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钥
楼钥（1137年～1213年）南宋诗人。字大防，号攻主人。鄞县（今属浙江）人。隆兴元年（1163年）进士，为胡铨所知赏，称赞他为“翰林才”。初任教官，后调为温州教授，光宗时提升为起居郎兼中书舍人。楼钥敢于直谏，无所避忌。光宗都说：“楼舍人朕亦惮之。”在朝因与大臣韩胄政见不同，辞去官职。韩胄被诛后，楼钥又起用为翰林学士，升为吏部尚书兼翰林侍讲，进用为参知政事，后又授为资政殿大学士、提举万寿观。死谥宣献。
楼钥长期供职于内廷，擅长内外制及书奏启札之类应用文字。他博通经史，讲求实学，在训诂小学诸方面能纵贯古今，论述大多可信。其题跋文字尤以源源本本、证据分明而为后世所重。《北行日录》为其早年作品，按日记叙使金时行程见闻，反映了中原残破及人民生活的状况，表现了伤时忧国的情绪。他的诗中也有这种感情的流露，其写景咏怀之佳作，古体诗多雄奇壮美，如《大龙湫》、《连云亭望海中诸山》等，而近体诗则工于声偶，往往流丽，但饯送酬答，与人唱和而风格平庸的作品，为数也不少。所著《攻集》，原为120卷，流传中有所散佚，清四库馆臣复删去“青词”数卷，编定为今本112卷。前14卷为古、今体诗，以下为状札、表笺、奏议、外内制、序记书启、墓志等应用文，末两卷为《北行日录》。有武英殿聚珍版本，《四部丛刊》影印聚珍本及《丛书集成》本。
陆游
陆游（1125年～1210年），字务观，中年自号放翁，山阴（今浙江绍兴）人。陆游的祖父陆佃是王安石的学生，当过尚书右丞；父亲陆宰，当过京西路转运副使。在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南侵前后，陆宰被免职，带着家眷南归故乡，侥幸地逃过了那一场大劫难。但北宋王朝覆灭的耻辱，却深深地铭刻在当日每一个怀有民族自尊感的士大夫心中，据陆游《跋傅给事帖》说，绍兴初年他刚懂事时，经常看到长辈们“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虽丑裔方张，视之蔑如也”。这样一个时代、社会与家庭氛围，使陆游从小就受到了一种民族意识的熏陶。
中国有一首家喻户晓的古诗《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首诗是一位父亲对儿子的临终遗嘱。诗中表达了一个行将去逝的老人至死都不忘因为外族的入侵而山河破碎的祖国，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祖国光复的那一天，告诉他胜利的消息。从这首诗中，人们可以感觉到一位老诗人在人生的弥留之际强烈的爱国之心。这位老人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他就是南宋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
在南宋中期的几位著名诗人中，如果说杨万里和范成大在题材方面各有所重，在风格方面各有所长，那么，陆游作为整个宋代留存作品最多的一位诗人，他的诗以更为广泛的题材、更为多样化的风格和更为老练的技巧，取得了更为显著的成就。尤其是他的诗中始终表现出一种激烈而深沉的民族情感，反映着在那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年代人们的普遍心愿，在当时以及后世，都赢得了广泛的尊重。
陆游的祖先本务农，后来读书做官。陆游出生后不久即逢“靖康之变”，金军南下，掳宋徽、钦二帝北返，北宋灭亡。在动荡不安的局势中，父亲陆宰被罢去京西转运副使之职，携家南归，辗转流离。陆游9岁时才回到故乡山阴。在山阴，陆游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
成年后的陆游，生活道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成长历程
从绍兴十四年（1144年）到乾道五年（1170年）为第一阶段。大约在二十岁时，陆游与表妹唐琬结婚。不久，由于陆游的母亲不喜欢这位儿媳，这对感情深厚的夫妻硬被拆散，陆游再娶王氏，唐琬也改嫁他人。但这件事使得陆游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他一生中写了不少诗追怀唐琬和这一段不幸的婚姻。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陆游到临安应考，省试第一。然而在第二年的复试中，却因为陆游名列于权相秦桧的孙子之前，被除了名。直到几年后秦桧死去，陆游才得到起用，任福州宁德县主簿，不久调回临安任职，后来做过枢密院编修，和范成大、周必大等人一起，担任文字方面的工作。
这时，金主完颜亮率数十万大军南下，进逼川陕、荆襄与淮扬，宋金夹江对峙，发生大规模的激战。幸而虞允文采石一战力挽狂谰，加上金国内部矛盾爆发，完颜亮被杀，宋金又一次达成和议，以淮水为界，南宋王朝才度过了又一次危机。在民族命运面临危难的关头，陆游的热情和理想被充分激发出来，形诸许多诗篇。至宋孝宗即位后，主战派占了上风，张浚以右丞相兼枢密使主持北伐，他对陆游十分赏识。但很快宋军符离惨败，北伐失利，隆兴和议签订，张浚被解除职务。不久前刚刚调为隆兴府通判的陆游也被扣上“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的罪名，罢黜归乡，一住就是五年，直到46岁时出任夔州通判。
从乾道六年（1170年）到淳熙五年（1178年）是第二阶段。陆游于乾道六年底到达夔州，一年以后，应四川宣抚使王炎之请，入幕襄理军务。四川宣抚使驻汉中，是抗金的前线，王炎又是一个干练的统帅，这时陆游感到非常兴奋，从此生活与创作都出现了一片新天地。他身穿戎装，骑马走遍汉中一带的军事要塞，置身金戈铁马，面对萧萧边关，耳听刁斗笳鼓，写下了不少激昂慷慨的诗词。但这种快意的生活却没有几个月的时间，随着王炎调回临安，陆游也被调至成都担任安抚司参议官的闲职。他似乎感到抗击女真、收复失地的理想又一次成了泡影，在失望之余，把时光多半消磨在歌儿舞女、酒宴应酬之中，想在这沉醉中压下心头的痛苦。
当淳熙二年（1175年），陆游几经调动再回到成都时，范成大也以四川制置使的身份来到这里，旧友异地相逢，十分亲热，常在一起饮酒酬唱。陆游原本豪放不羁，这时因抗金的抱负与个人的事业都受到挫折，更是借酒浇愁，放浪形骸。因他“不拘礼法”，被一些人讥为“颓放”，并于淳熙三年被罢去知嘉州的官职。陆游索性自号“放翁”，表示对抗和蔑视的态度。但尽管他外表上旷达颓放，饮酒寻乐，内心却常常充满了忧患、愤慨和悲哀，我们从他这一年所作的《关山月》可以看到：
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戍楼刁斗催落月，三十从军今白发。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在川陕，陆游一共住了九年，由于他亲自到了第一线，体验了战场气氛，并经历欲战不能、壮志难酬的感情波澜，所以他在这期间的诗歌创作获得了以前所没有的成就；他的全部诗集命名为《剑南诗稿》，正是为了纪念这一段值得留恋的生活。
创作丰富
