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直接展现了该时代精神文明的风采，曲折地反映出一个时代综合国力的状况，尤其值得重视。周秦汉唐作为我国历史上光彩四耀的时代，时人普遍所具有的积极向上、奋斗不息的精神状态，不仅谱写了当时历史的瑰丽篇章，而且也给后世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当中，许多内容都属于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脊梁”精神。
一、周秦两汉时代精神（上）
积极进取努力向上，立志有所作为，是周秦两汉时代人们普遍具有的精神。当周人居岐下之时，不过是殷商西部的一个小方国，然而从古公？父开始，却立志“翦商”。文王时，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基本上完成了“翦商”的事业。武王继立后，则进一步兴兵伐商，建立了周王朝。周人历经数代，最终得以灭商兴周，原因固然很多，但其积极进取、奋斗不息精神所起的作用，无论如何也是不可低估的。
秦汉以降，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当秦始皇游会稽、渡浙江时，旁观的楚将后裔项籍，立即声言：“彼可取而代也。”另一位担任秦王朝地方小吏的刘邦，在咸阳看见秦皇帝后，也当场大发感慨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即便是为人佣耕的陈胜，亦抱有“苟富贵毋相忘”的志向，并自诩为高飞千里的“鸿鹄”。项、刘、陈三位尽管出身不同，社会地位也各异，但所外露出来的大胆进取精神，实在堪称为秦汉人的典范。在当时的某些人看来，他们似乎是口出狂言的狂者，然而他们却都以自己的行动实现了自己的志言。
秦皇、汉武在我国历史上都是极有作为的帝王，他们的积极进取精神，同样令人赞叹不已！具有凶禽猛兽般个性，其奋勇搏击，锐意进取，自在情理之中。普列汉诺夫讲：“个人因其性格带有某种特点而能影响到社会的命运。”秦之所以在始皇时实现一统，固然同商鞅变法以来所奠立的强大基础有关，但始皇本人富于进取的个性所起的作用，亦不可抹煞。实际上，这种进取精神对统一后的事业也有着重大的影响。
汉武帝的进取精神毫不亚于秦始皇。这里，且不说他派番阳令唐蒙开通夜郎瞹？的道路，是何等富于冒险；也不说他派人勘察褒水、斜水，试图新开漕运的打算，是何等富于幻想；单就他遣使通西域这件事而论，其积极进取的热忱，也就令人目张舌咋了！司马迁把张骞的西域之行，称之为“凿空”。“凿空”就是探险的意思。这一行动，固然要以一定的物质基础为前提，但进取精神的作用，实际上具有更重要的意义。由汉武帝组织发起、经张骞力行而开拓的通往西域的道路，以后发展为著名的“丝绸之路”，对中西文化经济交流起了重大的作用，谱写了世界古代史上绚丽的一页。这样的历史后果，当然远不是前往西域凿空的组织者和实践者所能预料到的，然而，秦汉时代的历史却正是这样在进取精神下被创造出来。
秦汉时期随着帝国疆域的扩大，
涌现出相当一批立功边疆的志士仁人，他们的作为，也集中展现了秦汉人的进取精神。这当中，张骞自然是一个典型，此外，班超、班勇的事迹，同样十分突出。班超任西域都护，封定远侯。他先后在西域活动了31年，对增进西域各族与中原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还曾派遣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虽然只到了条支的西海（今波斯湾）而还，但这毕竟是中外交往史上值得纪念的一件大事。班勇是班超少子。他坚决反对众大臣“闭玉门关”、“弃西域”的主张，在重新治理西域的过程中，以其非凡的政治、军事智慧才能，平定各种反汉势力，进一步巩固了东汉在西域的统治，建立了惊人的业绩。
秦汉人的积极进取精神还集中反映在他们勇于“毛遂自荐”上，像七十多岁高龄的赵充国自请平乱，马援自请击匈奴、乌桓，皇甫规上疏自请奋效等，都是极好的例子。特别是西汉，这种自荐精神更为突出。当时所谓的“自炫鬻者”，就是一批毛遂自荐式的人物。他们凭借着一股积极极进取的热情，向皇帝上书言得失，居然其中不少人因此由布衣百姓而获得高官厚禄。“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才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炫鬻者以千数。”在众多的“自炫鬻者”当中，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不过确有真知灼见，对当时文治武功做出贡献的，亦不乏其人，如主父偃、朱买臣、东方朔、徐乐、严安、终军等，均堪称佼佼者。他们许多进取性的行为，像终军向武帝自请“愿受长缨”这件事，迄今还被我们用来作为表示自告奋勇、承挑重担的典故。
