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枭雄彭越
本文作者孙海洋，湖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秦汉之际，风起云涌，英俊乌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振臂呼集者，皆良俊之才，英雄之辈。他们有的成功了，名列青史，如刘邦、张良之属；有的因气力不济、命运不佳而失败了，但也在历史上留下一抹青痕，如项羽。有的人凭借着才能，走对了路子，取得了成功，却沦没于争权夺利之中，落个悲惨的结局。这些人物，多数至今还为人们所品评谈论，但有的却很少为人所注意，彭越就是其中的一个。
一、乘势而起渔泽之中
彭越，字仲，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人。出身渔家，以在巨野湖泽中打鱼为生。为人机智果敢，重信义，在当地青少年中极具威信。秦王朝末年，秦始皇、秦二世施行暴政，刑法苛刻。统治者穷奢极欲，大兴土木，赋役无度，残酷压榨人民。因不堪忍受重压，有许多人被迫走上了反抗的道路，彭越是其中的一个，他逃入巨野泽中，当了“群盗”。秦二世元年，陈涉、吴广在陈地揭竿而起，魏咎在梁地起兵从之，被立为王；项梁在会稽起兵响应，率江东兵渡江而西；田儋在齐地起兵，占领了狄地。刘邦在沛地起兵，占领了丰沛。巨野地区的一帮年轻人沉不住气了，找到已为群盗的彭越，欲让彭越率领他们起事。但彭越没有当即答应，他老奸巨滑，想要再观一观形势，曰：“两龙方斗，且待之。”一年以后，已是秦二世二年的八月了，这时天下已是遍地烽火，反秦武装几遍布全国。但秦军其势汹汹，章邯率数十万精锐出函谷关，向山东起义军拼死反朴。吴广败，陈涉死，魏咎战败自杀，楚军主力项梁亦败死。然后章邯移兵河北，围钜鹿。楚怀王令宋义、项羽率楚军主力北上救赵，彭城到昌邑一带相对平静。彭越认为时机已到，遂纠集当地少年一百余人起兵。起兵之初，先立威。他与少年们约好第二天日出时集合，“后期者斩”。第二天日出，多数人都按时到了，但有十余人直到日中才到来。彭越即令“校长”杀最后来的那个人，校长不敢动手，彭越亲自将其人拖出杀了，设祭坛，号令徒属，“徒属皆大惊，畏越，莫敢仰视。”彭越这才率领这支小小的队伍出征，四出略地，一路收聚魏王咎的败散人马，很快，其队伍就发展到一千多人。不久，碰上刘邦从砀北击昌邑，彭越即率领这支人马相助。可惜未能得手，刘邦只好引兵西走，转攻陈留。彭越亦率众退还巨野，不断地收集魏地败散的起义军余部，壮大其势力，同时也在巨野周围小打小闹。至汉元年项羽分封天下后东还彭城时，彭越的队伍已发展到一万多人。因为他没有跟随项羽入关，所以未得封侯。他这支队伍，也就成了散兵游勇，一无尺寸之封地，二无所归属。
彭越生于战国末年，起事时，年岁当在五十上下，所以他当了起事的首领，集合要杀迟到者时，说：“臣老，诸君强以为长。今期而多后，不可尽诛，诛最后者一人。”那么，他既经历了战国末年的兼并战争，也经历了秦王朝十多年的残暴统治，受尽了生活的磨难，也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所以他在当地很有些威望，让少年们强请他为“长”。不过他似乎还没有像陈涉一样具有政治经验，几乎没有什么政治眼光，他起事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目标。如果没有陈涉吴广的起义，他可能为群盗一生。即使秦王朝被推翻，如果建立了一个统一的新政权，彭越也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作为。而现在不同了，楚汉之争开始了。
二、游击项楚，助汉取天下
汉元年五月，因项羽分赃不匀，田荣在齐地反楚，击走项羽所封之田都、田市、田安，并三齐，自立为齐王。这时彭越恰在齐地与梁地交界之处，田荣看中了这支人数已有一万多的队伍，于是给予彭越将军印，“令反梁地”。这时刘邦东出陈仓，平定三秦，开始与项羽争天下。项羽令萧公角击彭越，被彭越打得大败。然后彭越乘机攻城略地，并不断扩大自已的力量。汉二年春，彭越又将兵三万与魏豹等诸侯一起，听从汉王的号令东向击楚，连前共攻占了魏地以外黄（今陈留）为中心的十余座城邑。然后从外黄至彭城，正式投奔了刘邦。刘邦对他说：“彭将军收魏地，得十余城，欲急立魏后。今西魏王豹，魏咎从弟，真魏也。”于是拜彭越为魏相国，让他自主率兵攻略梁地。从这里可以看出，彭越此时并没有称王称霸的野心，他有了自己的地盘和势力后，即欲立魏国后裔为王。刘邦让他归属于魏王豹，他毫无异议地服从了。
刘邦于彭城之败后西走，诸侯兵亦散，彭越前所占领的十余座城邑也通通丢了，只好将兵居于滑州河上。汉三年，项羽在荥阳一带与刘邦相抗，彭越则在项羽的后方打游击，“常往来为汉游兵击楚”，渡河击楚东阿，战下邳，大败楚军，杀楚将薛公，攻下了睢阳、外黄等十七座城邑，并堵截项羽的粮道，烧毁楚军的粮食，他成了项羽的心腹大患。项羽无法，只好将前线指挥权交给部将，迅速回兵。彭越不敢敌，只得北走谷城。汉五年秋，项羽率兵南走阳夏，他又回头攻下昌邑旁二十余城，得到十多万斛粮食，运到荥阳、成皋前线，供给刘邦的军队。彭越在梁地有力地牵制了项羽，使刘邦从战败中迅速调整策略，收得淮阴侯的数万精锐之师，渡河复军成皋，与项羽对峙。而彭越仍然“数反梁地，绝楚粮食”，使“项王患之”。汉四年，项羽又一次将前线指挥权交给部将曹咎，引兵回击，彭越又一次弃城而走，项羽攻陷了陈留、外黄、睢阳。但听说曹咎在成皋被刘邦打得大败，又立即回兵。项羽走后，彭越又回到梁地，还加上一个田横，一起游击楚后方，项羽又几次回兵与战，但总是找不到面战的机会。彭越采用的是你进我退、你退我进的作战策略，项羽是狗咬刺猬———下不了口，而疲于奔命。这时，韩信率大军已平定了魏、代、赵、齐，战败了项羽派去救齐的龙且大军，对项羽形大了大包围之势，后方又有彭越的骚扰，“项王兵罢食绝”，再无力在成皋、荥阳间与刘邦相抗，只好请求和解，议定与汉中分天下，然后引兵东归。刘邦听从了谋士张良、陈平的建议，率兵追击东归的楚军，并命令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合力击楚，但两人都借故未至，汉军追至固陵，楚军返身与战，汉军又一次大败。没办法，刘邦再一次取张良之议，派人封韩信为齐王，王陈以东至海；封睢阳以西，北至谷城予彭越。这样彭越、韩信才与诸侯一起会兵垓下，最后消灭项楚。项羽死后，刘邦才正式立彭越为梁王，都定陶。
彭越在楚汉战争中，一心为汉，在项羽的后方牵制楚军，攻城略地、断楚粮道，对楚军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他对刘邦的支持，除了淮阴侯韩信外，是最大的，也就是说，他的功劳是除韩信以外最大的。彭越也在与项羽周旋过程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楚汉之争开始时，他只有一万余人马，刘邦让他作魏豹的相国，他服从了。在项、刘对峙的几年中，他也是一心一意为汉扰楚。但当楚、汉议和，项羽引兵东返时，彭越已拥有数万军队，占据了旧魏一大片土地，就开始产生了野心，有些不听使唤了。刘邦在固陵召兵，他以“魏地初定，尚畏楚”为由而拒绝参与会战。张良说：“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为魏相国。今魏豹死毋后，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一旦刘邦封予他全梁的土地，“乃悉引兵会垓下”，这说明他意在得梁王之封。
三、狡兔死，走狗烹
当了梁王以后，彭越还是规规矩矩地当他的诸侯，汉六年，汉高祖伪游云梦至陈地，准备擒拿淮阴侯韩信，召诸侯，彭越老老实实地赶到陈地朝见了刘邦。汉六年、九年、十年，彭越都按规矩赴京朝见高祖。汉十年秋，陈豨反赵地，刘邦亲自率兵镇压，至邯郸，征兵梁王，梁王称病，只派了一位将军率兵诣邯郸。高祖大怒，派使者责备之，彭越非常恐惧，想要亲自见高祖作解释和谢罪。梁王部将扈辄云：“王始不往，见让而往，往则为禽矣。不如遂发兵反。”但彭越不听，只好再一次装病。此事肯定已引起了高祖的猜忌，恰巧，梁太仆因事惹恼了梁王，梁王欲斩之。太仆连夜逃走至汉，告梁王与扈辄谋反。高祖迅速作出反应，派使者至梁掩捕彭越。彭越未作任何防备，遂被捕，囚至洛阳。有司以反形已具为词，以谋反罪罪之。但高祖并没有按谋反罪处置他，而赦其罪，将他贬为庶人，发配至蜀地青衣县（即今临邛）。行至郑（今陕西华县），遇上从长安回洛阳的吕后，彭越以为遇到了救星，即向吕后哭诉，“自言无罪，愿处故昌邑”，他不想到偏远陌生的蜀地去，希望回到他的老家昌邑。吕后当面许诺为他求情，将他带回洛阳。谁知吕后比刘邦要阴险毒辣得多，她表面上答应彭越的要求，回洛阳后，即对高祖说：“彭王壮士，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她带彭越回来就是为了杀掉他。于是吕后令其舍人告彭越复谋反，廷尉王恬开秉乘吕后旨意即奏请以谋反罪名灭其族，刘邦这一次则爽快地可其奏。于是彭越及其宗族通被夷灭。彭越死后，刘邦先是将他暴尸示众，既又将他的尸体煮成肉酱，分赐群臣，实际是杀鸡吓猴。果然很快将黥布逼反，黥布本来就因淮阴侯的被杀而惊恐不安，再看到彭越的肉酱，“因大恐，阴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紧急”，终于起兵反叛。
彭越在楚汉战争中所立功劳确实是比较大的，所以他与韩信、黥布很快就封了王，三人也很快都被刘邦杀了。罪名都是谋反，实际上只有黥布是被逼而公开造反的，韩信、彭越的谋反罪都是莫须有的。彭越为王后虽有点恃功骄傲，不听使唤，但并无谋反之意。汉高祖也知道他并未谋反，所以只是将他贬为庶人，流放了事。最终是吕后“令舍人告彭越复谋反”，将他重新逮捕杀掉的。
