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国民党顽固派到处制造摩擦，推行反共政策。宁夏马鸿逵“防共”“反共”活动更为嚣张，在宁夏与边区交界处，增兵加岗，严密盘查过往人员；组织军警、特务疯狂搜捕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加强保甲和户口检查，审查外地入宁人员。这给中共宁夏工委的工作造成极大困难。这年冬，曾潜入定边活动的马鸿逵部特务分子马子成亦回宁夏，在平罗黄渠桥“德润昌”商店与宁夏工委负责人杨一木相遇，给党的工作造成严重威胁。为保证安全，工委研究决定将边区派来的大部分党员撤回边区。在宁夏发展的党员杨文海、薛嵩山等也先后离开宁夏，只留下杜琳、马云泽等部分党员。这时，李仰南已不能公开活动，他隐蔽于掌政桥一位山西同乡开的小店铺里，通过关系同各地党员保持联系，并请求边区党委另派人来接替他的工作。1939年11月，陕甘宁边区党委任命崔景岳为中共宁夏工委书记，到宁夏组建新工委，开展工作。
崔景岳，原名崔廷儒，化名崔皓、剑仁、卓文等。1911年11月3日出生于陕西旬邑县东涧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读小学时，受中共地下党员教师许才升的教育和影响，1926年加入青年团，翌年转为中共党员。1928年5月，参加旬邑革命起义。1933年后，长期担任陕西临时省委秘书长，临时省委改称西安中心市委时，担任军委书记，负责兵运工作。在“西安事变”中，他协助党中央做了大量工作。
1939年11月，崔景岳与工委成员王博打扮成商人的模样，从南路绕道陕西云阳镇、甘肃平凉来到中宁，住在西街口“协记号”（中共宁夏地下党主要负责人秘密联络点）。回延安汇报工作的李仰南从北路经三边返回宁夏，崔、李二人按预定地点接头后，先后到小坝、宁夏城、平罗等地接交组织关系，并与袁金璋、雷启霖、李冲和等进步人士取得联系。此后，李仰南返回延安。12月，新组建的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成立，崔景岳任工委书记，白玉光任组织部长，王博任宣传部长，马云泽（马思骏）任秘书。工委机关设在宁朔县小坝小学。马云泽是永宁宋澄堡小学校长。崔景岳的公开身份是商人，并在宋澄堡小学兼任教员；白玉光和王博在小坝小学工作。新工委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在宁南、宁北十几个点上，建立健全了党的组织，尤其在教育界发展了一批新党员，使得党在宁夏的工作很快打开了新局面。
1940年3月，新的宁夏工委在驻地开会研究工作。根据当时日寇已侵入绥远西部临河一线、宁夏形势紧张以及马鸿逵已公开反共等情况，决定把公开的抗日宣传活动同党的秘密工作结合起来。同时，对各地基层党支部进行整顿，积极发展秘密党员，壮大党的组织。会上还研究决定，准备在日寇一旦侵占宁夏时，就组织领导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设法将已引起敌特注意的党员江生玉、王世同、姚怀廉等撤回边区，并向中央报告工作。宁工委会议后，崔景岳在中宁给边区党委写了报告，派江生玉送延安，并对江说：“半月内必须动身，否则将报告销毁，以防意外。”还指示江生玉到延安后即留在边区，不再回宁夏。但江生玉延误多时未能动身，也未将报告销毁。
