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对严峻挑战的战略选择
（一）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三大严峻挑战
一个13亿至15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和平崛起与发展，绝非易事。特别是在21世纪上半叶，我们既面临“黄金发展期”，又面对“矛盾凸显期”。说矛盾凸显，就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而言，带根本性的就是三大挑战：第一个是资源特别是能源的挑战。资源特别是能源的短缺，成为困扰中国和平崛起的一大难题。第二个是生态环境的挑战。中国在快速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状况恶化、资源耗费巨大、回收率低而导致环境破坏等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瓶颈。第三个是在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过程中一系列两难问题的挑战。比如，既要使GDP持续快速增长，又要加快社会建设步伐；既要推进城市化，又要从各方面反哺农村；既要注重公平、缩小差距，又要保持活力、提高效率；既要推进市场竞争，又要关心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等等。解决这一系列两难问题，都不能只顾一头，不顾另一头，而是要求统筹兼顾，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
（二）面对三大挑战应采取的三大战略
面对21世纪上半叶的三大挑战，中国政府的应对之策可以归结为三个超越，也就是三大战略：
第一个大的战略，是超越旧式工业化道路，继续推进新型工业化。近代产业革命以来，全世界用了250年时间，才使15亿人口进入工业化社会。而我们却要从新中国成立到21世纪中叶的100年间，使15亿人进入工业化。显然，不让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跟上人类文明前进步伐发展起来是不可能的，而发展依然沿袭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旧式工业化道路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国要下决心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第二个大的战略，是超越世界近代以来新兴大国传统的崛起之路和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冷战思维，继续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中国不走一战时的德国、二战时的德国和日本那种以暴力手段去掠夺资源和谋求世界霸权的道路；也不走二战后那种冷战对峙、称霸争霸的老路，这就既超越了旧式工业化道路所必然带来的争夺资源大拼杀的旧路，又超越了由于意识形态差异而拒绝和平、发展、合作的冷战思维。我们勇敢地实行改革开放，即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通过学习、借鉴乃至引进人类文明的各种有益成果，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走向崛起与发展。
第三个大的战略，是超越不合时宜的社会治理模式，继续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对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活力与失范并存、效率与失衡同在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国领导层着眼于构建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同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社会网络，来提高执政水平，改进社会治理。目前，中国政府的职能在逐步转变，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安全的社会保障机制、有效的矛盾疏导机制在积极建立，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在不断提高，和谐社会在进一步发展。
中国在21世纪上半叶的这三大战略，归结起来，就是要坚持和平与和谐，对外和平，对内和谐，两者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其着眼点就是要引导13亿至15亿中国人，在应对风险和挑战过程中，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在同世界的互利共赢中使自己的日子过得好一些，对人类的贡献大一些。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
（三）立足当前与放眼长远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要成功地应对“三大挑战”，有效地实施“三大战略”，真正实现和平崛起，绝不是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就可以完成的，而是要一直奋斗到21世纪中叶才可以大体干出个眉目来。中国政府已科学地规划了在21世纪上半叶分三个阶段的奋斗目标，这就是，到2010年，使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到2020年，再翻一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在此基础上，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达到这个目标，就算摆脱不发达状态而进入中等发达国家之列了，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了，也就是实现中国和平崛起了。
二、建立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新思维
“和平发展”的战略新思维，是基于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对于国际形势和发展趋势的总体判断服务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着眼于抓住今后20年左右的战略机遇期，形成一条经济全球化相结合、独立自主、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强国之路。现阶段，中国和平发展的主要特点就是在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互动中把握机遇，创造发展的环境和条件：胡锦涛同志对此作了深刻的概括，指出我们要“从国际国内形势的相互联系中把握时代发展的趋势，从国际国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用好发展机遇，从国际国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从国际国内因素的综合作用中掌握发展全局”。我们要在这一战略思维的框架之下形成一系列与中国和平发展新道路相适应的战略新观念，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新发展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的“新开放观”；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坚持深化这些战略新观念，就是坚持和平的新道路。
（一）新发展观与中国的和平发展
树立新发展观对于中国和平发展具有关键意义。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基础。它既是中国综合国力的体现，又是中国坚持“和平与发展”的体现。中国能否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型，不仅关系到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而且关系到世界发展的可持续性。
