九第一次竞选市长前，原本已经说过一百多次不会参选，未料父亲却禁不住媒体的纠缠，透露出将会说服儿子投入选战，从此大众有了成见，觉得马英九只是个听话的儿子，自己根本决定不了大事。后来马英九的表现可圈可点，也逐渐有了自己抉择上的坚持，不过到了2005年竞逐国民党主席，父亲再度在镜头前和儿子唱反调，媒体一阵惊愕，但也都体谅马英九的处境。好在马英九顺利当选主席后，父亲也同感欣慰。
小时候学校教育恶补成风，不补习仿佛就跟不上时代，刚好马鹤凌的中学同学开了一家补习班，表示愿意让马家小孩免费补习，没想到马鹤凌毫不留情地说：“你不要害我的小孩！”父亲不拘泥于世俗的勇气，一直深印在马英九的脑海里。
马英九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毕业生。这所学校的前身是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校长由蒋介石亲自兼任。还未毕业的马鹤凌，在新婚时就响应蒋介石“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成为“青年军”的一员。马鹤凌不是为功利而追随国民党，而是终身信奉三民主义的理想而成为一名称职党工。抗战胜利后，他曾本着“民生主义”理念，回到老家，召集家中佃农，把积欠的帐目全部烧毁。1949年，他在已经携家人逃到台湾后，竟然又只身返回大陆，劝说宋希濂率领他的12万部队到缅越边境去打游击。
正是因为基于理想行事，马鹤凌才会在官场玩不转，大多数时候都停在副职的位置上。他在担任国民党知青党部书记长，做青年工作的时候，曾经在校园举办“国会”改革探讨会，请资深“国代”、“立委”与学生对话，在学生中赢得好感，却在三个月内被撤换，成为“百日维新”。在赋闲后的低落情绪中，儿子却为父亲的正直所鼓舞，儿子对他说：“爸爸，你还有什么好担忧的？您的做法，让我在学校里做人，抬得起头来！”
马鹤凌的父亲幼孤失学，做学徒出身，经商致富后深感失学之痛，就捐出善款助学，以“黄金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作为家训，劝子孙后代要读书为善。马鹤凌在马英九7岁时将家训告知马英九。1987年马英九出版的第一本博士论文上，首页即标着这句家训，可见儿子牢记之深，令父亲马鹤凌十分感动。在马英九的少年时代，马鹤凌还以曾国藩的“唯天下之至诚，胜天下之至伪；唯天下之至拙，胜天下之至巧”送给儿子为座右铭，马英九一直将这段话牢记在心中，并时刻警醒自己要身体力行。由马鹤凌对国学钻研之深可以看出，他本人对于“书为宝”的祖训，是贯彻得非常深入的。
他以对自己的要求严格约束儿子，并且取得了成功。
除了这条祖训之外，他还从国学精髓中找出了另一些准则，要求儿子做到：有原则不乱，有计划不忙，有预算不穷。
这位老父亲可真是教子的典范，仅仅这三个“不字”，完全说透了做人的根本。任何人，之所以当断不断，左右摇摆，根本症结，便在没有目标没有原则没有信念。相反，一个人如果有自己明确的信念，便可以始终如一，便可以明辨是非，立场坚定。仅仅有了原则和信念显然还不够，还得有自己明确的人生计划，如果没有计划，并且不脚踏实地去执行这一计划，那么，即使有原则，也可能只成为一个空谈家。所以，一个人在确定了人生原则之后，第二要点，便是确定人生的计划。
人生的计划应该怎样确定？马鹤凌又为儿子解决了这一难题，他说：
“此生理想，近期计划，今日功课。”原来一切都是那么具体，人生的计划，原是分为三大部分的，第一部分，是要确定一个人这一生的理想。这一点，似乎绝大多数人都曾做过，有人想当科学家，有人想当医生，甚至有人想当总理、总统。至于未来是否实现，那是另一回事。大概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不曾实现少年时的人生理想吧。针对这一症结，马鹤凌为儿子开出了药方：近期计划。此生的理想，是由一个又一个近期计划组成的，只要能够将这些近期计划实现，那么，每实现一个计划，便离理想近了一步。怎样实现近期计划？说起来也很简单：今日功课。在你的近期计划中，要明确每天必须完成的功课，只要你能够一步步地扎实把握今天，那么，明天肯定就能走向成功。
在这个人生三大步骤中，最为重要的一步，恐怕还是第二步，即近期计划。如果有周密的近期计划，即使你没有远期理想，那么，你也可能达成一个相对理想的目标。哪怕你是一个很有行动力的人，每天都异常努力地工作、学习，但如果没有近期计划，你的学习或者工作，也同样是盲目的。那么，怎样确定自己的近期计划？
马鹤凌又为儿子开出了一剂药：认清环境，了解自我，慎选目标，力行计划。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如果马英九果真能够实现父亲为自己确定的这几条人生准则，那么，未来无论功绩大小，他都能成就一番事业。
马鹤凌并非只是开药方，实践中，他更注重执行。在他的言传身教之下，马英九确实是在按照他所计划的方向，逐步向前迈进。
马英九生长的环境比较特殊。初中之前，他家住在万华。这里是台湾的富人区，隔壁邻居，不是政界要人，便是商界精英，家里有洋房有汽车。中国人有一个特点，富了就摆阔，不仅自己摆，儿孙也一样要摆。这些名人的子女，上的都是名校，男孩子上师大附小、大安初中以及建国高中等，这些都是台北的名校。女孩子便上台北第一女中、第二女中或者第三女中，这三所学校建校于日据时代，一女中和二女中当时只收日籍学生，而三女中，除了收部分日籍学生，再就是收读台湾名门政要的子女，所以，当时的三女中，便成为台湾名人选择儿媳的专校，哪一家选择的媳妇如若不是三女中毕业，便会自觉矮人一等，脸上无光。身在万华的孩子们，除了上这些名校之外，他们还衣着光鲜，很多人出入都可以乘汽车。与他们相比，马家在万华只能算是底层的贫民。
马鹤凌当时最为担心的是儿女们受这种习气的影响，产生攀比心理以及其它心理阴影，所以，他时刻在孩子们耳边叮嘱，一个人，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所获得的一切，那才是最值得的。如果从小便养成了不付出努力而只顾享受的习惯，那么，这样的人，将来肯定一事无成。正因为这类教育，使得马英九从小便和那些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日后，他进入政坛，获得了一个“不粘锅”的绰号，意思是说，无论是哪一帮哪一派，他都保持着足够的距离感，与各种势力不即不离地保持着接触，却又不会和他们有太深的交情。这种性格的形成，大概与幼年时，万华的那段生活经历不无关系。
几乎是从开始认字时开始，马鹤凌便培养儿子阅读的兴趣。最初所读的书，并非今天一般孩子喜爱的卡通之类，而是非常的国粹，像《论语》之类，不懂不要紧，先背会，然后由父亲为他一点一点地讲解。当然，除此之外，还会让他读一些历史。历史里有许多精彩的故事，这是马英九所喜欢的。
正因为父亲的刻意培养，马英九差不多从二年级开始，便成了小说迷。
但在三年级的时候，他的阅读开始出现了一点点偏差。这时候，正是武侠小说开始流行的时候。台湾当时的情况，和后来武侠小说流进大陆的情况差不多，一开始，这种文学门类并不为以正统自诩的文学界所接受。台湾甚至比后来大陆更甚，因为台湾更讲国粹。除了文学界，教育界对这种文学形式更是深恶痛绝，觉得这类文学，严重毒害青少年，所以，武侠小说在台湾的学校，被绝对列入禁书之列。马英九受了流行之风的影响，开始悄悄地看武侠小说。
这件事，大概是马英九一生所做的最为叛逆的事，因为要看武侠小说，他不仅要瞒着对此极为反感的父亲，也要瞒着下过禁令的学校。既违背父亲又违背学校这样的事，在马英九的整个学生时代，可算是绝无仅有。
学习广泛且屡遇名师
进入六年级后，马英九开始更多地集中精力在学业上面，他十分清楚，父亲希望他能够考上一所名校，而他也不想让父亲失望。结果，他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台北名校大安初中。
而进入名校大安初中之后的马英九，学习兴趣更加的广泛起来。和小学不同的是，中学增加了很多课程，比如英语，就是此时开始的。但马英九所学到的东西，远在课堂教学之外。
马英九很有语言天分，他在家里，和父母说的是长沙话，一旦进入了社会，便说国语，同时，他还会说闽南话。在语言方面，他的模仿能力极强，几乎是一听就懂，一学就会。国民党败逃台湾后，台北当时集中了很多外省人，他们来自中国的各个不同方言区，南腔北调，五花八门，说什么方言的都有。完全是出于兴趣，马英九常常模仿这些人说方言，时间一久，他竟然可以达到乱真的程度，能见什么人就说什么话，让听者惊叹不已。
他的高中历史老师孙静山就记得一件事，一次上课的时候，孙静山突然想起要问一件事，便用四川话问道：“你们那个大专联考，历史和地理是不是一起考？”没料到，他的话音刚落，马英九便依样学样地说了一句，不仅字正腔圆，甚至连音调也极其相似，猛一听，他还真以为是自己在说。
当时，他自然十分恼火，尤其是这件事发生在学校奉为楷模的好学生马英九身上。他原本想大发一次脾气，可是，因为马英九学得太像了，引得堂下的学生一片善意的笑声，如此一来，他倒是不好当场说什么了，只是事后将马英九叫进了自己的办公室，非常友善地批评了他几句。
马英九后来对他解释说，并非他有意学老师说话要出老师的丑，只是这位孙老师在全校老师之中太特别了，他留着很有特色的胡子，给人一种仙风道骨的感觉，讲起历史的时候，也特别带劲，谈古论今，嘻笑怒骂，自如快意，无论是他的语调，还是他的四川腔以及他的神态，都很令学生们神往。他在台上讲课，不少学生便在台下模仿他，马英九便是其中之一。这一次，是因为马英九有些忘形，才不留神说出了声。
后来，马英九的英语学得非常好，也是此时打下的基础，日后，他前往美国留学的时候，语言根本不是障碍，对这一点，他是非常得意的。也是这一个时期，马英九开始爱上了作文课。他爱上作文，主要受两个方面的影响，其一是父亲对于写文章非常重视，他的每一次作文，父亲都要亲自督导和过目。马鹤凌是一个推崇国学的人，而国学中，对于文的重视，是优于其它任何一门的。历史上绝大多数名人，都能写一笔好字，一手好文章。马老先生要将儿子培养成一个对国家对民族有用的人才，自然就特别注意这方面对他的培养。还是很小的时候，他便要求儿子，每读到一本好书，便要记下笔记，以此练笔。
