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宁夏在北平读书的进步学生积极地投入到抗日救亡爱国运动，对宁夏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原大战后，冯玉祥部在西安、兰州创办的军事干部学校相继解散，这些学校的宁夏籍学生辗转来到北平求学。在北平读书的宁夏学生组成“宁夏留平学生会”。留平学生会是以进步学生为主体的组织，他们成立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探讨理论，追求真理，配合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活动。他们创办刊物，揭露马鸿逵在宁夏的黑暗统治，反映宁夏的社会问题，号召宁夏人们起来斗争。“七七”事变后，平津沦陷，在北平读书的宁夏进步学生流亡各地，组织“西北流亡团”，后陆续返回宁夏。返宁学生通过宁夏省教育厅组成三支抗日宣传队，分别深入到宁夏省永宁、中宁、金积、灵武、贺兰、平罗、惠农、石嘴山等地宣传抗日。这是宁夏首次大规模的抗日宣传活动，对推动宁夏社会的抗日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返宁学生大部分在宁夏各学校任教，他们以学校为阵地，发动学生开展抗日活动。
1937年8月，江苏省少年抗战团体———新安少年长途修学旅行团（简称“新安旅行团”）一行15人经包头来宁夏。新安旅行团是青少年文艺工作团体，1935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淮安新安学校15个贫苦儿童组成，后逐渐扩大，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历经19个省。该团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为宗旨。新安旅行团这次来宁，沿途在石嘴山、平罗、黄渠桥、宁夏省城等地，通过放电影、幻灯、演戏、唱歌、推销进步书刊等形式，宣传团结抗日，救亡图存。新安旅行团的抗日宣传活动，引起宁夏各校师生的热烈响应，宁夏的抗日团体纷纷出现，先后建立了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后方抗战服务团、农村抗战服务团、回民教长战时教育研究会、文化书社等组织。其中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影响最大。
早在1937年7月，宁夏实验小学学生在校长高立天（即高尚信）、进步教师杨文海（化名侯振斋，号亦人）、薛嵩山（号云亭）、涂春林等人的组织下，走上街头，利用集市唱抗日歌曲、演抗日戏、办墙报、作演讲等形式，宣传抗日，并秘密组织了“西北少年战地服务团”，制订了团章、团歌、团员守则，起草了《宣言》及《告西北同胞书》。少战团最初活动是秘密的，一切行动和相互之间的联系都编有一套暗语。少战团在政治上以“爱护中华，赶走强盗”为宗旨；在行动上提出“火线就是操场，战地就是课堂，唤起民众一致抗日”的战斗口号；在组织上设立团长、副团长，团员必须遵守团的纪律，做到“三要三不做”和“三不怕”。三要是：一要服从组织决定，二要保守组织秘密，三要忠心耿耿为抗战服务；三不做是：一不做亡国奴，二不做汉奸，三不做顺民；三不怕是：一不怕苦，二不怕难，三不怕死。这对十四五岁的学生来说，要求是很严格的。
1937年10月，中共宁夏工委书记李仰南（化名杨学文）经国民党宁夏省党部组织科长袁金璋跟实验小学校长高立天联系，安排到实验小学任教。李仰南到校后，很快地团结了杨文海、薛嵩山、涂春林等进步教师，分别对他们进行了考察了解，对他们的工作给予指导和帮助。杨文海等人内心早就向往共产党，这时正是“爱国有心，抗日无方”的时候。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他们互相都已了解，于是杨文海等人向李仰南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1938年初，李仰南代表党组织批准吸收杨文海、薛嵩山和高立天为中共正式党员。此后，少战团的工作便一直在李仰南的领导下开展活动。他们组织少战团团员学习一些进步书刊杂志，提高思想认识，如沈钧儒主编的《全民抗战》、邹韬奋主编的《抗战》等，就是他们经常学习的材料。
1937年12月，宁夏实验小学少战团多次到马鸿逵公馆请愿，要求成立“西北少年战地服务团”，争取合法地位。马鸿逵以“团员年龄小，不能上前线”为由，不同意。团员们以新安旅行团为例进行争辩。经过一个月的多方争取，马鸿逵被迫批准，定名为“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只准在宁夏境内活动，不准出省。少战团取得了合法地位。1938年元月，“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在实验小学正式成立，参加的学生有200余人，年龄大都在十四五岁左右。少战团的团长、副团长均由学生担任，下设组织、宣传、生活等股。少战团在中共宁夏工委的秘密领导下，他们走上街头，大唱抗日歌曲，演出《放下你的鞭子》《逃难到宁夏》《小放牛》等具有进步内容的话剧。在街头出墙报，在庙会和集市上作演讲，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3月8日，由少战团发起，邀请社会各界妇女在实验小学礼堂召开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请马鸿逵的五姨太邹德一为大会主席，邹虽未到会，但给大会写贺信表示支持。国民党宁夏省党部组织科长袁金璋到会讲了话。月底，宁夏少战团抽调一批骨干，组成巡回宣传队，由杨文海、薛嵩山带领，到吴忠、金积、灵武、中宁、中卫等地进行宣传。他们用演讲、唱歌、演戏、办漫画展览等形式，向广大群众进行时事宣传，以唤起民众，团结起来，坚持抗日战争。不久，少战团又与宁夏中学抗日宣传队相配合，由教师高立天、涂春林带领到立岗堡、姚伏堡、平罗、黄渠桥、石嘴山各地宣传。这些活动宣传了爱国主义，介绍了抗日形势，在宁夏产生了很大影响。平罗县黄渠桥北校的抗日宣传队亦改名为“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分团”，拥有团员100余人。平罗县城小学在校长刘廷栋、教员苏文（中共地下党员）、贺闻韶组织下，成立了“少年农村服务团”，参加的师生有100余人。平罗成为宁夏抗日宣传最活跃的县。其他地区如石嘴山、宝丰、姚伏、中宁、中卫各地学校也都组织了抗日团体。这些抗日团体大都有中共党员的指导和参与，在宣传抗日的同时，学生们还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和教育，了解到边区的情况。有的进步教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30多名进步青年先后被送到延安学习，成为边区党组织与宁夏人民联系的主要桥梁。中共宁夏工委曾计划，一旦日本占领宁夏，即以在延安学习的人员为骨干，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战争。
少战团的活动，引起了宁夏当局的怀疑，马鸿逵十分警惕中共地下党在宁夏的活动。尽管少战团取得了合法地位，但它的活动处处受到马鸿逵便衣特务的刁难和破坏。1938年7月下旬，国民党宁夏省党部以“划一全省救亡组织”为由，下令取消少战团。1938年冬天，宁夏军警联合督察处长程福刚带人到实验小学抓杨文海，杨文海在高立天等人的掩护下出城转移了。敌人抓杨文海未遂，便对平时与杨文海有来往的人进行审问，全城处于紧张恐怖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少战团的活动得不到党组织的指示，加之1939年日机频繁轰炸宁夏，造成学校停课，少战团无法坚持正常活动。到1939年底，少战团的组织和活动均告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