那么，该怎样评价刘邦的杀功臣？有人以为高祖杀功臣有铲除割据，防止天下分裂的作用，也就是说具有进步意义。而更多人的则是以“狡兔死，走狗烹”喻之，谴责刘邦的残杀功臣。笔者以为对刘邦对处理这些功臣的处置要从两方面来看：首先，刘邦铲除诸侯王是势在必行的，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汉初的诸侯王，无论同姓还是异姓，都拥有广袤的土地，强大的军队，深厚的经济基础，这样的诸侯就是一种潜在的割据势力，他们反抗中央，搞封割据，只是迟早的问题。所以不管用什么方式剿灭，都无可厚非，刘邦将这些诸侯王铲除，不管是出于维护刘氏家天下，还是维护中央集权的目的，都是值得肯定的。问题是韩信、彭越他们的诸侯王的封号都被除掉了，韩信是汉六年就被削去了楚王之号，贬为了淮阴侯；彭越也是贬为了庶民，成了遭流放的罪犯。然而刘邦、吕后还要将他们杀害，甚至灭族，这就值得谴责了，我们不能不指责刘邦、吕后的残忍了。
刘邦、吕后为什么还要杀这些已经无权无势的功臣呢？恐怕主要还是为刘邦身后考虑。要知道，有才能的功臣的存在，无论他是否有权有势，对于皇权来说，都是一种威胁。刘邦雄才大略，他的军事指挥才能除了韩信外，彭越、黥布之属都不是他的对手，而且他善于权术，“善于将将”，如果他在世的话，韩信、彭越、黥布之流他都能驾驭，但当时刘邦已六十多岁了，他不能不为自己身后考虑。刘邦早在汉二年就立了刘盈为太子，但“孝惠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我，常欲废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类我”《史记·吕太后本纪》。汉十一年，淮南王黥布反，刘邦有病，“欲使太子将，往击之。”商山四皓叫吕后出面劝止太子出征，说：“黥布，天下猛将也，善用兵，今诸将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将此属，无异使羊将狼，莫肯为用……”刘邦听了，说：“吾惟竖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史记·留侯世家》这位太子不仅驾驭不了像黥布这样的猛将，也驾驭不了曾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其他功臣将领。因此，他必须趁其在世之时将这些功臣猛将彻底翦除，所以有计划地、想方设计将那些有现实或潜在威胁的功臣剿杀掉。这也就是为什么吕后那么积极地参与谋杀功臣，甚至比刘邦还要积极、还要果断的原因。汉刘帝晚年杀周亚夫也是这个原因。周亚夫在平定吴楚七国叛乱中立了大功，位至丞相，权高威重，“时每朝议大事，条侯、魏其侯，诸列侯莫敢与亢礼。”《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景帝欲封王皇后兄王信为侯，与周亚夫商量，周亚夫以高祖有“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的成约而反对，景帝只能“默然而止”。后景帝召周亚夫赐食，故意不设箸，亚夫“顾谓尚席取箸”，周亚夫走出殿门时，景帝望着他的背影说：“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后来竟借周亚夫儿子为父买甲盾作寿器之事，以谋反罪将其下狱，景帝特意对狱吏说：“吾不用也。”终于将他整死。
钟离眛评传
*本文作者孟祥静，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硕士生。
钟离眛，项羽部将。《史记》中有关记载很少，在《项羽本纪》、《刘邦本纪》、《淮阴侯列传》、《陈丞相世家》、《秦楚之际月表》等篇中简略提及，而且司马迁只给了钟离眛一次正面出场的机会，那就是《淮阴侯列传》中对韩信的一说一骂。司马迁在各篇中对钟离眛都没有直接的评价，但司马迁对钟离眛的赞赏之情还是能够看出来的，钟离眛是一个“事君能致其身，事友能尽其信”的人。另一方面，在《在季布栾布列传》中对季布、栾布不同命运的描写又反衬出钟离眛投奔韩信是个极大的错误。钟离眛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一、跟随项羽打天下
钟离眛在“出名”之前是地痞无赖还是饱读诗书、文武双全的富家子弟，司马迁未作交代，既然英雄不问出身，我们也不便再猜测了。但司马迁也确实有远见，对钟离眛那么吝惜笔墨的同时，还没忘记交代一下钟离眛的老家，这就为现在所谓的名人故乡之争省了不少麻烦。据《淮阴侯列传》所载，钟离眛家在伊庐，《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中庐在义清县北二十里，本春秋时庐戎之国也，秦谓之伊庐，汉为中庐县。”即今天的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
秦末之世，天下纷乱，项羽、刘邦是两个拥有较大势力的反秦首领。反秦初期，钟离眛与韩信都跟随项羽，钟离眛“素与信善”，也许他们之间“深厚的革命情义”就是在此时结下的。韩信参军之后，急于立功扬名，于是“数以策干项羽”，可以看出韩信在项羽部队中还是个积极追求进步的好战士，但是项羽偏偏不欣赏他，不用他的策。急于展现才华又得不到重用的他，在刘邦入蜀时，便亡楚归汉了。
从韩信的亡楚归汉可以看出同在项羽军中的钟离眛，此时要么凭借其出色的军事才能已经得到项羽的重用，要么就是与韩信一样“无所知名”于楚军，但钟离眛没有向韩信一样离开项羽去投靠刘邦。这是对钟离眛军事才能的一个侧面反映或者说是钟离眛对项羽忠诚的一个表现。
灭秦之后，楚汉之争又起。“项王之救彭城，追汉王至荥阳……汉王乏食，恐，请和，割荥阳以西为汉。”这个时候，项羽在军事上还占优势，所以对刘邦的请和根本不予考虑。刘邦在彭城被项羽打的落花流水，差点被项羽部下丁公捉住（丁公事后文再说）。刘邦此时战战兢兢，就在范增将围荥阳时，事情出现了转折。陈平向刘邦分析项羽情况说：“彼项王骨鲠之臣亚父、钟离眛、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耳”。钟离眛作为项羽的骨鲠之臣，在项羽集团中的重要性可见；“强将手下无弱兵”，其将才可见；从陈平所列的名次上看仅次于亚父，其谋略可见。于是陈平接着对刘邦说：“大王诚能出捐数万斤金，行反间，间其君臣，以疑其心，项王为人意忌信谗，必内相诛。汉因举兵攻之，破楚必矣”陈平以金纵反间于楚军，宣言诸将钟离眛等欲因功而裂地为王，又想与汉联手灭项羽然后分项羽的地盘等。这又可见钟离眛在项羽军中功劳之大，如果钟离眛只是一个无名小卒，陈平再怎么离间，项羽恐怕也不会怀疑他。而现在项羽已开始不那么信任钟离眛了。
可以说陈平的离间计是钟离眛命运的转折点。《史记》中所载钟离眛军事生涯中的第一次失败便是在陈平之计生效后发生的。项羽此时对钟离眛已有疑心，故其东下之际没有让钟离眛守成皋，而成皋紧挨汜水，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以钟离眛的谋略和军事才能以及对项羽的忠心必能守住成皋。但是项羽担心钟离眛真的趁机与汉为一，灭项氏而分王其地，于是在东下诛彭越、定梁地时安排曹咎守成皋。也许项羽临走之前已有不详之感，就对曹咎说：“谨守成皋，若汉军挑战，慎勿与战，无令得东而已。”项羽应该也知道在成皋这个地方主动出击不占优势，另一方面，他也清楚凭曹咎的能力如论如何也不是刘邦的对手，所以临走之前叮嘱他们一定不要与汉军作战。曹咎最终未听项羽言，以致兵败自刎汜水上。汉军由是长驱直入，钟离眛被围于荥阳东（估计此时项羽也不会留给钟离眛多少兵力）。通过这次事件，钟离眛应该非常清楚的知道项羽现在对他的态度和自己目前的处境。钟离眛依然选择了跟随一个对自己已不信任的“君主”。对于项羽来说，能得到钟离眛这样一个忠心耿耿的大将实在是项羽的福气。对于钟离眛来说，遇到项羽这样一位多疑意忌的领导实在是钟离眛的不幸。但这还不是他最大的不幸，因为在我们的文化里，不管过去还是现在，忠诚都是值得称赞的，都是我们乐意接受的。
二、项羽亡后奔韩信
项羽兵败垓下后，“楚地皆降汉”直到这时钟离眛对项羽的忠心依然没有丝毫改变。不愿投降刘邦，又无处可去，就偷偷跑到好朋友韩信那。但是韩信的上司就是刘邦，刘邦对钟离眛是恨之入骨，而且对韩信也是早已怀恨在心。《淮阴侯列传》中说：“汉王怨眛，闻其在楚，诏楚捕眛”。刘邦怨恨钟离眛的原因有三：一是钟离眛作为项羽部将功多，可以看出钟离眛对刘邦军打击之大。季布为项羽将，从陈平离间计可以看出其不如钟离眛在项羽军中之地位，但亦多次使刘邦陷入困境，项羽死后，刘邦以千金购布，敢有隐藏者，要罪及三族。由此可知刘邦对钟离眛之怨可谓深矣。二是陈平离间计，使项羽的智囊范增乞骸骨，唯独钟离眛无怨无悔的一直追随项羽直到其兵败垓下，这就使刘邦很恼火，也许是忌妒项羽有如此忠心的大将吧。三是天下已定，钟离眛不投降也就罢了，还偏偏跑到让刘邦怀恨在心又有些畏惧的韩信那里，这就使刘邦感到自己的尊严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所以捕杀钟离眛就成为刘邦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然而钟离眛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目前的危险处境。在钟离眛的信念里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忠和信。对项羽忠他做到了，钟离眛认为他能够对项羽“致其身”，也能够对韩信“尽其信”，所以才放心的住在韩信家，但他没有想到也没有想过的问题是韩信不能对他“尽其信”。
刘邦知道钟离眛在韩信那那之后也曾下令逮捕他，但是却奈何不了他们。这时钟离眛更坚信了自己的选择。就在他洋洋得意的时候，他生命中的大克星陈平再次出场了。