另一方面的影响，则主要是来自武侠小说的影响。那段最痴迷武侠小说的时候，他除了讲，竟然还自己动手写，偶尔编排那么一个故事。四、五十年代的台湾，小小的租书店里，架子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武侠小说。从小就浸沉在古典文学中的小马哥，早在国小三、四年级的时候，就是个武侠小说迷。小马哥练功的等级，非同凡响，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梁羽生、独孤红、卧龙生、诸葛青云、云中岳、上官鼎、古龙，都是他口中喊得出名字的名家。
当然，也少不了金庸。当时，金庸的小说在台湾，还算是禁书，他那套成名作《射雕英雄传》，当时的名字是《大漠英雄传》。
马英九最喜欢的金庸小说人物是郭靖，“郭靖憨厚老实、身体强壮、武功高强、充满正义感，却又不解风情。”这是小马哥的答案。武侠小说看多了，小马哥忍不住技痒，五年级上说话课时，他到台上就讲武侠小说，老师如果没有其它安排，就会在同学们的央求下，请小马哥上台“垫档”。台上口沫横飞，台下如醉如痴。写作文时，老师竟然给他的评语是：“文笔老练，有江湖味”，真的是练功练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除了啃武侠小说，马英九也爱看漫画和世界儿童名著。在他记忆中存过文件的，包括了《牛伯伯打游击》、《诸葛四郎》、《阿三哥》、《大婶婆》、《月光假面》，还有《基度山恩仇记》、《西游记》和《金银岛》。如果说，跑步是小马哥用来锻炼体力、强健体魄的方式，那么读书就是他增长知识、锻炼智能的“心灵长跑”。小马哥身上有着浓厚的书卷气味。你总是能在他众多的面向中，找到一个非常“文艺青年”式的小马哥。
就读大安初中的小马哥，就已经是“幼狮文艺”的忠实读者。许多知名的资深作家，像是季季、洛夫和杨牧的作品，都让马英九得以一窥文学殿堂之美。当时，马英九最迷的是司马中原的《荒原》和《狂风沙》，只要一翻开书，他就觉得自己置身在那充满着神秘气息的乡野中，传奇故事如野花怒放，曲折离奇的剧情，看得人心动神驰，不能自已。马英九总是会被书里那种庞大的历史苍茫感所震撼。合上书，他仍然感觉到遥远时空中，那些乡野人物如歪胡癞儿、六指儿贵隆的呼吸。
朱西宁的《铁浆》和《狼》中，一股原始而厚实的力量，也触动了小马哥的心，对《八二三注》更是爱不释手。有一次，马英九碰见了作家朱天心，曾幽默地表示：“我和你父亲比较熟。”
除了小说，马英九竟然还是一个现代新诗的爱好者。后来，他成了名人，有一次遇到了台湾著名意象派诗人杨牧，见面的第一句话，他便对杨牧说：“我是你的读者，初中的时候，就崇拜你了。”他这话，让杨牧暗吃了一惊，当时还以为他是有意奉迎自己说的违心话。因为杨牧的诗不像一般传统的表现手法，他的诗讲究的是意象，比如《瓶中稿》，对于一般人来说，那是一种很晦涩难懂的作品。随着交谈的深入，马英九竟然一首又一首地背出来，并且就诗中的某些意象的理解，和诗人进行讨论。
此时，杨牧才相信，马英九所说初中时便喜欢他的诗，并不是一句虚言。而且，他在诗歌修养方面，也让老诗人异常惊讶。最后甚至感慨地说：
“你不当诗人，真是太可惜了。”接着又说：“当然，你如果当了诗人，那就更可惜。”意思是说，马英九确实有诗才，如果他当诗人的话，肯定会有一番成就。相反，如果他当了诗人，那么，台湾文坛多了一个马英九，台湾政坛则会因此而少一个马英九。
进了建中后，马英九的阅读书单中，开始出现了思想方面的书。当时的马英九读胡适之、殷海光、胡秋原、李敖等人的书，也看卡缪、沙特及王尚义的作品（如《从异乡人到失落的一代》），自由主义和存在主义的思维，还曾经让他着迷了一阵子。另外，马英九也涉猎了上世纪六十年代颇为风行的留学生文学，包括于梨华的《又见棕榈》，及张系国、刘大任的作品等。书本，是马英九了解世界的起点，是一枚指向智能星空的望远镜头。
要说哪一本书对当时的马英九留下了最深刻的影响，第一个跳进他脑海里的名字，就是罗家伦的《新人生观》。马英九认为，《新人生观》一书说法活泼、语言形象化，对比强烈。书中提到的：“弱是罪恶，强而不暴是美”、“侠是出于伟大的同情”，都让他感到共鸣。
最让马英九心有戚戚焉的是罗家伦的这段话：“一个现代的青年要有文明人的头脑，野蛮人的身体，和不可屈服的意志。”马英九自己的诠释是：文明人的头脑指的是格局和器宇、真诚与智能。历史的潮流急遽推移，身为一个跨世纪的青年，面临时代的风云际会，想要引领风骚，必须具备优美的品性，轩昂的器宇，加上真诚的心地、清纯的智虑，才是世纪青年的典范，才是真正的e时代。
“野蛮人的身体”指的是体力和健康。马英九不喜欢有些人喊“苍白的一代”、“失落的一代”，苍白是一种病态，失落是一种颓废，愿大家在身体上一起加入野蛮族。不可屈服的意志绝非时下的“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马英九非常佩服屈原，他为了不向昏君屈服，宁可一死以明志。心自强，志不迁，定心广志，如此何所惧。马英九认为这就是不可屈服意志的真谛。
经典古籍，是马英九的首选。除了《中庸》和《论语》，马英九也研读过清朝名臣曾国藩的著作《挺经》，学习曾国藩以退为进、以弱为强的哲学。
长大后，马英九还会和两个女儿分享阅读经验。他和大女儿马唯中都喜欢看近年走红的美国法律小说家约翰·葛里辛（John Grisham）的作品。马英九说：“JohnGrisham是一位出身美国南方的律师，他对于拉丁事务相当熟悉，所以小说中所提到的背景多半是拉丁美洲。我们两个会对小说中的情节加以讨论，但是一讨论就发现，女儿竟然读得比我快，这一点倒教我既吃惊又开心。”
马英九的阅读范围，广泛而多元，连年轻小说家王文华的《蛋白质女孩》和《61x57》，马英九也不陌生，本来这是二女儿马元中看的书，作老爸的马英九也不放过。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马英九阅读不同的书，每打开一本书，他就被带往一个知识发光的国度。
如今的年轻人，往往忽视读书。尤其是当代青少年，这主要是中国仍然未能摆脱几十年来的考试教育模式，让学生们课业负担过重，难以应付；另一个原因是网络高度发展，青年学子们的兴趣，被这个快速膨胀的网络弄得无所适从，盲目追随，反而是将读书给忽略了。其实，一个人精力最旺盛记忆力最好的时候，正是青少年时期，此时读的书，一辈子都能记牢。
马英九高中上的是台北著名的建国高中。后来，马英九回忆说：“建中的老师都非常有料。学生来听老师讲课，不是为了准备联考。如果只是准备联考，建中的学生自己回家看书就够了。”因为他高中所读的建国高中，又是台北的另一所名校，能够考上这所学校的，全都是优中选优的优秀学生，一般来说，只要能够得到这所中学的录取通知书，那就等于取得了联考的保险票。所以，建国高中的老师给学生们上课，并不完全重视考试教育，反倒更注重素质培养。这也正是他们之所以几十年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高中时，马英九又遇到一个水平相当不错的语文老师，这个老师名叫丁荣。这个丁荣老师，对于学生的作文非常重视，他教作文，和父亲马鹤凌那种教法完全不同，他十分专业，而且分得极其仔细，记叙文、论说文、说明文，各种文体，从他的口里讲出来，十分的清晰，丝毫不枯燥。有一次，他讲述论说文和说明文的异同，竟然写了满满一黑板。如果是那些水平不高的老师，如此满堂灌下来，学生早便厌烦了。可这个老师就是不同，学生们竟然听得入迷，记得仔细。
建中的老师，个个别具神采，让正在探索更大世界的少年小马哥，大开眼界。原本就喜欢写文章的小马哥，从丁荣老师这里，收获特别多。大学联考放榜时，丁老师看见小马哥的成绩单，虽然是第一志愿台大法律系，总是爱之深、责之切：“马英九，你考是考得不错，不过国文成绩还可以考得更好一点。”马英九的作文基础原本就不错，又有这方面的爱好，加上遇到这么一位好老师，自然是受益匪浅，进步神速。日后，马英九进入政界，成为蒋经国的秘书，受蒋经国之命，起草过不少文案，正是这些文案，深受蒋经国的赏识，也为他日后的政坛生涯，提供了很好的铺垫。这一切，恰恰得益于他在中学时的作文训练。
还有那位四川籍的历史老师孙静山，大家都觉得他仙风道骨，羽扇纶巾，有三国周郎之风，谈论起古今人物，特别有味道，深得马英九和同学们的爱戴。许多人听孙老师上课，不是为了联考，而是去领受历史的洗礼。就是因为他，班上好几位同学第一志愿填了历史系。
不同风格的老师，曾经在不同时期，形塑了马英九待人处事的基本观念。在马英九心里，老师的影响既深而远，并不会随着时间而褪色，只要有机会，他总会表达自己的感谢，感谢这些老师在成长路途上的教导和栽培。
马英九念大学时，喧腾一时的保钓事件，对他产生很大的影响，后来在哈佛攻读博士时，论文写的就与“钓鱼台事件”有关。当时，客座台大法律系的丘宏达教授，接受研究生协会的邀请，曾经针对保钓事件发表演讲，马英九一听就着迷。马英九虽然不是丘宏达的正式门生，但是他常常向丘教授请益。多年来，丘宏达教授一直是马英九非常景仰的师长。
“不论是经师，人师，丘老师都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马英九说，丘老师就是一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做学问的人。每次买书，一定买两套，一套放在办公室，一套放在家里，一有疑问，就可以随时查阅。因此每逢记者半夜打越洋电话来请教国际法方面的问题，丘老师总是能立刻确认资料，给一个最清楚、完整的回复。
最让小马哥感动的是丘老师的爱国精神。那分爱国心，并不是盲目的、过分感性的热血澎湃，而是对这块土地发自内心的认同。“在美国，丘老师是知名的学者，可以享受很好的生活，但是他就是不入美国籍。”马英九说，光是这点坚持，就让他觉得想掉眼泪。而且返国参加国建会，丘老师还会在名册上备注栏注明：“中华民国的后备军人”。马英九感动之余，还跟丘老师开玩笑说：“我们国军可能不需要您这种年纪的后备军人。”