宁夏特务机关将各学校作为重点怀疑监视对象。国民党宁夏省党部调统室主任马孝贤侦知新城小学教师杜琳是抗大学生，遂与教育厅长骆美奂策划，将中统特务李郁华化名为林子玉，诡称李是东北流亡学生，派往新城小学任教，专门对杜琳进行侦探。李郁华与杜琳同住一室，伪装进步，经常说些不满当局的言论，骗取了杜琳的信任。1940年4月上旬，杜琳写信给马云泽，约崔景岳来宁夏城商讨发展党员之事。4月13日，崔景岳应约来到省城和平街27号杜琳家中，为李郁华侦知。当晚，马孝贤和宁夏省军警联合督察处中校科长许宝璋带领30多名宪兵包围了杜宅，将崔景岳和杜琳逮捕。在宁夏军警的刑讯逼供下，杜琳自首，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并供出了一些关系，随之经销图书的革命青年陈选民被捕。4月14日，许宝璋带人去宋澄堡和董府逮捕了地下党员马云泽等4人。4月15日，敌人又在中宁逮捕了王世同、姚怀廉、江生玉。在敌人法庭上，江生玉自首叛变，不仅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还供出了崔景岳是宁夏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以及崔景岳给边区写的秘密报告及报告存放地点。敌人随即派人取来报告，从而掌握了宁工委的组织状况，案情随之扩大。4月17日，敌人在同心县海如小学逮捕了地下党员孟长有。5月上旬，敌特逮捕了白玉光和王博，在黄渠桥、平罗、宝丰、石嘴山等地逮捕了3名共产党员和数名进步分子。至此，此案共逮捕34人，其中中共党员16人，只有少数党员脱险。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崔景岳被捕后，敌人对他用尽了各种酷刑，致使他双腿站不起来，身体近乎瘫痪。可是有关地下党组织的情况却没有从他的嘴里掏出半个字来。有一天，敌科长张铣一在院子里和崔景岳面对面地“谈”了三四个小时，软硬兼施，妄图诱劝崔景岳自首。崔景岳却理直气壮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道理，并且无情地驳斥了敌人的奇谈怪论。一次，敌人玩了一个新花招，要崔景岳对几个自首变节分子讲话，企图在精神上战胜他。他被带进一间不太大的房间时，屋里已经坐了几个人。敌稽查科长边介绍边说：“你看，他们都自愿放弃共产主义，回到三民主义上来了。崔景岳，还是你失败了吧！”崔景岳立刻明白了敌人的意图，他用锐利的目光迅速扫了一圈，便冷笑道：“我很清楚你们的‘胜利’。”敌科长听到“胜利”二字，以为崔景岳认输了，便赶紧说：“那就请你给大家讲讲吧！”崔景岳点点头说：“我和在座的各位，有认得的，也有不认得的。我们今天算是‘济济一堂’了。”他停顿了一下又说：“你们原来都是共产党员，不管过去的情况如何，从今天起，我们就要分道扬镳了，今后是各走各的路。你们不愿做共产党员也可以，因为一个人的信仰不能勉强。但既然参加革命，却又自首变节，这毕竟是一种可耻的行为。对此，我又感到遗憾。我希望你们考虑一下自己的后路，再不能做那些危害民众利益、民族利益的坏事情……”敌科长一听，气得直跺脚，指着崔景岳骂道：“好啊！崔景岳，你这个共党分子，到现在还宣传共产主义！把他拉出去！”面对敌人的丑态，崔景岳不禁仰天大笑。敌人的各种鬼蜮伎俩都失败了，气急败坏的敌科长就用各种刑具残酷折磨崔景岳，将他拷打了整整一个下午。天快黑时，4名宪兵把他抬了回来。他静静地躺在麦草铺上，遍体鳞伤，血迹斑斑。同牢房的马云泽轻轻抚摩着他，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不要难过，”崔景岳的语气低沉而有力，嘴唇微微有些颤抖，“牺牲我……一个，保留……同志们！”最后他又对马云泽说：“看来我要牺牲。你因为没有承认什么，又没有人证物证，估计敌人最后可能放你出去。你出去后，要争取把工委被破坏的原因搞清楚，并尽量争取早日恢复工委工作。”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军法处的审讯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崔景岳的身体也被折磨垮了。可是他的凛然正气始终压倒敌人，使敌人感到害怕，甚至胆怯到谁也不敢再提审他的地步！