秦汉人之尚武，也是他们积极进取精神的一种反映。秦汉时期，文武之间远不像后世那样分得极其严格。每每武将可事文职，而文臣亦常常将兵征战。故时人对骑射、击剑等武功，总是从小就进行学习训练。特别是山西地区（指崤山或华山以西地区，又称“关西”或“关中”），尚武之俗更为突出，故时有“山东出相，山西出将”之说。尚武与进取，虽不是全等的同义语，但二者之间的天然联系，却显而易见。
重让敬贤古人认为，“德让，君子之遗风”；“谦让之风，德莫大焉，故典坟述美，神瞺降福。”自周秦到汉代，让德犹如一条红线，贯穿其中。《史记·周本纪》载，古公之子，太伯、虞仲曾将君位拱手相让，体现了让德的最高境界。在文王时代，周人崇让之风似有新的发展。还是那篇《周本纪》，记有如下的事实：“西伯（指周文王）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祗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一句话，它表明重让已成为周人的一种社会时尚。
当然，周人重让的同时，也有争斗的另一面，如周公摄政期间，管叔、蔡叔群弟联合武庚叛乱，以谋君位，便是适例。因此，对周人的重让，千万不可绝对化。另外，还要看到，让德也是因人而异的。例如前述那位推让君位的太伯，其后代之中，便既有承继先辈让德的典型季札，又有完全违背让德、采用阴谋手段抢夺君位的公子光。总之，历史现象极其复杂，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切忌一概而论。
秦汉时期继续沿袭了先秦的重让之风，把谦让看做一种极崇高的美德。刘邦即帝位，经“三让”始登基；文帝“西向让者三，南向让者再”，然后才做了汉天子。这尽管是做戏，但却反映了对让德的重视。陈平谢病，让周勃为右相，位第一；周勃自知能力不及平，复谢病让之，纵观秦汉历史，诸如让封国、让官爵、让财产的事例，举不胜举。司马迁写《史记》，也明显贯穿了轻王重让的思想倾向。由于推崇让德，还派生出某些让德的异化物，例如刘宽之“不校”，卓茂之“不好争”，直不疑、陈重之“不自明”，陈？之仇将恩报，等等。其中某些做法，今天看来似乎是麻木不仁的，不过就当时而论，反倒为谦让之典型哩！
“贤”的本义是多财的意思。《说文》段玉裁注指出：“贤本多财之称，引伸之，凡多皆曰贤。人称贤能，因习其引伸之义而废其本义矣。”周人敬贤的典型，首先要数周文王。文王与吕尚相遇而结识的一段富有戏剧性的经历堪称其敬贤的大手笔，从而树立了后世帝王礼贤下士的基本模式。当然关于文王遇吕尚的经过，有多种不同说法。但正如司马迁所说：“要之为文武师。”易言之，即其敬贤的精神是一致的。
周人敬贤的另一典型，则是周公旦。他是文王的四子，曾辅翼其兄武王灭纣，建立周朝，被封于鲁。武王卒，他摄政辅佐年幼的成王。此间平灭管、蔡、武庚叛乱，进行东征，营建成周各邑，为巩固西周政权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之所以取得如此的政绩，同继承发扬其父礼贤下士的好作风密切相关。他自述称：“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正因为周公具有这种敬贤的素质和修养，故而才能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这也就是古人所谓的“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秦汉以来，敬贤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刘向《说苑》中有一篇题为《尊贤》的文字指出：“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荣名者，必尊贤而下士。……夫朝无贤人，犹鸿鹄之无羽翼也，虽有千里之望，犹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这段话，反映了秦汉时代对尊贤、敬贤意义的理性认识。