汉六年，有人上书说韩信要造反，刘邦就问他的那些大将该怎么办，诸将立即高呼：“亟发兵阬竖子耳。”刘邦却沉默了，他深知一个韩信就够他头疼的了，再加上个钟离眛，自己决不是他们的对手。这时已做了皇帝的他也不好当着众人的面显示出自己的胆怯，那样太没面子了。然而一时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于是就问陈平：你怎么不说话是不是有什么不同意见？陈平趁机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得出的结论是不宜以武力强取，于是又成功的为刘邦献上一计：“古者天子巡守，会诸侯。南方有云梦，陛下弟出伪游云梦，会诸侯于陈，陈，楚之西界，信闻天子以好出游，其势必无事而郊迎谒。谒，而陛下因擒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陈平以高祖伪游云梦以捕韩信，这一招真是太绝了。他料定韩信没有胆量造反，只要抓住了韩信，钟离眛就是笼中之鸟了，可谓一箭双雕。也许陈平也没想到这一计策更绝的是不用刘邦动手，韩信在被俘之前就帮刘邦解除了多年的心病——逼死了钟离眛。
当韩信得知刘邦要出游云梦时也很矛盾，他也知道不去迎接就有造反之嫌，去吧，又担心被擒。于是在听了“斩眛谒上，上必喜，无患”的劝说之后去见眛议事。
对于韩信的到来，钟离眛也很清楚他的目的，但他还是不相信韩信会那样做，如果韩信真的想杀了他，应该不会来找他商议了。所以钟离眛依然镇定自若的为韩信分析当前形势：“汉所以不击取楚，以眛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于汉，吾今日死，公亦随手亡。”钟离眛对韩信说：现在刘邦之所以不攻打你，是因为我在这，刘邦害怕我们两个联手。但你要是坚持拿我去讨好刘邦的话，我今天死了，你也活不了多久啦。刘邦是什么样的人你到现在还不清楚吗？虽说你为他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刘邦对你早生戒心，袭夺你精兵，又让你做楚王。意思不是很明显了吗？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钟离眛对刘邦认识的还算清楚，对韩信依然信任如初。费了这么多口舌，韩信还是背叛了他。于是钟离眛乃骂韩信曰“公非长者”，这一骂字用的非常妙，既包含了钟离眛对韩信愚昧的痛惜，更包含了钟离眛对自己一生信念的怀疑和痛心！随后拔剑自刎。
也许是韩信成就了钟离眛，使后世谈到钟离眛时对其充满了同情和崇敬（中国人对忠信之士怀有极深的感情）。换个角度想一下，钟离眛投奔韩信是否是个错误呢？钟离眛是否想过以韩信的个性不可能造刘邦的反，即使不投靠韩信，刘邦也会找到借口收拾韩信。现在被韩信逼死，虽然不是钟离眛想要的结果，但客观上使人们对其充满同情，使韩信背上了对友不义的罪名。
三、钟离眛的错误选择
钟离眛投奔韩信不管对钟离眛本人来说还是对韩信而言都是一个错误。为什么这样说呢？从同为楚将的季布和丁公在项羽败亡后的不同命运也许可以得到一些启发。
“季布者，楚人也。为气任侠，有名于楚。项籍使将兵，数窘汉王。及项羽灭。高祖购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作为项羽之将，多次打击了刘邦，刘邦对季布也是十分痛恨，连藏匿者都要罪及三族，如果季布被抓住，其命运可知。然而季布不但没死，还升了官受到高祖重用。因为季布首先藏于愿意为他死的周氏，在周氏的帮助下，又辗转到了愿意帮他的朱家，朱家又找到了能够帮他的滕公夏侯婴，在一个恰当的时候滕公的一番话打动了要杀他的刘邦，所以季布活了下来。现在项羽已死，也不能说季布对项羽不忠。同为项羽忠臣，季布得以存活并为汉所用，而钟离眛不但被逼身亡，而且死不瞑目，因为是死在他最信任的好朋友手里，死在他一生所执着的信念里。
第二个人物是丁公。《季布栾布列传》说他是季布母弟，即季布的舅舅，也是楚将。在彭城之战曾追刘邦至彭城西，追的刘邦逃狼狈不堪，就在短兵相接之际，刘邦情急之下对丁公说：“两贤岂相厄哉！”就这一句话，丁公就带着人马回去了，刘邦由此得脱。这样看来，丁公确实救过刘邦一命。项羽自刎垓下之后，丁公去见刘邦（应该是为了邀功请赏吧），刘邦不但没有给他个一官半职，还把他拉到军中游行，并对众人说：“丁公为项羽臣不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于是就把丁公杀了。刘邦对丁公这样的不忠之徒还是十分痛恨的。钟离眛虽然多次沉重的打击了刘邦，刘邦也一向怨恨他，但刘邦对钟离眛忠于项羽应该还是欣赏的。
季布和丁公同为项羽将，一个对项羽忠，一个不忠，忠者免去杀头之祸，不忠者被杀头，为人臣不忠当然该杀。但钟离眛也是忠臣，为何就被杀了呢？这就是钟离眛选错了投靠的对象。韩信是个优秀的军事家，无可否认，但他不是政治家，不懂权术，韩信还有性格上的致命缺陷，那就是个人能力极强，但贪图名利，又胆小优柔，没有野心。刘邦、陈平看透了他，所以要消弱他，控制他。因此钟离眛投奔了一个自身尚且岌岌可危的不能帮他的朋友。钟离眛的选择于人于己都不利，置自己于死地，陷韩信于不义，而且骂名全由韩信一人承担。
如果说钟离眛不像季布那样有那么多肯为自己卖命又能卖得上命的朋友，其实他的道路还是宽广的，还有其它的选择。
钟离眛要忠于项羽至死不渝，而现在天下已是刘邦的，钟离眛已不可能替项羽从刘邦手里夺回天下。但是钟离眛可以充分利用“外援”，匈奴、南越等诸多部族都想入主中原，钟离眛如果“出国”的话，定会受到欢迎和重用，他却只知道钟情于他一生所执着的忠和信。正是这份执着使他赢得了司马迁的赞赏，也是这份执着使他带着无限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钟离眛也许是读着孔子长大的，故其一生都在践行孔子之道。司马迁虽未对钟离眛做出直接的评价，但可以看出司马迁对钟离眛是很欣赏的。习惯上我们也是同情弱者，同情不幸，有时也需要辩证的看待。所以对于钟离眛我们也不能只是赞扬，应该客观的评价。钟离眛对项羽忠诚，对韩信信任都是值得称赞的，但其不幸结局也不应完全归咎于韩信，钟离眛本人也应承担一定责任。
注：本文凡未注出处的引文，皆见《史记》相关人物传记，有《项羽本纪》、《陈丞相世家》、《季布栾布列传》、《淮阴侯列传》。
黥布评传
本文作者高妍，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硕士生。
黥布（？—前195年）六县人，本姓英氏，因曾犯法受过黥刑，所以又叫黥布。黥布成年获罪在骊山服劳役，纠结了一班人马，流落到长江一带成了强盗。后又先后归部番县和项梁，且因战斗骁勇被封为当阳君。秦军围赵，宋义、项羽、黥布等人前去相救，项羽杀了宋义，黥布归属项羽，共同击败秦军，坑杀秦兵二十余万。后黥布又辅助项羽破函谷下咸阳，被封为九江王，建都六县。汉元年八月，黥布受命追击义帝，在彬县将其杀害。汉二年，项王攻齐、彭城大战，黥布皆称病不助。三年，黥布接受随和的劝谏反楚归汉，在九江战败并与汉王一同逃回汉地。汉四年七月汉王封黥布为淮南王，共同攻打项羽。汉十一年，黥布又反叛，高祖御驾亲征，击败黥布。黥布最终逃到番阳被番阳人杀死。本文漫议黥布的人生，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黥布的两次反叛
黥布骁勇善战，是一代名将，但他的人生经历，最重要的是两次谋反。
第一次，是反项羽。
黥布反项羽，是导致楚汉之争的重要转折点，对项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情感方面，二是军事方面，都给予项羽以沉重打击，是导致项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于情感方面。
项羽无疑是个英雄，而且在他身上有着和曹操的某些相似之处，其中之一便是残忍。在与章邯的战争中，秦军已降，项羽还是坑杀了章邯手下的二十余万秦兵，为确定自己的地位项羽不惜背信弃义杀死义帝，而项羽人生中这两大备受争议的事件都是由黥布辅助完成的。“又使布等夜击坑章邯秦卒二十余万人。”“布使将击义帝，追杀之彬县。”这使项羽对黥布在情感上就有了更深的依赖，认为黥布是志同道合、惟命是从，可以委以重任的人选。同时在战争中黥布也是项羽的得力助手。在与章邯的战争中“项籍使布先渡河击秦，布数有利，籍乃悉引兵涉河从之，遂破秦军，降章邯等。”另外，项羽能破函谷关黥布也是关键。项羽和刘邦曾在义帝前约定，谁先进入咸阳谁就为关中王，而进咸阳函谷关又是必经之路，函谷关易守难攻，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正是黥布辅助项羽攻进函谷关，“又使布等先从间道破关下军，遂得入，至咸阳。”由此，黥布可以称得上是项羽的股肱之臣。项羽也自然把黥布当作亲信。项羽并不是什么慷慨之人，却封黥布为九江王。“又多布才，欲亲用之”，所以对于黥布在齐和彭城的战争中没有相助，项羽也给予原谅。而且，黥布反时“项王方北忧齐、赵，西患汉，所与者独九江王”。因此，黥布的反叛给项羽在情感上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关于军事方面。
彭城之战可以说是项羽的生死战，以三万军队胜了汉王五十六万大军，“汉军却，为楚所挤，多杀，汉卒十余万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然而项羽彭城之战虽胜，却挽回不了楚汉之争的失败。一方面是彭城的胜利难以延伸到关中之地，而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黥布反叛。楚国的都城彭城，西面是汉，北面为齐，南边就是黥布的领地，可以说九江就是项羽的南方屏障，有着重要的军事地位。黥布反叛等于项羽三面受敌，失去了南方的保障。同时，黥布反叛有力地牵制了项羽的兵力，使刘邦有了可以喘息的机会。黥布反叛项羽，使项羽在楚汉之争中的局势发生重要变化，导致了项羽的失利而最终失败。
第二次是反刘邦。
对刘邦的反叛是在刘邦杀韩信，醢彭越之后，又因幸姬与贲赫为导火索爆发的。韩信、彭越、黥布，“此三人，同功一体之人也”，黥布的反叛恰好给了高祖一个杀他的理由。高祖带病亲征，最终黥布身死异乡。
二、黥布的人物性格
关于黥布的性格我想用两个词来概括，即冷血骁将、匪气大王。
