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河 1949年生于北京，原名于友泽，是新时期朦胧诗的代表诗人之一。
《星星变奏曲》是他 1980年在《上海文学》发表的处女作。江河的诗以其厚重的历史感和民族担当为特色，如他的政治抒情诗《纪念碑》，还有《从这里开始——给 M》等，都是从宏大的视野进行吟咏，介入的主题也是民族、国家。但他的诗歌与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抒情已经在性质上有很大不同，他是站在民族历史的高度来审视自己祖国的苦难和变迁。在谈到写诗的动机的时候，江河说：“我和人民走在一起，我和人民有着共同的命运，共同的梦想，共同的追求。”就他追求民族民众和历史的厚重之情来说，其境界和意识与此前的政治抒情诗显然又是不同的。
除了这一类带有民族史诗风格的政治抒情诗外，江河还有一类诗作就是类似于这首《星星变奏曲》的抒情小诗。《星星变奏曲》是带有政治意味的抒情诗，在艺术上和意象营造上更接近“朦胧诗”的本义。朦胧诗是“文革”后期一群自我意识开始觉醒的青年，利用诗歌的形式对现实进行反思和追求诗歌独立的审美价值的产物。这种反思必然就带有政治意识，因为当时的政治与每个人的命运太接近了。只不过诗歌的表现不同于政治宣传，它有自己的表达特点和规律，而且这些年轻人对政治虽然在思考，但并不具有非常清醒的政治意识和认识。所以这些不很自觉的政治意识表达在诗歌中时就自然有含糊朦胧的色彩。
一方面是诗人自己对政治不完全了解，另一方面在于对政治的看法往往会沦为正义论，体现在诗人意识中就是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区隔，并将这种伦理化的意念进行审美化表达——如审美化的意象营造，和抒情化的渲染——使得这种政治意识在诗中的表现是情感化的、情绪化的，并不那么理性与明确，于是就是“朦胧”的了。
相比较于江河后来的《纪念碑》《从这里开始——给 M》等后来的诗作，这首《星星变奏曲》在表达上是“正宗”的朦胧。上面两首诗为了追求史诗风格，往往会触及一些宏大的母题，如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世界、革命、民族、斗争、真理、祖国等，或者是和民族暗示相关的一些意象和象征。而在这首《星星变奏曲》中，都是一些来自自然的简单的意象和意念，诗人通过简单的表述，加上诗意化的演绎，使得整个诗歌在整体上具有了朴素和单纯的结构。诗人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在这种朴素的诗意表白中获得了素描般地呈现，使得朦胧诗的意象和意境之美得以淋漓尽致地呈现。
诗歌在主题、创作手法和诗歌技艺方面都体现了朦胧诗的一些典型特征。朦胧诗之所以叫“朦胧”，就是避免了直接说出的直白，通过意象的营造和简单随意的点拨和安排来曲折表意，也就是“文心贵曲”。但朦胧诗在那个特殊时代之兴起，又不是直接地过渡到纯粹地吟风弄月，玩味纯粹的诗艺之美，而是在吟唱中含蓄地表达自己的认识和思想。用意象表达虽是抒情诗的写作，却微言大义，朦胧中内涵思想风骨，这是朦胧诗最难能可贵的地方。朦胧诗之前的政治抒情诗太概念化，朦胧诗之后的诗则过于先锋实验，故弄玄虚，玩文字实验，炒作禁区概念，缺乏一种内在的追寻。
江河的这首发表的处女诗作虽然不是他最有名的诗，但朦胧诗的特点却完全具备，是意象和理念结合比较完满的一首。诗人后来的史诗化追求和宏大化追求，恰恰标志着其诗歌创作概念化的一种走向。诗首先是心灵的，其次才是全体的，这样才会引起人的共鸣。这首小诗恰恰首先是一首心曲，虽不宏大，但细细品来，总能打动人的心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