新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均衡发展，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当中国从解决温饱需求进入全面小康的发展阶段时，人的紧迫需求就从一般的物质消费越来越多地转向文化消费和精神需求；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也越来越多元化、多样化、多层次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国家制度建设、科技文化提升和价值观建构等软实力领域取得历史性的突破，要求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形成更具吸引力的新形象。这种软实力和新形象正是中国和平发展的构成要素。当中国的发展模式集聚于“人的全面发展”，就有可能从国内各地区、各阶层的均衡发展延伸到提倡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发展，从而摆脱以往传统大国依靠硬力量和军事扩张实现崛起的老路。
总之，树立新发展观，对于中国和平发展具有关键意义。按照新发展观，中国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结构将逐渐发育完整，中国和平发展的新道路也会随之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界面前。中国的和平发展必然同新发展观相联系，只有从人类安全与世界和平的全局来思考中国的发展条件，才能充分认识“和平与发展”的深刻涵义。
（二）新开放观与中国的和平发展
中国的和平发展离不开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背景。25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一个不断加深与经济全球化相联系的历史进程。中国经济从封闭到开放，是一个历史性飞跃。中国的经济体制从传统计划经济到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市场经济，这是又一个历史性飞跃。中国从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结合到成为世界经济的增长极并影响到世界市场资源和要素的重新配置，这是正在出现的新的历史性飞跃。
伴随着这个新的飞跃，中国需要一个新的开放观，使我们能够从外向型经济走向开放型经济，再进一步上升为开放型社会。新的开放观需要重新认识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的关系，中国经济体制和世界市场体系的关系，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关系。
目前，中国的和平发展主要体现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极，并可能引起世界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动。然而，这个阶段和平发展的主要障碍也在于：中国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展与中国经济竞争力的提升不同步，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在结构和体制上存在差异。因此，我们不能局限在以引进外资、增加出口为主的传统开放观的框架里，而是要把全面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尽可能消除体制性障碍、发挥国内市场的巨大潜能，作为新开放观的主要支撑点。
（三）新安全观与中国和平发展
新安全观的宗旨是超越差异和分歧，通过对话增进互信，通过谈判解决争端，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安全，强调多边安全、综合安全，谋求共同发展。综合安全是当前安全问题的基本特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综合安全更加重要。
新安全观的深刻基础不仅来自于中国的现实利益需要，而且来自于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这就是“和而不同”的哲学理念，它是对世界常态的一种规律性认识。和谐而不千篇一律，不同而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以这种哲学观点来观察当代世界的各种关系、各种文明、各种社会制度的前景，主要是在和平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是世界力量的多元化、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以及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因此，“和而不同”的思想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新安全观的重点是在中国周边形成“睦邻、安邻、富邻”的地缘政治经济环境。在“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指引下，以中国的繁荣和发展促进本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加强与本地区各国的协调与合作，形成中国与亚洲同步崛起的局面。这就有可能避免重蹈历史上某些大国崛起引发本地区国际关系紧张甚至酿成战争的覆辙，使中国崛起成为本地区各国可以接受、并使它们得到巨大回报的历史趋势。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对东亚和周边地区的带动作用逐渐上升，中国对亚洲地区合作机制的建设性作用不断加强，中国对地区安全的潜在危机开始主动介入，使东亚和周边成为世界上相对稳定安全的地区。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也是新安全观成功实践的集中体现。
中国主张树立新型安全观，以互信求安全，以对话促合作。这是因为中国确信：军事手段可以赢得一时的胜利，但不会带来持久的安全。只有增进互信，平等协商，广泛合作，才能实现普遍而持久的安全。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更需要这种普遍持久的和平。
三、全面提升国家的整体“硬实力”与“软实力”
（一）全面提升国家的整体“硬实力”
所谓“硬实力”，是指反映国家一定科学技术水平的经济、军事和科技力量。在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包括五个方面：经济、政治、社会事业、人、生态环境和资源。其中，在经济方面又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二是基本实现工业化，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三是城镇人口的比重较大幅度提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四是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社会就业比较充分，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在提出经济发展目标的同时，也提出了社会、政治、文化以及人本身的发展目标，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从上述目标体系可以看出，实现上述目标必须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促进经济增长，就是要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经济增长是社会财富增加和综合国力增强的重要标志，是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物质基础，是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经济增长需要与资源供给和市场需求相协调。中国要根据需要和可能，保持经济适度较快增长。党的十六大确定的21世纪头20年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这个增长速度综合考虑了各方面的因素，应当说是比较快的速度，也是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发展速度。我们要全面看待经济增长，既要看增长速度，还要看增长的结构、投入产出效益以及资源和环境的代价。