1黥布英勇善战屡立战功，可以称得上为勇猛骁将。与秦军作战中“诸侯兵皆以服楚者，以布数以少败众也。”。又“布善用兵，民素畏之。”“布兵精甚，上乃壁庸城，望布军置陈如项籍军。”“黥布，天下猛将也，善用兵。”可是在黥布勇猛的背后不乏残忍和冷酷，巨鹿之战破釜沉舟降章邯，却受项羽之命坑杀秦兵二十余万！杀义帝，初次未成，奋力追击至彬县终将其杀害。所以说黥布虽骁勇善战但也不得不称之为冷血骁将。
2不知是否与黥布曾为强盗有关，在他身上存在一种匪气，这种匪气表现为三个方面，厚颜、自私、贪婪。
曾有人为黥布算命，说他受刑后会显贵。成年后黥布果然坐罪受刑，而黥刑之后，他没有因受刑为耻、反省罪过，反而欣然笑曰“人相我当刑而王，几是乎？”可见他自己本就没有羞耻之心，可谓厚颜无耻。
在《黥布列传》中随何与薛公曾先后点出了黥布自私的本质。“大王抚万人之众，无一人渡淮水者，垂拱而观其熟胜。”“大王提空名以乡楚，而欲厚自托，臣窃为大王不取也。”这就解释了为何黥布在为项羽奋力打拼之后却不帮项羽攻打齐地和彭城，之前他为项羽效力也并非对项羽的忠诚而是出于个人的利益。“布故骊山之徒也，自致万乘之主，此皆为身，不顾后为百姓万世虑者也，”薛公的话更直接说明了黥布的自私本性。
贪婪。太史公在《黥布列传》的最后说到“祸之兴自爱姬殖，妒媢生患，竟以灭国！”然而幸姬与贲赫并不能说是黥布反叛的真正原因，而是反叛的导火索，他的反叛源自他的贪婪。因为，在贲赫告发之前，黥布已经“阴令人部聚兵，侯伺旁郡警急”。待汉使来便旋即杀了贲赫一家宣布反叛。高祖亲征“与布相望见，遥谓布曰：‘何若而反？’布曰：‘欲为帝耳。’”足以见得黥布匪性不改，无比的贪婪。
黥布，英勇善战一代骁将，只可惜匪气难脱，最终难免反叛身亡。如果他能善其本质，结果又将怎样？
注：本文凡未注出处的引文，皆见《史记》相关人物传记，有《黥布列传》、《高祖本纪》、《留侯世家》。
樊哙评传
本文作者张丽，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硕士生。
公元前206年，我国历史上第二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西汉王朝建立。在西汉王朝最初建立的过程中，有这样一个人，他，出身卑微，名不见经传，但却能在危急关头救刘邦于危难之中，并多次在刘邦放松警惕之时进行劝谏。他一生忠心耿耿，一身是胆，因为其在鸿门宴上敢与项羽争理三分的精彩表现而为后人所津津乐道。他是个很有个性、很有忠心的人物，是刘邦建国很得力的功臣之一。他，就是樊哙。
樊哙，《史记》专有其传，“沛人也”（《史记·樊郦滕灌列传》），今江苏沛县人，和高祖刘邦是老乡。早年“以屠狗为事”，后与高祖刘邦一起藏身在芒山、砀山一带的山泽岩石之间《史记·高祖本纪》：“秦皇帝曾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压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隐于芒、砀山泽之间”。樊哙于此时即常跟随之。。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刘邦在丰县起兵，并攻克沛县，后被众人推为沛公，因为和樊哙是老乡的关系，便封其做了舍人韩兆琦《史记笺证》：“原指宾客、门客之为其主子担任某种执事者，亦可称带有某种依附性质的亲信从官。这里即指贴身侍从。”。此后樊哙便开始了自己作为一名军人的职业生涯，并在西汉初建的磅礴的历史激流中舞动着属于自己的人生。
一、作战勇猛
刘邦初起兵时，他身边的人有萧何、曹参，当时都担任秦朝的某个官职。《史记·曹相国世家》：“平阳侯曹参者，沛人也。秦时为狱掾，而萧何为主吏，居县为豪吏矣。”可见两人在当时都是比较有名气的。而樊哙，其屠夫的身份相对来说是比较卑微的。对于这一点，樊哙自己心中知道。然而人人都有上进心，樊哙也是如此。他深知自己既无将帅之才，也不会出谋划策，自己身上唯一的长处、卖点就是杀狗练就的一身勇力。俗话说：人贵有自知之明。人又重在扬长避短。樊哙于此深深践行，每次打仗他都奋勇在前，“先登”、“攻城先登”、“却敌先登”、“先登陷阵”。
司马谈在做此传时与樊哙的作战有详细记载。从攻城先后、路线、战斗格局、所杀俘虏数目、奖励份额及封爵等级、授职的变化等都非常明确具体。从传中可知樊哙参加大大小小的战役大约有四十次，所斩首级约为三百五十人，俘虏四千五百六十六人，降卒两千九百人。当然肯定不只这些，但我们可以由此看出当时记功之精细，据之做史自然准确无误。
樊哙就这样凭借着自己一次次的浴血奋战，一次次的与刘邦的出生入死，从国大夫、列大夫、上间爵、五大夫、贤成君，最后做到舞阳侯，汉朝正式建立后又多次以丞相、相国的身份出兵作战。
二、樊哙与刘邦
作为随高祖刘邦起兵的第一批人，樊哙一直伴随其左右。刘邦在哪儿，他就在哪儿。《史记·樊郦滕灌列传》中“从”、“常从”、“复常从”的字眼及樊哙的作战线路就说明了这一事实。
看了以上言论，也许有人会说，樊哙只不过是一个只知道打仗杀人的赳赳武夫，其忠也只不过是愚忠，充其量是高祖身边的一只走狗而已。然而历史呈现给我们的樊哙并不仅仅如此。
公元前206年10月，刘邦的军队比其它诸侯早先到达霸上，秦王子婴带着秦朝的大臣，拿着皇帝的玉玺、兵符和节杖向沛公投降。秦朝灭亡。
刘邦在众将士的陪同下来到了豪华的秦朝宫殿，只见宫殿内富丽堂皇，美不胜收，“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史记·留侯世家》，下引本篇不再注。）。自起义以来饱受战争颠沛流离之苦的刘邦看到这些，心里有些承受不住了，原来生活可以这样享受，“意欲留居之”，打算留下来并在此居住。长期跟随刘邦左右的樊哙立马看出了刘邦的心思，倘若樊哙只是愚忠，倘若樊哙只是刘邦的一个走狗，在这个时候他完全可以顺着刘邦的心思去说，然而他没有，而是“谏沛公出舍”，《史记集解》引徐广谓一本云：“哙谏曰：‘沛公欲有天下邪？将欲为富家翁邪？’”即言沛公是想要得天下，还是只想做一个富足的老头啊？刘邦说：“我当然是想得天下了。”樊哙说：“今臣从入秦宫，所观宫室帷帐珠玉重宝钟鼓之饰，奇物不可胜极；入其后宫，美人妇女以千数，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愿沛公还霸上，无留中。”意思就是说正是这些珍宝美女，秦才亡了天下。沛公您可千万不要这样啊，还请沛公还军霸上。刘邦怎么样呢？“沛公不听。”肯定在想你一个杀狗的凭什么来教训我！其实在鸿门宴之前，樊哙一直都是一个小人物，虽然是随刘邦起兵的第一批人，但刘邦对樊哙并不是很器重，在刘邦的政治集团中，樊哙也是处于比较边缘的一个。在这次劝谏中就能看出，刘邦对樊哙很不以为然，后来谋臣张良亦出面劝阻，说了些良药苦口、忠言逆耳之类的至理真言，刘邦这才决定还师霸上。虽然这只是一次小小的劝谏，但作用不可小看，因为当时项羽正在河北巨鹿与秦军主力大战，战后得知刘邦已比自己先进入咸阳城，便已非常生气，“大怒”（《史记·项羽本纪》），倘若刘邦于此时将其据为己有，躺在咸阳宫中大享其福，一旦项羽知晓后果不堪设想。胡三省曰：“樊哙起于狗屠，识见如此！余谓哙之功当以谏秦宫为上，鸿门诮让项羽次之。”
尽管这样，樊哙依然忠心耿耿，对刘邦忠心不二，敢以自己的性命相保，鸿门宴上的表现可见一斑。
公元前206年十二月，鸿门宴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当时陪同刘邦在帐内的只有张良一人。见事态危急，张良出，“至军门”，见樊哙。时出行者还有夏侯婴、靳强、纪信等人，而张良不找别人，单找樊哙，可见张良对樊哙是比较了解的，“慧眼识英雄”。
张良见到樊哙，樊哙虽身在帐外，但似乎已经预料到事情的严重性了，故劈头就问：“今日之事何如？”当张良说到里面很严峻时，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寥寥数语，樊哙勇猛无畏、忠心不二的形象已跃然纸上。樊哙进去之后，“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头发竖起，眼眶都要瞪裂，样子很恐怖。虽然是西楚霸王，但他也是很害怕的，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跽，即握着剑，跪直身子，这是一种警备的姿势。可见樊哙在气势上一下子就压倒了骄狂不可一世的项羽。经张良引荐后，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左右就给他一大杯酒。樊哙拜谢，站起，一口气把酒喝了。项羽说：“赏给他一只猪腿。”左右就给了他一只半生的猪腿。樊哙把盾牌反扣在地上，把猪腿放在盾牌上，拔出剑切着吃起来。可以想象，在场的人一定都看呆了，樊哙的这一行为自然也引起了项羽的兴趣，项羽说：“壮士！能再喝杯酒吗？”殊不知，这样就入了樊哙的圈套，即为他下面借题发挥指责项羽的不义行为做了铺垫。如此看来，樊哙看似鲁莽，实则大智若愚。接下来樊哙就开始与项羽进行自己的一番有理有节的辩解。樊哙说：“我死尚且都不怕，一杯酒又哪里值得推辞！秦王有象虎狼一样凶狠的心肠，杀人惟恐不能杀尽，处罚人惟恐不能用尽酷刑，因此天下老百姓都背叛了他。楚怀王曾经和诸将领约定：先打败秦军进入咸阳的人是关中王。现在刘邦先打败秦军进入咸阳，一丝一毫都不敢占有动用，封闭了官室，退军驻扎在霸上，以等待大王到来，特意派遣将士把守函谷关，是为了防备其它盗贼的出入和发生意外的事变。象这样劳苦功高，没有封侯的赏赐，反而听信小人谗言，要杀有功劳的人，这是灭亡的秦朝的后续者啊！我自己认为大王不应该采取这样的做法”。项羽无言以对，最后只能羞愧地说：“坐。”
综观整个过程，樊哙先言亡秦之暴，次论刘邦之功，最后劝项羽以亡秦为戒。之所以能被项羽采纳关键就在于时机把握得当，水到渠成。如果他一进帐就慷慨陈辞，不仅突兀，而且明显有为刘邦辩护的嫌疑，那结果怎样就事未可知了。
樊哙这个小人物，沛公的骖乘，本来连进入大帐的资格都没有，而在刘邦身处险境，谋士张良亦无可奈何之际，凭他的大智大勇，不俗言行，力挽狂澜于既倒，取得关键性的胜利，不得不使人佩服。