马英九在纽约大学读硕士时，修了楼文菲（Andrew F。Lowenfeld）教授的航空法，他的上课方式和讲义内容，后来成为小马哥自己执教鞭时的参考对象，包括采取“Open Book，take-home”的考试方式，七十二个小时内交卷，很刺激、灵活的出题，让马英九收获良多。
其间还发生一件有趣的事。航空法这门课很难，“每一个字都看得懂，但是却搞不清楚什么意思，”马英九回忆：“那是我刚到美国念书选修的第一门课，我生平没上过那么难的课，几页书看了整整一个晚上，还是看不懂。看不懂不行，课堂上有分组读书会，实力立刻分高下。”小马哥卯起来啃书，那时还有美国同学笑他：“教授写那几页书都不要一个晚上，你读倒读了一个晚上。”马英九却不以为意。
后来楼文菲教授给了马英九一个+B的成绩，是同组里表现最好的学生。赢家才有微笑的权利。下学期再修楼文菲教授的“国际经济法”，那个笑过他的同学反而过来要求和马英九同一组。
马英九本来想请楼文菲教授担任他的博士指导教授，因为后来转赴哈佛，最后是宋恩（Louis B。Sohn）教授担任他的指导人。波兰裔的宋恩教授堪称“现代海洋法之父”，对国际公法非常熟稔，是重要的法学权威。有这样大名鼎鼎的指导教授，马英九更是不敢大意，每写完两章论文，就请宋恩教授过目。结果稿子回给他时，满是密密麻麻的修改，甚至连标点符号都改动。
马英九心里嘀咕：不过就是打字品质差一点嘛。但是宋恩教授严肃地提醒他：“马先生，如果你连小地方都不在意，人家就会觉得，你大的地方也做不好。”一句话，听得马英九当场汗流浃背。一个观念的扭转，从此养成了他严谨的做事态度。即使有一丝想偷懒的念头，宋恩教授的提醒，就会像暮鼓晨钟，在耳边响起。
从这些老师身上，马英九的体会是：要做学问，就是玩真的，完全不能打马虎眼。因此他自己到学校教书时，对学生的要求就非常严格，特别不容许剽窃、抄袭，毕竟，做学问就是要有做学问的样子。“麻辣鲜师”型的老师，马英九不排斥，但是他强调：“标新立异没问题，重点是要真正让学生学到东西。”
马家与蒋经国的渊源
马英九一生在政坛取得的成就，与蒋经国分不开，两者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因此《欧洲导报》总编张英先生称马英九是蒋经国的隔代传人。
蒋经国1910年3月18日出生于浙江奉化溪口镇。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蒋经国曾因积极投入这个运动而被学校当局以“行为越轨”的罪名开除学籍，于是赴北平人吴稚晖所办的“海外补习学校”学习俄文。蒋经国到北平才数月，又因参加反对北洋政府的示威游行，被北平警察局关押两周，获释后于同年10月由广州乘苏联轮船经海参崴转西伯利亚铁路前往莫斯科，进入莫斯科孙逸仙大学。不久，于1925年12月加入共产党。
1927年秋，蒋经国进入列宁格勒托玛卡红军军政学校学习。1931年2月被派到“狄拿马”电汽工厂做学徒，后又被下放到莫斯科附近的石可夫农村劳动，因表现较好，曾被选为村苏维埃副主席。1933年1月调到埃尔他金矿场主编《工人日报》。同年10月调到斯夫洛斯克“乌拉重型机械厂”任副厂长。1934年与铁路工人的女儿（孤儿）、乌拉厂的女工费纳结婚。
1936年，蒋经国曾在《真理报》发表谴责蒋介石的公开信。1937年3月，蒋经国携妻及一子一女回到上海。回国后。即到杭州谒见蒋介石，蒋介石给他的俄国媳妇取名“蒋方良”，给孙女取名孝章，孙儿取名孝文。1938年1月，蒋经国被任命为江西省保支处少将副处长，兼江西省政治讲习学院总队长。这个学院专为训练流亡青年而设，以后改编为江西省青年服务团。同年5月，兼任江西省新兵督练处处长。
1939年3月，蒋经国被派往江西赣州，先后任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部筹备主任。发布“禁烟、禁赌、禁娼”令，举办三民主义青年团干部训练班。12月其母被日机炸死，蒋经国泣书“以血洗血”，并勒石立碑。次年1月任赣县县长，颁布建设新赣南《三年计划纲要》，推行新政。他首先提出“除暴安良”的口号，打击地方恶霸、流氓、地痞的气焰，恢复地方秩序；强调严惩贪污，整饬吏治，提倡“公仆”精神，常常微服出访，搞一些“亲民”的小动作；厉行禁烟、禁赌、禁娼、改良社会风气。他还提出“建设新赣南”的口号，要在赣南树立一个“三民主义模范区”，“开创赣南新时代”，“建设‘五有’（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的新天地”。由于他敢于采取严厉手段对付一切与他作对的人，赣州的恶霸流氓一时有所收敛，政令基本上得以通行，从而他在赣南博得了“蒋青天”的称号。
蒋经国上任初期，对抗日战争的态度表现很积极，公开赞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赣州一度呈现开明进步的气象。曾一度有“蒋经国在赣州搞共产了”的传说。但在他父亲“庭训”指示下，蒋经国终于在1940年3月开始反共。
1940年6月以前，蒋经国还不是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这年6月，他带职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三期受训一个月，才取得党团员的资格。从此他在三青团的地位迅速上升，七月便被指定为三青团临时中央干事，八月又被指定为三青团江西支团筹备主任。他在赣州赤珠岭创办“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干部训练班”，自己当班主任。他把从苏联学来的一套群众运动的形式，与青红帮江湖义气的精神糅合起来，在生活和训练中强调“效忠团长（指蒋介石）”，“做团长耳目”，“彼此要建立兄弟般的团结”，“同心同。德，患难与共”，不分男女，都以“大哥”、“小弟”相称，造成一种“兄弟热”的气氛。这就是他大事宣传的“赤珠岭精神”。这个干部训练班共办了五期，每期一个半月，共训练干部五百多人。
这些干部后来成了蒋经国“嫡系中的嫡系”，章亚若、王升、肖昌乐等即毕业于青年干部班第一期。章亚若是江西南昌人，南昌沦陷后，1939年流落到赣州，报名参加了青干班，在这里与蒋经国相识，结下了一段不解情缘，后在桂林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即章孝慈与章孝严。
1945年春天，蒋经国跟随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宋子文赴苏联谈判，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曾受到斯大林的接见。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经国被任命为东北行辕外交特派员。此后，他一直控制“三青团”，成为国民党一个派系的首脑，是他父亲的得力助手。1946年秋，实行“党团合并”。三青团的中央干事成了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团的中央监事成了国民党的中央监察委员，蒋经国的亲信郑彦棻成了中央委员会的副秘书长。从此，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也有了自己的一派。
1949年1月，蒋介石宣告“下野”以后，蒋经国陪着父亲退居溪口，后来在成都登机飞往台湾。1965年1月任台“国防部”部长，数次出访南朝鲜、日本、泰国、美国。1970年，蒋经国的特务势力在国民党内创建几乎绝对化的领导权，“太子派”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与中常委中占有优越地位；调查局、警备总部、警务处头头，无一不是蒋经国系人马。在蒋经国担任“国防部长”时，“蒋部长”威势直冲“副总统”。
1972年蒋经国任台湾“行政院院长”。推行“革新保台”政策，颁布行政改革“十戒”，经济上推行“以出口为导向”政策，提出加速农村建设方案和投资“十大建设”项目等。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后，蒋经国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1978年3月，蒋经国当选为“中华民国第六任总统”。
1984年再度当选。1986年提出“政治革新”口号，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宣称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次年7月宣布解除“戒严令”，允许部分居民到大陆探亲，为缓和海峡两岸关系作了一定的努力。
马英九之所以能够成为蒋经国班底的后起之秀，完全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要弄清楚这一人脉关系，首先必须从他的父亲马鹤凌老先生说起。
马鹤凌老先生早年担任蒋介石的侍卫，后来又非常及时地转向了“太子党”，使得台湾权力交替的时候，他没有因为蒋经国对权力的控制而令自己失去应有的地位，反而在政坛更进了一步。但总体上说，马鹤凌在台湾政坛没什么作为，甚至可以算是可有可无的人物，他的存在，始终未曾获得蒋经国的注意，也就无法得到更快的升迁。正因为如此，马鹤凌从始至终，都未能进入蒋经国权力集团的核心圈。
蒋经国的权力圈子，其核心部分，主要是他在江西时所建立的班底。