（二）全面提升国家的整体“软实力”
所谓“软实力”是指一国的文化、科技、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国际影响力与感召力。即指除军事、经济、科技等有形力量之外，或通过思想观念和教育文化方面的进步，对其他国家产生的影响力。这种“软实力”是一种难以量化和计算的无形力量，又是确实存在并起重大作用的力量。这主要体现在有关国家安全战略的理论指导、国家的安全战略与策略、国民的国家意志和安全意识、国家的安全体制和运行机制等，都属于“软实力”范畴。在强化“软实力”上，应注重安全观念的更新和国家体制的改革，并寻求和创造有利于国家安全的外部环境。
（1）致力体制创新，把体制创新作为和平崛起的基本动力和根本保障。一是要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改革，积极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有机结合的新途径、新方式，不断推进制度建设和创新，进一步克服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良好的体制保证。二要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三要继续深化科技教育体制改革，推进科技教育创新，要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积极推进各类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
（2）顺应世界潮流，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全球化，认同现存的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超越意识形态的束缚开展国际合作，努力争取自身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与世界各国在政治上相互尊重，共同协商，经济上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共同繁荣，安全上相互信任，共享和平。要继续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大力推进睦邻友好，加强区域合作。
（3）更广泛地参与国际事务，不断提升国际威望和政治影响力；要进一步树立维护和平、反对霸权和强权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国际关系中，要全方位、多方向积极主动地做好工作，尤其要推进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做第三世界人民的可靠朋友。在对待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强国诸多问题上，要继续坚持不懈地改善国家间的关系，积极推进多极化；继续努力改善与包括日本、印度在内的周边国家的关系，将大周边地区营造为有利于中国和平、稳定、繁荣、可靠的战略环境。
（4）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体现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况和文明素质。切实担负起自己的历史责任，瞄准学术发展前沿，打开认识视野，拓展思维空间，既立足当代又继承传统，既立足本国又学习外国，大力推进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中国的发展现实和未来赋予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光荣使命。
四、构建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框架
（一）构建国际战略新理念的思想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几年来，中国对自己和世界的认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不再自视为弱国，而世界越来越需要中国，这样的趋势为中国国家战略利益的拓展提供了机遇和空间。在这样的认识之下，中国和平崛起思想应运而生。这一战略思想成为中国外文思想演进的驱动力、中国国际战略思想变革的基础、中国外交由内向性转向外向性的标志。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外交进一步展现新面貌，其影响力的迅速提高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中国国际战略理念的变革，首先基于对自身国际地位的辩证认识：中国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亚太大国，中国的国际地位以区域性为基点，兼具世界性特征。其次，中国国际战略理念的变革，也基于对世界大势——包括对时代主题、多极化、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平反霸等问题的认识和把握。自20世纪90年代提出多极化发展趋势并在国际战略层面予以推进以来，中国既看到多极化进程的局部演进，也意识到与霸权共处、协调乃至合作的必然性。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上，我们逐渐认识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处于转型时期，推动建立新秩序不仅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愿望，也是美国单极霸权的战略目标所系和欧洲诸国的战略构想，不过各国对新秩序的设计不同，推动力度也有异，而最终形成的秩序更会是各方合力的结果。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加上对世界文明多样性、国际政治民主化的观点构成了中国推进相应国际认同的基点，也成为展示中国战略思想之影响力的途径。再次，中国国际战略理念的变革，还基于对国家主权利益认识的深化。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接触和磨合日益增多，中国加入了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公约，传统主权观念遭受挑战，既有主权相互让渡的问题时有出现，重新认识主权的界定及其范畴，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国对人权的积极关注与维护、参与东帝汶等地的相关维和行动，都体现了中国在主权观念上与时俱进的精神气质。
（二）积极变革中国的国际战略理念
1.新的安全战略思想与安全观
新的安全观将安全领域从传统的军事、经济、政治安全扩大到社会、环境、文化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是以内外互动为基础，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协调为核心的新安全观。通过上海合作组织付诸实践，并将之延伸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建中。
新安全观是一种“立体安全观”，它不仅强调国家安全的外部性变革，也扩大到政治昌明、社会安定等国内安全，体现了将国际战略与国内战略综合考虑的高度。新安全观折射出防御性现实主义思想，代表着中国在安全问题与国际认同的深化、合作型战略文化的内化。
2.强化有所作为的新观念
中国外交由内向性转向外向性，强调有所作为，积极融入国际社会，拓展战略利益。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这对矛盾一直是构成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主导性原则，孰重孰轻，莫衷一是，甚至一度束缚了中国国际战略目标的实现。在对参与国际事务的理论总结过程之中，我们逐渐认识到，“韬光养晦”是一种哲学原则，体现的是思想高度；而“有所作为”是一种实践原则，体现的是进取精神。