从淳熙五年到陆游去世是第三阶段。54岁的陆游于淳熙五年离川东归后，曾担任过提举福建常平茶盐公事，但不久就被赵汝愚弹劾，罢职回乡。此后近三十年间，虽几度出任公职，大部分时间过的是比较清寒的在野生活。在这二十多年赋闲的时间里，他一方面与乡民亲切交往，从而对农村生活有了较深的理解，一方面优游山水，赋诗作词，在大自然山水中寄托自己的情怀，排遣自己的愁思。但是，他期望抗金北伐的热情始终不曾减退，常常在梦里都想着打到了北方，收复了失地，平时则看到一幅画、几朵花，喝上几杯酒，听了一声雁叫，都会激起他的满腔心事。正因为这种心情，他才在嘉泰、开禧年间以七十几岁高龄又一次复出，并为主战的权臣韩侂胄写了一些颂扬文字。尽管韩侂胄的为人受到很多批评，但毕竟在北伐抗金这一点上，陆游与韩侂胄是一致的。可是理想却再一次破灭，韩侂胄开禧北伐失败，身首异处。自此直到陆游去世，他也没有盼到北伐的胜利。嘉定二年（1209年）年底（按公历算已是次年元月），85岁的陆游一病不起，在临终前，他留下了一首《示儿》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陆游一生创作甚富。其《剑南诗稿》八十五卷，收诗九千余首，另有《渭南文集》五十卷，其中包括词二卷（单独刻行的名为《放翁词》）。他的文学成就首先在诗歌方面。陆游主要生活在宋金对峙的年代，南宋王朝北伐成功的可能和失败的危险同时存在，因此朝野上下主战主和的争议如风潮起伏，动荡不息。而对于一部分民族自尊心尤其强烈的士大夫来说，为国家和民族洗雪耻辱，恢复失去的疆土，解救在金朝统治下的人民，是他们在无论何种情况下都不能放弃的心愿；而宋代文人通常受到抑制的激情，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得到比较充分的宣泄。陆游留下的大量诗篇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反映这一种思想情感的作品。
这类作品同时由两个侧面组成：一方面是他渴望万里从戎、以身报国的豪壮理想，另一方面则是他壮志难酬、无路请缨的悲愤心情。无论是早年的“战死士所有，耻复守妻孥”（《夜读兵书》），或是中年的“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还是晚年的“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老马行》），都始终纠结着上述两方面的情绪。而且，这两者相互激扬：愈是悲愤，他对理想愈是执着；对理想愈是执着，他的悲愤也愈是强烈。这使他的诗歌既热情奔放，又深沉悲怆，如下面这两首名作：“黄金错刀白玉装，夜穿窗扉出光芒。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京华结交尽奇士，意气相期共生死。千年史册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尔来从军天汉滨，南山晓雪玉嶙峋。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金错刀行》）“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书愤》）
这种悲愤忠烈的感情一直在陆游心灵中激荡，使他夜不能寐，食不甘味，在梦中也常常梦到“腥臊窟穴一洗空，太行北岳元无恙”（《九月十六日夜梦驻军河外遣使招降诸城，觉而有作》），在秋声中也常常想到“草罢捷书重上马，却从銮驾下辽东”（《秋声》），在夜间独坐也依稀觉得“三更骑报河冰合，铁马何人从我行”（《夜寒》），在雪天也突然热血沸腾，想象“群胡束手仗天亡，弃甲纵横满战场”（《雪中忽起从戎之兴戏作》），在《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诗中，他写道：“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贯穿陆游一生的理想，也是他观察和评价一切的价值标准。从这一标准出发，他激烈地抨击那些苟且偷安之辈和朝廷的妥协求和政策，因为这使得民族的耻辱永远难以洗清，使他的理想一次又一次地破灭。“诸公尚守和亲策，志士虚捐少壮年”（《感愤》），这种现状令陆游不由得仰天长叹“报国欲死无战场”（《陇头水》）。与此同时，陆游虽然没有到过北方，却常以自己的心情去想象去推测北方人民的心情，并不断以他们的名义向南方的权势者提出责问。在《关山月》中，他以“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追问沉醉于歌舞的将领们的良心与责任；《夜读范至能〈揽辔录〉……》则把北方父老的殷切期待和南宋统治阶层对主战人士的压制加以尖锐的对照，对朝廷的用人政策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对朝廷是否真有收复失地的决心表示了根本的怀疑：“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遗老不应知此恨，亦逢汉节解沾衣。”而《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二首，正是从两面来落笔：“迢迢天汉西南落，喔喔邻鸡一再鸣。壮志病来消欲尽，出门搔首怆平生。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在陆游的上述诗作中，固然有传统的忠君意识，但主要的，它是与那个特定历史阶段中的民族情绪融为一体的，是当时人们普遍的共同心声。建立在理智上的清醒的政治见解和感情上的爱憎好恶融汇在一起，形成了陆游这一类诗歌的宏亮的声调和阔大的气势。
如果说以表现民族意识为主要内容、以豪放悲壮为感情基调的一类作品构成了陆游诗歌的主旋律，那么，还应该注意到他也有不少诗歌是以细腻冲淡的笔法、闲适恬和的情调，写自然景物和日常生活，它们构成了另一种旋律。而只有把两者合起来，才能看到陆游的完整的人格精神和他的诗歌的完整的艺术风格。
后一类作品并不意味着陆游忘却了北方那象征着耻辱的土地，而常常是他在报国无门的情况下一种无奈的寄托。特别是他后期的二三十年，大部分时间闲居在乡，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隔在现实与理想之间，他只能在山水田园中寻求一时的解脱。不过，应该说陆游对自然山水和乡村的日常生活确实是非常热爱的，常常能细心地体会出山水景物的生机和情趣，咀嚼出日常生活里的深长的滋味，所以有不少诗都写得很有情致。如果说他的抒发报国激情的诗作多是以强烈的感情和奔放的气势来冲击读者的心灵，那么这一类诗作则多以平和朴素的韵味和深永秀逸的意境感染读者，使之在细细的品味涵咏中感受到诗人的人生情趣、审美情趣。像《游山西村》和《临安春雨初霁》：“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柱杖无时夜叩门。（《游山西村》）”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临安春雨初霁》）