对于樊哙在鸿门宴上所起的作用，历来学者评价不一。司马谈在樊哙传中记此事之后言“是日微樊哙奔入营谯让项羽，沛公事几殆。”这是说，鸿门宴上如果不是樊哙，沛公恐怕就会被杀了。梁玉绳《史记志疑》引《读史漫录》曰：“此耳食也。项王本无杀沛公之心，直为范增从谀，及沛公一见，固已冰释。使羽真有杀沛公之心，虽百樊哙，徒膏斧钺，何益于汉！太史公好奇，大都抑扬太过。”认为司马迁之语纯属夸大之辞。然而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现在我们知道项羽无心杀刘邦，但他也未制止项庄的舞剑，正是由于樊哙的及时出现，才使刘邦得以顺势出账脱身逃离。
事后刘邦封其为临武侯，迁为郎中，足见刘邦对他的感激之情。
鸿门宴上樊哙舍身相救，刘邦对其甚是感激，也改变了以前的态度，对其建议也开始予以采纳。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
汉高祖十一年（前196）七月，英布反叛朝廷，刘邦曾经病的很重，厌恶接见人，躺在禁宫内，诏令把守宫门的士卒，不准大臣进宫。绛侯、灌婴等谁都不敢进去。唯独樊哙，十几天后，“排闼直入”，推开宫门径直入宫，大臣们都跟在他的身后。进去之后一看刘邦独自枕着一个宦官躺着，樊哙涕泪横流的说：“当初陛下和臣子们在丰、沛起兵，平定天下，多么豪迈啊！如今天下已经平定，又是多么的疲惫不堪啊！况且陛下病得很重，大臣们震惊恐惧；皇上不接见我们这些臣子计议大事，难道只想独自和一个宦官诀别吗？陛下难道没有见到赵高作乱的事吗？”这些话掷地有声，像一记重锤，震醒了刘邦。高祖“笑而起”，重理朝政。
后来燕王卢绾反叛朝廷，刘邦便派樊哙以相国的身份去攻打燕国，说明了对他的信任。
这个时候，刘邦已经病的不行了，有人趁机在高祖面前诽谤樊哙，说其与吕后为一党，一旦皇上去世，樊哙就会带兵将戚夫人、赵王如意等一班人全部杀死。高祖听后非常愤怒，派陈平用车载着周勃去取代樊哙带领军队，并要其将樊哙在军营中处死。读到这里让人心寒。本来好好的，怎么突然之间听风就是雨。殊不知这位诽谤樊哙的小人可以说是抓住了高祖的软肋，知道其在临终时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赵王如意母子二人，由此刘邦才会反应如此强烈。
由于陈平比较“识时务”，樊哙并未被处死。到达长安是高祖已经病逝，掌握了实权的吕后释放了樊哙，并恢复其原来的爵位和食邑。高祖已死，吕后当政，对这个新主子，樊哙依然是忠心耿耿。
汉孝惠帝三年，匈奴单于冒顿方强针对当时刘邦已死，惠帝不问朝政，吕后掌实权的情况致书吕后，戏之曰：“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新寡，在下鳏居，无以自娱，皆不得人生之乐，何不两相交欢，共结连理？”（《史记·匈奴列传》）吕后看罢，顿时大怒，诏诸将议之。大将樊哙义愤填膺：“请让臣率十万大军，横扫匈奴。”季布却对吕后说：“樊哙实在该杀，陛下岂可听他胡言乱语！想当初，高皇帝被匈奴围于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北），樊哙身为上将军，以三十二万之众犹不能解围，今十万之众何济大事？匈奴乃是夷狄番邦，听其善言不足喜，闻其恶语也不值得发火。请太后三思！”季布一番话，殿上的将领都感到惊恐，吕后因此退朝，终于不再议论攻打匈奴的事了。（《史记·季布栾布列传》）
虽然樊哙的言论受到季布的反对，但其并不是出于恶意，实在是出于自己的一片忠心。
三、低姿态的人生哲学
汉高祖刘邦周围可以说是人才济济，对于这一点，出身低微的樊哙很清楚，对于这些比自己有智谋、有口才的同事，樊哙都是相当尊敬，虽然自己以吕后的妹妹吕须为妻，但他从没有以此自傲，或者仗着与刘邦的亲密关系，而在自己的同事面前显得高高在上。
有一次，淮阴侯韩信去拜访他，他恭恭敬敬，跪迎跪送，对韩信以大王称之，还说了“大王乃肯临臣”（《史记·淮阴侯列传》）这样的话。其实此时的韩信和樊哙同列为“侯”，地位是平级的，况且樊哙极受刘邦信任，而韩信却备受排挤，樊哙完全可以不买韩信的账。但是，樊哙知道就军中的地位来讲，自己根本无法与韩信比。而且吾揣测樊哙个人崇奉的是一种低姿态的人生哲学，他似乎从未想过去与别人争什么东西。就像后来有小人诬陷其造反，虽然最终因为刘邦的去世、陈平的“明智”而不了了之，他也没想过去找当事人对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樊哙就是这样，过着自己的平静的生活，最终得以善终。
四、余论
樊哙死后，其子樊伉继承侯位。樊哙的妻子、樊伉的母亲吕须因为与吕后的血缘关系被封为临光侯。这层关系真是“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因为这层关系，刘邦、吕后均对樊伉比较亲近，然而樊伉怎么也想不到，也正是因为这样一层关系，樊哙死后，其后人也成了被诛杀的对象，樊哙所始料未及。故泷川曰：“此其人未必肯党吕氏，以危刘氏者。”冤哉！
灌婴评传
本文作者刘建立，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硕士生。
《史记》载汉初功臣，多出身屠狗卖缯之流，附骐骥之尾，仰日月余光，成一世之英名，立千秋之伟业，诚有千载之下不可磨灭者也。然日月光下星必寥寥，骐骥尾上虱能几何？况星又各自有星、虱又各自有虱乎？遂有功归于主、名夺于客，后世之人无由知其大者，灌婴其一也。
灌婴本无功名，在刘邦身边也不过是从中涓这样的小官做起，随后一直鞍前马后，南征北伐，直到刘邦被封汉王，才被拜为郎中、中谒者。但是官虽然不大，却可称得上信得过的亲随。举例为证：刘项相拒彭城，“项羽击，大破汉王。汉王遁而西，婴从还……军於荥阳。楚骑来众，汉王乃择军中可为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今为校尉，可为骑将。汉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臣原得大王左右善骑者傅之。’灌婴虽少，然数力战，乃拜灌婴为中大夫，令李必、骆甲为左右校尉，将郎中骑兵击楚骑於荥阳东，大破之。”李必、骆甲怕中军不信不服，上乃遣灌婴以总之，可见灌婴在刘邦心中的地位，或者也可以说，就连军中将士也知道灌婴可以代表汉王，所以才不会不信不服。灌婴也因此护驾有功，升为御史大夫。
汉王三年，灌婴被刘邦派去随韩信征伐齐国，“所将卒虏车骑将军华毋伤及将吏四十六人”。楚国派龙且前去救齐，灌婴又带领将卒斩杀龙且。话说龙且乃当时楚国大将，杀了龙且便使楚国元气大伤，以至于不得不派武涉游说韩信与楚连合。韩信拒绝武涉，义正词严，但是从其要求刘邦封他为齐王这件事来看，显然并不认为“夫人深亲信我”。深入一下分析，背后原因大约有二：一是以蒯通为代表的一批谋士希望他不归楚也不归汉，从而三分天下，所以不甘受制于楚；二是当时军中尚有以灌婴、曹参为代表的刘邦的眼线，所以不敢走得太过。说灌婴是刘邦的眼线，应该并不十分夸张。当时刘邦派韩信张耳帅兵东下，关系着牵制楚国的大局，自然不能不慎重为是。如果没有灌婴曹参等人的内应，我们也很难想象，刘邦能够轻易进入韩信兵营，夺其帅印、略其精兵。
或许有人会问：既然有灌婴、曹参在韩信身边做卧底，为什么他在攻打下齐国之后还敢向刘邦讨封假王？可是我们也可以反过来再问一句：既然韩信已经连克赵、魏、齐，为什么不能自立为王，还要再向刘邦讨封？这里面恐怕还是受了灌婴等的制约。再说韩信当时势力很大，连刘邦都不敢贸然回绝他的请求，灌婴等人能够震慑住不让他自立为王，已经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韩信平定齐国，刘邦也召集各部诸侯一起对项羽展开最后的总攻。此时曹参“留平齐未服者”，灌婴则随韩信军前往，而且直接“与汉王会颐乡”，不再受韩信节制。直到项羽兵败垓下，仓皇出逃，刘邦却并没有再发动诸侯合围，而是但命灌婴以五千骑一路追杀。而对韩信，则是“袭夺”其军，唯恐出一点差错。这里通过对韩信的充分不信任，恰恰对比出对灌婴的充分信任。后来韩信封为楚王，有人言其造反，刘邦又借巡游的机会将韩信捉拿回京，贬为淮阴侯，灌婴也参与了这一行动。所以灌婴对韩信的制衡，便是二人分开以后还依然存在，甚至我们可以说，灌婴就是韩信的一个克星。以后《史记·淮阴侯列传》在这时有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信由此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韩信不肯与绛、灌等列，一方面可能因为灌婴曾从属于他，如今与自己的老部下同列，果真有“羞”的成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二者可能已经素有分歧。
刘邦正式称帝以后，灌婴被封为颍阴侯，行动仍常在刘邦左右。包括从征韩信，从征陈豨，直到黥布造反，刘邦带病出征，灌婴还仍然第一个出头请缨。可以说，从刘邦在沛公起事，到大汉王朝的建立，再到汉初消除异姓王，这所有一系列的过程中，灌婴立下了不容忽视的功劳。但是无论时在刘邦手下打工，还是去韩信那里做“卧底”，头上一日一月两团太大的光芒几乎完全遮住了他的身影。而且刘邦就算信他任他，二者毕竟还是君臣，所以相处之中依然不免有些顾虑。例如“先黥布反时，高祖尝病甚，恶见人，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群臣绛、灌等莫敢入”。相对于跟刘邦一条杠的樊哙“排闼直入”，亲疏可见一斑。基于上述原因，灌婴在刘邦去世以前，似乎并没有多少轰轰烈烈的事迹。这个叫做“功归于主”。