这个班底以王升和李焕为主，他们两个，才是蒋经国的得力干将。王升是江西龙南人，是蒋经国早年在江西赣州创业时的一个亲信和干将。王升后来能有握有台湾情治机关重权的辉煌，完全与蒋经国对他的提携和支持不无关系。众所周知的蒋经国在赣南与章亚若发生婚外情后的善后处理，就是王升亲自出面，将怀上了蒋经国孩子的章亚若，由江西秘密送往桂林的。章亚若后来在桂林产下两子，以及后来如何处理章亚若的死后丧事，蒋经国都委托王升亲自去办。从这些小事情上，不难看出王升与蒋经国的关系。
李焕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湖北警官学校毕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韩国檀国大学荣誉哲学博士。1945年起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务工作，曾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1977年至1989年间先后担任台湾中视公司董事长、台湾中山大学校长、台湾教育部门负责人以及台湾行政部门负责人。连续7届当选国民党中央委员，连续4届当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1990年8月被收入前苏联出版的《世界政治名人录》。现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太平洋基金会董事长、孔孟学会理事长。李焕先生认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台独”，赞成两岸交流。作为国民党的大佬级人物，李焕先生曾经对台湾政坛产生过重要影响。当年因为反对李登辉推行的“两国论”，他被撤除了行政部门负责人的职务，还曾经受到过炸弹的威胁。
而马鹤凌，只是在李焕的手下，而且还不能算是最接近他的那一个。马鹤凌之所以在蒋经国的班子里很难有快速提升的机会，一方面，因为他并不是江西班底的成员，另一方面，可能与他曾当过蒋介石侍卫有着极大的关系，蒋经国用人，确实和别人不同，甚至和他的父亲也是完全不同。像那些曾经跟他父亲干过的人，他即使要用，也是慎重而用，他或许担心这些人一面对他效忠，另一面又将他的情况报告给父亲吧？像陈诚，实际上已经非常清楚蒋介石的用意，一定要将太子扶上马，因而，他在各方面都是不遗余力，但是，蒋经国对陈诚，始终都存有戒心。
另一方面，蒋经国用人也完全不按常理，只要是他信任和喜欢的，他可以一下子将此人拔到高位。这种超速拔擢在蒋经国身上，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因此这也造成了蒋经国之后，整个台湾因为一大批机会主义者的进入，从而出现政治方面的大混乱。
这些超常规提拔的人中，首当其冲的，便是李登辉，其次还有像宋楚瑜、连战、马英九等人，反倒是最早进入蒋经国体系中的王升和李焕，一个被蒋经国舍弃了，另一个则疑而用之。李登辉最后之所以能够将蒋经国的天给翻了，也在于蒋经国本人将自己的基础拆毁了。李登辉在进入行政体系之前，只不过是美国和台湾共同建立的一个农业联络机构农复会的普通职员。就是这样一个职位，还是因为台湾籍的名人徐庆钟送给李登辉的。李登辉当时的级别，大概也就相当于一个正科级科员，连科长都算不上。后来，蒋经国当上了“行政院长”，负责组阁的时候，徐庆钟、蒋彦士等国民党要员竭力推荐李登辉，蒋经国则破格将李登辉提拔为“行政院政务委员”。这一级，一下子跳到了部级，甚至比普通的部级还高出半级。
但另一方面，蒋经国也会重用像马鹤凌这样一些忠实于自己的老人，只不过用的方法有些不同，基本上是按部就班。然后在蒋介石去世之后，蒋经国感到这些人确实是忠实于自己而不会另外结派的情况下，才会考虑一下他们。可此时，这批人的年龄已经大了，担任重要部门的职务，已经不太现实，便往往安排一个安慰性的高职。有关介绍文章称马英九出身于国民党高官家庭，这个高官，实际上是后来才出现的，甚至当他读大学的时候，父亲都不能算是国民党的高干。
另一方面，蒋经国不用这些和父亲有密切关系的人，却又大力提拔这些人的后代。这种对老人的安慰方式，也是蒋经国独创的。像陈诚的儿子陈履安、连震东的儿子连战、宋达的儿子宋楚瑜、马鹤凌的儿子马英九等一批所谓的国民党中生代，便是这样被提拔起来的。
马英九回忆，他第一次见到蒋经国，是在进入初中时。那时，父亲调了职，离蒋经国的核心更远了一步，但行政职务上是更上了一层楼，家里的住房，也随之改变了，从万华搬到了台北长安东路一段八号。而长安东路一段十八号，则是蒋经国的官邸，两家之间，隔着十个号码，因为单双记号，实际上，中间只隔了五个号。因为蒋经国的官邸很大，所以，彼此相距比想象中的要远一些，有二百米左右。但是，马家住的是楼房，而且是四楼，蒋经国住的却是别墅，有一个很大的院子，站在马家四楼上，可以看清院子中的一些动静。
此时，马英九对于蒋经国，也只能远观，而不可能近看。他并没有真正看到蒋经国本人，只是看到他所乘的黑色大轿车经常出入。
但是马英九有件事，却让蒋家院子里的人虚惊一场。有一年过春节的时候，马英九玩鞭炮，其中有一个冲天炮，他当时也没有想太多，点着火以后，站在楼梯上，对着外面空旷处，结果，轰的一声，那只冲天炮竟然飞进了蒋经国的院子。如此一来，普通的一件事，倒成了一起政治事件，蒋家院子里的警卫大为紧张，立即就此展开一番调查。后来发现只不过是一只冲天炮，意识到可能是孩子的闹剧，一场危机才算是过去了。
马英九对蒋经国的崇拜
那时候的蒋经国，在孩子马英九的眼里，不仅是个大人物，而且是个大英雄。那是因为在当时，为了让蒋经国今后能够顺利登基，受国民党控制的台湾媒体是不遗余力地宣传蒋经国。使他的影响力迅速扩大，深人人心。蒋经国在苏联当人质时期，确实吃过不少苦，也非常脚踏实地，甚至广泛接受了平民化以及社会主义思想，并且加入了共产党。这个时期，他值得宣传的东西，是非常多的，也很能获得台湾民众的好感。回国之后，蒋介石派他去赣南，国民党于是不遗余力地宣传他治理赣南的政绩。客观上说，蒋经国治理赣南，虽然获得了“蒋青天”的好名声，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功绩，很多都是吹出来的表面文章，好看而不中用，尤其是对普通老百姓，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反倒是在那时建立了一个太子班底，以及着手抓青年工作，为以后顺利掌权奠定了基础。
后来，蒋经国受命到上海去整顿上海经济。这同样没有什么功绩和建树，当然，败不在蒋经国，而在其父亲蒋介石，因为那个经济整顿案本身就是一大问题，再加上国民党的腐败，已经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所以，蒋经国上海打虎，结局的失败，是必然的。但同一件事，却可以站在完全不同的角度宣传。蒋经国在上海打虎时，那种不畏强权。敢于太岁头上动土的精神，以及他所表现的铲除腐败的决心，便被国民党的宣传机构大书特书，大肆宣扬，年轻人对过去的真实情况不大了解，自然容易受其迷惑和蒙蔽。
此外，蒋经国初来台湾时，加强党工，有效地控制了台湾，对于台湾社会的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初来台湾时，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时期，几年前，国民党从日本人手里接过了台湾的统治权，随即将大陆那套腐败而且专制的统治带进了台湾，引起了台湾民众的极大不满。为了牢牢地控制台湾，台湾当局不得不采取高压政策以及白色恐怖，对反对人士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和血洗，造成了台湾民众尤其是本地族群同统治集团之间尖锐的对立。在消弥这种矛盾方面，蒋经国确实起到了一定缓和作用。
由于上述原因，上世纪六十年代，蒋经国在台湾的民望非常高，人们将他看成是改革派以及温和派的代表。在他的身边，也确实集中了一批台湾本土出产的精英人物。这一切，为蒋经国日后成功掌权打下了基础，同时也为后蒋经国时代留下了诸多变数。
当时的蒋经国是马英九心目中的成功者和英雄，与英雄为邻，那是一件令人激动的事。虽然马英九本人没有谈到与蒋经国为邻这件事到底给他带来了什么。但可以肯定，这确实是一股激励的力量，加上父亲不断在他耳边讲叙蒋经国的种种功绩，让他以蒋经国为榜样，马英九的心灵深处，确实有了某种认同，这为日后他的父亲建议他弃文从政而他也乐于服从，起到了潜在的推动作用。
几年后，马英九进入高三，这个学年对于马英九来说，有两件大事，一件是他在这一年加入了国民党，另一件则是他拿定了从政的决心。
马英九的家庭有了那样的背景，他能够入党，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只要他愿意，在国民党党章所规定的年龄范围内，随时都可以。而当时的现实还不仅如此。国民党退到台湾的时候，整体只有200万人，只是台湾本土籍人士的五分之一，加上这批人中，相当一部分是年龄已大的老兵，而另一些国民党大佬级人物，他们的后代中，有些留在了大陆，有些去了香港甚至是国外，使得国民党外省籍出现了断层。在这种严峻形势下，蒋介石在发展国民党员的时候，政策向外省籍人士倾斜，新发展的国民党党员，台籍人士仅占其中的30%，外省籍占70%。有了这样一些前提，马英九这种既是外省籍，又是精英分子，同时还是先进分子的青年，就不是他是否积极申请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而是国民党要努力拉他人党了。
加入国民党，是从政的一级台阶。日后，马英九在台湾政坛平步青云，许多人不是太理解。实际上，仅仅看一看台湾国民党的结构，便可一目了然。1951年，台湾国民党党员仅仅只有30万人，此后直到1974年蒋介石时代结束，平均每年发展党员3.7万人。按此推算，至马英九入党的1968年，国民党党员也就是70万左右。这些人中，大概有至少20万年龄已大，属于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那种，大概也有差不多20万并不属于精英的那种。如此一来，马英九便是30万分之一了。再因为他的父亲为蒋经国工作不遗余力，他本人既是精英又是先进分子这样一些优势，又增分不少。