令人注目的是，秦汉时敬贤观念不仅为统治阶级所特有，而且在广大农民群众中也影响颇深。尽管不同阶级对“贤”的理解标准不同，但其在行为方面敬贤则是一致的。既便是被统治者诬为“盗贼”的农民起义军，对于贤者仁厚善者、孝者、著名的经师，都是极有礼貌的，由此可见，敬贤、尊贤在普通秦汉人的心里也是扎了根的。
二、周秦两汉时代精神（下）
喜歌好舞早在氏族公社时期，歌舞便已相当流行了。当进入阶级社会之后，这种歌舞的传统仍被保留下来。
周时，作歌之风极盛。古之歌、诗本是一事，故作歌亦即作诗，或连称作“歌诗”。著名的《诗经》，就是流传下来的时人作歌的宝贵记录。周人歌诗，涉及到了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翻开《史记·周本纪》不难看到如“诗人歌乐思其德”“民皆歌乐之”一类记载，充分反映了周世歌诗的普遍性。最有趣的是，当武王灭商，天下宗周之后，反对派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隐于首阳山，“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他们马上就要饿死了，还念念不忘作歌，足见歌在他们生活中的重要位置。
《礼记·乐记》云：“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可见“歌”与“舞”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所以，喜欢作歌也就必然包含着喜欢起舞。周人喜舞，从其创作大型史诗性的乐舞《大武》，可以窥见一斑。该乐舞作于武王灭商之后，主题是歌颂武王伐纣的正义之战和建国伟业。创作这样一部发扬蹈厉、气概雄伟、内容复杂并有若干人物的史诗性大型乐舞作品，如果没有全民性的喜好歌舞为基础，将是不可能完成的。另外，周代的乐舞作品还有黄帝的《云门大卷》、唐尧的《大咸》（即《咸池》，有关传说不一）、虞舜的《大韶》、夏禹的《大夏》及商汤的《大？》。它们虽为前代之作，但周时更臻完善。这表明西周确乎是古代乐舞的集大成时期，这自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周人的歌舞之好。
秦汉人精神风貌依然具有喜歌好舞的特点。翻开秦汉史籍，有关这一特点的记录随处可见。早在春秋时秦人即很喜欢作歌，《诗经·黄鸟》就是他们对穆公人殉不满的歌诗。至统一前，秦广泛吸收东方诸国的优美歌舞，“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其歌舞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歌咏也是民众表示喜怒的重要手段。统一后，面对沉重的赋役，人们愤怒地唱出“阿房，阿房，亡始皇”的歌谣。史载秦朝宫廷中，“车行酒，骑行炙，千人唱，万人和”，由此不难想见当年秦帝国歌舞之盛。刘邦称帝后回到故乡，“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武帝时与乌孙和亲，“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乌孙昆莫以为右夫人”。“昆莫年老，语言不通，公主悲愁，自为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东汉末董卓专权，欲杀弘农王。“卓乃置弘农王于阁上，使郎中令李儒进鸩”，“强欲之，不得已，乃与妻唐姬及宫人饮宴别。酒行，王悲歌曰：‘天道易兮我何艰，弃万乘兮退守蕃。逆臣见迫兮命不延，逝将去汝兮适幽玄！’因令唐姬起舞，姬抚袖而歌曰：‘皇天崩兮后土颓，身为帝兮命夭摧。死生路异兮从此乖，奈我？独兮心中哀！’”