刘邦死后，灌婴“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吕太后”，当时陈平因为怕被吕氏诛杀，跑到吕后身边痛哭流涕地哀求；曹参因为不敢得罪吕后，只能整天呆在府衙内喝酒避事。相比之下，灌婴却能够不卑不亢，与吕氏各自相安无事。吕后一死，吕禄吕产试图造反，齐王举兵扬言进京靖难。吕禄等闻之，“乃遣婴为大将，将军往击之”。灌婴不愿助吕氏为虐，乃外与齐王对峙不动，内与周勃通风透气，遂相与共诛诸吕，保住了刘家天下。后人谈及此事，多归功周勃，而忽视灌婴。事实上，产禄之所以左右顾虑不敢悍然发动政变，很大一部分原因乃在于“恐灌婴畔之，欲待灌婴兵与齐合而发，犹豫未决。”吕禄最后因为担心“祸且起”而交出北军之印，所担心的也不过是灌婴与诸侯合，否则单凭缺病少将的周勃，能够做出什么祸来？我们不能把吕禄、吕产想得太笨，断不会因为朋友一句恐吓就乖乖交出兵权。事实上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当时吕禄等派灌婴去拒抗齐兵，因为关系全盘大局，一定分拨给了他不少兵力，甚至有可能倾全国之兵都归他管辖，当然卫戍京师的南北军除外。所以在灌婴态度不明的时候，吕氏才不敢贸然行动。因此我们说，在诛诸吕的战役中，灌婴实在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灌婴真的站在吕氏一边与诸侯为战，鹿死谁家最后还真说不好。因此引用当年武涉和蒯通说韩信的话在这里形容灌婴，我觉得一点也不为过：“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两主之命县於足下”矣。周勃在京城内部的作为，不过是客服于灌婴在外的声势罢了。
当初“太后称制，议欲立诸吕为王”，王陵不可，平、绛可之，而且还对王陵振振有词：“于今面折廷争，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刘氏之后，君亦不如臣”。其所谓定刘氏之后的妙计，不过是先骗取吕氏的信任，以图后事。可惜事实上，当吕后死去齐王起兵之际，吕禄派去抵抗的却是灌婴。由此可见，灌婴其实是最成功地麻痹了诸吕，平、绛辈却不过在批评别人的时候说一点大话而已。后人尤其是后世文人，又尤其是以儒生自命的文人不大喜欢谈论正面残酷的战争，一心只想着不战而屈人之兵，所以对那些巧言善辩的口舌之士推崇备至，甚至对那些他们平时不大看得起的阴谋诡计，只要是用在战场上，也比直接的拼杀更受欢迎。这种观点的好坏对错我们暂且不论，我这里只想说明一种事实现象。譬如负伤七十多处的曹参，声誉反不如张良陈平（曹参在后世的名声主要在于他的“萧规曹随”）。具体到平定诸吕的实践中，貌似“运筹帷幄之中”的周勃、陈平便抢尽了“决战千里之外”的灌婴的风头。这个叫做“名夺于客”。
诸吕平定以后，灌婴与周勃、陈平等共立文帝。周勃因为掌管了京畿军务，并在迎立文帝的过程中态度坚定、行动积极，因此被封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灌婴为太尉，不过根据汉代官制，“左丞相不治事，令监宫中，如郎中令”，因此灌婴其实被文帝当成了第二功臣。陈平、周勃相继死后，灌婴任丞相，因罢太尉官，所以兼管了兵权。直到共同参与诛诸吕的济北王刘兴与居谋反，才乘机削了灌婴的军权，一年多过后，“婴以丞相卒，谥曰懿侯”。
灌婴投高祖于危难之际，南征北战、东讨西伐，汗马之劳固不必论。及其追杀项羽于乌江，定汉王天下于一尊，诚开国第一大功臣也。列土封爵虽不甚尊贵，然终高祖一朝，忠不见疑、信不被谤，于汉初功臣中亦不可多得。高祖既殁，婴臣事吕后，卑亢自有寸度，不似曹参之乐饮衙内，不似陈平之哀哭宫中。吕后一死，产禄欲为变，婴内佯受产禄之遣托，外交通诸侯以连合，一举定事，再造刘家之河山，不必平、绛诡计以夺南北军。杀项诛吕，两定社稷，汉初一人而已。高祖遗言，曰“安刘氏者必勃”，恐亦有伤于知人之明矣。
刘敬评传
本文作者李黎，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硕士生。
秦末汉初，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历史为有识之士提供了绝好的机遇和辽阔的舞台，所以既有纵横捭阖的将帅，亦有运筹帷幄的谋士等等。刘敬是在这个时代末登上历史舞台的。他很好地把握了这个能够自由施展才华的历史机遇，同时为新时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刘敬与汉初的众多功臣名将相比，是一名极其不起眼的小人物。原名娄敬，生卒年不详，齐人，戍卒出身。在从齐地往戍陇西的途中过洛阳时，自请见帝，建议汉高祖迁都关中。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入仕，让汉王朝有了一个具有战略优势的地理环境，改变了自身戍卒的命运，也影响了西汉王朝的历史进程和发展。随后提出和约匈奴政策，缓和了民族矛盾，为出生的西汉王朝赢得了喘息的机会和相对良好的外部环境。既而提出徙东边六国强族以实关中，为稳定、发展新生政权营造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为西汉逐步剪灭诸侯王巩固中央集权拉开了序幕，奠定了基础。这就是出身士卒的一位小人物——刘敬的三大作为，仅此三项主张，娄敬被赐姓刘、封二千户、关内侯、号建信侯；获得了施展才华的大舞台；为后来汉帝国的出现和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给中国历史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故而太史公评论刘敬乃“建万世之安”也！
刘敬传奇的人生经历和个人的成功与其自身的性格特征是紧密相连的。
一、刘敬的性格特征。
1刘敬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和战略思想。
对于一个新生政权，而且是在经历了八年之久的群雄争霸、诸侯混战后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西汉政权，必须有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具有战略优势的地理环境、安定的周边环境等才能得以喘息、成长、巩固和发展。而都洛阳则无法为新生的西汉提供这些成长所必备的条件。
洛阳虽然“东有成皋，西有殽黽，倍河，向伊洛”，但是“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史记·留侯世家第二十五》，第2045页。地理上没有明显的战略优势。同时，刘邦称帝后广封诸侯王，如东南有楚王韩信、淮南王英布、长沙王吴芮等，北有梁王彭越、赵王张敖、燕王臧荼等，这些都是曾在楚汉战争中起过决定性作用的军事力量。既有“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史记·高帝纪第一下》，第57页。的军事才能，又有精兵在握。对西汉政权来说是潜在的威胁，必须防范于未然，只有节是一个尚武、有着严密组织体系的少数民族政权，剽悍善骑，在塞外大漠所向披靡。当是时，长城以南汉初定中国，山河破败、百废待兴。
初生的西汉政权正面临着严峻的周边形势。一旦发生诸侯叛乱、匈奴入境，洛阳根本无险可守，汉王朝亦无力以对。所以迁离易攻难守的洛阳是时世所趋，都关中是最好的选择。留侯张良云：
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史记·留侯世家第二十五》，第2044页。。
从上述可以看出，刘敬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和战略思想。他清楚地看到西汉面临的困境，准确地分析了时局变化和形势发展的趋势，适时地提出“都关中”、“和约匈奴”、“徙强族”的主张。每一项主张都是时代所需，都关乎着西汉王朝的存亡和发展。所以在主张提出后，高祖都及时地加以施行，刘敬也立即改变了自身的命运。
2刘敬具有超强的自信和胆略。
刘敬所处的时代，风起云涌的称雄称霸战争已经结束，汉定天下，刘邦称帝，上下君臣的尊卑等级形成。刘敬出身戍卒，身处社会的底层；刘邦乃天下共主，身处社会的顶层。身份地位极大的悬殊，没有任何身世背景和外力依靠，刘敬却能毫不犹豫的提出“臣愿见上言便事”《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下引本传不再注。，凭借的正是其自身所具有的超强自信和胆略。
当虞将军让其更换鲜衣再见高祖时，刘敬曰：“臣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终不敢易衣。”
身着羊裘委輓辂的戍卒主动求见最高统治者，不易衣，不用鲜衣以取悦皇帝，这正是对自己的充分信任。他相信自己“都关中”的主张是不会被驳斥的，是关乎汉家政权安危的正确决策，故而不用鲜衣来获得皇帝的好感，而是以最真实的自己来面对皇帝。刘敬的这份自信让后人不得不为之叹服。
“汉七年，韩王信反，高帝自往击之。至晋阳，闻信与匈奴欲共击汉，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壮士肥牛马，但见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辈来，皆言匈奴可击。上使刘敬复往使匈奴，还报曰：‘两国相击，此宜夸矜见所长。今臣往，徒见羸瘠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是时汉兵已踰句注，二十余万兵已业行。”往使匈奴回来的刘敬已经清晰的看到：战略上，匈奴使汉军见其短，伏奇兵以争利，欲擒故纵；实力上，此时的汉军远远不是这支横扫塞北的铁骑的对手，所以主张“不可击”。然而在当时，不论是谁提出匈奴不可击的主张都是极其危险的，甚至有杀身之祸。因为刘邦已经派了使者往使匈奴，且十辈皆言匈奴可击，所以刘邦已经做出击匈奴的决定，二十万汉军已经出发已过句注。在这种形势下“不可击”的主张是很难被采纳的。刘敬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他应该十分清楚当时的形势，清楚自己的主张是不会被采纳的以及提出后的不利后果。然而他还是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这一举动和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展现了他强烈的自信和为人臣子的忠诚，他相信自己的眼光和判断是正确的，并且做到了“事君能致其身”《论语·学而》。。确实他“不可击”的建议没有被采纳，而且遭到了刘邦的辱骂，被械系广武。