这是对农家淳厚简朴生活的礼赞，在这里诗人的痛苦心灵得到了一种安顿。“从今若许闲乘月”云云，似乎意味着诗人于难以在社会中完成自己的人格理想时，转而在闲常的生活中追求一种完美的人生境界。因为有这种人生境界的存在，他才不至于从冲动走向绝望，而能够保持心境的镇定与恬谈，能够在许多诗篇中，以盎然的兴趣，描绘出山水景物与日常生活中美的意味，像《初夏行平水道中》的“市桥压担莼丝滑，村店堆盘豆荚肥”，《西村》的“茂林风送幽禽语，坏壁苔侵醉墨痕”等等。《剑门道中遇微雨》写道：“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
他既是征人，也是诗人。对理想事业的热情追求和对生活的热爱，合成了他的完整的灵魂。但这两者也常在他的心中互相矛盾着，引起痛苦，而使他诗中的自然景象和生活场景有时染上悲凉的色彩，像“山衔落日青横野，鸦起平沙黑蔽空”（《溪上作》），“寺楼钟鼓催昏晓，墟落云烟自古今”（《度浮桥至南台》）等等；而《小园》一诗的末句“行遍天涯千万里，却从邻父学种瓜”，更清楚地表达了他心中深藏的事业理想还是要常常冲出情绪的表面。令他在观赏自然和体味日常生活时，也并不能总是保持平静。
不过，对陆游的诗歌需要注意到一点，就是：陆游虽然自号“放翁”，其实正统观念还是较强的，所以他的诗歌无论表现报国的热情还是日常生活的情趣，大体上都是相当“纯正”而很少出格的地方；换言之，陆游在抒发感情的时候，显然受到理智的约制。因此，他的诗歌中的情感内容不够丰富复杂、活跃多变。这一点同也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但性格不那么循规蹈矩而富于豪杰气概的辛弃疾相比，可以看出明显的区别。
陆游早年学诗于曾幾，曾幾称赞他的诗像吕本中，他自己也很得意，可见他曾深受江西诗派的影响。少年时代打下了这一烙印，直到他老年也并未完全消除，他不仅始终保持了对诗歌语言精细考究的习惯，而且不时会写出些生新瘦硬、雕琢藻饰的诗句。不过，中年以后，他的诗风有所变化，这主要是他广泛学习了前人之长。在陆游的诗文中可以看出，从屈原、陶谢、李杜、高岑、韩孟、元白乃至宋代的梅苏，都是他借鉴的榜样：屈原、杜甫、陶渊明诗的情感，李白、杜甫、白居易、梅尧臣等人诗的艺术风格，从不同角度给予他一定的影响。
当然，陆游并不是简单地模仿古人。他有一句名言：“工夫在诗外。”（《示子遹》）什么是诗外工夫呢？他的《题庐陵萧彦毓秀才诗卷后》又说：“法不孤生自古同，痴人乃欲镂虚空。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这就是说，诗的妙处，来之于丰富的生活经历和对现实世界的深切感受，而不可能在闭门造车、模拟古人中求得。另一方面，陆游又很重视诗人的自我精神品格的涵养，《次韵和杨伯子主簿见赠》说：
“文章最忌百家衣，火龙黼黻世不知。谁能养气塞天地，吐出自足成虹霓。”他把生活经历和内在涵养看成是写诗最根本的依据，所以，他虽然善于学习前人的风格、技巧，化用前人的诗意、典故、词汇、句法，但这些只是他用来表现自己的情感和体验的工具，而不是自我禁锢的圈牢。在这一点上，他同江西诗派强调“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是不一样的，对有些人陷在古人堆中不能自拔更是给予严厉的批评。
由于既广泛汲取前人之长，又从自身的需要出发灵活运用，各适其宜，陆游诗歌的风格具有多样化的面貌。大体说来，他的好诗以七言为多，其中七言古体往往写得热情奔放，七言绝句或雄快斩截，或轻灵含蕴；他的七言律诗最为人称道，而由于内容的不同，风格上也有差异：抒发报国之志、悲愤之情的一类，偏向于深沉郁勃；描写自然景物和日常生活的一类，则偏向于简淡古朴。如前面所录的《感愤》和《游山西村》，可以作为两种类型的代表来看。
杜甫说“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陆游则说“锻诗未就且长吟”（《昼卧初起书事》），可见他和杜甫一样，对诗歌的形式和语言，也是很讲究的。特别是他的七律，大都结构严整，对于辞句经过反复的推敲。像《红楼梦》第四十八回中香菱所摘的一联“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书室明暖……》），感受很细腻，写得也很精致。再有，陆游读书广博，知识丰富，又毕竟受过江西诗派的熏陶，所以他也喜欢运用典故，化用前人的诗句，刘克庄《后村诗话》甚至说：“古人好对偶被放翁用尽。”像《游近村》“乞浆得酒人情好，卖剑买牛农事兴”是化用苏轼《浣溪沙》“卖剑买牛真欲老，乞浆得酒更何求”；《小筑》“生来不啜猩猩酒，老去那营燕燕巢”是化用白居易《感兴二首》之二“樽前诱得猩猩血，幕上偷安燕燕窠”。不过陆游很注意将它们融化在自己的诗中，并翻陈出新，像著名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据说就是从绍兴间诗人强彦文诗句“远山初见疑无路，曲径徐行渐有村”（见周煇《清波别志》）化出，但陆游的诗句更自然更有深意。
不过，陆游虽然很讲究作诗的技巧，但他最高的艺术追求，却是归于自然平淡。他一再说“诗到无人爱处工”（《明日复理梦中意作》），“俗人犹爱未为诗”（《朝饥示子聿》），“诗到令人不爱时”（《山房》），就是说要使诗达到一种大巧若拙的地步，即所谓“好诗如灵丹，不杂膻荤肠”，“大巧谢雕琢，至刚反摧藏”（《夜坐示桑甥十韵》）。所以，他的许多诗能在锤炼之后，显得温润圆熟，雅致而简朴。
但陆游诗歌的缺陷也很显著。作为一个大诗人，他善于学习和运用各种不同的风格，但他的独创性不能算是很强的；他写得太快太多，不免有粗糙的败笔，尤其是意境变化较少，词句自相蹈袭，每每让人有似曾相识之感。清人朱彝尊说他“句法稠叠，读之终卷，令人生憎”，不是毫无道理的，赵翼《瓯北诗话》就专门举出过这方面的例子。
至于用典过于堆垛、化用前人诗句而缺乏新味的情况，也有不少，像徐俯《春日》的名句“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风”，陆游的《春日绝句》诗套作“二十四番花有信，一百七日食犹寒”，就学得很笨拙。
除诗歌以外，陆游的词和散文也有一定成就。陆游对于词的态度，有些自相矛盾：在正统的观念上，他不大看得起这种向来风格内容不够严肃的文体，认为它是从“郑卫之音”而来且“其变愈薄”的产物，但又对它有相当的兴趣，渔歌菱唱，犹不能止（《长短句序》），留下的作品也有一百来首。
由于对词怀有某种偏见，他的一部分词就写得相当随便，像一些写游宴赠妓、隐逸学道的，艺术上显得粗糙。但他毕竟有深厚的文学修养，一部分寄寓了心灵深处的真情实感的词，也会写得相当出色。如《钗头凤》：“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簿，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这首词有人认为是为唐琬而作的，也有人认为与此无关。后说近是。不管怎样，其中总是包涵了作者对人生的某种真切体验，才能把一对被阻隔的有情人的心理，写得如此感人。而另外有许多抒写他的抗金报国之志的词，更是激情洋溢，如《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和同类题材的诗一样，一种报国无门的悲愤溢于言表，使人深受感动。还有一首《卜算子·咏梅》，是以梅的形象自喻，表现一称清高孤傲、不肯与俗世合流的情怀，也给人以鲜明的印象。陆游对苏轼的词十分佩服，说它“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跋东坡七夕词后》），他自己的词，也较多地受到苏词的影响，常有意追求开阔豪放的风格。只是陆游的词写得比较凝炼紧凑，而少有苏轼词的那种轻灵流动、开合变化。陆游的散文中，一些短篇的题跋、书后之类，往往写得精整雄快，很有特色。如《跋李庄简公家书》，数十字便勾勒出李光的“英伟刚毅之气”，如在目前。他的《入蜀记》是一部日记体的纪游文，文字颇简练。尤其过三峡的一部分，多有对自然风光及名胜古迹的描述，读来饶有趣味。