从以上的事例可以看出，歌与舞在汉代人的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而且歌是脱口而出，舞是随意而起。当时广大民众也同样如此。例如汉初萧何、曹参相继为相，实行“无为而治”，“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这里的“百姓歌之”，便反映了劳动人民作歌的活动。再如：武帝时卫子夫得宠，骄贵无比，“天下歌之曰：‘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尹赏在长安收捕“奸滑”，杀人无数，“道路皆？欷”，“长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东少年场。生时谅不谨，枯骨后何葬？’”樊晔任天水太守，“政严猛”，“善恶立断”，“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狱”。“凉州为之歌曰：‘游子常苦贫，力子天所富。宁见乳虎穴，不入冀（天水县）府寺。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见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以上的“天下歌之”“民有作歌”“长安中歌之”“百姓歌之”“凉州为之歌”等，显然亦为广大民众的声音。现存的汉乐府诗里，保留着大量的“街陌讴谣”，同样也是民众作歌的明证。
总之，秦汉时代人们对歌舞的喜好，尽管不同阶级、阶层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时人喜欢以歌舞的形式表达个人的喜、怒、哀、乐，表达各种感情，而较少压抑、隐藏这些情感。应该说这是一种较为明朗、健康的精神风貌，是与秦汉时期勃勃向上的时代特点相一致的。
任侠自尊所谓任侠精神，按司马迁的概括，包括这样三点：
1.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
2.不爱其躯，赴士之？困；3.不矜其能，羞伐其德。
一般认为，侠源自墨者。任侠从某种意义上讲，即墨家主张的变态的发扬光大。然而，世上任何事物，都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其必然有一个发展过程。事实上，在墨家产生之前，任侠精神的一些因子就已经存在了。譬如“言必信，行必果”的讲信义精神，早就是人们遵循的信念。“周公反（返）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的典故正体现了此种精神。《史记·吴太伯世家》记有这样一件趣事：“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从者曰：‘徐君已死，尚谁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季札的吾心许之则决不倍吾心，应该说是讲信义精神的更高境界了。
秦汉时，任侠精神十分普遍，史籍中经常可以看到某某任侠的记载，特别是当时的游侠，其任侠精神更为典型，《史》《汉》均设有《游侠传》，专门记述他们的事迹。这之中，讲信义的精神，尤为时人所重。所谓信义，即指讲信用，坚持正义，重然诺，有道德。秦汉之际的季布就是这们的人，故人们传说“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诺”。
讲信义的另一表现是忠于职守，忠于友情。《汉书·霍光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霍光）初辅幼主，政自己出。……光召尚符玺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夺之，郎按剑曰：‘臣头可断，玺不可得也！’”这位符玺郎实在是位忠于职守的模范，其精神即便在今天也值得大力提倡。秦汉人忠于职守的高度事业心和责任心，还突出反映在他们匡主危失、犯颜直谏以及疾恶如仇、不畏权势等方面。如周昌当面称刘邦为“桀纣之主”，崔钧指责其父入钱拜官为“铜臭”，汲黯进谏“犯主之颜色”，乐恢不肯“素餐立人之朝”，以及许多廉正官员“直法行治，不避贵戚”，甚至不怕皇帝，等等。这里，最足以反映忠于职守、忠于友情的是鲁迅先生曾经感叹中国所缺少的“抚哭叛徒的吊客”的行为，而这种行为在秦汉时则是屡见不鲜的。像栾布之哭祠彭越，孔车之收葬主父，云敞之棺殓吴章，郑弘之为焦贶讼罪，廉范之独殓薛汉，杨匡收杜乔尸，脂习收孔融尸等等，都是很好的例子。
这种忠贞不渝的品质反映到对国家、民族、集团关系上就表现为气节、名节。秦汉人重气节的风气也十分突出，最著名的莫如苏武出使匈奴，持节不侮的事迹。其实类似苏武这样重气节、轻生死的人，还有很多，如田横及其八百壮士耻事汉王，全部壮烈自尽，张骞通西域途中被匈奴扣留十余载，终于设法逃回，等等。还有更多的人则表现为不贪财、不恋官，而注重名节。