然而，“白登之围”、汉军惨败证明了刘敬建议的正确性和刘敬的预见性。他的自信和远见再一次改变自己的命运。被围七日的高祖至广武，赦刘敬，“斩前使十辈言可击耳”，“封刘敬二千石，为关内侯，号为建信侯”。
无寸尺战功却被封侯，正是得益于他的远见卓识、自信、胆略，还有就是为人臣子的忠诚。
3刘敬具备巧妙的语言艺术。
前面已经谈到刘敬以一名戍卒的身份在高祖已都洛阳的局势下提出迁都关中的主张；让刚刚取得天下的国君接受屈服于匈奴的“和约”政策。两次游说都成功了，而且都被及时实施，不具备巧妙的语言艺术是很难做到的。刘敬两次都是在准确地把握对方心理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逐步分析，最后提出自己的主张。
“都关中”的提出：
草莽出身、在楚汉战争中身经百战、最终平天下、使各大小诸侯皆臣服于自己的刘邦，心中有着一份对自己所取成就的荣誉感和自豪感，有着欲与先贤相媲美的豪气和霸气，这是人之常情；同时，身处权力的最高峰，身边又是诸侯王林立，心中必然会产生对自己权力不被侵犯和自己国家安全的担忧，这是形势所致。
刘敬准确地抓住了刘邦的复杂心理，一步一步展开自己“都关中”的主张。
见到刘邦后，刘敬先问：“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上曰：“然”。这一问正中刘邦的心思，引起了刘邦的兴趣。
紧接他分析了西汉取天下和周取天下的不同，以减杀刘邦欲与周室相媲美的豪气。他说道：“陛下取天下与周室异。周之先自后稷，尧封之邰，积德累善十有余世。公刘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马箠居岐，国人争随之。及文王为西伯，断虞芮之讼，始受命，吕望、伯夷自海滨来归之。武王伐纣，不期而会孟津之上八百诸侯，皆曰可伐矣，遂灭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属傅相焉，乃营成周洛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务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险，令后世骄奢以虐民也。”“今陛下起丰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径往而卷蜀汉，定三秦，与项羽战荥阳，争成皋之口，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痍者未起，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从差异的分析中让刘邦看到周取天下乃积德十余世的基础上天下归之，以德维系天下；汉乃以武力定天下，天下满目疮痍，是无法与成康之时相比的。让刘邦从强烈的自豪感中走出来。
紧接着刘敬提出了“都关中”的建议，即“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让刘邦正视所处的困境后，接着给他提供了摆脱这种局面和解决心中担忧的方法、途径，即“都关中”。层层深入将刘邦引入对都洛阳正确性的重新考虑。最终刘邦车架西都关中，赐娄敬刘氏，拜为郎中，号奉春君。刘敬成功地改变了戍卒的命运，跻身社会的上层，为自己赢得了尽情施展才华的舞台。
“合亲匈奴”的提出：
“是时汉初定中国，徙韩王信于代，都马邑。匈奴大攻围马邑，韩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晋阳下。”《史记·匈奴列传第五十》，第2894页。匈奴兵强马壮，数苦北边，成为新生汉政权的巨大威胁。高祖自将大军以击之，然兵败，被困白登七日。如何缓解汉匈矛盾成为高祖的心头重病。
“和亲匈奴”是当时情况下缓解这一矛盾，缓和西汉边境危机的最好方法，然而这对刘邦来说意味着妥协、屈服。要让刚刚到达权力巅峰的最高统治者接受妥协屈服于少数民族的主张，是必须具备巧妙的语言技巧才能说服的。
上患之，问刘敬，刘敬深知匈奴的强大，西汉当时实力是无法与其相匹敌的。在回答刘邦时，既没有开始就提出“和亲”政策，而是先分析双方的形势。在分析中，对匈奴的强盛避而不谈，而是先谈自身之处境，即“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未可以武服也。”这样使刚刚经受了白登之围、领教了匈奴强盛的高祖更容易接受敌强我弱，并放弃武服的想法。紧接着刘敬又说：“冒顿杀父代立，妻群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也。”刘敬强调匈奴社会文化的落后，与礼仪之邦的汉王朝相比并非同一发展水平上，无法以仁义使其臣服，从而否定了以仁义说服的方法。
刘敬否定了缓解汉匈矛盾的方法武服、仁义说服，使高祖心中不知所措并产生了无路可走的恐慌。
至此，刘敬还是没有立即就阐述自己的主张，而是进一步分析，以使刘邦心服口服的接受并实施自己的主张。他接着说道：“独可以计久远子孙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为。”这句话在整个说服过程中是点睛之笔。既说明了自己是为长远计，又摆明自己的担忧——恐陛下不能为。面对这样忠诚的谋士和如此诚恳的考虑，最下策的办法刘邦亦能加以考虑和采纳。事实也正是如此，得到了刘邦“诚可，何为不能”的许诺后，刘敬阐述了自己的“和约”之策。最终高帝曰：“善”，并使刘敬往结和亲。
巧妙的劝说技巧和语言艺术，使刘敬缓解了汉匈矛盾，体现了自身价值又为自己施展才华赢得了一片更广的空间。
对于刘敬个人来说，身处天下归一，趋向稳定的社会背景下，两年的时间使自己从一名最底层的輓辂戍卒变为一位有两千户的侯，并且使自己的远见卓识能发挥作用。这种命运的急剧转变，这种传奇式的人生，关键即在于他敏锐的洞察力，超强的自信和胆略，能适时地把握历史机遇；同时运用巧妙的语言艺术很好地利用了时机展现了自己。最终成就了自己亦为国家、为社会、为时代做出卓越的贡献。
二、刘敬三大主张的深远影响。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云：“徙强族，都关中，和约匈奴；明朝廷礼，次宗庙仪法。作刘敬叔孙通列传第四十。”司马迁《史记》七十列传中的人物每一个都是在中国历史上有所作为并对历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刘敬一名普通的戍边士卒，凭唇舌入仕，仅有三项主张和建议，司马迁却为其列传，将其载入史册。由此可见刘敬“徙强族，都关中，和约匈奴”对后世产生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后来汉之盛世亦证明了刘敬三大主张的伟大。
1“都关中”、“徙强族”的政治效益。
这两项主张为汉王朝政治逐渐稳定，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洛阳地区是“天下之中心”，所以一度成为楚汉战争的焦点。地处其中的敖仓是主要的补给源。汉王刘邦几度屯荥阳、成皋，又几度被困荥阳、成皋，几乎都是因为敖仓的丧失。在战争中没有哪一方能够持久占洛阳之地以破对方。由此可见，此为易攻难守之地，既无天险可守，又无丰富的供给线，仅有敖仓。虽储备丰富，但一经被截断，便使荥阳成皋守军陷于乏粮困境。建国以后，所封诸侯之地赵、梁、韩、燕、楚、长沙等加上北部匈奴，在地理位置上对洛阳地区形成了半包围的态势。所以对于刚刚平定天下的西汉政权，身边又是诸侯林立，此不足以为都。
与之相反，入关以后关中的地理优势提高了国家的安全性。
“天下殽乱，高皇帝与诸公并起，非有仄室之势以豫席之也。诸公幸者，乃为中涓。其次廑得舍人，材之不逮至远也。高皇帝以明圣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诸公，多者百余城，少者乃三四十县，德至渥也。”《汉书·贾谊列传第十八》，第2233-2234页。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必须有殷实的经济实力、强大的军事力量，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其安全性。然而“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劇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史记·平准书第八》，第1417页。可见，草莽出身、合诸侯才得以取天下的刘邦当时并没有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以节制天下，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以保障国家的安全。关中地区其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成为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使国家在积贫积弱的状态下安全性得到一定程度上的保障，同时素有“天府”之称的三秦大地是汉源源不断的补给区。自身的相对安全为后来汉代历代统治者剪灭诸侯王、经营边疆等巩固政权、壮大国家解除了后顾之忧。
2“都关中”、“徙强族”的经济效益。