1940年5月22日，敌军法处把崔景岳和一些被称为“嫌疑犯”的人一起转到位于银川城内东南角的东大狱。东大狱是集中全省犯人的最大监狱。在监狱里，敌人把崔景岳和工委的另外3名负责人及孟长有关在一间牢房里。牢房里长年不见太阳，既狭小又阴暗、潮湿，充满了霉味，空气只能从牢门上一个碗口大的小洞进来。至于水，那是根本没有的。每天吃两顿带着霉味的黄米粥，每顿只给一小碗。早晚放两次风，每次仅仅几分钟。此外，每人脚上还要戴一副8公斤重的大铁镣。环境的恶劣，再加上饥饿的折磨，没多久，就有3人身染重病了。要不要活下去？怎么才能活下去？崔景岳想得很多很远。一天，他让大家凑在一起，讲了自己的想法：“在反共高潮中，敌人有可能把我们杀害，但我想他们不会把大家都杀完。总的来说，坐监狱将是长期的。目前，短时期的法庭斗争我们已经挺过去了，但是，长时期的监狱生活却有可能把我们的锐气磨掉。”他看了看大家，继续说“：我认为，监狱是阶级斗争最鲜明的地方。为了更好地进行斗争，有必要建立狱中党支部。”他的想法，大家不仅一致赞同，还提了许多建议。经过认真讨论，1940年12月，由崔景岳、白玉光、王博、马云泽、孟长有等5人组成的狱中党支部成立了，其任务是团结难友，争取自首分子，拒签反党宣言，开展狱中斗争。崔景岳指着马云泽对大家说“：让老马负责。”狱中党支部的建立，极大地鼓舞了狱中难友的斗志。
崔景岳要求大家用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来战胜各种艰难困苦。他经常给大家讲述毛泽东在延安领导军民加强统一战线、团结抗日和抗日前线军民斗争的故事，以及他自己在陕西、甘肃等地进行革命斗争的经验，以此来鼓舞大家的斗志。他请孟长有给大家教唱革命歌曲，他还动员狱中难友自制象棋、跳棋，开展狱中文娱生活。他告诫大家要注意锻炼身体，多找一些编制等零碎活干干①，让手脚灵活起来。他想方设法做监狱看守的工作，使大家经常能得到外界的重要情况。他还设法托人卖掉自己的一辆自行车，给狱中难友调剂伙食。在崔景岳的教育下，杜琳拒绝填写《悔过书》，孟长有不但拒绝签字，还义正词严地说：“我认为共产党好，没有悔过的必要。”皖南事变以后，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马鸿逵也加紧了反共步伐，他们要向被长期关押和摧残折磨的共产党人开刀了。
1941年4月17日深夜，宪兵将崔景岳、孟长有押往刑场。崔景岳把自己仅有的一件旧棉袍留给狱中战友。当他看到从盐池捕来的三边回民巡视团中共特支书记兼团长的马文良亦被押往刑场时，便迎上前去介绍了自己的姓名、身份和孟长有。在城隍庙后的一块空地上，数十名国民党士兵荷枪实弹，戒备森严。敌人在刑场上挖好了3个埋人的土坑。中统特务高中第问崔景岳还有什么话要说，崔景岳从容地讲道：“人活百岁，总有一死。我今天的死，虽不得其时、其地，但也死得其值！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这一辈子感到无上的光荣。共产党人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我今天所遗憾的是，祖国的半壁河山正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之下，中华民族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你们不为民族着想，不为抗日着想，却要积极反共，屠杀共产党人，你们对自己的行为应该扪心自问……你们杀不完共产党人，也杀不完中国老百姓，他们总有一天会给我们报仇的……”最后，他和战友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同志们坚持下去，天就要亮了！”
崔景岳、孟长有、马文良被敌人打入土坑活埋，英勇就义。崔景岳牺牲时年仅3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