上述讲信义、重名节的品质不仅为社会上多数人所推崇，而且为统治阶级所提倡，即使是与其为敌者，亦不计较。如田横之不降汉而自刭，汉高帝反敬其气节，“以王者礼葬田横”；栾布公然抚叛将彭越尸，“祠而哭之”，刘邦终不加罪，反而“拜为都尉”。就连少数民族统治者，也是如此。如苏武坚持不降匈奴，欲引佩刀自刺，匈奴单于“壮其节，朝夕遣人候问”。正是由于社会舆论的推崇和统治者的提倡，所以秦汉时期，尤其是两汉，讲信义、重气节成为时代风尚。
尊重自己，不向别人卑躬屈节，也不容许别人歧视、侮辱自己，这种自尊意识，在周秦两汉时期也是相当突出的。
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最后竟饿死。关于伯夷、叔齐耻食周粟的政治评价，在此姑且不论，单就二人的这种精神来看，实在堪称自尊意识的典范了。秦汉时期，这种精神依然不衰，有关义不受辱的事例极多，归纳起来，约可分作两种类型：
1.由于不愿忍受某种侮辱而自杀。例如秦二世下右相冯去疾、将军冯劫狱，案责其罪，二人认为“将相不辱”，遂自杀；李广耻对刀笔吏，引刀自刭；朱建闻吏到门，自刭身亡；宣帝下盖宽饶吏，盖引刀自刭北阙下；萧望之不愿“老入牢狱，苟求生活”，饮鸩自杀；池阳狱掾王立，蒙冤后遂“杀身以自明”；蔡伦耻受辱，饮药而死等等。
2.因不愿蒙受某种屈辱呕血而死。例如周亚夫入廷尉，“不食五日，欧血而死”；申屠嘉悔不先斩晃错而为错所卖，呕血死；韩安国遭斥疏，“意忽忽不乐，病欧血死”；等等。另如司马谈因未能随汉武帝参加泰山封禅大典，发愤而卒；贾谊自伤为傅无状，哭泣而亡，亦应属此类型。
另，秦汉人轻财、轻官的行为，从某种视角去考察，同样是他们强烈的自尊心的一种表现。总之，秦汉人由于受自尊意识的驱使，他们绝不屈就于非义的环境，也从不肯轻易玷辱自己光荣的历史，在一些紧急关头，他们把维护自尊心看得比生命更为重要，由此产生了许多令后人目张舌咋的卓特之行，为秦汉时代精神风貌的画册平添了悲壮的一页。
三、隋唐帝国风貌
博大包容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空前的民族大融合，人们的视野更加宽阔了，兼容并蓄的能力大大提高了，这直接为隋唐帝国博大包容的时代精神风貌奠立了基础。隋王朝虽然短祚，但无论是文帝的“天下大同”“区宇一家”思想，还是炀帝的“宇宙平一”“一六合而为家”的主张，均体现了其天下一家的博大包容胸怀。唐王朝时期，这种博大包容精神又发展到一个新境地。贞观七年（632）唐太宗欢宴群臣，他令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同时让南越酋长冯智戴咏诗，并感慨说：“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他在论及自己成功的原因时指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可见以唐太宗为代表的帝国最高统治层的国家观和天下观，是一种包括着“胡越”“夷狄”在内的大一统观念，这种天下一家的胸怀和思想，大大超越了秦汉以来的各种统一观念和帝王意识。
上述天下一家的思想，不仅是隋唐帝王的认识，而且也得到少数民族首领的认同，他们把隋、唐皇帝看做是“华”“夷”共同的君主。隋文帝时，突厥沙钵略可汗上表讲，“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大隋皇帝真皇帝也”，表示愿意“永为藩附”。大业三年（607），突厥启民可汗甚至向隋炀帝表示：“愿率部落变改衣服，一如华夏”。唐时，少数民族人士的这种认同感，较之隋代更为强烈。贞观四年（630），回纥等族拥戴唐太宗为“天可汗”——“可汗”原为古代西北各族君主的称号，“天可汗”意即最高首领。此后唐皇帝遂以“天可汗”与大唐天子两个头衔成为各族的共主，这清楚地表明，当时华夷一家、天下一家的观念更加强化了。
无可否认，隋唐时期各族之间曾经发生过不少的冲突，有时甚至是十分激烈的战争，但这毕竟只是时代交响乐的变调，而其主旋律始终是如上所述的各民族融合、友好交往的实际和华夷一家的思想意识。这里，不妨再看两则实例：
其一，唐与吐蕃。吐蕃是藏族的祖先。唐玄宗开元十七、十八两年（726、727），吐蕃连续上表，称其与唐“和同为一家”。唐穆宗长庆初，唐蕃会盟，强调“患难相恤”，“崇姻继好，懋建远略，规恢长利”。长庆三年（823）在拉萨建立的唐蕃会盟碑，至今仍屹立在大昭寺门前。