都关中和徙强族为西汉经济实力的急剧增强和汉帝国的出现、强盛提供了有利的物质条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关中地区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饶，四方交往便利。“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腴沃野千里。”“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卮、薑、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牦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谷其口，从所多易所鲜。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之饶。”②③④《史记·货殖列传第六十九》，第3261-3262页。
其次，关中有良好的经济开发基础和社会风气。“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及秦文、德、繆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孝）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②
再次，关中地区地广人稀，有着极大的经济开发潜力。“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③
相较之，洛阳的经济开发潜力则远逊色于关中地区。“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狭小，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纎俭习事。”④
所以说，“都关中”、“徙强族”的主张对西汉王朝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影响着西汉乃至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因此，我认为刘敬是新生西汉王朝的引路人，是缔造举世闻名的汉帝国的功臣之一。
3“和约匈奴”
关于匈奴的发展和社会组织体系，前面已经详述过，西汉与匈奴力量的悬殊、匈奴对西汉形成的巨大威胁，前亦有相关的论述，这里不再赘述。面对这样的劲敌，刘敬“和约匈奴”的主张可谓是神来之笔，救西汉于危难之中，成为了中国古代社会缓解民族矛盾的重要途径之一。
刘敬的“和约匈奴”之策包括了三个方面，三方面都具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第一，“和约”即“和亲”，就是“以长公主妻之”。
虽然高祖及后来之统治者都没有按照刘敬的想法将真正的公主嫁给匈奴，而是取宫室女名为公主妻单于，但形式上都接受和采用了这条姻亲之策。
人有七情六欲，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子贡曰：“贤贤易色”《论语·学而》。，即是在劝诫人要培养贤德而改掉好色之心，做到好善有诚。之所以要劝人贤贤，劝人易色，正是因为人的本性中具有好色之心。刘敬以公主妻之的主张正是从人性出发，利用人性的弱点以达到满足对方欲望、懈怠对方战斗意志、缓和紧张局势的政治目的。
同时，这亦是在中国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观念的影响下而提出的。刘敬希望通过“和亲”将汉匈的敌我对立关系转变为以血缘纽带为基础的亲属关系，形成宗族内的尊卑等级关系。欲以森严的宗法等级来逐渐消除剑拔弩张的敌对矛盾，这种思想和期望是符合古代中国人的思想观念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和亲”至此以后被普遍接受，成为缓解边境危机的重要手段之一。
第二，“厚奉遗之”。
“奉厚遗之”，即是以利导之，满足其为利而来的欲望以缓和战争气氛。同时刘敬更注意到了匈奴与汉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匈奴逐水草而居、畜牧为生、物产单一，根本无法与以农业耕作为主、物产丰饶的中原相比。“匈奴贫，尚乐关市，耆汉财物”，所以只用“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即可暂时满足其贪欲。刘敬依靠和利用经济上的优势，为新生的汉政权赢得喘息的机会和可以休养生息的一个相对安定的外部环境，西汉可以借机恢复、增强自身实力。
这是敌强我弱的状况下的正确主张，也是必须的选择，是暂时缓和矛盾的最好途径，所以成为了后世历朝处理少数民族矛盾的重要途径之一。
第三，“使辩士风谕以礼节”。
这是中国士大夫的特征，尚礼不尚武。以礼节教谕之，以德感化之，从而达到“天下和洽，四夷乡风，慕义怀德，附离而并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战一士，八夷大国之民莫不宾服，效其贡职”41的目的。
礼仪之邦自诩的大汉民族认为匈奴的社会生活习俗是不合礼仪的，所以在处理双方关系时总是企图劝诱匈奴放弃原来的陋习，接受中原传统的观念和习俗，以求使匈奴文化向中原文明靠拢，直至统一。
故而，刘敬在提出“和亲”、“厚奉遗之”后，提出“使辩士风谕以礼节”，期望在血缘关系、经济依附的基础上，通过礼仪教化最终从根本上消除汉匈矛盾。这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亦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综上所述，刘敬的“和约匈奴”政策多少带有些理想主义色彩，所以“和亲”后亦不断的发生匈奴略边，汉代匈奴问题的解决还是依靠武力，而非“和亲”、德化。直至武帝期间，与匈奴进行了数次重大战役以后，匈奴力量才大为衰竭，除了对西域诸国还有一定的控制作用外，不能向东发展。
但是三项和约内容都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高祖之后，历朝统治者都有过“适女厚奉”的和亲之举，这缓和了民族矛盾的同时，增强了双方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往，有利于周边民族和汉族的发展和共同进步。其中“使辩士风谕礼仪”的影响更为深远，成为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的出现民族消亡和民族融合的重要原因之一。
“和约”政策从整个中国历史发展来看，它为中原民族与周边各民族之间贸迁有无、交流融合提供了一个较为便利的平台，加快了周边少数民族的进步和发展，同时亦不断为中原民族注入新的血液，保证了中华民族长盛不衰的活力，推动了中华民族的不断向前发展。从这个角度讲，刘敬是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重要功臣。
三、刘敬所处的时代。
时势造英雄，英雄推动着历史前进的车轮。刘敬是应时而生，是历史的选择。
刘敬生活的年代正是高祖刘邦从得天下向治天下过渡的关键时期。当时的高祖需要一位高瞻远瞩的谋士为其出谋划策以解决：如何迅速摆脱土地荒芜、民生凋敝、国困民乏的困境，快速恢复经济生产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如何节制并逐渐剪灭实力较强的诸侯王，以实现国家的稳定？如何解决匈奴问题，使国家长治久安？但是，公元前202年，高祖即位，一统天下，大封功臣。整个统治集团内部正处于战争胜利后功名利禄的分配与权衡的明争暗斗之中。局内人正处于胜利的荣誉感中，一切言行更多关注的是自己的福利和安危，战争给人带来了心理上的创伤，也膨胀了人的欲望。也正因为如此，都关中还是都洛阳？这种关系着国家安危的重大问题在汉室的功臣名将中有人想到了，可没人提出来。最终的提出者却是一名来自社会底层的普通士卒，一位局外人。
这正是时代的要求、历史的选择，当时的时局为刘敬提供了机遇，刘敬也很好的把握了机遇。
此外，纵然是千里马，也必须有伯乐才能使其发挥所能。刘邦成为刘敬能有所作为的关键。
刘邦的宽厚和气度给刘敬提供了说话的机会。刘敬戍陇西途经洛阳自请见高祖，高祖使其见而且赐其食，问其欲言何事。此时的刘邦已经是九五之尊，面对的刘敬只是社会底层的士卒。没有宽厚仁爱之心是很难做到如此的。
刘邦的虚心纳谏、博采众议后才做决断的处事原则和方式使刘敬能畅所欲言。一名士卒提出迁都的建议刘邦并没有立即回绝，而是下众臣讨论，当众臣皆反对是，仍然没有立即废除此建议，因为刘敬的建议是具有合理性的，张良亦同意刘敬所言，所以刘邦最终做出迁都的决定。他的谨慎和博采众议使其做出了正确的决断。伐匈奴一事，使者十辈皆言可伐，且二十万大军已经出发，但还要派刘敬往使匈奴听取刘敬的建议。虽然此次刘邦并没有按刘敬的建议去做，但是可见他对身边谋臣建议的重视。正是刘邦的谨慎和喜欢博采众议使得刘敬又获得了一次提建议的机会，更好的展示了自我。
所以说，刘敬的成功是历史的选择，亦有刘邦的成全。“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刘敬是中国历史上众多杰出人才中的一位，却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位。刘敬，一名小人物，却做出了一番大作为，是汉王朝的引路人，是汉帝国出现和强盛的功臣之一，是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人物。正如太史公对其评价：“建万世之安”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