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平罗县城乡留传着这样一首民谣：“虎头①满街游，百姓发了愁，差役如牛毛，衙役似恶狗，十家九断炊，痛苦何日休！”这是平罗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真实写照。
武昌、西安等地起义成功的消息传来后，平罗县一时谣言四起，人心浮动。知县李九波鉴于时局动荡，遂召集地方官吏和绅商研究加固城防，以备应变。当时，平罗县城城墙东、北两面均被流沙所围，尤其是北城墙根积沙和城墙一样高，乡民进城，多涉沙而入。因此，城防工程的首要任务是征调民夫清除城墙根积沙。由于积沙量大，民夫怨声不绝，后竟自动解散。官府因武营空虚，无力弹压，只好徒唤奈何。民夫的自动解散，彻底暴露了官府的虚弱与无能。于是，哥老会的活动便由秘密逐渐转入半公开化，并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反清革命思想，私下打造刀枪戈矛。起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按照岳武庙会议部署，王之滨等人回到平罗后，立即与哥老会首领蒲春山（四川人）、马跃川、吴大炳、哈明（回族）、杨生武、董茂奎等人在县城吴大炳开设的药铺里秘密聚会，商量研究平罗县响应武昌、西安起义事宜。会议提出了“顺南方，迎南军，杀赃官，除恶霸”的战斗口号，决定11月20日在平罗县发动武装起义。起义民军的旗号为“顺南”，民军的标志为“头包青头巾”。又规定了联络口令：问：“什么人？”答：“自己人！”又问：“什么号？”答：“顺南！”（一说是“青包巾”）会议还决定王之滨、马跃川、吴大炳为县城起义领导人，哈明、王全贞为宝丰起义领导人，杨生武为黄渠桥起义领导人，董茂奎为头闸起义领导人。各地同时行动，以抢夺官府恶霸的当铺为开端。并决定由吴大炳负责起草起义后的安民告示。11月19日晚上，起义军分头抢夺了平罗城内的北当铺、南当铺和黄渠桥的永茂、聚恒几家当铺，尽取所当棉衣等物救济了穷人。宝丰的哈明和王全贞领导的起义军，还杀了绰号叫黄疤眼子的县丞。黄渠桥是平罗县的大集镇，驻有清军骑兵1个营，杨生武率领当地起义民军将其包围，营官侯懋林率部顽强抵抗，拒不缴械投降，经过一场激战，民军将侯懋林俘获并枪杀。董茂奎等人也提前起事，举义成功。11月20日，平罗县哥老会首领蒲春山、王之滨、马跃川、吴大炳等人率领县城和四乡起义民军，头包青巾，手执大刀、长矛等武器，结队走上街头。大街小巷的房顶上都挂起了上书“顺南”二字的方形小白旗，群众满怀新奇地观看起义队伍。当时驻守平罗的清军参将潭华亭、守备金某、千总周尚敏（又名周世斋）以及县府的官吏兵弁等纷纷逃匿民间，知县李九波见大势已去，只好头顶县府大印交给了王之滨，起义宣告成功。民军首先打开武器库，武装自己，又打开监狱，放出囚犯。犯人们冲出监狱，手持镣铐，涌上街头，高呼：“成功了！成功了！杀呀！杀呀！”起义军打开仓库，赈济平民百姓。
11月21日，起义民军在县城东关帝庙内，正式成立了“顺南”政权———平罗县民军指挥部。推举蒲春山为首领，王之滨任平罗县知县，吴大炳为师爷，马跃川为参将，孙柏岩为文案夫子，哈明、杨生武、董茂奎、周祥、侯明俊等分任守备。并在各处张贴了安民告示，主要内容是：推翻清统治，归顺南政府（即武昌起义后成立的军政府），民众各务其业，恢复正常秩序等。在举行的就职仪式上，平罗县民军指挥部接受了平罗县清朝官吏及地方士绅的“输诚”。中午，民军指挥部派人向各商号征收青布，分发给所有起义民军作头巾。11月23日，民军指挥部在县城南校场筑坛，由蒲春山主持，举行了隆重的祭坛仪式。起义民军手持各种兵器齐集坛下，首先由蒲春山祭拜天地，然后由平罗县城公正周绍武宣读牒文。宣读毕，将趁火打劫的孙三子明正典刑，斩于坛下。
经过3天整顿，平罗县起义民军建立了各级政权组织，惩办了破坏治安的坏人，城乡秩序恢复了正常。