其二，唐与回纥。回纥即今维吾尔族祖先。安史之乱，回纥出兵助唐平叛，其可汗尚唐公主，对唐天子自称“儿”与“臣”。回纥每位可汗也都要经唐朝廷的册封。
从以上唐与今我国境内的两大主要少数民族藏和维吾尔人的祖先的关系，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当时天下一家的博大包容气势与精神，以及各少数民族自认是天下一家中一员的情景。
由于帝国的博大包容时代精神，使不少少数民族人士愿意生活在唐王朝的治下，如于阗王尉迟胜出兵助唐平定安史之乱后，即舍弃王位，留在唐朝廷为官。实际上，在唐担任官职和将领的少数民族人士极多，仅五品以上的突厥人唐官便达百余人。
隋唐帝国博大包容的精神，还从其盛世无忌的宽广胸襟上反映出来。特别是开皇、贞观、开元等治世，统治者政策相对开明，文禁较少，一定程度上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以至诗人白居易写出了《长恨歌》一类直点皇帝的诗歌。当时帝国在文化方面采取兼容并蓄政策，广泛吸收外来文化，也是其博大包容精神的体现。如乐舞上，隋代九部乐中即有西凉、龟兹、疏勒等民族乐舞，并杂有突厥乐舞成分；唐代十部乐又增加了高昌乐舞，且杂有吐谷浑、部落稽等族的乐舞。再如风俗习惯、绘画、服饰等领域，均有与乐舞相类似的情况。“洛阳家家学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由于隋唐帝国的博大包容，当时周边各国各族人士纷纷来华学习，其中以日本人最为突出。也正是由于帝国的博大包容，当时国外流行的各大宗教，差不多都在中国建有寺庙，进行宗教活动，如佛教、伊斯兰教、摩尼教、瞝教、景教等，其中佛教是在隋唐之前便已传入中国的，有许多则是首次传入。
总之，隋唐帝国因其博大包容而创造出来的光辉灿烂文明，在人类舞台上大放异彩，使之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国度之一。
开放进取隋唐时代又是一个开放进取的时代。最能体现这种开放精神的，还要数当时女性的种种社会作为和生活作为。
隋唐，特别是唐代女子，奔放开朗，活泼勇敢，所受封建礼教束缚较少，生活比较开放自由。表现在政治上，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是，妇女参政之事屡屡出现；尤其唐前期，甚至蔚然成风。当时不仅后妃参政，公主、女官们也纷纷干预政事。在此风气下，终于造就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
武则天名？，一生从政四十年，临
朝称制和做皇帝整整二十年，在历史上留下了巨大的印迹。她的行为，可谓中国女性政治的极至，在一向男尊女卑的中国古代社会，堪称空前开放之举。
如果说，唐代开放之风，以女子称帝为标志，达到其高度的巅峰的话，那么，当时妇女的社会生活，则向我们展示了其开放时尚的更广阔的层面。
唐时妇女尚未完全沦为足不出户、不闻外事的附属品。她们自幼大多要接受关于诗书礼法多方面的教育训练，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喜好骑马、射箭、逐猎、打球、拔河等体育活动。当时妇女有着单独、公开的社交活动，各级官吏夫人经常设宴招待女宾，这类活动有助于协助丈夫处理好公务和人际关系。在交往中，女子与异性接触、交游不拘礼法，较为自由随便。此风首先起自宫廷。原来唐宫后妃、女官都不回避外官，每每与之亲近交往。民间女子在这方面似更为开放。她们一般都不回避男宾，可随意与异性交往。诗人白居易的名作《琵琶行》即写一位商人妻在丈夫外出时，半夜为一群陌生男客弹奏琵琶。
由此来看唐代两性间关系，其开放的程度亦令人叹止。“女笄上车，夫人不保其贞清？”。“瓜田李下之短，唐人不讥也。”特别是上层贵族，此风更甚。武则天在做太宗才人时，便与太子私结恋情；她做女皇之后更是广置面首。中宗韦后与上官昭容共同私通武三思，韦后还另有男宠马秦客等多人。至于唐公主们的私生活，则更是放纵无忌。太宗的女儿合浦公主嫁给房玄龄之子房遗爱后，又与和尚辩讥、智勖、惠弘，道士李晃私通。另如高阳、襄阳、太平、安乐、郜国、永嘉等公主皆有情人，而且多是男宠成群。宋朱熹分析唐人两性关系何以如此开放的原因时指出：“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其说虽有片面的地方，但也不是全无道理。