绍熙元年（1190年）冬，复以阶官中奉大夫、提举冲祐观，均为闲差，陆游时年66岁。此后十余年，他基本上以奉祠领半俸，过着清贫生活。他虽人闲居，但日夜思念报国之心是闲不住的，他依旧关心国事，忧国忧民。其间，绍熙三年（1192年）封男爵，庆元元年（1195年）题其书斋为“老学庵”。
嘉泰二年（1202年），陆游又被召，恢原阶官提举宫观，任实录院同修撰兼同修国史，参与修撰孝宗、光宗两朝实录。次年修撰完成，升宝谟阁待制，致仕。嘉泰四年（1204年）封子爵。开禧三年（1207年）封渭南伯，由此自号“陆渭南”。嘉定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210年）一月病逝，享年85岁。
后人评价
陆游是宋代著名的爱国诗人。少时闻父执议论国事，深受熏陶。从小就懂得民族压迫的苦难，埋下了爱国的种子。父亲陆宰是一个具有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的官员，虽然退居林下，仍时时关心着国家兴衰、民族危亡，与朋友们谈到国家前途时，常食不下咽，悲不自胜。他们“或裂眥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这些长辈们的爱国思想和高尚情操，深刻影响着陆游，使他很早就立下“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报国壮志。成年后，陆游以“学者当以经伦天下自期”来自勉。他的“喜论恢复”，显然是仕途坎坷的主要原因。但是，多次播迁，并没有使陆游的爱国热情稍减，仍时时准备为恢复中原出力。在陆游思想上，抗金恢复中原高于一切。他不仅这样要求自己，也希望别人也应以国事为重，团结一致对外。恢复中原的爱国信念，是他一生的精神寄托。就在缠绵病榻之时，仍然念念不忘，至死不渝，写道：“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和雨，铁马冰河入梦来。”他临终时吟哦的《示儿》诗：“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正反映出他耿耿丹心与至死不泯的爱国热情。诗人陆游与尤袤、杨万里、范成大并称为南宋“四大家”。他精熟各种诗体，尤擅七律、七绝。《剑南诗稿》存诗9300余首。陆游的创作道路和作品风格，有人分为三个阶段：早年从江西派入手，私淑吕本中，又师事曾幾，所作工藻绘，重技巧。中年起诗风改变，尤其是入蜀以后，诗境开拓，博大闳肆。晚年退隐家居，风格渐趋平淡。然而，无论诗风如何改变，鼓吹恢复，诋斥和议，一直是他诗歌的创作主题。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他的诗歌忠实地反映了一代人民的心声。有时是对恢复中原的无限希望，有时是对偏安局面的无奈怅恨，有时是对误国君臣的愤怒控诉，有时是对国事日非的深沉叹息。由于严酷的现实，陆游抗战必胜的信念屡屡被打击，几乎幻灭。但他即使在极其抑郁、近于失望的心绪时写下的诗篇，也都是沉郁顿挫、感激豪放之作，因此，人们称陆游是继屈原、杜甫之后又一伟大的爱国诗人。
陆游描写田园和景物的诗篇也同样出色。晚年久居乡间，对农民的欢乐和疾苦都耳闻目睹。他以清隽流畅的诗句描写善良纯朴的农民生活，一年到头辛勤的劳作，自给自足的农家乐，他们遭受到的苛取豪夺，字里行间充溢着对农民命运的关切。陆游的景物诗，或发思古之幽情，或表现明媚的风光，多清新俊逸，饶有韵致。如“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小楼一夜听风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等，皆为千古名句。陆游还擅长词作。他的《放翁词》存词140余首。除《钗头凤》那样的诉说爱情之作外，更多的是表达爱国思想的。如雄壮悲凉的《诉衷情》，感慨遥深的《水调歌头》，意气风发的《秋波媚》，老泪纵横的《谢池春》，无一不是抒发自己的心声。著名的《卜算子·咏梅》，是用梅花的高洁和傲霜斗雪的品格，象征自己的坚贞气节和情操，哪怕有朝一日自己像梅花一样“零落成泥碾作尘”，仍旧是其“香如故”，永远不改变恢复中原的爱国信念。陆游的散文也别具一格。其中《老学庵笔记》记述当时的风俗民情、朝廷典章以及传闻轶事，不仅内容丰富，可补史传之阙，而且行文流畅，修洁可诵。《入蜀记》是记古迹、叙风俗，指点江山，引人入胜，故时人就有“四海文章陆放翁”之说。陆游还长于史学，他曾参与撰修孝宗、光宗两朝实录。私撰《南唐书》18卷，叙次简洁，为史著佳作。由于陆游的经历曲折，命运多舛，转辗流离，接触社会广泛，而使他积累了深厚的创作基础，在诗、词、文、史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他那充满激情的诗篇，不仅在当时鼓舞了爱国军民奋勇杀敌，也激励着人们反侵略斗志。梁启超所称颂的那样：“诗界千载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
张择端
张择端，字正道，南北宋之交的画家，东武（今山东诸城）人。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绘制的不朽杰作《清明上河图》，是我国绘画史上的无价之宝。它是一幅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长卷风俗画，通过对市俗生活的细致描绘，生动地再现了北宋汴京承平时期的繁荣景象。
《清明上河图》是张择端在宋徽宗朝任朝翰林画院画史时所作。这幅长卷为绢本，淡着色，画幅高24.8厘米，长528.7厘米。它是一幅用高度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长卷风俗画，通过对市俗生活的细致描写，生动地再现了北宋汴京升平时期的繁荣景象。张择端完成这幅歌颂太平盛世历史长卷后，首先将它呈献给了宋徽宗。宋徽宗因此成为此画的第一位收藏者。作为中国历史上书画大家的宋徽宗酷爱此画，用他著名的“瘦金体”书法亲笔在图上题写了“清明上河图”五个字，并钤上了双龙小印。这件享誉古今中外的传世杰作，在问世以后的800多年里，曾被无数收藏家和鉴赏家把玩欣赏，是后世帝王权贵巧取豪夺的目标。它曾辗转飘零，几经战火，历尽劫难……它曾经五次进入宫廷，四次被盗出宫，历经劫难，演绎出许多传奇故事。
（一）装裱匠以假易真
《清明上河图》，最先由宋徽宗收藏于北宋宫廷，公元1126年九月，金兵掳走了徽钦二帝，洗劫了宫中宝物。《清明上河图》却流传于民间，元灭金后，画第二次进入皇宫。元代至正年间，宫中有个装裱匠，用临摹本把真本换出，卖于某真定守，后又卖给武林（杭州）的陈彦廉，陈怕事败，又急于用钱，就卖给博雅好古寓居北京的杨准。