进入高中之后，台湾的学校便开始分科。而当时马英九所读的班级，并不是文科班级，是偏于理工的。这也有一个历史渊源，台湾的学校，并不是像大陆那种按编号分班，也不是按科分班，而是按字分班，按序分组。每一级的班，分别编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温良恭俭让礼智诚勇谦真善美乐”，这些班，又分甲乙丙丁组。中国人讲究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理工仍然是最多学生的首选，甲组自然就偏于理工。
这种组并不是学生自己选的，而是入校时，学校根据学生的入学成绩编的，一般考分高而且理科成绩好的学生，优先进入甲组。马英九在整个高中时代，读的就是甲组。但到了高三时，如果继续在甲组读下去，联考便只能选择理工学科。马鹤凌希望儿子毕业后从政，因此，做他的工作，希望他转到丁组，主攻法政。
马英九的兴趣极其广泛，各科成绩也都非常冒尖。但受父亲以及周边环境的影响，尤其是涉猎了很多名人传记一类书籍之后，对从政开始有了浓厚兴趣，因此，便很乐意地遵从了父亲的意愿，成功转组。
1968年，马英九高中毕业，在联考中胜出，成功地被第一志愿录取，成为台湾大学法律系学生。这为他今后进入政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台湾人口少，为了防备随时可能发生的战争，军事训练抓得很紧。台湾的大学生，入学后都要参加一段时间的军事训练，目的是为了锻炼学生的意志，同时也养成一种纪律性。集训集中在一个地点，即台中县乌日乡的成功岭训练营。这次训练的时间是很短的，仪式却非常隆重，所有受训的学生，都要受到蒋经国的接见，每年，蒋经国都亲自出席这个仪式，并且向学生授枪、讲话勉励。
第一天是开训典礼，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仪式。为了这些学生将来忠于国民党的领袖，无论是蒋介石还是蒋经国，都异常重视这一活动。特别是蒋经国，他抓的是青年，自从当上“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之后，又开始全面抓军权。后来接任“国防部长”，掌握军队成了他份内的事。他也很清楚，自己的未来，在一些年轻军人的身上，所以，每一届大学生的入伍开训典礼，他是一定要参加的，而且会亲自操持那个极其重要的仪式。
这是一个盛况空前的活动，参加者不仅仅是台湾“国防部”的高官，也包括了所有受训学生的家长，这些学生毫无疑问是台湾青年中的精英分子，而他们的家长大多数也是台湾政商等界的名流，所以，这个典礼是一个名流荟萃的活动。
马英九这次参加军训，因为党国要员云集，马鹤凌自然不便去凑这个热闹，所以是由妈妈秦厚修送他去的。在集训营中，马英九的党员身份、以前在学校中一直担任学生干部的履历以及出色的外表，迅速成为他的政治资本。因为蒋经国每年要亲自为成功岭集训营的学生授旗授枪，所以，马英九被指定为受枪代表，同时被指定为献词代表。这可以说是一种莫大的荣誉，其它的代表可能有很多，但献词代表，仅仅只有一个，献词之后，还要由这名代表将誓词呈送给蒋经国。
仪式进行中，马英九等几十名受枪新生，穿着崭新的军装站成一排，接着，蒋经国走上台来，由司仪点名，点到的人，便向前走到蒋经国面前，蒋经国顺手取过一支枪，授给这名新生，新生向蒋经国敬军礼，然后蒋经国还礼。因为新生很多，所以，接受蒋经国授枪的，只能是其中的一些代表。这一仪式需要一点时间，整个授枪仪式，彼此也不可能有太多的接触，仅仅只是接过枪然后敬礼，所以，马英九虽然第一次见到了蒋经国，彼此却难以有很深的印象。尤其是蒋经国方面，对于这些学生，几乎是连名字都难以记住。
但接下来的仪式则不同，由这些受枪代表带领全体受训学生宣誓，马英九是领誓人。整个宣誓过程，蒋经国都微笑着在一旁监誓。宣誓结束，由领誓人双手恭敬地托着誓词，走到蒋经国面前，将誓词献给他。
蒋经国接过誓词之后，会热情地和献词者握手，并且说上几句鼓励的话。不仅如此，蒋经国还会记住每一年向他献词者的名字，了解其简单的经历，并且在以后安排专人关注他们的成长和学习情况。这显然是蒋经国为了培养未来人才的一种特殊方式，所有这类学生，全都由此进入了蒋经国。后备班底名单。日后，马英九受到蒋经国重用，这份良好的记录是极其重要的原因之一。
现在已经没有任何记录表明，马英九的名字被蒋经国记住是缘于这次献词。事实上，蒋经国做完这件事之后，很可能将这些名字忘记了，这些名字，只是存在于他的工作班底的名册上而已。同时，蒋经国的班底每年都要将这个名册更新，并且将名册中的优秀人员向蒋经国提供一份报告。这样的报告中，马英九的名字如果出现得多，蒋经国自然也就有了印象。
虽然没有任何资料证实马英九引起蒋经国重视的具体时间，但不可否认，这次授枪仪式对马英九未来的从政道路，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也正是从此时起，马英九成功地跨人了蒋经国班底的后备名单。
短短的军训生活很快结束了，马英九的大学时代开始了。正是马英九就读于台湾大学的时候，台湾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蒋经国当上“行政院长”之后，立即提出了一个大建设的一揽子规划，他所规划的建设项目多达十个，而且每一个都关乎国计民生。与此同时，美国和日本遵循对台湾经济扶持政策，美资和日资进入台湾，有了这种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台湾的工商业开始出现了腾飞，短短几年间，经济实力大增，也为蒋经国的十大经济建设项目提供了前提。
台湾既然要大规模发展经济，自然就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所以，蒋经国此时对于年轻学子的重视，也提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马英九在军营中的出色表现，为他进入大学一开始就处于领导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也成了他从政的一个重要台阶。
保钓运动积极分子
从事青年工作出身的蒋经国，对于学生领袖的培养是非常重视的。他亲自建立了一种体制，从年轻大学生中选择一批骨干，作为未来学生领袖的预备人选。这批学生骨干，均由一笔专项资金资助他们前往美国等地学习考察。这个活动，被称为“亚太地区学生领袖访美活动”，为期两个月。
马英九作为台大学生党部推荐的第一人，加入了这个访美团。1971年1月，为期70天的访美活动开始了，访美团走遍了美国20多个州，接触到了美国各阶层人士尤其是在美华侨组织。这次访美，对于马英九的世界观形成，可以说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当时美国华侨发起的“保钓运动”，对马英九影响巨大，并且直接影响了他日后的政坛生涯。
“保钓运动”的兴起，源于1970年8月12日美国驻日本使馆的一个声明。这个声明称，美国正考虑将琉球群岛（现日本冲绳县）交还日本，同时，他们还声称，“钓鱼列岛是琉球群岛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准备在一年之后将其与琉球一并交还日本。在此之前，日本国内就不断有人制造舆论，称钓鱼列岛是日本领土，在美国政府表态后，9月10日，日本外相爱知揆一公开声称：“尖阁群岛（日本称钓鱼列岛为尖阁群岛）属于日本，日本政府不准备同任何政府讨论其领有权问题”。
钓鱼岛位于中国东海大陆架的东部边缘，在地质结构上附属于台湾的大陆性岛屿。它位于中国台湾省东北大约92海里，距日本琉球群岛约73海里，但相隔一条深1000至2000米的海沟，该海沟成为中国和琉球群岛之间的天然分界线。钓鱼岛列岛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和3块小岛礁即大北小岛、大南小岛、飞濑岛等组成，总面积约6.344平方公里。
别小看这6.344平方公里的小岛，按照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关于“主权国家以200海里内的海域为其经济专属区”的条款，钓鱼岛的实际价值是以此岛屿为依托，半径为200海里的庞大海域以及此海域内包括海底石油、矿产、海洋渔业等海洋资源和领海、领空的交通、运输权以及未来潜在的资源等等。如果日本侵占钓鱼岛的阴谋得逞，就意味着中国东海海域将丢失74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这个数字几乎是中国与南沙群岛周边国家领土领海争执面积的总和，比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山东、山西六个省的总面积还要大，是台湾省面积的20倍。因此，丢失钓鱼岛对中国来说将是难以洗刷的耻辱和永远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
日本的眼光紧盯着的是钓鱼岛潜在的巨大经济和军事价值。夺取钓鱼岛是日本企图对我国东海海域海洋资源进行争夺的重要而关键步骤。同时，这几座岛屿的归属也直接影响着日本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迈进、甚至恢复军事大国地位的战略步伐。
就海底资源而言，钓鱼岛周围海域不仅海底石油储量巨大，可达30-70亿吨，而且其渔业资源也十分丰富，年可捕量达15万吨。有人曾经断定，钓鱼岛附近水域的石油资源使之“有可能成为第二个中东”，这种诱人的憧憬，足以令人为之冒险。
