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于这些“古怪”的诗，有些评论者则沉不住气，便要急着出来加以“引导”。有的则惶惶不安，以为诗歌出了乱子。这些人也许是好心的。但我却主张听听、看看、想想，不要急于“采取行动”。我们有太多的粗暴干涉的教训（而每次的粗暴干涉都有着堂而皇之的口实），我们又有太多的把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创作方法的诗歌视为异端、判为毒草而把它们斩尽杀绝的教训。而那样做的结果，则是中国诗歌自“五四”以来没有再现过“五四”那种自由的、充满创造精神的繁荣。
我们一时不习惯的东西，未必就是坏东西；我们读得不很懂的诗，未必就是坏诗。我也是不赞成诗不让人懂的，但我主张应当允许有一部分诗让人读不太懂。世界是多样的，艺术世界更是复杂的。即使是不好的艺术，也应当允许探索，何况“古怪”并不一定就不好。对于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旧诗，新诗就是“古怪”的；对于黄遵宪，胡适就是“古怪”的；对于郭沫若，李季就是“古怪”的。当年郭沫若的《天狗》《晨安》《凤凰涅槃》的出现，对于神韵妙悟的主张者们，不啻是青面獠牙的妖物，但对如今的读者，它却是可以理解的平和之物了。
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载《光明日报》1980年 5月 7日。
2.他的诗强调个人的人生价值和人格尊严，喜欢以强烈的反叛意识和严肃的心理剖析，表达对社会生活的批判与期望。这种内容上“向内转”的特性，便自然地要求形式上也要“向内转”。因此，他的诗在构思上，既不像郭小川那样，以时代“代言人”的姿态，去同步直抒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以时代进程与心律跃动并行趋同的方式构思作品；也不像闻捷那样，以场景中的“局外人”的姿态，去静态地描摹他人的生活情趣，以故事的演进或人事的纠葛为叙述框架进行构思（郭、闻正好代表着“十七年”诗歌创作的两种基本构思模式）。
赵金钟：《再看“朦胧诗”》，载《南都学坛（哲社版）》1996年第 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