（二）汤装裱恩将仇报
据清代顾塑公的《消夏闻记》载：太仓王玉家里收藏有《清明上河图》，严世蕃知情后，强行索要，王玉不愿，就请一高手（即黄彪）复制一本送去，早先王玉巡抚两浙时，有一姓汤的裱画师，生活十分困难，王玉把他带回家中做事，后又推荐给严世蕃。当王玉的仿本（清明上河图）送到严家时，汤裱画恰在旁边，就对严世蕃说：“这画是假的”。严世善听后，十分恼火，恰值俺塔入寇大同。王玉当时为苏辽总督，御寇无术，严氏党羽借机弹劾王玉，因此被杀。
（三）陆夫人绣枕藏画
据明人李日华《味水轩日记》载，明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奸相严嵩柄国，权倾朝野，其子严世蕃仗势横行乡里，他们得知《清明上河图》是无上神品，便派人四处搜寻。此时，画存于陆完家，陆完死后，夫人十分珍爱地把画藏在绣花枕中，秘不示人。夫人有一外甥姓王，长于绘画，乖巧善谈，趁夫人高兴时，要求看画，夫人一时推辞不开，便允许他坐在小阁中不带笔墨，限定时间观看，王生号振斋，聪颖过人，经十几次观赏，对画中房屋、街道、舟车，人物构图布局，均默记在心，回去之后，就将全图临摹仿制流传于世，但真品终归严嵩之手。
（四）冯太监流言避嫌
据传：《清明上河图》入宫后，隆庆帝不喜欢字画，成国公朱希忠趁机奏请皇帝赐与他，皇帝却让估成高价，抵其俸禄，画将要给朱时，一个小太监得知此画价值连城，便将画盗走，正要出宫，管事人来了，小太监急将画藏到阴沟里，恰遇当天下雨，一连三天，画已腐烂，不堪收拾。
这个故事，明人詹景风收入他的《东图书览编》中，实为盗画人冯保所杜撰。冯保是隆庆帝万历年间的秉笔太监，东厂首领，有权有势，出入皇宫，冯保得知《清明上河图》以后写有题跋，如系皇帝赏赐，他在题跋中一定大书特书，但冯保只字末提，显系盗窃到手，为了掩入耳目，他编造了以上离奇的故事。
（五）清宣统皇宫盗宝
《清明上河图》入清后，曾为陆费墀毕沅收藏，嘉庆二年，毕沅死。四年（1799年）毕家被抄，《清明上河图）第四次入官。被收在紫禁城的迎春阁内。此后，《清明上河图》一直在清宫珍藏。辛亥革命后，溥仪（宣统）逊位，仍居宫中，1925年，他离宫之前，将宫中珍玩字画盗往天津。《清明上河固》即在其中。后伪满成立，他将此画带到长春皇宫，1945年，东北解放前夕，溥仪仓皇出逃，将此画带至通化，不忍丢掉，被我军缴获，收藏于东北博物馆。1955年拨交故宫博物馆。这是《清明上河图》第五次入紫禁城，不过不是昔日皇宫，而是人民的博物院了。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大干将之一李作鹏，曾利用权势将《清明上河图》强行从故宫博物院“借”出，据为己有。他还伙同邱会作、吴法宪等人一起，霸占了其他一大批珍贵文物。林彪倒台后，《清明上河图》才又重见天日，如今依然珍藏在故宫博物院中。《清明上河图》画卷内容探讨：《清明上河图》自问世以来，历代都有临摹本，且大小繁简不同。据统计，目前国内外公私所藏的《清明上河图》摹本有30幅。《清明上河图》究竟画了些什么内容呢？为什么千百年来，它的魅力一直不衰？
据齐藤谦所撰《拙堂文话·卷八》统计，《清明上河图》上共有各色人物1643人，动物208头（只），比古典小说《三国演义》（1191人）、《红楼梦》（975人）、《水浒传》（787人）中任何一部描绘的人物都要多。《清明上河图全图可分为三个段落，展开图，首先看到的是汴京郊外的景物。中段主要描绘的是上土桥及大汴河两岸的繁忙景象。后段则描绘了汴京市区的街景。人物大不足3厘米，小者如豆粒，仔细品察，个个形神毕备，毫纤俱现，极富情趣。《清明上河图》大至原野、浩河、商廊，小至舟车人物、摊铺、摆设、市招文字皆统组一起，真实自然，令人有如临其境之感。整部作品长而不冗，繁而不乱，严密紧凑，有如一气呵成，充分表现了画家张择端的过人笔力，不愧为中华艺术宝库中的稀世珍宝。据图后明人李东阳的题跋考据，《清明上河图》前面应还有一段绘远郊山水，并有宋徽宗瘦金体字签题和他收藏用的双龙小印印记，现在这些画上都已不见。原因有两种，一种可能是因为此图流传年代太久，经无数人之手把玩欣赏，开头部分便坏掉了，于是后人装裱时便将其裁掉；一种可能是因宋徽宗题记及双龙小印值钱，后人将其故意裁去，作另一幅画卖掉了。还有许多专家猜想《清明上河图》后半部佚失了一大部分，因为画不应该在刚进入开封城便戛然而止，而应画到金明池为止。《清明上河图》究竟有没有佚去后半部，它到底还有多少难解之谜，这一切，都吸引着中外学者、专家进行探索故宫博物院展柜内的清明上河图原作。
范成大
范成大（1126年～1193年），号石湖居士，吴郡（今江苏苏州）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考中进士。开始步入仕途。初为徽州司户参军，累迁礼部员外郎。后出知处州，减轻赋税，兴修水利，颇有政绩。但身处南宋初年，积弱之世不能有更大的作为。范成大为人刚直，视死如归。乾道六年（1170年），宋孝宗拟派使臣到金国索取河南陵寝地，当时朝臣惧怕金人如虎，范成大慷慨请行，全节而归。范成大在朝，刚直不阿。乾道八年（1172年），范成大起复，辗转桂林、成都、明州、建康等地任官。淳熙五年（1178年），范成大从成都还朝，以中大夫为参知政事，执政仅两个月，便被御史以私憾攻击而落职。晚年告休归居苏州石湖，与陆游友谊甚笃。
范成大才华横溢，素有文名。与陆游、杨万里、尤袤齐名，为南宋四大家之一。词风清逸淡远，善写田园诗，《田园四时杂兴》被文学史家誉为集古代田园诗大成之作。范成大不仅擅诗，而且善书。其书法清新俊秀，典雅俊润，只可惜他为诗名所掩，书名不彰。明陶宗仪《书史会要》谓范成大“字宗黄庭坚、米芾，虽韵胜不逮，而遒劲可观”。范成大的书法曾受他母亲的影响，他的母亲蔡夫人，是北宋四大书家之一蔡襄的孙女。
范成大传世墨迹，以尺牍简札居多。他在成都与陆游饮酒赋诗，落纸墨尚未燥，士女已万人传诵，被之乐府弦歌，题写素屏团扇，可惜这些墨迹都未传下来。目前所能见到的范氏手迹，以他54岁所书《明州赠佛照禅师诗碑》为第一，此碑早佚，但有宋拓本藏于日本东福寺。范成大现存的手迹还有《兹荷纪念札》、《垂海札》、《荔酥沙鱼札》等，他的行书《田园杂兴卷》也常为人们所乐道。明代王世贞在《州山人稿》上说：范成大“归隐石湖时作即诗。无论竹枝、鹧鸪、家言，已曲尽吴中农囿故事矣！书法出入眉山（苏轼）、豫章（黄庭坚），间有米颠（米芾）笔，圆熟遒丽，生意郁然，真是二绝。”
李侗
李侗（1093年～1163年），字愿中，延平（今福建南平市）人南宋学者。他认为万物统一于天理，提出了“理与心一”，主张“默坐澄心，体认天理”的认识方法。朱熹曾从游其门，并将其语录编为《延平答问》这位被清康熙皇帝赞为“静中气象”的大学者特别钟情于武夷山。他教诲在山中寓居数十年之久的大学者朱熹脱颖成名，成为理学集大成者。