促使日本侵占钓鱼岛还有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原因。从军事上看，钓鱼列岛有着十分重要的军事价值。该列岛可以作为日再次侵略台湾的桥梁或茼进基地；也可以成为我保卫国家东海方向安全、遏制日本扩张势力南下的前哨，如果日本占领了钓鱼岛，日本军队可以在岛上设立其海空监控侦察设备以及岸基反舰及对空导弹，很容易可将台湾北部重要港口及空中航道加以封锁。如果在钓鱼岛设置雷达，可以监视方圆400公里到600公里的海域和空域，其范围可达到台湾北部、大陆沿岸的福州、温州和宁波等大片地区。我军事上的一举一动都可能被对方及时掌握。
日本占领钓鱼岛可以使其势力范围向西南方延伸，并可对台湾海峡附近海域的主要航道实行军事监控。这样，钓鱼岛海域就成了日本进入台湾海峡，南下东南亚、南太平洋必经的战略之路，也是日本赖以生存的中东石油能源补给线上最西南端的一点。如果日本在此建立军事基地或部署重型武器，则无异于在中国的家门口设下了定时炸弹。
自古以来钓鱼岛海域即为中国渔民的主要渔场和避风港。每年渔季，由中国台湾省的基隆、宜兰等地和福建省前往作业的渔船有三千多艘。渔民在赤尾屿上还建有土寮。一些渔民一年有两三个月在岛上居住。在历史上，中国关于钓鱼岛的最早记载可追溯到千年前的隋朝，那时中国的台湾和钓鱼岛邻近着另一个独立的国家叫琉球，隋炀帝曾派使臣朱宽召其归顺。到了14世纪，明太祖威震四方，琉球王乃正式进贡朝廷，成为藩邦属国。
1372年，中国人杨载首先驻足钓鱼岛。明永乐年间出版的《顺风相送》对钓鱼岛有详细记载。其间明人在台湾辖区钓鱼岛采珠集药、捕鱼开发从未间断过，这些在明嘉庆11年陈侃所著的《使琉球录》中也有清楚记载。明朝中叶，戚继光等民族英雄抗击倭寇时，就以钓鱼岛为战略防线。1654年，清康熙帝册封琉球王为尚质王，定两年进贡一次，称中国为父国，用大清年号。明清期间的多幅疆海图都清楚标明钓鱼岛为中国的一部分。
1873年日本出兵侵占我属国琉球，并入日本改为“冲绳县”。由于此时清王朝腐败无能，面对琉球王派到京城哭诉求援的使臣，只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后就不了了之，琉球从此被日本掠夺。但其间钓鱼岛始终归大清国的台湾管辖。光绪19年（1893）10月，慈禧太后还把钓鱼岛列屿赏赐给清廷内务官盛宣怀，供其采药之用。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凭《马关条约》割去台湾和澎湖列岛。
1945年日本向中、美、英、法等盟国投降，声明无条件地废除两国之间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随即废除。按照此约，台湾和它所属各个群岛包括钓鱼岛，全部回归中国。
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发表《开罗宣言》，规定“把像满洲、台湾及澎湖列岛那样的日本国从清国人手中盗取的所有地域返还给中国。”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又发布了《波茨坦公告》（8月8日苏联参加）。其中第八条强调：“《开罗宣言》之条件必须实施，而日本的主权必将仅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等所决定之诸小岛之内。”同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战后美国为实现其遏制战略，将钓鱼岛置于美国的行政管理之下。
1971年6月，美国又将钓鱼岛随同冲绳一起“归还”给日本。这一无视中国主权的行为激起全球华人的极大愤慨，从1971年元月起，首先是美国华人留学生集合2500多人，在联合国总部前举行保钓示威，迅速波及全球各地华人和台湾、香港、大陆，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全球华人“保钓运动”。这迫使美国不敢承认钓鱼岛主权归属日本，而只是说交给日本“管辖权”。
美国把钓鱼岛作为日本领土交给日本这件事，引起了美国华侨以及在美中国留学生的极大愤慨，第一次“保钓运动”，便由在美华人以及留学生发起了。当时中国大陆并没有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没有留美学生，加上大陆又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对外完全封闭的中国大陆青年学生根本不知道有“保钓运动”这样一回事。
马英九他们到达美国时，正是美国的保钓运动兴起之时，各地留学生积极参与这次运动，并且希望将这一运动扩大到全球华人之中。台湾来的这批年轻大学生，自然成了他们争取的对象，马英九也因此得知钓鱼岛主权有可能被日本占有这件事。强烈的爱国心驱使他参与并且了解美国这场运动的情况，然后将这场运动带回了台湾。
马英九回到台湾时，得知台湾的高校，也正兴起保钓运动，台湾高校以台大为主力，正在筹备组织“6.17保钓大游行”。刚刚回到台湾的“亚太地区学生领袖访美团”成员，几乎全部参加了这次活动。马英九成为其中的积极分子，参与了部分的组织工作，也因此脱颖而出，为他后来迅速成为台大学生代联会秘书长奠定了基础。当时的台湾正实施戒严，严酷的“戒严法”对于任何游行集会都是禁绝的，在这种大背景下组织的“6.17大游行”，显然是因为背后有强大的政治势力支持，这股政治势力的总后台，便是蒋介石父子。
1971年，正是美中关系松动，日本和中国建交的前夕，为了达成这一大目标，中国政府不可能就某个历史遗留问题而影响到建交大业，所以，在建交谈判中，将钓鱼岛问题保留下来，而在国际范围内保钓运动兴起时，也不曾将这一消息在国内透露。蒋介石则不同，一旦美中日中建交，世界上将会有一大批西方国家会随着美国对中国态度的改变而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从而和台湾断交，使得蒋介石集团的外交空间受到巨大打击。对此，蒋介石是极其不满的，所以，便借助保钓运动，将这种不满发泄出来。
蒋经国利用台湾学生发起保钓运动的主要阵地，是当时的一本学术性杂志《大学》。《大学》创刊于1968年1月，总编辑是台湾大学心理系教授杨国枢。杂志创刊之初，主要刊发一些学术类稿件，由于主办者和撰稿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因此在各大学教职人员以及学生之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蒋经国决定发起民间保钓运动的时候，自然看中了这本杂志，便在暗中指使他所掌握的那些骨干，在这本杂志上发表与保钓有关的政论性文章，从而彻底改变了这本杂志的办刊宗旨。
马英九不但是“保钓”的行动派，而且更是“保钓”的理论研究者。实际上，他在美国哈佛大学修读博士学位时的博士论文《怒海油争：东海海床划界及外人投资之法律问题》，就是台湾地区首部研究钓鱼岛问题的学术论著。马英九返台并在政治大学法律研究所教书时，又在这篇英文论文的基础上，再对钓鱼岛问题深入研究，于一九八六年一月以中文写成《从新海洋法论钓鱼岛列屿与东海划界问题》一书，由正中书局出版发行。一九九六年十月间，海峡两岸四地的中国人再次掀起“保卫钓鱼岛”高潮，正中书局趁热再版了马英九的这本力著。
马英九的这本力著，共分“钓鱼岛列屿的自然环境与石油蕴藏”、“钓鱼岛列屿在中国东海划界主张中的地位”、“就国际法[新海洋法]泛论岛屿在海床划界中的效力”、“从国际法[新海洋法]论钓鱼岛列屿在东海海床划界中的地位”等四章，并附有一篇题为“一九八五年利[比亚]马[尔他]大陆礁层案对钓鱼岛列屿划界效力的意义”的“补述”。
这本书引述了大量的国际司法判例及国际条约，指证了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的法理依据。著名国际法学专家丘宏达在为该书作序时指出，近十年来，国际法在国家海域主张及其划界问题方面，有了许多重要的发展。许多国家签订了不少双边海域划界条约，各国学者论著也纷纷出版。在我国[按：指台湾地区]学界，对国际法在这方面的快速发展，还没有详尽与有系统的研究著作出版，马英九这本书是第一本这样的著作。本书针对国际法上海域划界的理论与实践及如何适用到钓鱼岛列屿上等问题，作了分析研究。
对着镜子练演讲
马英九成为台湾新生代的政治明星，正是源于保钓运动。他从美国归来时，正是台湾保钓运动兴起之时。在美国，留学生建立了数十个保钓组织，马英九的几个姐姐，当时都在美国留学，她们也都是保钓运动的积极参与者。马英九受她们的影响，在美国便参与了这项运动，并且受到不小的震撼。
回到台湾之后，他见这项运动也正在兴起，自然便成为其中的一员。当时，这项运动丝毫看不出有政治背景，似乎仅仅只是一些爱国学生在那里奔走呼喊。
刚开始时，马英九还只是这次运动普通的参与者和积极分子，他还不可能进入《大学》杂志的核心圈子，充其量也就是学生领袖中的中级层次，属于那种冲锋陷阵的一线指挥员。
但马英九在这次活动中的表现却异常突出，他充分发挥了自己演讲以及写作方面的才能，在许多次集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又组织学生前往美国以及日本大使馆抗议，将由他亲手所写的抗议书递交给两国使馆。
马英九个子很高，外貌又英俊，他领头走在抗议队伍的前列，十分引人注目。游行队伍中，他是领呼口号者之一，他似乎创造性地发挥了原已拟定的口号，喊出“日本无理，美国荒谬”的口号，令那些参与游行的大学生，感到异常贴切和振奋。
因为这项运动是蒋经国在幕后暗中支持，所以，运动中表现突出的学生，很容易受到蒋经国的关注。这次游行之后，保钓运动并没有结束，而是向纵深方向发展。从此以后，马英九一直都没有放弃保钓，即使是几年之后去美国留学时，他主持台湾留美学生刊物《波士顿通讯》，在上面发表了许多保钓文章。他从事博士研究时，也曾广泛研究过与保钓相关的课题。那时，他确实有一种雄心壮志，希望将来有朝一日，中国和日本就钓鱼岛主权进入国际法庭打官司的时候，由他来担任辩护律师。
