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牛汉的诗歌写作，一方面延续着、也更加集中和鲜明地体现了他在 1949年以前的诗歌写作中便已具有的战斗的或反抗的诗学特点，即以较少修饰而坚实有力的诗句和充满着生命的紧张与热烈的诗歌情绪，表现诗人对于不义或艰危的社会情境的反抗和对理想情境与生命状态的向往，所不同者，1949年以前牛汉诗作的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的“社会反抗”已经为个体的“生命反抗”所取代。当然，作为一种“社会象征行为”，“文革”中的牛汉回避主流话语、不图发表的写作行为本身便已经是一种相当顽强的“社会反抗”。但就文本实际来看，他的“文革”诗作确实不具鲜明的社会色彩，或者说，“社会反抗”的诗学立场只是以一种相当潜隐的“象征化”的或弱化的方式而存在，而且在这一时期，其反抗的诗学立场更加带有着丰富复杂的生命况味。
何言宏：《严酷年代的精神证词——“文革”时期牛汉的诗歌写作》，载《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 2期。
当然，一个时代的真正的精神现象不是消极地并置各种生命感受和生命欲望，它应该展示的是人类与生存环境的激烈搏斗，我所理解的“时代精神汇合”的过程也是各种生命现象相生相克地在互相冲突中丰富与壮大自身的过程，其过程甚为壮丽惨烈，生生不息如火如荼。这反映在文学上的精神现象，就不仅仅是消极展示自身对时代的感受，还应该体现出生命体所含有的强烈冲动与改变生存环境的战斗渴望。潜在写作者大多数在现实生活中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压抑和磨难，并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在潜在写作中释放出强烈的主体的战斗精神，来抗争命运的残酷打击。如七月派诗人的潜在写作，大都采用了伤残的自然意象，让它们遍体鳞伤地身处更大的阴谋或者危险之中，紧张的社会关系常常使诗人的精神处于高度兴奋的临战状态。
陈思和：《试论当代文学史（ 1949— 1976）的“潜在写作”》，载《文学评论》1999年第 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