李侗与朱熹在武夷山结下不解之缘，在清朝董天工编纂的《武夷山志》中有简略的记载。朱熹初入宦途，赴同安县任主簿，赴任途中他慕名前往拜谒前辈宿儒李侗。这时，李侗已年逾花甲，正高卧剑浦（今福建南平市）著书讲学。他对这位远道求师、才华横溢而不无幼稚、自大的后生采用了因势利导、循循善诱的教诲方法，授予以程派理学的精髓——“理一分殊”。所谓“理一分殊”就是一理摄万理，犹如一月之散而表现为江河湖海之万月，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万理归于一理，犹如江湖河海的万月其本乃是天上的一月。从一个太极散而为物物之各具一太极，又由物物之各具一太极归本于一个太极。这就是“理一分殊”。这个理学名词源于程颐称赞张载《西铭》时的话。程颐称张载这部著作是“明理一而分殊”。并说：“万物皆是一理”、“一物之理即是万物之理”，认为宇宙间有一个最高的“理”，而万物各自的理，只是最高“理”的体现。李侗对好学善问的朱熹细心阐述了这个独特的观点。他说，“理一”（太极）是化生天地万物的本源，并指出万物虽则同具一理，但所禀受之气有“秀”、“偏”之别。李侗一席教诲，令朱熹茅塞顿开。从此朱熹的学术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奠定了今后继承程氏理学、独创朱派闽学的坚实基础。史载：“朱子感其言，故其精察妙契。著书立言，莫不由此。”
首次拜谒李侗之后，朱熹满载着得道的喜悦走马上任，在同安主簿任内小试锋芒。学子当政，自有一番苦衷。然而，最使朱熹感到茫然若失的是，由于宦务在身，不能时刻趋奉李侗先生之旁，朝夕问道解惑。因此当他四年任满返回武夷山之后，就迫不及待地赶往延平拜谒李侗。他往返奔走，求道之乐，如尝甘饴。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朱已年近而立。由于权奸当道，大业未成，心情惆怅，于是以赡养老母和扶养幼子为理由，请求朝廷任命为祠官的闲职，借以闭门在家著述，阐扬道学。在家待职的漫长岁月里，他潜心苦读，孜孜不倦。“学海无涯，师教有方”。他又想起了李侗先生，于是披着明媚春光第二次奔赴延平求道。这年朱熹29岁，李侗已66岁了。朱熹从五夫里出发，徒步数百里到延平，赤诚求教之心，坦坦荡荡，令人赞叹！这次，朱熹向李侗先生提了《春秋》、《论语》有关章句中十八个问题。李先生对朱熹抱有很大希望。他在给朱熹讲解《论语》“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章句时，勉励朱熹循序渐进。每十年都要有一个大发展，并说：“圣人非不可及也。不知更有此意否？”朱熹领教之后，旅居在离李侗住处不远的西林寺，陪伴着晨钟暮鼓，执著地琢磨着李先生的金玉良言，追索真谛，一旦颖悟，则手舞足蹈。而李先生在晚年山居的寂寞境况中得到这样的高足，也感到无限的快慰。他在给友人信中写道：“元晦（即朱熹）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鲜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又说：“此人极颖悟，力行可畏，讲学极造其微处。某因追求所省，渠所论难处，皆是操戈入室，俱从源头体认来，所以好说话。某昔于罗先生得入处，后无朋友，几放倒了。得渠如此，极有益。”第二次见面后不久，朱熹返回五夫里待奉老母。李侗接连给朱熹写了七次信，殷殷希望朱熹再来延平，但又担心朱熹家有高堂，不能分身。其中有一封信写道：“某兀坐于此，朝夕无事，若可以一来，甚佳，致千万意。”笔端透露出急于相见之情。
绍兴三十年（1160年），朱熹第三次从五夫里到延平访问李侗。见面后即迫不及待地向老师问候、求教，然后谦虚告退，俟次日趋师前问学。朱熹这次再寄寓于西林院惟可师的僧舍里，“朝夕往返受教”。这次，李先生讲述了《易经》的太极论，论述了“天理”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还讲一步阐明“理一分殊”的原理，要朱熹“返博归约”，抓住问题根本，从平实处去用力。李侗还教诲朱熹学《易》，须做到“看得六十四卦之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处。”朱熹“闻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无实，全不济事，自此读书益加详细。”第四次拜谒李侗是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这时李侗寓居建安（今福建建阳），已年届古稀。
李侗给朱熹讲解了《孟子》中尽性、养气的内容，传授了所谓养存、持守的方法。李先生的“静中气象”乃是一种从静思中去激发人的内在的智慧和灵性的方法，他认为，研究问题要“胸中洒落通透，毫无窒碍，方才使得”。对于李侗先生所传的“体认”、“洒落”，朱熹理解很快。他说：“李先生之言主于体认，程先生（指程颐）之言主专在涵养。其大要实相表里。”又说：“大抵此个地位乃是见识分明、涵养纯熟之效，从真实积累功用中来，不是一旦牵强著力做得‘洒落’二字。”
师徒最后两次见面都是在武夷山中和山麓的五夫里。两次见面促使朱熹从书斋走上当朝论政的道路。
隆兴元年（1163年）六月，李侗从建安出发，前往信州铅山（今江西上饶县），欲去他的儿子李友直的任所接受赡养，途经武夷山。酷暑时节，朱熹在五夫里潭溪之畔的紫阳楼迎来了他曾登门赐教的李侗。是时，武夷山中凉风习习，潭溪之畔流水潺潺，师生俩沉浸在重逢的喜悦之中。朱熹就上书陈述政见之事进一步向李侗求教。经过李侗再三阐述，朱熹终于打消顾虑，下定了向皇帝重申讲和误国的大义，思想上从此“涣然冰释，无复疑滞矣！”朱熹又请李师阐明义利之说，李侗慨然允诺，反复教诲。当李侗离开武夷山北上铅山之后，觉得意犹未尽，于七月二十八日再次复信给朱熹，信中慷慨陈词，断然指出宋廷日衰的原因乃是“三纲不振，义利不分”。这年八月，李侗过不惯闲散的安逸生活，踏上归途，经过武夷山，第六次与朱熹见面，他“过其门弟子故人于武夷潭溪之上，徜徉而归。”这次不寻常的会见终于坚定了朱熹入都奏事的决心。随后，他根据恩师的嘉言诤语，写了面奏政见的三札。半个月的时间在师生滔滔不绝的议政声中消逝了。这年九月十八日，师生依依惜别，朱熹北上入都奏事，李侗南返延平故里，随即又应福州太守汪应辰的召请，奔赴福州。这年十月，这位不求宦达但攻理学的老学究终因年老体衰，不堪劳累，瞑目长逝。这时朱熹已到达京城临安。他因奏事剀切得到孝宗皇帝的赏识，受命为武学博士，在京待次。当他听到噩耗后，悲恸欲绝，而当时丞相洪适又力主和议，这与恩师李侗极力反对和议的主张大相径庭，所以朱熹忿然辞职，日夜兼程赶回福州奔丧。第二年正月，他驰达福州。在亡灵前，他念了《祭李延平先生文》，祭文用“以歌代哭”的特殊形式，铭志着这两次师生武夷相会的经历和感受。朱熹写道：“安车暑行，过我衡门。还旆相遭，凉秋已分。熹于此时，适有命召。问所宜言，反复教诏。最后有言：吾子勉之，凡兹众理，子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失堕。归装朝严，讣音夕至。”悲痛万分的朱熹还亲自给李侗写了长篇悼词和铭誺，同时“伏哭柩前，奉奠以贽”。随后，亲奉李师灵柩安葬于延平炉下乡下岚村墓地。至今，先生之墓尚存。