隋唐时代的进取精神，首先体现在时人强烈的创新意识方面。
隋代历祚虽短，但却是在不停顿地进行改革和创新中度过的。文帝全面革新北周官制，创建三省六部制度；废除九品中正，开始科举取士；改革府兵制，加强皇权。炀帝尽管是公认的暴君，但他革新的规模和深度都超过了其父。史称“炀帝即位，多所改革”，并非夸大之词，如他设进士科；进一步改革均田、租调力役制，除去奴婢、牛和妇女的受田等，均影响深远。
唐人的改革创新精神更为突出。唐太宗全面革除隋末弊政，发展完善三省六部制，修订唐律，全面确立科举制度。武则天破格用人，大力发展制科，创设武举，唐玄宗罢斜封官，改革食实封，唐宪宗改革两税，整顿漕运，戡定藩镇。唐武宗大力灭佛，镇压藩镇，革除科举弊病。不论是唐前期国力蒸蒸日上之时，还是晚唐国运衰败之时，贯穿其间的一条主线，始终是不断创新，不断改革，力图矫正时弊，有所作为。
同隋唐最高统治层的创新精神相呼应，当时大臣们的革新精神也很强烈。隋代名相高？、唐初名臣房玄龄、魏徵，皆有改革举措。玄宗朝的姚崇，被誉为“救时宰相”，对于时政多有改进。以后刘晏改革漕运、盐税，杨炎改革税制，实行两税法，“二王八司马”的“永贞革新”，李德裕的系列改革，等等，皆垂范后世，对历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些甚至是很大的影响。
隋唐人的创新意识实际上在各个领域都有体现。如隋唐文学就是在不断改革、不断创新之中得到发展的。隋初摈弃六朝颓靡之风的倾向，唐代创造的格律诗及各种新文体如变文、传奇、词等，韩愈、柳宗元发起的“古文运动”等，无不充满着创新精神。其他音乐、舞蹈、书法、绘画等亦同样如此。即使在宗教领域，也充满着改革创新精神，如唐代佛教不仅在教理上超越了印度，而且其创宗立派，名目繁多，颇能标新立异。至于农业、手工业、科技等方面，仅从曲辕犁的发明，雕版印刷术的问世、火药的发现和使用等，即不难窥见其所具有的强烈创新意识了。
隋唐时代的进取精神，还集中反映在时人积极的参与意识和顽强的追求精神方面。
隋唐时期的中国，繁荣强盛，社会安定，人们积极入世的参与意识日益强烈。不少人怀纵横之志，以将相自许，渴望建功立业；一些人则以济世安民为己任，“日为苍生忧”（李白语），“忘己爱苍生”（王维语）。当国家危难之际，许多人投笔从戎，舍身报国，把积极入世的参与意识同爱国主义献身精神紧密相结合。这种爱国主义情怀，奋发向上的思想，构成当时人们精神世界的主体内容。
关于隋唐人顽强的追求精神，最典型者莫过于唐高僧玄奘西天取经的事迹了。玄奘不畏艰险、顽强追求佛理的精神，给世人以极大的鼓舞。唐一行和尚在测量子午线工作中表现出来的顽强追求精神，同样令人生敬。他在天文历法上的成就，正是其奋力拼搏、顽强追求的结果。唐鉴真大师，历经多次失败，终于渡海到达东瀛，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传授佛经，弘扬大唐文化，至今仍深受日本人民的敬仰。他的这种拼搏、追求精神，自然是时代精神风貌的写照。另如诗人杜甫，追求诗的精美，“语不惊人死不休”；贾岛“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这种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对完美的无止境追求，同样是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的反映。
崇文好诗隋及唐初，承绪北朝以来习俗，尚武任侠之风仍盛。但随着科举制的确立与发展，世风为之大变，崇文重科举遂成时尚。那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现实，刺激、驱使人们不能不拼命读书，力图通过科举考试，一举成名天下知，这自然大大激发并促成了整个社会的崇文重科举风气。
事实上，重视科举与崇文世风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二者互相推波助澜，蔚然成风，为隋唐时代精神风貌的长卷，平添了多彩的一页。当然，科举制在隋唐时期尚处在初期阶段，当时由科举而造成的崇文之风，与科举成熟期明清时代那种病态的崇文风气相比，尚有很大距离。
隋唐，特别是唐代，对诗的喜好，也构成该时代精神风貌的重要内容之一。大凡提到唐，就不能不讲这个时代的诗，就不能不讲这个时代人们对诗近乎狂热的喜好。