正因为他的一贯表现以及在保钓运动中的突出成就，台湾大学国民党学生党部决定让他担任更为重要的学生领袖角色，提拔他担任了台大学生代联会秘书长。而马英九之所以能够担任秘书长一职而不是别的职务，却与他本人能说会唱，又能写一手好文章大有关联。那时正是保钓运动的高峰时期，每一所大学的学生领袖中，都需要强有力的笔杆子。这是个十分显赫的职位，从此，马英九真正步入了学生领袖的行列，也正式成为蒋经国青年后备军的预备人才。
有人因为保钓运动倒了霉，有人因此成了明星般的人物，马英九便是因为保钓成了人所共知的英雄。这之间的区别，真是微妙至极。这并不是说，当时的马英九，便已经有了足够的政治敏感，因此才能在这场微妙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显然不是，他毕竟是一名十几岁的年轻大学生，各方面都还不成熟，不可能具备那样的政治敏感性。可是，他不仅没有被清洗，反而因此增加了自己的政治资本，原因何在？这与他父亲长期从事国民党党工有关。
马鹤凌是一名老牌的党务工作者，他具备三大特点，其一，对国民党的统治手段，有着充分的了解；其二，对于蒋经国的想法做法，有着绝对的把握；其三，对国民党的理想信念，有着绝对的真诚。否则，他根本不可能在太子班底中长期呆下去。既然有了这样的基础，他不可能不知道是谁在发起和操纵这项运动，如果这项运动的后台是蒋经国，那他肯定能知道蒋经国发起这次保钓运动的真实目的。即使他不会明确向儿子说明这一切，也会在暗中支持或指导儿子，让他明白哪些事该做，哪些话该说。尤其是后来这场运动开始出现转向，矛头开始指向国民党统治的时候，他绝对不可能坐视儿子往那个危险的阵营滑下去了。
要指导儿子的思想和行动，对于马鹤凌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毕竟，马英九只不过是大学二年级学生，虽然担任了代联会秘书长一职，那也只是一名学生干部，与真正的政治和社会精英，还存在很大的距离。何况，孩子总是好玩的，大学生活丰富多彩，总有些事情可以分散他的注意力，对于政治不可能有着非常“坚定”的立场，更不可能作为矢志不移的信念。还有就是，马英九从小就是十分听话的乖儿子，甚至到长大以后，担任了国民党和台湾当局的重要职务，马英九对父亲深思熟虑的主张仍旧是言听计从，少有违抗，何况在这涉及身家性命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呢？
如果说此前，马英九还是广泛涉猎各种知识的话，此时，他的目标已经十分明确，未来就是从政或者从事司法工作。但不论是从政或者从事律师工作，除了会写，还需要会说，甚至说比写更为重要。所以，从这时开始，他便有意训练自己的演讲能力。
在当时，不善言辞，沉默寡言，甚至木讷，还被社会上许多人视为“老实、忠诚、可靠”的代名词，被当作优点来看待。甚至丈母娘挑选女婿的时候，都会在同等条件下偏向这样的人。现在，我们当然也不能全盘否定这一价值标准，但就今天的社会发展形势来讲，善于表达自己，的确已经成为一个人获取竞争优势的优点了。西方社会认为：舌头、金钱、电脑，是现代管理者“三大战略武器”。卡耐基说：一个说话得人心的人，别人对他的评价，往往超过他的真实才华。
此时，马英九的经历和他所学到的东西开始在他的头脑中起作用了。
他发现，很多知识渊博的人，演讲的时候下面的人听得云里雾里，不知所云，甚至呼噜声一片，这就是不知道如何用精彩的方式，来表达精彩的内容。这使他感到了拥有一付好口才的重要性。事实也是这样，是人才者不一定有口才，有口才者必是人才，而且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人才是宝，口才是金，拥有口才就是拥有实力。苟子在《大略篇》中说的一段话他记得最清楚：
“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敬其宝，重其器，任其用，除其妖。”
口才并不是一种天赋的才能，它是靠刻苦训练得来的。古今中外历史上一切口若悬河、能言善辩的演讲家、雄辩家。他们无一不是靠刻苦训练而获得成功的。美国前总统林肯为了练口才，徒步30英里，到一个法院去听律师们的辩护词，看他们如何论辩，如何做手势，他一边倾听，一边模仿。他听到那些云游八方的福音传教士挥舞手臂、声震长空的布道，回来后也学他们的样子。他曾对着树、树桩、成行的玉米练习口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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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不仅有超群的数学才华，而且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辩才”。他从小就注意培养自己的口才，学习普通话，他还背了唐诗四五百首，以此来锻炼自己的“口舌”。
这些名人和伟人无疑为马英九训练口才树立了榜样，他想要练就一副过硬的口才，就必须像他们那样，一丝不苟，刻苦训练。练口才不仅要刻苦，还要掌握一定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可以使人事半功倍，加速人才的形成。当然，根据每个人的学识、环境、年龄等等的不同，练口才的方法也会有所差异，但只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法，加上持之以恒的刻苦训练，那么就会在通向“口才家”的大道上迅速成长起来。
马英九对演讲产生浓厚兴趣，既和保钓运动有关，也和对未来计划的定位有关，同时也与他目前在学生会所担任的职务有关。既然已经明确了要从政的目标，何况他这个学生会的领袖人物本来就有许多演讲的机会，自然得掌握好演讲的方法和技巧，要不然如何上台去感染和号召其他同学呢？
马英九爱上演讲，还与他幸运的遇上了著名的丘宏达教授有极大关联。保钓运动期间，学校研究生协会邀请客座教授丘宏达发表有关钓鱼岛主权的演讲。丘宏达教授是台大法律系毕业，是著名作家李敖的同班同学。
丘宏达的这次演讲，虽然由研究生协会组织，但因为涉及钓鱼岛问题，正是马英九所感兴趣的，他又是学生领袖，所以跑去听这次演讲，结果，他被丘教授的演讲魅力迷住了，从此爱上了演讲。马英九曾经说：“不论是经师、人师，丘老师都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
其实，马英九和丘宏达教授并没有师生之谊，但是，多年来，他们之间，保持了良好的师生关系，只要有相关的法律问题，马英九都习惯向丘宏达教授请教。甚至是他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都延续了丘宏达教授有关钓鱼岛的那篇文章，写的是《怒海油争：东海海床划界及外人投资之法律问题》。此后，他回到台湾，在政治大学法律研究所教书时，又在这篇英文论文的基础上，于1986年1月以中文写成《从新海洋法论钓鱼岛列屿与东海划界问题》一书，由正中书局出版发行。由此可见丘宏达教授对马英九的影响，也可知马英九对于钓鱼岛的重视。
为了练好演讲，马英九除了参加所有的演讲活动，更主要是买了一些介绍演讲的书回来拜读，从那些书中介绍所知，演讲除了声音方面的技巧之外，还要注意形体语言。也就是说，当你站在演讲台上时，身体的站姿，手上的动作，眼睛的眨动，所有一切肢体动作，都可能影响演讲的质量。有时候他也模仿名人的演讲，不但模仿声音，连语调、语气、语速，肢体语言、目光语言等等都模仿，直到惟妙惟肖令人称奇。
马英九还背诵了大量的课文，有诗歌、有散文、有小说。有的是因为老师要求必须背诵，而不得不背，以完成老师交给的学习任务；也有的是为了记忆下某个名诗、名句，以此来丰富自己的文学素养。这种训练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培养记忆能力，二是培养口头表达能力。
记忆是练口才必不可少的一种素质。没有好的记忆力，要想培养出口才是不可能的。只有大脑中充分地积累了知识，才可能张口即出，滔滔不绝。如果大脑中是一片空白，那么再伶牙俐齿，也无济无事。记忆与口才一样，它并不是一种天赋的才能，后天的锻炼对它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背”正是对这种能力的培养。“诵”是对表达能力的一种训练。
马英九常常找来一些自己喜欢的演讲辞或散文等，进行分析、理解，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并激发自己的感情。对所选的演讲辞、散文、诗歌等进行一些艺术处理，比如找出重音、划分停顿等，进一步领会作品的格调、节奏，准确把握作晶，然后在背熟文章的基础上进行大声朗诵，并随时注意发声的正确与否，做到口齿伶俐，语音准确，吐字清晰，而且要带有一定的感情。
有时候，为了正音他也会练习一些绕口令，比如：“对门有个白粉墙，白粉墙上画凤凰。先画一只黄凤凰，后画一只红凤凰。红凤凰看黄凤凰，黄凤凰看红凤凰。红凤凰，黄凤凰，两只都像活凤凰。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谁说四十是十四，就罚谁四十，谁说十四是四十，就罚谁十四。”“有一个喇嘛，手里提着一只蛤蟆；有一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手里提着蛤蟆的喇嘛，要拿蛤蟆换哑巴腰里别着喇叭，腰里别着喇叭的哑巴不肯拿喇嘛手里提着的蛤蟆；手里提着蛤蟆的喇嘛扔了腰里别着喇叭的哑巴一蛤蟆，腰里别着喇叭的哑巴也回敬了手里提着蛤蟆的喇嘛一喇叭。”