李侗、朱熹六会的佳话，悄然流传在武夷山中，成为师生笃交的楷模。当时，朱熹就对其门徒畅谈过这一段来往就教的收获。他说：“吾儒（指李侗）广大精微，本末具备，不必它求。”特别在阐述“理一分殊”这个理论时，李侗作了精辟的发挥，使朱熹的学问根基更臻巩固。晚年，朱熹用“理一分殊”的道理去注解“四书”，写成了集理学之大成的《四书章句集注》，终于攀上了理学的巅峰。为了报答李侗的师恩，朱熹决心为师立言。后来，他把前后六次向恩师求教的实录编成《延平答问》一书，成为李侗仅有的一部著作而传诸后世。《答问》上下集约二万六千余言，收入李先生从绍兴丁丑年（1157年）到癸末年（1163年）这七年间给朱熹的信文摘要共二十四篇、六十四条，还收入朱熹同李先生平素面难对答的语录，共有百条以上。答问的内容涉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易》、《春秋》等，而以《论语》章句的讨论最多，《中庸》、《孟子》次之。李侗、朱熹师生二人总是博引濂、洛、关学各家的说法来进行比较论证。李先生的答疑解难对朱熹客观唯心主义天道观和思辨方法的建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李先生对四书章句的解释十分透彻，朱熹编撰《四书章句集注》时，都用上了李先生对他阐发的道理。例如，在《论语》“回也不愚”章句的后面，朱熹就注了愚闻之师曰的字样，后面整段引用了李侗教诲的原话。由此可见李先生对朱熹思想的巨大影响。
罗从彦
罗从彦（1072年～1135年），宋代南剑州沙县人，字仲素，儒称豫章先生。罗从彦是我国宋代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他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发展，对道、释及法家批判性的吸收融和，所形成的富有个性的静中观理（主静说）学说，影响深远。时至今日，他的有些思想，如民本思想、为政者必须加强道德修养、用人上必须“以德器为先”等，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罗从彦自幼刻苦好学，先从师吴仪，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与陈渊从师于程颢和程颐的嫡传弟子、闽学创始人杨时。杨时讲学时，曾提及程颐对《易·乾九四爻》“所说甚佳”。罗从彦便变卖田产充作盘缠，前往洛阳当面向程颐请教，发现程颐所说与从杨时处听到的相差无几。从洛阳回来之后，师事杨时更为虔诚。杨时任萧山县令期间，罗从彦多次长途跋涉，登门求教。经过20余年的潜心钻研，“终得杨时不传之秘”。二程理学经历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四代师承，形成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罗从彦“上传伊洛，下授延平”（宋礼部《颂文质罗公祠》祭文），起承上启下的作用。
宋靖康元年（1126年）罗从彦写成《圣宋尊尧录》8卷。此书主要记载宋开国至宣和末年（1125年）“圣君贤臣”的活动，参夹与“释言”，借以阐明道义，或进行讽谏，表现出罗从彦虽身为落魄书生，仍忧国忧民。
宋绍兴二年（1132年），罗从彦年逾花甲，在多次赴考不第之后，以特科进士出任广东惠州博罗县主簿。宋绍兴五年死于任上。享年63岁。
罗从彦的著作《豫章文集》被收入《四库全书》，《诗解》、《春秋解》、《春秋指归》、《语孟师说》、《中庸说》、《台衡录》等均已散失。现存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重刻出版的《宋儒罗豫章先生全集》共12卷，收有《尊尧录》8卷，《二程先生语录》及《问答》1卷，《议论要语》1卷，杂著和诗各1卷。
朱淑真
朱淑真，自号幽栖居士，相传她祖籍与朱熹祖籍徽州婺源同属一地，故有人称她乃朱熹侄女。因世居杭州钱塘，故又称钱塘人。出生于仕宦世家，家境颇富。据她写的诗句，称家里不仅有东园又有西园还有楼阁。她即住在西楼之上。而且家庭中有较浓郁的文化气氛。她常与父亲把酒论文，吟诗作对。她在《寄大人二首》中感叹：“诗礼闻相远，琴樽谁是亲？”并期盼“把酒何时共，论文几日亲。”她曾在出嫁后，得到家嫂的一封信，她即兴作诗，写道：“声声喜报鹊温柔，忽接芳缄自便邮。一尺溪藤摛锦带，数行香墨健银钩。倾心吐尽重重恨，入眼翻成字字愁。添得情怀无是处，非干病酒与悲秋”。反映她在未出阁前，过着温馨的家庭生活。
朱淑真不仅生时命运悲苦以至郁郁而终，死后还要备受折磨。在当时的父权社会里，她也是个失贞之妇了，所以史书里对她的生平大多隐而不发，把她的身世搞成了一个谜团。操纵在男性手里的史笔把朱淑真的血肉轻轻抹掉了，只留下几行语焉不详的介绍和一个“断肠”之名。正如朱淑真的家人，在她死后还要令她“不能葬骨于地下”——“独留青冢向黄昏”已经够惨的了，朱淑真连青冢都没有留下。为了斩草绝根，家人还把她的诗稿全部焚毁。像她这样整天多愁善感、自怜自伤的才女，写下的诗文肯定为数不少，而现在只剩下300来首诗和十几首词。
那些侥幸遗落人间的诗文仍脱不了苦难的命运：朱淑真的词是版权最混乱的，其中的一两首好词通常被人们划给了欧阳修，有的则划给了李清照，还有的给了她的本家朱敦儒——想想，朱淑真一生唯一的慰藉就是这点成就，还被折腾来折腾去。后人忙于给朱淑真做“减法”，将她的存在减得所剩无几，真伪莫辨。
朱淑真的生平事实已经模糊不清，说她出身于仕宦家庭，其二说她世居桃村，属下里巴人。朱淑真19岁成婚，至于她所嫁的丈夫，也有二说：一说是官宦人家，一说是市井粗人。到底是哪种人现在已无可考证，唯一确切不疑的是她的婚姻很不幸福。对于这个17岁就写出《生查子·元夜》的才女而言，一个无法进入她精神世界的婚配的确是个悲剧。李清照还跟赵明诚互相唱和了两年，朱淑真却即刻跌入了绝望的深渊。
有的词话里写了一则轶闻，说是朱淑真的丈夫出门很久，朱淑真给他寄了一封家信，什么都没写，就在书里画了很多圈圈。后来他在书脊里找到一首词，那就是有名的《圈儿词》。感动之下，他第二天就打道回府了。《圈儿词》更像是民间文学，不像出自词人之手。而且，朱淑真的丈夫也不像是这么容易受到感动的文学爱好者。正因为跟丈夫根本无法沟通，朱淑真才会在两个人的婚姻里体会到更甚于一个人的孤独。
据说，朱淑真在婚前就已经有了中意的情人，所以，朱淑真很不愿意把自己嫁给家人许配的那个男人。用现在的行话说，朱淑真反对“包办婚姻”。在她忍受不了痛苦的婚姻而回到娘家之后，听说她又继续跟以前的情人来往，有人说她一生所爱的就是那个情人，有人说朱淑真是写愁之人，其中首推她的《减字木兰花》：“独行独坐。独倡独酬还独卧。伫立伤神。无奈春寒着摸人。此情谁见。泪洗残妆无一半。愁病相仍。剔尽寒灯梦不成。”——哪怕没有倾国倾城的貌，至少也占了多愁多病的身。
在朱淑真的心里，颇有点自命不凡的味道，她已经自觉到体内的诗人意志，自觉到与众不同的命运。在她目光所及之处，看不到出路，只看到痛苦。她马上意识到，这是她最为优越的东西，这是她超越不堪忍受的凡俗生活的唯一可能。以前写诗，只是出于排愁解恨的心理；现在写诗，却成了内心最为迫切的愿望。她不再只是写自己的闲愁，开始有意识地咏物言志，试图用接近男性角色的方式得到社会的认同。词论说她的诗稿被焚后“百不存一”，可见朱淑真在50年的苦闷生涯中写诗不知凡几。她像男性诗人一样，把写诗当作一种政论工具，只在词作里表达内心深处的情怀。这也是朱淑真诗不如词的一个原因。