唐人好诗，且有这样几个特点：1.诗酒双全唐人固然好诗，但同时也喜欢饮酒。“诗言志”；酒亦能抒发心中的喜悦和排遣胸中的郁闷。二者实际上有着绝妙的相通之处。唐世著名诗人，差不多都是诗酒双全式的人物。如李白既是诗仙，也是酒仙；诗圣杜甫，几乎不能一日无酒；贺知章、白居易，均是诗酒俱佳；韦应物，房孺复，人称诗酒仙，等等。
当时的诗人，还喜聚饮。在欢聚之中，他们互相比诗、拼酒，其乐无穷。一次，李白、贺知章、李？、李适之、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八位著名诗家，在长安一酒楼聚饮赋诗。杜甫有《饮中八仙歌》记其事，内中描述八人的醉态云：“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李？）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李适之）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
以上所述诸事，虽属文士雅致，但却真实地反映出唐人对诗、酒的特别喜好。
2.诗相唱和
唐人好诗，而且喜欢写唱和诗。当一个人写了诗，别的人相应作答（大多是按照原韵），叫“唱和”；这样的诗作，叫“唱和诗”。唐诗中，唱和诗占有较大的分量。如《全唐诗》所收白居易送给元稹的诗就多达130首，与刘禹锡之间互相唱和的诗几近200首。由此可见唐时唱和诗的盛行。
王之涣同王昌龄、高适为挚友，相互常以诗唱和。一次王之涣写了首《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昌龄即以《出塞》相和：“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高适则以《和王七（即王之涣）度玉门关听吹笛》相酬：“胡人吹笛戍楼间，楼上萧条海月闲。借问落梅凡几曲，从风一夜满关山。”从这三首唱和诗，不难领略唐人诗相唱和的一些基本特色。
唐时文人还每每写些戏题诗相赠答。如李白风趣地描述杜甫作诗的辛苦道：“饭颗山前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白居易调侃名僧光上人曰：“紫粉笔含大火焰，红胭脂染小莲花；芳情相思知多少，恼得山僧悔出家。”这类“戏赠”诗，可算得上唐人诗相唱和的一个小插曲了。
3.临胜题诗
一般地讲，只要经济许可，人们喜游名山大川，登临胜迹，领略大自然之美，当兴之所至，还不免要抒发情感。对好诗的唐人来说，挥毫题诗，自是其理所当然的选择。
唐人临胜题诗，留下了许多惊世名句。如李白写黄河：“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写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写船过三峡：“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岑参写大雁塔：“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杜牧乌江亭悼项羽：“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赤壁怀古：“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王维写辋川春夜溪山月出鸟啼的境界：“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常建写兴福寺（破山寺）：“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就连临胜后的回忆，也写得异常绝美，如白居易的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通过上举的例子，唐人临胜题诗意境之开阔，思维之敏捷，想象之丰富，感情之深沉，艺术之成熟，已经跃然纸上了。如果由此出发，再将唐人对琴棋书画、饮茶观戏、打球郊游等方面的爱好联系起来考察，那么，你便不能不赞叹他们普遍具有的良好文化素质，便不能不赞叹他们那种充满豪气与生气的精神风貌。正是这样的人民，才创造出大唐帝国高度发达的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