“长扁担短扁担，长扁担比短扁担长，短扁担比长扁担短。长扁担比短扁担长半扁担，短扁担比长扁担短半扁担，长扁担加短扁担就是一条半扁担。”
这些绕口令有些他现在都还能背出来。马英九说，经常读、背“绕口令”，在口才训练中既有趣，又有效，对纠正发音、锻炼舌肌十分有益，可以使人口齿清楚、发音准确、快速流畅、连成一气。
练就口才的一个要诀就是，放慢你说话的速度。因为话一说快，常常就不经大脑，脱口而出，容易失言。另一方面，话说得太快，对方根本来不及听清楚，这就失去了语言沟通的目的。因此，马英九在说话时，要求自己说得慢，但是说得完整，说得清楚。有些辅助工具是很有效果的，马英九会利用录音机，录下自己说话的声音，重复再听，好检视说话的速度。
马英九还在自己的卧室里安了一面大镜子。只要有时间，他就站在镜子前，自己既是演讲者，又是听众，同时还是评委，是指导老师。他在镜子面前练习演讲，看看自己的视觉接触效果，看看有没有让听众分心的不良举动，看看音量、音高、说话速度、停顿和嗓音变化方面的情况，找出演讲过程中的毛病，看看自己的演讲在听众面前是什么样子的。有些同学见了，便损他，说马英九，你虽然确实长得帅，但也不应该臭美到这种程度吧。照镜子倒也罢了，为什么一定要照这么大的镜子？男人喜欢照镜子的，我们见过，真没见你这样的。
马英九大叫冤枉，他照镜子，并不是希望保持外貌的阳光或者孤芳自赏，而是为了练演讲。
日后，马英九成了政治明星，成了大众情人，与当年他对着镜子苦练演讲，大概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
直到现在，马英九还会特意对着镜子说话，不是要看自己长得帅不帅，而是要正视自己说话的神态。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自己说话时的样子，你可能脸会歪一边，或是脸颊肌肉会抽动。马英九表示，面对镜子说话，可以纠正一些不自觉的毛病和问题。马英九在政大教学生做英文辩论，常常使用这一招，效果很不错。
同窗眼中的马英九
香港亚太台商联合总会总会长潘汉唐先生，是马英九大学以及硕士研究生时代的校友。他是在1968年夏天，到成功岭8个星期，接受新兵集训时认识马英九的。谈起与马英九同学的那一段经历，潘汉唐先生说：“那时觉得他表现很好，在开学授枪仪式上，被选为学生兵代表，向蒋经国敬礼。”
我们在1968年人台大，他读法律系，我读商学系。1974年服完兵役后到NYU（纽约大学）留学，他到法律学院，我读MBA（工商管理硕士），我毕业后到华尔街工作，他则到哈佛念博士。我们是老同学了，也认识马英九家人，到现在也跟马英九有联络。记得他在1981年回台，1982年做蒋经国英文翻译时，我们也到过总统府探望他。他的妈妈脾气温和，马英九这方面较像妈妈，他们的字体也相像呢。他妈妈写柳体，马英九的字体也像柳体的。
他说，当年马英九是学生代表联合会（代联会，即学生会）的秘书长，会长是胡定吾，马英九的职位是胡定吾邀请和委任的。他曾跟马英九在辩论队合作，他俩与赵少康一起，作为台大辩论队代表，参加全台湾大专辩论赛。那时他就觉得马英九口才不错，风度蛮好，他们一队赢了，马英九个人也得到辩论奖项。不过，那年代学生很少和老师接触，看不到马英九和老师有什么特别深的交往。
读大学时，同学为了预备考试当律师或法官，大家也很少来往，马英九和潘汉唐先生打算到外国读书，算是少数，因此也较熟稔。他说：“马英九也有温和的一面，我跟他读高中时，我较反叛，偷偷读共产主义的书，我相信马英九是知道的，好象也传阅过，不见得敢赞成我，但他肯定没告发我。”我也没见过他跟同学吵架，即便是在被我们这些反叛学生“围剿”的时候。后来他在海外留学的时候，因为捍卫国民党意识形态，还成为‘反共爱国联盟’的干将，有不少人怀疑他是‘职业学生’（为国民党特务系统服务的学生），我不认为是这样。以我跟他交往的经验，他对自己人格的期许，还不至于做这样的事情。
潘汉唐先生甚至认为，虽然当年自由主义在校园兴起，但马英九却不是思想型的人，也没受自由主义和李敖的思想影响，即使后来到了美国，也没有受外面的思潮影响。反而马英九在哈佛念博士时，编写给留学生看的国民党通讯，名为《波士顿通讯》，还试过为此与左派笔战。
潘汉唐先生感觉马英九自期甚高，应属国民党体制内的“青年才俊”。他说，当时的学运以及思潮“自由主义和存在主义”主要是反思国民党的威权体制，故马英九很难正面受其影响。但毕竟身历其境，间接的潜移默化不可能没有。虽然他跟马英九不同系，但因为共同参与学校活动，有一定了解。马英九那时的名气很大，知名度很高，已经崭露头角，想做大事的人，不想行差踏错，对钱和女人的事情，很慎重很小心。即使是公事出差，拿回来的交通罚单，也由自己付钱。他一直是这样，不要公家好处。他不会因私人关系而照顾，基本上用人也秉公办理，跟同学保持距离。
潘汉唐先生认为，马英九非常注意个人操守，行事谨慎，一路走来，始终如一。2005年他积极主动参选党主席，让很多人感觉意外。他认为这是马英九的使命，国民党年底才有希望整合成功，2008年才有希望竞选“总统”，在特定的时空，他可能是最适合的人选。他现在55岁，如果能当“总统”，那时便58岁，他所受的训练，不比同龄的美国政客官员差。他进入官场时，职位一开始就很高，他的履历也很完整，自然他的思想会较理想化。
旅美著名律师卢正邦，和马英九既是建中十九班的同学，也是台湾大学法律系的同学。他们1950年同年在香港出生，又先后在1岁和10岁的时候随家人移居台湾。求学时代的马英九，一直信服和维护国民党的政治理念，而卢正邦曾经是著名的政治异见学生，在1973年“台大哲学系事件”中曾经拘留问话7天。他在学生时代偷偷阅读马克思以及左翼思想家的著作，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家里书桌上悬挂马克思头像，并把自己的英文名字取成KARL沿用至今。他和马英九似乎从来就在相反的道路上，无法同意对方大部分的观点。按道理，他们应该形同水火。但就是这样两个人，做了6年同窗好友，直到在美国，马英九为了父亲的期许和自己的“大志”，去读了法理学方向的法学博士（S。J。D）；卢正邦去读了以当律师为出路的法律博士（J。D）。卢正邦在美国做了26年律师之后，近年回到香港工作。
卢正邦回忆起马英九时说：我念建国中学时已认识他了，那是1967年初，马英九转来文科班，我们做了同班同学。后来我们一同进入台大法律系。马英九给我最早印象是觉得他长相不错，整整齐齐的，言谈之间一看便知道“忠党爱国”，不反叛，既幽默又客气。我到现在也未见过他大声说话。
卢正邦发觉马英九的父亲相当刚烈，典型湖南人脾气，他甚至曾经在台上主持讨论时，跟讨论的人争论。他曾经把大学里的学生领袖请去吃饭，其中也包括他们这些有反叛思想的人。卢正邦说：“他是国民党中级干部里比较开明的。在爸爸熏陶下，马英九的国学底子很好。我有时到台湾，也会探望他的爸爸，去年底我们也到他家一起吃过饭——马英九在1983年买了现在的房子，跟父母一直住对门。现在我喜欢写政论，写完后也会传给他看，他不见得同意，但也叫我继续给他看。”
卢正邦说，马英九的父亲创办“世界华人和平建设协会”，潘汉唐是发起人之一，他也是会员，反而马英九没加入。马英九是“乖乖牌”，衣着朴素，念大学还背着高中的书包走来走去，不奢华不穿名牌，总是穿格子衬衫。也许因为秘书长一职是委任的，他比较少机会组织同学，平日看他也是独来独往的，除了苏永钦（前“陆委会”主委苏起之弟），很少人背后跟着他。他中学读书时还有咬手指的习惯呢，不过大学已戒掉了，到美国读书后，还养成跑步的习惯。那时我们叫他“小马”。虽然他由高中到大学也身型略胖，又不会送花给女同学，只跟男同学一起，但他跟同学关系不错。记得大学时有同学说过，马英九很难让人不喜欢他。我看这因为他没有明显缺点，事事中规中矩，很难让人有负面看法吧。
卢正邦还说，马英九喜欢弹吉他，很会唱欧美民歌。他并不特别喜欢阅读课外书，在中文方面，他喜欢看四书五经、古文观止之类。马英九还会看英文书报，在当时已经开始涉猎《新闻周刊》等一些美国新闻杂志。到现在为止，马英九仍然喜欢引用他的老乡、前贤曾国藩的话语，他的师祖蒋介石亦特别崇曾，因此马应该熟读曾国藩，我也曾经送过这类书给他。
谈到马英九参加保钓时，卢正邦说马英九当时还是乖乖学生，只参加示威游行，但不是领导和发动者。至于后来参加，是因为保钓成燎原之势，国民党也支持体制内的好学生参加。大学时，美国国务院邀请台湾的杰出学生访美，他被选中了；毕业时又考上国民党的中山奖学金留学，这是很难得的。作为国民党第二代，马英九是杰出的，但卢正邦觉得他更像外交官，英文好，又斯文，为人温文有礼，虽是威权体制内的受益者，但难能可贵的是，不至于盛气凌人。马英九长期在政界，中国传统“良臣”的气质多过知识分子的气质。
卢正邦感觉马英九其实有点保守，他会与同学聚会，但不会跟你喝酒吃饭聊天。同学有事也不会去找他，因为找他无用，他基本上无私心。1993年马英九做“法务部长”时，找同学施茂林做“法务部”的“司长”。后来马英九转职，没有为施茂林安插职务，据跟施茂林熟稔的同学说，马英九曾跟施茂林说，因为施是他的同学，要吃一点亏。现在施是台湾的“法务部长”。不要说是同学，就算是家人，也不会从马英九身上得到好处。也因此在马英九的个人关系上，他没有死党，没有人跟他很close（亲密）。
卢正邦以为，从前每次选举，马英九都是被动出来的，就算是大学当代联会秘书长，也是主席委任，不是他采取主动。他这次却主动参选国民党党主席。他的父亲其实不想他做，怕他做不好，但他不选的话，2008年选“总统”肯定轮不到他。马英九是选“总统”的适当人选，因为泛蓝没有更能赢的人选。他的优点是作风够正派，有改革一般流弊的理想和典范；弱点是知人善任的能力不足，以及欠缺具深刻内涵的大论述主张。为人正派是他的优点，但也是他的缺点，令他不够世故，不能知人善任。卢正邦认为马英九不太适合当党主席和未来“总统”，因为做领袖要下放权力，但他事事要亲力亲为，也不懂用特别人才。台北市长是技术职位，但党主席是bigleader（大领袖），更要知人善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