朱淑真虽是大家闺秀，但却时时关心百姓的疾苦。如《苦热闻田夫语有感》一诗，她写道：“日轮推火烧长空，正是六月三伏中。旱云万叠赤不雨，地裂河枯尘起风。农忧田亩死禾黍，车水救田无暂处。日长饥渴喉咙焦，汗血勤劳谁与语？播插耕耘功已足，尚愁秋晚无成熟。云霓不至空自忙，恨不抬头向天哭。寄语豪家轻薄儿，给巾羽扇将何为！田中青稻半黄槁，安坐高堂知不知？”另一首《喜雨》，亦写道：“高田低田尽沾泽，农喜禾无枯槁伤。我皇圣德布寰宇，六月青天降甘雨。四海咸蒙滂沛恩，九州尽解焦熬苦。”这些诗，都可表明她是个颇富正义感的不凡女性。可惜的是，朱淑真的婚姻极不如意，以致抑郁以终，铸成了她的悲剧。如在《愁怀》二首之一中写道：“鸥鹭鸳鸯作一池，须知羽翼不相宜。东君不与花为主，何似休生连理枝。”她非常明确地提到了对自己婚姻的不满意。她的丈夫既非“市井民家”，亦非“村恶”，而是个官员。朱淑真在《春日书怀》中写道：“从宦东西不自由，亲帏千里泪长流。已无鸿雁传家信，更被杜鹃追客愁。日暖鸟歌空美景，花光柳影谩盈眸。高楼惆怅凭阑久，心逐白云南向浮。”③这里显然指跟着丈夫宦游，而远离父母千里，极不自由。另一首《寒食咏怀》，记述丈夫的为宦地是在淮南：“淮南寒食更风流，丝管纷纷逐胜游。春向眼前无限好，思亲怀土自多愁。”当时，宋金长期划淮为界，淮河一线，是双方重点设防的地方。因此可以推断，她的丈夫大概是不通文墨的一介武夫。她在《秋日偶成》中透露过自己的心事：“初合双鬟学画眉，未知心事属他谁？待将满抱中秋月，分付萧郎万首诗。”最后一句值得注意，她希望自己能嫁个写得万首诗的丈夫，而事实上却嫁了个武夫，这就不能不是“鸥鹭鸳鸯作一池”了。后来，她乘归宁省亲之机，回到了父母身边，从此便永远离开了这个丈夫。由于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如意，她写了许多抒发自己情感的诗篇。如《冬夜不寐》：“推枕鸳帏不奈寒，起来霜月转阑干。闷怀脉脉与谁说，泪滴罗衣不忍看。”正由于这种境遇，朱淑真终于抑郁以终。据说她去世时，父母尚健在。
朱淑真在生前并没有太大的诗名，朱熹说过：“本朝妇人能文，只有李易安与魏夫人。”朱淑真也与魏夫人有交往。她写有《会魏夫人席上命小鬟妙舞，曲终，求诗于予，以“飞雪满群山”为韵作五绝》。这位魏夫人就是曾布（1036年～1107年）之妻，魏泰之妹，主要活动在北宋哲宗徽宗时。而朱淑真当是北宋末南宋初年人，与李清照（易安居士）同时或稍后。
宗淳熙九年，（1182年）魏仲恭编定朱淑真的作品，名《断肠诗集》，在此书的序中说：“比往武陵，见旅邸中好事者往往传诵朱淑真词，每窃听之，清新婉丽，蓄思含情，能道人意中事，岂泛泛者所能及？未尝不一唱而三叹也。早岁不幸，父母失审，不能择伉俪，及嫁为市井民家妻。一生抑郁不得志，故诗中多有忧愁怨恨之语。观其诗，想其人，风韵如此，乃下配一庸夫，固负此生矣。其死也，不能葬骨于地下，如青冢之可吊，并其诗为父母一火焚之。今所传者，百不一存，是重不幸也。呜呼冤哉！予是以叹息之不足，援笔而书之……乃名其诗为《断肠集》。后有好事君子，当知予言之不妄也。”末署“淳熙壬寅二月望日，醉居士宛陵魏仲恭端礼书”。诗存330余首，《断肠诗集》，亦称《断肠集》；词存30余阕，称《断肠词》。朱淑真诗词的成就可与李清照齐名。遗憾的是，李清照《宋史》中留有记载，而朱淑真却没有。据说当时有临安人王唐佐为朱淑真写过一小传，但也没有流传下来，对其生平概略大多是根据她的诗作推知的。
《眼儿媚》迟迟春日弄轻柔，花径暗音流。清明过了，不堪回首，云锁朱楼。午窗睡起莺声巧，何处唤春愁？绿杨影里，海棠亭畔，红杏梢头。
《秋夜》夜久无眠秋气清，烛花频剪欲三更。铺床凉满梧桐月，月在梧桐缺处明。
辛弃疾
辛弃疾（1140年～1207年），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号稼轩居士，济南历城（今山东济南）人。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宋室南迁，辛弃疾的出生地成为金朝的统治地区。他的祖父辛赞，当北宋灭亡时，因受家族拖累，未能脱身南渡，不得已仕金，曾任亳州谯县令、开封府知府，官至朝散大夫。但他时时眷念故国，常带领儿孙“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不共戴天之愤”。他对辛弃疾寄以殷切的期望，曾两次让辛弃疾至金都燕京参加进士科考试，借机侦察金人形势，以图恢复。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南下侵宋，济南农民耿京聚众二十多万起义，青年的辛弃疾也组织了二千多人参加，并在军中掌书记。完颜亮南侵失败后，辛弃疾劝耿京和南宋王朝联系，在军事上配合行动，进一步反击敌人，并代表起义军到建康去见宋高宗。在他从南宋北归时，叛徒张安国已谋害了耿京，并劫持了部分起义军投降金人。辛弃疾得到这消息，和部下五十人驰骑直入张安国五万人的大营，缚张安国置马上，当场又号召了上万的士兵反正，长驱渡淮，奔向南宋。
辛弃疾南归的第二年，张浚出兵北伐，败于符离，南宋王朝又倾向对金和议。辛弃疾这时不顾自身官职的低微，写成《美芹十论》献给宋孝宗。论文前三篇详细分析了北方人民对女真统治者的怨恨，以及女真统治集团内部的尖锐矛盾。后七篇就南宋方面应如何充实国力，积极准备，及时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等，也都提出一些具体的规划。后来虞允文作宰相，他又写了《九议》献给他。《九议》除包括《美芹十论》里一些重要论点外，更根据刘邦、项羽率吴楚子弟北上灭秦的史实，驳斥存在于士大夫间的“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的谬论。他一面认为“胜败兵家之常事”，不能因一次的失败而丧失胜利的信心，用以驳斥那些借口符离之败“欲终世而讳兵”的妥协投降派；一面又认为“欲速则不达”，要求国家作长期的准备，而反对那些轻举妄动，“欲明日而亟斗”的速战派。辛弃疾这些意见虽没有为南宋王朝所采纳，仍可以看出他对形势认识的清楚和对统一祖国事业的关心。这和他词里所表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息息相通的。
辛弃疾南归之后不久，宋金对峙的局面渐趋稳定，主张对金妥协投降的一派长期在南宋王朝当权。他们任用辛弃疾作地方官，只是利用他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才能，应付地方事变，镇压农民起义，便利他们肆无忌惮地剥削人民。可是辛弃疾是带了北中国人民要求恢复的愿望南归的，为了准备力量，统一祖国，在他任地方官时必然要排击豪强，淘汰贪吏，和南宋王朝的一些特权人物发生矛盾。他在《论盗贼札子》里说自己“孤危一身”，“年来不为众人所容，恐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辛弃疾的远大政治抱负，他不与投降派妥协的政治态度，以及他在南宋统治集团里的孤危地位，使他在政治上屡受打击，也使他在这时期写的词里交织着种种复杂矛盾的心情，形成辛词所特有的豪壮而苍凉、雄奇而沉郁的风格。
淳熙八年（1181年），辛弃疾因言官弹劾落职，退居江西上饶的带湖，并取“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的意义，自号稼轩。这时他爱庄子的文章与陶渊明的诗，在政治上流露了厌倦的心情；但由于他一直期望把一生贡献给统一祖国的事业，表面上他好象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