当然，“有所作为”也有其哲学含义，即根据自己的战略判断，“有所为，有所不为”。
3.强化区域合作的新观念
近年来，中国改变了过去对区域合作的消极、被动姿态，在经济、安全、军事等方面与邻近国家展开了积极合作。在经济上，中国提议建立立足临近区域，构建区域全面合作的制度框架，加强地缘政治经济的塑造能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促动建立区域经济、贸易、投资、安全的合作框架；在安全上，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创建上海合作组织，为中国参与亚洲地区主义提供了一种积极的范式；军事上，中国积极拓宽与主要大国的合作，在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联合军事演习等方面体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中国促动的东亚合作机制代表了中国外交的新思路，即在自己利益攸关的地区培育和建立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平等、合作、互利、互助的地区秩序，在建设性的互动过程中消除长期积累起来的隔阂和积怨，探索并逐步确立国际关系的新准则。中国在区域合作中的积极进取，既促进了区域内国家对中国发展经验和成果的分享，也提高了中国的议程创设（Agenda-Setting）能力。
4.强调“负责任大国”观念
中国构建国际战略框架明确提出：承担大国责任，塑造大国形象。自1997年起中国将“负责任大国”作为其国际地位的标示，积极提供全球性和区域性公共物品，逐步树立起负责任、建设性、可预期的国际形象。一是从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区域性大国走向世界大国，进一步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提供更多的全球性、地区性安全公共物品。二是将周边地区视为区域合作建设性参与，在国际事务的处理上强调分享、共荣、双赢，积极提供全球性和区域性公共产品，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穷国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增加对国际组织的物质投入。
（三）谋划新世纪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
1.经济战略
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争取成为东亚经济的主导性力量，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发动机。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推动世界经济，大力拓展经济战略利益，确保经济发展作为中国和平发展的核心。中国的经济战略目标不仅局限于为经济建设创造国际环境，拓展经济利益，还需要加强塑造能力，锤炼议程创设和实施能力，以经济战略的成就促进国际战略的整体成熟。一是我们要牢牢树立经济安全的思想。建立实力雄厚的国内经济是保障经济安全的基本条件，进一步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是保证经济安全的外在途径。二是改革外贸体制，以促进产业升级的产业政策为中心来构建中国对外贸易战略，使中国的对外贸易战略转到为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的轨道上。扩大海外市场，提高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是增强中国经济实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径。三是确保并拓展中国获得国外技术和资金的渠道。四是确保并拓宽从国际市场获得能源和战略资源的途径和能力。能否从国际市场顺利获得能源和原料，不仅关乎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发展，而且事关国家安全利益。五是加强周边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建立经济纵深地带。应进一步加强周边地区的经贸交流和资源开发合作，形成自己的经济战略带，为中国经济的顺利发展创造良好的战略环境。
2.安全战略
以新安全观为战略基础，稳步推进国家安全，积极参与国际安全的维护，以维护并拓展中国的安全利益。一是以陆地边界的和平与稳定为战略依托，在海域疆界上与主要大国合作，确保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稳定中日关系，加强与东南亚的战略性合作。从经济合作入手，积极促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改善中国的战略环境。二是军事手段仍然是保障国家安全的最后堡垒，为国家安全计，中国必须积极参与军事革命，准备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为此，我们必须逐步稳定地增加军费开支，将经济实力有效地转化为军事能力，建立可靠的核威慑力量，加速常规武装力量的现代化，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化。同时，进一步加强对外军事合作与交流，既强调中国军队的和平使命，也要适当展示中国的军威。三是反独促统、维护国土完整。促进两岸认同交流、维护和促进一个中国的共识，大力培育扶持岛内“统派”力量，堵塞“台独”的活动空间，为统一创造条件；同时整军经武，不放弃军事手段，提高警惕，把同周边国家的交流和合作推向新水平。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打击“疆独”、“藏独”，防止新疆、西藏等地区任何形式的分裂。四是推动多边安全合作，拓展中国的安全利益。国家安全利益的扩展是经济利益扩张的逻辑延伸。为建立更加稳定的亚太安全机制，中国应积极推动多边安全合作，参与并在一定情势下主导构建周边安全机制，参与营造国际安全体系。
3.文化战略
在坚持文明多样性基础上，弘扬传统文化，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促进普世性文化的认同，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并将文化作为中国发展的坚实基础。在文化战略层面，我们强调：一是以弘扬传统文化的精髓为根本，加强对其他先进文化成果的吸收，在文化战略上积极迎接全球化的潮流，发展和创造新世纪的中国文化。二是加强对外文化传播，建构国家形象。文化被接受的程度是衡量国家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文化交流，展示中国文化的魅力，是建构和树立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三是加强战略文化的重塑，促进国际认同。我们应以新安全观的确立为机遇，重塑我们的战略文化，并通过各种途径加强交流，加强国际认同，巩固并提高中国的国际战略地位。
4.生态战略
树立“绿色GDP”的观念，实施绿色发展，切实关注环境污染和生态安全，承担起维护国际环境的大国责任。所谓“绿色GDP”，指的是在名义GDP中扣除了各种自然资本消耗之后的、经过环境调整的国内生产净值。所谓绿色发展，就是强调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的统一和协调，即更加积极的、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绿色GDP是一种重要的国际竞争力，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追求的目标。21世纪世界发展的核心是人类发展，人类发展的主题是绿色发展。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要从传统的黑色发展转向绿色发展，从一味的生态开发到注重生态建设。鉴于中国环境污染的负面影响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加强生态和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更应成为中国国际战略的重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